外交，还是意识形态？——70年之后看“一边倒”

戴晴

1949年8月，《论人民民主专政》以轰轰然的大阵势推出——

“完全倒向苏联！”

“与以美帝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全面决裂！”

表面上看，这是个外交亮相：美苏冷战大背景下，为求得老大哥的好感，新生的阵营小兄弟，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

我们今天已经知道，这一悲剧性地令世界对中国关闭了二十多年的国策，是“深明大义”与“高瞻远瞩”的毛泽东的单打独斗，是在几乎全部外部因素，包括苏共斯大林、美国国务院、司徒大使本人、毛的幕僚如周恩来、以及当时还客气地被称作“先生们”的国民政府反对派和民主党派人士„„都切望新成立的“人民中国应与美国及世界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以别人身上极为少见的执拗、偏狭，极力抗拒、”等待时机”、”引蛇出洞”„„特质，终于完成的。用他的话说，是“打扫干凈屋子再迎接客人”；是“防止孙行者钻入牛魔王的肚子捣乱”。

这里的屋子，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是他的无人再敢多嘴的一统天下；牛魔王，可以说是即将成立的中央政府。而孙悟空，用毛自己的话说，“美帝国主义是也”。

美帝如何钻得进来呢？须靠他的代理人：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这就是在今天，在我们回顾反“右”斗争五十年的时候，我要讲的题目：

从“一边倒”看毛与民主个人主义者

“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何许人也？我们今天读史已经知道，其实就是二十世纪以来，整整一批极为可贵地在艰难的战争环境成长起来、具有现代眼光与专业训练、从学理（而非仅仅实际利害）抵制专权，并且一心报国的知识型人才。他们本以为，国家者，公器也。没想到时至建国交关时刻，外交政策是否“一边倒”，在毛心中，竟成了在将来共产党的一统天下，他们究竟处于什么地位、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

我们先谈“一边倒”。

当时，有可能左右中国未来格局的政治势力，大致有四个方面：苏联、美国、即将以武力拿下全部国土的中共、第三势力。注意：这里说的第三势力，不是邓演达的第三党，也不是国共开战前的第三方面，而是当时国民政府中的反蒋势力如李宗仁、国民党里边的反蒋势力如李济深，还有民盟及其他民主党派、知名人士等等。

当时的这四大势力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1949年1月18日，斯大林特使米高扬，在毛泽东多次恳求访苏不准之后，来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当面肯定了苏联对中国和毛的全面支持。

2月初，美国国务院的《重审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获得总统批准。文件着重分析国民党失败和共产党成功的原因，明言美国必摆脱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并和中共打交道——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立即执行。

3月上旬，在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经制定了自卫的底线：尽管美国人想承认我们，我们却不忙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关系。要特别警惕帝国主义“内部破坏”的阴谋。

3月底，为与中共高层搭上线，司徒大使开始出面联络第三势力。如今已见证于史料的，有民革陈铭枢（许以美金二十亿）；民盟罗隆基（许以美金四十亿）；还有张东荪等既有见识、又具有斡旋资格的老朋友。事实上，从这时候直到4月中，“燕京旧人”包括当时的校长、总务长、还有教授们，都在努力，期望正常的外交关系得以达成。

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美国以大使不随前政府去广州，表明对新政权的态度，并造成除苏联以外，所有国家都没有去的局面。

虽然苏联大使如此行事，毛泽东收到的斯大林电报，其实是这样说的：

只要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能够正式放弃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支持，那么，中国民主政府就不要拒绝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因为这样做将有助于使美国放弃其分裂中国的计划。

共产党内部，也并不是人人都对与美国建交怀着如毛泽东那样超乎寻常的警惕。南京刚拿下，燕京大学肄业生（后来的共和国外长和副总理）黄华，即奉周恩来之命，顶着专门为他而设的头衔“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开始与“老校长”作非正式接触。对此，毛没有反对。作为谋略家，他也需要有人到第一线作试探。

当时，黄华的同班同学（同时也是司徒雷登校长事无巨细的助手和秘书）傅泾波，正在大使身边。通过极为谨慎的接触，黄华终于与司徒见面，并于5月10日发回汇报。毛泽东亲自批阅回复，并对“黄华报告”的第三条（“敦促美国拿出实际行动来”）作了重点批示，强调：“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

5月13日，带着主席切告，黄华正式前往大使官邸（第一次是学生探访老校长）。会面时傅泾波在座。有学者认为“这次谈话可看成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美双方的第一次重要的外交接触”，但如果考虑到外交其实是内政的外延，著者倾向认为，它对后来毛的绝对不许外人干涉的内政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当然这里所说的外人，已不仅仅指外国人。比如文化人梁漱溟就是国家农业政策制定的外人；经济工作，也不是彭德怀份内的事。至于这“内”与”外”会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划定，只能听凭伟大领袖自己的直觉了。

会面中，黄同学忠实转达了毛“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意向。对此，司徒大使书生气十足地解释，“只要国民党政府仍然存在并得到美国承认，美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多半不会因为中共的军事胜利而迅速改变。”

接着，双方谈到至关重要的“干涉中国内政”问题。作为崇尚自由主义的司徒雷登，以大使身份表达的——我们后世读史人现在已经清楚看出——是一句多么要命的话：美国的承认，要视新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广泛吸收“民主分子”参加。（！！）

从5月中旬到5月底，对如何处置中美未来的关系，似乎有两根线在同时运作。

温和的一根：傅泾波再次面见黄华，明确告诉他，美国国务院与国会，在对中共的政策问题上，是存在着极大分歧的。形势紧迫，对于司徒雷登力主与新中国建立友好关系，望得到中共方面的信任和谅解。黄华也在得到批准后，主动约司徒（还有傅泾波）在外事处再度面谈（6月6日），虽然对原先谈过的（也就是毛规定的）三原则，不敢有一丝松口。

司徒除了就国际法向他的学生解释，在“中国没有一个新政府”的局面下，无所谓承认，也不能与尚有存在条件的旧政权断绝外交关系。“美国准则”和“人类普世价值”，在这次关键性的会见中再次被强调。

第一次当大使的传教士兼教育家司徒雷登，一点不具外交官常持的“与人方便自己方便”（Practical Convenience),再次温和却十分明确地告诉黄华，承认与否，将视未来中国的政府里是否能够尽量吸收一些民主开明的人士参加而转移（！！！）。

另一根强硬的线，基于毛泽东那一刻也没有放松的警惕。

对美国人最关切的“中国会不会成为铁托或者半个铁托”，伟大领袖没有兴趣——那是20多年以后“整苏修那个王八蛋”的时候才提上日程的。他此时正“耐下性子”，一边“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一边等待转机。”

6月上旬和中旬，似乎是，温和派占了上风。司徒在上海的学生都在说，老校长已经得到去北平的邀请（意味着与周、甚至毛的会见）。军管当局甚至同意他乘坐他自己的那架飞机。

这时候，一个相对“负面”的消息出现了——在我们后世读史人看来，也算是这一大趋势的铺垫：6月19日，中共突然采取了自春天以来第一个针对美国政府的强硬行动，公布“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五天后（6月24日），毛泽东决定将此事件再度升级，亲自批示公开广播一篇特稿《英美外交特务外交》——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为即将到来无可避免的建交打击对方、拔高自己。他似乎决定暂时“悠着点”。因为，就在那天下午6时，毛泽东照例给胡乔木写信，命他写一篇纪念“七一”的社论。胡的那篇，并不是我们后来看到的那篇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毛在那时候，还没有觉得自己必须全部重写。

到了6月30日，毛正式批准“禁止美国新闻处在中国的活动”，并决定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等一干人进行公开审判。这已经不仅动嘴，而是动手了：为“党的生日”造势。

但他还没有拿到最后“撕破脸”的机会。

6月30日，应该动身北上的司徒，没有听从傅泾波的力促：“先行动后请示”，而是依例向国务院报告自己接到的（北上燕京过生日）邀请，请示能否成行。

此请示用的是明码电报？美国没有自己的外交系统秘码？事实是，此“请示”为毛所得知，随即明白给出“从即日起，对于司徒雷登来北平问题，不再有任何兴趣”之谕示！

毛泽东等到了他掐断温和路线的机会：细微处砸下大原则——难道是我们在主动邀请你么？这是绝对不能原谅的。

伟大领袖以自己的面貌出场，“夺回对中国政治的主导权”。《论人民民主专政》当日发表，“一边倒”正式出台。

别再梦想什么铁托的第三条道路！新中国将义无反顾地倒向苏联！

至于什么“真正容纳民主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对不起了，用不着你们多嘴。我们要的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8月2日，司徒雷登“夹起皮包走路”了。5日，就在他抵达珍珠港的当天，《美中关系白皮书》发表。一周后，8月12日，新华社（我们已经知道，其实就是毛泽东）在接下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连撰五篇评论，“对白皮书进行透彻的分析与批判”。其态度之峻刻、用语之刻薄、行文之一泻千里，以及为受尽了委屈与蔑视的中国共产党人吐气伸冤之酣畅淋漓，不仅在政治，甚至从文化与文学层面，奠定了几代中国人对现代文明的仇视、疏离与无知。

纵观中国外交史，似乎未见有人撰文论述，一个成熟的主权大国，应否由笔力雄健的元首，如此恣意地抒发郁闷于胸的怨与恨——完全不顾如此激扬文字，是否会给他国政府造成“蓄意激怒”的印象，而为以后的外交操作造成障碍，乃至悲剧性地改变历史走向。

不错，一个巴掌拍不响——你美国是怎么对待我们中国人民的？但综观《美中关系白皮书》，其中虽然有对中共的不恭之处，但主要内容还是检讨他们自己错误的对华政策，并拿蒋介石问罪。作为主要靶的，老蒋的反应相当平静，只例行公事地发表了一个语气平和的抗议声明；奇怪的是，本应对这样的检讨表示欢迎的共方，却是出人意料地激烈——太反常了。

美帝是老毛的天敌么？1944年，“迪克西使团”到延安的时候，对美国，高傲的他，曾经抱有多么大的期望：主义可以放在一边；“共产党”三个字也可以不要（英语广播中，已经改为令听众一头雾水的kong chan tang）„„体现善意的援助依旧未到，美国政府给钱给枪的，依旧是毛头号敌人蒋介石。

到了1947年，帝国主义凶相毕露，军事上前所未有地„„结果如何？如今我自己抢回了江山！坐在金銮殿上的，已是我共产党政府！这回，想要用我对付苏联了，是么？

这累积了八年，累积于两场大战中的气，自不待言。但毛什么人？记在肚子里几十年的仇，爆发前一分钟你都察觉不出来。

有这样的想法垫底，他同意黄华前往接触，“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从黄华发回的报告里，他知道自己的戒心不是无的放矢：美国的承认要视新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广泛吸收”开明的民主分子”参加——这难道不是要干涉中国的内政？南京市委当时就对司徒雷登这段话做了生动解说：“联合政府内应吸收美帝走狗”。

但“广泛吸收开明的民主分子参加政府”，本是1946年马歇尔特别使华、希望迫使蒋介石政府接受的条件。所针对的，是中国这个大国里边的专制独裁，无所谓国民党或者共产党。中共当时对此不但竭诚拥护，还做出若干相当大度举措，很有在野大党的气概，比如为青年党参会而让出自己名额„„。而台上的蒋介石，则以绝对的不合作，迫使美国政府换马。

应该说，毛泽东对美帝的警惕、对知识人（坚持独立思考，从而对独裁者可能有构成制约与挑战）的厌憎，并非始自黄华报告。有据可查的是，1947年10月27日，在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时，在周恩来起草的一份《论及统战策略》的中央文件上，毛泽东就曾加写：

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

1947年11月6日，民盟在国民党的压迫下正式宣告解散。就在周恩来、潘汉年竭尽全力，将重要的“盟友”救到香港之当口，毛泽东则确定“让所有的政党都离开政治舞台，决心搞一党制”。他在这年11月30日给斯大林发去的一封电报，是对“建国”后体制的通盘考虑。在汇报了战事进展后，毛这样提到如何对待抗战胜利后曾一同争民主、争自由的盟友：

随着民主同盟的解散，中国中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方向不再存在。民盟成员中有同情我党的人士，然而他们的领导者大多数是动摇分子。正是他们在国民党的压力下解散了民主同盟，从而表明了中等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中国革命取得最终取胜时，根据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榜样，除中国共产党以外，全部政党都应退出政治舞台，这样能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这年12月中央开会。毛泽东说：

中间派没有了，民盟解散了，至于解放区，素无中间党派。以为民族统一战线一定要有许多党派并存，是不对的。

虽然未来的政府中实际只有共产党一家，但还可以叫做联合政府，故联合政府的提法并不取消。

到了1948年底（12月4日），就在三大战役血肉横飞之际，一则不知从哪个渠道发回来的“谈话材料”（说是从一个美国记者那里获悉），引起他严重注意：

美国国务院现政策之中心，在于如何在新的联合政府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以抵抗中共力量，美国则在某种方式下承认新的联合政府，恢复与中国贸易，对新中国投资，以此方式分化中共统一战线，竭力支持联合政府中之非共产份子。

毛将谈话材料批送给全体中共要员（刘、朱、周、任、彭真、胡乔木）：

此种阴谋必须立即开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阴谋在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中得逞。

在被周派到南京“侦察对方意向”的黄华报告发回，美帝“赤裸裸地打算在新中国政府里支持民主人士，以抵抗共产党之政治攻势”这样一个阴谋坐实之后，毛泽东的基本国策一锤定音：

对外，“把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当成自己头号敌人，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并且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

对内，则把试图钻进牛魔王肚皮的美帝代表（“民主个人主义者”），一个个收拾掉。

作为一个大国至高无上的统帅，他正面临一场新的战争。

在这场如何“造福”他的子民的战争里，他的敌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新的、驾凌一切之上霸主地位的主要威胁，已经不再是王明、不再是张国焘、不再是蒋介石和他美式装备的百万大军，而是有帝国主义在后边撑腰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对此，艾奇逊在《白皮书》中已经明白招认：

“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成为改造社会的有效力量”；

“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

对这些大小毛猴，伟大领袖自有他的一套。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么？管你西装革履；管你长袍马褂——他的战场，不见硝烟、不见升旗降旗、不见合同条款。他将直戳心灵。好名的，好利的，好面子的，好风雅的„„你总有一好吧？我就斗你那一闪念，让你从此规规矩矩——什么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坚决彻底干凈全部”清除，从此绝了你美帝的望！

“一边倒”（即与美帝决绝）后，中共一手包办了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数量可观的开明的民主人士，给安放到直令泥脚杆老军头跳脚怒骂的高位。1949年10月1日，新政权决定向世界公布刚刚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名单。感到由衷高兴的张澜，建议同时公布56名委员——“让全世界看看我们的阵容” ！

当时没有人想到，或者想到了也没有胆子指出，这阵容会持续多久。

“一边倒”在红旗与热泪中收场。开国大典只有四名外国记者到会：苏联一位，意大利一位，朝鲜两位。

在紧闭的大门里，毛泽东完成了他的镇反、肃反、合作化、工商“改造”、反“右”、大跃进和文革。

没有任何外国政府就此干涉，也没有任何一个国际组织就“反文明”或“反人类”罪，对他予以正告。

大门里边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呢？

此时，距离将章伯钧罗隆基们拉到斗争台上、距离把一众真诚、热烈、勇敢、诚实，并且一心为民族、为国家的发言者，诱进绞肉机，残忍地碾碎、榨干，还有七年。

早在以“民主个人主义者”为敌的外事决策战场，毛泽东已经牛刀初试。以力排众议的“一边倒”，“扭转了历史发展的趋向”（朱正对反“右”之结语）。

【本文为作者2007年6月30日，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2021/02感到历史或许重演？些许补正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