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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良友漸隨千劫盡一一從詩情看汪精衛之投敵
送交者: mean 2007年10月13日13:35:10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良友漸隨千劫盡一一從詩情看汪精衛之投敵

汪榮祖

本文在網上流傳已久,在這裡貼的一篇是摘自汪榮祖《詩情史意》。與網上流傳本有些許差異,可算是汪榮祖自己的修訂版吧。汪榮祖是台灣中正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憂患滔滔到枕邊,心光燈影照難眠;

夢回龍戰玄黃地,坐曉雞鳴風雨天;

不盡波瀾思往事,如含瓦石愧前賢;

郊原仍作青春色,酞毒山川亦可憐。

——汪精衛《不寐》

汪精衛是民國政壇上極富詩才之一人,名兆銘,精衛是他的號’取精衛填海之意,《輟耕錄>有云: .願魂化精衛,填海使成嶺j’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倒是汪精衛一生的真實寫照。他少年時集合七個人(方君瑛’曾醒’陳君璧、黎勇錫、黃復生、俞培倫,以及他自己,就想謀刺清朝的攝政王,事敗被捕,在獄中慷慨悲歌。其《被逮口占四首之三》尤傳誦一時:“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他是準備從容赴北京菜市口就義的,但清廷基於政治考量,沒有殺他的頭。

他在獄中思國念友,做了好幾首動人的詩,其中《秋夜》長句尤為感人:.落葉空庭夜籟微,故人夢裡兩依依:風蕭易水今猶咋,魂度楓林是也非;入地相逢雖不愧,劈山無路欲何歸?記從共儷新亭淚,忍使啼痕又滿衣。此詩曾傳遞到陳君璧,以及胡漢民等人手中,革命同志每讀一過,即激昂不已。幸而不久辛亥革命成功,汪精衛出獄,不僅沒有成為烈士,而且成為英雄型的開國元勛。

像汪精衛這樣的仁人志士,不顧身家性命,願意從容赴死的人,怎麼會做漢奸呢?於是產生了許多闡釋,大都從譴責漢奸入手,如謂其性格多變,利慾薰心,政治野心,以致於自毀其歷史,賣國求榮等等。但是一個人的個性不是那麼容易改變的,再就當時的情況看,日寇已經佔領中國精華地區,國脈懸於一線,實無國可賣:去當漢奸,只有求辱,哪有榮可求?如果我們能體會他“火坑”心情,便知他早年不顧性命,尚可青史留名;晚年連一生的名譽都不顧了,豈不是犧牲更大?性命與名譽是任何個人最寶貴的東西,何況像汪精衛這樣有聲價的政治人物,他的性命與名譽都肯犧牲,置之度外,到底為了什麼,豈不值得深思?

也有不少人認為汪精衛性格衝動,並以此來解釋他的政治行為,無論搞革命謀殺或當漢奸,似乎都可以衝動為說。但詩言志,最能表達一個人的性格,舊時代科舉考詩賦,除了測驗考生的技巧外,就是要一探其性情。汪精衛的《雙照樓詩詞》極富感情,如《蝶戀花》一闕: “雪偃蒼松如畫裡,一寸山河,一寸傷心地;浪齧岩根危欲墜,海風吹水都城淚,白草茫茫迷古壘,月閃稜角,萬點寒星碎;荒冢志孤魂亦死,髑髏夜半驚風起。” 可說是哀婉動人,然而感情豐富不等於衝動,衝動是一時性起,而搞革命或當漢奸有一段難以衝動的過程,必然會經過理智的評估。值得注意的正是汪精衛是如何評估自己的行為,如果詩情假不了,他顯然有強烈的使命感,而使命感來自對祖國山川破碎的感受,思有所作為,也是愛國心的泉源。他相信愛國是崇高的精神,一切物質包括自己的身體與名譽都可為之犧牲,所以只要“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能夠 “忘卻形骸累”,“靈台自曠然”。既如此,“士為天下生,亦為天下死”;自謂“此時神明靜,蕭然臨湯鏤;九死誠不辭,所失但軀殼”;從容赴義就很自然。

當漢奸的心路歷程,不僅僅是賣國求榮那麼簡單,在西洋人心目里有所謂“愛國的叛徒”(patriotic traitor )之概念,認為叛國之行為,尚有動機與目的可議:如果動機是為了愛國,目的是為了救國,就不能視之為一般的叛徒,然而在我們中國文化里,忠奸善惡,分得很清,非忠即奸,非善即惡;在中國歷史上主戰派幾乎都是對的好的,主和派都是錯的壞的。汪精衛恰恰是抗戰爆發後最堅持的主和派,抗戰最後勝利,儘管付出巨大而慘痛的代價,畢竟證明主戰是對的,主戰派成為民族英雄,而主和派則成了民族罪人,但這部是事後的認識。當年強敵入侵,鐵蹄橫行,死傷枕藉,哀鴻遍野,抗戰前途甚是黯淡,國家民族面臨滅亡之際,到底寧為玉碎,還是可以瓦全,何者較為理性,卻末易言。汪精衛曾說:“夫和戰大計,為國家生死安危所關,不得不戰則戰,可和則和,此為謀國之常規”,是否也有其一定的道理?

事實上,盧溝橋事變後,中曰之間秘密和談,一直沒有中止,並不是汪精衛與日本人之間的秘密談判,而是南京與東京之間的談判,像與日方聯繫的主要人物高宗武既是汪系人馬,也是蔣介石的人馬,他是為國民政府辦事;從文獻資料看,其實高一直尊蔣,奉蔣命行事。不過,戰爭既已打起來,日本軍閥囂張跋扈,和談談何容易?然日本雖強,欲併吞中國亦談何容易,也就不便關死和談大門,以致於檯面上打仗,血肉橫飛;台面下和談,藕斷絲連,持續不斷,直至日本投降為止,不僅僅汪精衛一人在抗戰期間搞和平也。

一九三八年十月,廣州與武漢先後失陷,日方卻發表了第二次近衛聲明。近衛文磨是當時日本的首相,於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失敗後,發表了“今後不與國民政府為對手”的第一次近衛聲明,現在第二次聲明又重新要與國民政府和談。汪精衛力主抓住和談機會;然而蔣介石因日方有意以汪代蔣,故不起勁,使汪雖以國民黨副總裁之尊,無法在重慶表達其主張,此乃汪精衛決定離開重慶的主因。許多人說,汪脫離重慶之前已與曰方有籌組偽政府的密約’是想當然耳的無稽之談。

汪與少數隨從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飛往昆明,翌日轉往越南的河內,同月二十二日,近衛發表第三次對華聲明,提出“日、華、滿,互相善鄰,共同防共,經濟合作”三原則,而這些本來是蔣介石可以接受的原則,汪精衛遂於二十九日向重慶發出艷電,主張響應近衛聲明以便和談。如果這是日汪秘密勾結,汪既已脫出,又何必再向重慶發電報?足見汪確實只是要發表政見,呼籲和談。但是重慶方面卻把焦點放在叛逃上,仍想阻止汪氏發表言論。其實,汪精衛既已發表和平主張,若仍不見聽,準備去國赴法,並請重慶發放護照,故谷正鼎於一九三九年三月第二次來訪時,即帶來護照與川資,準備遠行,孰料重慶特工同時正奉命積極布置謀殺,護照與川資似乎只是謀殺的煙幕而已。谷正鼎剛走下到一天,於三月二十一日就在河內發生了震驚中外的政治謀殺案,該日子夜,行刺者潛入高朗街汪氏租用的住宅,闖進一間大臥室,亂槍掃射,見室內夫妻倒於血泊中後,始揚長而去,結果死者是曾仲鳴,中槍無數,在醫院裡搶救無效而終;其妻方君璧也身中三彈,幸而不死。原來刺客闖錯了睡房、汪氏夫婦一直用較小的一間,因而倖免。但是河內的槍聲政變了汪精衛的計劃,他本已準備了赴法的行裝,現在決定自己與日本直接交涉,不再僅僅發表主張,而是要實行其主張了。汪派人士如周佛海、金雄白都深信,河內的槍聲打出了一個汪政權。

這種說法不免有點戲劇化,戲劇化就不免言過其實。值得注意的是,汪精衛不僅沒有因狙擊而退縮,反而更加堅定他和平救國的信念,曾致函給曾仲鳴的未亡人方君壁,有雲“縱如何傷心切齒,而救國步驟必不敢因之而亂”,可見其堅定。暗殺事件發生後,汪精衛取消法國之行,並發表《舉一個例》,以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的國防最高會議記錄密件,證明主和並非他汪精衛一人的主張,而是最高當局,以及政府的共識。既有此共識,有何理由不能以近衛最近聲明,作為談判的基礎呢? 他並向重慶責問,何以因他主和,不僅加以誣衊,還要奪其性命?他還明言,只公布這一件舉例,因已失時效,其他證據何止干百件,為國家利害計,仍有保密的必要。其口氣已不似艷電,純粹表示政見,已有挑戰的意味,同時也意識到已身臨危境。

謀殺案發生後,日本即派員赴河內,設法營救汪精衛脫離險境。此時汪既已由自己來實行和平主張,必須與日本交涉,乃決定前往尚未被日軍完全佔領的上海和談。他先於一九三九年的四月二十五日坐租來的法國小船自河內啟程,後因浪大難行,才改乘五千噸的日本貨輪北光號。經由基隆抵滬,定上了籌組政權之路。他於同年六月從日本歸國時,在風高浪惡的大洋舟中,感慨萬千,寫下一首很能透露心情的詩,真是情見乎詞:

臥聽鐘聲報夜深,海天殘夢渺難尋;

舵樓欹仄風仍惡,海天殘夢渺難尋;

良友漸隨千劫盡,神州重見百年沉;

悽然莫作零丁嘆,檢點平生未盡心。

夜已深沉,舟行海上,臥榻上猶聞報時的鐘聲,可知詩人輾轉難眠。他深信血案必是重慶特工所為,當地報紙也繪聲繪影,但是沒有確切的證據,成為國際懸案,然而他絕不會想像到,二十年之後,殺人者會以鋤奸英雄出現在台灣,寫文著書以表功,無意之間破了案,確定是戴笠手下王魯翹(曾任台北警察局局長)等人幹的。特工乃主子的鷹犬,沒有主子的指令,鷹犬不會傷人。汪精衛海行漫漫,回想在廣州時的革命夥伴,親密同志,竟出此殺手,情何以堪,怎能平息一再起伏的思潮?

汪精衛出走為了能夠自由的發表和平主張,競毫不相容如此,逼他別無選擇,只好與蔣政府分道揚鑣,自尋主張的實施。然因事出突然,不免徬徨,窗外海天一色,室內種種殘夢浮現,卻又難以捉摸,立即感受到的,僅是輪舟在滄海惡浪之中,傾斜翻騰,險象環生;遠處的燈塔,忽隱匆現,而月色黯淡,憑添悽厲,更反襯出自己處世的險惡與心境的波盪。

此景此景,不能不念及兩個月前的血案,他最親近而信賴的年輕朋友,竟遭此大劫,替他而死。他與這位隨千劫而盡良友的關係深長而親密,死者曾仲鳴的姊姊曾醒,人稱三姑,嫁方聲濂。方聲濂、方聲洞兄弟都參加了同盟會,方聲洞死於黃花崗之役,成為七十二烈士之一。他們的姊姊方君瑛也是曾醒的莫逆之交,兩人於宣統元年都參與汪精衛謀刺攝政王的密謀,與汪有死別之後,又復生聚的深厚感情。民國成立後,汪氏夫婦偕曾醒及其兒子方賢淑與幼弟仲鳴,方君瑛及其幼妹方君璧共去法國居住,大家生活在一起。曾仲鳴與方君璧都跟汪精衛學過中文,曾仲鳴學汪氏書法極為神似,而方君璧稱汪精衛為四哥,親近可知。仲鳴與方君璧在巴黎時已訂婚,學成後回國成婚,一直在汪身邊做事,極為融洽。於此可見,汪與曾、方兩家有通家之好,私交甚篤,結果曾仲鳴慘死,方君璧重傷,汪精衛之哀痛可以說是刻骨銘心。

難以割捨的私情之外,尚有義不容辭的公誼。汪精衛一再提到曾仲鳴臨死時所說: “國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無不放心者,”屬望之意顯然,豈能消極退縮?他舉目北望,半壁江山已經淪陷,不禁想起東晉時的桓溫與僚屬登樓,眺矚中原,慨然有“神州陸沉”之嘆,而今他竟親自“重見神州百年沉”,以“良友”與“神州”相對,更託出家事國事的交相呼喚,令他感到責無旁貸。這種心情必然是悲涼的,不下於文天祥過零丁洋所寫的詩句:“辛苦遭逢起一經,千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拋絮,身世飄搖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里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然而文天祥畢竟是悲劇型的英雄,他要此文天祥積極,雖然悽苦,既不要說惶恐,也不要嘆零丁。他還要檢點自己尚有未盡心之處,於是壯志又興。曾仲鳴既已為他的和平主張而死,他更應勇往直前追求和平,以慰死友?他在大洋上顛簸航行,思潮起伏,但是獨自去實行和平主張的心意,顯然始終未變。此後,雖然艱難倍嘗,益痛山河破碎,“孤懸破碎山河影,苦照蕭條羈旅人”、“險阻艱難余白髮,河清人壽望蒼生”,即使不可為亦應為之,見諸其《六十生日口占》:“六十年無一事成,不須悲慨不須驚;尚存一息人間世,種種還如今日生。”這種心情與其早年頗為一致的,所謂“成敗亦何恨,人天無限憂”。晚年念及一九三五年被刺中彈未死,猶感“鴻飛意,豈有金丸能懼;脩脩猶賸毛羽,誓窮心力回天地”。這種心情,信念和決心,與跳火坑的行動也是頗為一致的。

金雄白(筆名朱子家)寫《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一書,有一節是“ 一排槍、一灘血、一個政權”,即敘河內暗殺事件,金氏歸之於運也?命也?其實關鍵在人,蔣氏的性格,汪氏的性情,最為關鍵;而汪氏的性情,充分流露在他的詩篇里。知其詩情,始能明其史意也。否則一聲漢奸足以蓋棺論定,然於知人識事,失之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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