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希腊化时代的研究和命名起自19世纪的德国，从研究亚历山大帝国总体的希腊文化传播开始，逐渐走向各分立王国的殖民文化特色。希腊化的概念侧重东方非希腊—马其顿裔族群如埃及人、东地中海地区，乃至内亚人和远东地区中亚以及印度对希腊文化的接受。

 希腊化时代起自亚历山大东征波斯帝国以后的分裂，因为亚历山大自马其顿王国时代起就采用波斯帝国的君主制方式进行统治和扩张，希腊化时代的各王国君主大体继承他的传统。希腊化时期主要有三大王朝：托勒密，塞琉古和安提柯王朝，另外还有二个是从塞琉古王朝分裂出去的位于小亚细亚的阿塔罗斯王朝和位于临近远东地区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朝。

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又曾经侵占不少印度小邦，后这些希腊化的印度小邦也脱离巴克特里独立，形成所谓希腊-印度王国。

希腊化时期，希腊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无所不在，健陀罗艺术是其影响的一个重要例证，健陀罗最初属于塞琉古帝国，随着巴克特里亚的独立而成为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一部分，大月氏在其上建立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55年—425年）之后，健陀罗又变成贵霜帝国的一部分，贵霜帝国早期贵族都是希腊人，直至127年还以希腊语为官方语言；犍陀罗艺术（Gandhara Art）堪称是希腊-印度佛教文化的结晶。

 安息帝国是在塞琉古王朝的帕提亚地区的波斯裔总督反叛独立后，又由当地斯基泰帕尼部落的人起兵所建立的一个王国，早期受希腊文化影响也很大，后期才逐步恢复其斯基泰本族的文化传统，但在安息王朝衰落被波斯后裔的萨珊王朝推翻后，以伊朗民族主义者自居的波斯萨珊王朝直至3世纪时仍然使用希腊文、安息文和中古波斯文三体铭文，希腊式钱币则直至4世纪初才完全退出流通领域。

希腊化时期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波利比阿(Polybius，约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18年)，被称为古代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著有40卷本《历史》。

1965年，法国考古学调查队在阿伊·哈努姆（Ai khanum）发掘出一个希腊城市的遗址。阿伊·哈努姆遗址是迄今为止在中亚地区原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统治区域发现的唯一完整的希腊式城市。

有关该遗址的详情参见杨巨平《阿伊·哈努姆遗址与“希腊化”时期东西方诸文明的互动》（《西域研究》2007年 第1期  杨巨平）

二．

  罗马帝国的历史其实相当完整，早期的历史记载有：

凯撒（前100年—前44年）《高卢战记》，《内战记》；

李维（前64年或前59年—17年）《建城以来罗马史》；

苏维托尼乌斯（约69—？）《古罗马十二帝王传》；

塔西佗（55年？—117年）《历史》，《编年史》；

阿庇安（约95年─165年）《罗马史》；

马可·奥勒留（121年—180年）《沉思录》；

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325年？－391年）《罗马史》；

马基雅维里（ 1469年—1527年）《佛罗伦萨史》。

从西罗马的灭亡到文艺复兴运动之间，西欧社会似乎确实较少一流的世俗性历史著作，千年黑暗从这个角度来说确实不为过，其中最为严重的当是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法兰克王国崛起这期间三百多年所谓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过程。

按照历史资料，导致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日耳曼民族大迁徙中的移民主要由一个个1-2万人的兵团或部落构成，在百年间迁徙的总人数也不超过75万人；与之相对比，罗马帝国总人口估计在3990万人左右。

如果只是按照常理推测，你永远无法理解，东西罗马帝国力量合在一起是怎么被远走他乡的小股日耳曼蛮族打败的。而且这些日耳曼移民最初只是为了谋生，而不是夺取政权，他们抢劫多于杀戮。但那就是事实。

民族大迁徙过后是法兰克王国的崛起，最后形成查理曼的神圣罗马帝国，查理大帝与查理曼其实是一个意思，所谓曼与大不列颠的大一样都是伟大的意思，就像基督教喜欢给圣徒加一个圣字，如圣奥古斯丁一样。不列颠是个更大范围的名称，指不列颠群岛，大不列颠则只指英格兰和苏格兰。不列颠群岛的原住民是凯尔特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日耳曼人在罗马帝国放弃大不列颠以后才进入的。

查理曼执政46年，其一生最主要贡献除了南征北战成为现代欧洲之父其实在于对罗马文化的推广和保存。其后从奥斯曼帝国进攻到东罗马帝国灭亡这段时间内，大量的拜占庭的学者带着古希腊、罗马思想的原典和艺术作品逃亡西欧避难，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提供源源不绝的古典文化资源。

  1557年，德意志地区史学家希罗尼穆斯·沃尔夫（Hieronymus Wolf, 1516—1580）在其编纂的《历代拜占庭历史学家手稿）中为了区分罗马时代以前的古典希腊文献与中世纪东罗马帝国的希腊文献，才引入了拜占庭帝国这个叫法。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年5月8日－1794年1月16日）的《 罗马帝国衰亡史》从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一直写到东罗马帝国的灭亡，其将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绝对影响，其实也是为了回应启蒙运动对于高扬人文主义的时代要求。

  意大利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克罗奇（Benedetto Croce，1866年—1952年）在其专著《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可谓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