凇沪战争已进入白热化。前线总指挥冯玉祥感叹：“这简直就是一个大火炉呵，一个师兵力投进去，转眼剩下一个班。”而此时，日方也不得不从其它战场抽调兵力，战争进入胶着状态。

杨麟说，不愿在沦陷区呆下去的民众不是难民，“走的人都是不怕炸的人。 因为在沦陷区虽然压抑，但已无挨炸的危险。而去大后方，这一路上，往往走到哪儿，日寇的飞机就炸到哪儿。”

一位正在中国采访的西方记者，被汹涌的移民潮所震撼，他写道：中国在移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集体移民。大批衣衫褴褛的人们，通过山路、水路向西移动，这景像是游牧时代以后绝无仅有的。

7月7日深夜，北京西郊卢沟桥头，日本驻军以丢失一名士兵为借口，向宛平城东门开炮，中国军队奋起抵抗，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由此开始。交通运输专家，今年91岁的宗之琥回忆：当年学业有成的他从天津到北平，去和与他同年毕业的同学加未婚妻喜结良缘。7月26日，宗之琥举行婚礼的那天晚上，日本人打广安门的炮声响起，参加婚礼吃喜宴的人没到终席就都惶惶而去，他的新婚之夜也没人闹洞房。人生的一大喜事就这样被突然而至的战争给搅了，从此新郎倌的命运就与灾难结伴而行。

今年89岁的著名作家刘白羽，那年就在天安门亲眼看到一大群日本兵的坦克，自前门那边隆隆驶来，从自己面前经过

8月7日，宗之琥和妻子辞别了年迈的岳父母，从日本兵刺刀丛中的北平站上车去天津，自此与京城一别长达8年。到天津后，他们转道去上海。可刚上了船，船却不开了。原来“七七事变”一个月后，以“大山事件”为导火索，又一战事在上海降临。在8月13日被西方人称作“黑色星期五”的这天，历时三个月的“淞沪大会战”揭开了序幕。

原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现85岁的唐德刚回忆：我跟随他们跑的那条路，正是太平天国的石达开走的路。而且那大山上只有这么一条路。当年，16岁的唐德刚与同学结伴而行，离开安徽老家，翻越大别山，经湖北宜昌，由恩施入川。漫漫蜀道，崎岖难行，唐德刚每天都看到因饥饿、疾病而倒下的同路人。那条小路每到夏天瘟疫横行，路人都死了一半，他亲眼看到有一家六口人死后却有七具尸体，原来有个路人投宿其中。

唐德刚在逃难途中，他和同伴到了一座既凉快又没蚊子的公路桥上，后来来了一批十岁左右的女同学，十四五的他们即慈悲心大发充好汉地把好地方让给了这些女同学了。一群少男少女，就这样相遇在荒山野渡。西去路上，无论是多雨的季节，还是飘雪的日子，人们都在相互支撑。友情和亲情，抚慰着一颗颗漂泊的心灵。然而，正是一段患难中的友情，却造成80多岁的唐德刚一生都挥之不去的阴影。

　　这天夜里，他被一阵奇异的声音惊醒。原来是天降大雨，山洪暴发，只听一阵“啊啊啊啊”的呼声，短短几分钟，山洪把附近冲刷得干干净净。翌日早，他们怎么也找不到她们了，连一件衣服、袜子的踪影都不见。那时候死了多少人多少学生，皆无法统计，人死了就挖个坑埋掉。可这些尸骨无存的女孩连姓名都不曾留下。此后，许多与唐德刚一同出来的安徽同乡，也先后倒在西迁的路上。

一代国学大师南怀瑾说：他在重庆报纸上看到：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逃难去重庆，路上母亲生病，怕耽误孩子赶路，后设法自杀身亡，临死前还嘱咐孩子：快走，不要管我。两个孩子只好就地把母亲掩埋，继续赶路。南怀瑾先生每每谈起此事，即情难自禁地流下眼泪：那是一个让人无法释怀的岁月。

　　“一二八事件”交战中，日本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巡洋舰，率领25艘战舰布阵黄浦江内，炸毁了大片工业区。此时，虹口、杨浦一带工厂再次成为炮口锁定的目标，工厂主们不得不面临去与留的选择，他们内部分为主张迁移、反对迁移和举棋不定的三个派别。但“出云”舰的大炮不容他们多想。

　　上海天原化工创始人吴蕴初的女儿，今年72岁的吴志莲回忆：当时各行业的很多工厂迁移，吴蕴初是最早提迁厂者之一，吴蕴初与另一位工商界领袖人物胡厥文，发起成立了“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不久，一份包括几百家工厂内迁的计划书递交到国民政府。在庐山召开的各界对日作战谈话会上，吴蕴初等人起草的内迁方案获得通过。工商界人士纷纷表态：尽全力将沿海重要企业迁往后方，保留国家长期抗战之元气。会议结束，吴蕴初立刻回上海组织实施。他一到上海就给钱昌照发电报说情况，随即到厂里布置。没想到他的车子开到离厂200米处停住了：工厂刚中了日本人的炸弹，大火冲天

　　时任上海中华机器联合公司理事长的胡厥文之子，今年75岁的胡士华回忆：当时准备把炸弹送到“出云”舰旁边爆炸。胡厥文秘密组织中华机器厂的工人，日夜加紧研制炸毁“出云”舰的鱼雷。胡厥文挥泪送别准备与“出云”舰同归于尽的壮士。他们把很多汽油桶绑在一块儿，把炸弹绑在汽油桶下面，人潜在水下，把汽油桶推向“出云”舰。今年77岁的美籍华人、著名实业家杨麟回忆：两次炸“出云”舰的行动皆没成功。但那些爱国志士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令人钦佩。

人们今天有幸能看见当年“八一三”战争的影像资料，大部分出自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叫王小亭的人之手，他是明星级摄影记者。其子今年80岁的王健龙回忆：当年处在炮火中的上海，差不多每天遭到日本人的轰炸，有时一天轰炸多次。战火中的王小亭，除了每天带很多很重拍新闻片的器材外，身上还挂四五个照相机。其时沪上各家报纸所登载的战地照片，大都出自他的镜头。有一次他拍新闻片时，在上海闸北火车站，看到被日本空军轰炸后，一个婴孩满身是血的坐在铁轨上，心底颤动的他即用最后的一点片子拍下这一瞬间。十几尺片子放出来只十几秒钟。后他把此段新闻片里的一个镜头变成一张照片，在《生活杂志》上注销，让世界目睹日军暴行。图片上孤立无助的孩子让全世界为之震惊。美国各界向日本政府抗议这种非人道行为，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日军对王小亭痛恨无比，决定悬赏10万元缉拿王小亭，王小亭被迫四处隐身。

　　就在日军攻陷山海关的几天后，故宫博物院紧急召开临时理事会议，决定文物南迁。当时故宫博物院总务处总管吴瀛主持会议，会上也有人认为，宫内之物皆是国之重宝，一旦出宫，散失各地，将无法收拾。吴瀛也担心国宝在路上会有闪失，何况自己家里还有11张嘴等着他吃饭。日军的炮声越来越近，院长易培基不得不执行迁宝命令，几次三番请吴瀛出山，说明保护文物重要：若日本飞机一炸过来，文物就没了。心里矛盾的吴瀛，经考虑表态道：“臣死谏，将死战，为君子者，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既然如此，我同意出马。晚上即开始文物押运，全北京市戒严，由军警保护一直送到火车站全部上车。第一节车厢就是吴瀛的押运指挥车厢，车厢顶上架着机枪，第一批珍宝走出了紫禁城。国宝将漂落何方？谁也不知。京城一下显得格外冷清：国宝走了，五朝古都也就放弃了。

　　闻一多之子、77岁的闻立雕回忆：西城的一条胡同内，闻一多全家也踏上流亡之路。除了身上的穿戴，换洗的衣裳，加上他的一点手稿，装了一个柳条包，就匆匆上路了。在车站碰到臧克家。臧克家说：闻先生，你的那些书呢？闻一多说：国土一大片一大片的丢失，那几本书算什么？告别书香，告别学堂，这些平日里的文人雅士，就这样离别赖以生养的文化田园。夕阳下，古道旁，路在何方？

　　上海陷落，日军侵入被称为鱼米之乡的杭嘉湖平原，其先头部队已与嘉兴守军交火，杭州告急，十多万居民涌出城外以避战火。

　　此时，秀丽的西子湖畔，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浙江大学搬迁迫在眉睫。原浙大教师，现105岁的陈鸿逵回忆：学校搬至何处？竺可桢校长决定避开武汉、重庆等大城市，以免造成内迁大学过于集中，而是搬至城镇和农村，为学生创造一个安宁的学习环境。

　　那天傍晚，夕阳映照下的钱江码头人声鼎沸，浙大师生从此启程去富春江上游的建德。凡可运走的图书、仪器，包括11架钢琴等，全搬进船舱。这座1897年创建的浙江高等学堂，就这样踏上了流亡大学之路。原浙大学生，现90岁的赵明强道：尽管自己在杭嘉湖地区生长，无比留恋杭州，为避日军涂炭，此时也只能与学校共命运。

两年前，中国军方花费49万元，在长江入海口两岸最狭处仅三公里的江阴要塞构筑防线，江阴炮台成为阻止日军北上的重要壁垒。美籍华人、著名实业家，现77岁的杨麟回忆：除南京雨花台炮台、江阴炮台外，沿途再无炮台。也就是说：江阴失守，南京便会因无险可居而门户洞开。危急关头，政府下令海军部在江阴沉船封江，“通济”，“大同”等八艘军舰奉命沉入江底，但无法奏效，随即紧急招募民船。消息传至上海，三北、大达、中国航运等中国著名的民营轮船公司老板紧急商量沉船事宜后，一声令下，几大轮船公司和招商局的20多艘商轮依次下沉，后又有附近民船加入，沉船吨位共达63880吨。沉船后，沪上几家大轮船公司濒临破产。高级记者、作家，今年90岁的冯英子回忆：当时沉了多少船已记不清楚了，总归是一大批船全在江阴附近沉掉了。杨麟回忆：船是沉掉了，可没处买新船，上海造船厂被炸了，江南造船厂被炸了，轮船公司除了舢板和帆船外，轮船是没有了。

　　从1937年夏天起，日本飞机不断轰炸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原故宫博物馆职员，现73岁的牛晨回忆：警报一响，大家就连古物带人都躲进小山头底下挖的防空洞里。当年故宫文物从北平南迁，在上海租界藏了一段时间后，分批运往南京，总数达19550箱。凇沪抗战发生的翌日，7000箱文物即由牛德明从南京押运到武汉。当时日本飞机的轰炸很凶，这批文物历经磨难，好不容易才算是保存下来了。

　　此时，长江面上已波动着战争的脚步声，而文物押运员牛德明正日夜兼程返回南京。他在执行马衡院长的命令：再回南京抢运5000箱较好的文物出来。其时南京形势紧张，上海失守后，日军主力迅速北上，1937年12月5日，南京已在日军的三面包围中，人们只能从水路撤离。年德明一行弄了三条身长舱深的大驳船，一趟约运出了7000箱古物。

　　为保护数以万计流离失所的孩子，抗战时期设立了近百所儿童保育院。随着战争的临近，不久，王以玉和小伙伴们被送到武汉圣罗以中学。1938年3月，宋美龄、李德全等人发起并成立的第一个战时儿童保育院就设立在这里。在三万多孩子组成的集体中，王以玉和弟弟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

　　4月29日是日本裕仁天皇的生日，也是日本最隆重的节日“天长节”，东京街头一片喧闹。此时阴雨过后的武汉艳阳高照，市民们不知道日机已从芜湖起飞，这批王牌飞行员要用大轰炸的“战绩”作为送给天皇的厚礼。

　　那天，正好学校组织一些学生，在中山公园里春游玩得正欢时，突然空袭警报响了，大家纷纷躲藏起来。其时，日军出动了69架飞机，像一群黑乌鸦飞临武汉上空投弹轰炸。年轻的中国空军和苏联援华航空队早已严阵以待。空战中，中国飞行员陈怀民打光了所有弹药，毅然架着中弹的战机与敌机同归于尽，英雄碧血怒洒长空。

　　听到空中啪啪啪、咚咚咚的枪炮声，有胆大者从张公亭防空洞里跑到外面观看：日机飞得很低，连翅膀上涂的红太阳都看得到；被我机打中的日机，机尾冒出一股浓烟直往下掉。观者情不自禁高兴地拍着巴掌跳起来喊：“好啊好啊，把日本飞机打下来了，打下来了！”引得防空洞里的人都争先恐后地跑出来观看。这次中国军队英勇奋战，配合地面的高射炮共击落日机20多架。武汉市民终于迎来了扬眉吐气的一天。

　　自从南京陷落，国民政府即筹划迁都重庆，作为华中重镇的武汉也就成了临时陪都。面对共同的敌人，国、共两党于1937年2月第二次握手，掀起了抗日高潮，此时的武汉也就成了各界人士迁往大后方的集散地。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刚写完小说《骆驼祥子》的老舍正在济南大学任教，平津陷落的消息不断传来，老舍却在犹豫仿徨之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老舍之子，现70岁的舒乙回忆：当时老舍得长女4岁，舒乙2岁，二女刚出生，老舍正为被如此小的三个孩子羁绊着无法行动而苦恼之际，一声巨响后黄河铁桥被炸，日军已攻占沧州，正沿着津浦线南下，济南岌岌可危。老舍不得不收拾起行装，忍痛向他熟悉的书斋生活告别。他提着装有两三身换洗衣服的小箱子，揣着50块钱，去车站赶最后一趟车。

　　在如同催征号角般的汽笛声中，老舍抱着未写完的小说手稿，挤上了济南火车站的最后一趟列车，直奔武汉。后来他作诗描述此时心情：“已见乡关沦水火，更堪江海逐风雷。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声低切切催”。老舍离开了亲人，从此投身于抗日洪流，忍受着漂泊流离的痛楚，从一个作家，变成了一个用笔战斗的文化战士。老舍离开不久，济南陷落。日军随之以24万兵力夹击徐州，台儿庄战役爆发。

　　八一三后，上海的文化界人士提出一个口号：“到武汉去，到武汉去”，坚守自己的国土，坚守自己的岗位，抵抗日军的西进，保卫大武汉，动员全中国抗日。早在八一三抗战期间，上海的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等方面人士就组成了13支演出队，去前线宣传抗日。现83岁的著名演员秦怡回忆：上海沦陷后没过多久，她于1938年8月27日离开了上海。当年的剧作家、演出队队长，现95岁的陈鲤庭回忆：他把自己的房子，作价400块钱转让给别人，和秦怡等人一起，乘轮船在汽笛声中告别了故乡。

　　16岁的秦怡满腔热情地来到武汉，从街头演出开始，一步步走向银幕。她从没学过戏剧，只是演过一些小戏，被导演史东山、应云卫看中，让她参加了抗日的文艺工作。战争将文艺工作者们集合在一起，车站、码头都是他们的舞台。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是当时演出频率最高的剧目之一，电影明星白杨和秦怡都任过剧中主角。秦怡回忆：她曾在能坐七八百人的学校大礼堂里演出此剧。

　　此期间，《放下你的鞭子》不仅演遍大江南北，还被电影明星王莹带到美国。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亲自邀请她去白宫演出，礼貌地接待了她，并予以鼓励，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从1938年5月起，中、日军队陈兵武汉外围。战争消耗了日军大量物资，黄金储备从288万吨减少到8万吨，元气大伤的日本政府，将攻占武汉作为扭转困境的重要砝码。为阻止日军的进攻，当时中国军队把大量的军舰、轮船在江中炸沉，阻塞航道，另抛掷大量石块，连冯玉祥都亲自到现场指挥。让冯玉祥高兴的是：泰山一别数年后，又在武汉与老舍见面了。

　　著名话剧演员，现83岁的胡宗温回忆：此时国民政府已迁往重庆，武汉街头到处是匆匆忙忙拖儿带女躲避战乱的人群。学校已经停课，学生自发组织起来，用文艺形式宣传抗日。亲眼在阳台上看到日本飞机扔炸弹炸死中国百姓，不愿做亡国奴的胡宗温也毅然不上学了，参加了哥哥他们的那个话剧队。这支队伍的领头人是高三学生赵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现85岁的赵寻回忆：胡宗温那时约十五六岁，是话剧队里最小的小妹妹。江汉关的钟声与军号齐鸣，赵寻和他的伙伴们就此走向战场。那时没有谁拨经费，都是他们自己从家里带钱来进行演出活动。赵寻当时带了几十块预备到学校交学费的钱，都充作了演出经费。没有给养，没有装备，这群文化战士拥有的只是一套军装、几把大刀，以及他们的青春和热血。那时候东三省丢了，华北五省丢了，日军又进攻到武汉，真是到国破家亡最危险的时候，大家都一股豪情、满腔热血的准备为国捐躯。

　　得知武汉失守，演剧队的全体队员大哭。大家不是在武汉有亲戚，就是家在武汉，或是在武汉念书。翌日一早，演剧队淌过冰凉的河水，进入河南省境内，在这远离家乡的地方，他们用当地老百姓喜爱的文艺形式，讲通俗易懂的救国道理。演剧队是个不分彼此的大家庭，衣服都是互相随便穿。那时大家都是一股热情抗敌救亡，什么都不顾了，随时准备为国家牺牲生命。

　　1938年的秋天，几乎所有从武汉撤离出来的人们，都把目光投向了这座江边古镇——宜昌。地处咽喉地带的宜昌是个交通重镇，因为到大后方四川必须通过三峡，宜昌的西陵峡就是第一个峡口。宜昌本来就是长江航线上的一个重要转运港，所有从下游来的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这里换乘民生公司能走三峡的大马力轮船。

　　原民生公司职员，现86岁的肖怀柱回忆：那年，宜昌突然一下来了几万人，拖儿带女的在怀远路附近的街上，晚上搭棚。当时人多船少，很多人坐不上，人们扶老携幼，哭哭啼啼地要赶船。看到这悲惨的景象，只有嗟叹难过，没有其它办法。涌动的人群里，演绎着多少日军侵华战乱引起的悲欢离合。

　　那朋友告诉他说：日本人已到了当阳，就要到宜昌了，你们还不赶快走？潘士豪慌了，赶紧去买船票。那时的船票非常紧张：一艘船只有几十个位子，可有几万人要走。

　　民生公司董事长、卢作孚之子，现82岁的卢国纪回忆：武汉沦陷的前一天，我父亲离开武汉乘飞机到宜昌。那是1938年10月23日，宜昌一片混乱：抢买船票的老百姓挤满了几个轮船公司。看着为争运货物互相责骂的人群，卢作孚大喊“请回去，所有人都明天见”。

　　可就在此时，为阻止日军进犯，国民政府军委会早在一个月前就下了沉船封江令：在田家镇处把所有的船都沉入江底，阻断航道。沉了招商局、大达公司的船后，还要沉民生公司的船。

　　得知此事，卢作孚非常震惊：如此危急时刻，沉民生公司船断敌路的做法，无疑是自绝后路。卢作孚最终也没有执行此令。民生船不能沉，只有民生船才能在长江上游的宜昌到重庆段航行，其它船都上不去，若把民生船沉了，从宜昌到重庆的撤退与支持前线就全没有了。经卢作孚的再三努力，民生轮船公司的船保下来了

　　其时，川江上还有几艘海外中立国轮船，但只运一般商品，不运一切有关抗战的物资，且每吨的运价高达300至400元。一些从长江中下游西迁来的厂矿，因无法承受高额运输费，不得不将一些分量重、体积大的机器设备，抛掷在沿江两岸。从河南撤离出来的中福煤矿总经理孙越崎（1994年清华大学女学生朱令铊中毒案中的投毒凶手孙维的祖父），望着那些无力搬迁的采矿设备，久久地在江边徘徊。就在孙越崎一筹莫展时，遇见了卢作孚，因二人皆属刻苦努力，事业心强者，很有共同语言，两人相见恨晚，一拍即合，五分钟即达成共识。卢作孚表态说：我一定把你的设备运上去。卢作孚通过合作办厂、减免运费的方法，还将无力搬迁的上海大鑫炼钢厂、常州大成纺织厂、汉口周恒顺机器厂挽救了下来，并用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基地，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

　　一场冬雪染白了远近的山林，装载着7000多箱国宝的车队，在800里秦川上蜿蜒西行。为避开日机轰炸，他们过黄河、入潼关，翻越高高的太白山。当时一路艰险，路不是太宽，两辆车在山崖上错车时，外面那辆车的后轮有时悬在外面。有的地方路面凹进山壁，山崖就在车顶上。队伍里，17岁的梁匡忠是经熟人介绍，正式加入押运工作的新人。他整天跟着车子东躲西藏，怕天机泄露，还不能随便说笑。尽管如此，在翻越秦岭时，还是被山贼盯上了。

　　由于车队押运有机枪，山贼们几次跃跃欲试而未能得手。一路历尽艰辛惊险，1939年7月中旬，装载着7000箱文物的车队，终于到达了四川中部，风景宜人的峨眉山脚下。

　　1937年平型关大捷六天以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一家从北平辗转千里来到湘江名城长沙。 73岁高龄的梁从诫，对于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从他的叙述中，我们得知，当年梁思成夫妇是几经辗转才到达长沙的，路上颠沛流离，先坐火车到天津，然后从天津到大沽口坐轮船到了济南，又从济南几经颠簸到了长沙，然而，到了没几天，就遭遇了日本在长沙的第一次轰炸。当时听到飞机声，梁思成还以为是苏联援助中国的飞机到了，跑到走廊去看，结果看到飞机上落下小黑点，大叫“不好”，是炸弹，一看是日本飞机的红膏药标志。于是梁思成抱着女儿，林徽因抱着儿子，拉着母亲，匆匆忙忙从楼梯上下来，然而就在楼梯拐角处，一颗炸弹落在了房子的后墙外面炸开了，梁思成那时候已经到了院子里面，林徽因还抱着梁从诫坐在楼梯拐角上，从那个转角上一下子飞到了院子里面去，万幸的是没有受伤。

　　梁思成第二天回到那个被炸的房子里去，到那个后门口，看见墙上一个人的血印子，那是一颗炸弹的气流把整个人冲到墙上，尸首拿下来后，上面就是一个人的血印子。

　　几天以后，大难不死的林徽因用诗人特有的感触写道：“战争正在前所未有地阴森森地逼近我们，逼近我们的皮肉，心灵和神经。”

　　而从河南一路西迁到湖南长沙的牛惠临，此刻也看到了一幅惨象。

　　如今已73岁的台湾著名实业家牛惠临，当年随父母离开中原老家时，途中为了躲避日机轰炸而与大人失去了联系。11岁的牛惠临和10岁的表弟为了不丢下只有六七岁，走路摔坏了腿的小表弟，只好抬着他上路。稚嫩的肩膀、瘦弱的双脚磨出一道道血痕，两个幼小的心灵却从未想到过放弃担架上的小弟弟。

　　西迁到湖南长沙表妹家后，牛惠临再次遭遇日军的轰炸。表妹家被炸成了废墟，牛惠临当时从废墟里钻出来以后，看到表妹在哭，旁边她家里的房子已经倒下来了，她哭着说妈妈还被压在梁子下面，牛惠临上去一看，看到半个脸，还在动。两个惶恐的孩子，在呛人的硝烟中孤立无援。那时他们都急着想办法救她妈妈，想把废墟屋顶的木头抬起来，可是他们抬不动，好不容易动了一点，结果空气进去了，火烧起来了，看着表妹的妈妈活活烧死在下面。这残酷的一幕直到今天还依然在牛惠临的脑海里出现。

　　云起云飞，潮涨潮落，动荡岁月里，烽火少年变成了一位著名实业家，只是原先谁也不知道，在他的心底里，竟藏着如此深刻的痛楚和伤痕。

　　1942年夏天的一个月明之夜，注定要被加载中国汽车发展的史册。那天夜里，中国第一辆汽车诞生了。上海工业史学家刘浩林评价道：“支秉渊造的这辆车，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中国人自己造的第一辆车，因为这辆车的发动机是支秉渊自己造的，它的变速箱、传动器、转向机构，几乎所有的零部件都是支秉渊自己造的，所以非常了不起。”

　　1941年12月8日凌晨，上海英、法租界内，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枪声平息后，大胆的市民走出家门，发现高层建筑物上飘着太阳旗，街头巷尾站着日本兵。原来，就在几个小时前，日军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李政道先生当时就在上海人民广场的旁边，在摩尔敏的教堂听课的时候，日本人走进来，全都端着枪。整个课堂一片惊悚。李政道觉得不应该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继续居住，于是同二哥商量之后，他们决定离开。李政道正在读中学，二哥李崇道读大学预科。和沪上许多有钱人家孩子一样，兄弟俩就读的，是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

　　李崇道回忆道：“珍珠港一爆发，日军就到租界上来。家父知道我们这几个宝贝儿子都有极大的爱国热情，而且我们都练了很好的武功，脾气也不大好。父亲担心日军到了租界来，我们会跟日本军队当面冲突，如果真格的干起来，那我父亲就收拾不了了。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就送我们到内地去了。”

与李崇道差不多同时进广西大学的卢鹤绂，这样写道：“头上飞机轰炸，脚下蛇虫横行”。这位年轻教师，半年前，携新婚妻子从美国回来。同事们经常和他说笑，说他们是从天堂掉到地下。酷爱京戏的卢鹤绂，在美国读的是核物理专业，他的博士论文被定为绝密资料。当他所在的课题组，向诺贝尔奖冲刺时，卢鹤绂毅然离开了美国。在给父母的信中，他写道“我要与国民共患难，报效祖国”。

　　日军进驻租界以后，已加紧对上海民生物资的控制，后方棉布更加紧张。在前线，许多中国士兵不得不穿着从死去战友身上扒下来的军衣继续作战。当时一部分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军人认为如果太平洋战争和解，就可以调集200万军人补给日军在东南亚战场上的兵力。杜月笙的学生徐彩臣得悉日方这一信号，迅速和重庆方面取得联系，利用日军想要讲和示好放宽管制的心理，将沪上几千件棉纱，秘密转运至大后方。负责这一事务的杨管北通知了自己在上海的好朋友杨志雄。作为西门子在中国的买办，杨志雄一共准备了六千件棉纱，第一批三千件，从上海运到大后方去。杨麟和爷爷踏上了押运棉纱的漫漫征程。杨麟回忆：“在租界长大的人，在那个时候，租界外面是什么样根本不知道。但是知道那个时候有许多学生、公司、厂家搬迁去大后方，总是认为这是个爱国的事情，同时也是非常时髦的事情。我一想着能够看到爸爸，就跟着去了。”

　　1944年11月初，沉寂多时的炮声响起了。日军迅速攻占贵州都匀，意图袭击四川重庆。

　　这时候重庆大乱，于是重复了南京撤退、武汉撤退的局面，准备再由重庆撤退，往哪儿撤呢？往西康一带，也就是现在的西藏东部一带，消息发出，一片哗然，各个单位各个机关都在讨论怎么再往西走。这时候有人就问老舍先生你怎么办啊？老舍想都不想，说了一句话，北边有滔滔的嘉陵江，那儿就是我的归宿。

　　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雕说：“临时大学形势吃紧，在长沙也不安全，要搬到昆明去，当时学校规定，教职员，发给你路费，可以坐车、坐船到昆明，男生组成一个湘黔滇旅行团步行到昆明去。”闻一多教授和他的学生任继愈都报名加入步行团。这条路，重复了红军的路线，很多老标语还在。有的重复了《徐霞客游记》的路线。

1938年初夏的昆明近郊，原清华文学院教授闻一多一家，就住在村西头的这间农舍里。一路西迁，闻一多用尽了所有积蓄，为给妻子抓药，只好卖掉仅剩的一点家传。

　　另一位著名教授朱自清也已经一贫如洗。朱自清在西南联大最出名的是穷，因为他家孩子多，冬天冷的时候，他只穿一件蓑，既可以御寒，又可以做雨衣。这位外乡人的奇特穿著，时常引来过路人注意。很少人知道，著名教授的生活窘迫到了连一件布棉袍都无力缝制的地步。

　　其实，在西南联大生活和教学遇到困难的远不止一家两家。吴大猷，原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住在岗头村，岗头村离开联大校舍有五公里，步行得一个钟头，因此吴先生每天上课路上花很多时间。

　　翻过一道山梁，就能远远看到昆明城内金马、碧鸡两座牌坊。抗战爆发后，因有高山的阻隔，山城尚未波及战火，由此成为人们向往的大后方。清华、北大、南开三大名校在这里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人口的骤增引来物价飞涨，从长沙徒步而来的闻一多先生，陷入更严重的困境。

　　闻一多有一件狐皮大衣，平常都是冬天穿的，有天他到委托行，当时把衣服就脱下来，交给了委托行，步行回家，结果冻感冒了。夫人气得简直没有办法，说：“我们再困难，全家人也要靠你啊，你要不能干了，我们一家人怎么活呀！”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仍然有人为科学而奋斗。当年，吴大猷先生的物理实验室就设在永丰寺，大型色谱仪边躺着他重病的太太。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装出这么一件仪器来，吴大猷自己也说，这恐怕在世界上找不出第二台，这个色谱仪就装在他卧室的旁边一个屋子里头，他卧室里躺着他重病的太太，学生看了以后都很感动。

　　西南联大物理系培养出的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了著名的专家学者，他们一辈子都在感激自己的恩师。

　　说起西南联大，有两个人是无法越过的，他们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

　　深秋的一个中午，一位中学生模样的少年，踏进了永丰寺的山门，正在整理书籍的吴大猷，看完他带来的介绍信才知道，这位满脸稚气的学生叫李政道。

　　来自贵州湄潭的李政道，已是浙江大学一年级学生。他中途转学，投奔联大，是出于对吴先生学术名望的仰慕。吴大猷递给他一本书，试他的解题能力，不料李政道连破数道难关，让一旁的老师惊讶不已，吴大猷自认发现了一名物理奇才。

　　从上海到昆明，一路求学的李政道，用了三年时间才走完这漫长的流亡之旅。李政道感慨：在战争带来的残酷现实中，命运之舟，被狂风裹挟着前进，至于走向何方，谁也顾不上去想，更无法预测。

　　三年的残酷景象对于李政道来说是刻骨铭心的。1937年，不满16岁的李政道流落到贵州一家茶楼当差。他说“当时日本飞机每隔三四个钟点来一次，茶馆的人都要到城外防空洞去，我就跟那个茶馆老板说我来给你打扫茶馆，你不用管，你只管逃跑隐退，一切由我负责。我唯一的要求是人家吃剩的东西让我吃。老板听了很高兴，后来其它茶馆的老板也让我来打扫，我的生活就是靠冒死为别人打扫茶馆来维持。

　　贵州有句话叫“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贵州地形险峻，行路危险，当时乘车来贵州的人们，经过娄山关、吊石台，七十二道拐时，据说下面掉下去的车不少，很多人因此丧命。西去贵州遵义的路上，急于到浙江大学读书的李政道托人帮忙，坐上了一辆免费邮车。开到半路，在翻越一道山梁时出事了。

　　车后的一个轮子飞掉，因为车上有些棍子，像窗户一样，向李政道脸上打过来，很快就被打昏过去。醒来时，车子已经翻在沟里。他一个人躺着，脸已经完全肿了。

　　谁也无法说清楚西迁路上的经历，对这位上海滩的富家子弟产生了多大影响，只知道这位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对人生有一种特别的体验。

　　一有空袭警报大家都纷纷拿着贵重的东西躲防空洞，做衣服的师傅，扛着缝纫机跑，老板的货搬不走，就带着账本跑，教授们带著书稿跑，如汤用彤带着禅与佛教史的稿子跑；金岳霖带着《论道》和《知识论》跑。

　　一天，日本飞机扔下的炸弹将梅贻琦校长的办公室连同旁边的一幢宿舍都震塌了。生与死对于书斋中的联大人来说，仅在咫尺之间。华罗庚一家出事了，炸弹炸到他们家里，幸好华罗庚当时在防空洞不在家里。但是防空洞也被震塌了，把华罗庚埋了大半截。 “投弹百余枚，雾烟大起，火光迸铄，响震山谷，较上两次惨重多多”，吴宓教授将这天的惨状写在了日记里。炸弹炸过的土由于空气的压缩，特别紧，一时不好刨，也不能用工具，最后大家硬是用手抠，把华罗庚救出来了。然而他们已经无家可归了。

　　正当这位数学教授，为一家人的去处犯愁的时候，诗人学者闻一多伸出了援助的手。闻一多跟华罗庚同样是清华的教授，但是过去因为华罗庚搞数学，闻一多搞文学，两个人没有什么往来，但是看到这么种情况，闻一多答应了：就住我们家吧。

　　从1941年秋天起，人们明显发现跑警报的日子少了，一架架涂着鲨鱼巨齿的飞机随陈纳德将军进驻昆明机场。美军来昆明参战了！当时，需要很多翻译员，于是就跟学校商量，要征募一批翻译员，学校先是很为难，不过国家的大事是最重要的，所以就征调了三年级、四年级的学生。为了配合盟军作战，西南联大先后有八百学生投笔从戎。在学生积极投笔从戎的过程中，校长梅贻琦的一双儿女，也奔赴了前线。英语系学生许渊冲有了发挥的机会。

　　许渊冲当时分配在机要秘书室，管情报，那时候越南已经被日军占领了，情报人员来电告诉许渊冲，日本军队在越南的情况，许渊冲就翻成英文，送给陈纳德。有了齐全的情报网络，陈纳德飞行队如虎添翼。不久，又传来胜利的捷报。他们看见日美空军大战，许渊冲把情报给陈纳德，然后他根据许渊冲提供的情报布置飞机，一仗打下来日本很多飞机。

　　梁思成，这位国学大师梁启超的儿子，十五年前的一场车祸造成了他腿部和脊椎的终生伤痛，此刻面对雨中生病的妻子和一双幼小的儿女，他愁肠百结，深感无奈。正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听到雨夜里有人拉小提琴，而且拉的是世界名曲。他断定，这样的人肯定是一个外省人，可能还能够找到一点共同语言。

　　一开门提琴声就停了，梁思成吃了一惊，房间里全是穿军装的青年。原来，他们是空军学员，因为到得早，所以占了好几间房。见了梁思成夫妇，他们立刻就腾出一间房让他们一家住进去了。从此以后，他们和这批空军学员就成了好朋友。

　　从飞行学院的谈话中梁家人得知航空学校请了德国教官，德国教官训练飞行员是用鞭子训练的，他们来诉苦，梁从诫还记得有的飞行员跟林徽因讲述时掉下了男儿的眼泪。　　空军学校一进门，就挂着一个牌子：贪生怕死不进来。进去了之后，命不属于自己了。你是属于国家的了。

　　航校的训练严格得近于冷酷，但学员们也有轻松的时候。

　　那时第十一航校的学生常常一到周末就穿得整整齐齐，排着队到西南联大来找女朋友，然后接女朋友一起出去玩，小伙子们英姿勃发的气质和那一身神气的制服，使他们成为女学生的偶像。甚至有女同学因为喜欢那一身空军制服而去考空军。

　　毕业的时候到了，一张请帖请来了名动天下的学者夫妇梁思成和林徽因。

　　原来，这些空军学子的家长、家庭都在沦陷区，第七期毕业的八名飞行学员，没有一个学员的家长是在昆明的，因此他们就邀请梁思成夫妇做他们全期学员的名誉家长，去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自淞沪抗战以来，中国空军能参战的飞机，已所剩无几。驾驶着由民用机改装的战机，他们甚至来不及参加一次象样的战斗，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那个时候传说空军由航校毕业到战死，普通寿命只有六个月。参加完八位飞行员的毕业典礼后，林徽因夫妇等来的不是胜利的捷报，而是接二连三的阵亡通知书。林徽因强支着病体，为年轻的战士默默哀悼。

　　从梁从诫的回忆中我们得知，黄栋权，那位雨夜拉提琴的学子，是比较早牺牲的一位，他是在昆明空战中牺牲的，而且他牺牲得特别惨，被击落以后，尸体都找不全，梁思成去一块肉，一块骨头地寻找尸体。因为他是名誉家长，这些学员一牺牲，阵亡通知书都寄到他们家去了。

　　抗战后期，作为大后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重庆，已是拥有130万人口的大都市。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走着毫不起眼的建筑大师梁思成。

　　1944年夏天，一排竹筏又把梁思成从李庄送到重庆朝天门码头。这次他不是躲难，更不是逃生，而是受盟军司令部邀请而来。当时，盟军准备轰炸敌占区，盟军司令部请梁思成建议，轰炸的时候要保护哪些古建筑。梁思成当即向司令部交了一张圈了红圈有明确保护标记的图纸。　随后，梁思成又说，还有两个城市我也希望能够保护，但这两个城市不在中国。美国人当时感到奇怪，即问他是哪两个城市，梁思成说：日本的京都和奈良。对梁思成的这一建议，盟军司令部没有当即作出反应。

　　1945年夏季，美、英等国在太平洋上集结了两百万军队。对日本进行持续而强有力的轰炸。因为梁思成的嘱托，日本京都、奈良没有轰炸，日本最重要的这两个有着众多古建筑的古城得以保存。日本人对这件事情非常感激，说梁思成是古都的恩人。梁从诫一次在日本讲台上说：“我父亲做出这个建议是不容易的，我们家有两个人直接死在抗日战争前线。”台下的日本听众听了梁从诫的陈述，都被感动得鸦雀无声。

　　1945年8月15日，重庆的一个早晨。日本天皇讲话，宣布投降。突然而至的喜讯，霎时间传遍中国城乡，街上素不相识的行人，也互相打起招呼，表达他们内心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