凇滬戰爭已進入白熱化。前線總指揮馮玉祥感嘆：“這簡直就是一個大火爐呵，一個師兵力投進去，轉眼剩下一個班。”而此時，日方也不得不從其它戰場抽調兵力，戰爭進入膠着狀態。

楊麟說，不願在淪陷區呆下去的民眾不是難民，“走的人都是不怕炸的人。 因為在淪陷區雖然壓抑，但已無挨炸的危險。而去大後方，這一路上，往往走到哪兒，日寇的飛機就炸到哪兒。”

一位正在中國採訪的西方記者，被洶湧的移民潮所震撼，他寫道：中國在移動，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集體移民。大批衣衫襤褸的人們，通過山路、水路向西移動，這景像是游牧時代以後絕無僅有的。

7月7日深夜，北京西郊盧溝橋頭，日本駐軍以丟失一名士兵為藉口，向宛平城東門開炮，中國軍隊奮起抵抗，長達8年的抗日戰爭由此開始。交通運輸專家，今年91歲的宗之琥回憶：當年學業有成的他從天津到北平，去和與他同年畢業的同學加未婚妻喜結良緣。7月26日，宗之琥舉行婚禮的那天晚上，日本人打廣安門的炮聲響起，參加婚禮吃喜宴的人沒到終席就都惶惶而去，他的新婚之夜也沒人鬧洞房。人生的一大喜事就這樣被突然而至的戰爭給攪了，從此新郎倌的命運就與災難結伴而行。

今年89歲的著名作家劉白羽，那年就在天安門親眼看到一大群日本兵的坦克，自前門那邊隆隆駛來，從自己面前經過

8月7日，宗之琥和妻子辭別了年邁的岳父母，從日本兵刺刀叢中的北平站上車去天津，自此與京城一別長達8年。到天津後，他們轉道去上海。可剛上了船，船卻不開了。原來“七七事變”一個月後，以“大山事件”為導火索，又一戰事在上海降臨。在8月13日被西方人稱作“黑色星期五”的這天，歷時三個月的“淞滬大會戰”揭開了序幕。

原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教授，現85歲的唐德剛回憶：我跟隨他們跑的那條路，正是太平天國的石達開走的路。而且那大山上只有這麼一條路。當年，16歲的唐德剛與同學結伴而行，離開安徽老家，翻越大別山，經湖北宜昌，由恩施入川。漫漫蜀道，崎嶇難行，唐德剛每天都看到因飢餓、疾病而倒下的同路人。那條小路每到夏天瘟疫橫行，路人都死了一半，他親眼看到有一家六口人死後卻有七具屍體，原來有個路人投宿其中。

唐德剛在逃難途中，他和同伴到了一座既涼快又沒蚊子的公路橋上，後來來了一批十歲左右的女同學，十四五的他們即慈悲心大發充好漢地把好地方讓給了這些女同學了。一群少男少女，就這樣相遇在荒山野渡。西去路上，無論是多雨的季節，還是飄雪的日子，人們都在相互支撐。友情和親情，撫慰着一顆顆漂泊的心靈。然而，正是一段患難中的友情，卻造成80多歲的唐德剛一生都揮之不去的陰影。

　　這天夜裡，他被一陣奇異的聲音驚醒。原來是天降大雨，山洪暴發，只聽一陣“啊啊啊啊”的呼聲，短短幾分鐘，山洪把附近沖刷得乾乾淨淨。翌日早，他們怎麼也找不到她們了，連一件衣服、襪子的蹤影都不見。那時候死了多少人多少學生，皆無法統計，人死了就挖個坑埋掉。可這些屍骨無存的女孩連姓名都不曾留下。此後，許多與唐德剛一同出來的安徽同鄉，也先後倒在西遷的路上。

一代國學大師南懷瑾說：他在重慶報紙上看到：一個母親帶着兩個孩子逃難去重慶，路上母親生病，怕耽誤孩子趕路，後設法自殺身亡，臨死前還囑咐孩子：快走，不要管我。兩個孩子只好就地把母親掩埋，繼續趕路。南懷瑾先生每每談起此事，即情難自禁地流下眼淚：那是一個讓人無法釋懷的歲月。

　　“一二八事件”交戰中，日本第三艦隊旗艦“出雲”號巡洋艦，率領25艘戰艦布陣黃浦江內，炸毀了大片工業區。此時，虹口、楊浦一帶工廠再次成為炮口鎖定的目標，工廠主們不得不面臨去與留的選擇，他們內部分為主張遷移、反對遷移和舉棋不定的三個派別。但“出雲”艦的大炮不容他們多想。

　　上海天原化工創始人吳蘊初的女兒，今年72歲的吳志蓮回憶：當時各行業的很多工廠遷移，吳蘊初是最早提遷廠者之一，吳蘊初與另一位工商界領袖人物胡厥文，發起成立了“上海工廠聯合遷移委員會”。不久，一份包括幾百家工廠內遷的計劃書遞交到國民政府。在廬山召開的各界對日作戰談話會上，吳蘊初等人起草的內遷方案獲得通過。工商界人士紛紛表態：盡全力將沿海重要企業遷往後方，保留國家長期抗戰之元氣。會議結束，吳蘊初立刻回上海組織實施。他一到上海就給錢昌照發電報說情況，隨即到廠里布置。沒想到他的車子開到離廠200米處停住了：工廠剛中了日本人的炸彈，大火沖天

　　時任上海中華機器聯合公司理事長的胡厥文之子，今年75歲的胡士華回憶：當時準備把炸彈送到“出雲”艦旁邊爆炸。胡厥文秘密組織中華機器廠的工人，日夜加緊研製炸毀“出雲”艦的魚雷。胡厥文揮淚送別準備與“出雲”艦同歸於盡的壯士。他們把很多汽油桶綁在一塊兒，把炸彈綁在汽油桶下面，人潛在水下，把汽油桶推向“出雲”艦。今年77歲的美籍華人、著名實業家楊麟回憶：兩次炸“出雲”艦的行動皆沒成功。但那些愛國志士大無畏的犧牲精神令人欽佩。

人們今天有幸能看見當年“八一三”戰爭的影像資料，大部分出自一個很少有人知道的叫王小亭的人之手，他是明星級攝影記者。其子今年80歲的王健龍回憶：當年處在炮火中的上海，差不多每天遭到日本人的轟炸，有時一天轟炸多次。戰火中的王小亭，除了每天帶很多很重拍新聞片的器材外，身上還掛四五個照相機。其時滬上各家報紙所登載的戰地照片，大都出自他的鏡頭。有一次他拍新聞片時，在上海閘北火車站，看到被日本空軍轟炸後，一個嬰孩滿身是血的坐在鐵軌上，心底顫動的他即用最後的一點片子拍下這一瞬間。十幾尺片子放出來只十幾秒鐘。後他把此段新聞片裡的一個鏡頭變成一張照片，在《生活雜誌》上註銷，讓世界目睹日軍暴行。圖片上孤立無助的孩子讓全世界為之震驚。美國各界向日本政府抗議這種非人道行為，中國與日本的戰爭已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日軍對王小亭痛恨無比，決定懸賞10萬元緝拿王小亭，王小亭被迫四處隱身。

　　就在日軍攻陷山海關的幾天后，故宮博物院緊急召開臨時理事會議，決定文物南遷。當時故宮博物院總務處總管吳瀛主持會議，會上也有人認為，宮內之物皆是國之重寶，一旦出宮，散失各地，將無法收拾。吳瀛也擔心國寶在路上會有閃失，何況自己家裡還有11張嘴等着他吃飯。日軍的炮聲越來越近，院長易培基不得不執行遷寶命令，幾次三番請吳瀛出山，說明保護文物重要：若日本飛機一炸過來，文物就沒了。心裡矛盾的吳瀛，經考慮表態道：“臣死諫，將死戰，為君子者，生而何歡，死而何懼？”既然如此，我同意出馬。晚上即開始文物押運，全北京市戒嚴，由軍警保護一直送到火車站全部上車。第一節車廂就是吳瀛的押運指揮車廂，車廂頂上架着機槍，第一批珍寶走出了紫禁城。國寶將漂落何方？誰也不知。京城一下顯得格外冷清：國寶走了，五朝古都也就放棄了。

　　聞一多之子、77歲的聞立雕回憶：西城的一條胡同內，聞一多全家也踏上流亡之路。除了身上的穿戴，換洗的衣裳，加上他的一點手稿，裝了一個柳條包，就匆匆上路了。在車站碰到臧克家。臧克家說：聞先生，你的那些書呢？聞一多說：國土一大片一大片的丟失，那幾本書算什麼？告別書香，告別學堂，這些平日裡的文人雅士，就這樣離別賴以生養的文化田園。夕陽下，古道旁，路在何方？

　　上海陷落，日軍侵入被稱為魚米之鄉的杭嘉湖平原，其先頭部隊已與嘉興守軍交火，杭州告急，十多萬居民湧出城外以避戰火。

　　此時，秀麗的西子湖畔，已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浙江大學搬遷迫在眉睫。原浙大教師，現105歲的陳鴻逵回憶：學校搬至何處？竺可楨校長決定避開武漢、重慶等大城市，以免造成內遷大學過於集中，而是搬至城鎮和農村，為學生創造一個安寧的學習環境。

　　那天傍晚，夕陽映照下的錢江碼頭人聲鼎沸，浙大師生從此啟程去富春江上游的建德。凡可運走的圖書、儀器，包括11架鋼琴等，全搬進船艙。這座1897年創建的浙江高等學堂，就這樣踏上了流亡大學之路。原浙大學生，現90歲的趙明強道：儘管自己在杭嘉湖地區生長，無比留戀杭州，為避日軍塗炭，此時也只能與學校共命運。

兩年前，中國軍方花費49萬元，在長江入海口兩岸最狹處僅三公里的江陰要塞構築防線，江陰炮台成為阻止日軍北上的重要壁壘。美籍華人、著名實業家，現77歲的楊麟回憶：除南京雨花台炮台、江陰炮台外，沿途再無炮台。也就是說：江陰失守，南京便會因無險可居而門戶洞開。危急關頭，政府下令海軍部在江陰沉船封江，“通濟”，“大同”等八艘軍艦奉命沉入江底，但無法奏效，隨即緊急招募民船。消息傳至上海，三北、大達、中國航運等中國著名的民營輪船公司老闆緊急商量沉船事宜後，一聲令下，幾大輪船公司和招商局的20多艘商輪依次下沉，後又有附近民船加入，沉船噸位共達63880噸。沉船後，滬上幾家大輪船公司瀕臨破產。高級記者、作家，今年90歲的馮英子回憶：當時沉了多少船已記不清楚了，總歸是一大批船全在江陰附近沉掉了。楊麟回憶：船是沉掉了，可沒處買新船，上海造船廠被炸了，江南造船廠被炸了，輪船公司除了舢板和帆船外，輪船是沒有了。

　　從1937年夏天起，日本飛機不斷轟炸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原故宮博物館職員，現73歲的牛晨回憶：警報一響，大家就連古物帶人都躲進小山頭底下挖的防空洞裡。當年故宮文物從北平南遷，在上海租界藏了一段時間後，分批運往南京，總數達19550箱。凇滬抗戰發生的翌日，7000箱文物即由牛德明從南京押運到武漢。當時日本飛機的轟炸很兇，這批文物歷經磨難，好不容易才算是保存下來了。

　　此時，長江面上已波動着戰爭的腳步聲，而文物押運員牛德明正日夜兼程返回南京。他在執行馬衡院長的命令：再回南京搶運5000箱較好的文物出來。其時南京形勢緊張，上海失守後，日軍主力迅速北上，1937年12月5日，南京已在日軍的三面包圍中，人們只能從水路撤離。年德明一行弄了三條身長艙深的大駁船，一趟約運出了7000箱古物。

　　為保護數以萬計流離失所的孩子，抗戰時期設立了近百所兒童保育院。隨着戰爭的臨近，不久，王以玉和小夥伴們被送到武漢聖羅以中學。1938年3月，宋美齡、李德全等人發起並成立的第一個戰時兒童保育院就設立在這裡。在三萬多孩子組成的集體中，王以玉和弟弟度過了一段難忘的歲月。

　　4月29日是日本裕仁天皇的生日，也是日本最隆重的節日“天長節”，東京街頭一片喧鬧。此時陰雨過後的武漢艷陽高照，市民們不知道日機已從蕪湖起飛，這批王牌飛行員要用大轟炸的“戰績”作為送給天皇的厚禮。

　　那天，正好學校組織一些學生，在中山公園裡春遊玩得正歡時，突然空襲警報響了，大家紛紛躲藏起來。其時，日軍出動了69架飛機，像一群黑烏鴉飛臨武漢上空投彈轟炸。年輕的中國空軍和蘇聯援華航空隊早已嚴陣以待。空戰中，中國飛行員陳懷民打光了所有彈藥，毅然架着中彈的戰機與敵機同歸於盡，英雄碧血怒灑長空。

　　聽到空中啪啪啪、咚咚咚的槍炮聲，有膽大者從張公亭防空洞裡跑到外面觀看：日機飛得很低，連翅膀上塗的紅太陽都看得到；被我機打中的日機，機尾冒出一股濃煙直往下掉。觀者情不自禁高興地拍着巴掌跳起來喊：“好啊好啊，把日本飛機打下來了，打下來了！”引得防空洞裡的人都爭先恐後地跑出來觀看。這次中國軍隊英勇奮戰，配合地面的高射炮共擊落日機20多架。武漢市民終於迎來了揚眉吐氣的一天。

　　自從南京陷落，國民政府即籌劃遷都重慶，作為華中重鎮的武漢也就成了臨時陪都。面對共同的敵人，國、共兩黨於1937年2月第二次握手，掀起了抗日高潮，此時的武漢也就成了各界人士遷往大後方的集散地。

　　盧溝橋事變發生時，剛寫完小說《駱駝祥子》的老舍正在濟南大學任教，平津陷落的消息不斷傳來，老舍卻在猶豫仿徨之中。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老舍之子，現70歲的舒乙回憶：當時老捨得長女4歲，舒乙2歲，二女剛出生，老舍正為被如此小的三個孩子羈絆着無法行動而苦惱之際，一聲巨響後黃河鐵橋被炸，日軍已攻占滄州，正沿着津浦線南下，濟南岌岌可危。老捨不得不收拾起行裝，忍痛向他熟悉的書齋生活告別。他提着裝有兩三身換洗衣服的小箱子，揣着50塊錢，去車站趕最後一趟車。

　　在如同催征號角般的汽笛聲中，老舍抱着未寫完的小說手稿，擠上了濟南火車站的最後一趟列車，直奔武漢。後來他作詩描述此時心情：“已見鄉關淪水火，更堪江海逐風雷。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聲低切切催”。老舍離開了親人，從此投身於抗日洪流，忍受着漂泊流離的痛楚，從一個作家，變成了一個用筆戰鬥的文化戰士。老舍離開不久，濟南陷落。日軍隨之以24萬兵力夾擊徐州，台兒莊戰役爆發。

　　八一三後，上海的文化界人士提出一個口號：“到武漢去，到武漢去”，堅守自己的國土，堅守自己的崗位，抵抗日軍的西進，保衛大武漢，動員全中國抗日。早在八一三抗戰期間，上海的戲劇、電影、音樂、舞蹈等方面人士就組成了13支演出隊，去前線宣傳抗日。現83歲的著名演員秦怡回憶：上海淪陷後沒過多久，她於1938年8月27日離開了上海。當年的劇作家、演出隊隊長，現95歲的陳鯉庭回憶：他把自己的房子，作價400塊錢轉讓給別人，和秦怡等人一起，乘輪船在汽笛聲中告別了故鄉。

　　16歲的秦怡滿腔熱情地來到武漢，從街頭演出開始，一步步走向銀幕。她從沒學過戲劇，只是演過一些小戲，被導演史東山、應雲衛看中，讓她參加了抗日的文藝工作。戰爭將文藝工作者們集合在一起，車站、碼頭都是他們的舞台。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是當時演出頻率最高的劇目之一，電影明星白楊和秦怡都任過劇中主角。秦怡回憶：她曾在能坐七八百人的學校大禮堂里演出此劇。

　　此期間，《放下你的鞭子》不僅演遍大江南北，還被電影明星王瑩帶到美國。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親自邀請她去白宮演出，禮貌地接待了她，並予以鼓勵，在國際上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從1938年5月起，中、日軍隊陳兵武漢外圍。戰爭消耗了日軍大量物資，黃金儲備從288萬噸減少到8萬噸，元氣大傷的日本政府，將攻占武漢作為扭轉困境的重要砝碼。為阻止日軍的進攻，當時中國軍隊把大量的軍艦、輪船在江中炸沉，阻塞航道，另拋擲大量石塊，連馮玉祥都親自到現場指揮。讓馮玉祥高興的是：泰山一別數年後，又在武漢與老舍見面了。

　　著名話劇演員，現83歲的胡宗溫回憶：此時國民政府已遷往重慶，武漢街頭到處是匆匆忙忙拖兒帶女躲避戰亂的人群。學校已經停課，學生自發組織起來，用文藝形式宣傳抗日。親眼在陽台上看到日本飛機扔炸彈炸死中國百姓，不願做亡國奴的胡宗溫也毅然不上學了，參加了哥哥他們的那個話劇隊。這支隊伍的領頭人是高三學生趙尋。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現85歲的趙尋回憶：胡宗溫那時約十五六歲，是話劇隊裡最小的小妹妹。江漢關的鐘聲與軍號齊鳴，趙尋和他的夥伴們就此走向戰場。那時沒有誰撥經費，都是他們自己從家裡帶錢來進行演出活動。趙尋當時帶了幾十塊預備到學校交學費的錢，都充作了演出經費。沒有給養，沒有裝備，這群文化戰士擁有的只是一套軍裝、幾把大刀，以及他們的青春和熱血。那時候東三省丟了，華北五省丟了，日軍又進攻到武漢，真是到國破家亡最危險的時候，大家都一股豪情、滿腔熱血的準備為國捐軀。

　　得知武漢失守，演劇隊的全體隊員大哭。大家不是在武漢有親戚，就是家在武漢，或是在武漢念書。翌日一早，演劇隊淌過冰涼的河水，進入河南省境內，在這遠離家鄉的地方，他們用當地老百姓喜愛的文藝形式，講通俗易懂的救國道理。演劇隊是個不分彼此的大家庭，衣服都是互相隨便穿。那時大家都是一股熱情抗敵救亡，什麼都不顧了，隨時準備為國家犧牲生命。

　　1938年的秋天，幾乎所有從武漢撤離出來的人們，都把目光投向了這座江邊古鎮——宜昌。地處咽喉地帶的宜昌是個交通重鎮，因為到大後方四川必須通過三峽，宜昌的西陵峽就是第一個峽口。宜昌本來就是長江航線上的一個重要轉運港，所有從下游來的乘客和貨物都必須在這裡換乘民生公司能走三峽的大馬力輪船。

　　原民生公司職員，現86歲的肖懷柱回憶：那年，宜昌突然一下來了幾萬人，拖兒帶女的在懷遠路附近的街上，晚上搭棚。當時人多船少，很多人坐不上，人們扶老攜幼，哭哭啼啼地要趕船。看到這悲慘的景象，只有嗟嘆難過，沒有其它辦法。涌動的人群里，演繹着多少日軍侵華戰亂引起的悲歡離合。

　　那朋友告訴他說：日本人已到了當陽，就要到宜昌了，你們還不趕快走？潘士豪慌了，趕緊去買船票。那時的船票非常緊張：一艘船只有幾十個位子，可有幾萬人要走。

　　民生公司董事長、盧作孚之子，現82歲的盧國紀回憶：武漢淪陷的前一天，我父親離開武漢乘飛機到宜昌。那是1938年10月23日，宜昌一片混亂：搶買船票的老百姓擠滿了幾個輪船公司。看着為爭運貨物互相責罵的人群，盧作孚大喊“請回去，所有人都明天見”。

　　可就在此時，為阻止日軍進犯，國民政府軍委會早在一個月前就下了沉船封江令：在田家鎮處把所有的船都沉入江底，阻斷航道。沉了招商局、大達公司的船後，還要沉民生公司的船。

　　得知此事，盧作孚非常震驚：如此危急時刻，沉民生公司船斷敵路的做法，無疑是自絕後路。盧作孚最終也沒有執行此令。民生船不能沉，只有民生船才能在長江上游的宜昌到重慶段航行，其它船都上不去，若把民生船沉了，從宜昌到重慶的撤退與支持前線就全沒有了。經盧作孚的再三努力，民生輪船公司的船保下來了

　　其時，川江上還有幾艘海外中立國輪船，但只運一般商品，不運一切有關抗戰的物資，且每噸的運價高達300至400元。一些從長江中下游西遷來的廠礦，因無法承受高額運輸費，不得不將一些分量重、體積大的機器設備，拋擲在沿江兩岸。從河南撤離出來的中福煤礦總經理孫越崎（1994年清華大學女學生朱令鉈中毒案中的投毒兇手孫維的祖父），望着那些無力搬遷的採礦設備，久久地在江邊徘徊。就在孫越崎一籌莫展時，遇見了盧作孚，因二人皆屬刻苦努力，事業心強者，很有共同語言，兩人相見恨晚，一拍即合，五分鐘即達成共識。盧作孚表態說：我一定把你的設備運上去。盧作孚通過合作辦廠、減免運費的方法，還將無力搬遷的上海大鑫煉鋼廠、常州大成紡織廠、漢口周恆順機器廠挽救了下來，並用那些搶運入川的物資，很快在西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業基地，尤為重要的是，以重慶為中心的兵工、煉鋼等行業的綜合性工業區，構成抗戰時期中國的工業命脈。

　　一場冬雪染白了遠近的山林，裝載着7000多箱國寶的車隊，在800里秦川上蜿蜒西行。為避開日機轟炸，他們過黃河、入潼關，翻越高高的太白山。當時一路艱險，路不是太寬，兩輛車在山崖上錯車時，外面那輛車的後輪有時懸在外面。有的地方路面凹進山壁，山崖就在車頂上。隊伍里，17歲的梁匡忠是經熟人介紹，正式加入押運工作的新人。他整天跟着車子東躲西藏，怕天機泄露，還不能隨便說笑。儘管如此，在翻越秦嶺時，還是被山賊盯上了。

　　由於車隊押運有機槍，山賊們幾次躍躍欲試而未能得手。一路歷盡艱辛驚險，1939年7月中旬，裝載着7000箱文物的車隊，終於到達了四川中部，風景宜人的峨眉山腳下。

　　1937年平型關大捷六天以後，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一家從北平輾轉千里來到湘江名城長沙。 73歲高齡的梁從誡，對於當時的情景依然記憶猶新，從他的敘述中，我們得知，當年梁思成夫婦是幾經輾轉才到達長沙的，路上顛沛流離，先坐火車到天津，然後從天津到大沽口坐輪船到了濟南，又從濟南幾經顛簸到了長沙，然而，到了沒幾天，就遭遇了日本在長沙的第一次轟炸。當時聽到飛機聲，梁思成還以為是蘇聯援助中國的飛機到了，跑到走廊去看，結果看到飛機上落下小黑點，大叫“不好”，是炸彈，一看是日本飛機的紅膏藥標誌。於是梁思成抱着女兒，林徽因抱着兒子，拉着母親，匆匆忙忙從樓梯上下來，然而就在樓梯拐角處，一顆炸彈落在了房子的後牆外面炸開了，梁思成那時候已經到了院子裡面，林徽因還抱着梁從誡坐在樓梯拐角上，從那個轉角上一下子飛到了院子裡面去，萬幸的是沒有受傷。

　　梁思成第二天回到那個被炸的房子裡去，到那個後門口，看見牆上一個人的血印子，那是一顆炸彈的氣流把整個人衝到牆上，屍首拿下來後，上面就是一個人的血印子。

　　幾天以後，大難不死的林徽因用詩人特有的感觸寫道：“戰爭正在前所未有地陰森森地逼近我們，逼近我們的皮肉，心靈和神經。”

　　而從河南一路西遷到湖南長沙的牛惠臨，此刻也看到了一幅慘象。

　　如今已73歲的台灣著名實業家牛惠臨，當年隨父母離開中原老家時，途中為了躲避日機轟炸而與大人失去了聯繫。11歲的牛惠臨和10歲的表弟為了不丟下只有六七歲，走路摔壞了腿的小表弟，只好抬着他上路。稚嫩的肩膀、瘦弱的雙腳磨出一道道血痕，兩個幼小的心靈卻從未想到過放棄擔架上的小弟弟。

　　西遷到湖南長沙表妹家後，牛惠臨再次遭遇日軍的轟炸。表妹家被炸成了廢墟，牛惠臨當時從廢墟里鑽出來以後，看到表妹在哭，旁邊她家裡的房子已經倒下來了，她哭着說媽媽還被壓在梁子下面，牛惠臨上去一看，看到半個臉，還在動。兩個惶恐的孩子，在嗆人的硝煙中孤立無援。那時他們都急着想辦法救她媽媽，想把廢墟屋頂的木頭抬起來，可是他們抬不動，好不容易動了一點，結果空氣進去了，火燒起來了，看着表妹的媽媽活活燒死在下面。這殘酷的一幕直到今天還依然在牛惠臨的腦海里出現。

　　雲起雲飛，潮漲潮落，動盪歲月里，烽火少年變成了一位著名實業家，只是原先誰也不知道，在他的心底里，竟藏着如此深刻的痛楚和傷痕。

　　1942年夏天的一個月明之夜，註定要被加載中國汽車發展的史冊。那天夜裡，中國第一輛汽車誕生了。上海工業史學家劉浩林評價道：“支秉淵造的這輛車，可以說是嚴格意義上中國人自己造的第一輛車，因為這輛車的發動機是支秉淵自己造的，它的變速箱、傳動器、轉向機構，幾乎所有的零部件都是支秉淵自己造的，所以非常了不起。”

　　1941年12月8日凌晨，上海英、法租界內，突然響起密集的槍聲。槍聲平息後，大膽的市民走出家門，發現高層建築物上飄着太陽旗，街頭巷尾站着日本兵。原來，就在幾個小時前，日軍襲擊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由此爆發。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李政道先生當時就在上海人民廣場的旁邊，在摩爾敏的教堂聽課的時候，日本人走進來，全都端着槍。整個課堂一片驚悚。李政道覺得不應該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繼續居住，於是同二哥商量之後，他們決定離開。李政道正在讀中學，二哥李崇道讀大學預科。和滬上許多有錢人家孩子一樣，兄弟倆就讀的，是學費昂貴的私立學校。

　　李崇道回憶道：“珍珠港一爆發，日軍就到租界上來。家父知道我們這幾個寶貝兒子都有極大的愛國熱情，而且我們都練了很好的武功，脾氣也不大好。父親擔心日軍到了租界來，我們會跟日本軍隊當面衝突，如果真格的幹起來，那我父親就收拾不了了。所以為了安全起見，就送我們到內地去了。”

與李崇道差不多同時進廣西大學的盧鶴紱，這樣寫道：“頭上飛機轟炸，腳下蛇蟲橫行”。這位年輕教師，半年前，攜新婚妻子從美國回來。同事們經常和他說笑，說他們是從天堂掉到地下。酷愛京戲的盧鶴紱，在美國讀的是核物理專業，他的博士論文被定為絕密資料。當他所在的課題組，向諾貝爾獎衝刺時，盧鶴紱毅然離開了美國。在給父母的信中，他寫道“我要與國民共患難，報效祖國”。

　　日軍進駐租界以後，已加緊對上海民生物資的控制，後方棉布更加緊張。在前線，許多中國士兵不得不穿着從死去戰友身上扒下來的軍衣繼續作戰。當時一部分在中國境內的日本軍人認為如果太平洋戰爭和解，就可以調集200萬軍人補給日軍在東南亞戰場上的兵力。杜月笙的學生徐彩臣得悉日方這一信號，迅速和重慶方面取得聯繫，利用日軍想要講和示好放寬管制的心理，將滬上幾千件棉紗，秘密轉運至大後方。負責這一事務的楊管北通知了自己在上海的好朋友楊志雄。作為西門子在中國的買辦，楊志雄一共準備了六千件棉紗，第一批三千件，從上海運到大後方去。楊麟和爺爺踏上了押運棉紗的漫漫征程。楊麟回憶：“在租界長大的人，在那個時候，租界外面是什麼樣根本不知道。但是知道那個時候有許多學生、公司、廠家搬遷去大後方，總是認為這是個愛國的事情，同時也是非常時髦的事情。我一想着能夠看到爸爸，就跟着去了。”

　　1944年11月初，沉寂多時的炮聲響起了。日軍迅速攻占貴州都勻，意圖襲擊四川重慶。

　　這時候重慶大亂，於是重複了南京撤退、武漢撤退的局面，準備再由重慶撤退，往哪兒撤呢？往西康一帶，也就是現在的西藏東部一帶，消息發出，一片譁然，各個單位各個機關都在討論怎麼再往西走。這時候有人就問老舍先生你怎麼辦啊？老舍想都不想，說了一句話，北邊有滔滔的嘉陵江，那兒就是我的歸宿。

　　聞一多的兒子聞立雕說：“臨時大學形勢吃緊，在長沙也不安全，要搬到昆明去，當時學校規定，教職員，發給你路費，可以坐車、坐船到昆明，男生組成一個湘黔滇旅行團步行到昆明去。”聞一多教授和他的學生任繼愈都報名加入步行團。這條路，重複了紅軍的路線，很多老標語還在。有的重複了《徐霞客遊記》的路線。

1938年初夏的昆明近郊，原清華文學院教授聞一多一家，就住在村西頭的這間農舍里。一路西遷，聞一多用盡了所有積蓄，為給妻子抓藥，只好賣掉僅剩的一點家傳。

　　另一位著名教授朱自清也已經一貧如洗。朱自清在西南聯大最出名的是窮，因為他家孩子多，冬天冷的時候，他只穿一件蓑，既可以禦寒，又可以做雨衣。這位外鄉人的奇特穿著，時常引來過路人注意。很少人知道，著名教授的生活窘迫到了連一件布棉袍都無力縫製的地步。

　　其實，在西南聯大生活和教學遇到困難的遠不止一家兩家。吳大猷，原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住在崗頭村，崗頭村離開聯大校舍有五公里，步行得一個鐘頭，因此吳先生每天上課路上花很多時間。

　　翻過一道山梁，就能遠遠看到昆明城內金馬、碧雞兩座牌坊。抗戰爆發後，因有高山的阻隔，山城尚未波及戰火，由此成為人們嚮往的大後方。清華、北大、南開三大名校在這裡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人口的驟增引來物價飛漲，從長沙徒步而來的聞一多先生，陷入更嚴重的困境。

　　聞一多有一件狐皮大衣，平常都是冬天穿的，有天他到委託行，當時把衣服就脫下來，交給了委託行，步行回家，結果凍感冒了。夫人氣得簡直沒有辦法，說：“我們再困難，全家人也要靠你啊，你要不能幹了，我們一家人怎麼活呀！”

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仍然有人為科學而奮鬥。當年，吳大猷先生的物理實驗室就設在永豐寺，大型色譜儀邊躺着他重病的太太。在這麼困難的條件下，裝出這麼一件儀器來，吳大猷自己也說，這恐怕在世界上找不出第二台，這個色譜儀就裝在他臥室的旁邊一個屋子裡頭，他臥室里躺着他重病的太太，學生看了以後都很感動。

　　西南聯大物理系培養出的許多學生，後來都成了著名的專家學者，他們一輩子都在感激自己的恩師。

　　說起西南聯大，有兩個人是無法越過的，他們就是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楊振寧。

　　深秋的一個中午，一位中學生模樣的少年，踏進了永豐寺的山門，正在整理書籍的吳大猷，看完他帶來的介紹信才知道，這位滿臉稚氣的學生叫李政道。

　　來自貴州湄潭的李政道，已是浙江大學一年級學生。他中途轉學，投奔聯大，是出於對吳先生學術名望的仰慕。吳大猷遞給他一本書，試他的解題能力，不料李政道連破數道難關，讓一旁的老師驚訝不已，吳大猷自認發現了一名物理奇才。

　　從上海到昆明，一路求學的李政道，用了三年時間才走完這漫長的流亡之旅。李政道感慨：在戰爭帶來的殘酷現實中，命運之舟，被狂風裹挾着前進，至於走向何方，誰也顧不上去想，更無法預測。

　　三年的殘酷景象對於李政道來說是刻骨銘心的。1937年，不滿16歲的李政道流落到貴州一家茶樓當差。他說“當時日本飛機每隔三四個鐘點來一次，茶館的人都要到城外防空洞去，我就跟那個茶館老闆說我來給你打掃茶館，你不用管，你只管逃跑隱退，一切由我負責。我唯一的要求是人家吃剩的東西讓我吃。老闆聽了很高興，後來其它茶館的老闆也讓我來打掃，我的生活就是靠冒死為別人打掃茶館來維持。

　　貴州有句話叫“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分銀”，貴州地形險峻，行路危險，當時乘車來貴州的人們，經過婁山關、吊石台，七十二道拐時，據說下面掉下去的車不少，很多人因此喪命。西去貴州遵義的路上，急於到浙江大學讀書的李政道托人幫忙，坐上了一輛免費郵車。開到半路，在翻越一道山梁時出事了。

　　車後的一個輪子飛掉，因為車上有些棍子，像窗戶一樣，向李政道臉上打過來，很快就被打昏過去。醒來時，車子已經翻在溝里。他一個人躺着，臉已經完全腫了。

　　誰也無法說清楚西遷路上的經歷，對這位上海灘的富家子弟產生了多大影響，只知道這位後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對人生有一種特別的體驗。

　　一有空襲警報大家都紛紛拿着貴重的東西躲防空洞，做衣服的師傅，扛着縫紉機跑，老闆的貨搬不走，就帶着賬本跑，教授們帶著書稿跑，如湯用彤帶着禪與佛教史的稿子跑；金岳霖帶着《論道》和《知識論》跑。

　　一天，日本飛機扔下的炸彈將梅貽琦校長的辦公室連同旁邊的一幢宿舍都震塌了。生與死對於書齋中的聯大人來說，僅在咫尺之間。華羅庚一家出事了，炸彈炸到他們家裡，幸好華羅庚當時在防空洞不在家裡。但是防空洞也被震塌了，把華羅庚埋了大半截。 “投彈百餘枚，霧煙大起，火光迸鑠，響震山谷，較上兩次慘重多多”，吳宓教授將這天的慘狀寫在了日記里。炸彈炸過的土由於空氣的壓縮，特別緊，一時不好刨，也不能用工具，最後大家硬是用手摳，把華羅庚救出來了。然而他們已經無家可歸了。

　　正當這位數學教授，為一家人的去處犯愁的時候，詩人學者聞一多伸出了援助的手。聞一多跟華羅庚同樣是清華的教授，但是過去因為華羅庚搞數學，聞一多搞文學，兩個人沒有什麼往來，但是看到這麼種情況，聞一多答應了：就住我們家吧。

　　從1941年秋天起，人們明顯發現跑警報的日子少了，一架架塗着鯊魚巨齒的飛機隨陳納德將軍進駐昆明機場。美軍來昆明參戰了！當時，需要很多翻譯員，於是就跟學校商量，要徵募一批翻譯員，學校先是很為難，不過國家的大事是最重要的，所以就徵調了三年級、四年級的學生。為了配合盟軍作戰，西南聯大先後有八百學生投筆從戎。在學生積極投筆從戎的過程中，校長梅貽琦的一雙兒女，也奔赴了前線。英語系學生許淵沖有了發揮的機會。

　　許淵沖當時分配在機要秘書室，管情報，那時候越南已經被日軍占領了，情報人員來電告訴許淵沖，日本軍隊在越南的情況，許淵沖就翻成英文，送給陳納德。有了齊全的情報網絡，陳納德飛行隊如虎添翼。不久，又傳來勝利的捷報。他們看見日美空軍大戰，許淵沖把情報給陳納德，然後他根據許淵沖提供的情報布置飛機，一仗打下來日本很多飛機。

　　梁思成，這位國學大師梁啓超的兒子，十五年前的一場車禍造成了他腿部和脊椎的終生傷痛，此刻面對雨中生病的妻子和一雙幼小的兒女，他愁腸百結，深感無奈。正在他一籌莫展的時候，聽到雨夜裡有人拉小提琴，而且拉的是世界名曲。他斷定，這樣的人肯定是一個外省人，可能還能夠找到一點共同語言。

　　一開門提琴聲就停了，梁思成吃了一驚，房間裡全是穿軍裝的青年。原來，他們是空軍學員，因為到得早，所以占了好幾間房。見了梁思成夫婦，他們立刻就騰出一間房讓他們一家住進去了。從此以後，他們和這批空軍學員就成了好朋友。

　　從飛行學院的談話中梁家人得知航空學校請了德國教官，德國教官訓練飛行員是用鞭子訓練的，他們來訴苦，梁從誡還記得有的飛行員跟林徽因講述時掉下了男兒的眼淚。　　空軍學校一進門，就掛着一個牌子：貪生怕死不進來。進去了之後，命不屬於自己了。你是屬於國家的了。

　　航校的訓練嚴格得近於冷酷，但學員們也有輕鬆的時候。

　　那時第十一航校的學生常常一到周末就穿得整整齊齊，排着隊到西南聯大來找女朋友，然後接女朋友一起出去玩，小伙子們英姿勃發的氣質和那一身神氣的制服，使他們成為女學生的偶像。甚至有女同學因為喜歡那一身空軍制服而去考空軍。

　　畢業的時候到了，一張請帖請來了名動天下的學者夫婦梁思成和林徽因。

　　原來，這些空軍學子的家長、家庭都在淪陷區，第七期畢業的八名飛行學員，沒有一個學員的家長是在昆明的，因此他們就邀請梁思成夫婦做他們全期學員的名譽家長，去參加他們的畢業典禮。自淞滬抗戰以來，中國空軍能參戰的飛機，已所剩無幾。駕駛着由民用機改裝的戰機，他們甚至來不及參加一次象樣的戰鬥，就獻出了年輕的生命。那個時候傳說空軍由航校畢業到戰死，普通壽命只有六個月。參加完八位飛行員的畢業典禮後，林徽因夫婦等來的不是勝利的捷報，而是接二連三的陣亡通知書。林徽因強支着病體，為年輕的戰士默默哀悼。

　　從梁從誡的回憶中我們得知，黃棟權，那位雨夜拉提琴的學子，是比較早犧牲的一位，他是在昆明空戰中犧牲的，而且他犧牲得特別慘，被擊落以後，屍體都找不全，梁思成去一塊肉，一塊骨頭地尋找屍體。因為他是名譽家長，這些學員一犧牲，陣亡通知書都寄到他們家去了。

　　抗戰後期，作為大後方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重慶，已是擁有130萬人口的大都市。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走着毫不起眼的建築大師梁思成。

　　1944年夏天，一排竹筏又把梁思成從李莊送到重慶朝天門碼頭。這次他不是躲難，更不是逃生，而是受盟軍司令部邀請而來。當時，盟軍準備轟炸敵占區，盟軍司令部請梁思成建議，轟炸的時候要保護哪些古建築。梁思成當即向司令部交了一張圈了紅圈有明確保護標記的圖紙。　隨後，梁思成又說，還有兩個城市我也希望能夠保護，但這兩個城市不在中國。美國人當時感到奇怪，即問他是哪兩個城市，梁思成說：日本的京都和奈良。對梁思成的這一建議，盟軍司令部沒有當即作出反應。

　　1945年夏季，美、英等國在太平洋上集結了兩百萬軍隊。對日本進行持續而強有力的轟炸。因為梁思成的囑託，日本京都、奈良沒有轟炸，日本最重要的這兩個有着眾多古建築的古城得以保存。日本人對這件事情非常感激，說梁思成是古都的恩人。梁從誡一次在日本講台上說：“我父親做出這個建議是不容易的，我們家有兩個人直接死在抗日戰爭前線。”台下的日本聽眾聽了梁從誡的陳述，都被感動得鴉雀無聲。

　　1945年8月15日，重慶的一個早晨。日本天皇講話，宣布投降。突然而至的喜訊，霎時間傳遍中國城鄉，街上素不相識的行人，也互相打起招呼，表達他們內心的喜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