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五大自由

  如果要問中國作為弱國，為什麼抗戰沒有失敗。這個應該已有公論：全民共同抗戰的結果。那麼光有全民抗戰就可以取得徹底勝利麼？或者說誰才是打敗日本的主力？這個恐怕又要引起爭議了。俺要說的是，儘管有着全民參與，如果沒有國民政府執行的較為成功的外交戰略，或着說如果沒有外援，特別是後期盟國美國的支持和援助，中國抗戰要想取得徹底勝利，也是不可想象的，說不定大俠諸位現在還在游擊隊工作呢。

  對中國抗戰援助最大的國家，前期應該是德國，後期則無疑是美國。而為中國爭取到兩大國支持的關鍵“公關人員”，並不是博學的顧外長和胡大使，也不是風騷的宋美齡，而是兩戶普通的中國人家。至於緣由麼，且讓俺慢慢道來。

＜聲明＞本文絕非歷史學最新研究成果，如果哪位大俠不認同本文的戲說觀點,大可罵一句“標題黨”。

抗戰前期的中德合作 – 混世魔王的中國情結

    全面抗戰的起點當然是七七事變，但是中國實際的抗戰或者說中日走向民族對決則起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這一時期也可以看作中國的抗戰準備階段，老蔣背負着不抵抗的罵名，既要收拾地方軍閥割據的爛攤子，圍剿各地的紅色政權，又要建設後方基地,整軍經武進行備戰。在這個過程中，德國人對中國軍事建設的援助是實實在在的。咱先看看幾個實例。

國防工業建設 在抗戰早期，中國政府唯一依靠的外國力量只有德國。希特勒上台後，中德簽署了《五年軍事工業發展計劃》。德國軍事顧問為中國經濟建設提供大量建議並參加相關計劃的制訂及實施。他們指出：中國“必先有完整的軍火工業、交通、電訊、郵政，甚至市政與衛生設施。缺乏任何一方，欲建現代化之國軍均將受其阻礙”。中國政府在德國顧問的幫助下，發展起具有相當規模的軍事工業。　在德國人的技術指導與援助下，湖南的煉鋼廠、煉銅廠、機器廠、煉鉛廠、氮氣廠、煉鋅廠和煤礦開辦了，江西的煤礦、煉鎢廠開辦了，四川的煉油廠、酒精廠開辦了，陝西的煉油廠開辦了，河南的煤礦開辦了，湖北的電線廠、電泡及真空管廠、電池廠和電信廠開辦了，漢陽兵工廠仿製德國毛瑟槍生產出聞名遐邇的中正式步槍，南京兵工廠生產出馬克沁機槍，鞏縣兵工廠生產出迫擊炮與防毒面具，南京軍用光學設備製造廠在德國蔡司光學儀器公司的幫助下生產出軍用光學設備，德國人一手包辦的湖南株洲新經濟區生產出各種類型的大炮和炮彈。這些武器質量較好，其中一些的質量都趕上了西方同類產品。此外，在德國科學家與工程師的幫助下，中國軍工科研方興未艾，陸續誕生了各種軍工研究所，開啟了中國近代軍工科研之路。德國人的幫助，效果非常明顯。1935年，國民黨軍隊步槍所用彈藥有半數需進口，到全面抗戰爆發時，輕武器及彈藥已基本能夠自給自足。1936年，德國軍事顧問又幫助國民政府制訂了的《中國工業計劃》，該計劃的實際執行因戰爭干擾而終止。

武器裝備援助 早在上世紀20年代，中德軍火貿易就大量出現，但大多以民間形式進行。進入30年代後，軍火貿易逐漸變為兩國政府行為。1936年4月，中德簽訂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這個合同實際是將先前南京政府與克蘭簽訂的合同升級為兩國政府間的合同，同時由德國政府向中國南京政府提供1億馬克的貨物信用借款。當時，納粹德國正在加速重整軍備，其陸軍需要在中國檢驗其新式武器，國防經濟部門需要獲取並貯藏中國的戰略礦產原料，工業巨頭及軍火商人需要向中國推銷其產品並擴大銷售，這幾方面形成了推進對華貿易的主要力量，並促使納粹政府從後台走到前台。1936年和1937年是中方購買德國軍火的高潮。中國從德國訂購的海陸空軍裝備及軍火物資種類繁多，大到飛機潛艇，小到手槍子彈，幾乎無所不包。據有關報告，自1934年8月中德易貨合同實施後，中方對德訂貨（包括軍火和軍工設備）總值為3.89億馬克，已實施的長期訂單為1.4億馬克，截至1937年10月（注意這時全面抗戰已經開始了），由德國運抵中國的軍火為5000萬馬克。隨後在11月，應中方緊急訂貨，德方從其國防軍裝備中抽調了5300萬馬克軍火啟運來華。12月，德方又啟運了兩批包括十幾架俯衝轟炸機在內的共值4400萬馬克的軍火來華。在中國抗日戰爭的最初階段，至少有1.44億馬克（按當時匯率約合5816萬美元）的德國軍火物資運抵中國，這對加強中國軍隊的作戰能力無疑起到很大作用。

派遣軍事顧問和軍隊整訓 一戰之後，根據凡爾賽條約，德國陸軍最多只能擁有10萬人，大量職業軍人被迫退伍，成為各國爭相聘用的軍事顧問。儘管凡爾賽條約禁止德國人在外國軍隊擔任軍事顧問，但在德國政府暗中支持下，仍有大量德國軍官來到中國，僅1927年12月至1932年8月，先後到中國擔任軍事顧問者就達94人之眾。自1927年底，十年間先後有鮑爾上校，佛采爾上校，漢斯·馮·塞克特將軍及法肯豪森將軍擔任顧問團團長。其中，享有“國防軍之父”美譽的漢斯·馮·塞克特將軍最為出名，他出任老蔣的總顧問後，負責絕大部分軍事訓練計劃。馮·賽克特的原本計劃是將整個軍隊大幅縮減為６０個師，全部為基於德國條例進行良好訓練和良好裝備的師。但實際執行起來存在許多問題，最後由８萬人所編組成的８個師，最終接受了德國標準的訓練，被視作是蔣介石軍隊中的精華。至1937年7月，國民黨中央軍整訓35個師，東北軍整訓了10個師，另有粵軍10個師、川軍26個師、9個獨立旅也進行了整訓。在蔣介石中央軍中有30個師接受了系統的德式軍事訓練，裝備了大量德式裝備，為抗戰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抗戰全面爆發後，德國軍事顧問參與了淞滬會戰、台兒莊會戰、南京保衛戰和武漢會戰，為中國軍隊出謀劃策。日本極為不滿，向德國政府提出抗議：“德國軍事顧問在目前的緊張局勢下協助中國的行動，嚴重地損害了日本軍官們對德國的情感……德國的行為極大地危害了德日合作的政策。”與派遣軍事顧問同時進行的，還有大量的留德人才的培養。比較有名的就是那個“邱瘋子”。

德國對中國的援助當然有國家利益的考慮，但是作為當時納粹元首的希特勒本人對中國的態度則不容低估。有一個例子即可說明。1937年6月，德國和日本剛簽定了反對共產國際的協議。老蔣派孔祥熙為特使到柏林訪問。孔會見戈林時，親日的戈林態度傲慢，孔祥熙深感不快，大聲追問德國究竟是要和中國還是和日本做朋友？兩天后，希特勒在鷹巢別墅接見孔祥熙。希特勒表示：德國在遠東的政策不變；與中國要加強貿易往來，用德國的工業品〔這里是軍火的外交用語〕交換中國的原材料和農產品。對中國的貿易，德國是貸款，而對日本則限定用現金。

希特勒曾說過：“中國人並不能等同於靼韃人和匈奴人，他們是特殊的人種，是有一些文明的人種。”他稱中國人是“特殊的、不同一般的有色人種，理應享受更多的權利”。要說推崇人種優劣謬論的希特勒，為何對當時歐洲人眼裡的“劣等民族”另眼相看，除了他認為雅利安人發源於西藏而中國人與之有點血緣關係外，更重要的是他早年落魄時的一段經歷。

話說希特勒早年以癟三身份流浪在維也納街頭時，曾經受到一家旅居奧地利的中國家庭的無私幫助，這個張姓家庭曾無償的一次提供給他500奧地利帝國先令作為他的學費和生活費用，還常常邀請他到家裡吃飯留宿。當知道希特勒有很好的繪畫天分時，這個善良的中國家庭還主動幫他聯系了聞名的維也納大學，希望能資助他進入大學學習。

他們的無私幫助是讓狂人無法忘懷的。 網上傳過希特勒的一些與中國有關的八卦逸事，由於無法求證，貼在此處供大俠們娛樂。

喜歡孫子兵法 希特勒對中國古兵法和書籍非常喜愛。據他的隨行秘書說，經常可以在這位帝國元首的床頭看到德文版的中國書籍。希特勒在視察法國占領區和訪問意大利時都曾隨身攜帶孫子兵法的簡譯本，他還經常挑燈夜讀並寫了大量的閱讀筆記。在任命隆美爾為陸軍元帥暨北非方面軍總司令時，他也曾送給這位名將一本帶有自己注釋的孫子兵法簡譯本，讓這位忠心的將領感激涕零。

鄙視日本看好中國 在軸心國結盟的初期，希特勒並沒有預料到日本的發展會如此迅速。當時在美茵茨的軍事基地里，他曾私下對自己的秘書長阿姆施太朗說過和這種國家結盟簡直是恥辱，他們只會在海邊打魚!儘管迫於意大利的壓力與日本結盟，但納粹德國對中國政府的態度一直都相當曖昧不明。甚至在得知南京淪陷後，德國還曾秘密支援了國軍一些包括I號坦克在內的德制武器。有意思的是，希特勒甚至在和一些重要將領的信箋中，提出了二分天下的設想：以巴卡斯坦(波蘭東部與前蘇聯的交界)為界，西方(歐洲、中東、北非、大西洋西岸)為德意志第三帝國領土，東方(亞洲、小亞細亞、印度、太平洋西岸為中華民國領土)，德中共管世界。

喜歡中國茶葉 1943年希特勒在波蘭療養時曾收到一個商人進獻的極品中國茶葉，從此對中國茶情有獨鍾，雖然在公共場合為了保持日耳曼優秀傳統而飲用咖啡，但私底下大家都知道茶葉才是元首的最愛。因此也一度引起了一股中國風的盛行。英國的特情機構MI6也曾策劃用攙入劇毒的極品中國茶葉對希特勒進行暗殺的行動，但最終被蓋世太保察覺並破壞。

季羨林大師就曾回憶說，當時極端排外的德國蓋世太保不太找中國學生麻煩，甚至開戰後亦然。1936年奧運會，德國出資幫助中國代表團，這些也是事實。儘管後來希特勒為納粹國家利益，逐漸滑向聯合日本，與中國宣戰的不歸路。但他對中國的抗日戰爭，從客觀而言，是有幫助和貢獻的，對於這種貢獻不能因為西方史學家的貶毀而視而不見。而使目空一切的狂人產生對中國的最初好感的，無疑是那個普通的張姓人家。

三流國家兩級跳 － 抗戰後期羅斯福給中國的知遇之恩

當德國人大力支援中國抗戰的時候，看看美國人正在幹什麼。抗戰前期，美國不僅沒有援助中國，反而成為日本侵華的幫凶。1931年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美國只是在口頭指責下日本以掩人耳目，但卻與日本密商諒解。胡佛總統宣稱：“日本方面也有些道理。我們與它的友誼是由來已久，根深蒂固的。我們應該友好地考慮日本的處境……日本為保衛日僑生命財產的安全起見，對滿洲的進兵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是不能提出異議的。”同年，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日本三井集團以90多萬美元的價格購買了杜邦公司氨炸藥的配方。美國還把價值14萬美元的槍炮彈藥，600萬美元的軍工設備，7000萬美元的鋼鐵，1600多萬美元的石油賣給日本。從1931年到1932年底，美國向日本供應了1.81億美元的軍火。美國對日貿易額從1932年的6400萬美元上升到1937年的6.3億美元，5年間增長近10倍。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美國的對日貿易，尤其是對日戰略原料的輸出仍不斷增加。自1937年到1940年，美國輸至日本物資總額共9.867億美元，其中軍用物資占7.039億美元。美國金融家與企業供給日本大批軍火物資，用來屠殺中國人民。陶行知訪美演講時說過：“我回國參加抗戰去了。如果有一天我被日本炸彈炸死，請你們不要忘記，我身體的百分之五十四點四是被你們美國炸死的。”

日本經濟極為依賴美國，如果美國要幫助中國抗戰，只要對日本實行經濟制裁即可。但實際上，美國一直扶植日本，希望日本北攻蘇聯，而美國金融家與企業則唯利是圖，用中國人的血肉換取自己的金錢，從日本侵華戰爭中賺取暴利。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希望通過日本驅逐英法在亞洲的勢力，有意讓中日兩國通過持久的消耗戰損耗實力。美國的利益在於讓中日兩國糾纏不休，因此中日任何一方迅速獲勝或失敗都不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坐山觀虎鬥，自己卻兼收道義與利益上的雙豐收。

對這種情況，羅斯福任總統後是力圖改變的。早在1933年1月，老羅還未上任，就約見了當時的國務卿史汀生，表示他支持“不承認主義”的對日政策（即不承認偽滿）。老羅的顧問如莫利、特格韋爾對他的做法大惑不解，問他為什 麼接受史汀生的遠東政策，老羅說：“我總是深深地同情中國人，你們怎麼能期望我不同意史汀生的對日政策呢？"

老羅對扭轉美國孤立主義的外交政策，以及抗戰時作為盟國對中國的援助，還有飛虎隊對中國抗戰的貢獻，相信稍微有點常識的人都耳熟能詳，無須多說。要說老羅作為大政治家，在對華政策中沒有感情因素，鬼才會相信。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

老羅的女兒在其回憶錄中寫道：“父親一向對中國人民懷有崇高的敬意，並且對他們的問題和開發他們潛在 資源的可能性有濃厚的興趣。”在開羅會議期間，當史迪威問起他的對華政策時，老羅大談其外祖父從前在中國經商的老話：“不錯，我們早已和中國交了多年的朋友，你們知道，我也有一段與中國有關的歷史 。我外祖父到過那裡……他賺了100萬美元……”。滿腔怒火的史迪威在他的日記中寫道：“ 老天爺，他真是糟糕透頂，我們走出門的時候快要嘔吐了。”對老羅的中國情結頗有微詞的並非史迪威一人。許多人認為，老羅“在中國事務上感 情用事、膚淺、不現實”。 英國外相艾登抱怨道：“我們有強烈的印象，認為只是由於他對中國的感情，總統才力圖引導他的人民承擔國際責任”。

更為可貴的是老羅對中國重建大國地位的提攜。老羅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中國歷史已發展到一個轉折的關頭。儘管中 國當時還很貧窮和落後，但偉大的中華民族的復興即將到來。許多人對他這種“浪漫的中國 幻想”不可思議，但他對此仍矢志不渝。在公開的外交場合，他多次強調：就人口而言，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就領土而言，中國是亞洲最大的國家。雖然它因長期的治理不當而 蒙受了挫折，目前的地位軟弱，但這個擁有五億勤勞人民的古老大國註定要成為遠東的強國，為人類的文明與發展作出貢獻。

老羅的對華政策有兩個方面：一是他的軍事戰略，即聯合中國對日作戰；二是他的政治戰略，就是承認和支持中國的大國地位。因此，扶植中國的大國地位是老羅對華思想的重要方面。在戰時和戰後，為了籌建國際組織和在東方實現穩定和繁榮，老羅大力支持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與俄、英、美三個強大的西方盟國具有同等地位的大國。老羅還倡導聯合國以“警察委員會”作為支柱，他設想把世界劃分為幾個地區，每個地區都有一個或幾個大國維持秩序，這些大國在本地區具有特殊的權利和責任。老羅認為，美 、蘇、英、中四個國家可以擔當大國的角色，美國主宰西半球，英國管理西歐，並託管其前 殖民地，蘇聯維護東歐及東北亞地區的安全，中國在亞洲，尤其在遠東地區發揮作用，而有關全球性的和平和安全問題，四大國將共同協商解決，這就是老羅的“四警”制思想。看看今天中國在安理會的地位，是否有老羅設計的影子？

二戰期間，三巨頭對中國的重要作用，無疑都有深刻認識。至於利用完中國後如何給點好處，各人的態度是大有不同的。丘吉爾一聽到有人說中國是四強就嗤之以鼻，斯大林則在利用中國人擋子彈的同時，背後卻和日本人私自媾和，又在雅爾塔會議上將中國人狠狠地捅了一刀。如果沒有老羅的大力提攜，光憑笨拙的老蔣和中國作為三流國家的實力，要想獲得二戰後那麼高的國際地位，恐怕並非易事。儘管後來有雅爾塔會議上出賣中國的敗筆，老羅對中國的知遇之恩還是應當被國人銘記的。

要說為何老羅對中國那麼友好？上文已經提到過，這也要歸功於他們家族早年的一段經歷。老羅的外公沃倫·德拉諾是一位商人，因為在美國經營不善，來到中國淘金。沃倫在廣東十三行受到一位中國生意夥伴伍秉鑒的幫助，後來發了大財。沃倫還把自己的小女兒，也就是老羅的老媽接到中國內地和香港，住了很長時間。受此影響，老羅從小就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深厚的興趣。在老羅孩提時代，家中擺滿了從中國帶回去的紀念品，從招呼全家人吃飯的銅鑼，到少年羅斯福的第一本集郵冊，不一而足。

可以說，一個人從孩提或少年時代產生對某人或某國的感性認識，是促成他後來的深刻了解和理性認識的開端。

國人應當以什麼心態學習外國或與外國人交往？

俗話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小人物決定大歷史，兩戶普通中國人與外國人交往時，絕對不會想到他們會對兩個大人物，從而對自己民族的命運產生如此重要的影響。

不過由此得出兩位普通人家幫中國贏得了抗戰的結論，確實有點雷人，因為外交和政治歸根結底是為國家利益服務的。但這句話是如此地正確，正確地如一杯蒸餾水一樣乏味。真要那麼簡單，外交就由數學家和圍棋高手來搞好了。可以說外交人員特別是高層人物的個人喜好和認知，很大程度上影響着外交政策，這也是公關和遊說的必要性所在。

說到這裡，才引出了本文的正題，即開放後的中國人，究竟應當以什麼心態看待外國和與外國人交往？

在俺看來，華人在與外國人交往中存在兩個誤區。一類人是太把自己當回事，其心態好比北京老太太說“四川人民生活得怎麼樣啦？”一個個不自覺地將自己作為駐外大使看待，與外國人交際和交流時充滿顧忌和“為國為民”般的功利心。

另一類人則出於懶惰心理，出國十幾年還學不會外語，自始至終生活在華人的小圈子裡（當然很多人可能覺得確實不必要），因此他們對所在國的認識也難免是變形的。可笑的是，有些人往往又以過來人自居，對同胞談起外國的負面認識頭頭是道。這種情形，好比作為美國人的章家敦在中國。這廝身為華裔，在上海生活20年卻不會說漢語。最後根據道聽途說得出“中國即將崩潰”的高論以取悅美國人，沒想到自己成了笑柄。

中國人正常的心態應當是，把周圍的外國人當普通人看待，在平等的原則下以平常心真誠地跟人家交朋友。走到外國的人，則應當努力學習外語，深入地了解所在國的風土人情，認識世界，也認識自己。只有千千萬萬中國人以平常心與外國人交往和交流，向外學習的同時，築起中外友誼的橋梁，中國人的開放才算是到位了。

當然，這一建議不適合以下四種人。

一是名人，如果你執輿論界之牛耳，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或者網上傳點你的艷照，就讓小記們高興得做夢都在發財，那可要注意言行了。二是掌握大權的官員，比如大筆一揮，就可以將幾十億的大單拋出。三是從事007工作的人，小心酒後失言，中了美人計！四是掌握高度機密技術的人，比如殲20設計師。

大俠們不妨自問一下，您是上述四類人嗎？

＊注本文是受了山哥大作 “兩個和尚與一個偉大王朝”的啟發，因前段時間事忙，且對希特勒的那段歷史無法求證，拖到今天發出。有大俠了解出處的，請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