曇花夢 ——“民運”水晶城鬧劇 孔凡 1993年1月四日—31日。 美國。華盛頓近郊的水晶城。 春寒料峭。雖是大地回春之時，但大西洋的彼岸仍是北風呼嘯，寒氣襲人。燈 紅酒綠的大街上人影稀少。位於城中的四星級豪華飯店——凱悅飯店，突然一下子 冒出了許多黃皮膚、黑頭髮的中國人，熙熙攘攘，煞是熱鬧，仿佛在舉行什麼重要 的活動。 是的，一些參與“八九政治風波”的所謂“精英”和“民運”分子正在這裡舉 行海外兩大反動組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簡稱“民聯”，下同）和“中國民主 聯合陣線”（簡稱“民陣”）的合併大會。圍繞這次大會，這些一貫標榜“民主、 自由、人權”的“精英”為了爭權奪利，在會場內外使盡了種種卑鄙手段，拉幫結 派，搞小動作和陰謀詭計，致使會議亂成一團，幾乎“流產”，上演了一場褻瀆民 主的鬧劇。 綜觀這次大會的整個過程，風波迭起，群醜亮相，令人拍案稱奇，是一個絕好 的反面教材，它有助於人們認清這些“精英”的真實面目。現將其中一些內幕整理 出來，讓大家看看這次大會是怎樣為民主論證的吧。 “咱們都有點良心好不好？” 2月28日，來自美、英、法、德、日、澳、加、比、荷、西等十幾個國家和地區 的150名代表到達凱悅飯店報到。晚上，“民陣”和“民聯”分別在萬潤南和於大海 的主持下召開了兩組織的最後一次會議。接着，兩組織聯合工作委員會召開了籌備 會，通過大會議事規則，並選舉大會主席團。 29日上午，大會正式開幕。除與會代表外，受邀出席會議的還有美國參議員戈 登及流亡的“精英”分子劉賓雁、陳一諮、劉青。柴玲、王若望、李錄、沈彤、項 小吉、蘇曉康和剛到美國的郭羅基、鄭義，以及香港《百姓》雜誌社社長陸鏗等。 會場前的演講台上，左右分別掛着“民陣”、“民聯”四字，正中卻懸掛着美國白 宮的圖像，表現出這些人對權力的野心和夢想。 首先發言的劉賓雁本想給會議打打氣，出口卻是一個“難’字。“中國人能夠 聚在一個地方集會、說話、結社，很難得。也許我們不能面對的，是我們在有了自 由之後仍然很難說話”。三年來的“民運”歷史已證明了，“說真話很難，說公道 話更難”。在談到海外“民運”組織內部的種種醜陋現象時，劉賓雁大呼一聲： “咱們都有點良心好不好？”好似一聲哀鳴，狀極淒涼，使得開幕的會場上罩上了 一層陰影。 當劉賓雁慷慨激昂地在台上呼籲道德形象時，各派勢力的爭鬥已經開始了。被 稱為“倒萬（萬潤南）派”核心之一的朱嘉明在大廳右角與三人竊竊私語，而劉賓 雁的“同路人”胡平則在與兩名代表商談。預示着各方的較量即將展開，好一派山 雨欲來風滿樓的勢頭。 果不其然。開幕式一結束，只見大會主席團兩主席於大海、朱嘉明便吵了起來。 伍凡、吳仁華、陸鏗站在一旁。 “你他媽的為什麼讓劉賓雁講話？”朱嘉明罵道。 “你憑什麼罵人？”於大海也不甘示弱。 “我們商量好的，儘量少讓來賓講話，你為什麼讓劉賓雁講話？” “支持民主人權的總得有個人講話，方勵之沒有來，我當然請劉賓雁。這沒什 麼不對，即使你認為有什麼不對，也不應該罵人。” 伍凡也許覺得陸鏗在場聽到不方便，說：“有話我們那邊去講。”便和吳仁華 一起推着朱、於二人到一個角落去了。 這時，一位歐洲來的代表笑嘻嘻地問陸鏗：“你為什麼不在大會上講幾句話？” 陸：“剛才蘇偉和曉康也提出了同樣的問題，朱嘉明不讓講，你難道沒聽到？” 徐邦泰馬上接話：“陸大哥，不是不讓你講，他指的是劉賓雁。” 陸說：“那更不對。即使劉賓雁某些話講得過火，於大海已補了幾句，肯定了 民運是在前進；朱嘉明憑什麼罵人。” 劉賓雁是作為“貴賓”和“民運”組織的支持者講話的。可是他的講話卻又戳 着了一些人的痛處，這便有了朱、於對罵的風波。 代表資格屢生風波 此次大會中，圍繞代表的資格問題，風波不斷。已被“民聯”開除盟員資格的 華夏子竟然也跑去參加會議，並在大會的第一日便將她的千言申訴信貼在賓館大廳， 旁邊還有她撰寫的長達萬言的有關中國將來成為聯邦制的草案，只是標題的邦字寫 成了？幫”，讓人啼笑皆非。更為可笑的是，並非正式代表的華夏子最後還參加了 新組織主席的競選。 不久，在其申訴信周圍又陸續出現別人的批註及其他材料，匯聚成一片條幅和 小字報，將整潔、漂亮的賓館大廳貼出一塊“民主牆”。凱悅飯店自1981年建成使 用以來，還是頭一次見識如此舉動，不知如何處理是好。 大會開幕當天便傳來了澳大利亞的十幾位代表因美方拒發籤證不得來美的消息。 原來，有人冒用方勵之、劉賓雁的名義，向美國駐澳大使館發出封傳真信，謂部分 澳洲代表有移民傾向。方勵之和劉賓雁兩人過去曾經為澳洲代表來美簽證之事，致 函美國國務院請求給予方便。而這封冒名信卻表示不能保證這些代表是否滯留美國 不歸。徐邦泰、朱嘉明親自跑到澳洲說，澳洲代表不與會也不會影響大會進行。結 果大部分澳洲代表的護照被美國拒簽，只有少數人報到。而炮製這個騙局的人另外 拉了十幾人填補這些空缺。為了握有更多選票，“荷蘭的張英（又名伍作人）冒充 民聯成員，由徐邦泰出具假證，證明他是民聯成員，在會場上遞補為正式代表。經 民聯組織幹事楊巍出面指證，民聯在荷蘭沒有分部，伍不是民聯成員之後，伍作人 的代表資格在大會上宣布取消。”“民聯”如此，“民陣”也不清白，“韋祖良的 假代表身份被前民陣監事錢達當場揭發。”醜聞曝光，會場像炸了鍋似的，亂成一 團，憤怒、咒罵聲不絕於耳。在30日晚的大會上，澳洲代表為資格問題差點發生肢 體衝突。 對此，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海外“民運”資金贊助者之一）的一位先生 感到很失望，對一“民運”分子說：“我們對你們中國人自己內鬥花樣百出，真是 服了。不過比起越南人還是技高一着，越南人是用刀子殺，中國人是用計謀來整對 方。” 原來，澳洲的一些代表屬於“擁萬派”，是萬潤南的鐵票。因此，“倒萬派” 就使出小動作，暗中破壞，使澳洲的萬系代表無法到會。在會上有人提出了要在澳 洲設立分會場的要求，又被大會主席團否決。很顯然，在代表資格問題的較量上， “倒萬派”占了上風。 “民運”低潮與王若望其人 談這次“民運”組織的聯合風波，就不能不先了解海外“民運”的總體情況和 背景。 海外“民運”曾在1989年熱鬧了一陣，但隨着內部醜聞不斷曝光，如“民陣” 組織內部派系橫生，財務混亂，吾爾開希拿着捐款大吃大喝、玩女人等，很快就 “喪失了公信力，變成由幾個人把持的小集團，以維護他們個人的利益”，而每況 愈下。罩在“精英”們頭上的光環和桂冠很快褪色，暴露出他們的真面目，再也無 法吸引人們的注意力。在此我們不妨引用“民運”骨幹分子馬大維在大會前所寫的 一篇題為《放棄內鬥，重整民運》的文章中的一段話：“三年中，我看到不少人把 投身民運作為今後回中國去做官的政治投資，因此權欲薰心，導致走火入魔，從而 開始對某一個人、某一個團體產生猜忌；在權欲薰心之下，開始用文革那一套人整 人的方式來對待自己的戰友。頭上戴着一項民運‘高官’的帽子，四處頂着為民主 運動宣傳的帽子，其實到處拉幫結派，封官許願，結成私黨，為的是打擊別人。…… 對他們來說，這是一番你死我活的鬥爭。” 在這種亂成一鍋粥、斗得七零八落的情況下，“民運”急需一個有感召力的領 袖人物來重新整合海外“民運”組織，而大家一致看好的方勵之在到達美國之後則 堅拒出山的遊說，表示不願攪這灘渾水。加上經費不足，醞釀已久的兩大組織的聯 合也一再延期。 1992年8月，被稱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祖師爺”的王若望到達美國，給處於焦頭 爛額狀態中的海外“民運”注入一支興奮劑，許多人視王為“民運”的“救星”。 鑑於王若望沒有派別色彩，“道德形象”較“佳”，很多人希望他出山來挽回頹勢， 重整旗鼓。 這時，徐邦泰曾多次登門拜訪王若望，請他出山競選“民陣”。“民聯”合併 後的主席。最初提出三種選擇：一是像方勵之、劉賓雁那樣致力於人權二是擔任名 譽主席，三是競選主席。當時王若望表示選擇第二種，徐勸王要多看看，不要草率 決定。第二次在黃雨川家，大家促王出來整合“民運”，黃提議由王任主席，萬和 徐分任副主席，徐表示全力協助王工作，並和萬搞好關係。徐除力主王競選主席外， 還向其他人作了推薦。在“民陣”、“民聯”聯合工作委員會上，於大海也提議支 持王出面競選主席，並得到了萬潤南、朱嘉明等人的贊同。正是在徐邦泰的推動和 遊說下，自我感覺良好、躊躇滿志的王若望“不孚眾望”，最終決定參加競選。 王若望在表示了競選的意願後，就風塵僕僕地前往世界各地遊說，作“環球民 運之旅”。王先後去了歐洲、澳大利亞、香港和台灣，自詡為“東南西北巡”。 這位王先生所到之處，對海外“民運”多有指責，得罪了不少人，再加上隨着 曝光率和演講次數日多，人們逐漸發現他“名聲大但肚裡無貨，炒來炒去一碗粉條， 無創造力”。而王若望在台灣“為了拍國民黨的大腿而不惜放棄任何道義原則”， 去打“方勵之的屁股”，更是遭人非議。方勵之說國民黨應該向大陸老百姓檢討， 意思是承認國民黨的正統，可惜把江山丟給了共產黨。王若望卻以為方勵之是在批 評國民黨，因而指責方勵之，拍馬屁拍錯了位置，反而損壞了“光輝”形象。真可 謂聰明反被聰明誤。 一直到大會開始時，王若望還是信心十足，成竹在胸，自以為台灣之行不僅見 到了李登輝，還為大會拉來了八萬美元的經費，所以沒有進行競選活動，連和代表 拉拉手、說句拜託的話也沒有。在大會第一天的晚宴上，艾端午說，王應趁此機會 表個態。這句話不知什麼人傳給了王，王若望得意洋洋地向大家宣布：“我已經報 名參加主席競選，請大家投給我神聖的一票廣 王若望仍然一心想圓主席夢。殊不知等待他的竟然是屈辱！ 徐邦泰自食其言 就在王若望滿懷期待地等着當主席時，會場內外已開始有人展開活動。有人說， 王年紀大了。有的人還指出王的太太羊子很可能插手干政。徐邦泰一改支持王若望 的初衷，想自己競選主席。總之，有一股勢力不想讓王擔任聯合後的主席。王若望 也很快知道了其中的變化，頓覺騎虎難下，遂將此情況轉告好友陸鏗。 而陸鏗剛到達飯店的大廳，伍凡就拉着他說，現在的形勢是王若望不一定能贏 胡平（原來報上公布的競選主席的名單是王、胡二人），因此要由徐邦泰來對付胡 平，希望王能同意出任名譽主席，希望陸利用其同王的私交去說服王。陸當即表示 拒絕，發覺情況不對勁，遂在29日下午找徐邦泰和朱嘉明約談。 陸一開口就衝着徐邦泰說：“邦泰，你們把若望拉上去了，現在又想拉下來， 果如此，你會變成千古罪人。”徐表示，他還是支持王出來，但是，如果主席、副 主席分開選，即使支持他的票都支持王，也不一定能打敗胡平，因為萬潤南掌握的 票很可能改投胡平，再加上胡平自己掌握的票，那王就可能會輸。因此，準備搞混 合直選，主席、副主席一起選，得票多者為主席，其次為副主席。 朱嘉明則直截了當地提出萬潤南的問題，不希望王若望跟萬潤南搞在一起。原 來，他把王劃人萬派勢力里去了。而王若望也確實考慮以萬潤南和馬大維為副主席 的搭檔參加競選。徐邦泰重申：如果大會決定搭檔競選，一正一副，王和他搭檔， 一定能取勝但如果大會決定進行分開選舉，他就要競選主席。就在朱離去的霎那， 徐跟陸說：“其實我對萬，並非絕對排斥，主要是他（指未），他當然知道。” 30日，朱嘉明與朱培坤前去王若望的房間進行溝通。兩朱談話的重點是堅決排 除萬潤南進領導層。朱嘉明在談話過程中還算客氣，而朱培坤則充當炮手，用威脅 的口氣說，如果王若望的搭檔中有萬潤南，那王若望也別想當選，“我們有90張鐵 票，你不聽我們的話就完蛋了。”妙的是，朱培坤既非代表，又非貴賓。 萬潤南與朱嘉明的矛盾由來已久。當兩大組織決定合併時，“民運”分子中就 傳出了萬的一切活動主要是為自己拉票，有的甚至喊出“誓死保衛萬潤南”的口號， 而“反萬派”的目標就是要粉碎萬的計劃。雙方劍拔弩張，幾達白熱化的地步。再 加上胡平、徐邦泰、嚴家其等各自的派系、人馬，錯綜複雜，令人眼花繚亂，目不 暇接。 31日，大會討論選舉辦法。最後，否決了混合直選和搭檔競選，採用主席、副 主席分開選舉的辦法。徐邦泰告知王若望說：“我不得不報名參選了！”王答： “這是你的自由。但是，你自己的許諾，你自己違反。當時，你對我是如何推崇， 結果你來個180度大轉彎，後果要由你負責。而且，你這樣背信，今後你要承擔責任 的。” 於是，徐邦泰正式報名參加主席的競選。他在競選演說中表示，他和王若望之 間只有協商，沒有契約。在謙讓和責任之間，他選擇了後者。對此，很多“民運” 分子認為，徐違反自己的諾言，是“背信棄義”、“道德的墮落”，“為民運中爾 虞我詐的行為開了綠燈”，應對這次會議的結果負責。 差不多同時，萬潤南也接受了陸鏗要他退出競選的勸告。因為反萬已“形成一 股勢力”，“為什麼還要死乞白賴地參選呢”？與其受辱，不如主動退下。萬接受 了建議，但表示對方對他造謠很多，因此要在競選發言時把話講清楚，然後宣布退 選。 出人意料的是，萬迎面碰到朱培坤，朱以咄咄逼人之勢說：“兩年之前我們輸 給你（指‘民陣’二大選舉），我們認了。這次你輸定了，希望你好好認輸。”旁 邊一位年輕的代表聽了一面搖頭一面說：“太過分了！” “退出！退出！……” 在這次會議中，最精彩的部分當推31日夜進行的選舉。 選舉開始前，先選舉工作人員。有人提議，不要男士，只要女士。於是，6名花 枝招展的美女站在台前，拍照者蜂湧而上。接着，大會主席宣布，選舉完畢後要大 肆慶祝，按聖誕節的風俗，到時男士可以隨意擁抱女士。台下有人補充，女士也可 以擁抱男士。會場頓時活躍起來，打情罵俏聲，不絕於耳。 接着，王若望帶領5名候選人進入前台，開始演講。 華夏子以朝鮮語“晚安”開始了她的演說，談女人參政，認為女人應該跟男人 比試比試。 徐邦泰對其十大競選綱領侃侃而談，呼籲大家投他一票。 王若望表示自己之所以在垂老之年來支持“民運”，是“民運”的聲譽不太好， 他決心在道德上、財務上改善“民運”組織的形象。但是，一些人向他沒污水，發 動進攻，欺人太甚，不得不作出無可奈何的決定，宣布退出競選。 岳武歷數個人在大陸為“民主”所作的貢獻，以及在海外所受的冤屈。 胡平作最後演講。他表示，雖然王若望退出競選對他的當選帶來了相當大的機 會，但是他對王退出競選的理由深有同感，所以也宣布退出竟選。 胡平說完後，王若望帶頭走出會場，就在這一霎那間，40多人；蜂擁而出，整 個會場像炸了鍋似的。繼胡平、岳武宣布退出競選主席後，原來宣布競選副主席的 馬大維、錢達、萬潤南也退出了會場。只聽擴音喇叭里吼叫着：“民陣洛杉機支部 退出！”“民陣紐省支部退出大會！”“瑞士分會退出！”“日本民聯分……” “原民陣理事會歐洲地區召集人和德國代表退出本次會議。”一位掛着貴賓條子的 人特別熱心地向周圍的人介紹：“這是廖天琪的聲音，德國漢學家馬漢茂的太太， 她完全沒有利害衝突嘛！主要是看不下去了。”有人嘆息“完了”、“分裂了”。 此時場內氣氛已經難以控制，秩序一片混亂，叫喊聲、辱罵聲、哭聲……響成一片， “有人抱頭痛哭，有人跪地求情，一位叫許英朗的代表突然用頭撞牆，作自盡成仁 狀”。 更妙的是大會執行主席姚勇戰在麥克風裡把維持會場秩序說成“維持市場秩序”， 令人忍俊不禁。他發覺說錯了，自我解嘲地說：“我也糊塗了。”從另一角度來看， 姚某並沒有糊塗，當時的會場可不就是亂糟糟的市場嗎？他們的爭權奪利與市場上 的討價還價又有什麼不同呢？只是比市場骯髒而已！ 會議在幾十人缺席的情況下進行了選舉。經過如此複雜曲折的廝殺，徐邦泰如 願以償，當選為主席，楊建議和張伯笠當選為副主席，合併後的組織名稱為“中國 民主陣線”。 嚴家其一鳴驚人 這時，主席團宣布向大會提議請王若望擔任合併後新組織的名譽主席，全場鼓 掌。 “我反對！”突然，一聲大喊響徹整個會場。 眾人為之一震，掉頭一看，原來是嚴家其，不禁目瞪口呆。 只見嚴家其抖地一下站起來，衝上前台，聲色俱厲地說：“王若望從他的歷史 看出來，從來就不是真正的民主派。他的腳跨出大廳門檻的那一刻，他的政治生命 就結束了！民主運動不需要救世主！” 會場又是一陣掌聲。兩次掌聲，一次擁護，一次反對，反映了代表們的情緒已 經完全失控，而執行主席如同前一位的自嘲“我也糊塗了”一樣，沒有將提議付諸 表決，也沒有宣布通過。平日一再強調的“民主程序”，也隨風而去了。 鄭義坐在後排，聽見柴玲氣憤地表示：嚴家其怎麼能這樣說話呢？太不像話了！ 開會的12萬美元都是老人去要來的呀！ 一聲沉重的聲音，來自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問學者一一何必相殘如此！原來是看 到了於大海在主席台上揩眼淚。 謠言滿天飛 為了打擊對手，各方不惜造謠中傷。在王若望等退出競選之後，大會即傳出王 若望、胡平、萬潤南開秘密會議商量退選之事。據胡平說，事實是整個會議三人從 未坐在一起過。 旁聽大會的曹長青說：“我住在會場所在的飯店三天，會場上和天安門廣場一 樣時時謠言橫飛。一位美國記者曾對我說，他在天安門廣場上一天聽到的謠言比他 一生聽到的要多，而我在這三天會場上聽到的謠言比我一年中聽到的還多。” 看來，這些“精英”分子的伎倆並不高明，他們在策划動、暴亂反對共產黨時 故意製造謠言來煽風點火，蠱惑人心，以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從他們的立場 來看，似乎還可以理解。但對於自己的同夥，他們何至於如此呢？故而有人痛心疾 首，發出了“相煎何太急”的悲鳴。這裡有馬大維的一段話，道出了“精英”們的 心底之言：“在將來的民主運動中，會扮演什麼角色。他們覺得這是一次很重要的 定位，現在不占據這個位子，將來回到中國就沒有位子了。”“有些人是不肯做事 情，光寺位子。”原來他們所謂的“自由”與“民主”，就是個人的“位子”！為 了這個“位子”，可以下毒手，使絆子，爭得個你死我活，哪管什麼國格與人格。 對於會議的結果，大多數“民運”分子表示意外。會前，有人表示樂觀，認為 經過幾年的風風雨雨，“民運”較以往成熟，預測合併會上將“不致出現往年為主 席之爭而劍拔弩張的情況”，結果跌破了眼鏡，貽笑大方。有人本來對聯合也不怎 麼看好，可斷沒有想到會出現如此多的醜聞，致使大會“難產”。 王若望在退出選舉後這樣寫道：“在民陣民聯合併代表大會上，我決定退出主 席的競選，作出這一決定，是不得已的，對我是極為痛苦的。”徐邦泰、朱嘉明、 嚴家其“他們一手導演了這次分裂，封殺一切反對的人”。這位王先生這回算是真 正領教了“民主”的滋味。 曹長青在談到對會議的觀感時說：“原來我對大會抱很大希望，但我在會場上 看到有一半人哭了，三分之二退場了，我很痛心。……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可 以不計後果，不計名聲長久。如不反省，海外民運將很難深入開展。” 劉賓雁說：“對大會結果我並不感到意外。這幾年我雖未參加民運，但在某種 程度上常發生接觸。民主基金會問題至今未解決，我曾寫過有關文章，在寫作過程 中，我遭到不是基金會成員或某些基金會成員的阻撓譴責，使我從中看到和經受了 一些極端不民主的嘴臉。……在海外這幾年，有的人已經完全變成了披着學者外衣 的政客或政客學者，……他們想的是有一天能成為權力的核心，儘管他們的權力是 如此微不足道，離大陸政權那麼遠，但這麼小的權力卻讓這些人利慾薰心！” 當然，感到失望的不僅僅是“民運”分子，還包括“民運”幕後的那些“黑手”。 美國之音和BBC派去專門採訪大會的記者在熬了三天三夜後，看到如此結果，不禁在 一旁干着急：“怎麼會這麼糟？”長期以來，台灣方面一直積極插手海外“民運”。 對這次合併台灣作了大量準備工作，“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秘書長陳惠青到 會致辭，甚至大會的工作人員都是由“大同盟”美東分會擔任的，以便達到控制 “民運”組織，為其反共服務的目的。在付出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之後，台灣 面對“民運”的分裂局面，又能得到什麼呢？除了埋怨“民運”分子不爭氣以外， 大概只能是打掉牙齒連牙帶血合口吞，自認倒霉吧！ 餘波未盡，內鬥繼續 合併大會結束了，但是“民運”內部的矛盾更加激化了，裂痕加深了，形式上 “合併”，實質上卻更加分裂了。 2月2日下午，對徐邦泰背信棄義做法不滿的原“民聯”主席於大海在紐約表示 不與徐合作時說：“徐邦泰自食其言，要與王若望一爭高低，一些幫徐邦泰競選的 人更是從多方面攻擊王若望及其夫人羊子，所表示出來的政治道德極為低下。”並 宣布：“只要徐邦泰還在台上，我不會接受《中國之春》社長之職。” 2月4日，退出副主席競選的馬大維在洛杉磯召開記者會，表示合併大會不合法， 南加州“民陣”、“民聯”支部不承認新組織。 2月13日晚，“民聯”紐約分部召開盟員大會，表示不能接受在盟員之間的關係 上因沒有“契約”不受法律的約束就可以不顧良知信譽等道德約束的辯解，認為民 主應該建立在公開、合理、公正的基礎上，而不應在爾虞我詐的密謀中進行。決定 在澄清是非和事實之前，對聯合大會的選舉結果表示質疑，保留進一步發表觀點的 權利；其組織名稱、工作和活動仍按原狀繼續進行。 2月20日至21日，“民聯”、“民陣”在澳大利亞的各分部在悉尼召開聯席會議。 會上，承認新組織的騰正平、鄭郁等與反對者展開了一場混戰，大打出手，致使一 人血如泉涌，待警方趕到，方才制止這場群毆事件。事件發生後，會場所在的酒店 老闆、一位老華僑憤慨地表示：“你們丟盡了中國人的臉！我經營酒店30多年，從 來沒有聽聞這麼丟臉的事。” 與此同時，退選派同當選派在紐約進行了兩場大辯論。萬潤南說，你活，我也 活，大家協商解決問題，重新再整合，對當選派趕盡殺絕的作法表示不滿。呼延民 反駁說，聯合大會不是分贓會，是民主選舉，如協商就不需要代表出席，指出退選 派總是將道德放在嘴上，不談合法程序問題，為了幾個人的烏紗帽沒擺平，大打世 界大戰，這才是道德的徹底墮落。雙方你來我往，互不相讓，彼此攻汗，最終也沒 有辯出個結果來。在大會上退出主席團的原“民陣”德國分部主席齊墨回德傳達了 大會經過後，“民陣”德國分部“決定不承認大會產生的新組織和新領導，德國分 部將與歐洲的法國、丹麥、挪威、瑞典、瑞士、英國、比利時等聯合，獨立開展活 動。為了使歐洲民運人士了解真相，他們將出特刊”。 用一個“黑”字概括 王若望此次出山，意在坐頭把交椅，因而從一開始就表示不當名譽主席。誰知 儘管週遊世界，“東西南北巡”了一大圈，並厚着臉皮化來幾萬美元送給大會，到 了也沒當上主席，氣得當場退出大會，繼而求其次，接受名譽主席一職，誰知也讓 嚴家其給攪黃了。不僅如此，就連他到洛杉磯的食宿開銷，大會也耍他自理。氣得 王若望大罵：“操縱這次大會的人作得太不漂亮了，也太過分了。”他認為整個大 會既沒有嚴肅性，也無有效性，離開民主十萬八千里。據“民聯陣”法國分部成員 透露，王若望已跑到巴黎，準備自立一個山頭，另拉一杆人馬，成立‘沖國民主黨”。 劉賓雁的評價更是簡單明了，“兩邊都一樣，都很黑”。 得了便宜的徐邦泰面對一片反對與不承認之聲，急忙拋出合併後的“民聯陣” 計劃，為同夥打氣。“‘民聯陣’今後的首要目標是做好大陸工作，爭取1994年底 返回大陸。促使共產黨解除報禁。黨禁，並為六四翻案”。“到1994年底，同歐洲、 美洲、亞洲各主要國家的朝野政黨建立密切聯繫，以促進各國對北京施加壓力，加 速中國的和平演變”。 這一派胡言，除了又一次暴露他們與祖國和人民為敵的人的醜惡嘴臉之外，又 有誰會相信它呢？就連萬潤南也不得不承認，“要使這樣的組織在未來的中國大陸 民主化中起作用並和中國大陸內力量集合是相當困難的。” 我們的祖國在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下，正發生着日新月異的變化。全國各族人 民緊密地團結在以江澤民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上下一心，致力於經濟建設。 人心思定。通過八九風波，人們越來越看清動亂“精英”們的真面目了。他們再也 無法興風作浪了。海外“民運”的走向沒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而這次聯合 大會上出現的亂象，正是這種必然的表現。其命運註定是多舛的！ “民陣”、“民聯”合併的鬧劇結束了。 借民主之名，行爭權之實，便是這次聯合大會的主要特點。原來，所謂“精英” 們一貫標榜的“民主”只不過是欺世盜名罷了。在此，我們不妨引用一個“民運” 分子在會後所說的一句話作為本文的結束語：“濫用名氣者，必為名氣所累；濫用 民主者，必為民主所苦。”我們要說：濫用民主者，必為民主所棄！ 在這次合併的前夕，嚴家其似乎早就預感到會出現上述情況。他當時說，“今 天海外民主運動出現的現象”，在他們回到中國後，“將以上百倍、上千倍的規模 在中國重演”。唉呀！你們就那麼幾百人，已經鬧成這個樣子，如果在更大範圍內， “上百倍”、“上千倍”地鬧下去，會同成什麼樣子，中國人民受得了嗎？ 就憑這一點，中國人民就已大開眼界。還是請你們把這種“民主”，留給自己 “享用”吧！ （《中流》1993年第5期，標題略作改動） 齒冷錄 ——“精英”百丑鬧劇補記 振興 1月底，美國首都華盛頓。以“整合”為名目、為號召的中國“民陣”和“民聯” 的“合併”大會，變成了“吵翻了天”、“斗紅了眼”。“鬧炸了鍋”的一場惡鬥 的丑表演。一幫子“中國人”在“洋”地方出盡“洋相”，落了個不歡而散。 誰能說中國人只是喜歡搞“窩裡鬥”呢？這幫子專造自己祖國的反、又善打 “派仗”的“英雄”們，不是跑到“窩”外的美國首都的洋飯店裡“斗、斗、斗”， 鬥了個昏天黑地嗎？何止在美國，他們還在巴黎、倫敦、澳大利亞、香港，“四面 開花”一路斗下去，斗得花樣翻新，有聲有色，歷久而不衰……。 果然，好“戲”真的是在後頭！ 1十1＝3？ 那場惡鬥的暫時結局，是宣布了以徐邦泰為“主席”的一個名為“民聯陣”的 組織出籠。 “民聯陣”者，“民主聯合陣線”之簡稱也。可是在這場惡鬥中，人們卻沒有 看到一絲一毫的“民主”，也沒有看到有形的“聯合”，更沒有看到稍為有點氣候、 像點樣子的“陣線”。見到的只有勢不兩立、無窮無盡的爭吵，望不到盡頭的深刻 分裂和吵吵嚷嚷、亂糟糟的“一鍋粥”！ 端出了“民聯陣”這鍋“稀粥”，並未給這場惡鬥劃上一個“句號”。隨着大 會帷幕降下，卻標誌着這場惡鬥“登”上“新台階”，升了一大級，預示着在更大 範圍內，更激烈的縱橫捭闔、明爭暗鬥、拼搏廝殺的新開端。 說是“民陣”、“民聯”合成了統一的“民聯陣”，可是原來的“民陣”、 “民聯”及許多頭面人物，卻並不理會什麼“合併”或“整合”的事實，依然各打 各的算盤，各拉各的隊伍，各唱各的調子。 在那場“火併”中被逐出局外，未分到“一杯羹”，未撈上一官半職而耿耿於 懷的萬潤南，不久前就從巴黎跑到美國，頻頻在傳播媒介露面。他毫不掩飾，他的 使命就是同“民聯陣”搞“多元化”、唱“對台戲”的。在他看來，“民聯陣”的 出現，不是出現了“聯合”，而是“形成‘一加一等於三’的局勢。也就是‘民聯 陣’、‘民陣’、‘民聯’，事實上同時存在的三分天下”。萬潤南此刻來到美國， 可謂“來者不善”。 同樣在“火併”中敗下陣來，一無所獲，受盡羞辱的王若望，更是氣急敗壞， 哪裡肯忍下這口氣，買“民聯陣”的賬！5月4日，在接受“美國之音”記者採訪時， 他做了如下判斷：“‘民陣’、‘民聯’今年初合併為‘民聯陣’，它的合法性以 及公信力，都受到質疑。”在他看來“合併”後導致的恰恰是一種“分裂狀態和各 自為政的局面”。他擺出的是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態，對“民聯陣”的合法性公開提 出“質疑”和挑戰。 美國的一家有影響的傳播媒介，在評論“民聯陣”成立後的狀況時，也無可奈 何地說，他們更加“山頭林立”，“而所謂‘整合’，則是‘整而不合’”。 這是對“整合”“成果”的很貼切的表述。的確，“民聯陣”成立了，至今卻 仍然沒有把原來的“民陣”和“民聯”都“整合”進去。從澳州到法國、倫敦、柏 林，許多地區的“民陣”和“民聯”的基層組織，或者仍打着原來的旗號活動，或 者一分為二，各行其是，更加捏不到一塊去了，從上到下，爭鬥更表面化、更激烈 也更不擇手段了。 這何止是“一加一等於三”！簡直是等於無限多了。徐邦泰占了“山”，離 “為王”則遠去了。 《中國之春》爭奪戰仍酣 在新一輪的“爭奪戰”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關於所謂“民運”刊物《中國 之春》的一場紅了眼的“爭奪戰”。這場從1月開始持續了三四個月的“爭奪戰”， 最後竟鬧到對簿美國之公堂，求助於美國之司法來解決。 《中國之春》是原由薛偉、胡平、於大海在美國主持的由“僑界和台灣等方面 支持的十年有餘的”一份“民運”刊物。“民聯陣”成立後，徐邦泰等人，當然要 順理成章地把這個輿論工具“整合”到自己的名下。可是，薛偉、胡平、於大海等 人都拒絕交出《中國之春》的“主權”。於是先由香港的《前哨》，在今年的4月號 刊出了有關這場“爭奪戰”的‘專文”。《紐約新聞報》於4月19日全文轉載此文並 發表了追述報道。該報的標題是《妄改〈中國之春〉為私人刊物，胡平、於大海、 薛偉被民聯陣撤職》。 該報道稱，4月12日，“民聯陣”理事會責成徐邦泰發出一份親筆公函。公函上 說，“中國民聯陣”理事會決議，正式免去薛偉《中國之春》經理一職，任命“民 聯陣”副主席張伯笠為《中國之春》代理社長，“民聯陣”加拿大分部主席汪小風 任《中國之春》代經理，胡平、於大海應向張伯笠、汪小風辦理移交《中國之春》 的事宜。 該報道說，4月13日，當張伯笠、汪小風以及美國律師等人去《中國之春》接管 時，薛偉以要“報警”相威脅，拒絕交出《中國之春》的大權。他還對《前哨》、 《紐約新聞報》的報道“相當不滿”，揚言“要打官司”。 鬧到後來，果然打起了美國官司。據香港（前哨》雜誌報道，4月27日上午， “民聯陣”理事會新任命的（中國之春）代經理汪小風和美國律師把美國法官簽署 的三份出庭應訊的傳票送達《中國之春》編輯部。這場官司原定4月28日開庭。到那 一天，胡平、於大海未到場，只有薛偉露臉。薛向法院遞上給予時間請律師的書面 請求。於是這第一回合只得暫延。但法官宣布“薛偉、於大海、胡平等，不得動用 《中國之春》的任何款項，不得出刊《中國之春》的禁令，已即生效”。 這場關於《中國之春》的“爭奪戰仍酣”。徐邦泰信誓旦旦地說，“《中國之 春》一定會由民聯陣主辦”，“發生爭奪戰非得通過美國司法來解決是我們不願做 的，但我們耐心等待了三個多月”。而於大海也不示弱，他咬定“任命不當”，他 “決心不離開《中國之春》”，決“不與民聯陣對話”。以“三不政策”與之對抗。 在紛紛揚揚的“爭奪戰”中，特別有趣的是，徐邦泰等人竟然矛盾百出地給 《中國之春》歷數種種罪名。竟給這份刊物戴上“紅帽子”。徐邦泰說：“多年中， 我在民聯聯盟委員會上做過多次表態，我認為海外以社會主義原則為經營方式的唯 有《中國之春》雜誌。” 到美國作短期講學的劉曉波說： “你們《中國之春》發表十周年回顧的文章，如果把民主、自由的字眼去掉， 跟共產黨紀念幾十周年的內容沒有區別，完全一樣，真可怕。《中國之春》發表的 那些對於形勢的什麼看法也跟共產黨的形勢報告一樣……。我搞大眾文化，就強調 大眾文化新的語言對共產黨意識形態的顛覆作用。” 可是，另一方面，《紐約新聞報》的主筆、被稱為“民運三朝元老”的呼延民 等，卻又攻擊《中國之春》當了台灣的“附庸”、“巴兒狗”、“特務”和“線民” 甚至“第五縱隊”。他指責“有的方面實際上把海外以及大陸民運當成自己的‘第 五縱隊’，因而才會在今日為了支持一個聲名狼藉、名不見經傳的線民，寧可捨棄 海外最大的民運聯合組織”。“怪不得這些人昨天會丟掉大陸江山，今日會偏安一 隅，一心想藉手中共來保住小朝庭的統治”！這裡所指的是誰，不是很清楚嗎？這 狗咬狗背後的恩恩怨怨和潛台詞，不更耐人尋味嗎？當台灣的“第五縱隊”，當然 就趕不上當美國的“第五縱隊”神氣風光了。 這除了證明這場“爭奪戰”白熱化到何等程度，以至不擇手段外，還能證明什 麼呢？ 報一箭之仇王若望另立“山頭” 王若望能夠善罷甘休，承認既成的格局嗎？ 人們曾記得，王若望熱衷於“民聯陣”主席的頭銜，凌駕於“矛盾”之上那陣 子，曾諄諄告誡“下屬”的年輕人，“不搞山頭主義”，“排除小團體習氣”。言 猶在耳，現在他卻不顧老命，以百倍的勁頭，要披掛出馬另立“山頭”，給徐邦泰 輩“一點顏色”了。 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經過幾個月的緊張醞釀、策劃，王若望在5月5日正式宣 布：從5月8日起，在洛杉磯召開“全球中國人權和民運團體聯席會議”，會期預定 為三天。 王若望稱，這個非同尋常的行動，是由王若望、劉賓雁、方勵之這三個“頭面 人物”倡議和發起的。他還預告，這三個人“都將在8日上午致辭”。可是徐邦泰在 一篇文章中卻說，王若望在此前，還寫了一個“聯席會議和組黨”的“一號通告”。 該“通告”中“未經別人同意，把郭羅基、戈揚、王若水、朱杏清等人名字列入他 的聯席會議和組黨陣營”，因而犯了“對名人的‘強姦’”罪。他未說把方勵之、 劉賓雁列入發起人名單，是否犯了“強姦”罪。可是這兩人在整個大會過程中卻似 乎也無重大作為。王若望看來唱的更像一出“獨角”戲。 可以作為佐證的是開會的前兩天（5月6日）公開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方勵之 和劉賓雁作為“發起人”都未露面，而是由王若望、萬潤南和馬大維三人出面主持。 王若望宣布，這個包容、涵蓋“全球”的“人權和民運組織”的“聯席會議”， 要“討論、分析中國大陸的政治形勢”，“規劃民運的總體工作及方法”，更重要 的是要另外組成一個“歐共體式”的“全球海外華人對中共政權進行抗衡的政治組 織”，即建立“一個世界範圍的、鬆散的、但是道德形象高的、有紀律的這樣一種 民運、人權聯合組織”。 王若望的追隨者馬大維說得更明白，就是要“組建有更高政治訴求的政黨，同 時以合適的途徑和方式，建立一個總的協調機構”。 這個“政黨”叫什麼？王若望、馬大維都未點明。據“民聯陣”主席徐邦泰說， 王、馬在華盛頓時對他講過，這個黨叫“中國民主黨”。實際上王若望要組這個黨 早在好幾個月前就從巴黎放出了風。 這個“政黨”和“協調機構”，同“民聯陣”是什麼關係，置“民聯陣”於何 等地位？明眼人一看便知，徐邦泰更是心知肚明。這個重大舉措很大程度正是衝着 “民聯陣”來的。 嚴家其在華盛頓的“合併大會”上，不是曾指着王若望的鼻子輕蔑地宣布王若 望“從來不是民主派”，他的“政治生命”已經“完了”嗎？那位著名的“精英” 劉曉波不是也曾把王若望形容為四處乞討的“政治乞丐”嗎？當時，王若望的老婆 羊子，還曾親自出馬對所謂王若望貪污了四萬美元的傳言，在報刊上“闢謠”，喊 冤叫屈。壬若望哪裡能忘掉華盛頓的胯下之辱！如今，他要報這“一箭之仇”了！ 說穿了，王若望的“組黨”、“成立協調機構”，正是盯‘民聯陣”而代之， 與其爭奪所謂“民運”主導權的攤牌和生死較量。是與“民聯陣”唱對台戲、分庭 抗禮、取而代之的重大步驟。 當然，王若望採取如此歹毒的步驟時，並未忘記表示一點“大度”。他不僅表 示了“不想（不齒？不屑？）議論‘民聯陣’”的“高姿態”，還當面“邀請‘民 聯陣’主席徐邦泰參加聯席會議”。這一手不就足以把徐邦泰置於進退維谷的尷尬 地位嗎？你不來，就是不與我“團結”；你來了，就成了“聯席會”屬下和“民陣”、 “民聯”同等地位的成員之一。這一手，可謂老謀深算，夠狠毒的了。不是說， “薑還是老的辣”嗎？ 半路又殺出個“程咬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5月4日王若望剛剛宣布要召開“聯席會議”成立新黨和“協調機構”，5月5日 曾經擔任過“全美中國學自聯”頭目的趙海清，急急忙忙在華盛頓新聞俱樂部召開 記者招待會，宣布一個“全美中國事務委員會”的組織正式成立。 趙海清聲稱，“這個委員會的宗旨有三個方面：那就是促進中國的人權和政治 改革；促進中國的市場經濟；保護中國人在美國的權益。”委員會的成員則囊括了 “民運領袖、學運領袖”，還加上“美國的知名人士”。 在王若望躊躇滿志宣布組黨的“前夕”，搶先宣布這個“新委員會”的成立， 很難說是一種偶然巧合吧！人們有理由認為，它既是針對“民聯陣”另拉起來的獨 立“山頭”，又是針對王若望“組黨”，獨擅“民運”領導權作出的反應。耐人尋 味的是，被王若望拉為搭檔的方勵之，未在洛杉磯露面，卻和趙海清聯袂出席了宣 布另一個組織成立的記者招待會。他在講話中，又針對認為在山頭林立、整而不合 的情況下不宜建立那麼多組織的議論，作了辯解：“每個組織都有自己的方式，自 己的目標，一個組織不可能包括所有的組織……” 那麼這個“委員會”“自己的方式”、“自己的目標”是什麼呢？原來就是它 有着比別的組織更多的、強有力的美國“後台”和“靠山”，有“通”美國的“天” 的“王牌”，還籠絡了“美國知名人士”，因此，也就有了和美國官方更密切接近 的色彩。趙海清不是得意洋洋地聲稱，這個組織“遊說美國國會和行政當局”，善 走美國“上層路線”，並且可以與美國官方建立“上層聯繫”嗎？他簡直對此有點 忘形而誇耀不已了：“實際上在克林頓總統競選過程中，我就和他們有過很多的聯 系”，同克林頓本人“見過好幾次，向他提供有關中國方面的資訊和建議”。他還 宣稱，在宣布這個“委員會”成立的這一天，就安排了跟白宮、國務院、國會資深 參眾議員和其他官方人士的“頻繁接觸”的多種活動項目。這些活動的主題，就是 向美國官方獻策，乞求美國“在給中國最惠國待遇時附加條件”，“如果不滿足這 些條件，就取消對中國國營企業的最惠國待遇”。這些活動的另一目標，則是爭取、 乞討“美國基金會”的“資助”。 5月底，克林頓公開宣布對中國最惠國待遇附加條件時，沒有邀請“民聯陣”的 頭頭與會，而這位趙海清卻榜上有名得以聆聽克林頓的致辭。對此趙海清受寵若驚， 還以受到邀請和克林頓談了話，照了像，大事炫耀。真是奴像十足！這不是活生生 地勾劃出這幫賣身投靠的漢奸、洋奴的嘴臉嗎？可悲的是，當他們大講向美國官方 提供“資訊”，亦即出賣情報乞求洋人“資助”即施捨，鑽營于洋人門下搖尾乞憐， 獻計獻策對付自己的祖國的人民的醜行時，竟不以為恥，反而引為榮耀，並以此作 為“爭寵”和占據有利陣地的一筆資本。 “樂”觀其成，還是“苦”觀其成？ 在王若望咄咄逼人的挑戰面前，輪到尷尬和難堪的，恐怕莫過於踞於“民聯陣” 主席寶座的徐邦泰了。面對着群“雄”競起、山頭林立，誰都不把他放在眼裡的窘 境，他徒喚奈何！下面這段話，活脫脫地反映了他的窘態： “我看到王若望、馬大維、於大海三人（注意：王若望的倡議搭檔，又換了另 外二人）的《組黨倡議書》，除了敬佩於大海從半年前反對組黨到倡議組黨的飛躍 式進步外，還相當佩服王老一個圓畫不成再畫一個更高級的圓圈的勇氣和志氣。我 不敢到會捧場，實在是有二怕，一是怕弄不好又下海同王老競選主席，再結新怨一 是怕弄不好對抗起來又發生‘退場’風波。不過王老執意推出中國民主黨，我樂觀 其成，並一定會致電祝賀。只是希望屆時王老先生不要再發表聲明宣布中國民主聯 合陣線是非法組織。你活，亦讓我們活，好嗎？” 這不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的生動寫照嗎？其實，與其說他是“樂觀其成”， 倒不如說，是“苦”觀其成，更符合實際吧！他吞下的，是一顆很難下咽的“苦果”。 克林頓着意邀趙海清與會，冷落了“民聯陣”，徐邦泰又品嘗了“酸葡萄”。 他果然沒有親自參加王若望的會，而是以“民聯陣”總部的名義，派代表參加 了這次會。事先他申明，參加的是“研討活動”的前半部分，“對後一段組黨活動， 我們採取觀望態度”。 當然，徐邦泰也並未善罷干休。在發表了“言不由衷”的“樂觀其成”的聲明 的同時，他不是又用“嚴厲的措辭”，要求原“民陣”和“民聯”的“少數負責人”， “停止搞分裂活動”嗎？為此，他甚至以“法律解決”相威脅了。他說，在“民聯 陣”成立後，“少數人”依舊打着“民陣”或“民聯”的旗號活動，他“不敢苟同”。 要就是“辯論解決”，要就是“法律解決”。《中國之春》案被訴諸美國公堂，就 是“法律解決”的一例。 “民主”？“我主”？“美主”？ 王若望果然一個圓圈沒畫成，又東山再起畫成了一個“更高級的圓圈”。他並 未遵守不批評“民聯陣”的諾言。在大會的第二天，還是在“檢討‘民運’過去， 展望‘民運’未來”的名目下，針對“海外‘民運’內鬥的現象，發出了坦率的批 評和反思”。其矛頭恰恰是集中於1月間“合併大會”和“民聯陣”。來自肯塔基的 吳方成歷數那次大會的“違法現象”就達“六點”之多。有人更把那次合併的“選 舉”稱之為“黑箱作業”。另外有的代表則在會上“建議採取行動，促使‘民聯陣’ 停止對《中國之春》的法律訴訟”。王若望畫自己的“圓圈”，當然就是要勾銷 “民聯陣”那個“圈圈”。於是會上公開鼓勵原來的“民陣”、“民聯”，照常活 動，照常召開代表大會。 經過三天的大會，在閉幕時宣布了兩個新的“民運組織”的成立。一個是宣布 以“反對黨”姿態出現的“中國民主黨”的籌建會的成立；另外一個是體現“海外 民運多元化”的“中國民運團體協調會”的成立。 會議的結果，進一步證實了王若望唱的是“獨角戲”的判斷。王若望宣布的三 個會議倡議人中，劉賓雁、方勵之都未列名為籌建人。在一百多個與會人中，參加 “中國民主黨籌建會”的只有30人。“他們推舉王若望、馬大維和錢達三人為籌委 會召集人”。而叫做“中國民運團體協調會”的組織，召集人也是王若望，秘書長 是項小吉。名稱不小，卻並沒有亮出像樣的陣勢，不過是“七、八個人，十來條槍” 而已。除了王若望，還是王若望，真是有點勢單力薄不成氣候了。 值得注意的倒是，王若望在解釋這個“政黨”的“綱領”時，充分暴露了他做 為共產黨叛徒的醜惡嘴臉。在“中國民主黨”的“籌建宣言”中，開宗明義指出： 他們就是“要以‘和平演變’方式，結束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實行三權分立，建 立一個多元政治的民主國家”。 在闡明這個宗旨時，王若望的下列一段話更是意味深長的： “在這個時候，國內的形勢，瞬息萬變。在某種情況下，中共的一黨專制，不 管是‘和平演變’引起或動亂引起的被民主政治代替的結局，已成為大家思想里共 同認可的一種預測。正因為這樣所以我們需要為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結束，做種種准 備。這種準備工作做得越好，越充分，就可以使得新的時代不至於重複以暴易暴那 樣的歷史循環中去。而且，我們從海外可以帶回一些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民主精 神，怎樣運作……” 在他們發表的籌備“宣言’沖，還大講“目前大陸存在着從事合法民運的可能 性”。他們已經把返回大陸，“在中共憲法和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推進民主化和 政治改革”，打進“各種官方機構、群眾團體、民主黨派等”來瓦解、顛覆、改變 社會主義制度，提上“日程”了。 親愛的讀者，王若望不是在向我們上“和平演變”的生動一課嗎？它再一次證 實所謂“和平演變”絕不是任何人憑空想象、編造的“假想敵”，而是一個早已不 加隱諱的現實，不僅已寫人他們的綱領宣言中，而且一直在實實在在地賣力實施。 王若望的“中國民主黨”和“協調委員會”也罷，徐邦泰的“民聯陣”也罷，趙海 清、方勵之的“中國事務委員會”也罷，充其量不過是美國對中國實行“和平演變” 的不同“番號”的別動隊而已。他們共同的奮鬥目標，不過是爭相進入美國規定的 “圓圈”而已。對於他們的祖國，他們都是聽命美國專造社會主義中國的反的“造 反派”；在他們之間，他們又是爭寵於美國主子的一夥伙專打“派仗”的能手。而 所謂“民運”、“民主”則不過是一種漂亮的幌子，他們與“民運”、“民主”連 邊都搭不上。離開“民”，何來“民運”？沒有“民”，何來“民主”？作為現代 中國與12億人民游離得最遠，最格格不入的這一些，是既無“民運”，也無“民主” 可言的。作為一個人就是“一元”的極端自我中心和利己主義者，即使在這一些游 離於人民之外的人當中，也只能有“以我為主”，而絕不可能有什麼“民主”。如 果有什麼“主”的話，那就只能是“美主”，也就是用聽命於美國的驅使、爭寵於 美國主子來換取“論功行賞”和施捨、豢養而已。 正是這個基本事實，決定了他們在中國人民創造偉大歷史的鬥爭中，註定扮演 一種可憐無望的悲劇角色，成不了氣候，最終被12億人民所不齒和唾棄，落一個千 古罵名。 （原載《中流》1993年第7期） 中國流亡者在西方 [美]梅佳 1989年“六四”之後，一些人亡命天涯。 對於他們目前的生活情況，相信讀者是有興趣了解的。 台北資助由熱漸轉冷 怎樣活下去？既是流亡者個人所面臨的問題，也是一些海外“民運組織”的難 題。1989年“六四”之前，海外“民運組織”甚少，較有影響的只有“民聯”。但 “六四”之後，“民運組織”僅美國就冒出了800多家。不過，自去年下半年以來， 大多數‘民運組織”停止了運作。 本來，“六四”之後一段時間，由於不明其相，各界捐款異常踴躍，“民運” 經費毫無問題。“民陣”僅1989年即獲捐款180餘萬美兀。 然而，以“民陣”為代表的一些“民運組織”，花起捐款毫無顧忌，大手大腳。 “民陣”要員坐飛機東奔西跑，為了討論所謂“民陣”“民聯”合併問題跑到東柏 林開“現場會”，結果會未開出成果，錢卻花了20來萬美元。去年9月在舊金山開 “民陣”“二大”，也花了17萬美元。有的人一個月電話費即達數千美元之巨，亦 要“民運組織”報銷。加上有吾爾開希等人揮霍的傳聞，令民間捐款人不滿。另外， “六四”熱潮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漸冷，導致來自華僑等民間團體捐款愈來愈少，現 在基本上已斷源。 “民運人士”曾把希望放在台北國民黨政府身上。據說，台北也確實曾寄望於 “民運人士”可以幫助自己制約中共，經與“民運人士’哆次接觸之後，發現對方 難成大器，搞得不好反而成為與中共談判的包袱，故對海外“民運組織”的資助大 幅削減。 處境“死不了也活不好” 萬潤南自去年9月接替嚴家其出任“民陣主席”以來，時常為經費短缺所困，盡 管壓縮開支，裁減總部工作人員，但為時已晚，設在巴黎的總部的租金和支出債項 即達10萬美元。萬潤南先是在英國提出搞一個集資1000多萬美元的籌款計劃，即向 各界人士借款1000多萬元，利用其利息養活“民運”，等“民主中國”建立以後再 還債務。此計劃被人譏為“黃粱美夢”，自然只是說說而已。今年2月，萬潤南專程 從巴黎前往美國，企望能調動各大城市的地區“民運組織”的款項，一路卻飽受奚 落與批評，無功而返；三四月，萬潤南與理事長朱嘉明相繼去台灣，也未達到預期 目的，只拿到10多萬美元。據說台灣今後不會定期提供資助。 在美國還有一個叫“中國民主與人權基金會”的組織，成立該組織的目的是集 合力量向美國各大基金會申請資金，然後再分配到各海外“民運”團體。去年3月， 20多名“民運”頭面人物聚首佛羅里達，對“民運”項目和資金分配方案進行了商 討確定。該組織至今已獲40多萬美元，但由於申請資助的組織甚多，並不能完全維 持一個組織的經費周轉。獲得款項的包括“民陣”、“六四”之聲電台、《民主中 國》雜誌、波士頓中國信息中心、洛杉磯《新聞自由導報》等。 “民陣”不僅經費桔據，而且在海外名聲正呈負數增長。它是一個流亡組織， 但相當多的知名流亡人士如劉賓雁、方勵之、項小古、柴玲、戈揚、劉再復、何頻、 徐剛、祖慰、吳國光、蘇紹智等人並未加入“民陣”。“民陣”號稱有2000名成員， 但絕大多數只是一時出於激憤填一紙登記表而已，平時壓根兒就不參加“民陣”組 織的活動。有的人參加“民陣”甚至只是為了方便申請移民。留學生參加“民陣” 人數更少。那麼“民陣”會不會解散呢？估計在近期不大可能，台北和美國會適當 給一些“活命錢”。一位“民陣”要員說：“死不了，也活不好。” “山窮水盡”可上西來寺 不過，話說回來，現在在“民陣”內部吃“民主飯”的並不多，總部拿薪水的 只有5人，其中除萬潤南外，領全薪的只有兩人，半職薪水的兩人。 現在各“民運組織”的專職人員不僅人數不多，而且薪水普遍很低。如果將他 們算人“吃人血饅頭”之列，的確不公平。 有的人私吞捐款，有的人以“民運人士’身份去台灣遊山玩水，卻又不干具體 事務，當然屬於“吃人血饅頭”之列。在巴黎，有一個流亡學生不願打工度日，請 人用法文寫了一塊招牌，聲稱自己是“民運領袖”，在公園裡舉牌為自己募款。 現在這類人已慢慢沒有了市場，只得去打工。像吾爾開希，據說就在舊金山一 個加油站工作。 台灣聯合報系在美國所辦的《世界日報》，每年有20個名額資助“民運人士” 1000多美元。去年一些人為了獲得此筆資助，耍了不少手腕，一時鬧得很不愉快。 一些不是“六四”後逃出來的人，有的甚至未曾參加過“民運”的人也爭得了一年 資助。 更多的人為擠進普林斯頓大學而費盡心機，也使普大負責援助“民運人士”項 目的余英時和林培瑞兩位教授頭痛不已。原來在1989年8月，普大一位從事文物生意 的校董感於“六四”事件，捐助100萬美元，希望能援助“民運人士”。消息傳出後， 申請者即有百餘人，現已獲得批準的有陳一諮、方勵之、劉賓雁、張郎郎、蘇曉康、 柴玲、遠志明、白夢、張鋼、阮銘、陳奎德、蘇煒等等20多人。每人每月可獲得10 00多美元，一般為期一年。有的已獲兩年援助，如蘇曉康、張郎郎等人。 一年之後怎麼辦？有“民運人士”說，他們預備到了山窮水盡時，便前往洛杉 磯西來寺掛單，投靠星雲大師。西來寺雖然不發“供養費”，但免費提供住宿和餐 費。原《海南日報》總編輯程凱逃亡之後一直住在西來寺。 如此靠人“供養”下去，畢竟不是長久之計。且因此備受外界非議，使他們的 形象大為受挫。有人在報刊上公開責問他們為何不能去學洗碗掃地養活自己？事實 上，那些靠人供養的流亡者心情亦不好受，他們在大陸時即較一般老百姓有更多的 自由權，大多能隨意地、不受約束地安排自己的時間，又有固定的薪水保障，可以 過獨來獨往的“散仙”般生活。他們沒想到在海外很難靠在中國的名氣和地位長期 活下去。 方勵之等人聲望下降 在流亡的“學生領袖”中，吾爾開希凡已成為歷史，大小“民運”活動很少見 到他的蹤影，不是他沒有參加的積極性，而是活動主持老擔心請他來會影響其他人 的情緒，因為在許多留學生和華僑心目中，吾爾開希只是個“花花大少”。 柴玲的名聲亦不佳，接近她的人指責她太傲慢。她剛出來時曾到美國各地巡迴 演講募捐，結果幾乎連路費也未撈回來，可見她的影響力。與封從德離婚之後，她 花了幾百元買了一隻狗，甚至抱着狗參加會議，自然引人反感。 幾位“學生領袖”關係鬧得很僵，相互不買帳。吾爾開希當“民陣”副主席時， 李祿、沈彤各自樹了一牌子，撰寫出版了自傳。李。沈英文較好，與美國上流社會 來往密切，還不斷獲人權獎之類。 嚴家其在大陸時“名震四海”，曾就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提出過不少大膽設想。 1989年他出任“民陣”主席之後，影響力漸弱。一是他缺乏行政管理能力，“民陣” 總部權力大小都落在萬潤南之手，他甚至連總部財政進出的數字都不清楚，有“弱 君”之稱；二是他的理論受到不少人的非議，認為把中國問題看得太簡單。 “方勵之要出來就好了！”方勵之尚陷美國駐北京大使館裡時，海外從事民運 的人都這樣說。一年之後，人們似乎已忘了這句話。方勵之不願出任“民運領袖”， 喜歡跟美國的名流來往。作家徐剛曾寫過一篇文章：《方勵之：迷信的解脫》。文 章引用一些留學生的話說：“方勵之是可以笑了，一家4口全在西方，背後有布什撐 着，整個一個‘民主之家’，他為什麼不笑？我只能把方勵之淡忘，而為另外一些 人祈禱！”還有人說：“去你媽的方勵之廣“方老師，你太圓滑了！” 流亡到底有沒有盡頭？ 蘇曉康最近發表文章說，“流亡已經開始，大概沒有盡頭，對專制的不認同， 對西方的不適應，都是一種不愉快，雖然有霄壤之別。流亡是心靈的流亡，一種中 國大陸人在本世紀末無法迴避的境遇和感受，在國內或在海外都一樣”。 蘇曉康在流亡者中是比較坦率的一位。他公開承認自己是天安門廣場上最軟弱 的人，在戒嚴之前便逃離了北京。他還承認他在《河殤》中嚴厲指責中國傳統文化， 並呼籲中國增加西方觀念，但他的這些理想，與西方的生活現實迎頭相撞之後，他 “覺醒”了，過去對中國文化的一些批評，他都收回或修正了。蘇曉康說，儘管目 前的中國有缺點，但中國仍給予他力量與藝術靈感。 已恢復主編《今天》刊物的北島，發現在西方有辦刊物的“自由”，但刊物要 生存下去並不容易。已出版了兩期的《今天》只在極小的範圍內發行。北島說，推 動他們事業的最好方法，是儘可能早日回去。當他們確定回去完全有保障時，就會 帶着一種修正了的使命感，以及對文學在中國發展過程中，所起的較清晰作用的觀 點回到中國大陸。 （《中流》1992年第6期） 嚴家其的新包裝 宋文申 l989年在“西單牆”開始“嶄露頭角”，又在1989年北京的政治動亂和反革命 暴亂中“大顯身手”的“理論精英”嚴家其先生，是中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著名 “理論家”，這大概是人所共知的。現在他又發表了什麼“高見”，扮演了什麼新 的角色？許多人卻未必是清楚的了。 不久前，一位熱心朋友向我推薦了一份刊登嚴氏在台灣鼓吹“和平演變”言論 簡要的剪報。讀後使人茅塞頓開，大開眼界。原來嚴家其又跑到台灣，祭起“和平 演變”的大旗，充當起“和平演變”的“理論家”、“預言家”和“高級謀士”的 “新”角色了。 據嚴家其說，他“本來也就想寫一本書”，“就叫《和平演變》”。此書寫成 了沒有，寫了些什麼？我們尚不得而知。但是，1991年7月間，他去了一趟台灣，在 那裡進行了一次推銷“和平演變”戰略的遊說，卻白紙黑字，千真萬確。他在一次 座談會上唱了主角。念的就是“和平演變”這本“經”。他用十分清楚的語言，全 面、系統地提供了他的“和平演變”的“理論綱要”。說這是他為國內外敵對勢力 提供的“獻策”、“進言”，一份顛覆社會主義中國的“宣言書”，也不為過。 既然它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有鼻子有眼，鼓譟得頗為熱鬧，借《中流》一 角，使讀者們得知其一、二，似乎不是多餘的吧。 台灣的有關報道告知我們，嚴家其風塵僕僕搞的這次遊說，成績未必很佳。他 實際上在座談會上唱了一出“獨角戲”。而應邀參加座談的大部分台灣學者或其他 身份的人，對他鼓吹的“和平演變”戰略，採取了不同程度的冷淡、保留，甚至明 顯的反對態度。真正認同者寥寥無幾。這是頗能發人深思的。例如，在嚴家其開宗 明義打出“和平演變”的旗號後，一位正直的台灣學者，就老實不客氣地表示， “老實說我拒絕用”這個概念，因為“和平演變”是“30年前就用過的名詞”， “是西方國家在冷戰結構下對抗共產主義國家的一個概念”。他一針見血點出，所 謂“和平演變”，也“就是‘和平顛覆’的意思”，因而是一個應予“揚棄”的概 念。他進一步指出，嚴家其的“和平演變”概念，是“偏向資本主義的概念”，不 過是推銷一種使“大陸能夠和平地變成美國的方式”。這也可謂一言中的。 這位學者明確地反對、拒絕“和平演變”的戰略，一針見血點破其服務於西方 戰略的實質，有膽有識，令人肅然起敬。在這次座談會後不久，台灣的《海峽評論》 在一篇社論中也語重心長地指出，“‘和平演變’不可不防，以免步上蘇聯覆滅崩 潰的後塵”。可見，在台灣的真正愛國者中，對這個問題有較為清醒看法的，不乏 其人。 還有些到會者，則用比較委婉的語言對嚴家其的言論表示了不同程度的保留和 批評。例如，一位與會者，用詼諧、含蓄的口氣指出，嚴家其能成為台灣的“座上 客”，甚至成為在電視上出盡風頭的“電影明星”，是因為他“支持國民黨或反共 或國統會的和平演變意見”，否則，他的表演在台灣電視上“是播不出來的”。的 確，在這次會上，唯一對台灣的“民主化建設”給予高度肯定評價、大力推薦所謂 “台灣經驗”的，是嚴家其先生。而生活在台灣的許多學者卻無不談到了其中“負 面的”現象。而所謂的“台灣經驗”，則早已被一些愛國的台灣人士嗤之以鼻（ “什麼‘台灣經驗’，笑話！”）。更有的人，對嚴家其“很篤定資本主義那一套”， “主張私有制就是同志”，表示了疑義。有人甚至列舉事實指出，如果中國照抄美 國和台灣的模式，會導致嚴重後果。 嚴家其跑到台灣為台灣的“社會進步”大唱讚歌，大力推銷許多台灣人士都嗤 之以鼻的“台灣經驗”，其實是並不奇怪的。既然被請到台灣並成為“新聞人物”， 嚴家其當然應當有適合需要的“表現”。他的“良苦”用心，讀者是不難體會的。 當然，會上也有一位台灣教授，對嚴家其的“和平演變”做了某種認同，即同 意把“達成大陸和平演變”規定為“總的目標”。可是，他卻不同意“高舉”這面 旗幟，“把這一個目標清楚地展示出來”。因為，如果“明白地、直接地”把“和 平演變”作為“對大陸政策的凸顯的目標，又會導致中共的抗拒和反彈”，“促使 中共透過所有的一切方法去防止、避免被國際社會或台灣和平演變”。這樣一來， “要達到這樣的目標，反而不可能實現”。他主張，不要使“目的太過於凸顯”， 以免引起“中國的反彈”和“內部的緊張的情緒”，而“應當高舉和平交流的概念 的方式去促成大陸和平演變的目的”。 這不失為一種“要這樣辦，卻並不這樣說”的獻策性意見。無非是說，把“和 平演變”說得太露骨、太刺激、太直白，並不利於這個戰略的有效貫徹。 這種觀點，在座談會上似乎也應者寥寥。 而嚴家其的答覆卻是斬釘截鐵：“不行！”不能掩掩蓋蓋、羞羞答答！ 嚴家其到底說了些什麼？其含義是什麼？為免斷章取義之嫌，還是請大家讀一 讀他發言的詳細摘要並給以判斷和評析吧！但以下幾點，卻是十分清楚的，可謂 “旗幟鮮明”： 1．“中國大陸的和平演變是無疑的”。“我們的目標是為促進和平演變”，不 能遮遮掩掩。不僅要實際這樣做，而且“公開的也是這樣提”。這是“正大光明的 事，管你共產黨高興與否”。 2．“和平演變”的目標是什麼？他毫不含糊地口答：“和平演變的含義是很簡 單的，就是非共產主義化和民主化，就是要消除公有財產制度”，就是在中國“走 非共產主義的道路”，就是打破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變社會主義的中國為資 產階級的共和國。連五星紅旗“也要修改”。 3．他以“高級謀土”的身份，向台灣當局的“大陸政策”獻計：“台灣要提大 陸政策的話，主要政策就是和平演變的政策”。“台灣、香港、澳門這些地方應成 為中國大陸和平演變的基地”。 4．他提出了在中國推行“和平演變”的步驟。這就是先“做各式各樣的準備： 組織上的、思想上的、理論上、人才上的準備”。他們這些“精英”，“最終目的 就是回中國大陸”，爭取“推薦和平演變”的“新聞自由”。接下來就是“成立反 對黨”，“舉出保證私有財產權和經濟自由的旗幟”。最後推翻共產黨領導的人民 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 5．為了實現“和平演變”的目標，首要的是要掀起一個針對共產主義制度的 “揭露高潮”。他從蘇共20大開始的“非斯大林化”高潮導致蘇聯解體中得到了啟 示，預言中國“在下一代會有這麼一天”，會出現一個“非毛化或非鄧化時期”。 6．這個“非毛化或非鄧化時期”，何時到來？他回答是“將在‘六四’新評價 時候到來”。“中國現在的關鍵問題是‘六四’問題”。“在未來幾年中促使‘89’ 年民運的重新評價，這將是大陸演變的開端”。 7．他鼓吹國內外強化對大陸推行“和平演變”的聯合攻勢。認為，“促進大陸 變化的動力”，是“來自大陸內部的抗議，西方國家及台灣的壓力”。 8．他連中國大陸“和平演變”的時間也做了“預測”，把演變的實現，定在 “未來的八九年”。 請看，嚴家其先生，不是把“和平演變”的性質、目標、方法、步驟、時間表， 都和盤托出了嗎？以至於在這種直言不諱的言論面前，還來討論有沒有一個“和平 演變”的戰略存在，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這當然不是中國的幾個“精英”們的孤 立行動，而確確實實是一個國際範圍的巨大聯合戰略行動。就在嚴家其跑到台灣的 前後，美國前駐華大使李潔明也跑到台灣，大念“和平演變”的“經”。他說， “和平演變”是一個“好”概念。美國接受中國留學生，與中國經濟來往，都是服 務於美國的和平演變戰略。這一唱一和，不是很發人深思嗎？ 40多年前，毛澤東同志在《唯心史觀的破產》中說過，“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 謝艾奇遜”，原因之一是“艾奇遜公開的宣稱，他們要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 主義’分子，組織美國的第5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 國人特別是那些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中國人的注意，大家相約不要上美國人的當， 到處警戒美帝國主義在暗地裡進行的陰謀活動”。 看到嚴家其這篇“和平演變”的“宣言書”，中國人難道沒有理由對他的精彩 表演表示自己的感謝嗎？40多年前美國人想干而一直沒幹成的事，正在由嚴家其式 的人更起勁地鼓吹和貫徹。嚴家其以教師爺的口氣真的是給我們上了一堂“和平演 變”的課。這真是一份難得的反面教材。 這個“如意算盤”真的能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嗎？其實嚴家其也無可奈何地透 露了自己的“悲觀”和隱憂。這就是中國人有多少人願意跟着他們走？一位台灣與 會者提出了這個問題：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會成為“促成大陸非共產主義 的主力”嗎？他擔心，現在“經濟改革造成農民是既得利益者”，如果他們對現政 權“很滿意”，“又該如何促使他們成為主力”？他進一步問，中共的現階段政策 “的確對農民有很大吸引力”，可是你們搞“和平演變”，“有沒有能夠吸引農民 的口號”？ 這一點恰恰擊中了嚴家其的要害。他不得不承認，“這的確是極重要的問題。 在促成大陸民主化非共產主義化樂觀的一面是時代潮流不可違逆”（？），“但悲 觀的一面即是農民”（何止是農民，我們的工人、解放軍、知識分子會接受他的 “和平演變”嗎？）。據他說，目前還找不到從這方面“落實”“和平演變”的辦 法。他甚至說，中國人民“不願見中國踏上東歐、蘇聯的後路，所以竭力替共產政 權說話，這是很可怕的”！ 請看吧！中國人民，不願像蘇聯東歐那樣解體、崩潰、破產，中國人民經濟上 的發展，生活的改善，社會的穩定，中國人民擁護自己的人民政權，居然被看成是 “悲觀的一面”、“落實”其“和平演變”戰略的阻力，使他們感到“很可怕”。 這就暴露了他們與中國絕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馳的實質。 這一點難道不正是這些“和平演變”專家們的致命弱點嗎？中國的命運，歸根 結底還是決定於人民最大多數的向背。違背最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人民看成 是愚昧無知的群氓，脫離、背棄人民，正是他們必然失敗的根本原因。從這裡我們 得出的必然結論是：只要我們黨保持清醒的頭腦，永不腐化變質，永不脫離人民， 堅決貫徹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原則， 使大多數人民的實際利益得到保證，得到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大多數的廣泛擁護 和支持，所謂“和平演變”的陰謀是永遠不能得逞的。 立此以存照 ——請看海外《探索》雜誌 關於“如何加速促進中國的和平演變”的“筆談” 編者的話：這裡披露的，是海外出版的一份反動刊物《探索》雜誌的主編司馬 時寫的《和平演變和中國傳統文化》一文的詳細摘要。 1992年，《探索》雜誌為紀念該刊在海外“復刊”9周年和發行滿100期，專門 組織了一次“如何加速促進中國的和平演變”為主題的“筆談”。包括千家駒、戈 揚、嚴家其、劉賓雁、蘇紹智、阮銘、蘇曉康在內的老、少“精英”式頭面人物， 均紛紛亮相，圍繞這個“主題”競相發表了各自的“高論”。“筆談”結束時，該 刊主編馬司璐寫了一篇關於此次筆談的綜述和總結性的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筆談”和這篇文章，競引起了台灣官方宣傳媒體的濃厚 興趣和特別青睞。他們如獲至寶，在1992年下半年對中國大陸的廣播中，一而再、 再而三，反覆多次播送了它的全文，並一再用了畫龍點睛的三句點題式的導語： “和平演變——中共的唯一選擇”； “和平演變——中國的唯一出路”； “唯和平演變可以救中國”。 其實，這並無可奇怪之處。人們大概不會忘記，今年年初在華盛頓上演的那場 出盡洋相的“民聯陣”成立大會鬧劇，不就是由王若望專程赴台，進行了一番着意 安排的上層幕後交易嗎？施捨在後，這篇“和平演變經”的出籠在先。人們並不難 從中找到某種內在的聯繫吧？8萬美元，當然不是白白拿出來的。鼓譟“和平演變” 的小嘍羅們交上了“試卷”，“考官”們才拿出8萬美元表示認同、首肯和嘉獎。這 也是把“和平演變”付諸行動的一種物質上的保障和支持。而他們不厭其煩地對中 國大陸進行傳播，則無非是想以這種方式在大陸找知音和“內應”，從而“加速”、 “促進”社會主義中國向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的進程而已。 這個事實再一次證明，“和平演變”確實並不是我們的一些同志憑空臆想出來 的“假想敵”、唐吉訶德的“風車”或“稻草人”，而確確實實是美國帝國主義者 一貫賣力推行的一項險惡的戰略。‘台灣的親美反動勢力，在美國的旨意下，正在 不遺餘力地強化針對中國大陸的“和平演變”的攻勢。由一小撮“動亂精英”拼湊 起來、名目不一的所謂“民運”組織，則不過是美國及其台灣同謀培植、豢養的不 同牌號的“和平演變”的“別動隊”罷了。 司馬璐的文章，實際上是一篇全面闡明的“和平演變”戰略的政治宣言和行動 綱領。它受到台灣反動傳播媒體的特別青睞，反覆向大陸傳播、推薦，正是看中了 這一點。可是，事情還包含着它的另一面。它也成了一切擁護社會主義，珍惜社會 主義成果的人們，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份十分難得的反面教材。我們的人民， 我們的共產黨人，有理由了解這些人在怎樣用“和平演變”的險惡手段來對付自己 的祖國，也有理由了解在新的情況下他們推行“和平演變”的某些新特點和表現形 式。不久前，國內的某些報刊上有人不是又在公開宣稱“和平演變”和改革是“同 義語”嗎？曾經死不承認存在一種“和平演變”陰謀的某些人，現又改變了腔調， 把“和平演變”說成是“治國興邦”的聖丹靈藥當作寶貝向人們大力推銷了。這倒 是很能發人深思的。讀一讀司馬璐的這篇文章，把兩者加以對照，將有助于澄清某 些人在這個問題上所製造的混亂，看清許多問題。歸根結底，把改革和“和平演變” 等同起來，給對“和平演變”有所揭露和防止的努力，扣上“反改革”的帽子，是 徒勞的。我們的改革開放，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和“和平演變” 不僅不是一回事，而且是根本對立的。 附錄： 如何加速促進中國的和平演變（摘要） 司馬璐 《探索》復刊9周年，又適逢100期，本刊特舉辦“如何加速促進中國的和平演 變”為主題的筆談會。 這次筆談會，原意是在“如何加速促進中國的和平演變”這個主題下，分別以 《如何加速促進中國政治的民主化》、《如何加速促進中國的私有化》、《如何加 速促進中國軍隊的國家化》、《如何加速促進中國社會與教育文化的多元化》為重 點的筆談。參加這次筆談的來稿，多先從當前中國的政治進行分析。中國當前的現 實也的確如此。“演變”也好，“演進”也好，改革也好，一切都與中國政治情況 的變化分不開。 以下，我分別介紹各位朋友的筆談要點。 參與“如何加速促進中國的和平演變”主題筆談的有千家駒先生和戈揚女士。 千家駒先生，以自己獻身於中國革命70年的經歷，作為歷史見證：“唯有‘和 平演變’才能救中國。”千家駒先生引用了毛澤東在1945年中共七大所提出的：資 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是一個進步。可是中國建國後的“三反”、“五反”後對資本 家的利用、限制、改造等等，使中國生產力大倒退，災難頻仍，民不聊生，國無寧 日。千家駒先生認為現代資本主義本身就是在和平演變中進步的。“和平演變”能 把壞事變好事。中共的“反和平演變”是違反歷史潮流的。 戈揚女士一向以生動活潑的散文、中國民族文學特色表達她對中國“和平演變” 的看法。戈揚女士分析，中國好比一個蛋，內里已經變成雞，只是一層殼死死地包 住。現在這層殼開始破了，小雞快出來了。 以“如何加速促進中國的政治民主化”為重點發言的有嚴家其先生、蘇紹智先 生、阮銘先生、陳安先生。 嚴家其先生詳細分析了中共中央和人大權力機構操作程序，認為中共政權正逐 漸走向沒有共產主義的共產黨專政。 他提出，從五個方面推進中國的政治民主化：第一，推進中國的私人企業和市 場經濟；第二，推進中國新聞出版自由；第三，推進中國選舉制度的變革；第四， 推進中國的結社自由；第五，推進中國大陸、香港、台灣經濟文化的交流。 蘇紹智先生認為，民主的要義在於多元、參與、選擇、法制和制衡。目前中國 的政治制度，與民主精神格格不入。但是從中國經濟發展看，中國的民主化已有基 礎。他認為，民主需要權威，不是突出個人專制的權威，而是建立在理性和憲法上 的權威。權威主義較權能主義更能夠轉向民主化。所以中國民主化的前途是光明的， 民主的障礙是可以克服的。 阮銘先生指出，中國的“太子黨”正在中國形成以父蔭為背景。代表既得利益 者的封建力量。目前中國政治力量的對比，自由派與極左派兩頭大中間小。中間力 量逐漸成為中國的主導力量。中國自由民主力量有可能聯合中間力量，取代中國的 極權主義者。 陳安先生的意見：社會主義的試驗已經失敗。中共老一輩死後，中國的民主不 可避免。中共新一代領導人面對民主潮流，會有較理性的反應。他認為：假如在中 國新一代的領導下推行民主，開放黨禁，任何黨派贏得多數取得政權，即使民主派 不能獲勝，也可以先爭取掌握地方政權。他寄希望於中共從上而下的民主改革、自 由選舉。 以“如何促進中國的經濟私有化”為重點筆談的有陳一咨先生、趙發生先生、 吳國光先生。 陳一咨先生指出：目前中國經濟在89年民運後，由疲軟而復甦，是由於計劃經 濟為主，公有經濟為主路線失敗的結果。現在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市場，在養活着一 個社會主義的軀殼。這條路線之所以失敗，是由於中國農村改革、經濟改革，已經 使中國經濟制度的結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陳先生勸告中國領導人，早日順應潮 流，積極促進中國根本制度的變革。 趙發生先生提出十六個字：“自下而上，從小到大。以民壓官，自然漸進。” 他說，中國大陸很有可能通過“和平演變”，以較小的代價，在不引起劇烈社會動 盪的條件下，完成經濟私有化。 吳國光先生認為，一黨專制與公有制是共生的。要結束一黨專制，就不能不瓦 解公有制。中國近期的私有化發展，將有助於打破中共政治權益上的壟斷。在中國 現實條件下，私有化正在為民主化準備基礎和條件。私有化不等於民主化，可是我 們可以順應私有化的發展而推進民主化。 以“如何加速促進中國軍隊的國家化”為重點筆談的有楊秉章先生、林常勝先 生、艾端午先生。 楊秉章先生指出軍隊必須擺脫政治，需要職業化、專業化，以代替革命化，軍 隊國家化與政治民主化不可分。 林常勝先生認為，由於解放軍的現代化、軍隊思想意識的變化、內部權力結構 的變化，以及中共強人時代的終結，解放軍具備了由黨軍變為國軍的基本條件。民 主派應作的基本工作：第一，支持軍隊非黨論；第二，針對軍人的利益提出具體的 政策；第三，爭取解放軍政治上的中立，根據89年民運的經驗這是可能的。 艾端午先生的看法：“和平演變”的主力是軍隊。“六四”事件打亂了中共軍 隊的戰略部署。解放軍高級將領被撤換，軍隊素質降低。但海灣戰爭使中共領導人 大為震驚；全軍上下要求軍隊現代化、專業化，軍隊中改革派力量影響正在擴大， 目前中共的下級軍官是關係中共未來走向的最關鍵的一代人。 以“當前中國農村與中國農民變化”為重點筆談的有陳鐵軍先生。他從人民解 放的重要根源來自農民，談到中共統治中國大陸的40年，中國農村和農民所發生的 變化，認為：目前中國農村正在社會轉型。以開放為轉折點，正衝擊着中國的國家 統治結構，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農民運動最有希望。 以“如何加速促進中國社會及教育文化多元化”為重點筆談的有蘇曉康先生、 高新先生、何鍾瑞先生。 蘇曉康先生指出，“六四”之後文化觀念的破產，打破了權能主義的統治，造 成中國社會大幅度倒退，打破了中共意識形態的壟斷。他分析了當前中國“文化熱” 思潮的幾個主要分裂：一是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分裂；二是激進主義與改良主義 的分裂；三是傳統與反傳統的分裂。雖然引進了不少精神文化的新資源，還是缺乏 普遍的認同。在創造一個文化中國的宏偉構思中，中國知識分子應當從形形色色的 決定論和反傳統中擺脫出來。 高新先生認為，提高全民族的教育文化水平，是促進中國“和平演變”的首要 任務。 劉賓雁先生指出，蘇聯和東歐變化的一些負面影響，中國民運中的一些弱點， 很值得大家反省深思。他又指出，我們反對的不僅是一個政權和制度，同時應正視 在中共統治下人民素質所受到的傷害。作家的活動不僅限於寫作、演講，應該投身 於社會公益，改變人們的精神狀態。 我認為劉賓雁先生這段反省深思的建議非常重要。所以借劉先生的這項意見， 作為筆談要點介紹的總結。 （原載《中流》199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