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全身真的沒有一條好血管嗎　　

少奇子女敘說：“有的用聽診器敲打，有的用注射器使勁亂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樣。由於長期不活動，雙腿的肌肉漸漸萎縮，胳膊和腿因為常打針被扎爛了。護士記錄上寫着：‘全身沒有一條好血管。’”　　

“全身沒有一條好血管”找不到出處。《監護日記》只有這樣的記載：“第九天……加之病人長期僵臥，造成雙腿肌肉萎縮，胳膊和臀部由於打針過多，均被扎爛，使全身血管局部壞死，引起心力衰竭。”　　

顯而易見，“全身沒有一條好血管”是由“全身血管局部壞死”自動升級演變出來的。由局部血管壞死升級為全身血管壞死。　　

怎樣衡量血管的好壞？我以為，主要取決於其功能是否健全。只要沒有栓塞，能保持血液循環的暢通。這血管就是好的，即使上面扎了幾個針眼，仍然可以算是好血管。所以，只要人還活着，身體內的血液還在循環，就不可能出現“全身沒有一條好血管”的狀況。　　

當然，血管的外部損傷也會對血管的功能產生一定影響，並造成人的身體痛苦。作為醫護人員，必須小心謹慎，在醫療過程中，要儘量減少對病人血管造成的損傷。但是，由於治療的需要，有時候損傷又是不可避免的。這樣的損傷無可非議，更沒有必要拿來大做文章。對於一個危重病人，總不能為了保護血管不受損而放棄必要的打針輸液治療吧。如果當年少奇同志的醫護人員真的這麼做，那會出現什麼樣的後果？又會給後人給少奇親人留下一個什麼樣的話柄？　　

不過，從少奇子女在《監護日記》的此條前加上了一句“有的用聽診器敲打，有的用注射器使勁亂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樣”來看，其意好像是指出，少奇同志的“全身沒有一條好血管”是被人“用注射器使勁亂捅”造成的。醫護人員真的如此，那就叫喪心缺德，慘無人道。但是，由於少奇子女沒有給出此語的出處，也沒有給出具體的行為人，所以，這兩個“有的……有的……”很難叫人心悅誠服。　　

就算這兩個“有的……有的……”是百分之百的真的罷，“全身沒有一條好血管”的狀況也不可能存在！相信這些“用注射器亂捅”的人也不敢朝大動脈下手吧！　　

這種不着邊際的過頭話是不能隨意亂說的。常人不能這樣，公眾人物更不能這樣。　　

十六、不可能長出的“白髮尺多長”　　

少奇子女敘說：“13日凌晨，老李叔叔到開封，直奔爸爸的身旁。爸爸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蓋着一個白床單。一尺多長的白髮蓬亂着，嘴和鼻子已經變形了，下頜一片淤血……”　　

《衛士長回憶》中，“老李叔叔”沒有這個情況的敘說。　　

此說又是出自《監護日記》：“他急急走了過去，揭開白床單，是劉少奇。屍體已經僵硬，頭上蓬亂的白髮有一尺鄉長，嘴和鼻子已經變形了，下頷有一片瘀血。”　　

此說，僅僅是無名劉軍醫的一面之詞。為抬遺體的六位戰士作引導的師振德沒有看見，就連那位自述“我偷偷抹去眼角的淚水，給我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遺體蓋上一塊白床單”的李用胡也沒有看見，如果看見，他肯定不會放棄這個煽情的好材料。　　

其實，在李衛士長揭開白布以前，這位劉軍醫自己也沒有看見！他是藉助於李衛士長的眼晴在李衛士長揭開白床單時才“看”到的。如果此前他看見了，他的日記就應該換過記法，記成：“劉少奇的屍體已經僵硬，頭上蓬亂着的白髮有一尺多長……這一切被一塊白床單遮蓋着。李太和急急的走來，揭開白床單，看見了這一幕……” 。　　

劉軍醫的這種記敘混亂是寫作水平低下造成的嗎？當然不是。只能說，他的造假水平還差了一灶火。　　

李衛士長到底看見沒有？反正在《衛士長回憶》裡他沒有說看見！　　

這位當年被“特派員”監視着的 “看見”了這個慘狀想哭卻又不敢哭的忠心耿耿的衛士長，如果是真的看見了，那麼，窩了這麼多年火的他，今天一定會放聲大哭一場，然後就是悲憤交集的放聲說——把自己親眼看見的這一切向世人訴說。如今，他可以哭了，也可以說了解！他為什麼不哭不說？他為什麼要請這位無名的劉軍醫代說？（“監護日記”：李太和衛士長想哭，可哭不出，也不敢哭。特派員就在旁邊監視着。）　　

所以，我認為，由劉軍醫代言的李衛士長看見的“白髮尺多長”以及“嘴角變形下頷瘀血” ，李衛士長並沒有看見！　　

再說，尺多長的白髮要多久才能長出來？這個問題劉軍醫就從來沒有想過。　　

百度信息：現年79歲的越南老翁陳文海於上月24日（2010年2月）逝世。他為世人所熟知是因為擁有一頭長達6.8米的長髮,是世界第一長。50年來他一直不剪頭髮,。　　

計算得出，他的頭髮每十年增長1·32米，每年增長近4寸。少奇同志的“白髮尺多長”是一個“未定值”，若是1尺6寸長的話，他就有4年沒理髮了。按最少的說，1尺2寸或是1尺1寸罷，也有三年或是兩年零九個月沒有理髮了。　　

少奇同志於　1969年12月12日　病逝，上溯3年，應該是從　1966年12月12日　開始就沒有理髮了！而他與家人分開的時間是1967年9月13日。這就是說，他與家人在一起生活時，就已經有9個月沒有理髮了！如果“白髮是1尺1寸長”，那麼，他與家人在一起生活時，就已經有6個月沒有理髮了。　　

不知少奇親人對此作何解答！？　　

這個無名的劉軍醫，你要造假，至少也得沾上一點點邊嘛！　　

十七、“全身赤裸”之謎　　

少奇子女敘說的“死時，全身赤裸” ，沒有出處。《看守回憶》沒有提到，《師順德回憶》沒有提到。《監護日記》也沒有提到。　　

《監護日記》倒是有句“特派員就在旁邊監視着。他（李衛士長）不管。人都死了，總得允許最後乾淨一下。他掏出隨身帶來的刀剪，細心地替劉少奇剪了頭髮，刮乾淨長而稀疏的鬍子。而後，又給劉少奇換上了從北京帶來的乾淨衣褲和鞋子”。　　

如果劉軍醫說的是真的。那麼，從這個“換”字來分析，李衛士長來時，少奇遺體就已經穿好了衣服。　　

李衛士長看過遺體後，也沒有說少奇遺體沒穿衣服。但他交待了一個情況：“少奇同志兩年多沒下地，也沒穿衣服” 。這是指的生前患病期間，而不是指的死後現場情況。接下來他又交待：“衣服到開封前我給他帶了，襯衣襯褲都帶了” ，這話的意思是：不但帶了外衣而且還帶了內衣，都帶齊了。不過，後面又補充“但是忘了帶鞋”。對於這個遺憾，他的說明是：“走（回北京）之前護士跟我講，給他買雙鞋，後來去世時就穿了這雙鞋。” 　　

怎麼理解“去世時就穿了這雙鞋”？如果理解成“去世時只穿了一雙鞋” ，表示的就是沒有穿衣服。不過，將這個“就”理解成“只”是不對的。　　

這個“就”應為“就是”的略寫。因為在“走之前護士跟我講，給他買雙鞋”的後面，衛士長將“我就給他買了雙鞋”省略了，“去世時就是穿了這雙鞋”彌補了這個空檔，表意為“去世時就是穿的我為他買的這雙鞋。”　　

如果他看到少奇遺體全身赤裸僅僅只穿一雙鞋的話，雖然當時敢怒而不敢言，但今天回憶起來一定會怒不可遏！這句話他一定會說：“我們為少奇同志把衣服鞋襪都準備好了，可是，他們就不給少奇遺體穿衣服，只給他穿了一雙鞋！”　　

況且，依常情常理而言，有意不給穿衣服，應該也就不會給穿鞋！既然想到要穿鞋，應該就會想到穿衣服！　　

再進一步分析：　　

《師振德回憶》：“院長請示回來說，你們清潔遺體吧。我和曹文秀在這清潔遺體，洗洗澡，淨淨面。然後在這照相，又在走廊照，是院長照的。”　　

還照了像！為什麼要照像？不可能是為了保存“虐劉”的證據吧？應該是為了以後有個交待！所以，即使平時“虐劉”是真的，到了照像的時候，肯定也要弄個假的——洗洗澡、淨淨面，整整容、換換裝，讓人從照片中看出不是虐待是優待！如果真有尺多長的白髮，肯定也會在照像前剃掉了。如果平時真是全身赤裸，照像前也會把衣服穿上了。　　

如果這位院長非要把“全身赤裸，頭髮尺多長”照下來，那就肯定是有意保存當時的“虐劉”證據。那麼，到了少奇同志平反的時候，他肯定會把照片獻出來的。　　

鑑於上述理由，本人認為：少奇“死時，全身赤裸和白髮尺多長”沒有任何依據，純系亭亭兄妹的臆想或編造。　　

如果少奇的親屬堅持這個說法，那就必須做一點紮實的工作，先把院長當時拍的照片找出來再說話。這樣才能讓聽眾心服口服。　　

不過，從衛士長說的“少奇同志兩年多沒下地，也沒穿衣服”來看，少奇同志生前重病期間沒穿衣服應該是真實的。　　

《師振德回憶》對此也有佐證：　　

“一看機艙裡面，少奇同志在那裡躺着，護送人員在給他換被子。他蓋的是醬紫色的毛巾被，這時換上粉紅色的棉被。在換被子的時候，我發現少奇同志沒有穿衣服，鼻子裡插一個鼻飼管。”　　

請注意：他和衛士長都是說的“沒穿衣服” ！ 通常所說的“沒穿衣服”並不一定包括沒穿褲子。　　

正是考慮了這層意思，《看守回憶》把“沒穿衣服”作了進一步的補充。李看守說：“進入飛機，來到機艙後部。只見後艙里放着一副擔架，擔架上躺着一個白髮蒼蒼、瘦骨嶙峋的老人。不知什麼原因，眼前的這位老人沒有穿衣服，甚至連褲子、鞋襪都沒穿，只是被人用一條粉紅色的棉被裹着，外邊還罩上了一條白床單。”　　

李用胡在這裡用了一句“甚至連褲子、鞋襪都沒穿”將“沒穿衣服”徹底的改造成了“全身赤裸” ！不過，仔細分析一下，可以看出，他的這段話邏輯非常混亂：既然外邊罩上了一條白床單，不知他是怎樣看到裡面的粉紅色棉被？既然病人被棉被裹着，不知他是怎樣看到病人全身赤裸的？莫不是他的眼晴具有透視功能！　　

從他看到的“只是被人用一條粉紅色棉被裹着”分析，他應該比師振德到得晚或是根本就沒有上飛機。師振德在北京醫護人員為少奇換被子時（醬紫色毛巾被換成粉紅色棉被）發現少奇同志沒有穿服的情況，他根本就沒有看到！他所說的“沒有穿衣服”，只能是從師振德那裡引進的，出於政治上的需要，他又特別申明“甚至連褲子、鞋襪都沒穿”。“沒有穿衣服”就這樣被他改造成“全身赤裸”了。　　

這個“全身赤裸”只存在於他的臆想之中。　　

不過，衛士長所說“少奇同志病了以後就不能穿衣服了”也還存在着疑問。　　

衛士長此語指的是少奇同志自己沒有能力穿衣服了還是因為病的緣固身體不能穿衣服　　

了？如果是前者，他自己不能穿而護理人員也不給他穿，這就是虐待；如果是後者，屬於治療或護理的需要，那就無可非議了。　　

先說“虐待” ，開封方面，一個病人安排了三個專職護士，應該可以算是特護之特護了！難道有可能是安排他們來虐待少奇同志的！　　

況且，前面提到的幾份“一手資料”，都沒有說過“上面”有不讓少奇同志穿衣服的指示或是暗示，而提到的少奇身邊的護理人員，都是十分同情少奇而盡心盡力服侍的，如護士用手摳大變，甚至連看守還協助翻身擦洗等。他們有可能會虐待到不給少奇穿衣服嗎？即使他們會，李衛士長絕對不會！他是一直跟在少奇身邊的（除了最後幾天），怎麼會忍心看着別人不給少奇穿衣服呢！別人不給少奇同志穿，他一定會自己動手給少奇同志穿，只要少奇同志還能穿衣服。　　

所以，虐待，沒有成立的條件。　　

排除了“虐待”的“沒穿衣服”，是什麼原因？是不是為了方便勤擦洗抑或其他別的原因？　　

十八、死時“全身發臭”是無中生有的事　　

這個問題應是無中生有的事。提供一手資料的幾個人誰也沒有提到過“臭”字。　　

少奇同志生前，不可能全身發臭。　　

因為圍在少奇身邊打轉的有那麼多人。除醫護人員以外，據《看守回憶》記載 ，少奇門口還有站崗的警衛，床前還有24小時雙哨監視。如果少奇同志全身發臭，受罪的不只少奇一人，他身邊的每一個人都得跟着受罪！他們不考慮少奇同志，也該考慮自己吧。因此，他們不可能讓少奇同志全身發臭！　　

少奇同志死後，也不可能全身發臭。　　

師振德說得很清楚，少奇同志去世後，遺體及時進行了清洗。他說：“院長請示回來說，你們清潔遺體吧。我和曹文秀在這清潔遺體，洗洗澡，淨淨面。”　　

11月中旬，已經進入冬季的開封，氣溫不會很高。百度搜索到的資料：　2005年11月15日　到16日，最低氣溫為2℃～3℃。2010年冬季氣溫偏高，　11月1日　和2日兩天，最高氣溫為17℃～18℃。1969年11月中的氣溫，沒有找到數據，估計最高溫度也應在18℃以下。　　

（http://tianqi.cncn.com/kaifeng/news-15909）　　

在汶川地震中，南方都市報有一篇關於屍體處理的報道，其中提到：　　

衛生部要求，屍體存放地點應遠離水源、避開人員活動區，避開低洼地。存放時間在平均氣溫低於20℃的情況下，自然存放不宜超過4天……　　

（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08-05/18/content_470820.htm）　　

少奇同志於　11月12日　凌晨6時47分去世，於14日凌晨3時火化。遺體經過清洗，存放時間只有44小時13分鐘，怎麼有可能會發臭？即使死時沒有清洗，也不可能發臭！　　

十九、遺體的小腿和腳露在車外是不實之詞　　

少奇子女敘說：“老李叔叔偷偷抹去奪眶而出的淚水，給爸爸剪去一尺多長的白髮，刮去長而稀疏的鬍子，穿上衣服和鞋子。深夜12點，六七個人把爸爸的遺體抬上一輛吉普車，小腿和腳伸露在車外，拉到了火化場。”　　

這個情況《衛士長回憶》中沒有記載，也是出自“監護日記”：　　

“遵照黨中央命令：劉少奇遺體就地秘密火化。十四日凌晨一時，特派員指揮幾名軍人將劉少奇遺體抬出小院天井，塞進一輛二」型軍用吉普車。車身容不下劉少奇高大的身軀，他的小腿和腳板都翹在車的後蓋外面。吉普車後跟着一五五醫院的救護車，駛進郊外的火葬場後，火葬場早已經奉命做好了準備。兩名工人開了電爐，但不准許他們接近屍體。屍體由幾名軍人推進了焚屍爐。”　　

《看守回憶》則是借用了《監護日記》的：　　

 15日深夜12點，劉少奇的遺體被裝上一輛吉普車。由於車身容納不了他那高大的身軀，小腿和腳都露在車廂外。　　

《監護日記》的敘述表明，送火葬場時安排了兩輛車，一輛救護車，一輛小吉普。推測到的乘坐人員，除了少奇同志的遺體外，少不了抬遺體的人，自然也少不了李衛士長和劉軍醫所謂的“特派員”。大家可以認真的考慮一下，怎樣安排乘坐比較好呢？　　

如果當時我是掌握“安排權”的“中央特派員”，我選出的最優方案是：將遺體安排在救護車的車箱內，抬遺體的除坐駕駛室的外，其餘可在救護車車箱內陪護遺體。“我”和衛士長則坐在小吉普車內，這樣既符合了“我”的“特派員”身份，也是一個“皆大歡喜”的事。何樂而不為呢？　　

可是，劉軍醫筆下的這個“特派員”好像是神經錯亂了。放着標誌“官身”的小吉普不坐卻要去坐救護車，而讓少奇遺體去擠小吉普！　　

不可思義！不可思義！　　

還是師振德同志可靠，他合情合理地把當時的真實情況向我們交待清楚了。《師振德回憶》：　　

“後來火化我也去了。出發是在夜間，很晚了。我和六個戰士抬遺體。六個戰士分兩邊，我在前面引導。當遺體抬到前院中間的時候，老邢命令停止，原地放下，交給我一塊大三角巾，說把臉蒙着。我接過三角巾，把遺體移過來，把三角巾往上一擱。當時開來一輛大六九車。我上了車，戰士把擔架遞給我，我把擔架放穩。戰士上來，我從前面車樓跳下來，轉過來一看，少奇同志的腿稍微露出了一點，我拉上布蓋好。前面引導車坐着老邢、李衛士長、我們的院長。”　　

車還是兩輛。一輛坐着老邢、衛士長和院長在前面引導（應該就是劉、李所說的小吉普了）；一輛裝載遺體和抬遺體的戰士。這麼多人還加上少奇同志的遺體，可以肯定，是大六九車而不可能是小吉普了！　　

腿稍微露出一點也是細心的師振德檢查時發現的，造成露出一點的原因則是在遺體抬到車上時引起蓋布翻捲起來了。拉一下布就蓋好了，與車子大小毫無關係。　　

二十、怎樣解讀用“劉衛黃”的姓名登記火化　　

少奇子女敘說：“20多個軍人把小小的火化場全部戒嚴。由中辦專案組的人在火化單上填寫——— 姓名：劉衛黃；職業：無業；死因：病死。並冒充死者的兒子劉源簽了名……　　

火化後，專案組宣布紀律，要用黨籍和腦袋擔保，誰也不准透露出去。並舉行酒宴，宣布“我們圓滿完成了任務”。　　

林彪、江青一夥自以為幹得神鬼不曉，人民毫無所聞……”　　

上述內容中，據《監護日記》，填寫火化單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開封八一七二部隊政治保衛處處長張金貴。《看守回憶》有“隨後，‘專案組’宣布紀律，要我們誰也不准透露消息”之說，但沒說“要用黨籍和腦袋擔保”的話。　　

“並舉行酒宴，宣布‘我們圓滿完成了任務’”以及“20多個軍人把小小的火化場全部戒嚴”，則找不到出處。　　

火化單上填寫的死者姓名為劉衛黃，申請人姓名為劉源等內容是真實的。　　

我們怎樣來解讀火化單上填寫的這些信息呢？毫無疑問，這些信息在當時帶有很大的保密性。為什麼要嚴格保密？有一種可能是為了骨灰的安全保存。在少奇同志被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的當時，如實公開少奇的死訊對於他本人和親屬都沒有益處。因為人們對於“叛徒”大都具有天生的敵意，特別是那個時代。　　

譬如發個訃告。這訃告又該怎麼發？　　

江青死於1991年5月14日3時30分。新華社6月4日從北京發出電訊稿：　　

本社記者獲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醫期間於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殺身亡。（這個消息刊登在《人民日報》第四版的角落上）

這樣的訃告，如果徵求江青親屬的意見，他們會同意發嗎？他們一定會堅決要求不發！

如果給少奇同志發訃告，肯定也是第四版的角落位置待遇，而且也絕對少不了“叛徒、內奸、工賊”的頭銜。這樣的訃告，要是徵求劉源兄妹的意見，他們也一定會堅決反對發。

江青死後葬於北京西山的福田公墓。墓主的名字用的是李雲鶴，立墓人的名字也沒敢留，就用了個“女兒、女婿、外孫敬立。”

江青的遺願是葬回諸城老家。諸城市委也同意派車去接。但李訥卻不敢了卻其母的這一遺願。為什麼？她說出了原因：“現在恨媽媽的人還很多，放在那裡，我又不能去守墓，如果被砸，我豈不更不孝了嗎？”

就這樣，她一直把其母的骨灰存放在家裡，直到十餘年後才隱匿姓名安葬在福田公墓。

如果當時讓少奇子女處理其父後事，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我想，出於安全的考慮。很有可能他們也會把少奇的真名隱瞞下來寄存的。

所以，我以為，如此嚴格的保密，很有可能是出於骨灰保存的安全因素。當然，這只是一種揣測，說的是一種可能而已。　　

至於“幹得神鬼不曉，人民毫無所聞”是不是因為害怕人民知曉起來造反為劉少奇鳴冤叫屈？則可以肯定不是的。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這樣的事絕對沒有發生的可能。　　

再說，張金貴填寫火化單時，也沒有“幹得神鬼不曉”的意思。若有這個意思，隨便編兩個名字就行，走出火化場就再沒有人能找到痕跡了。　　

他幹嘛要用“劉衛黃”的名字，因為這是劉少奇的曾用名。對於外人是保密措施，對於其親人和老同事則不是保密而是留下的一個標記。他幹嘛要用劉源的名字？因為劉源是劉少奇的兒子，以便於後來的辯認。　　

如果不是出於這種考慮，我們實在解不透張金貴為什麼要用這兩個真名字而不胡亂編兩個假名字！　　

不管怎麼說吧，反正它在客觀上起到了這個作用，方便了少奇親人對骨灰的辯認。　　

二十一、朱可先的《劉少奇的最後27天》是什麼玩意　　

《劉少奇的最後27天》，由朱可先和卞卡合寫。在這篇文章中，他們也是以“第一見證人”的口吻向人們講述着一個竦人聽聞的故事。諸如什麼：　　

“只見後艙里放着一副擔架；擔架上躺着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不知什麼原因，這位老人沒有穿衣服，”　　

“少奇同志被拖下了舷梯；救護車在漆黑的夜路上向市區駛去……”　　

“天井院外被重兵把守着。”　　

“又一座特設的監獄出現在祖國大地上！裡邊監禁的，是我們的國家主席——彌留的少奇同志。”　　

“他患的是肺炎和糖尿病，早已不能從口腔進食了，全靠從鼻飼管中打進的流食，維持着奄奄一息的生命。醫護人員只有定時做流食，定時幫他翻身，進行簡單的藥物治療。除此之外，別的有什麼辦法呢？”　　

“少奇同志的病情惡化了。 請求調撥藥物，答覆是：根據當地條件進行治療。實際上是被拒絕了。”　　

“幾天前組織起來的一個醫療班子，不知什麼原因，一直沒能出現在少奇同志床前。”　　

“一輛靈車向開封市東郊火化場駛去。少奇同志的頭和面部全部用白布嚴嚴實實地裹了起來。”　　

“車身容納不了少奇同志高大的身軀，他的兩隻腳露在車廂外……”　　

這兩位先生對少奇同志的治療和死況如此的熟悉。他們是什麼人？是當時為少奇同志治療的醫護人員嗎？是當時少奇同志身邊的看守人員和其他工作人員嗎？不是。不是。他們什麼也不是！他們與當時的少奇同志唯一的“沾親帶故”，就是同處在一個省，河南省！少奇同志在河南省的開封市，他們工作在河南省文聯，是靠賣字為生的。就是憑着與少奇同志在同一個省的地理位置“優勢”，他們用天文望遠鏡似的目光和鋒利如刀的生花妙筆，以第一見證人的架勢，為少奇同志的最後27天，寫下了一篇洋洋灑灑驚天地泣鬼神的生死文章！　　

他們寫的都是一些什麼玩意？現在，我們已不難看出，他們所寫的，大都是竊於《監護日記》和《看守回憶》。其中有好幾個整段文字，都是照抄李用胡的《看守回憶》。當然，也有少許是他們的獨創。 　　

譬如：“天井院外被重兵把守着。”　　

何謂重兵？如果李用胡所說屬實，最多也就是六位解軍戰士外加上他的這一個排警力。　　

譬如： “少奇同志的病情惡化了。 請求調撥藥物，答覆是：根據當地條件進行治療。實際上是被拒絕了。”　　

不知是誰答覆他們的？　　

譬如：“少奇同志被拖下了舷梯。”　　

這兩位的造假和煽情可以說是到了忘乎所以的程度了。請看，他倆說的：　　

“接受“緊急任務”的幾位醫護人員爬上舷梯……“　　

“他那熟悉的面孔，並沒有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這不就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同志嗎？醫護人員怔住了，禁不住一陣酸痛之情湧上心頭。”　　

（緊接上面另起一段）“少奇同志被拖下了舷梯……”。　　

他倆“煽”得非常痛快，卻忘了將少奇同志拖下舷梯的正是那幾位為少奇同志而“酸痛之情湧上心頭”的醫護人員！　　

他們就沒有想到，這“酸痛之情”與“拖下舷梯”是勢不兩立的！能狠心“拖下舷梯”就不會有“酸痛之情”，有“酸痛之情”就不會狠心“拖下舷梯”！　　

假若蔣介石先生聽了這樣的混話，他老人家肯定會要罵“娘希逼”的！　　

那個李用胡要是聽到了，我想，他一定也會要罵娘的。他是少奇同志的鐵杆粉絲，他就是當時為少奇同志接機的。好你個卞卡朱可先，竟然誣篾是他夥同別人把少奇同志拖下舷梯的！　　

不說這兩位了。更令人奇怪的是，這兩位的無稽之談，虛妄之語，居然登上了我們國家的喉舌——人民日報上，時間是1980年5月20日。2009年11月15日，新華網有一篇帖子叫《羊城晚報發表了朱可先卞卡的文章》。看樣子，此前不久，羊城晚報又把這垃圾翻炒了一遍。　　

我們還能說什麼呢？嘆息。唯有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