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潛伏生涯(二)

新 中國成立後，經組織批准，我們全家準備回原籍天津，父親將到天津市公安局任職，我們打好了行李準備出發。正在這時，中共河南省委下了一道命令，說準備成立 平原省，河南的幹部一個也不能走，全家就留在了河南。與此同時，組織還決定，我父親不能公開露面，還要繼續“潛伏”下去，而且我們家繼續做隱蔽偵察點，母 親也不能公開工作，繼續做掩護工作。我的爸爸媽媽又義無反顧地接受了這一任務，他們甘願以灰色面目出現，繼續隱蔽潛伏下來。

1950年， 根據當時對敵鬥爭需要，黨組織決定讓我父親以國民黨特務身份到公安部門舉辦的“特務學習班”臥底，與國民黨戰犯、特務關押在一起，與他們稱兄道弟，“同 吃、同住、同勞動”，“談心交心”，常常談論一些對社會時局不滿的話，他們對父親毫無防備，能隨時掌握他們的思想動態。當時公安局局長是李孝康，偵察科長 是石英才(後任山西省公安廳長)。有一天，一個國民黨特務秘密組織串聯準備暴動，並商定了行動計劃和時間。當晚，石叔叔“提審”我父親，與李孝康局長一起 研究案情，及時部署，成功破獲了這起反革命暴動。爸爸在給我們講這段往事時自豪地說:“爸爸是共產黨訓練出來的紅色特工，他們是國民黨訓練的特工，他們斗 不過我。”

然而，我們全家在社會上卻是“反革命特務家庭”，隨時隨地都會遭到意料不到的唾罵襲擊，街道的居民也經常到公安機關匯報我家的 情況，我們全家人生活在“ 水深火熱”之中。後來，父親因“認罪態度好”而被“放出”。父親回到家，我幾乎不認識他了，頭髮鬍子很長，人很瘦，爸爸走到我 跟前輕輕地叫我，過了好一會我才認出爸爸，摟着他很委屈地哭了起來，爸爸媽媽都流淚了。

根據當時的形勢需要，黨組織決定，由公安機關出 錢，在新鄉最繁華的街道新華街蓋了一個大商店，起名為“前進體育用品社”，父親當老闆，當時叫“掌柜”的，該商店是我黨隱蔽偵察點。後來，公安機關在新樂 路原地下情報站處又給我們家建了五間大瓦房和一個大院子，臨街高大的門樓下是兩扇大黑門，門上兩個對稱大銅環，與當時街兩旁又低又黑又破小房形成很大反 差，看起來像是十分富有之家。對外稱是資本家自己賺錢蓋的，實際上是我公安機關隱蔽工作辦公地點。我們全家住在這個大院，為父母親和他們戰友們繼續潛伏隱 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掩護作用，我家由建國前的黨的地下情報站延續到建國後的黨的隱蔽偵察點。

爸爸和他的戰友們白天在各自公開的工作崗位上 工作，夜間到我家開會。我朦朦朧朧記得，他們每天來得都很晚，大都在我們睡下後悄悄到最裡面的房間。這個小屋充滿了神秘感，因為在大院裡人們只能看到四間 房，只有進到我們客廳里才能看到這個小屋。小屋裡面放有當時很高檔的辦公桌椅、書架、茶具、收音機，牆上掛有地圖。平常鎖着門，而且門是全封閉的。爸爸媽 媽和叔叔們工作到很晚。有時，半夜爸爸常過來給我們蓋被子，餵水喝，他們還在工作。根據當時鬥爭需要，隱蔽潛伏的任務主要有三種:第一是專門搞帝國主義情 報的，代號“新美 ”，領導人是我父親；第二是專搞國民黨軍統特務的，代號“市軍”；第三是專搞國民黨中統特務的，代號“鄉中”。他們每人都有自己的代 號，我爸爸代號是 “112”。他所領導的下屬隱干也都有代號。他們破獲多起書寫反動標語，破壞共和國和人民生命安全的暴亂爆炸暗殺等政治案件，抓獲多個 國民黨潛伏特務和披着宗教外衣的外國間諜。

後來，到了上學的時候，那些領導們的孩子都被保送到育才學校，國家包食宿，而我們姊妹幾個沒有 這個資格。不僅如此，我們還受盡了作為資本家子女在那個年代受到的種種歧視。當時學校讓填寫家庭成分，我年小不懂什麼叫成分。有一個老師大聲喊道:“祁葆 珠的爸爸是商人，奸商，就是資本家。”那聲音、那語氣到現在我還記憶猶新。回家後，把這件事告訴父親，並問什麼是商人，父親把我抱在懷裡，過了好一陣才 說:“爸爸是商人，爸爸是好人。”

1956年，國家進入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按照黨的指示，父親作為可改造好的“資本家”代表“帶頭”加入公私合營，“接受”社會主義改造，“主動”拉着板車把“私有財產”交給國家。同時父親為黨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團結了一批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的工商業者。

三 年困難時期，國際國內形勢十分緊張。父親每天晚上在收聽了中央廣播電台的“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後與收音機一起高唱國際歌，後來還教會了我們姊妹五人。每 天晚上我們都和爸爸媽媽圍坐在收音機旁，一起聽新聞，一起唱《國際歌》，當唱到“要為真理而鬥爭……因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時，我看到父親眼裡閃着淚 花，還充滿深情地打拍子當指揮。當時我想，一個資本家唱起《國際歌》怎麼這麼動情。根據當時國際國內形勢的需要，國家公安部決定派父親到香港以大資本家的 公開身份隱蔽潛伏下來，執行一項更艱巨、更危險、更重要的任務。

1963年，公安部派父親到河南省公安廳繼續做隱蔽工作，公開身份為政協 河南省宣教處處長兼文史資料室主任，就住在省政協。有一天，接到公安廳通知去中州賓館開會，當時在座的有中共河南省委副書記趙文甫、省公安廳廳長王一鳴、 副廳長陳蘊賢等，還有皇甫書信、吳永村叔叔等。趙文甫伯伯在省里抓公檢法，他問了父親的工作經歷後說“你是白皮紅蘿蔔，無名英雄”。經過交談，才知趙伯伯 也曾在洛陽搞地下工作，而且與我爸爸同是一人介紹入黨。因為地下黨是單線聯繫他們互不認識。趙伯伯關切地問我爸爸級別與有關待遇問題，說道:33年入 團，36年入黨，又是黨中央從延安派出的幹部，現在級別太低。他當即就讓省公安廳打報告，由皇甫叔叔把報告交給省委組織部部長張建民，特為父親提升二級， 定為12級。工資由省政協和省公安廳兩個單位負責發放。

“文革”開始後，全國上下一片混亂。我當時在鄭州大學外語系讀書，星期日回政協，因爸爸公開身份是資本家民主人士，隨時隨地都有被批判或問訊事情發生。我天天提心弔膽，到政協見到爸爸才放心。

後 來，大批老幹部被造反派揪出。我父親作為河南省最高級別的“隱干”，自然是被斗的重點。因我父親在蘇聯紅軍學院學習過，被定為“蘇修特務”。還有一些別有 用心的人羅織各種罪名，造謠、陷害、誣陷我父親，致使他身心遭受巨大的摧殘。有一天我回家，看見爸爸頭髮很長，穿件褪色藍衣服。父親憑藉他豐富的鬥爭經 驗，對當時形勢發展深感不安，他意識到他的中共身份有可能暴露，十分和藹但很嚴肅地和我談話，好像也是向我交代什麼，他說，運動發展越來越深，什麼事情都 可能發生，你是爸的大女兒，要記住爸爸的話，不管發生什麼情況，刀架在你的脖子上也不能承認爸爸是共產黨員。我一下懵了，資本家爸爸怎麼是共產黨員，多少 年的委曲一起湧向心頭。都到這個時候了，爸爸還要求他的孩子要用生命來堅守黨的機密。後來，我才知道，當時父親已得知有一個人忍受不了壓力，泄露了黨的機 密，把父親和一批隱蔽幹部暴露了。我的父親摘下了“資本家”的帽子，又被戴上了“劉少奇的黑黨員”、“特務”、“黑線人物”帽子。當時，軍管會掌握了公安 廳的大權，他們不知道有黨的隱蔽工作這條戰線，公安廳長王一鳴伯伯被批判關押，給他們解釋甚至辯論，他們根本不聽，還說我父親他們是“資產階級別動 隊 ”。於是，在全省各地深挖特務“隱干”，就這樣，河南省一批久經考驗的黨的隱蔽幹部全部被暴露。

父 親於1968年結束了他潛伏生涯。 他的中共身份公開後，在社會上特別是在省政協引起很大的震動，一個資本家怎麼忽然變成了共產黨員。不少黨員幹部去找他談心，說對不起，以前對他的態度惡 劣。父親和藹地安慰他們，並誇他們立場堅定，做得對，使大家消除了思想顧慮。因父親剛結束潛伏身份，為保守國家機密和父親安全，公安部下令河南警方把我父 親保護起來，凡要見他的，必須經有關部門批准並由戰士陪同。

在“文革”中使父親最為欣慰的是他找到了一批曾經與他浴血奮戰的戰友。他們中 間有父親介紹入黨的同志，有被爸爸送到延安的青年同志，還有同父親在延安住在一個窯洞的中央黨校同學，馬列主義學院同學，蘇聯紅軍學院的同學們。由於父親 搞隱敝工作，他們相互之間沒有聯繫過。只有國家公安部席國光副部長知道爸爸的隱蔽身份。這些戰友大都擔任了高級領導職務，“文革”中又都受到了衝擊，他們 因一時找不到父親，沒有證明人，有的被說成是假黨員、特務等，吃盡了苦頭。隨着我父親身份公開，外調人員才找到了爸爸來證明。在那個年代，父親不畏強暴和 恐嚇，挺身為他們寫證明材料，使他們一一獲得解放。

江澤民同志在為一部反映南京地下黨專題紀錄片上題詞時指出:“能為黨的事業受委屈的人 才是最高尚的人……。”我的父親正是這樣的人。父親用他的一生寫滿了對黨的忠誠。1992年，父親在鮮花和熱烈的掌聲中戴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授予他 的“一級金盾”金質獎章。這是黨和國家對一位“無名英雄”的最高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