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就重慶之行向毛澤東的認錯zt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國分別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蔣介石看到日本正式投降在即，立刻發電報給延安，“邀請”毛澤東到重慶會談，解決抗日戰爭過程中產生的一些“爭執”。8月16日，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復電蔣介石，拒絕關於毛澤東到重慶談判的“邀請”。
　　8月14日，蘇聯和中華民國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正式簽約。14日晚，日本天皇簽署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終戰詔書》，並於次日向全世界宣告。在這樣的形勢下，斯大林應中華民國政府外交部長王世傑的請求，於8月20日、22日，連發兩份電報給延安，要求毛澤東赴重慶，與蔣介石“緊急會晤”。電報說：“考慮到日本投降和國共雙方關係的惡化，這次會晤是必要的。”電報還警告說：“不能進行內戰，否則，中華民族的存在將受到危害。因為國際社會和中國人民希望和平，所以毛澤東應與蔣介石在重慶進行和平談判。”
　　電報還補充說：“儘管蔣介石挑釁想打內戰消滅你們，但是蔣介石已再三邀請你去重慶協商國是。在此情況下，如果一味拒絕，國內、國際方面就不能理解了。”
　　在斯大林的逼迫和蔣介石再次電邀下，8月24日，毛澤東復電蔣介石，同意去重慶談判。
　　歷史表明，蔣介石確實沒有一絲一毫和共產黨妥協的打算，只考慮怎樣以武力消滅共產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中國政局的發展和全面內戰的不可避免性，有着清醒的認識和積極的準備，沒有按斯大林的話辦事，經過三年解放戰爭，就徹底打敗蔣介石，推翻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毛澤東對斯大林強迫他到重慶和蔣介石談判的做法，在當時是以大局為重，忍氣吞聲，還違心地向黨內其他領導人做解釋工作，但是內心是十分氣憤的。後來，每說及此事，毛澤東都抑制不住積鬱在胸中的怨氣。　　

1956年3月31日，毛澤東與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談話時說：斯大林對中國的形勢以及對中國革命發展的可能性，作了不正確的估計。“特別是1945年中共中央收到了不知為什麼以俄羅斯共產黨（布）的名義發來的（實際上是斯大林發來的）密電，密電中堅持要毛澤東前往重慶同蔣介石談判。中共中央曾經反對前去重慶，因為預料蔣介石方面會進行挑釁。但是，我不得不前往，因為這是斯大林所堅持的。”

　　兩年多後，1958年7月22日，毛澤東與尤金談話時直刺斯大林。毛澤東說：“斯大林在最緊要的關頭，不讓我們革命，反對我們革命。在這一點上，他犯了很大的錯誤，與季諾維也夫是一樣的。”毛澤東在這次談話中，三次講到1945年8月斯大林逼迫他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難抑胸中的怨憤，說：“第三國際已經解散了，還下命令，說你們不與蔣介石講和、打內戰的話，中華民族有滅亡的危險。然而我們並沒有滅亡。”
　　斯大林（後來）覺察到自己對中國革命的認識，以及對局勢的判斷和決策，特別是逼迫毛澤東赴重慶和蔣介石談判，實在是錯誤的。對此，斯大林開始感到內疚。1948年初，蘇共與南斯拉夫共產黨的矛盾已趨表面化了。2月，斯大林會見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南斯拉夫聯邦政府副主席卡德爾，說明自己雖然也會犯錯誤，但是在南斯拉夫問題上，自己始終是正確的，因為南斯拉夫不同於中國。
　　斯大林關於在中國問題上犯錯誤的話是這樣說的：“我已經在一件這樣的事情上做錯了，這就是中國。
　　當時我不相信中國共產黨會取勝。我那時認為美國人會全力以赴撲滅中國的起義。我曾勸說毛澤東，最好是與蔣介石和解，與蔣介石建立某種聯合政府。我甚至把中國代表團召到莫斯科來。代表團來了，聽取了我對他們講的一切。照中國的習慣，他們都面帶笑容，直點頭，然後走了。他們回去後，毛便開始發動一場革命大攻勢，最後取得了勝利。你們看，我也會犯錯誤。”

　　關於逼毛澤東赴重慶與蔣介談判問題，斯大林曾向中共中央領導人當面認錯。1949年6月28日，劉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團秘密訪蘇。7月11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室，以蘇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形式，會見劉少奇。當劉少奇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的發展情況時，斯大林插話，問：“在你們進行鬥爭中，我們是不是干擾過或者妨礙過你們？”　　劉少奇回答：“沒有！但是當時毛澤東確實不打算去重慶，因為周恩來作為談判代表就足夠了。然而毛澤東到重慶後，結果是好的。”　

　斯大林說：“去重慶對毛澤東來說曾是很危險的，他可能被殺害。”接着，斯大林就以內疚和抱有歉意的語氣，講了下面這一大段話：“勝利者是不受審判的，凡屬勝利了的都是正確的。我們不應該指責你們。你們中國同志太講禮貌，總是責備自己。我們覺得我們是妨礙你們的。你們也有意見，不過不肯說出來就是了。你們無論如何都應當注意我們講的話正確與否，因為我們常常是不夠了解你們事情的實質，可能向你們提出錯誤的建議。不過，如果我們犯了錯誤，你們還是說出來好，我們會注意和改正的。”來源：《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