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四35周年随想---谁真的爱自由？ |
| 送交者: 骆驼 2024年08月01日12:36:42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引言：猎人抓猴子1980年代初，邓小平打倒毛泽东遗党江青集团，成为中国新独裁者，并喊出“改革开放”口号，在东西方冷战中投靠美国，为中国争取来发展空间。当时中国各方面还不如北朝鲜。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国家全面落后，老百姓极端贫穷，思想闭塞，既对世界最新科技、经济、文化、艺术等无知，也丢掉了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祖宗传统。社会几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人对政治敏感，并且头脑里只剩马列毛著作里的教条。从中南海到市井百姓都懂，保持这种封闭状态，对于毛之后中共继续执政，至关重要。 但投靠美国就必须打开国门。最初只是一条缝，却还是激起大众强烈好奇心。社会上下都渴望了解西方，让中央左右为难。一方面，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增加与西方交流。另一方面，西方思想流入国内，势必威胁官方意识形态。在两难处境中，对外开放运动展现强烈选择性。西方严肃思想被禁止，包括基督教信仰、哲学、政治等作品。1980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等，目的都为此。但讽刺批判西方社会的作品、家庭肥皂剧、科普类作品等，被大量引进，每每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一个例子是《动物世界》，属科普类影视作品，不涉及政治制度，所以被无障碍放行。《动物世界》分成很多集，经常由西方顶级科学家与顶级摄影师联手制作，真实生动，非常受欢迎。电影院和电视上都播放，频繁程度会令今天的观众惊讶。我当时是个三线城市里的初中生，电视里很少有好节目，所以很喜欢看《动物世界》。其中多个片段让我印象深刻，这里讲一个。 在非洲南部的卡拉哈里大沙漠，原始人与野生动物比邻而居。沙漠干燥炎热，水是人类与动物们争夺的关键资源。故事有两个主角。一个是中老年原始人，平凡无奇。另一个是矫健的猴子，非常聪明，学名叫非洲狒狒。原始人急需水，不知道水源地，但知道猴子知道，所以要抓猴子，然后逼它带领自己找水。
图1. 原始人年老力衰，猴子年轻力壮、聪明机警。但猴子还是体量小，打不过原始人。为捕获猴子，原始人正在土堆上设置圈套【1】。 故事开始，原始人找到一个土堆，慢条斯理地在上面打个洞穴。洞肚子稍大，可容纳猴子的拳头；但开口很小，猴子手可以通过，拳头不行。原始人在洞里放置一些食物。在这个阶段，原始人还没看到任何猴子，但知道肯定有猴子藏在暗中偷看自己。他设置圈套，完全是场阳谋，故意选在显眼的地段，动作缓慢，就是让猴子发现自己。猴子的嗅觉、听觉、视觉都非常敏感，远超人类。并且猴子充满进取心和好奇心，只要给它机会，它一定会发现人。 设置好圈套，原始人躲到树后静待。不久，猴子从暗中现身，小心翼翼地走到洞穴前，将手伸进去抓食物。这时原始人跑过来。猴子看到人，惊恐大叫，拼命挣扎，试图逃跑。但它舍不得手里的食物，一直不松拳头，造成拳头被卡住，只能束手就擒。被捕后，猴子知道打不过人，恐惧之下乖乖松开拳头，放弃食物，全忘了几秒钟前就为了这点食物，它放弃了自由。
图2. 上左上，猎人暗中等待。上右，猴子见人跑来，大声嚎叫，激烈挣扎，但拳头被卡住。上左下，口小肚大的洞穴卡住猴子的拳头。下，人把绳索套在猴子脖子上，猴子还在大叫，但还是乖乖松手，然后被牵走。影片原名为《Animals Are Beautiful People》【1】。 那时我大概13、14岁，看完这个片段后被震惊，觉得猴子怎么这么傻？发现人了，它为什么不松开拳头跑掉？不被抓，它还有自由，以后还有很多机会找吃的。被抓了，绳索套在脖子上，连生命都被人掌握，相比之下那点食物又算什么？后来我又看到其他影片，发现这种抓猴子的办法，在非洲已有千百年历史，一直灵验。
图3. YOUTUBE上一段拍摄于1912年的影片。欧洲殖民者观察到非洲土著人用空葫芦内装食物诱捕猴子，与图1中的方法大同小异。从左到右，土著人在葫芦上开有小孔，把食物发在里面，然后挂在树上；猴子手伸进葫芦，抓住食物不松开，被锁住；殖民者在土著人指导下抓猴子；拍摄者感叹、并发问，猴子被抓，是因为贪婪还是因为愚蠢？【2】 第一章 学运领袖们不懂自由回顾六四1989年4月中，胡耀邦去世。一两天内，北京等地大学生走上街头，喊出政治口号，包括反腐败、要求自由民主等。我恰巧因私事正在北京。从一开始，街头巷尾的人就传说，学运背后有中央高层支持。很快全国人都知道，支持的人就是总书记赵紫阳。当时在北京读书的同学和朋友们告诉我，他们学校里的学运领袖们，原本都想当官方的学生干部，但因各种原因落选，现在趁学运又跳出来，觉得是一条向上爬的新路。在1980年代，很多人认为中国终将走上西方式自由民主之路，自己早点跳上这条船，对未来前途有好处，包括有机会进入政界。每代大学生里都有一部分人，心怀强烈愿望搞政治，俗称想当官。在北京的大学生里，这种情况尤其普遍。 我很快回到上海，见证了交大最早的学运。开始时，激动的学生们自发上街游行，严重缺乏组织。之后出现多股学生小团伙到各宿舍游说，试图获得大家信任，建立交大学生自治会。领头的大概被称为“主席”或“召集人”，后来多次更改。大家并不注重，只称其为“头头”、“头儿”、“总招”等。 记得第一位交大学生自治会的总招是个研究生，看上去像个中年人，入学前曾在内地省份工作多年。他和一两位推崇他的同学来到我们宿舍拉票，在狭小的空间里侃侃而谈，声音很大，口音很重，传到走廊里，周围宿舍的人也好奇，伸头进来查看。他的竞选演说主线是，他工作时的领导很卑鄙，在安排工作和分配福利时不公，恶劣程度让人难以置信，造成他怀才不遇，甚至无法在单位里继续生存，所以才发奋考研究生逃离。进入交大后，研究生班的指导员在选拔班长时又非常不公平，内定人选，造成他没有被选上。所以这次学潮来临，他不顾危险站出来，要展示自己的才能。他讲完了，同学们没啥反应。他起身要走，我问他你要如何领导未来学潮？他盯着我，带着肢体语言，坚定而大声地说，“游行！示威！”我说如果政府不理睬呢？他说，“那就再上街游行，直到政府答应我们的要求！”然后转身离去。 他做总招没几天就不出现了，听说被校方找去谈话，威胁他如果继续做下去，将影响他毕业分配，于是他选择隐退。在他之后出现一连串总招和自治会领导班子，其中每个人都受到官方威胁和父母劝阻，但总体讲越来越勇敢，组织才能也越来越好，比如在群众面前说话更有条理，与政府高层对话时不怯场等。有一两位我还有清晰记忆，当时勇敢坚定，一直坚持到64前夕。但我不想提他们名字，因为他们仍在国内，早已远离自由民主运动，以工作或经商谋生，不想再提当年。 我和身边几个同学注意到，这些学运头头们都有超乎寻常的政治野心。比如有人明讲，自己想当中国的华盛顿。现在说起，可能显得可笑。但同学们还年轻，理想特别远大也不是坏事。更多人想当官，越大越好，比如希望今生能当上主席、总理、或省长、部长等。他们一本正经，完全不是开玩笑。在历史上，交大毕业生做大官的不算少。他们如此计划人生，并非全是幻想，也有自己的道理。 关于学运，他们的总体想法直截了当，希望学生们闹大，最终逼政府屈服，让改革派全面掌权，然后开始政治改革，中国于是实现自由民主。 他们基于这种想法加入学运。但我很快发现，他们的组织能力并不比一般同学更高明。学生自治会里几乎所有人都与第一位总招类似，本来很想当学生干部，但正常时期没当上，学运来了就站出来加入学生自治会，所以缺乏组织经验。 关于中国自由民主面临的困难，他们的理解甚至不如很多一般同学。比如我当官方学生会干部时，就耳闻交大校级和各系领导层里都有民国时期的地下党，当年对自由民主满腔热忱，但1949年后被党怀疑，不得重用，宦海之路止步于学校，文革时又挨整等。学运前就有朋友私下谈及，共产党比国民党狠多了，这些地下党自作自受。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学运开始时我心里有很多疑问，眼前的学生运动与民国时的有什么不同？如何能相信这次不像当年那样，学生闹来闹去，最后换来更严重的独裁专制？我接触到的自治会成员们似乎全然不知道这些问题。他们因无知而乐观和无畏。 我主动加入89学运，深究原因，我的家族历史与父母经历让我从小体会到社会在根本处严重不公。但在当时，这只是一种感受，我还讲不清楚具体。至于自由民主，我也不懂其深意，只觉得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更先进，就是因为他们制度好。苏联和朝鲜等国落后、对老百姓残忍，与共产主义制度密切相关。中国制度与苏联和朝鲜一脉相通，所以应该被抛弃。中国应该向美国和西方学习，实现自由民主。 我们这届大学生经历过1986年学潮，结果造成胡耀邦下台。86学潮主要发生在合肥和上海。我当时置身事外，因为觉得那是大学生对党中央 “撒娇、要糖吃”。1986年时，中国还基本保持苏联式制度。大学包分配，高年级同学都预计将进入国家编制，很在乎学校对自己的评语、自己的档案内容等，所以不敢言行出格。很多人积极争取入党，学生里的主流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与当权者一致。他们与当权者之间的争执，只关系共产党执政的细节，不可能将中国引向自由民主。 从1986到1989年，中国变化很大。社会各方面向西方学习，远离苏联模式。一批知识分子喊出“全盘西化”口号，包括方厉之和刘晓波。校园里也换了格调，学生们不再只想进入体制，更向往毕业后出国留学，或受雇于外资企业。89学运到来时，我读大学四年级，最初并不积极。但游行队伍喊出自由民主口号之后，很多同学私下里明确表达对中共体制的鄙视、和对西方式自由民主的向往，在我心里产生共鸣，让我觉得这次学运与86学潮有根本不同，于是加入。
图4. 1989年学运。左，北京大学生抬出“不自由毋宁死”标语。中，上海学生声援《世界经济导报》，要求新闻自由。右，89上海学运一瞥。几乎所有群众运动都包含情绪发泄、年轻人胡闹的一面。 刚加入学运时，我心里也有功利思想，觉得如果学运成功了，自己也算中国自由民主的先行者。我的野心大概高过交大一般学生，但不及学生自治会里的平均水平。但是在学运如火如荼的时候，我心中的疑问变得越来越强烈。这样罢课、罢市、游行、喊口号等，到底如何引领中国实现自由民主？我回答不出，所以心里一直有怯，不敢太极端，不敢站出来争当总招。 在我熟悉的老师中、我父母的朋友里，都有民国时期学运积极分子、地下共产党员、党外积极分子等。他们曾高喊自由民主口号，支持共产党，反对民国政府。因为中共当时高举自由民主旗帜，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被学生和知识分子们看成中国自由民主的希望。但中共执政后，彻底根除自由民主，这些曾经的学运分子们却不再要求自由民主了，反而在几十年里不断对党表忠心。他们的德行和学识都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生活中温文尔雅，为人厚道，不偷不抢，是大家口中的好人。我从小知道和尊重这批人，但稍年长后就近乎本能地知道，他们其实不那么在乎自由民主，心里最想出人头地，尤其爱当官儿。 现在回想，民国时他们参与学运，根本原因是觉得政府软弱可欺。蒋介石相对尊重知识分子，他们就抓住这点，大肆反蒋，指责他独裁专制。反正蒋介石不会拿他们怎样。1949年后毛泽东鄙视知识分子，对他们毫不手软，比如把右派们发配到夹边沟，饿死在荒野中，连亲人都无法为他们收尸。那些生存下来的知识分子们当然看懂乾坤转变，再不喊自由民主，更没人谴责毛独裁专制，反而高喊毛主席万岁。而且让我吃惊的是，他们中几乎每个人都积极为党工作，党外的都积极入党。我知道的几位，临终时还对身边家人表示自己多么忠于党。这都说明，他们当年支持自由民主，并不是真心，只作为一种夺权手段，或个人晋身的敲门砖而已。
图5. 1949年前的学运。左，五二〇运动。1947年南京金陵大学校门上的标语，“保障人权”。中，交大学生拦火车。校史中著名事件。1947年5月，交大学生扒铁轨、拦火车，然后学生驾驶火车去南京请愿。右，1948年交大学运，在上院和中院草坪上树立“民主堡垒”塔。 89学运期间，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私下交流，大家都觉得不懂中国如何实现自由民主。其中一位说，我们不懂，但肯定有人懂。赵紫阳身边有那么多智囊。顶尖的文科大学、社科院、《世界经济导报》社里有那么多专家，一辈子研究这类东西，他们一定懂。我们只要出力就行。当时大家都理想主义，愿意为中国自由民主做马前卒。 学运后期，压力越来越大，学生自治会和整个自由派内部都变得混乱。作为交大学生自治会的干部，我曾代表交大与上海其他高校、社科院、上海自由派知识分子们接触。他们几乎都是中年人，极少数老年人，个个精明，对现实政治的算计远超我想象。但让我意外的是，关于中国如何实现自由民主，他们竟然没有答案，并且是一点思路都没有，与我身边同学们一样。没答案他们也不着急，看似漠不关心，在这点上还不如我身边同学。 这些成年人只把运动看成另一次政坛洗牌，觉得自己可能有机会上位，非常关心中央每日动态，开了什么会、谁都说了什么、谁上谁下等。但除了喊些空洞的口号，他们并不关心运动的自由民主内涵。我当时已看出这批学运领导群体不可能带领中国走上自由民主之路。但那时我已经开始在心里遇到神，与神对话。之后我继续参与学运，不愿离开或屈服，就是基于内心对神的认识。政府言行蛮横无理，最后开枪杀人，违背基本道义，我无法苟同。无论这场运动成功与否，我都想坚持到底。 六四的失败与成功六四喋血已过去35年，中国自由民主事业不但没进步，反而大幅退步，独裁专制回潮。这是每个胸怀自由民主理想的六四学生、以及每个向往自由民主的中国人，想躲也躲不开的憾事，让人痛心疾首！更重要的是，在六四前的1980年代后期，人们感到自由从无到有、由少变多，所以对未来充满希望。但现在大家觉得自由越来越少，未来中国将更加专制独裁，让人无所期待。
图6，对比2018年习近平修宪与1915年袁世凯登基。习近平修宪已过去6年，全社会万马齐喑，独裁显得越来越稳固。而袁世凯称帝后，全国上下公开反对。袁敌不过民意，一年后不得不退位。左，全国人大共约3000名代表，几乎一致投票同意修宪，让习近平成为事实上的终身领导人。中，反对皇权复辟的护国军从昆明出征。1915年底袁世凯登基。几天内，护国战争开始。右，护国军几位重要领导人。从左到右：李曰垓、罗佩金、蔡锷、殷承𤩽、李烈钧。 审视六四前的中国。在1970、80年代，中国早已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大家都失去了生产资料和贵重生活资料所有权，即使社会精英阶层也很穷。比如1985年我来交大、到1989年学运前，在中国最富有的上海，一个典型四口之家，即使父母是大学教授、医生、高级技术人员等，家庭月收入也只有100到200元，住房等属公家所有，没有汽车、电话等贵重物品。而一个住校大学生每月伙食费就要40-50元。可见大家都很穷，除了基本吃穿，没什么余钱。按马克思理论，当所有人都是无产阶级时，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了人民民主专政。每个人都属于统治阶级，政权应该为每个人服务。但北京的枪声无可辩驳地否定了这点。不，这个国家不是你的，即使你按它的要求变得很穷。 在同期的东欧，各国共产党正探求在社会主义框架内改革。六四屠杀却造成那里的民意发生根本转变。他们看清共产党与人民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党可以为自己利益，不惜杀戮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于是东欧人民开始要求抛弃共产主义、加入西方自由民主阵营、回归传统基督教文化。六四后短短几年里，东欧共产党统治纷纷崩溃，无一幸免。中国六四事件是东欧剧变的导火索，很多中国人至今不清楚这点。六四死难者的血没有白流。虽然中国让他们失望了，但他们溅起的火花在遥远的欧洲点燃熊熊烈焰。希望这个结果可以部分告慰他们在天之灵。
图7. 东欧剧变一览表。剧变前共有9个共产党执政国家，总体军事实力抗衡西方集团，政治影响力延及半个地球。中国六四运动后两三年里，它们全部变天。 第二章 评论六四名人为什么六四运动在中国失败了？中国如何实现自由民主？这两个问题紧密相关，本质是一回事，对民族未来至关重要。但35年过去了，运动中登上国家级政治舞台的自由派领袖们仍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这是重大失职。六四流血，中共是罪魁祸首，但自由派领导层也难辞其咎。年轻人们听信了他们的主张，响应了他们的号召，才上街游行示威，最后造成很多人失去生命。 他们有道义责任向中国人民交代，他们计划如何让中国实现自由民主？孩子们的死到底为了什么？ 自由派领导层松散，主要可分成三类。一是赵紫阳和他身边智囊团，比如陈一谘、严家其、鲍彤等。二是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或被各利益方推崇的民间自由派人士，如方厉之、刘晓波、魏京生等。三是学生领袖群体，如王丹、乌尔凯西、柴玲等。以下简单介绍他们，并附上我的简短评论。 赵紫阳集团赵紫阳及智囊们是六四学生背后最重要的操纵力量。赵下台后通过多种渠道对外发声，坚称自己支持自由民主。他的智囊们很多来到海外，也做过类似表态。但这么多年来，从未见他们公布中国自由民主化的具体主张与步骤，也没有关于自由民主重大议题的深入分析等。赵不同于其他人，位至总书记，如果在六四中夺权成功，必须立刻推出属于自己的政策。他手上资源多，有阵容庞大的理论与政策班子，如果当年真计划推行自由民主，就应该早有全面、详细的计划。比如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分权。自由民主必然带来地方权力上升。北洋政府就没处理好，造成各种纷争，军阀混战，最后断送共和。但现在回头看，赵集团并没有这样的计划，而且连个影儿都没有，让人怀疑他们关于自由民主的表态都是空头支票。 自由民主、或宪政共和，在中国政治语境里是一回事。前者是现代说法，后者是百年前说法。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中国每股政治力量在取得政权前都声称支持自由民主，但在取得政权后都施行独裁专制。这很容易理解。自由民主保护弱者、抑制强者，没权的人自然喜欢。但夺得政权后，自己变成了强者，自由民主就是削弱自己权力，自然不喜欢。1940年代，中共没权，就是国内最支持自由民主的力量，被广大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群体支持。但夺取政权后，中共施行了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最极端的独裁专制。我预测从现在到自由民主实现那天，即使本质上最专制独裁的政治力量，在取得权力之前也会声称支持自由民主。所以看待任何政治集团，包括当前自由派，都不能只听它说什么，更要深入探究它的理念和策略实质。 赵紫阳集团采用了清末戊戌变法的剧本。慈禧垂帘听政，光绪皇帝没有实权，就以变法为名，拉拢向往西方的新兴精英阶层，目的是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并寻找机会夺权。慈禧之于光绪，很像邓小平之于赵紫阳。赵也试图用自由民主作口号，抬高自己的声誉，再从邓手中夺权。光绪帝身边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知识分子做关键幕僚，赵紫阳则召集了陈一谘、严家其、鲍彤等做智囊。但这些表面的相似却掩盖不住赵集团的严重不足。 首先看国家层次的战略选择。赵集团模仿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模仿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维新之前的日本，对外面临西方列强扩张，内部军阀林立，国家分裂。维新集团推举本无实权的明治天皇成为名义上的独裁者，统领全国。在维护国家统一、强国富民方面，明治维新取得巨大成功。但在追求人权、公民自由、民主政治等方面却明显失败。在维新之初的几十年里，日本经济大发展，然后转向军国主义，老百姓失去基本自由，人权经常被践踏，经济也被拖垮，最后在二战中几乎被灭国。可见，明治维新并非成功的自由民主之路，戊戌变法也不是。赵集团以它们为师，希望强国富民不假，但很难让人相信他们真计划自由民主。 再看政治操作。戊戌变法造成清末百日维新，然后被慈禧轻易斩断，光绪被软禁。后代人归罪于慈禧，但她并不傻。她阻止戊戌变法，部分原因是她发现那一套不适合中国。后来北洋政府的失败证明她有道理。在具体操作方面，赵紫阳集团不如清末变法派。变法派施政百日，颁布众多新法。赵集团却从没能撇开邓小平独揽朝纲，更没能将自由民主的主张付诸实际。政治摊牌时，变法派试图依赖实权将领袁世凯，但失败了。赵集团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只得依赖马路上游行的大学生作为自己的暴力基础，与手握绝对军权的邓小平叫板。这是与虎谋皮，他们却真的实施了如此荒唐的政变计划，实为不智。矛盾激化后，赵集团成员纷纷逃跑，留下学生们挡子弹，没一个愿当现代谭嗣同。 最后看思想方面。赵紫阳集团有戊戌变法作借鉴，应该比百年前的人看得更全面、更透彻。但读他们发表的言论，不难发现他们不但没进步，而且还退步了。比如谭嗣同的《仁学》，虽有明显偏驳，但也不时涌出精辟见地。比如其中写道，“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其中“乡愿”代表“看似敦厚老实、实则与流俗合污”。六四前不久我买了本严家其的《首脑论》，实在读不下去。里面全是为赵上位的宣传与廉价权谋，谈不上对政局现状、民族未来、或自由民主理论的任何真知灼见。其他智囊团成员的文字成就也不比严家其更高。他们的思想境界都类似，只知小圈子里的权谋，严重缺乏深刻独到的想法。
图8. 谭嗣同(1865—1898)，清末百日维新激进派重要人物，出身官宦家庭，少时接受传统国学教育，稍年长开始积极学习西方科学。他思想西化，鄙视科举，大约在1896-97年著《仁学》，然后投身维新运动。慈禧发动反对光绪的政变前夕，谭嗣同联络袁世凯，希望杀荣禄、囚慈禧，不幸遭袁世凯告密。谭嗣同本有逃跑机会，却主动选择赴死，留在名句，“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自由派知识分子六四把一批持不同政见者推上历史舞台，包括1980年代后期在大学生群体中最著名的自由派人士、科大副校长方厉之，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钦本立，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从1978年起就长期呼吁民主的魏京生等。这些人忧国忧民，被良心驱使，甘愿冒巨大个人风险，呼吁自由民主，值得人们尊重。以下重点评论方厉之与刘晓波，因为他们最出名，留下的言论与文字也最多。 方厉之方厉之曾任中国科大第一副校长、学部委员，在1986年学潮中出名，在1989年学运中受学生群体拥戴。六四后他流亡美国，在亚利桑那大学任教授，并挂名海外民运组织的头儿，但不再活跃，基本算销声匿迹，于2015年去世。 方厉之在少年时代参加中共地下外围组织，他的思想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在20岁出头，他被打成右派，然后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挨整，共产主义理想破灭，开始羡慕西方制度与做法。成为科大副校长后，他利用职务之便，公开讲自己“恨透了(中共执政后的)三十年这种东西，…我觉得从社会主义体系来看，是失败的。从马克思、列宁到斯大林、毛泽东，这种正统的社会主义到现在我们做的这种结果，实际上是失败的” 。他主张 “全盘西化”，并鼓励学生闹事。他说过，“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 方厉之思想缺陷明显。他从亲身经历中发现共产主义行不通，于是向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对立面，就是西方自由民主阵营。但他并没有留下任何言论或文字表明他理解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思想根基是什么，或马克思主义到底错在哪儿。大学生们听了他的鼓动，只知道他要打倒当前制度，却不知道他要如何在中国建立自由民主。这个局限造成他离开中国后不再有值得称道的作为。因为他在国内时的影响力，其基础是他的社会地位，不是他的思想。如果他没有科大校长和学部委员的光环，单听他的话，没多少人会被说服或感动。但他的社会地位来自中共，他利用中共给他的资源反对中共。离开中国后他失去了这些资源，也就失去了社会号召力，再无法影响中国自由民主运动。 刘晓波六四时，刘晓波还是个年轻教师，在国内学术小圈子里活跃，但在社会上鲜为人知。他在六四前就主张中国要全盘西化、要作三百年西方殖民地等。当时有一批年轻知识分子私下非常向往西方，但不敢公开说。他敢，于是出名。他出名是因为他极端，不是因为他正确或深刻。他在1988-89年短暂出国访问，在与西方实际接触中，他又开始怀疑西方文明，曾写道，“西方文明无法拯救人类”。既然如此，中国为何还要全盘西化、接受西方三百年殖民呢？他的自相矛盾源于他严重不理解西方，所以不知如何理性、有选择地向西方学习。这样粗糙、肤浅的思维，在现实中必然行不通。 刘晓波在2008年参与发起《零八宪章》，因此在2009年被判刑11年，并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无法出席颁奖仪式，由别人代读他最著名的文章《我没有敌人》。2017年他病逝于服刑期间。《零八宪章》试图复制捷克斯洛伐克《七七宪章》。1977年，捷国还在共产党统治下，一批持不同政见者提出《七七宪章》，在捷国民间引起巨大反响，促成“七七宪章运动”，为1989年捷国天鹅绒革命、推翻共产党统治，起到前期铺垫作用。很多《七七宪章》签署人成为89革命中坚，包括捷克共和国首任总统哈维尔。 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签署者们希望中国也像捷国那样摆脱共产党统治，却没看懂两国之间的根本差别。捷国属于基督教文化圈，主要信仰天主教。在共产党统治时期，捷国施行严刑峻法，关闭大量教会，关押神职人员，一般教徒也常遭迫害、职场升迁严重受阻。即使如此，捷国人民依然心向传统信仰。比如在1960年代末，共产党执政大约20年后，该国斯洛伐克部分做过普查，发现认同无神论的人只有14%；九成农民、四分之三的蓝领、一半白领，依然自称基督徒。如此信仰坚定的人民，不可能真心服从信奉无神论的共产党。捷共能掌权，只因为其背后的苏联太强大，人民还没找到机会推翻它而已。 中国社会没有类似信仰基础。政治上，主流国人信奉“打天下者坐天下”，现代说法叫“枪杆子里出政权”。谁掌握的暴力最强大，老百姓就觉得谁最有执政合法性，没多少人要求掌权者必须支持自由民主。在中共打赢内战后，无论其政策如何专制，大多数人都接受它统治。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枪杆子做后盾的任何宪法都是笑话，不但执政者觉得是笑话，一般老百姓也觉得是笑话。《零八宪章》在中国人中几乎没人在意。刘晓波的真诚与勇气可嘉，永远值得我们怀念。但他倾注了心血、最后为之失去自由和生命的《零八宪章》，却反映他自身与整个自由派群体的天真、或无能。他们要么在作秀，要么没看懂中国现实，要么兼而有之。 学生领袖六四期间、及其后数年，“学生领袖”群体格外引人注目。有全国级的，比如被通缉的王丹、乌尔凯西、柴玲等人。在各大学里也有，比如我全程参与的交大。但更贴切地讲，这些“学生领袖”是学运中的信息联络与后勤人员，不能算领袖，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起到领袖作用。比如没人因为听到某个学生领袖的政见而出去游行。在运动高潮时期，自由派出于策略考虑，希望降低学运热度，曾想让学生领袖们暂时阻止、或更好地协调学生游行，但完全没做到，因为这些学生领袖根本无力左右学生们的活动。并非学生们不想有真领袖带领自己，而是学生领袖们没那个能力。 学生领袖们并非通过货真价实的民主选举产生。比如在交大，我们曾试图搞选举，但没有条件让候选人们充分辩论或竞选，也做不到大规模、有秩序地组织同学们投票。所有选举都是小范围的、都混乱。有时刚选举完不久，当选人就因为官方、或家庭压力选择淡出，我们只好再举行选举。这让选举变得缺乏可信度，匆忙中造成敷衍。所以最后推出的学生领袖们无法真正反映民意。据我所知，学生自治组织在这点上都类似，包括交大的、其他学校的、和全国性的。 高层操纵学运，造成学生领袖经常是傀儡。我们当时就知道，那些在中央电视台有出镜机会的学生领袖们，背后有通往中央高层的信息通道。其实是高层选择了他们，利用他们向外放话，操纵运动、操纵学生。他们因此换来出名，成为名义上的学生领袖。比如在后来几十年里，王丹回忆当时情况，以自己联络广泛、层次高为傲，其实就是被操纵。这样的学生领袖不是民主产生的，并不真了解、或真在乎广大同学，与普通学生有严重隔膜。普通学生也不在乎他们。 回首往事，运动中的普通学生有理由对学生领袖们感到失望。成千上万的普通学生为悼念胡耀邦、反腐败、自由民主等原因，不顾个人风险，上街示威游行，才有了对中国和世界都意义重大的六四运动。学生领袖们因此出名了，与高层和外国媒体扯上关系。如果运动成功，他们觉得自己可以出将入相，名利双收。但在运动进入危险期后，他们中很多人却利用运动中获得的资源，逃跑得比谁都快，留下普通学生面对六四屠杀和事后的政治迫害。在道义上毫无疑问，这样的学生领袖愧对普通学生。 以下简略点评王丹和柴玲。无论好坏，六四后这两位还有些相关活动和言行，反映学生领袖群体的一些普遍性特征。其他人要么完全淡出自由民主运动，要么在小圈子里互相争论，但基本上离开了大众视野，总之都不再重要，也让人无从评论。 王丹总体看过去35年，王丹大概算当年学生领袖中表现最好的。但在六四失败之初，很多人对他不满。有消息说，在屠杀发生之后的几年里，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曾希望提名六四学生领袖。他们考虑了柴玲，但没考虑王丹。诺贝尔奖从不公布为什么提名或不提名谁，但有人猜测王丹没上榜，因为他入狱后与官方合作过分密切、关系过分融洽，让外人觉得他投降了。当然，最后柴玲也落选。 六四后近10年，在美国压力下，中国于1998年释放王丹。他旋即来到美国，之后二十多年里身居海外，一直致力于中国自由民主事业。六四失败后，原来的学生领袖们大多追求个人发展，远离政治。有些人继续打着自由民主旗号，但实际上追求个人利益。更有甚者选择投靠中共阵营，调转枪口，反对自由民主，比如孔庆东。相比之下，王丹值得尊重。但他对中国的分析与论述，以回忆自己从前与高层和名人的交往、以及透露中共高层最新小道消息为主，被人戏称为“中南海听床师”。关于中国自由民主事业为什么总失败、未来如何走出困局等关键问题上，他没提出自己想法。缺乏独到有价值的见解，是他的重大局限。希望他在思想上能更上一层楼。 有人指证王丹在被关押期间写出13万字交代材料，对近五百人做了详细的有罪陈述。王丹选择不直接回应，更让外人觉得指证可信。我在六四后也被逼写过交代材料，内容也涉及他人，这在当时不可避免。当然我远不如王丹重要，认识的人没他多，受到的压力也很可能没他那么大。但这段经历给予我相关体会。当时自由派和体制内的很多人都认为，在不久的将来，要么中共为六四平反，要么中共灭亡。无论哪种情况出现，参加六四都将变成光荣的事。在东欧剧变之后，这种看法尤其盛行。在那样的大气氛下，王丹写出其他人在运动中所作所为，被讲到的人可能会感谢他，尤其是那些已经逃到海外的。他们会觉得由王丹写出他们在运动中的言行，未来可以作为强有力证据，证明自己为中国自由民主做过贡献。 不过，还有很多学生领袖留在国内，王丹的供词可能威胁他们，他的批评者们也有一些道理。总体讲，六四运动太引人注目，参与人太多，组织太松散。即使王丹不说，别人也会说。官方还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得知，比如运动中无所不在的监控、线人等，最后结果很可能一样。再讲，中国官方的刑讯逼供，可选择手段非常多，一般人没经过特别训练，没能力抵抗。王丹只是个年轻学生，外人不应该过高要求他。 柴玲柴玲在六四期间很活跃，是“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六四后逃到美国，经商至今。她早淡出中国自由民主运动，却偶尔发表有关六四的言论，让人侧目。2012年6月4日，她发表中英文公开信《我原谅他们》(I Forgive Them)，讲到“因为耶稣，我原谅邓小平和李鹏。我原谅士兵们冲进1989年天安门广场。我原谅目前中国的领导下，继续压制自由和实行残酷的独生子女政策”。总之，她以耶稣之名，原谅六四施暴者。 作为基督徒，我认为这封公开信内容荒谬，违反基本道义，错误理解《圣经》。她在信中引述《圣经》里两个著名故事，作为原谅六四施暴者的根据。一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后，在万分痛苦中说，“父啊，赦免他们(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罗马帝国士兵)，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 。二是古代以色列君王大卫的事迹。他亲儿子押沙龙背叛他，试图武力夺权，他却选择原谅儿子，平叛后不愿杀儿子。柴玲忽视了这两个故事里共同的关键点，原谅人的都是直接受害者。在六四流血中，柴玲不是直接受害者，那些死去的人才是。只有他们、他们最亲近的亲人、或他们特别委托的人，才有资格选择原谅施暴者。柴玲没有资格，无权越俎代庖。耶稣劝我们多原谅人，但他从没代替我们原谅加害我们的人。 柴玲本是“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有责任尽可能保护同学安全。但有证据表明，1989年5月底局势紧张时，她选择丢下同学独自逃跑。后来发现没事，在六四前她又回到广场，但不再起领导作用。后来接受采访时，她说过一段著名的话，“为中国人去奋斗不值得”、“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下一步作为我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不过我相信一场大革命很快就会到来，要是它(中共)采取下策的话。即使(中共)不采取下策，(我们)保存一些火种和力量，在下一次运动中我们一定会站出来”。很多人认为这段话反映柴玲本心，就是让别人流血，自己逃生，等未来民运成功后，自己再回来摘桃子。所以关于六四流血，柴玲应该思考如何祈求死者们原谅她，而不是代替他们原谅施暴者。 中国文化里有假借宗教之名，实际谋求现实利益的传统。《水浒传》里鲁智深杀了镇关西，为逃避官府通缉，而不是为信仰佛教，出家当和尚，就是人人皆知的故事。在六四屠夫们毫无悔意的情况下，柴玲高调发表原谅声明，被认为是她为方便回国做生意、向中国政府伸出的橄榄枝。中国经济起飞后，很多海外华人想搭顺风车。多位流亡到西方的六四学生领袖为赚钱已回国。早在2004年就有报道，柴玲试图回国做生意，但没能成行。其实大多数六四学生领袖早已放弃自由民主理想，专注赚钱和过小日子。这属个人选择，本无可非议。如果柴玲想这么做，也算正常。但她偏要打着耶稣旗号，明明不具备高道德标准，却要争抢道德制高点，让其他基督徒无法沉默。《圣经》教导我们原谅别人，意思是“不要以恶报恶”(彼得前书 3:9，罗马书 12:17)，但要“以善胜恶”(罗马书 12:21)。越俎代庖、原谅毫无悔意的杀人凶手，是恶，不是善。 小结：中国政治异议人士几乎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是六四参与者，与运动领导们无冤无仇，却曾有共同梦想，都希望中国早日实现自由民主，为什么我对他们持总体批评态度呢？道理很简单，六四失败的太惨烈，六四之后的35年里，中国自由民主运动退步得太严重。军队打胜仗时，将军们功成名就，所以军队打败仗时，将军们就要负责。公司赚钱时，管理层得利多，公司亏损，管理层就应该负责。同理，如果六四成功，领导集团将飞黄腾达，现在六四失败了，中国自由民主运动退步了，领导集团就要负责。这是公平。 任何政治运动的失败，背后原因必然很多。但追踪溯源，我认为六四和其他中国自由民主运动一样，失败的根源在于民族思想文化。在六四运动中，无论领导集团还是普通大学生们，其主流世界观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他们都相信物质决定意识，人是高级动物---比如把人看成老黄牛、甚至螺丝钉，是个物件、连动物都不如---还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也就是经济决定社会与政治制度等。大多数国人持有这些观念，却从没严肃推敲过。即使在中国顶级知识分子们中也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世界观与自由民主不兼容。比如最简单的一点，哪种群居动物采用自由民主制度？如何让一堆螺丝钉施行自由民主？ 看六四运动领导层，所有赵紫阳集团成员，以及稍年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们，如方厉之、鲍彤、钦本立等，都是中共党员。如果不是，他们没机会爬到足够高的社会地位，也就不可能有社会影响力。他们都经历几十年不间断的党内洗脑，并成功度过了那个强烈敌视西方的年代，头脑里只剩下中共正统的毛泽东思想，也就是中国版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有其他系统化思想，尤其不可能有基督教信仰或西方主流哲学思想。如果有，他们早就被打倒、出局了。即使有些人后来仇恨共产党，声称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的思想框架经常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们不理解、不熟悉任何其他思想体系。 思想禁锢于马克思主义，不但是六四参与者们的根本问题，也是中共治下持不同政见者们的通病，几乎没有例外。著名的张志新、遇罗克、林昭、顾准、魏京生等人，都看到了中共制度的荒谬和残忍，都勇敢地挺身而出，呼唤自由民主。但他们批判中共的出发点都是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比如张志新自认是最真的共产党员，喊出“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她认为毛还不够左。遇罗克在《出身论》中以真马克思主义者自居，指责官方政策重视人的出身，是修正主义。林昭曾是狂热的中共党员，为革命誓与家庭“活不来往，死不吊孝”，并在土改中残忍迫害他人。为对党表忠心，她无中生有地诬陷和揭发自己的父亲。她在监狱里写过长篇自述，讲到自己的思想基础，完全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那套，比如“存在决定意识，外因通过内因”【18】。顾准是个中共理论家，试图探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如何实现自由民主。他旁征博引，却都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打转，所以一直找不到出路。魏京生要求把民主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目标，认为民主“不仅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达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这个发达阶段以及更加发达的阶段中得以存在的条件”【17】。他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有迹象表明，林昭和顾准在生命最后阶段接受了基督教。即使这是真，在接受基督教之后，他们并没有留下有分量的反思，对社会没什么影响。
图9. 已故去的中国政治异议者。顾准(1915—1974)，林昭(1932—1968)，遇罗克(1942—1970)，张志新(1930—1975)。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与现代自由民主很遥远。他们与当时亿万普通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远比普通人更真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他们的真诚让他们发现，马克思主义经不起人真诚追求。如果你真诚了，你就会发现这个主义是假，你也就成了它的敌人。 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勇敢可敬，但也可惜可怜。他们试图在马克思主义框架里找到个人自由和国家民主的道路，本质是缘木求鱼。世界各国百多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并不傻。接受了唯物论、人是动物、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雇佣者剥削被雇佣者等马克思主义基本观念，结论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就是独裁专制，与自由民主对立。 中国政治异议人士普遍理论修养不足。比如魏京生认为民主“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达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但并没有可信理由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达了，国家就一定要民主。虽然他言辞灼灼，但逻辑缺缺。这些人理论眼光都不够犀利，看不懂基本逻辑。比如唯物论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既然人的意识被外界决定，思想自由就不存在。没有思想自由，其他自由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让他们走上歧途，即使做出巨大牺牲，包括丢掉性命，也没能为民族找到自由民主之路。 1980年代的青年，包括年轻知识分子如刘晓波、大学生们如王丹等，在学校和社会里接受全套中共思想灌输。同期的改革开放又让他们有机会看到东西方鲜明对比，知道马克思主义已经失败，所以他们厌倦政治课、反感被洗脑。但总体讲，他们的应对方式不是奋力寻找真理，而是消极对抗、停止思考，选择享乐与堕落来逃避。比如在六四运动期间，乌尔凯西接受外媒记者采访时说，我们这代人只想买到耐克鞋，能听摇滚乐，对共产主义不感兴趣(全凭我记忆，只是大意)。在我身边的同学里，少数人努力争取入党，但绝没有共产主义理想，只觉得入党有利于以后向上爬。大多数人梦想多赚钱、生活好等。应对功课之外，他们打牌喝酒读闲书，没什么人严肃探求信仰、主义等大问题。 享乐与堕落不可能帮助人突破社会意识形态的桎梏。由于缺乏严肃的思想探索，我们这代大学生的主流世界观没有进步。绝大多数人习惯性地、下意识地相信物质决定意识、人是动物、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即使他们厌恶“马克思主义”这个名字。其实每个人都有世界观和人生观，即使他不知道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什么。 有些同学研读西方哲学。当年在校园里，读尼采、弗洛伊德的书比较流行。但无论在校时、还是后来几十年里，我与交大、复旦、北大、清华等名校学生们接触，还没遇到谁真的读懂读通，更谈不上把这些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恰当地用在生活中。当年有些人去教堂，觉得很新潮和好玩，但几乎无人认真研读和理解《圣经》，更别说在精神上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一些来到西方国家的六四参与者后来成为基督徒，比如柴玲，但总体比例不高，且他们对基督教的认识经常不深、也不对，比如前文讲到柴玲对《圣经》理解有严重偏差。总之，至今还没看到谁跳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全面反思六四运动和中国自由民主事业。 刘晓波《我没有敌人》从1979年改革开放到1989年六四运动，中国自由派有十年时间与世界交流，本有机会学习西方各种思想流派，突破马克思主义的禁锢，但他们没做到。从六四到如今又是35年，很多自由派人士来到西方长期生活，但他们依然与前辈一样，没理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也就没能跳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自由派集体性思想肤浅表现在各个方面，比如几乎无人能提出系统化思想，指导中国如何走上自由民主之路。即使他们中的优秀分子，观点也经常不合逻辑，在现实中不可行，不被老百姓接受。我以刘晓波最著名的文章《我没有敌人》为例，谈谈自由派思想匮乏到什么程度。 2009年12月，刘晓波在中国接受审讯时向官方递交《我没有敌人》，作为交代材料的一部分。2010年10月，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让这篇文章闻名天下。文章名字就是他的中心思想：我刘晓波与所有人都友好，不把任何人当作敌人。读过的人都懂，他在说给中共听。潜台词是我对你都如此和气了，你也向我学吧。否则全世界都将笑话你不够大度，你多没面子呀？所以你不要再把我当敌人，也别把自由派当敌人，与我们做朋友吧，允许我们搞自由民主，然后让我们推翻你的独裁专制统治。
图10. 人无完人，刘晓波真诚勇敢，值得被尊重，但他思想有严重缺陷。左，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现场，刘晓波不能出席，由一把空椅子代替。右，2020年香港青年纪念刘晓波逝世三周年。他已成为中国自由派的精神代表。 就是因为敢于要求民主、要求剥夺中共对政权的垄断，刘晓波才出名，才登上政治舞台。如果他没有敌人，那么中共又是他什么呢？朋友？不可能。不相关的路人？也明显不是。权力竞争对手？在当前的中国，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政权是中共的命根子。如果失去政权，大量中共成员的利益将严重受损，罪行也将暴露，很可能身败名裂，直至性命不保。所以中共不可能自愿交出权力，任何权力竞争对手都是中共的敌人。任何人，包括刘晓波，对此顾左右而言他、换个名词等，都没用。这就是现实。 为表现出自己真没有敌人，真没有仇恨，刘晓波在文章中特别讲到，起诉和判决他的检察官和法官都不是他的敌人，他尊重他们的“职业与人格”。但同时他又强调，自己的言行从来符合中国宪法，起诉和判决他违反了中国宪法。如果这样的话，检察官和法官就是知法犯法，刘晓波为什么还要尊重知法犯法的检察官与法官呢？为什么他们的“职业与人格”还值得被尊重？错误思想必然造成自相矛盾，在现实中造成荒谬。 刘晓波有多个可能原因让自己显示内心纯正、与世无争、像个圣人。第一，他身陷囹圄，希望获得轻判。第二，在自由派内部，六四学生领袖群体在当时已变得不重要，刘晓波名声渐涨，成为精神领袖类人物。他可能希望利用这篇文章保持和提高自己的名声和地位。第三，自1989年起，不断有传言，诺贝尔委员会希望把和平奖授予六四参与者，刘晓波是经常被提及的候选人。但无论什么原因，在没有内在精神与思想做基础的情况下，他的这种自我拔高显得空虚无意义。耶稣可以说自己不是罗马帝国的敌人，因为他说“凯撒的归凯撒，神的归神”。凯撒是罗马皇帝，耶稣属于神，不想夺凯撒的权。耶稣不从事政治活动，不搞起义。罗马人依然不相信，杀了他。但即使被杀，耶稣也不反抗，甘愿接受。他是真不想夺权，因为他的国不在这个世界里。刘晓波参加六四、起草《零八宪法》等，都是政治活动，都为夺中共的权，怎么可能不是中共的敌人？“我没有敌人”这句口号只可能打动不熟悉中国情况的外国人，稍有常识的中国人都不可能相信或被感动。无论支持中共的、还是支持自由民主的国人，都会觉得它太假了。 第三章 国人本性相通六四运动后半段，我开始陷入冥想，历时大半年，在心里遇到神，不断与神对话，后来去教堂礼拜，从此有了信仰，支撑我度过六四后大规模清算。当时信教还近似禁忌。文革后人人对此心有余悸，唯恐避之不及。家人担心我因此受迫害，未来找工作和升迁遇到障碍。教堂里的老牧师时而谈起1949年后教会、信徒们、和自己经历的种种可怕遭遇。教友们也会说起教堂外常看到便衣警察监视等。所以我信神后，缺乏自由问题变得真切而尖锐，原来抽象的自由民主一下子显得实在和直白。我崇拜神、研习《圣经》，就需要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与牧师和教友们讨论，就需要言论自由；去教堂做礼拜，就需要集会自由；教堂和教友们需要《圣经》，就需要出版自由，等等。我觉得美国那样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好，因为它允许我追求神，保护我需要的这些自由。 朋友们都知道我皈依基督教。我曾很多次小心翼翼地试图与他们讨论耶稣，但都被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岔开。我了解他们。那时的人普遍认为宗教是迷信，只有教育程度低、头脑简单的人才信教，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不屑一顾。同学中传说，我在六四中受挫、断送了大好前途、心灰意冷，所以才需要麻痹心灵，在宗教里找寄托。如果我硬对他们讲，他们只会觉得我走火入魔，被教会操纵，急于拉人入伙，他们会更加排斥。当年中国社会里没什么宗教气氛。除我之外，没听说哪个交大学生信教。我的心灵经历深刻而丰富，是多维的，超越时空，但几乎都是非语言形式的。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我都很难找到恰当词汇描述，因为常用中文中根本没有相关表达。所以我长期无法与人深入交流，直到今天也只能与人讨论其中一小部分。 六四之后，几位好友坚持自由民主理想。我们经常聚会，互相交流鼓励，抱团取暖。我们都认为六四运动没错，都憎恶残暴的政府，冷眼看六四流血后还想钻进体制、或在体制内向上爬的人。有时我们坐在一起笑话那些争取入党的人，或特别专营、想当官的人，觉得他们功利心太重，湮灭了良心。记得一位朋友讲到，他父母有位熟人，1949年前在上海滩叱咤风云，文革时遭到严重迫害，文革后被平反。在耄耋之年，他多次被邀请入党，因为党希望把他树成典型，以安抚老一辈上海资本家，并招揽海外投资。但他总婉拒。熟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为保持晚节”。朋友讲到这时，在场所有人咋舌。我们都佩服这位老上海人。 那时的友谊建立在共同理想之上，纯洁、珍贵，回想起来依然让我心暖。六四过后，老百姓普遍厌恶政府，同时也鄙视民运领袖们。经过文革的成年人，比如交大老师们、我父母的朋友圈等，都把民运领袖看成政治投机分子，类似文革时各路造反派头头。大学生们年轻，不像长辈们那样看破世道，但也对他们失望，觉得他们在关键时刻逃跑，只顾自己，辜负了众人。我当时觉得身边那几个朋友最纯粹，对自由民主最忠诚，远比任何六四领袖或名人强。这些朋友都是很好的人，中正诚恳，非常聪明。在压抑的大环境里，他们在我心里点亮一盏希望之灯。我总想，我周围就有好几位坚信自由民主的人，全国应该有很多。我们听不到他们的消息，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被压制，无法把想法传递给外界。至于更多同学忙于生计、对自由民主失去兴趣，我觉得正常。所谓 “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他们十几年寒窗，名牌大学毕业，想做官向上爬，视野因此变窄，看不到即将到来的自由民主潮流。从全国范围看，能做官的毕竟是少数，广大人民应该看得清形势。 当时一大批同学私下觉得，如果再来一次民运，由于自由派有了六四经验，策略会有大幅改进，很可能就会成功。在社会上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共处理六四如此残暴无理，外媒又全方位报道过，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都看个清楚，政局不可能长期稳定，下一波民运必将到来。到时候共产党要么下台，要么顺应民意。无论哪种情况，中国的自由民主化都指日可待。六四后不久，东欧和苏联剧变，各国共产党纷纷倒台，这种观念在民间变得更加流行。当然现在回头看，自由派，包括我和我的朋友们，在当时太乐观了，没看清中国真实的民情民意。 经过认真思考，朋友们改变想法1990年代初，中国还很穷，但经济起飞，个人发展机会变多。我靠全额奖学金来美国留学，朋友们则留在国内发展。当时我们都懂，经济发展不代表政治自由。即使经济变好，国内专制状况依旧。不知哪天政局波动，人们刚开始享受的那点经济自由，外加个人财富，都可能得而复失。 2000年代初，一位朋友来美国出差，我们聚会长谈。他说到中国未来很不确定，我在美国消息更灵通，如果有大事发生，我一定要赶紧通知国内朋友，帮大家早做准备。他特别讲到，如果国内重回左的那套，他就移民北美。他在外资企业里工作，与西方人接触多，移民是个很现实的选择。当时国内同学普遍比较成功，是外资或国有企事业单位里的骨干，业务能力、经济实力、和社会门路都大增，已经有能力移民。 大约又过了十年，习近平主政初期，我看到国内高层政治斗争白热化，已回到毛泽东时代你死我活的程度，于是认为中国政治必将巨变，老百姓的自由与财富都将被威胁。我急乎乎地与国内朋友们联系，并趁回国机会与他们多次见面，劝他们早做准备，尤其要考虑移民。我还对他们讲，移民要趁早，因为这条路将越来越拥挤，最后可能难到不现实。他们当时四十几岁，年富力强，有技术有经验，也有足够的财富积累，移民北美后比较容易找工作，即使一时不工作，也能轻松活下来。 我遇到第一个意外。那位2000年代初曾与我约定，如果我看到国内突变迹象，一定要告诉他，好让他有机会移民的朋友，这时很诚恳地告诉我，他知道中国政治正在迅速左转，已观察思考很久，并做了最后决定，他将留在国内，不会移民。我特地问他，如果中国重回文革，再搞个人崇拜，钳制思想与言论，你也不想移民吗？他认真地说，“对”。我记得当时自己心里的惊讶。我本以为任何人支持自由民主，都因为自己需要自由。现在他有必要、也有机会奔赴自由，为什么放弃？他与我分享他的考虑，关键因素包括他的职业发展、孩子和父母、去北美后可能遇到的困难等。他没明说、但我俩都懂的还有，他的公司、房产等都在国内大城市，是他财富里的最大头，他怎么可能说走就走？他诚恳地要求我理解他的处境和决定。在那个瞬间，我头脑里闪过《动物世界》里非洲猎人抓猴子的场景。 我的第二个意外，那位在六四后曾讲故事鼓励大家，说到老上海人为保持晚节、拒绝入党的朋友，此时已经入党。原因直截了当。在国营单位里不入党，工作起来不方便，无法从事某些岗位，影响升迁。对于中年男性来说，个人成就感最重要，其他考虑只得让路。曾经一同经历六四、支持自由民主的朋友之间讲到入党，难免有点尴尬。他解释道，自己只是一般人，只想过一般人的生活。入党只为方便工作而已，与自己的政治主张没关系。说到底，小人物无论入不入党、支持或不支持自由民主，对国家大局都没什么影响。何必只因为向往自由民主就拒绝入党，让自己工作不便、事业受损呢？ 这两位朋友的变化远非特例。回想六四屠杀之后三五天，上海举行最后一次学生游行，气氛悲壮肃杀。队伍回到校园里，所有人散伙回宿舍。但还有一位同学站在卡车车斗上，孤零零在校园里转一圈，通过电喇叭高喊运动口号，在当时被看作勇敢的象征。 另一位同学因六四失败，心情郁闷，夜里在街头喝酒，然后找警察打架，连警察都不敢惹。当时很多同学们私下里竖大拇指。但这两位毕业后进入公家单位。二十几年后，习近平取消任期制，大权独揽。我回国联系到他们，他们竟然都明确支持习，全不在乎习的独裁远超过1989年时的任何人。说到谁批评习或中共，他们还很不高兴，骂人家不爱国。 六四中交大那批学生领袖们后来都选择低调，再不谈自由民主。其中很多人私下里表示后悔，觉得年轻时太糊涂，参加了反政府运动，让自己头上有了标签，在后来国内经济起飞时期失去很多机会。一般同学忙于生计和发财，躲避六四问题，甚至觉得现在还谈论或思考六四运动都是犯傻。流行的情绪是，所有政治运动都是为老百姓生活好。当年大家支持六四就出于这个目的。中共镇压六四后，经济起飞了，那么镇压大概就是正确的。但他们自己参加了，现在说镇压对，明显自相矛盾，所以他们不好意思直接说出来。总之，六四一代大学生的自由民主抱负早就塌方，当年的理想已灰飞烟灭。说起来让人心痛。
重新理解朋友们六四中结成的友谊，没有东西可以取代。朋友们对我太重要，我曾觉得与他们心心相通，突然的变化让我觉得需要再努力，更加深入地理解他们。一晃又十年过去了，相关思考让我写出多篇文章，包括《文革重来？》、《中美对抗与文革2.0》、《缅怀一位交大前辈》、《眼下与未来的中国政治主线》、《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障碍与解决之道》、《乱世、治世、与现代民主》、《自由的人性观基础》等【5】【9】【11】【12】【13】【14】【16】。但我始料未及的是，我想得越深，就越觉得问题的本质简单。 我们年轻时，人人一无所有。第一位朋友当时热烈支持自由民主、向往移民。因为如果中国实现自由民主，名牌大学毕业的青年将得到更多政治和经济机会。如果移民，当时欧美经济远比中国发达，毫无疑问他将生活得更好。但中年后他事业成功，名下有公司和房产，再加上父母变老，孩子长大，做决策时必须顾及所有这些事项。经过全面认真地思考，他非常理性地发现，自己事业已经定型、现有生活舒适，移民后必须从零开始，得不偿失，所以他不再想移民。 国家自由民主对他好坏参半。一方面，社会大变动可能损伤他既有财产；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英雄梦，他年轻时参与六四，如果自由民主成功，他将成为时代先锋，想想也骄傲。所以他在总体安全的前提下继续支持自由民主。他的想法很正常，但没用。因为中国统治者非常了解这种心态，早准备好各种手段保证如果他要安全、他就做不了任何真有效果的事。后文将谈到，中国两千多年的统治术就是为这样心态的老百姓设计的。 朋友的转变很像那些在1949年前支持自由民主的大学生们。前文讲到，交大老师中有很多这类人。在《缅怀一位交大前辈》中，我介绍过自己从小熟悉的一位。这些前辈们年轻时也都一无所有，充满理想主义，真心支持自由民主。但1949年后，中共剥夺了人民仅剩的一点自由民主，他们却选择就范。他们与我们都是交大人，聪明程度类似。经过严肃理性的思考之后，他们也发现对于个人幸福而言，西方人崇尚的各项政治自由没那么重要，国家自由民主远比不上自己职业发展、家人安全、孩子前途等来得重要。 第二个朋友，年轻时佩服拒绝入党、只为保持晚节的上海滩弄潮儿。但进入中年后发现，不入党给自己造成的损失实在太重。于是觉得多我一份坚持，中国自由民主也不会成功；少我一份坚持，自由民主也不会失败。自己位卑言轻，只需考虑个人得失就好。我曾在《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障碍与解决之道》中讲过刘少奇之子刘源政治立场变化过程，本质与我朋友的一样。刘源年轻时也一无所有，热烈支持自由民主。但进入社会后马上发现，如果不投靠专制体制，自己就是个平头百姓；如果与专制体制合作，自己可以跻身国家领导人序列。他与我朋友都面对理想与利益之间的取舍。经过认真思考，他们都选择追求个人成就感，把年轻时的理想放在一边。 刘源大概与我朋友一样，觉得自己无法左右大局，所以不需想那么多，还是以个人成就为重，先爬上去再说。有人会说，刘源比我朋友官位高多了，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我朋友像刘源那样位高权重，可能就会以民族大业为重，坚持理想，放弃个人利益了。其实不然。从刘源角度看，自己只是解放军一个总部的双首长之一，还有其他7位与自己一个级别，上面还有一大堆现役和退休的军委成员，再上面又有一大堆在任和退居二线的国家级领导人。自己与他们相比只是个小人物。要说影响大局，就连刘少奇、李克强都做不到。14亿人里13亿9999万9999个都可以说自己人轻言微。甚至连毛泽东、邓小平、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都抱怨自己能做的不多。官位确实有大小之分，但都是相对的。我们同学大多是处级干部，与县长同级。在普通农民看来，处长就是高官，类似我们同学看刘源。刘源为利益放弃理想，同学们可能会觉得，“你都那么大官了，该满足了，怎么还这样？”同理，我们同学们为成就感放弃理想，普通农民也会有类似疑问。 国人的人生观高度趋同我逐渐理解朋友们。他们人生最高目标，也是做事的最大原则，就是在可行范围内把自己人生过得最好。为此，他们放弃了年轻时不成熟的自由民主理想，转而追求个人幸福感，包括事业成就感、保护和支持家人等。总之要快乐尽量多、痛苦尽量少。他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谁不这样呢？ 看懂朋友们，也加深了我对中国人的理解。不同时代、不同政治派别、不同社会阶层的国人，在人生观层次上都相像。交大老地下党们和我父母的那位同事，都是1949年前交大学生，生长在民国，与我第一位朋友的思路很像。我的第二位朋友与刘源，一个六四学生、另一个六四时期中共高级官员，一个平民、另一个太子党，一个成长于改革开放的1980时代、另一个成长于文革，根本想法也一样。再扩展视野，六四积极分子们与党员同学，当年看似泾渭分明，几十年后都变得成熟，同样为升迁、赚钱而努力，各方面想法趋同，包括政治观念。类似地，当时学生自治会的头头们与官方学生干部群体，海外民运人士与国内共产党干部们，赵紫阳与邓小平、毛泽东与蒋介石、孙中山与袁世凯，甚至刘邦与项羽、唐太宗与李元霸、朱元璋与张士诚，等等。每对对手之间乍一看针锋相对、势如水火、不共戴天，内在本性却一样。他们都追求在可行范围内把自己人生过得最好，事业最成功，幸福感最高，快乐最多、痛苦最少。主流国人都如此，而且自古如此，中共远非始作俑者。 初中时大家读《三国》、《水浒传》等，十几岁的孩子们就懂，大人物们为利益不择手段，比如诸葛亮与周瑜、或晁盖与宋江之间的明争暗斗。在《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障碍与解决之道》一文中，我称这些王侯将相们为功利主义者。但看朋友们的转变，再联想到身边各色人，我发现几乎所有人，从社会最底层到最高层，在做重大决定时都一样，都追求现实好处最大化，抛弃任何“虚的东西”，比如理想、主义、誓言、道德等。只有当违背它们的成本太高，高过可能获利时，人们才遵守它们。在这点上几乎没人犯傻。这是国人普遍的人生观，超越政治，超越时代。
图11. 最有权势的人、最没权势的人、最体现民族政治文化的党【4】，本性都是相通的。当手里有了主动权，他们为最大化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会抛开所有主义、道德、法律、保证、信誉、廉耻、合约等。他们心里没有高过利益的顾忌，所以导致无恶不可做。 中国人信仰宗教，经常也为求现实利益，不是真信仰。比如和尚、道士等，把入教当作谋生手段。普通信众拜佛求仙，就是为升官发财。在美国我听说过很多大陆来的基督徒为利益受洗。比如有人觉得平时与本地人接触机会太少，生活不方便，所以去教堂。我有一位熟人说他决定入教，因为旅行时可以借住在同门教友家里，省下旅馆钱。还有一位更离谱，在国内申请美国理工科博士，拿不到奖学金，后来听说申请神学院容易拿奖学金和申请签证，于是匆匆在国内受洗成为基督徒，递交给神学院的申请书中信誓旦旦要把一生献给神，但到了美国就从神学院退学，转到容易找工作的理工科专业。他讲这段故事时笑嘻嘻，全然不觉得自己卑鄙。 胡适说，“我们中国人特别唯物”，就是这个意思。我以前提到过，1926年，他在火车上遇到英国女作家谢福芸，二者深入探讨中国人信仰问题，期间胡适讲了这句话。谢福芸出生在中国，是在华传教士的女儿，笃信基督教。她认为中国有真基督徒，理解神、坚信神，为神甘愿赴死。胡适不同意，认为中国人都唯物，包括中国基督徒，当然也包括他自己。他是个无神论者，不信任何宗教，认为都是精神鸦片，专骗老百姓。这套唯物思想限制了他的视野，造成他思想狭隘，无法理解几千年来基督教里层出不穷的英烈们，包括中国基督徒里的英烈们。他欣赏马克思唯物主义，但受不了现实中遇到的共产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们。他的思想深度不够，看不懂那些他不喜欢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就是他喜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然产物。他嘴里的“唯物”是个直觉概念，指国人都追求利益最大化、不计其他，与马克思唯物主义观念很相近，但意思更泛泛，涵盖面更广。 驭民术当代中国人中流行的那些“主义”，如唯物主义、功利主义、无神论、马克思主义等，都是最近一个多世纪里的舶来品。中国先哲们当然不知道它们所有细节，但早懂它们在实际政治里的有用部分。先秦的《姜太公六韬》讲，“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引用这句话，很形象地表达了功利主义的核心意义。孔子讲，“敬鬼神而远之”，教人远离神。用胡适用语，就是让人“唯物”。马克思理论更复杂一些，但宗旨一样。只不过马克思比胡适、孔子等都更极端。 这些主义、主流思想等看似丰富多样，其实都为统治者治理国家而设计。从君王或共产党政府角度看，如果老百姓都把现实利益当作最高追求，国家就容易治理。因为君王和共产党政府都可以控制现实里一切，包括官位、金钱、土地、美女、房产等。人民崇拜它们，统治者控制它们，统治者也就控制了人民。如果老百姓崇拜神，神在人心里，统治者不可能直接控制，统治者也就很难控制老百姓。 老百姓崇拜神，统治者难以控制。 (Exp. 1) 面对逐利、或称“唯物”的人民，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们，包括著名的商鞅、韩非子等，总结出一套最有效的治理方法，就是近年来很多人讨论的“驭民术”，写在《商君书》里。简单讲有两个要点。一是霸道，所谓“霸者以力”。君王要有能够压制竞争对手的暴力作为后盾。二是“利出一孔”，就是君王控制全社会所有资源，包括控制谁当官谁下野、谁发财谁破产、谁得荣誉和名声谁名誉扫地等。驭民术本质就是引言中那个猎人抓捕猴子的要点。一要保证猴子打不过自己，二要确保附近没有其他食物来源，猴子要得到食物就必须把手伸进猎人布下的圈套。 法家驭民术要成功，就需要老百姓唯物。如果老百姓不唯物---不怕死，认为死后自己可以进天堂，也不在乎功名利禄---驭民术的两个要点就都失效了。汉武帝看懂这点，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生活在百家争鸣的时代，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可能有正当理由。比如让墨家去研究鬼神吧，我们儒家不搞那一套。术业有专攻，这本不算错。但独尊儒术后，情况有根本改变。汉王朝要求所有读书人都远离鬼神，必然造成全社会唯物。从此朝廷外儒内法，儒法一家。儒家负责教育人民唯物。法家负责撰写规则，专门治理唯物的人民。儒法相辅相成，让包含驭民术和“远鬼神”观念在内的专制统治术在中国平稳延续两千年。在近代，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很快在中国扎根，就是因为国人把它看成这套古老的本土统治术的现代加强版。 驭民术成功，需要老百姓唯物。 (Exp. 2) 长期施行法家驭民术必然导致统治者控制所有社会资源，老百姓一无所有，万事都依赖统治者施舍。于是国家独裁专制，老百姓没有基本权利。如果老百姓不乞求统治者也能过上好生活，很多精英就会从体制中出走，如范蠡与西施，去过自由自在的桃花源式生活。那样的话，统治者影响力降低、地位不牢靠，所以他要尽力杜绝。只有当体制外的人都活得猪狗不如，无论他多么聪明有才能，精英们才不得不匍匐于权杖之下，争先恐后乞求统治者施舍。这都是东亚式专制独裁的恶毒本质。 唯物的人与动物无异马克思主义是唯物论，认为人都是动物。更贴近生活的说法，人特别唯物，就与动物无异。卢梭认为人本质就是自私，一要生存，二要生存得更好。其实动物就是如此。马克思继承了卢梭，两人在这点上大同小异。主流国人追求现实中的幸福感，看似比动物复杂，但究其本质，也是第一要生存、第二要生存得更好。这种人生观表现在社会行为里，就是功利主义。 唯物的人像动物，社会行为遵循功利主义。 (Exp. 3) 小时候看《动物世界》里猎人抓猴子，我觉得猴子傻。但现在想想，我发现它其实很聪明，而且想得深远。猴子早知道，被人抓住后，只要自己服帖，人不会杀自己。中国峨眉山的猴子也如此，围着人转，不但没危险，还讨到很多吃的。国人世世代代生活在独裁专制下，已积累很多相关智慧。即使文革2.0来了，他们也不害怕，因为知道只要自己低调，一般不会被整，地位房子财产等都能保住，下半辈子不会受大冲击。如果自己乖巧，还可能从法力无边的政府手里得到更多好处，比如官位更高，房子更大、或地段更好等。 正因为猴子聪明，原始人的简单阳谋才可能有效。非洲羚羊也是大型哺乳动物，也打不过人，但没有猴子那么聪明。远远闻到人气味就吓得逃跑了，没机会觊觎圈套里的诱饵，人也就不能靠圈套抓到它。中国人平均智商在世界上算非常高，却被法家简单的驭民术管得服服帖帖。那些平均智商远低于国人的民族，比如一些太平洋岛国人，反而活得自由自在。他们看到谁强大暴虐，就会逃跑。不像聪明的中国人，总想在帝王庇护下当官发财，觉得帝王越暴虐就代表他越强大；他越强大，他的庇护就越可靠，越有利于我当官发财，我就觉得他越伟大。 猴子被抓，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它聪明。 (Exp. 4) 古人讲，“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就是把人与动物等同起来，认为二者都追求利益，本质一样。动物稍微简单，只要食物。而唯物的人求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帝王们争夺天下时，比如六四天安门平叛阶段，广大英杰们都在审时度势，就像猴子在暗中观察猎人布圈套。看准猎人放进食物后，猴子就会小心翼翼地接近，然后把手伸进来抓。就像六四尘埃落定后，各路英杰都小心翼翼地与政府和好，然后使出浑身解数，当官发财，比如名画家范曾、还有那些争先恐后回国赚钱的六四学生领袖们。猎人大摇大摆抓猴子，猴子嘶叫几声，但实际上愿意为掌心里的食物接受脖子上的绳索。类似地，中共要发动文革2.0，关门打狗。天下英杰们在网上抱怨几声，但心里早想好，你让我怎么做、怎么说、怎么想，我全听你的，还不行吗？他们实质上早想好了，愿意为官位、房产、家庭团聚等去做暴政的奴才。非洲人抓猴子，一个简单办法用了千百年，依然有效。类似地，从商鞅到如今的两千多年来，帝王与英杰们一直在玩儿同一个驭民术游戏，剧本从来不变，结果都一样，只是演员一代换一代，长江后浪推前浪。这套驭民术成功的根本在于，老百姓经过认真考虑后，真心实意甘愿为现实利益放弃自由。 第四章 为什么国人不崇尚自由？不久前在网上，几位海外同学群聊时谈到信仰。我讲人活着不能没有终极目标，像海上航行的船不能没有方向。一位住在德克萨斯州的同学回应，人与生俱来的目的就是快乐。几位在欧洲的同学马上表示认同。我说任何称职的船长都不会说，船头指向哪儿我就往哪儿航行。纯粹属于船上的东西都不能作为船的方向指南。同理，快乐完全属于个人，可以是人生附带结果，但不应该是终级目标。一位在加拿大的同学说，劝人不为快乐而活，都是伪善、骗人。他话里藏着锋芒。 大陆出身的知识精英们普遍把人生幸福、事业成功等，看作最高奋斗目标。很多人已经哲学化，他们觉得所有人都如此，包括家里长辈、身边熟人等。他们看不出任何人不是这样，也想象不出人可能有其他最高目的，所以觉得这是天经地义，不但人都如此，而且人都应该如此。如果有谁不同意，他们就觉得不可理喻，然后推断那个人肯定在装、撒谎、骗人。与崇尚幸福的人生观相对应的是他们的世界观，几乎都是唯物论、无神论、马克思主义、或这几样的排列组合。严格说，这些哲学门派之间有区别。但在一般国人头脑里，它们代表的意思都一样，就是人本质是动物，活着就为了过得好。 这些观念深入国人骨髓，蒙蔽他们双眼，让他们看不到简单的事实。在中国之外，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信仰宗教。几乎所有宗教，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道教等，都要求人把目光放得高远，超越现实利益或快乐。世界著名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23年调查发现，只有3%的美国人是无神论者。根据欧盟官方统计(Eurobarometer 2015)，约10%的欧盟人、13%的英国人是无神论者。欧美人普遍信仰神，其中基督教最多。上面几位同学都已在欧美定居几十年，却没发现身边绝大多数本地人不同意他们的观念，不把利益或快乐当作人生最高目标。 我在《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障碍与解决之道》一文中谈到，现代自由民主制度本质上是基督徒之间的一套社会政治规则。国人不理解基督教基本观念，就不能理解自由民主的精髓【13】【15】。这些海外同学受过良好教育，很多有博士学位，从事体面工作，平时阅读量大，信息灵通，人也爱思考，却依然没看懂所处社会的主流信仰。可想而知，一辈子不出国、被无神论包围的普通国人就更难了。其实在近一百多年里，中国顶级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等，都没有理解在西方占主流的基督教，无知程度令人惊讶。所以我要对比主流国人与主流基督徒的内心世界，希望帮助读者看清楚中国自由民主事业屡试屡败的根本原因。 效益主义
图12.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英国哲学家、法学家、社会改革家，效益主义哲学(Utilitarianism)创始者。他出生在伦敦知识精英家庭，父亲是成功的律师，母亲是富商之女。他儿时是神童，据说蹒跚学步时阅读英格兰历史，3岁学习拉丁文，7岁独奏小提琴曲等。他童年时不去学校，在家里由父亲指导学习，造成他没朋友，体弱多病。后世研究者认为他患有亚斯伯格症。成年后他在牛津大学主修法律，变得身体健壮。但他毕业后没做律师，成了法律评论家，哲学家，积极支持社会改革。他一生勤于写作，著作等身，很年轻时就名声大噪。他曾与多位女士有染，但从未结婚。右上是他的名著《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右下是他的故居原址，位于伦敦市中心，现为伦敦大学学院校园的一部分。他的思想强烈影响了这所大学的创立和办学理念。他被公认为当时少见的无神论者，但他本人从未承认。 18世纪末，边沁首次提出效益主义，原希望描述所有人在所有情况下的决策过程，但不太成功。这套理论至少不适用于基督徒。后来人们把它用在微观经济学里，描述经济领域内个人决策过程，效果很好。直到今天，它依然是西方经济学核心理论之一。 但边沁效益主义贴切地描述了主流国人内心世界。他认为人总追求在可行范围内获得最大幸福感。写成数学公式：
他把人的决策问题转换成最优化数学问题。其中效益(Utility)就是人的幸福感，或称净快乐 = 快乐 – 痛苦。比如人决定是否移民，先想象移民和不移民两种情况下自己的总体感受，包括快乐和痛苦，然后选择净快乐最多的那个。 边沁进一步发现，效益都可以数量化，并且来自不同源头的效益可以相加。于是我们把人的总效益按源头分成俩类，一是社会性效益，包括基于地位、财富、名声等的幸福感，其源头都是社会性的。二是私人性效益，包括基于衣、食、住、行、色、玩等的幸福感。
图13. 图解“现实利益”。现实利益是虚拟的，对应总幸福感。 “现实利益”是人们在生活中常讲到和想到的概念。比如有人会说，“虽然他一年工资只有20万，但他手里有权、办事方便，相当于一年赚200万”。他并没真赚200万，所以这个200万是虚拟的，对应的幸福感相当于20万工资加其他权力和方便。幸福感的来源多样，不能直接相加或相互比较，比如一个官位与一份财产。只有都转换成人心中的幸福感之后，它们才可能相加或相比较。但幸福感不直观，不方便人与人交流。所以人们经常把幸福感折算成虚拟的“现实利益”。现实利益、或简称“利益”，与总效益一一对应，互为增函数。“现实利益最大化”就是“效益最大化”、或“幸福感最大化”。 享乐主义享乐主义是效益主义的一种特殊情况。享乐主义者追求自己效益最大化，主要通过增加私人性效益来实现。比如有些人到中年，发现自己的官位、财富、和社会名望等都很难再有大变化，社会性效益近似恒定，于是把绝大部分精力、时间等都用在私人领域，专注衣、食、住、行、色、喝酒打牌等。这些人就是享乐主义者。 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是效益主义的另一种特殊情况。与享乐主义相反，功利主义者追求自己效益最大化，主要通过增加社会性效益来实现。比如很多面临高考的中学生，没条件享乐，觉得一生的幸福都依赖社会对自己的认可，包括高考成绩、各种竞赛成绩、在校时的荣誉等，于是发奋图强，把绝大部分精力、时间等用在最大化社会性效益上。再比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他身为君王，有条件吃喝玩乐，但满怀雪耻决心，拒绝任何享乐，专注练兵备战，要夺回君王的荣耀。 大陆哲学界有人把Utilitarianism翻译成功利主义，我认为不妥。“功利”指“功名利禄”，全来自社会。而边沁的理论既涵盖社会性效益，也涵盖私人性效益。所以我用“效益主义”代表Utilitarianism，用“功利主义”代表效益主义中一种特殊情况。 理性决策就是求最优化解表达式(Exps. 5, 6)可以写成标准最优化方程组：
其中U(.)是个人的效益方程。n是决策变量，可能是连续的，比如决定把多少时间花在工作上；也可以是离散的，比如决定是否移民北美、是否结婚等。公式中包括从1到K个约束条件， zk(.)是约束方程，Bk是上限常数。为方便讲解，以下用移民决策作为例子， n = 1 代表移民，n = 0代表不移民。 稍有数学常识就知道，上述方程组的最优解可以写成以下形式：
等式右侧包括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都在人思想之外，属现实范畴，统称为“外部因素”，在人做决策时都已知。(Exp. 9)包含一个在数学上很简单、但在哲学上意义重大的结论： 如果效益主义者是理性的，他的决策完全由外部因素决定。 (Exp. 10) 其等价说法： 在旁人看来，理性效益主义者的自由意志如同不存在。 (Exp. 11) 或： 在旁人看来，理性效益主义者如同机器或动物。 (Exp. 12) 人的决策完全被外部因素决定，是“决定论”(Determinism)哲学的核心。理性效益主义符合决定论，就是人的自由意志如同不存在。 理工科出身的读者可以把(Exp. 9)想象成一个“芯片”的输入输出方程。其等号左侧是输出信号，右侧是输入信号阵列。人就像这个芯片，其决策就是芯片输出信号，完全被来自芯片之外的输入信号阵列决定。人的自由意志不在输入信号里，不影响决策。 对于掌握大量社会资源，本身理性、追求全民利益最大化的政府决策者，比如一位明君或好的国家首脑，如果他治下的所有人都是效益主义者，那么(Exp. 9)有个含义： 在效益主义社会里，好政府应该忽视老百姓的个人自由。 (Exp. 13) 有两个原因。第一，即使纯个人决策，本人对政府也没有优势。决策所需所有信息都是外部因素，政府都可以知道。但个人经常不理性，政府相对有优势。换一种说法，政府可以保护个人免受他对自己的伤害。 第二，相对于个人，政府天生占据道德高地。政府为全民着想，个人为自己一个。即使二者都掌握全面信息、都理性，当出现意见不同时，道义上应该以政府为准。 苏联斯大林体制、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都以(Exp. 13)为原则处理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它们把人当作螺丝钉，不给个人决策权。比如在安排工作时以国家需要为准，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分配，原则上不考虑他自己的意愿。可见， 如果人人都是效益主义者，那么自由民主就丧失了现实和道义基础。(Exp. 14) 从笛卡尔开始，哲学家们就明确把动物看成机械。马克思更进一步，把人看成动物，当然人也就成了机械。马克思唯物主义隐含的决定论比理性效益主义更进一步。后者认为，人理性考虑重大问腿时，他的最终选择被外界因素决定。但人经常不理性，尤其是面对生活中数量众多的琐碎事务时。而前者认为人的每个念头、潜意识里的每个波动，都被物质世界决定，人一点自主意识也没有。苏联和中国的学校都强调巴甫洛夫的狗流口水实验。流口水是潜意识行为。他们利用这个实验结果向孩子们灌输唯物主义观念，包括人是动物，动物如同机械等。 效益主义社会里的自由即使老百姓都是效益主义者，由于缺乏个人自由，他们与独裁专制政府之间也会出现矛盾。原因主要有三种： 1. 假设政府善意和理性，为全民利益考虑；但个人为自己利益考虑，双方会有矛盾。比如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修路征地，被征地者趁机漫天要价，侵害社会利益以自肥。历史上著名事例如清末四川保路运动，非官办的川汉铁路公司投机股票失败，造成巨额亏空。清政府从大局出发，愿收购公司成为国有。但地方股东为自己利益，以造反为要挟，要求中央政府出钱填补公司亏空。 2. 假设政府善意和理性，但很多个人非理性，双方会有矛盾，类似理性父母与不成熟孩子之间的矛盾。1986和1989学潮里，学生们都有过很多不理性、不成熟的言行。尤其86学潮，胡闹成分很高。 3. 政府恶毒，假公济私，自然与老百姓出现矛盾。这类例子非常多，比如政府财政吃紧，就借冠冕堂皇的虚假借口，大肆罚款、倒查税务30年等。再比如政府实际为提高汽车销量，却谎称为大众安全，大肆没收老百姓的电动车等。 有选择总是好，所以效益主义者们也喜欢自由，他们与限制自由的独裁专制政府也会有矛盾，但这种矛盾不足以促成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因为自由在效益主义者眼里价值不够高，他们不会为之抛头颅洒热血。 在效益主义者看来，自由对幸福感的影响是间接的，自由的价值有限。比如移民自由的价值最终在于出国后可能得到的高工资、大房子等。但要得到这些好处，就必须付出代价，包括承受风险、长时间等待、付出精力等。移民自由的价值不可能高于最终兑现的高工资和大房子的价值。 自由只间接影响幸福感。 (Exp. 15) 现在中国已脱离赤贫，理性的人一般不会把高工资和大房子当信仰，或为它们拼命，更不会要求把它们当作立国之本。自由对效益主义者的价值比它们还低。以我个人经验，身边朋友们喜欢西方自由民主，懂得移民可让自己逃离文革2.0，但依然觉得自由不如北京、上海、或深圳市中心一套房更宝贵。当然，总有人把自由看得高一些，有人看得低一些。平均下来，他们对自由的估价大约与大城市里一个精装修卫生间差不多。 对于效益主义者，自由的价值有限。 (Exp. 16) 移民自由明显包含经济价值。那些核心公民政治自由，比如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选举权等，在理性效益主义者眼里，价值低到可以忽略不计，还远不如移民自由。所以他们不会把自由当信仰，不会愿意为之付出自己的全部，更不会认为它应该成为立国之本。如果他们嘴上说愿意，那就是撒谎。六四运动中各地大学生都打出横幅，“不自由毋宁死”。但真面对镇压时，没一个愿意赴死，生动说明了这点。 效益主义者喜好自由，但不足以支撑自由民主制度。 (Exp. 17) 第五章 对比效益主义者与基督徒中国主流精英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人生观是效益主义。与之对比，西方主流精英信神，世界观和人生观来自基督教。我在《自由的人性观基础》一文中介绍过基督徒的人心模型：
图14.《圣经》中基督徒内心模型，参见《罗马书》第7、8章，和《加拉太书》第5章。近现代几乎所有西方哲学中关于人的定义与分析，都以这个模型为基础做修改，包括那些反基督教流派，比如边沁的效益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图中的神代表真善美、正义、爱等，也可被称为圣灵或耶稣。肉体不仅代表人身体，也代表整个现实世界，因为现实必通过肉体影响人。 边沁的效益主义属于无神论，删除了上图模型中的y轴。但它印证了模型中另一个关键点。现实中事务千奇百怪，但模型只用“肉体”一项代表整个现实。合理吗？为什么看似无限复杂的现实在人心中可以被浓缩成单一概念？边沁给出答案。他认为现实对于人的根本意义是其带给人的幸福感，具体事务给人的幸福感都可以用实数代表。于是在人心里，现实就是个实数轴，是一维空间，每件事都是这个数轴上的一点。两千年前成书的《圣经》讲到的“肉体”，就是边沁理论里这个实数轴。 效益主义者的内心世界是一维，基督徒的内心世界是二维。 (Exp. 18)
图中神与肉体之间的选择，是基督徒最根本的自由，也是现代自由民主制度中个人政治自由的源头。它本质上只涉及人与神，与现实中其他人和事都无关。它们可能干扰人的选择，比如诱惑人、教唆人做坏事等，但最后的决定权在人自己。现实不可能越过人剥夺这个自由。 神给人的自由，他人无法剥夺。 (Exp. 19) 神爱人，所以给人自由。但神也是公平的，同时赋予人责任。人要处理好这个自由并不容易，不像在咖啡店里选摩卡或拿铁，只要自己喜欢就行。神要求人选神，但人天生喜欢肉体，就是追求现实中的幸福。任何人不跟随神、追随肉体，就是堕落，就是效益主义者，他人就可以通过肉体奴役他，如两千年来相信“敬鬼神而远之”的中国人，要么处于乱世、生命财产不保，要么被奴役。基督徒如果忘记神，也是效益主义者，言行与不信神的人没什么两样。 人堕落、远离神，就成为效益主义者。 (Exp. 20) 所以人要依赖信仰，抵御肉体诱惑，坚决选择神，保护神给人的自由。信神让人无所畏惧。耶稣本人和历史上众多基督徒，如彼得和保罗，面对酷刑和死亡威胁时，都坚信神，甘愿受难、甘愿赴死。历史上，这种勇敢让神的信徒们挣脱奴役的枷锁，获得自由。《圣经》中记载，大约3500年前，犹太人在埃及做奴隶，淡忘了神，逆来顺受。摩西带领他们重新信神，逃离埃及，获得民族解放。400多年前，英国清教徒极端虔诚，为按自己的方式崇拜神，抛弃家乡安逸生活，不惧疾病、死亡威胁等，来到北美马赛诸塞湾，建立以清教徒信仰为基础的殖民地，不但获得自由，也为后世留下现代自由民主的雏形。 个人自由、民族解放，最终都依靠信仰。 (Exp. 21) 基督徒的首要责任是选择，效益主义者的首要责任是计算。基督教最重要的特质是坚定，效益主义者最重要的特质是聪明。基督徒当然也需要利益，但利益在信仰之下，听命于信仰，为信仰服务。在效益主义者看来，自由像金融期权，价值有限，不值得人为它放弃一切。基督徒追求神就需要自由，自由是信仰的必要条件。因为信仰高过现实中一切，所以自由无价，或者价值无限高。因此他们理性地、心甘情愿地，为自由抛头颅洒热血。 在坚定的基督徒眼里，自由价值无限高。 (Exp. 22) 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就是由这样的基督徒创立的，也是由这样的基督徒维护才延续至今。那些定居在欧美的无神论同学们可能反驳，“我就不信神，也是自由民主制度里的合格公民，对社会的贡献、交的税等，一点不比基督徒少。自由民主制度依靠我这样的公民也能运行，不需要基督教或基督徒”。自由民主社会就像一架喷气客机，创建自由民主就像制造客机，维持它就像维持客机正常飞行，基督教精神就像航空科技，基督徒就像懂得航空科技的工程师。没有航空科技和工程师，喷气客机不可能被造出来，也不可能正常飞行。自由民主制度里的无神论者类似不懂航空科技的乘客、空姐、或波音公司的会计、门卫、甚至CEO。他们的作用也重要，但只靠他们造不出飞机；别人造出飞机后，只靠他们也无法维持飞机长久稳定飞行。 边沁的学生，英国哲学家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试图扩展边沁的效益主义，同时涵盖神与现实。密尔虔诚信仰神，迥异于倾向无神论的边沁。密尔认为幸福分高级与低级，低级幸福无论如何累加，也不会达到或超越高级幸福。按他的理论，人从神得到的幸福是高级的，从肉体得到的幸福是低级的。经过密尔改进过的效益主义在一些特殊领域里取得成功，但总体还是失败了，侧面印证基督教基本教义，圣灵与肉体势不两立，人心本质二维，不可进一步简化。 因为很多中国学者推崇密尔，包括胡适。密尔名著《论自由》是现代英美自由概念的基础。胡适讨论自由问题时常以他的只言片语为依据【21】。可惜，胡适错误理解了密尔。《论自由》的核心问题是大众权利与个人权利之间如何划分。密尔假设主权已经在民、社会已经实现法治。胡适面对的中国，主权还没有在民、社会还没有实现法治。所以《论自由》中的很多结论不适用中国。胡适没看懂这点，经常断章取义，贻笑大方。胡适的哲学修养之差，令人难以置信。根本原因是他虽然推崇英美，政治上完全投靠美国，却不理解英美社会的基督教信仰基础。 效益主义者很难理解基督徒，因为前者内心世界是一维的，而后者在二维空间里思考。前者看所有事，最终都归结到现实利益。后者不但想到利益，还想到超越利益范畴的神。前文讲到中西交流百多年来，中国精英不理解西方主流，其中最大原因就在于此。很多中国人知道，西方人经常不理解中国人。但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自己对西方人内心更无知，无知到不知道自己无知。比如胡适算中国人里的“大聪明”，与很多美国基督徒长期交往，却不能理解西方主流思想。读他的“新十诫”和他与英国基督徒女作家谢福芸在火车上的对话，你会活灵灵地感受到他的局限。谈到东西方基督徒烈士们，他完全不能理解，显得狭隘、愚昧、又非常傲慢。他相信唯物，就是“唯有物质”，头脑里只有现实这一个维度。 我讨论胡适，因为他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在很多方面代表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界和中国社会的最高认知水平。他的专业是哲学，留学美国多年，被认为学贯中西。1949年前曾有很多学者言必称胡适。改革开放后，胡适又在学术界时髦起来。毛泽东说过，“胡适在旧社会一度被当成圣人”。但他对重大问题的论述经常暴露他的肤浅，对西方神学与主流唯心主义哲学他完全陌生。他哲学思想低劣，他自己的责任不可推卸，但更重要的责任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和中国社会。怎么把这样一位平庸的人推到如此崇高的地位？中国学界和社会评价人、奖罚人的体系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很多人习惯性地把学风不正的责任推给政府，但这个责任不止于政府，更在于整个知识界和社会里所有人。
图15. 1923年，胡适(1891—1962)从美国学成归国后不久，为丁文江的《科学与人生观》作序，写下自己的“新宇宙观和新人生观轮廓”，后简称为“胡适的新十诫”【20】。 为什么效益主义错了“人的内心真是二维吗？除了广义幸福感，人还有其他追求吗？我不信基督教，我内心也是二维？” 生活中我有很多相信无神论的朋友，他们聪明自信，相信人与生俱来的目的就是快乐地活着，认为信神的人要么头脑太简单、要么虚伪骗人。这节为他们而写，目的不是证明神存在---没人能向第三者证明神存在，每个人必须在心里遇到神---但基督教是真理，代表它的教义是对的，无论你是谁。我想向他们证明，你自称人天生就是追求快乐，其实你不了解自己，没看清自己的内心。 试想有一天，小说《1984》里的情节变成现实，法律要求每个人必须承认2 + 3 = 7。每本教科书都这么写，每个老师都这么教。如果谁违反，他和他全家都会被杀。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将如何选择？极少数人会不服软，然后被斩草除根，类似1949年后被杀的一些辛亥革命老英雄。另一些“精英”会大力鼓吹2 + 3 就等于7，只有不爱国、智商低的人才认为等于5。他们类似今天的张维为。我大概会服软，嘴上承认，纸上也承认，只要在外人面前我都承认2 + 3 = 7。我无力抵抗整个国家机器，不想让自己或家人倒霉。但是，在心里我会永远认为2 + 3 = 5，即使我完全懂，知道2 + 3 = 5不是7这件事，对我没一点好处，稍不小心就将惹来杀身灭门之祸。 很多人会和我一样，即使嘴上服软，心里永远认为2 + 3 = 5、不等于7。这其中有个哲学问题：“人知道2 + 3 = 5，不等于7”这件事为什么发生了？或者问，在明显没有好处的情况下，为什么那么多人依然知道2 + 3 = 5，不是7？这证明人的选择并不总依据最大幸福原则。效益主义不能完全描述人，不足以作为智者的人生观。 在正常社会里，人知道2 + 3 = 5、不等于7，总体对人有好处，因为这个知识在现实中有用；在《1984》那样的扭曲社会里，知道2 + 3 = 5、不等于7，会惹来杀身之祸，总体对人没有好处，但人还是知道。这说明无论是否有好处，人总知道2 + 3 = 5、不等于7，这件事与好处无关，独立于利益。二者统计不相关，相互正交。简言之，2 + 3 = 5这件事，不在利益的维度里，存在于另一个与利益维度正交的维度里。那个维度就是超越现实的维度，可称为真理的维度、彼岸世界、神的世界等，其中包含数学。所以任何人，包括无神论者，内心都是二维的。效益主义和唯物主义忽视了这个维度，所以都是错的。 无神论者的内心也是二维的，即使他们不自知。 (Exp. 23) 无神论者的内心也有神的维度，但那里一片空白，本人平时意识不到它存在。有时在不经意的刹那、或半梦半醒之间、或独自凝望夜空时，人会突然瞥见它的荒芜，于是感到一份惊悚，好奇，又不知所措。就像我家的猫，出生后一直呆在室内。有天家门大开，它看见外面的广阔天地，本可以冲出去，但它却同样惊悚、好奇、不知所措。法国天才数学家和神学家帕斯卡有句名言，“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为神准备的空缺”。这个空缺需要被填补。但“只有那个耶稣揭示的神可以填补，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行”。《圣经》上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无神论者需要主动祈求、寻找、叩门。类似我家的猫，需要主动和勇敢，才可能冲出去，享受它从未享受过的美好。
图16. 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的名言，“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为神准备的空缺，只有那个耶稣揭示的神可以填补，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行”。帕斯卡是法国数学家、神学家、哲学家，历史上著名的多领域天才。他在概率论、几何学、代数学等领域都有杰出贡献。计算机语言PASCAL以他命名。 人不是动物只有人能够感受到真理的召唤，其他动物都不能。比如马戏团里的狗可以做算术题，比如2 + 3 = 5。最简单的操作是先给狗看2 + 3的牌子，然后在数字5的牌子上放食物。经过多次训练，狗建立条件反射，只要看到2 + 3的牌子，就主动去找5号牌，类似巴普洛夫的狗流口水实验。但这与人根本不同。人知道2 + 3 = 5，是感知到其内部真理性，并被吸引，与现实中任何东西无关。即使没有好处、可能被杀头，人也知道。狗找到正确答案5，终极原因是5号牌子上面有食物，符合效益主义。如果驯兽员把食物转放在7号牌上，不久后狗就去叼7号牌。它对正确答案5并没有任何内在偏好。实际上，动物的所有行为都由现实驱动 动物行为符合效益主义。 (Exp. 24)
图17. “聪明的汉斯”和它的主人。1900年前后，德国出现一匹著名的马，能做各种复杂的算术题。比如面对问题 3 × 4 = ?，它就会用蹄子敲打地面12下。它的主人坚信它的智力，带它到处表演，轰动一时。著名心理学家丰斯特(Oskar Pfungst，1874—1932)对聪明的汉斯产生好奇心，全面观察研究它，最后发现它并不懂算术，但对人类肢体语言特别敏感。表演时观众们知道答案，并会暗暗计算汉斯敲打地面的次数。等到汉斯敲打到正确次数时，观众会下意识做出各种身体反应。观众自己不察觉，但汉斯看懂了，于是停止敲打，然后接受成功后主人给它的奖赏，比如食物。后来这种心理现象被称为“聪明的汉斯效应”。 这个故事的意义在于，动物可以非常聪明，有些方面超过人。 聪明程度不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 (Exp. 25) 但无论动物多么聪明，他总遵循效益主义原则，感受不到真理的内在召唤。只有人的头脑可以认识真理、被真理吸引，所有动物都不能，无论它多么聪明。这才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只有人感受到真理的召唤，动物不行。 (Exp. 26)
算术是真理，真理是神的一个方面，就像红色是太阳的一个方面。太阳是红的、圆的、热的。类似地，神是一个整体，同时是真理、爱、善、正义、美等。本文从真理角度讨论神。更广泛地讲： 只有人可以认识神、被神吸引，这是人与动物的跟本区别。 (Exp. 27)
图18.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能够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个定义经不起推敲，因为能够制造工具的动物不一定是人。新喀里多尼亚岛位于澳大利亚东北部外海，属于法国。岛上独有一种鸟，形似乌鸦，叫新喀鸦。科学家们发现它有制造工具的能力。在2018年，科学家们又发现它有制造多零件复杂工具的能力。上图描述它根据所处环境的需要，制造出含两到三个部件的复杂工具【3】。 如果你相信人是动物，你没资格要求自由民主几个月前，一位网络大V对年轻人发出号召，“趁春天，找自己的配偶，跟猪狗一样，咱们都是动物”，因为春天是动物交配季节。前不久我看到上海街头随机采访视频，一位老人谈家庭内部关系，为了争夺财产，他家里兄弟、父子、母女之间互不相让，互为仇敌。他发自肺腑地感叹，“人就是动物啊，很多人连动物都不如！什么血缘、家人感情，在利益面前都是假的！” 在当代中国，几乎人人接受马克思对人的定义。从国家最高层、到市井小民，从大学讲堂、到专业哲学刊物，从朋友之间的家常，到临终者的人生总结，大家都觉得所有人都是动物，自己是动物，自己亲人也是动物。我认识的六四积极分子们也同样认为人是动物。似乎没人注意到这种观念多么不寻常。在中国其他历史阶段、在世界其他国家，几乎无人认同。更何况把爱情与动物交配混为一谈、把利益看得高过家人感情，荒谬到简直不可思议。 如果人是动物，独裁专制就是对的，自由民主就不合理。动物的本质是机械。野生动物虽然自己做决定，但所谓“鸟为食亡”，它们遵守效益主义原则，客观看也是机械性的。如果把人完全当作机械，那么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制度等，就是最合理的。那时政府控制一切，把人看成螺丝钉，不考虑个人意愿，不给人自由。如果这样做给政府造成麻烦、效率太低，那么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总体维持专制独裁制度，政府继续把控所有大事决策权，比如官员选任，但将琐碎事务自主权下放给个人，比如每月定额细粮中多少比例买大米、多少比例买面粉。剧变前的东欧各国如南斯拉夫，和中国等的改革运动，本质就如此，类似养鸡场为提高产蛋量，给鸡少许放风时间，但养鸡场主人继续把持生杀大权。改革开放十年后六四爆发，就是因为人民不满足于这种养鸡场式改革，要求货真价实的自由民主。 所有马克思主义国家，包括中国，都极力向国民灌输人是动物、无神论等观念，就是为独裁专制保驾护航。六四运动参与者们，包括我身边的同学朋友，反对独裁专制，同时却认为人是动物、相信无神论。他们自相矛盾，但多数人还没意识到。 谁信仰自由？裴多菲的诗《自由》在整个1980年代都非常流行，在大学生里尽人皆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六四期间，大家在讨论时经常借用诗里的话互相勉励，表达不达自由决不罢休的精神。后来北京示威游行学生喊出口号，“不自由，毋宁死”。有的还打出英文原文作为标语，“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上海学生也照样学。这是在1775年独立战争前，美国政治家帕特里克·亨利为支持与英国开战，在演讲中喊出的名句。
图19. 裴多菲(Petőfi Sándor, 1823－1849)；中文译者殷夫(1909－1931)；《自由》的中文翻译，裴多菲最著名作品，由殷夫亲书。裴多菲是匈牙利诗人、革命者、民族英雄。1848年，革命浪潮席卷欧洲。匈牙利爆发独立运动，试图摆脱奥地利王朝统治。裴多菲在革命前创作这首诗，但不久后战死疆场，年仅26岁。殷夫本名徐孝杰，浙江象山人，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共产党员，被处死时年仅21岁。鲁迅在著名杂文《为了忘却的记念》中记录了他与殷夫的交往。裴多菲原文直译是“自由与爱情，二者我都要。但为了爱情我愿放弃生命，为了自由我愿牺牲爱情”。殷夫的翻译属于再创作，非常成功，在中国家喻户晓。 六四北京开枪后，运动领袖和名人们跑得最快，因为他们在国内和国外都有关系，有跑的条件，普通六四参与者没有。不久后局势明朗，强硬派大胜。那些曾支持运动的大人物们纷纷选择沉默、顺从、写检讨、表忠心，如万里、范曾等。一般群众也类似。开枪之后几天，上海学生继续示威，但口号不再是“不自由毋宁死”，而变成“不要秋后算账”。大家趁运动末尾，希望把运动的最后一点能量转化成谈判筹码，要求政府不要找自己麻烦。形似强硬，实为乞求。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全国上下没有谁愿意为自由赴死。不要说赴死，就连不服软的都极少。总之，政府客气时，支持运动的人们就强硬，口号喊得震天响；政府硬起来，大家都软了，抗议阵营快速崩溃。 六四后身边老师和同学们都写检讨，但私下里表达不满，说自己被逼迫，不得不口是心非。 但我当时就强烈感到，大家的心口不一不是秋后算账时才开始的。学生们游行时喊的口号、老师们在运动高潮期表现出的支持，同样是假的。大家都非常聪明，喊口号时就知道自己不愿为自由而死，从没觉得自由比生命宝贵。那些支持学运的老师们，社会经验丰富，很多经历过文革，头脑非常清楚。早知道如果运动不成功，政府必将秋后算账，到时自己当然反悔、痛批学运，而且绝不能落人后。反悔和痛批的程度将取决于政府态度。如果政府睁只眼闭只眼，自己就适可而止，比如少点揭发别人，何苦不必要地树敌呢？如果政府不依不饶，自己就做得狠一些，反正大家都如此。绝大多数人就采取“中庸”策略，就是藏在众人中间，因为知道法不责众。平均讲，人比猴子机灵。 社会大动荡时，所有人本性都显露出来。我那时每天除了接受审查就是思考，仿佛超越时空，来到各种人身边观察他们，情况就变得直白。从中南海到城乡街头，无论是中共高干还是自由派学生，在这个时候都是简单的人，最重视的是自身安全、个人与家庭前途等。学生里没谁还想到裴多菲讴歌的自由和爱情，也没几个人还在乎信仰、主义、理想等。极少数同学反应比别人慢一拍，言行出格。但他们只是一时看不清形势，秋后算账深入后，他们就和周围人一样消停了。中共那边也一样。邓小平会见在北京军以上高级干部，讲的都是大家的身家性命和手里的权力。总之，所有人这时都回归到效益主义者本色。 我有很多朋友是金庸粉丝。金庸和他的读者们都崇尚武术，但都不懂武术。因为都不懂，所以聚在一起谈论武术时，每个人都像专家，没人觉得尴尬，甚至没人觉得这里面有问题。类似地，信仰、主义、理想、自由、爱情等，都是近百年来才出现的外来语，源头都是基督教文化圈，中国古人没这些概念。那些引风气之先、把它们教给大众的文化人，自己也不理解其中深义。一般人只觉得它们都是褒义词，如果外国人有，那么中国人必须自古就有；如果身边其他人都声称有，那么我也要有。但等到真的面对压力，大家都被打回原形，变成只求利益的两脚兽，没人践行自己曾歌颂过的高尚。其实信仰、主义、理想、自由、爱情等都基于神、超越利益，都要求人在必要时牺牲现实利益，甚至生命。特别坚定的基督徒做到了，成为英雄或烈士。一般基督徒推崇他们，但自己经常做不到。国人主流自视动物，认同效益主义，根本没想要做到，更别说真做到了。正因为从来没想过要做到，所以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做不到。 我的很多长辈、老师、同学、朋友们都是平常意义上的好人，老实厚道，让人放心、舒服、与人互利。但在关键时刻、大是大非面前，他们也是效益主义者，为自身利益、安全等抛弃一切，骨子里与主流一样。他们内心深处知道这点，如被人发现他们会不好意思，但没人想改变，大概因为不知如何自我改造。这就是谭嗣同笔下的“乡愿”，意思是看似忠厚，实则屈从流俗。他认为民众乡愿是秦暴政的基础，二者相辅相成。简单讲，乡愿的老百姓只配独裁专制政体。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孔子宣扬敬鬼神而远之。他虽不虔诚，但知道神存在，也尊敬神，所以能看穿乡愿，并严厉批判它。现代国人不知神，看不懂乡愿的实质，还以为是做人的最高境界。更多一般人连乡愿都算不上，直截了当地屈从流俗，做不到老实厚道。 第六章 哲学如何让人退化成动物中国自由民主之死里求生未来中国如何实现自由民主？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流行说法，但都经不起推敲。比如有人认为，如果来一次重大经济危机，中共就会倒台，中国就将民主化。1960年代初，人祸造成大饥荒，几千万老百姓饿死。之后中共不但没倒掉，统治反而更牢固。背后原因很简单。重大经济危机就是社会危机。社会危机中民众自然呼唤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让中共又多了一个借口和机会集权。信奉效益主义的人民这时都会发现，中共是所有社会资源之所在，就是“利出一孔”里的那个“孔”。谁更忠于中共，谁就更可能活下来，更可能升官发财。于是他们更争先恐后地拥护中共，维持中共的统治。古今中外的专制政府都懂这点，所以经常故意制造危机。 第二种流行观点，只要发生重大社会冲突，比如2022年10月得北京四通桥事件，如果再搞大一点，习近平就会下台，中国就会自由民主。这个观点里存在多重错误。六四就是中共建政以来影响最大的反政府社会冲突，比北京四通桥事件严重好几个数量级。军队开枪后，六四运动迅速溃败，毫无悬念。在可预见的将来，任何社会冲突都不会超越六四，成功的几率比六四还小很多，因为政府已看穿自由派的脆弱。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中共杀老百姓，活着得人会义愤填膺，站出来反抗中共。但现实是，中共开枪后，效益主义者们算计，中共敢真开枪就代表它真厉害，以后更服它了。
图20. 北京四通桥事件发生在2022年10月13日。一名抗议者在桥上烧轮胎引人注意，并挂起两条横幅，播放音频，公开反对习近平，称其为“独裁国贼”。事后海外自由派纷纷转发他的口号。左图为两条横幅之一；右图为美国大学校园内响应四通桥事件的小标语。后来有报道，抗议者为彭立发，当场被逮捕，至今被关押。 中国独裁专制回潮，很多人以为是习近平个人因素造成的，比如有人指他教育程度太低等。他们认为只要换个领导人，中国就会大不一样，可能变得自由民主。其实不然，习只是做了所有理性当权者都会做的事。在当前国际环境和国内效益主义民情下，如果不接受国家分裂，任何理性主政者都会与习大同小异，包括继续独裁专制，采用中国传统驭民术、西洋来的马克思主义专政理论等。如果谁头脑发热，手段松动，中国可能陷入分裂和混乱，领导人的下场就会类似袁世凯、蒋介石、或赵紫阳。 海外总有人危言耸听，习近平马上就要被推翻了，中共不久就会倒台等。问题是，即使他们说对了，习近平和中共完蛋又如何？习终有一天会离去，比如老朽、死亡，政变等。中共当然也可能下台。到那时中国会有段动荡期，各路人马争权，社会松散，老百姓觉得自由多一点，就像北洋军阀时代、或毛去世后的1980年代。但除非国家分裂，中国不复存在，否则最后总会有一路人马胜出，国家回到稳定的独裁专制。就像北洋之后，经过几十年内乱和混战，毛泽东和中共最终胜出。统治特别唯物的中国人，只有采有独裁专制才可能保持国家长期统一和稳定。 第三，每当谈到自由民主，很多人马上想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把六四与之相提并论，觉得六四、与未来任何自由民主运动，都是五四的精神延续。其实北洋政府是宪政共和，就是现代自由民主的前身。但五四参与者们觉得它软弱可欺，极力捣乱并反对它。他们不理解、不忠诚于宪政共和，也不珍惜自己的自由和人权。五四之后，知识分子在五四精神的推动下，大力鼓吹中国左转，开展浩浩荡荡的非基督教运动，促成中共成立，以及孙中山按苏联模式改组国民党。其实当时的中国精英就是厌恶宪政共和的软弱，呼唤强有力的政权取而代之，不在乎新政权独裁专制。最后国共两党携手北伐，让蒋介石推翻宪政共和，施行军事独裁。简言之，五四以民主为口号，却扼杀了中国的自由民主。民族精神不改，历史还会重演。 第四，很多人以为蒋家的开明和无私造就了台湾民主，大陆如果有自己的蒋经国，也会像台湾那样民主化。其实蒋介石的国民党也是苏联式政党，和中共本质一样，区别只在程度。蒋介石反共，主要因为利益相争，两党信仰没那么不同。蒋家父子统治台湾时期，政党制度、军队制度、情治系统、宣传系统等都照抄苏联。蒋经国就是苏联培养出来的干部。台湾民主化与日本、南韩民主化相似，真正原因都是美国压力。美国要求它们民主化，它们想挡也挡不住。蒋家作用不能说没有，但次要，且很难说是正面还是负面。 第五，中国能否像台湾那样，请美国干预或主导中国民主化？其实这与刘晓波的“全盘西化、作三百年西方殖民地”的想法类似。美国曾长期努力主导中国现代化，包括政治民主化。从清末到1920年代，大量美国传教士们带着美国基督徒的捐款，进入有点地位的中国人都不愿进入的穷乡僻野，把基督福音与最新医药、科技、文化等现代元素传到中国最基层。二战期间，中美并肩作战，救中国于亡国的边缘。战后美国投入大量资源，希望阻止中国共产化。改革开放后，美国对中国商品敞开大门，让中国从极端贫穷迅速富起来。但是美国最终失败了。中国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联手后，阻挡了美国的每次努力。简单讲，中国太大，传统思想太顽固，知识精英陷入马克思主义太深。美国虽然是世界第一强国，也无法像主导台湾那样主导中国发展。 展望未来，中国对美国的地缘政治价值变低。美国主导的亚太联盟需要共同敌人，目前就是中国，这个局面将长期难以改变。美国的亚太联盟与其欧洲联盟正逐步融合，也需要共同敌人，也很可能是中国。俄罗斯现在与欧美为敌，与中国关系好。但从长远看，除非它大分裂，否则它唯一战略选择是加入欧美联盟。因此它需要对欧美展现价值，帮助欧美遏制中国几乎是俄罗斯唯一可行的长期战略选择。类似邓小平时代，中国靠遏制苏联才取悦欧美，换来国家发展机会。简言之，美国把中国当作敌人，可收编亚欧，包括俄罗斯。中国作为敌人的价值将升高。中国作为朋友，对美国也有价值。但两国经济正在脱钩，这个价值未来会降低。过去中国弱，美国主导中国事务的意愿强烈，都不能成功。未来中国变强，美国意愿变弱，就更难成功。 总结以上五点，中国自由民主化无法寄希望于偶发事件、伟大领袖、历史遗产、或外国势力，未来之路将非常艰难，没有捷径。但是不是就不可能了？不是，因为人对自由的渴望永远不死，无论他的历史、文化、种族都是什么。即使这代中国人退缩、失败了，下一代、下下一代依然会追求自由。那么中国人最终将依靠谁、依靠什么力量实现自由民主？答案是靠自己、靠正确信仰的力量。真正有民族自尊感的国人，应该向当年登陆马赛诸塞湾的清教徒们看齐，主要靠自己走上自由民主之路。这就需要中国基督教化。有人立刻会说，开什么玩笑？中国基督教化太难、太慢了。我同意，但这一步是关键必要条件，绕不开，所以再难再漫也要做。 鸦片战争在1842年结束后，中国总体抛弃传统，转而以西方为师，包括允许基督教会大发展。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造成西欧严重衰退。战争于1918年结束后，苏联崛起。在1920年代初，中国精英看到西方内部不同势头消长，觉得苏联式马克思主义是新兴力量，吸收了前人经验教训，应该更先进，选择它可以让中国避免西方人走过的弯路，于是认定它是未来大趋势。同时他们开始鄙视代表西方旧势力的基督教，并开始大规模打压国内基督教会。中国精英不理解基督教。他们的无知把中国引上歧途，直到今天。 本章首先简略回顾基督教在中国和日本的发展史。在谋求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百多年来一直偷学日本。两国都曾长期禁止基督教，背后原因类似。将两国历史摆在一起，让读者更容易看清中国的问题。第二，基督教是西方文明之母，所有近现代西方哲学门派都源于它，包括马克思主义。基督教思想之树如何生长出马克思的唯物论与无神论？本章将解释在现代科学诞生后，疑神论和无神论学派如何从斯宾诺莎开始、经过休谟、卢梭、边沁等人、最后演绎到马克思的全过程。讨论重点是他们如何定义人和自由。 基督教思想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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