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歧视色目人

马明达

在回族群众的口碑中，朱元璋是一个受到称颂的皇帝，似乎由于朱元璋的个人作用，回族在明代初年很受重视，产生了许多显贵人物，给本民族争了光。与此相联系，回回民间传说中，常遇春、冯胜、胡大海、蓝玉等明朝开国名臣都被说成是回族，甚而至于连朱元璋、马皇后也被说成是回回，时常有人不惜笔墨，在基本上没有任何可靠史料的情况下，做振振有词之谈。

其实，这些传说与历史的真实相去甚远。可以断言，朱元璋不仅没有过任何特意扶持回回人的政策，相反，以其政治政策和个人心态而言，他是防范和歧视色目人的，回回自然包括在色目人中。相关资料很少，我们努力从散落细琐的资料中求索正确的认识，希望对这一问题上的各种传说有所澄清，也希望相关研究能不断深化。

　　　　　　　　　　　　　　一

众所周知，朱元璋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号召，削平群雄，灭亡蒙元，以一个出身极其寒微的僧徒，经过了十多年艰难复杂的政治与军事斗争，终于登上皇位，建立了大明王朝。政权建立之初，为利用汉人，特别是江南汉人的民族情绪，他曾经发布了一些明显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政令，郑晓《吾学编》卷1载：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禁胡服、胡语、胡姓。[1]

这条禁令不见于《明实录》与《明史》，但并非空穴来风。《明实录》屡经窜改，许多不利于太祖形象的内容都被删改，这是治明史者公认的事实；《明史》则因为受到清初遗民学者如万斯同等的影响，太祖本纪写得非常之简略，对朱的暴虐多所隐饰，这使得洪武朝的许多史事晦蒙不明，甚至造成严重缺失。就以此条禁令而言，在《明史·太祖纪》里竟被压缩成了：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衣冠如唐制。[2]

只有六个字，而与之相应的胡服之禁却只字不提。再看谈迁《国榷》卷3的记载：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复衣冠如唐制，禁胡服、胡语、胡姓名。[3]

《国榷》所载应该是完整的，它印证了《吾学编》的记载，而且还在《吾学编》的“胡姓”下多了一个“名”字，这一字之差牵涉到禁令的执行范围，不是小问题。《明史·太祖纪》的压缩，透露出为大清王朝效命的明史馆臣们的特殊心理，其中既有为朱元璋曲意回护的隐衷，也有投鼠忌器的顾虑。

胡服、胡语和胡姓名之禁颁布两年多后，洪武三年（1370），朱无璋又有一项新的诏令。《明会典》卷13《吏部十二》载：

洪武三年，诏蒙古色目人入仕后或多更姓名，岁久子孙相传，昧其本源，如已更易者，听其改正。[4]

此事在《太祖实录》卷51有更详细一些的记载：

洪武三年四月甲子，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名。诏曰：┅┅蒙古色目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体擢用。比闻入仕之后，或多更姓名，朕虑岁久，其子孙相传，昧其本源，诚非先王致谨氏族之道。中书省其诰谕之，如已更易者听其改正。[5]

这个诏令好像与洪武元年的禁令相抵牾，初读令人不解。其实不难看出，这只是一个局部的调整，背后有着朱元璋幽深的政治考虑。元亡后，除一部分色目人随元顺帝北遁沙漠外，大量色目人因久居内地，只能留下来。而其中一部已经深度汉化，有的还通过各种渠道——科举、军功、归附等——进入明朝官僚系统，其中尤以通过内附而进入军旅者为多。面对这一现实，面对数量相当大的色目军政官员，朱元璋不能不从深远的政治意义上着想，对洪武元年“胡姓名”之禁有所修正。请注意，这里并不包括胡服胡语之禁，只开了胡姓名之禁，本质上这是一个融通权宜之计，不能说明朱元璋已经改变了对色目人歧视和防范。

洪武初年对蒙古、色目人的歧视和强制同化，还表现在当时的婚姻制度上。据《明会典》卷22户部七载：

洪武五年，令蒙古色目人氏，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违者男女两家抄没，入官为奴婢。其色目钦察自相婚姻，不在此限。[6]

这条禁令也见于《明会典》卷141刑部十六《律令·婚姻》：

蒙古色目人婚姻：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7]

这显然是一项与禁止胡服、胡语、胡姓名有着相同用意的政策，核心是两点，一是不允许蒙古、色目同类自相嫁娶，以尽快减少其人口，“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处罚不谓不朘刻，严令之下，蒙古、色目只能与汉人通婚，这就大大加快了同化速度。附加上“务要两厢情愿”一条，表面上是尊重双方的自愿，实际上是专制者的巧伪，是拙劣的障眼法。其二，汉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人为婚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这一条颇费解，而《明会典》的前后两种说法又不统一。第一种说法是：“其色目钦察自相婚姻，不在此限。” 好像是专对“色目钦察”而言的。第二种是“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又好像是回回、钦察找不到愿意与之通婚的汉人时，允许本族嫁娶。这里的“色目钦察”的含义不明确，是指色目人中的钦察人，还是特指某个族群？暂难遽断，允当后考。总之，我们将它理解为网开一面，是一个大政策里的宽松部分，料大致不差。

我们相信，在朱元璋的严刑酷法之下，洪武元年的禁令产生了广泛效应，特别是在江南，散居各地的蒙古人色目人绝大多数都改换了姓名，[8]如果仅从姓名看，已经很难分辨他们的族属。景泰、天顺年间的理学名臣丘浚曾说：

国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处诸州者，多巳更姓易名，杂处民间，如一二稊稗生于丘垄禾稻之中，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别识之也。[9]

丘浚的比拟，充满了大汉族主义的优越感，但所讲情况是真实的。元代社会大量的非汉族姓名，入明后一下子不大见到了，说明当时改易姓名者很多。而大批的蒙古色目遗民的个人遭遇自然千差万别，但总体上应该是凄楚的，民族性的改朝换代必定会伴随着剧烈的社会震荡，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如以个人的遭遇而言，大家所熟悉的诗人丁鹤年是有代表性的。

丁鹤年出身于色目世宦之家，生逢元明革代之际。元亡以后，他心存故国，先后避居四明、武昌，与具有同样故国情结的戴良等汉人遗民结为诗友，时时作去国怀乡之咏，最后老死于巷陌。他的遭际原本在情理之中，不足为怪。只是向来研究者多着眼于他作为色目人的政治趋向，忽略了他实际上是在困頓中艰难求生，过着“悽悽惶惶，如丧家之犬”的生活。《明史》本传说：

四明方国珍据浙东，最忌色目人，鹤年转徙逃匿，为童子师，或寄僧舍卖浆自给。及海内大定，牒请还武昌，而生母已道阻前死，瘗东村废宅中，鹤年痛哭行求，母告以梦，乃啮血沁骨敛而葬焉。乌斯道为作《丁孝子传》。鹤年自以家世仕元，不忘故国，顺帝北遁后饮泣赋诗，情词凄恻。晚学浮屠法，庐居父墓，以永乐中卒。[10]

对他的“转徙逃匿”，除了因方国珍的迫害外，明人孙绪还说到另一个原因：

丁鹤年西域人，洪武初，回回人禁例甚严，行止皆不得自由。丁尝有诗云：行踪不定枭东徙，心事惟随雁北飞。” [11]

作者孙绪，字诚甫，自号沙溪，故城人，弘治己未进士，官至太僕寺卿。[12]所引两句诗，不见于今本《丁鹤年诗集》。孙绪所言“回回人禁例甚严，行止皆不得自由”的具体内容如何，不见于明代史籍，现已无从得知，但孙绪言之凿凿，应非随意所说。由此而知，洪武朝，色目人的行止居住都没有自由。丁鹤年的晚景，即所谓“晚学浮屠法，庐居父墓”、“后隐武昌山中”，以及在武昌街头卖药之类，实际都不过是“禁例甚严”的境遇下的求生之计而已。乌斯道在《丁孝子传》中也曾讲道丁鹤年一家当时的落魄流离的情况：

丁孝子名鹤年，字鹤年，西域人也。┅┅自其祖入中夏，世为显官，父职马禄丁公，官武昌县最长，有善政。殁而就葬武昌。后兵乱，鹤年仓卒奉母夫人走南徐世父家，生母冯氏先匿邑之东村，东村首难，竟阻绝莫之知也。[13]

丁氏一门东躲西藏的逃匿生活，很可能是元明间许多南方色目世家的共同情况，迫害应不只来自方国珍、朱元璋，很可能是动乱时期社会上的普遍现象。但铸成法令，乃至于公开推行侮辱性禁例，是朱元璋所为，是这位有明显虐待狂倾向的“布衣皇帝”的特有风格。虽然很多东西已中被人在有意无意中抹去，但仍有蛛丝马迹残存下来，被有心的史家挖掘出来。前辈学者邓之诚先生在他的名著《骨董琐记》中，有《教坊司题名碑记》一条云：

南京古物保存所，有万历辛亥教坊司是名碑记，凡二十色，有俳长、色长、衣巾教师、乐工等称。按洪武中建十四楼于京师，以处官伎，曰：来宾、重泽、清江、石城、鹤呜、醉仙……。书传有碑记，色目着猪皮靴，不许乘骑，若行中径，许平民打死勿论。题名碑中，无此规条。[14]

元代教坊青楼之中有色目人，见于元夏庭芝《青楼记》者如“回回旦色”米里哈就是一例。例子还有，不必多举。而明朝规定教坊中的色目必须穿“猪皮鞋”，并规定不许骑马，如果胆敢走在大街中间，“许平民打死勿论”，这种法令的歧视性和侮辱性显而易见，就其刻薄歹毒而言，无疑出自朱元璋本人，这与洪武年间许多有悖于人性的法令完全一致，数百年后犹令人憎恶，令人不寒而慄！

　　　　　　　　　　　　　　　　二

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朱元璋有时不得不起用一些具有特殊技能的色目人，典型的例证就是洪武元年设回回司天监，用回回人黑的、阿都剌、迭里月实等；二年又用元回回司天台官员郑阿里等十一人。[15]又封回回学者马沙亦黑、马哈麻为翰林编修，要他们翻译从元大都得到的数十百册“乾方先圣之书”，亲自执笔写敕文，以示隆重。[16]还有些人，特别是精通武艺的军人，他也需要。我在《清初回族循吏张瑾史迹》一文中提到的，扬州回族张氏始祖阿不都拉，因善射而被朱元璋赐姓为张，以后世代为军官。[17]这也是一例。根据现存的明代卫所军官《选簿》，我们不难发现明朝军队中的蒙古、色目人数量相当之大，但大量的是永乐、宣德以后陆续归附的，洪武年间的也有，但比例并不大。[18]早期归附的，在朱元璋专为打击军队实力派人物蓝玉等人所发动“蓝党案”中，多数已遭清洗，这在记录蓝党供状的《逆臣录》一书中，有怵目惊心的记载。我们不必一一举述，只节录其中蒙古左卫指挥法古等人的供词来看：

（法古）招为修理城门事赴京，因知蓝玉在家，是古前去拜见。本官留饮，对说：我亲家靖宁侯为胡党反来废了，我们都是从小跟着上位出气力的，如今得做公侯地位，尚且保全不得，你这等达达、色目人，更是不知久后如何？你心里肯顺我时，不愁不享富贵。[19]

法古的供词与另一位受牵连的军官乃儿不花的供词是一致的。乃儿不花的供词是：

洪武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有蒙古卫指挥法古到家相望，随后有脱台指挥亦来。是不花就留各人饮酒间，有法古言说：‘我昨日去望凉国公，他有句话对我说，要教你也知道，因此上我来和你商量。’是不花问说：‘他道什么来？’本

官回说：‘凉国公道，我们都是从小跟随上位出气力的人，到个公侯地位尚且不保全不得，你这等归降的达达、色目人，更是不知久后如何，他说早晚要动手谋反，教俺准备些好汉来助他。’[20]

同样的供词也见于一名叫只儿瓦歹的军官口中，也是由法古转述的。此案牵连了大量的蒙古、色目军官，如同其他被株连者的供词一样，大多是严刑逼供下的产物，千篇一律，如同印板，难以置信。但，这却印证了一个史实，即朱元璋对归降的蒙古人色目人是不信任的，蓝玉讲：“更是不知久后如何！”固然有煽动意图，但并非无中生有。因为这批达达色目军官们密谈时，多次讲到“这里法度利害，将俺达达人做贼一般看待，若是我比先得知如此，至死也不来。”[21]证明蓝玉的话绝非凭空虚语，他毕竟是曾受到朱元璋重用的高级将领。

我们还注意到，“蓝党”供词中，多人提到“以前有一起达达头目每，受不过苦，也曾反叛来。因我们向前厮杀，以此上走不出去。”[22]此事在明代史籍和清修《明史》中并没有任何记载，我们暂难确认其发生的时间地点。我的推想，可能就指洪武元年十月间的一次事件。当时，徐达率大军攻破元大都，将所俘获的元朝文武官僚等大队人马押送南京，行至通州时，“内有回鹘欲作乱，事泄，戮五千余人，妻女俱配军士。”[23]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然则仅见于俞本私著的《纪事录》，正史中略无踪影，幸得近年陈学霖先生将其发现并加予刊布，明史界才得以阅读并加以应用。“回鹘欲作乱”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推测，是俘虏中的色目人企图摆脱羁押而逃回北疆，于是便遭遇了灭顶之灾，被杀者竟有五千之多，这给归降的蒙古色目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当他们之中的许多军官被牵进蓝党而对临灭族之灾时，许多人表现出对归降的懊悔，对“回去俺草地里快活”的向往。[24]元朝开国名臣木华黎之裔纳哈出，以十万之众据守辽东，后归降朱元璋，封海西侯。死后儿子察罕受封为渖阳侯，实际上过着惶恐不可终日的日子。当蓝玉让他“收拾些达达人来接应”时，他想到的是“若事成呵，都与大名分做，也得草地里去耍遭。”他说：“我们这一般达达，归附今朝做官，只是法度利害，熬不出去，看这光景，不如随他做一场倒好。”[25] “熬不出去”四个字道尽这些人凄楚，真所谓度日如年。

从清洗“蓝党”的大规模运动中，我们清晰的看到大批归降蒙古色目人的悲惨下场，也看到朱元璋对包括常遇春之子开国公常升、凉国公蓝玉等功臣的无情整治。常、蓝是否是回回人，迄无确证，先不做结论，而我们从大批归降色目人所遭遇的灭门之灾上，丝毫也看不到朱元璋对回回有什么特别的法外之情，所看到的只有猜忌，凌辱，和无情的杀戮。实际朱元璋并不掩饰他对色目人的轻蔑，即是在处理一般事务中也都会流露出来，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

《大誥》是朱元璋亲自制定的法令集，他精心挑选案例，撰写处理意见，甚至具体到最后的处置方式。他希望“斯令一出，世世守行之”。在《大誥》中，涉及到两名受刑的回回官员，一名叫艾祖丁，罪名是“妄奏官属”，朱元璋的判词和处理结果是：

艾祖丁系回回人氏，任大理寺左少卿。凡详审刑名，其心务在出入，其同任在寺进士杨吉，执政明刑。其艾祖丁等官，数皆不律。内大理卿边泰，被进士唐盛等具奏情状，已行治罪。其艾祖丁心生妒忌，生事罗织，杨吉为无短可讦，止将出入缘由罗织，朦胧具奏。其辞曰：杨吉不遵礼法，于公堂中大辱臣等。朕敕都是御史按问，及其复命也，乃艾祖丁诬奏杨吉，祖丁抵其罪而无憾，诛之。[26]

此案所牵涉到的艾祖丁、边泰、唐盛、杨吉等，都是大理寺官员，唯对艾祖丁，朱元璋一起笔就点明“系回回人氏”，很难想象这是什么心态。结合处理结果看——艾祖丁仅仅因为“心生妒忌”，诬奏杨吉不实便遭诛杀——就不能不让人觉得“系回回人氏”一句其实包含着朱元璋的民族歧视。

再看另一个案例，即《大诰三编·王锡等奸弊第二十九》。朱元璋写道：

礼部郎中王锡，系色目人，冒汉姓而曰王锡，掌祠部事。凡大驾、东宫、王驾出入并诸将征进，有所祭祀，牲口并属本部收买。其王锡通同察院、刑部子部、光禄司少卿屈图南，将断没猪羊暗地移文，作收买破用。其所支官钞，或千，或数万，抵下入已。致被主事李显各因事发，讦出前奸。其色目王锡公然肆女，招杀身之祸。《大诰》遍布臣民，初出未广，礼部且有一部，员外郎尹严时常看读。色目王锡见之，故藏匿其书，亦被尹严奏发。呜乎！君子导人为善，惟恐不善，导之再三。今色目王锡公然为恶，见人为善，恶人为善，匿其《诰》，使人不知。《诰》已布天下矣，何匿之有哉！呜乎！愚夫为利之所迷，将以奸狡为妙，孰不知杀身速矣，色目王锡由是而杀身矣。[27]

王锡事迹于史无考，改用汉人姓名前的名字也无从考知。据《诰》文，王锡的罪主要是两个，一个是通过主管祭祀用牲口的权力，串通其他官员，“将断没猪羊暗地移文，作收买破用”，借机贪污。这当然是重罪，是朱元璋最为痛恨的。其二却有点莫名其妙。同僚尹严揭发王锡将朱元璋颁给礼部的《大诰》藏匿起来，“使人不知”。朱元璋曾规定《大诰》前后三编“凡朕臣民，务要家藏人诵，以为借鉴”。 “皆颁学宫以课士，里置塾师教之。”[28]于是，社会上便出现了许多能背诵《大诰》全文的“积极分子”。一时，天下学校能讲读《大诰》的师生来京朝见者竟达到十九万余人，朱元璋当然兴高采烈，“皆赐钞遣还”。[29]朱元璋认为，以他对一系列“害民事理”的严峻处置，加上他的一番谆谆告诫，必能深入人心，天下也就大治了。那位“时常看读”《大诰》的尹严，显然是一个善于追风的政治投机人物，他揭发王锡藏匿《大诰》，构成王锡“恶人为善”的罪名，终于置王锡于速死。这些内容听上去距今未远，似曾相识，非常令人厌恶。而朱元璋一个又一个的“色目王锡”，其讥讽轻薄之情跃然纸上，无论如何同他的帝王身份是很不相副的。

朱元璋对降附的和散处民间的蒙古人色目人都非常之提防，这反映在他的一系列言论中。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所载《诏令杂考二》记朱元璋于洪武三年给徐达等人的亲笔谕令曰：

一个太医，江西人，前元提举，即目在各官处用事；又指挥孙苍处有两个回回，金有让孚家奴也，教发来。[30]

如此精细入微的观察与追索，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也看到朱元璋的心态与他的夷狄观是有关系的。他曾有《解夷狄有君章说》一篇短文，是读孔子《论语·八佾》“夷狄之有君”一章后的心得，他写道：

夷狄，禽兽也，故孔子贱之，以为彼国虽有君长，然不知君臣之礼，上下这分，争斗纷然。中国纵亡君长，必不如此。是其有君，曾不如诸夏之亡也。宋儒乃谓中国之人不如夷狄，岂不谬哉！[31]

基于如此荒谬的民族意识，朱元璋不可能恰当地把握和解决元朝遗留下的民族问题，于是歧视、提防以致罗织罪名加以剪除，就必定成为他民族政策的重要因素。而总体政策也缺乏稳定性和连贯性，往往随机变宜，赏罚无定，此一是非，彼一是非。以胡服胡语之禁而论，南方执行的可能相对彻底，北方就未必然。史学前辈陈登原先生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引明郑晓《吾学编》卷1“弘治四年，禁胡服胡语”条，又引李贽《续藏书》卷17《何乔新传》“泰陵初，召公为刑部尚书，上书乞禁京师胡服胡语”一条后，陈先生有案语云：

弘治为孝宗纪年，孝宗死葬泰陵。弘治四年（1491）上距洪武元年（1368）已百二十余年，京师尚有胡服之事，可知所谓衣冠如唐如宋，当时颁令云云，民间不能尽从。

这说明，在自古就是多民族国家的中国，特别是在民族文化交流达到新的历史高潮的元朝，各民族间通过交流而产生了新的文化多元风尚，乃是水乳相溶、水到渠成的事情，胡服胡语和胡姓名的存在和禁而不止，正说明人民喜欢这种多民族共有的文化环境，珍惜大元王朝一百多年所遗存下来的文化融合氛围。这不是朱元璋及其子孙们的一道禁令就能扫除干净的。朱元璋用尽心机，无非想抹掉胡元百年立国的人文痕迹，以突出自已“再造中华”之功，然而他死后不久，朱棣就带着强悍的北方骑兵南下夺权，顿时天下易主，迁都北京，民族关系又出现新的局面。而朱棣的军队里就包括有蒙古、色目成份，骁勇善战的兀良哈三卫曾经是他的主力之一，色目后裔郑和奉命扬帆远洋，帝国气派大大超过了洪武朝。成祖即位，虽然在许多地方恪守着朱元璋的既定方略，但民族政策毕竟有了调整，大批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涌入中国，久居内地，乐不思蜀，渐渐融入了新兴的民族共同体回族之中，回回历史也由此而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