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焰：土地改革勢在必行——寫在賽珍珠的《大地》發表７５周年

　　　　　　　　　　　　　　　　·白　焰·

“耕者有其田”是農民的夢想。這一夢想在一些國家得以實現，在另一些國家尚未成全。據美國鄉村發展所的統計，主要發展中國家有大約２．３億農戶沒有土地所有權，中國占其中的２．１億農戶。這２．１億中國農戶又占世界農戶總數的三分之一。世代中國農民對土地的渴望決不亞於其它國家的農民。７５年前美國作家賽珍珠（Ｐｅａｒｌ　Ｂｕｃｋ）發表的長篇小說《大地》（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Ｅａｒｔｈ）就是佐證。《大地》所講述的是２０世紀初中國農民王龍的一生。王龍娶了大戶人家的丫頭阿蘭做妻子。夫妻倆的夢想就是擁有幾畝土地。經過奮鬥，兩人終於買下了土地，又添了兒子，日子過得很紅火。可是隨即出現了饑荒，王龍夫妻辛苦掙來的家產全部化為烏有。賽珍珠因該書於１９３２年獲得普利策獎，１９３８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第一位獲得該獎的美國女作家。《大地》還被ＭＧＭ改編為劇本，搬上銀幕。以後賽珍珠又發表了《龍種》，講述中國農民林唐的一家如何被日本鬼子洗劫一空，悲恨交加。然而每天晚上能讓林唐聊以自慰的是：“只有土地是他們搶不走的。”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每次大的動亂都是因為農民沒有土地所有權而喪失了生活來源；每次動亂結果又是土地拋荒、流離顛沛。因此為鼓勵農民耕種，新朝廷賦予農民部分土地權，使農民耕有其田，於是農業生產又繁榮一個時期。然而好景不長，農民的土地權很快又被權貴剝奪，農民又被迫再次揭竿而起。中國農民就是這樣世代周而復始。他們有兩個循環節氣表，一個是農業年曆，一個是政治年曆。每個周期都始於一些希望，每個周期也都結束於天災人禍。

“耕者有其田”始終是中國土地革命的問題。在《大地》一書出版的同一年（１９３１），毛澤東在寫給江西省蘇維埃政府的信中明確指出土地應歸農民私有。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開展打土豪分田地，廢除封建剝削和債務，滿足了農民的土地要求。中國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但農民作為革命主體並不完全享受革命成果。世代中國農民都被用來當作奪取政權的工具，而不是謀求解放的目標。每次土地革命時，農民忙着分田分地，但他們擁有土地的最後權力始終缺乏保障，時有時無，完全根據革命的隨機需要。例如，在農產品剩餘不足的根據地，共產黨的政策不是打土豪，而是“斗土豪籌糧餉”；在抗戰時期，共產黨的政策不是分田地，而是“減租減息。”顯然，兩者的目的都是為了使地主和農民的利益同時得到兼顧，以抗擊共同敵人。

建國初期的１９５０年，中國政府頒布土地改革法，農民以農戶為單位得到了土地所有權和宅基地產權。他們的熱情高漲，生產力提高。１９５１年政府又頒布了互助合作決議，號召農戶合併，使剛獲土地的農民尤感如鯁在喉。１９５８年以後，為了工業化的快速發展，政府決定在農村開展公社集體化，從農民手中儘可能多地擠出財富以支援工業，結果農民的土地權又一次得而復失。與中國淵源頗深的賽珍珠毫不留情地批評了公社集體化，她的反共言論使中國政府一度不悅。１９７８年後，國家政策又見轉變。農村實行分產到戶，農民以戶為單位獲得了土地承包的權力。農民長久被壓抑的生產熱情再次爆發出來，農業生產連年豐收，算是解決了吃飯問題。然而農民畢竟不是土地的主人，土地也畢竟不是農民的私有財產。中國農民實質上是佃農，即在若干年內承包國有土地進行耕種（如３０年）。他們沒有確保的土地權，因而無法決定種什麼、種多少；他們沒有明確的土地證，因而無法抵押土地用來賒帳貸款、出售轉讓。可想而知，沒有法律保護的農民利益自然時常受到政府部門和其他人的干涉和侵害。

在中國土地國有後，土地就真的存在於國家的手中嗎？中國土地國有制是有其名，無其實。中國的土地國有實際是少數個人私有，這些少數個人又是握有權力和關係的城裡人（地產商）和鄉下人（土豪）。關於這點，何清漣的《中國現代化的陷阱》已有詳述。中國最富的５０人里，一半以上是靠房地產致富。中國農村最橫行霸道的人里，八成以上是據土地為己有的大小幹部。相比之下，在經濟轉型後的今天，４千萬農民失去土地，廣大農民的生活更是慘不忍睹。聯合國的貧困線是每人每天１美元。按此標準，中國的大多數農民皆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且滯留貧困深淵的時間最長。他們２００３年的平均所得為＄３１７。按中國政府自己每年＄７７的定義，約３千萬農民低於此線。

是的，中國政府取消了農業稅。但農業稅的取消對於貧苦農民只是杯水車薪。據估計，農民的平均獲益是每人每年節省１９美元。反之，農業稅的取消使得至少當年還有保障的合作醫療更加缺醫少藥，農民因此而更加患難重重。在全國人代２００６年會上，溫家寶總理宣布政府農業開支增加１５％，可那也不過是８億農民每人一年７美元。當然這比沒有好。但是問題的關鍵不是治標，而是如何治本。

中國農民貧困的根本原因是農民沒有自己永久的土地和生產資料。因此，土地私有制是解決中國農民貧困的根本途徑。土地私有制的確立不應是時有時無的權宜，也不應是可有可無的恩賜。法律保護下的土地私有制有如下顯著優點：（１）農民有明晰的最終權力擁有、經營、繼承、抵押、入股、轉讓、收益和處置土地，因此有安全感和責任感；（２）農民有討價還價的能力與徵用土地的對象進行直接談判，並用市場價格出售，因此可以換來資金用於投資和子女教育；（３）農民能激發無與倫比的熱情和積極性，因而極大提高生產力和農業積累；（４）農民有了相對的安身和安生，因此會放棄去城市打工謀生，從而減輕對城市的壓力；（５）農民有了相對高的收入，提高了購買力，因此擴大農村銷售市場，促進工業經濟。由此可見，土地私有制是治本。由此還可見，土地改革是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一句話，土地改革勢在必行。

從政策務實的角度看，土地改革是主動意義上的改良和讓步，即有步驟地回歸土地於農民。如果中國共產黨還相信自己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之上，那麼它至少應像列寧那樣面對現實，採取合乎時宜的“戰略退卻。”１９１８年十月革命之後，蘇聯共產黨採取了一系列共產主義的生產和分配方式，嚴重地傷害了農民的利益。為此列寧呼籲恢復資本主義，即所謂的戰略退卻。事實上，中國共產黨已經數典忘祖，中國已經變為國家資本主義。但中國政府仍然不敢越雷池一步，進行工業經濟以外的土地所有制和政治體系的改革。其代價不僅是現代化的延遲，而且是農民對政府的離心離德。

從社會穩定的角度看，土地改革刻不容緩。中國政府其實沒有選擇，土地改革是唯一出路，不然紛至沓來的是農民自發的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和土地革命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種事情。前者是和風細雨，後者是疾風暴雨。更重要的是，後者壓抑越久，爆發越烈。民怨已如一堆乾柴，中國農民的抗議活動已越來越多。全國性的鋌而走險和揭竿而起已不是不可能，也不是沒有人在。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的幽靈會再現中國農村，發動群眾，再次點燃那打土豪分田地的星星之火。有趣的是，多少往日的革命理論適用於今天，不同的只是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對換了，革命主體和革命對象顛倒了。中國社會為什麼總是對立衝突的誓不兩立？中國百姓的需求為什麼總要忽視到忍無可忍的危機邊緣？中國農民為什麼總是愁容滿面？這些問題還要被迴避多久？

１９３１年《大地》發表時，正值美國的經濟大蕭條時期。如同工人，不少美國農民也被迫為生計而苦苦掙熬。在地球的兩端，美國和中國農民的苦難似乎是相同的。《大地》所敘述的中國農民生活引起了美國讀者的共鳴。然而美國農民沒有揭竿而起，這是因為羅斯福總統及時採取有效措施，幫助恢復生產，共同度過難關。鑑於此，中國政府能不能下決心向人家學習，以人之長補己之短。至少，中國政府不應總是用“人口多、底子薄”作為理由，繼而耽誤農民兄弟的生計。

二戰後，美國在日本、南韓、台灣和拉美一些國家實行了土地改革，安頓了民心。美國政府很明白，不把土地私有，農民定會造反；農民造反的結果定會引發共產主義。因此，土地改革不僅是民主改革，也是為了制約共產主義。今天，就連古巴和越南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也實施了土地改革，唯獨中國。的確，中國城市的生產資料改革已經私有化了，企業歸老闆個人擁有私營。同樣，城市的生活資料改革也已經私有化了，房屋歸家庭個人擁有買賣。“居者有其所”已經逐漸實現，但是“耕者有其田”還未提到議事日程。土地改革是指日可待，還是遙遠無期，這要看中國政府的智慧和膽識。

５０年代末期，美國社會學家艾薩克森做了一項賽珍珠對美國人影響的調查，結果顯示在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５０年代中期，６６％的美國人對中國的印象是來自賽珍珠，或者更具體地說，來自《大地》這本書。的確，當美國人還不甚了解中國的時候，賽珍珠寫了這樣一些為生存而搏鬥的中國農民。通過這部作品，美國人了解到中國農民也是勤勞善良的人。和世界上的所有農民一樣，他們與土地也有着血與肉的關係。他們取得土地是為自己取得生存的第一要素。賽珍珠用自己的筆勾繪了一個讓世界了解中國的窗口，這便是小說《大地》的魅力之所在。

中國人喜歡《大地》這本書是因為中國人潛意識裡喜歡在世界上競爭“受害者”地位，以獲取同情。再之，中國人喜歡與自己的過去比，以獲得世人刮目相待。可是今天的世人似乎認為，一個國家如何對待自己的人民更為至關重要；這也是衡量其人道和民主化程度的標準。換言之，一個不善待自己人民的國家不值得同情。不敢恭維地說，中國對自己農民的態度和做法使得世界不是刮目相待，而是另眼看待。加拿大Ｉｐｓｏｓ　Ｒｅｉｄ公司２００４年的一項調查表明，７０％以上的美國人對中國的印象是消極的，原因是中國反對民主。真是時過境遷。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政治改革最好在經濟繁榮而不是蕭條時進行。美國政治學家詹姆斯·戴維斯（Ｊａｍｅｓ　Ｃ．Ｄａｖｉｅｓ）的“Ｊ形曲線”理論指出，當人們的期望值相對高於並快於現實狀況，人們容易產生不滿和憤慨，於是社會暴亂降臨。中國處於經濟快速發展時期，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比過去好得多，他們的期望也比過去高得多。因此，趁着現在局勢不算太壞，搞土地改革還算上策。隨着自由市場因素的增多，市場大幅度起伏的可能也相應增大。一旦中國經濟進入持久的低谷，或一旦中國突遇自然災害或戰爭，大的社會動盪便會不期而來。那時再談土地改革未免為時太晚。肯尼迪總統有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修房頂的時間最好是有太陽的時候。

最後，影響整整一代美國人的《大地》會不會再次流行起來？回答是肯定的。不過這多少是沾了影視名人的光。電視節目主持人Ｏｐｒａｈ　Ｗｉｎｆｒｅｙ把《大地》列入２００４年最佳暢銷書的名單裡，因而又名聲再起。不管怎樣，賽珍珠的作品《大地》已經發揮了它的歷史作用，並仍在增進着美國人對中國的了解。《大地》也同時鞭策着中國，促使它立志改革，以使在這大地上生息的中國農民儘快並確鑿地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