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60年前，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席卷全中国，也波及到了世界各个角落，至今仍是人们的热门话题。

这场政治运动，某种情况下，出现了很多令人费解的现象，它考验了人们的人性。当然，处于最顶级的几个家庭也卷入漩涡，甚至出现了内斗，他们的子女从原来的养尊处优，突然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击蒙，有几位甚至反戈一击，向他们的父母宣战。如果是平常人家也就罢了，但她们的家庭主人可是主宰着这个国家的极少数人之一，当然不是小事。

下面介绍几位当时名满全国的几位顶级红二代。

1.刘涛（1944年10月—），刘少奇与其第四任妻子王前之女。

1944年10月生于延安，6岁在北京入育英小学；1959年考入北师大附中。1962年考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1965年加入中共。1967年1月，和弟弟刘允真，根据与母亲王前见面的谈话，写了轰动全国的揭发刘少奇的大字报 《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大字报内容见后面的附录。

1968年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身份被分配到北京铁道分局承德车辆段当工人。1972年10月调到北京车辆段工作。1970年，同清华同学万润南（后来的四通总裁及知名民运人士）结婚，婚后生一子名万方，1972年分手。

1976年秋，在云南和缅甸交界处因企图偷越国境被抓，后接受两年监禁获释。1985年公安部作出《对刘涛同志的复查结论》，称刘涛因受到四人帮的迫害而出走，不是出于对党对祖国的仇视。原定犯有“偷越国境罪”有误，予以平反。

1979年以后，曾以笔名“清子”在报刊上发表诗作，并以《涅磐》为书名结集出版。已退休，居北京。

2.林立衡

林立衡（1944年8月31日—），生于延安，林彪和叶群之女，乳名豆豆。

1944年8月31日生于延安中央医院。叶群曾将其送给当地人抚养，几个月后又要回。六岁时曾跟随父亲至莫斯科养病。1962年，她进入清华大学就读电子工程系。后转学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文革期间担任《空军报》副总编。

1971年9月12日晚，林立衡到在北戴河的中央警卫团队部报告，叶群、林立果要挟持副统帅出逃，先去广州，再去香港，已经调来了副统帅的专机256号。总理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的电话后，迅速报告主席，接着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林立衡虽向中央告发，但事后仍然要接受审查，审查期间曾服用安眠药自杀未遂。后来她写信向毛求助，1974年7月31日，毛批示解除了对林立衡的审查。后与男友张清林结婚，并在郑州一家汽车厂工作。后来又到中国社科院工作。1989年参与发起“中国现代文化学会”。

近年来，林立衡多次出现在红二代聚会上，并致力于为其父平反。

有研究者做出如下推论：如果林立衡在1971年9月12日晚上，没有向8341部队报告叶群企图劫持林彪，副统帅出逃事件也就不会发生。主席去世后，副统帅就会掌握最高权力。以后，立果同志就会接班，继承林彪的最高权力。中国将会是另外一种景象。可见这次告密，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性有多大。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即使没有林立衡的告密，副统帅一家也难逃牢狱之灾。立果接班更是无稽之谈。

各路专家尽管在党史、副统帅评价等方面观点各异，但令人奇怪的是，左中右各路学者对林立衡及当年的告密行为，评价极其一致，几乎全是差评。可见无论时代如何变幻，人们对举报自己的亲人，并导致自灭家门的现象极不认同。副统帅是否违法乱纪是另外的问题，而由自己女儿举报，并导致机毁人亡这一现象大多数人绝无好感。

3.邓榕

邓榕（1950年1月25日—），小名毛毛，笔名萧榕，邓小平的三女儿，出生于重庆。1966年文革开始时，邓榕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今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就读。8月5日参与了学生殴打副校长卞仲耘致死的事件。为著名“老红卫兵”组织“西纠”和“联动”的代表人物。当她父亲成了“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后，她写出大字报，标题是：《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大字报内容见后面的附录。

后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曾任中国驻美大使馆三等秘书、总政组织部副处长、全国人大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北京国际音乐节组委会执行主席等职，著有《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丈夫为保利集团名誉董事长，总参装备部少将贺平。有一女，名卓玥。

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邓小平露面时大多由邓榕搀扶。

4.贺捷生

贺捷生，1935年11月1日生，贺龙与第二任妻子蹇先任之女。

粉碎四人帮后，她先后调入军事科学院、总政治部、武警部队等单位从事研究和宣传工作，发表了多篇回忆其父贺龙元帅。80年代，她在从事军史研究的同时，又开始文学创作。1984年在《昆仑》、 《人民文学》分别发表了《共青畅想曲》、 《击毙二王的报告》、 《祝你一路平安》3部报告文学作品，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1996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5年从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部长的岗位上退下来，集中精力从事历史研究工作及文学创作。

2013年凭《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获人民文学奖优秀散文奖。

上述几位红二代，除了林立衡外，几乎未受当年的反戈一击所累。当然，由于她们父亲后来地位的不同，境遇大为不同。最好的是邓榕，看来其父丝毫未在意她当年的所作所为，还让她得到了当年毛远新类似的位置。

贺捷生与刘涛的处境居中，毕竟她们的父亲不在了，母亲失去了名分，她们虽然仍可打着其父的招牌行事，但是不如其他兄弟姊妹受重用。

最惨的是林立衡，其父的评价这些年虽有松动，但叛逃之事很难平反。

有研究者做出如下推论：如果林豆豆在1971年9月12日晚上，没有向8341部队报告叶群企图劫持林彪，副统帅出逃事件也就不会发生。主席去世后，副统帅就会掌握最高权力。以后，立果同志就会接班，继承林彪的最高权力。中国将会是另外一种景象。可见这次告密，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性有多大。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即使没有林立衡的告密，副统帅一家也难逃牢狱之灾。立果接班更是无稽之谈。

各路专家尽管在党史、副统帅评价等方面观点各异，但令人奇怪的是，左中右各路学者对林立衡当年的告密行为，评价极其一致，几乎全是差评。可见无论时代如何变幻，人们对举报自己的亲人，并导致自灭家门的现象极不认同。副统帅是否违法乱纪是另外的问题，而由自己女儿举报，并导致机毁人亡这一现象大多数人绝无好感。

另外关于薄熙来，坊间盛传，1966年“文革”时，时年17岁的薄熙来狂热地鼓吹血统论，并加入“联动”组织；不仅亲自带头踢打因自首叛变问题被打为反革命的父亲薄一波，甚至还踹断薄一波的三根肋骨。

但是此事不见正史，很难判断真伪，就不评论了。

附录一：刘涛的大字报

造刘少奇的反，跟著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我的初步检查（节录）

刘 涛

现在，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提出直捣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司令部的老巢，我坚决支持同志们的革命行动。我是这条资产阶级路线的受害者，中毒很深，和自己的家庭也划不清界限，始终没有真正站在毛主席一边。自己又是“三临”（注：指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文革临时筹委会、文革临时主席团）主要负责人之一，给清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很大损失，这确实使自己感到十分痛心，十分难过。

我先和大家谈谈我的活思想。回校以后，由于我对自己错误没有认识，而且在家里受了王光美的很多影响。我回校时是铁杆保皇的，根本没想很好地揭发问题。我一直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站在我父母的立场上，站在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所以，很多间题自己并没采取老实态度。当时我并没这样认识，同学说我不老实，我还挺生气的，认为不知道有哪些问题是属于揭发范围。后来同学们帮助我，使我认识到根本问题不是知不知道揭发什么问题，而是实际上是否真正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群众一边，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边。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看了江青同志对我的讲话以及在同学们的热情帮助下，我逐步认识到自己立场并没有真正站在革命群众这边，所以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也就很不清楚。

毛主席教导我们知错就改，我一定按毛主席的话，把自己的立场站到无产阶级这边来，与家庭从政治上思想上划清界限，不能用感情代替政治，与过去错误彻底决裂，真正站到毛主席这边来。由于我对以前的错误没有很好的认识，所以对很多问题来不及批判，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也没有水平，但我应当把我所能想得起来的事情揭发出来，把自己知道的一些内幕告诉大家，供大家参考，然后和大家一起共同分析批判，共同战斗，从而更加充分地认识到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我们学校是何等的尖锐复杂。

大概在六月中下旬刘少奇曾经跟我讲过，反工作组是一种思潮，全北京市的五十几所学校中就有三十九所反对工作组，他还怀疑这个反工作组的逆流与前北京市委有联系，认为是前北京市委的一个反扑。这也就是后来为什么我们学校和很多学校都在拼命揪后台的原因。刘少奇当时在师大一附中（我妹妹在那儿）蹲点，对她的指示是比较多的，他把师大一附中陈永康、何芳芳这些岁数很小的学生都打成反革命，也没感觉到有什么问题，他还面带笑容听我们汇报。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大规模学生斗学生在全北京市，甚至在全国都开展了。当时我们学校工作组所导演的“反蒯”运动，大家都是很清楚的了。
……
在七月三日晚上，我记得他（注：指刘少奇）跟我讲过一次话，后来把这事情揭发了，他否认是他讲的。他否认他的，我揭发我的。记得有这么几点：一、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二、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三、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他是把反工作组的这些同学都当成资产阶级，所以他就不给这些同学自由民主。在七月二十六日晚上江青同志、陈伯达同志已经在北大讲了关于工作组的问题，当时我也不清楚我们学校的工作组到底是什么问题。二十八日晚，刘少奇异常激动地对我和王光美说：一、现在不是说要检讨吗？要我到你们学校去检讨也可以，去就去，没有什么可怕的。二、工作组的工作是当著大家面做的。（意思就是说，是好是坏，大家都能检验出来。）三、工作组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劳动，帮助抄大字报，扫扫地，这样别的同学也就不会说你们是当官做老爷了。四、仍然认为蒯大富是自己跳出来的，而不是工作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当时还讲了保护少数的问题（即七月二十九日在人大会堂讲的精神）。当时还让我不要急于表态，真正认识到错了再讲，不要急于表示自己反对或者同意。在我看来，七月二十八日他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情绪还是很不满意的。那天晚上我和王光美都哭了，因为我从来也没有看见过我父亲这么激动过，当时也没认识工作组的错误性质是什么样的，立场又没站稳，但确实感觉到工作组的工作没有做好，心里也是很难受的。

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三日这期间，刘少奇曾让她（注：指王光美）回去过（注：指回清华大学去）。王光美一直表现得很不像话，不但坚持自己的错误，根本不去真正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而且哗众取宠，企图挽救这垂死的工作组的命运。王光美在清华期间，天天回家，刘少奇到底给了她些什么黑指示，我就不太清楚了。对此也可不言而喻了。

八月初，刘少奇让我辞职（注：指要她辞去在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文革临时筹委会、文革临时主席团中担任的领导职务），以后少出头露面，少回家。当我问他对自己的问题的认识时，他口头上也承认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表示愿意改。在问到他为什么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的问题时，听我妹妹说，他讲，在七大以前，还没有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在七大以后树立起来了，没树以前就拼命地树立，树立以后不用怎么说别人也就知道了。实际我觉得这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他自己也承认，自己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等等，可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当时，工作组撤走以后，有时回家遇见父母，与王光美谈的多。有几次他们表示特别关心我校的运动。我当时很愿意反映，当时没有意识到家里的情况有多严重，我知道的，我就讲了。后来李黎风（注：李井泉之子）告诉我要注意此问题。刘少奇以前说话就说得比较少，犯了错误以后，说得更少了。王光美当时是在极力地掩盖，但有时又憋不住，就冲出来了。其实，她在检查中说，工作组撤走以后，对我校运动情况是不怎么了解的，这是在说谎！

九月底，同学们给我写了许多大字报，我想应当写张大字报表态，她说：“别人都骂你是狗崽子，还欢迎批评什么。”看得出来，她对此是很抵触的，如果别人说她是扒手，她肯定是十分反感的。十月一日，我与妹妹就谈到辩论工作组的问题，王光美说：“批判工作组的问题是不是运动的关键呢？”我给父亲提意见，她就在旁边解释，澄清事实，说他的心还是好的，主观上还是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只是经验不足。我问：“六二年的单干风究竟是怎么回事？”王光美说：六二年单干风父亲是反对的。实际上是在欺骗我。她自己也讲，应当实事求是，她不愿意给我父亲增加罪过。我想我父亲的罪，有多少是多少。你说不愿加，但事实终归还是事实的。王光美一方面对我们讲父亲的态度如何如何的好，目的，就是说父亲没有多大问题。哥哥是造反派，对父母不信任。她很不满意。另一方面说主席（注：指毛泽东）是如何对待父亲（注：指刘涛他们的父亲刘少奇）。主席对父亲政治思想上从严，组织处理上从宽，这是一贯的思想，抱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绝不能因为主席对父亲组织处理上的宽大，因此而对他政治思想上采取宽大的态度。可是，王光美跟我们讲的目的，是用此来迷惑我们，使我们觉得自己的父亲没有多少问题。我们本来迷信刘少奇，现在也就保刘少奇。她还说，应当实事求是，说揭发要全面，要全文公布，若没有全文公布，光把他错误的地方公布出来，她就非常不满意。她认为，同学问我们的问题，就是为了打听点内幕消息。在十二月十八日晚上；我回家并见她，我说：叶林（注：国家经委副主任，文革初期任北京新市委派驻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说我在清华常找你。事实上也不是这样。她说：这是想吓唬你们。她一直跟同学特别抵触。对她自己的错误，如四清，八月份她还说：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呐！她认为她的桃园经验也没有什么错误，就是扎根串联讲得过细了一点，所以给别人的印象也就起了不好的作用。十二月十六日听陶铸讲，我父亲是个资产阶级革命家，我当时想不通，回去跟王光美讲。她说，陶铸同志也有说错话的时候。到现在还是这样认为。还有一条，几年以前，父亲曾讲过，不当国家主席，当个公民也可以，也没有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王光美就不让我讲了。原因是什么大家也都心里明白。八月份我两次问她对工作组问题的认识，我说可以交谈交谈吧！原来咱们也是一块工作的，有错误我们可以互相帮助帮助，虽然当时我认识还不太清楚，但对她还是可以帮助的。（回校前我对她说：我就够保的了，我看你比我还保。）她就是不讲自己的态度，她说，我有我的组织，我是在工作组内作检讨的。我问我父亲：“你执行错误路线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一定有根源，你以前还犯过什么错误。”王光美在旁边听了后气得直发抖，哭著对我控诉了一番，说我没良心，想保自己，是个人主义，你也触及触及自己的灵魂。这个家你也可以不回了，说我老逼我父亲。又说“你父亲是中央的，有些事情不能跟你讲。你老逼他。”说“你欺负我欺负得太甚了。”说她以前对我又是怎么好。当时给我压力很大，父亲也在旁边说：你要是觉得这个家妨碍你的话，你也可以不回家了，如果经济上不独立，可以给你点钱。

由于自己没有真正地站到毛主席一边，没有真正与家庭划清界线，压力很大，就软下来了，于是王光美就抱著我哭了一通。自己也就“保”爸了，这是一方面。另外王光美还造成弟妹的压力，说我给妈妈的那一张大字报（注：指刘涛8月21日在清华大学贴出，经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修改的大字报《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造王光美的反》）是有个人主义。我当时的确有个人主义，但与自己的家庭真正从政治思想上划清界线，这就是我克服个人主义，抛弃私心杂念的第一步。当时王光美说我有个人主义，我不否认，但当时她说这句话，我觉得她这是在压我，她就是想用又拉又打，软硬兼施的这套办法，想使我成为他们的陪葬人。八月初，我听妹妹讲，爸爸说我不牢靠。我想，我真正地做了家里的叛徒，这表明我是真正地站到毛主席这一边，可是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做，我一直是摇摆不定的。王光美还压我，说：批判我们的大字报都是根据你揭发的。对于我那篇大字报她非常不满意。刘少奇说： “你记录我的讲话，又要拿到外面去公布。”对此他也非常不满意。他还用组织纪律来压我说：“中南海就有中南海的纪律，从这里知道的事情就不得向外讲，否则，就不要住中南海。”我想，不住中南海就不住中南海，断绝家庭关系就断绝家庭关系，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的家庭不要我，党和人民要我！

有些事情，她也避开家里的工作人员。师大一附中把我妹妹的工作日记本搜去了，全文公布了，贴在中南海外面。她就对我妹妹说：“你把它抄下来，看一看，也好知道都歪曲了些什么？”她就是这样教育家里的孩子。她就是拉著我妹妹保他们，我真替我妹妹担心。我觉得他们到现在也没有真正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王光美在家里老放毒，而且有市场。现在同学们要求把王光美揪回清华来，我坚决支持。她要是真的要改造的话，广大的革命师生帮助她，她如果要顽抗下去，那只有自绝于人民。让她住到清华，这样对她自己，对弟弟妹妹，对我父亲认识错误都有好处。关于刘少奇、王光美我揭发到这里。有一些由于自己的立场感情还没有完全站在革命师生一边，还没有完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还没有完全站到毛主席这一边来，有的记不起来，有的还没有认识。以后认识到了，想起来了一定继续揭发。

通过我所讲的这些可以看出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我们家是多么的激烈。我自己原来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在我的面前。这几个月来我体会到，到底自己是走哪一条路，是站在毛主席这边，还是站在刘少奇这一边，在这上面的确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走。我来校前，的确是很保皇的。现在对问题认识也不是十分清楚。简单地谈一谈对我父亲的看法。我认为我父亲确实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十几年来一直对抗毛主席，对抗毛泽东思想，他搞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资本主义道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镇压革命运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造成白色恐怖，对毛主席他采取的是一种无视的态度，确实是像林彪同志所讲的，简直是不能容忍。他从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害怕群众运动，发展到镇压群众，镇压群众运动的地步。这场文化大革命具有世界意义，它要扫除一切旧的东西，扫除修正主义在我们国家里复辟的可能。他实际上是镇压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沿著他这条道路搞下去，中国必然要变颜色。他的检查极不深刻，一点也没有触及自己的灵魂。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制定这条错误路线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他以前对我的教育，表面上也让我学习毛选，但实际上是叫我“吃小亏，占大便宜”，“丢了芝麻，拣了西瓜”，“你想得的，反而得不到；不想得的反而得到了”，对他这套人生哲学，以前不太认识，还觉得挺对，但实际上这跟毛主席的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比起来，完全可以看出是一个更高级的个人主义，带有更大的迷惑性。他的世界观根本就没有改造好，他做了国家主席以后，他大概觉得他占了最大的便宜了吧。他的世界观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一切资产阶级思想的命，由于他的这种世界观，决定了他一定会制定反动路线。

王光美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根本没有改造，她用她的资产阶级一套腐蚀了很多人。刘少奇在政治上的错误比王光美严重得多，他负的责任更大，他制定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学们以前说她是糖衣炮弹，我还不怎么能接受。现在觉得她的确是一颗糖衣炮弹，她对我就是利用情感教育。我提出这个问题，她还不大发雷霆？她一会儿对我哭了一通，一会儿又对我骂了一通，大家可以想到，她给我的是什么教育。

我的确感到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以前我一点也没认识到它就在我身边进行著。我以前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站在父母一边，给清华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损失，后来看到江青同志对我讲的话，使我很难过。要认识自己的父母，认识自己的家庭，如果自己是一个革命者，对家庭，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应当仇恨。我觉得自己应当真正地站到毛主席这一边，毛主席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如果真正地与家里划清了界线，家里反对我，而人民是欢迎我的。

1966.12.28

原载清华大学《井冈山报》1966年12月31日

附录二：邓榕的大字报

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

邓小平一手操纵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他通过我给工作组一些黑指示，并控制了我的思想，使我犯了严重的错误。

6月1日，毛主席亲自指示发表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我校的运动就轰轰烈烈地起来了，那时，群众都起来了，形势大好。这时，我们因为对运动中一些问题不知怎么办，就去找邓小平，当时，我们要求派工作队，邓小平告诉我们工作队不久就要派下去了，并让卓琳打电话给李雪峰(是其秘书)，让他们商量一下怎么办。不久，邓小平派的中学第一个工作组进驻我校，工作组到了我校后，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镇压了下去。

运动开始不久，邓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对我说：“你们一定要相信工作队，一定要听工作队的话，现在你们和工作队的意见一致，你们当然听，以后你们的意见和工作队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你们也要听。”我们当时对邓小平是非常信任的，我把这些黑指示告诉了革委会的同学，使得他们也在这种思想控制下，死保工作组。后来当一些革命同学起来造工作组的反时，我们就本着“一定要相信工作队”这一黑指示，打击群众，把反工作队的人说成是野心家……。以后，运动的大方向变了，矛头转向了革命群众，在学校里不仅把反工作队的同学斗了，而且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也拉出来斗争。邓小平通过我们之手，实现了他镇压群众保护牛鬼蛇神的恶毒计划。我是邓小平的女儿，所以对他的指示更是积极执行，由于非常听他们的话，所以对同学斗同学更加积极。毛主席说：“……如果把同志当成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正是这样，我做这些事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的立场错了，我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站在邓小平一边。

邓小平积极支持我校的同学斗同学，因为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众起来夺他的权，他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动路线，借口要了解情况，解剖一只麻雀为名，把我校当成了他的试验田。他原想叫秘书来搞一次，后大概又觉得自己找工作组更好些，所见他亲自找了一次工作队，这样更便于他控制工作组，控制运动。在谈话中，他大力支持学生斗学生，他也曾对我说过开两次辩论会不算转移目标，不算学生斗学生。邓的黑指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坚定了工作组斗同学的决心，也控制了群众。那次谈话后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斗群众。有一天晚上，胡启立把革委会的人都找了去，发了许多黑指示，并确定了斗同学计划：暂停斗同学，转向斗黑帮，肯定革命群众还会贴工作组的大字报，那就有借口再转回矛头斗同学了。胡启立的理由是“我们斗黑帮，你们他XX的在后面开黑枪!”因此，后来连开几次斗争会(这也是邓小平批准的)。

邓一方面布置了我校的斗争会，另一方面他叫秘书打电话给刘志坚，意思是让他专整那些同学的家长，给他们施加多方面的压力，企图使他们投降。

邓小平极端仇视和害怕文化大革命，他想用恢复党团活动来控制运动，使文化大革命夭折。在邓小平的黑指示下，我校工作组勿匆恢复了党团队活动，组成了临时党委、临时团委，临时大队委员会。从此，我校运动便变得更加冷冷清清了。

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这样做了一个时期，基本上各班都换上了我们信任的人，大大打击了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被打击的群众抬不起头，丧失进步的信心，觉得没出路，由于沉重的精神枷锁，广大群众只好俯首听令，奴隶主义十分严重。我们这一阵夺权活动，扼杀了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我们是在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夺权，为更深一步推行刘邓路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以及给后来的对联辩论提供了思想基础。这同一时期，高年级的学生斗学生也是由于忠实执行了邓小平的黑指示的原因。在这里我向反动路线的受害者赔礼道歉。很多事情不能怪各班辅导员，责任主要应由我负。

在斗学生的同时，邓还多次指示要做教师工作，其目的是把矛头对向教师，这和斗同学是同一性质同一目。

运动以来，邓从未叫我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因为他知道广大群众一旦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他的阴谋就包不住了。完全被他纳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我校运动，在这上面也是按照他的意愿发展的。原来，根本没有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间，工作组自己也不学，革委会的同学也不学。后来才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制定了所谓一天二小时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工作组员也才在同学们的批评下开始了“天天读”。可是，工作组借此把同学锁在校园内，不许乱说乱动，束缚了群众的手脚。我们对邓小平的指示百依百从，而对毛泽东思想则不学不用，这说明了我们的立场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站到刘邓一边，干的事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运动以来，工作组在邓小平的控制下，把许多人打成了反革命，个人野心家，为了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这些人平反是完全必要的。要做到真正平反，必须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打人民战争。现在还有许多同学由于受反动路线的迫害，不敢说话，我希望这些同学起来，造我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在前一阶段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我相信我能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得到改正。对我的错误，我的认识是非常不够的，希望同志们给我提出严厉的批评，我一定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邓榕

1967.4.5

附录三： 贺捷声的大字报

同志们！战友们！现在我们把反党、篡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揪出来了，真是大快人心！我要坚决与三反分子贺龙划清界线，坚决站在党和毛主席一边，彻底清算贺龙的罪行，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一、我是怎样受迫害的：我生于长征前十八天，出生之后就随红军长征到延安，寄养农民家。当时贺龙在军阀部队里所结拜的兄弟，国民党旅长秦光远、团长瞿玉屏，抱着升官发财目的来到贺部，但军委不同意贺龙将这两匪安插在贺部，并指示贺龙，如秦、瞿两人愿意参加革命，必须先到抗大改造，再由学校统一分配工作。贺龙对这一指示不满，对两匪说：“你们俩回去吧，现在共产党里，我无权安排你们的工作。”“我四十多岁了，仅有一女，托你们抚养了。”於是，将我交与秦、瞿两匪带到白区“教养”。此虽区区一例，便看出贺龙反动的本质：（甲）贺龙认为白区比解放区保险；（乙）封建的结义兄弟比共产党可靠。

我到白区后先住在秦匪家，秦死后又到瞿家侍候全家大小，直到解放初期，我的亲生母亲经过重重困难才将我找回去。可恨贺龙这个混蛋将我强行要去，他扬言说：“她是贺子贺孙，应回贺家。”到贺家后，后母薛明（贺龙现妻）对我倍加歧视，贺、薛两人限制我与亲生母亲通信，迫得我曾跳井自杀，未遂，我曾想上告，贺龙气势汹汹对我说：“你要告我吗？我在公安部挂号了，我在总理那里挂号了，我也在毛主席那里挂号了，我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我是副总理，我是元帅，你这个小孩、小党员，告不倒我的，让你姨与你妈都告去我，她们也告不倒，要告的话，我就对她不客气。”以此威胁我。直到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我才离开贺龙，回到了亲娘的身旁。毛主席就是我的救命恩人，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在心底里呼出“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二、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疯狂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我和三反分子贺龙接触的十几年中，从未见过他学习毛主席著作，经常见到他手不离卷，形影不离，赞口不绝的是那些《七剑十三侠》、《说唐》、《小五义》、《佘赛花》、《济公传》、《西游记》等神怪小说。贺龙把黑书《燕山夜话》视为珠宝、奉若神明，将它摆在书厨里供欣赏，而把革命历史小说随意放在筐旁边不理。

更可恨的是贺龙不仅自己不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还阻挠我们学，有一次他问我：“你在学什么？”我说：“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不满地说：“你在宣传部工作，不能犯错误太多，特别是《论共产党员修养》，你这个小党员要好好看，研究研究，你就是政治嗅觉不灵，干不了什么大事，一定要向《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请教。”一九六六年我去大连养病前，贺龙又问我带些什么东西，我说：“我带了毛选四卷和主席语录，准备读一读。”贺即强调说：“你应带《论共产党员修养》，你这个小党员应好好学习刘主席著作，不学怎能行呢？”言下之意叫我不要学毛主席的著作。贺龙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有一次贺龙对我说：“你的毛病就是吃不了亏，脾气不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嘛！”这一语道破了贺龙篡党篡军的野心，贺龙就是一贯反对毛主席，一直等待时机，妄图变天。

一贯反对和敌视毛主席著作的三反分子贺龙，突然在一九六六年二月指示薛明与何家为（贺龙办公室副主任）起草了一个贺办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指示，里面是有鬼的！一是贺龙知道文化大革命将要在全国开展，贺龙作贼心虚，怕露出其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马脚，急忙打起了这面红旗；二是贺龙对军委表扬林彪同志办毛主席著作很不服气，贺龙就不满地说过：“我就不相信他们能学得那么好？我们也要搞个样子！”以此反对林副主席，与林彪同志唱对台戏，更甚的是贺龙对贺办的学习指示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反对教条主义。”把毛主席著作诬蔑为教条主义，其心何等险恶！贺龙就是打着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招牌来反对毛\泽东思想。

三、广结党羽、阴谋政变：一九五九年贺龙到天津大比武，当时是彭真、罗瑞卿同去的。贺、彭二人同住在水上俱乐部，贺龙住楼上，彭住楼下。一次中饭时，罗、贺、彭三人大谈比武，罗得意地说：“我们军事上就是过得硬，就是突出政治。”声落，三人发出了使人肉麻的大笑。贺、彭、罗以为阴谋得逞，大功告成，天下即将到手，得意忘形，可惜这班混蛋错估了形势，高兴得太早了！饭后，彭真向罗瑞卿说：“你回北京了吗？”罗答：“我要留下给部队讲一讲话。”说完，转向贺龙说：“你还有什么指示？”贺别有用心地说：“毛主席对大比武也很支持嘛！”贺龙就是罗瑞卿的后台，其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造谣攻击中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其心多么恶毒！

罗瑞卿与贺龙的关系极为密切，罗常到贺龙家，有时罗把电影带来贺家放，一起看电影，谈笑风生，感情之深不难理解，罗对贺的讲话都是逐一纪录，驾乎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之上。

贺贼与吴晗来往也很密，贺常与吴一起打麻将、打桥牌、钓鱼，吹吹拍拍。吴晗写的书送给贺龙，并在书上恭恭整整地写上“敬爱的贺元帅、总理、同志，请指示。”贺对此当然非常欣赏。其意很明显，就是让吴晗这班黑文人通过文艺作品为其阴谋篡党篡军作舆论的准备。

文化革命期间贺龙对贺鹏飞（贺子）等人说过：“刘少奇的检讨是被迫的，毛主席错了！”这是明目张胆的拉开阵势的猖狂进攻，挑动贺鹏飞一伙，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贺鹏飞喜欢打篮球，贺龙就语气双关地对贺鹏飞说：“我是你们的领队，你妈是你们的政治指导员。”由此可见贺鹏飞这一伙在清华园干的坏事后台是谁不是清楚了吗？贺龙苦心孤诣地培养和支持贺鹏飞一伙，就是把自己的后代培养成像自己一样的资产阶级接班人。解放前我们的灾难还记忆犹新，贺龙妄图变天，我们一万个不准！

四、腐化堕落，任意挥霍人民血汗：贺龙是一个大土匪，生活上充满了资产阶级腐化的臭味。平时只要贺龙起床电铃一响，贺家工作人员就为他一人忙碌，公务员赶忙进屋给他穿衣服、穿袜子、穿鞋；医务人员前来量血压；炊事员立即做美味的早餐，其每餐要保持一定热量，为此特让北京医院营养科的人来贺龙处精密计算食物所含热量。

贺龙每天至少有两、三次散步活动，常要老婆、秘书、护士、警卫人员陪同，因怕冬天院内散步冷，花了国家数千元，将原来的走廊披上了大玻璃，专供散步之用。夏天因大院太小，有时到体育馆去散步，由於那里人多吵闹，贺龙就将体育馆的人全部轰出来。

这个挥霍无度的贺龙还喜玩猴子，给猴子吃香蕉、桔子。一次从东北带回一只价值几千元的警犬，狗病了还请医生看、吃药、打青霉素，甚至还住医院，狗吃的饭比人还好，顿顿有肉有鱼，堂堂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竟对猴子和狗如此关怀备至，这跟西方“自由”世界的大资本家整天无所事事，玩猫、玩狗没有什么区别。

贺龙这个土匪头子，干尽了坏事，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像这样的一个腐烂透顶的修正主义分子，我们非把他打倒不可！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三反分子贺龙虽被揪出来，伹贼心不死，贺龙的走狗还通电话对我的母亲进行威胁、恐吓。我们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穷追猛打，坚决把贺龙斗倒！斗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