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前將多少知情者殺了滅口？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5月18日15:55:09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很多中共體制內清醒人士，像周揚，像胡耀邦，像習仲勛、像陸定一……痛定思痛，不約而同說過（甚至以總書記身份發誓）：永遠記取教訓，今後永遠不能再整人了！但有這種認識的人士，不旋踵即被逼下台、被置於冷宮，他們的悔悟終究迸散在絞肉機時強時弱、卻永不停息的轟鳴之中！這難道是偶然的嗎？ 　　老高按：關於左傾路線給中國造成多少災難，造成中華民族多少無辜的生命，乃至傑出的精英人才死於非命，已經有了多少血淚斑斑的史料啊。楊尚昆感嘆：共產黨殺的共產黨，比國民黨殺的共產黨都多（大意）；《五七一工程紀要》中將這個體制比喻為“絞肉機”，都實在是一點並未誇張。 　　不過，看中共黨史，90多年曆程中竟有70多年以殺中共自己的成員、殺老百姓為主，殺敵人——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軍警憲特——為輔（最近20年來，改“殺”為“壓”，到底是與時俱進了！）。這讓我驚悟：無數人命，無數血債，只由中共內部的那些個左傾路線的派別擔責，只怪罪那一些左傾執行者與追隨者，夠嗎？ 　　餘生也晚，沒有趕上從土改、鎮反、肅反、“反右”、“大躍進”、“四清”這一系列“共產黨整共產黨”“共產黨整老百姓”的運動；更沒有經歷過“延安整風”以及更早的極其血腥的蘇區“肅反”。但我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小革命”（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我對中共根深蒂固的思路，有深切的了解。很多中共體制內的清醒人士，像周揚，像胡耀邦，像習仲勛、像陸定一……痛定思痛，不約而同地說過（甚至以總書記的身份發誓）：要永遠記取教訓，今後永遠不能再整人了！但是事實如何？有這種認識的人士，不旋踵即被逼下台、被置於冷宮，他們的悔悟乃至誓言，終究迸散在絞肉機時強時弱、卻永不停息的轟鳴之中！——這，難道是偶然的嗎？ 　　由中共的指導思想、理論基礎，如何邏輯性的必然推出“整人”“殺人”的結論，這是一篇大文章的題目。許多初衷高潔、志向遠大的志士仁人（包括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諸位），就算逃出了“共產黨殺共產黨”被殺的一劫，卻畢竟成為發令執刀殺人者一員——這中間，我分明看到必然因素在冥冥之中起着作用。 　　人們應該對中共的思路追根溯源——從理論上，從實踐上。 　　這裡就有一篇東西：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解放軍總後勤部長邱會作與兒子程光對談，講起了自己1930年代在中央紅軍、中央蘇區的遭遇，讀來毛骨悚然。 　　這篇對談，是邱會作的兒子程光所著《歷史的回顧：邱會作與兒子談革命經歷和若干歷史問題》（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中的第三章中的文字。經作者授權，明鏡歷史網選載。其中“父”，是邱會作；“子”，是程光。 　　這第三章，作者程光所擬的標題是“‘左’傾路線時的瑞金”。但正如我上面所說，駭人聽聞的自己人殺自己人的悲劇，不應該只是由所謂“左傾路線”承擔罪責——不能苛責邱會作和程光父子，他們有他們的思考，但我們作為後來人，理應思考得更深。 長征前差點將我父親殺了滅口 程光，《歷史的回顧》第三章（節錄） 　　父：1932年秋，我被選送到瑞金的中國工農紅軍學校第五期學習，我都捨不得離開這支部隊了。 　　子：瑞金是剛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都，是中央蘇區的政治文化中心，到那兒學習是一次難得的機會。 　　父：部隊選送學員條件很嚴格：要求階級成分好；經過戰鬥考驗；略有文化，年紀要輕。紅軍學校的校長是劉伯承。 　　子：他是我軍軍事教育的開拓者，許多日後的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都出自這所學校。 　　父：我入校之後在政治團學習，後來上級要求調出部分政治條件好的學員到特科營軍械班學習，我在其中。不久，軍械班併入了供給隊，我在供給隊裡學習，一直到畢業。我們這期在校只有半年多，我學習非常努力。我小時讀過兩年半私塾，但局限於中國舊文化，新知識很少。到了紅軍學校，我學的就廣泛了：作為政治基礎知識，學習了馬克思主義ABC；作為軍事常識，學習了戰術戰鬥條例、粗淺的天文和地理；作為軍械班和供給隊的課程，學習了一些科學常識、算術和財務原理。這些新的文化知識對我是一次啟蒙教育。學習中，我不僅“文”的好，“武”的也不差，我是從士兵一步一步上來的，在戰鬥部隊受過嚴格訓練，到了紅軍學校，我對內務、隊列、射擊、投彈、田徑等樣樣在行。我曾是學校評選的模範班的班長，百米賽跑還得過一等獎。1933年春，我以優異的成績畢業。 　　在第五期學員將要分配的時候，紅軍總政治部的人到學校來找我談話。我不知道他們的目的，但猜測一定有什麼緣故。果然，由於我學習成績突出，家庭成份好，又是黨員（我於1932年由團員轉為黨員），畢業時和另一個叫劉吉仁的學員被留在瑞金紅軍總部機關，分配到總供給部。而我們這一期其他人都到了各基層部隊。我們兩人到供給部財政處，我任會計，他任出納。不久，我兼任總供給部的機要統計員。 　　子：一般人不了解這項工作。 　　父：它是非常重要的職務，負責全軍與總供給部有關的軍務實力統計，是一項絕對機密的工作，業務範圍為：紅軍人員、兵力、槍支、馬匹、軍械、彈藥、糧秣的全部實力統計。總供給部只有我知道全軍的這些數字。我擔任這項工作之前，經過了國家政治保衛局專門審查並由周恩來副主席批准。我有保衛局的特殊工作證，可以出入中革軍委各部門，並受特別保護。平日裡，我去中革軍委辦理這方面的業務，規定我不能個人行動，至少有兩個保衛人員與我同行。他們並非保護我，而是我身上帶有紅軍全部實力統計，他們是保護絕對機密的。國家保衛局規定：執行任務的保衛員有保護機要人員絕對安全的責任，如果發現他有離隊或投敵行為，有當場槍斃的權力。 　　我擔任機要統計工作之後，行政業務主要是同總供給部部長楊至成、政委葉季壯直接發生工作關係，不久，我又被提升為供給部政治指導員，成為部長和政委的直接工作助手。我同楊至成關係密切，他比我大十二歲，是出身於黃埔軍校和參加過南昌暴動的老資格，但他把我當作忘年交。我倆不僅是上下級，也是好朋友。那時供給部沒有秘書，楊至成叫我為他辦理文書和機要。他出差辦事一般都帶我去，因此中央蘇區許多地方我都到過，讓我開闊了眼界。 　　子：你到供給部的時候，正值黨內推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實行宗派主義的過火鬥爭和打擊，在組織上肅清和左傾意見不一致或無辜的人。有很多這方面的回憶。 　　父：供給部有個別工作人員有貪污行為，楊至成受當權的王明路線的人的責怪，被打了下去。之後，葉季壯出任紅軍總供給部部長兼政委。 　　總供給部機構非常精幹，部里不設政治部門。除了國家保衛局一個專職特派員負責保衛監督之外，其餘政治工作上的具體事都是我這個政治指導員管了，我是總供給部政委葉季壯的直接助手。我同他的關係甚為密切，待他當了部長兼政委，我們關係更深了。葉季壯是廣西百色起義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參加革命前曾做過報社記者、總編輯，社會知識豐富。他對一般人不愛多說話，但和我時常聊天，從不把我當外人，使我感到他是非常可敬可親的兄長。我和葉季壯的關係要比和楊至成更加親密。 　　我到供給部工作幾個月後，在黨內也擔任了職務，總政治部組織部指定我為總供給部機關黨支部書記，長征之前，又任命我為軍委軍事工業局的黨總支書記。軍事工業局是中革軍委獨立的部門，由總供給部指導工作。我還是1934年初在瑞金召開的第二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代表大會選出的人民檢察院工農檢察委員，並擔任國家政治保衛局派駐總供給部的兼職政治保衛員（這是秘密的）。總之，我從紅軍學校畢業以後，組織上就把我列為政治上特別可靠的人加以重用了。 周恩來交給我“蘇維埃國家最高機密” 　　子：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召開。缺乏實際鬥爭經驗的26歲青年王明在共產國際代表的支持下，控制了黨中央領導工作，“左”傾教條主義開始了長達四年的統治。1931年夏，黨中央機關離開上海搬到中央蘇區。11月，蘇區黨組織在瑞金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批判毛澤東“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線”、“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毛澤東失去了對紅軍的指揮權。這個時期你正好在瑞金。 　　父：雖然我不很清楚上面發生的事，但我在紅軍總部機關要害崗位上工作，多少知道點跡象。我朦朧感覺，紅軍這些仗怎麼沒有以前那樣會打了？1934年4月第五次反圍剿廣昌戰役中，紅軍和白軍打陣地戰硬拚，遭到重大失敗，人們就不那麼樂觀了。我哥哥邱會佳在廣昌戰役中犧牲了，我感到非常難過。 　　不久，我參加了中革軍委副主席周恩來領導下的紅軍退出蘇區的準備工作。這在當時極為秘密，我只是做執行的具體工作，直到紅軍長征前夕，我才知道我做的是什麼。 　　子：那是什麼時候？這對考證中央決定離開江西的時間來說很重要。 　　父：1934年6月初的一天早上，葉季壯通知我到中革軍委辦事。我因為工作關係每月都要去那幾次，抄報匯總統計數字，每次去都要有兩個佩帶短槍的保衛員陪同，而那天卻是葉部長親自和我去，我就知道有大事了。在路上我幾次問他去幹什麼，快到了他才說：“今天周副主席親自向我們交待重要工作。”我立即緊張起來。 　　子：你怎麼會突然緊張了？ 　　父：在王明路線的肅反後，紅軍機關里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恐怖氣氛，越是機要的人，發生了問題越是要死。我平日參加過不少保衛工作，也參與處理過有問題的人，知道很多機秘，我懷疑自己是否出了什麼事要倒霉。我和周恩來並不認識，雖然在總司令部見到過他幾次，從來沒有說過話，這次他這麼大的領導為什麼親自找我？我很緊張，甚至害怕。 　　我們到了周恩來住處，他聽到來人，便從內間出來。周恩來身材中等，絡腮鬍子又密又長，雙眼睛炯炯有神。葉部長把我介紹後，周恩來客氣地邊說邊做手勢，叫我坐下，我卻不知所措。他滿臉笑容地再次叫我坐下，我緊張的心情鬆了下來，看來不會有“那種事”發生。 　　周恩來第一句話是對我說的，“啊，你就是邱會作，名字我早知道了。”他開始問我的個人情況，邊問邊在本子上記。周恩來知道了我是興國老蘇區的貧農，全家都為蘇維埃做事，我參加革命五年了，打過不少仗，當過基層幹部，畢業於紅軍學校，他非常滿意。 　　周恩來對葉季壯說：“人就這麼定了。任務你和邱會作談過嗎？”葉答：“沒有。”這時周恩來向我介紹了他身邊的一個人，名叫馬紀元，是國家保衛局保衛團一個隊的副隊長。周恩來向我交代任務說：“我們可能同國民黨軍隊在蘇區的中心打仗，事先得有必要的準備。” 　　子：周恩來那時就明確說是準備長征？ 　　父：他的話只局限在準備打仗上，對撤出中央蘇區沒有明說。其實他也是說不明的，因為中央只想走，要做準備，但並沒有明確的打算，不僅沒有長徵到陝北的計劃，對於何時退出中央蘇區也還沒有最後定下來。 　　周恩來對我交待：你去完成一項特殊任務，把幾處兵工廠和幾個倉庫毀掉，把物品和財產埋掉。把要處理的東西迅速分散，分散不了就毀了，要處理得乾乾淨淨。你們要絕對保密，無論如何不能讓外人察覺我們的意圖，如傳出去了，會對根據地軍民的士氣引起動搖，於當前的鬥爭十分不利。你們要做得隱蔽，最好夜間行動。這是蘇維埃國家最高機密，如有泄密，軍法不容。 　　他又交待馬紀元，帶保衛局一個警衛班去協助我，保證我執行任務和安全。 　　從那天開始，我放下了總供給部的工作，專門執行周恩來交辦的任務。馬紀元帶了一個警衛班十二人歸我指揮，班長是李青山。他們穿中央保衛局保衛團的制服，佩帶特別樣式的藍色領章，每人都帶着短槍和一把大刀。我從總供給部帶了一個傳令兵、一個飼養員（我和馬紀元騎馬），組成了一支分隊。 　　我們按照計劃每天行軍大約六十里，我和戰士們一樣吃“包子飯”（在袋子裡事先裝好一定數量的糧食，飯做熟了之後，一人一包分食），睡稻草地鋪。幾天后我和馬紀元熟悉了，他比我大六歲，廣東南雄縣人。我們都操客家話，按照客家人規矩，我得叫他“馬哥”。 　　子：他的任務僅僅是協助你工作？ 　　父：我開玩笑問他：“你除了周副主席交代的事情外，還有監視我的任務吧？”他只是一笑。我當然知道，他的任務是監督和保證受領任務的人絕對按照上級命令辦事。若有違犯，有權力制止，甚至處死。按規矩，這次最高機密行動，馬紀元監視我，同行的人里肯定還有奉命監視他、有權處置他的人。 周恩來交待：可用各種手段找藉口說謊話 　　子：你們的任務很特殊，還要秘密隱蔽進行，怕是作起來很困難。 　　父：周恩來交待過，可以用各種手段，找些藉口，說點謊話，如宣布暫時停工調運，轉移地點分開辦工廠和倉庫等，不能暴露目的，這當然困難很大，比較難辦的是在幾個地方。 　　比如說勝利縣（中央蘇區劃定的于都縣以北、興國縣以東地區的新縣）水頭寨，那有個軍械庫，存有數千支待修的雜色槍支及軍械用品，在當時都是寶。 　　我公開宣布我們是代表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來處理倉庫物資的，接管了倉庫，要工作人員一律到瑞金附近集中，全部走了。怎麼處理物品？掩埋，火燒都考慮過，但驚動很大。我權衡利弊，決定把東西沉沒在深水中。倉庫有一個水運碼頭，裝船在白天公開進行，僱請民工搬運，說是運到前方去，把船駛走，等到深夜，再把物品悄悄沉沒在河裡深水中，往復幾天完成了。這個倉庫名義上還在，空房子交給地方政府代管。 　　比如說橋頭鎮，那有一個有個大型的彈藥庫，存的物品是未炸的地雷、炸彈、手榴彈等，還有一些不宜帶走的器材。到橋頭的那天，我們打出“中革軍委戰地檢查團”的幌子。縣蘇維埃主席出城迎接“貴客”，對我惟命是從。當晚，我寫了調令，把距橋頭不遠的一個兵站的警衛排調來執行任務。 　　倉庫在橋頭東南約五里的群山里，有很多天然溶洞，其中幾個很大的被改造成倉庫區。李青山到那裡先作勘察，恰好搜查出三個隱藏在附近山洞裡的逃亡地主，就把他們捆綁住，招搖過市地押回來。我召集了縣蘇維埃主席、軍事部長、保衛局長開會宣布：“這次查出那裡是土匪窩。為了蘇區後方的安全，有徹底清除的必要，為了不使群眾發生誤解，請縣政府立即召開會議，向大家說清楚。” 　　我派出警衛排把庫區封鎖，把物資集中起來放火燒了。燒的時候連續發生爆炸，群眾沒有驚慌，因為事先已說清楚。我原以為對橋頭倉庫的處理很難，沒想到這麼順利。 　　子：這次你最棘手的工作是什麼？ 　　父：是處理紅軍的兵工廠。它在江面，在興國縣與勝利縣交界處。兵工廠有三個分廠：子彈廠（翻造）、翻砂廠（造手榴彈）和修械廠，一千多工人。工廠所在的二十多里長的山溝早已劃為軍事禁區，沒有居民，有個警衛連保衛工廠。 　　兵工廠是軍事工業局屬下，由總供給部指導工作。我宣布我代表總供給部並展示了“特派邱會作全權處理一切相關事宜”的介紹信。兵工廠召開大會請我講話。我說，為了粉碎敵人圍剿，需要加強生產。要把這的工廠分為三個，分別遷到不同地方擴大，在不同的作戰方向滿足戰爭的需要…… 　　子：你的謊話很有“說服力”。 　　父：我們把職工按三個“新工廠”的形式分開，暗中把將來要帶走的人和遣散的人分類，開到不同的地點去。我用公函調來一千五百運輸員的隊伍，把要帶走的物品設備搬運離開工廠，不要的就地集中堆放。大約十天后，那裡除了我們和警衛連外，空無一人。 　　銷毀物品很難辦，機器等鐵製品不怕火燒。工廠警衛連連長提出一個辦法：把留下的炸藥和瞎火的手榴彈集中和機器堆在一起，炸毀掉。 　　紅軍兵工廠是多年辛苦才建設起來，機器和器材都是戰爭中繳獲或購買的，工廠主要負責人如郝希英等，還有一些技師，是上海地下黨輸送到中央蘇區來的。工廠能生產木柄手榴彈、地雷，能用舊彈殼翻造子彈和修理各種槍支。手榴彈和繳獲國民黨部隊的差不多，翻造的子彈質量也好，成為紅軍的重要彈藥來源。現在要毀掉它，我非常心痛，但別無辦法。 　　我們完成兵工廠那裡的任務，又做了些其他地方的處理和埋藏工作，然後回到瑞金。 　　子：這項工作是否要向周恩來匯報？ 　　父：我向葉季壯作了匯報並呈上我寫的報告。他要我隨他去向周副主席匯報。我們到了總司令部，周恩來已等在那裡。我照着事先準備好的一個稿子讀了半個小時，周恩來坐在我對面用心地聽着。我讀完之後，葉季壯補充了幾句，我以為是我沒說清楚，葉在給我“補台”。出乎意料的是，周恩來說：“你說得很好，簡明，要點也突出。我知道了你們出色的工作。如此複雜的一項任務這麼順利地完成了，不容易！” 　　周恩來勉勵我說：“你很年輕，有前途，但文化不高，今後要下功夫學習。我今天算是給你下了一個學習文化的任務，下次再見面就要考你了。”我聽到這，不知道哪兒來的勇氣，把我自己釘的本子（也就是工作記事本）送到周恩來面前，請他給我寫上幾句話。周恩來拿起桌上的毛筆，在我的本子第一頁上寫了：“誠實、謹慎、勤奮。周恩來，一九三四年八月。”這個本子我一直留在身邊，後來1971年“九一三”後抄了家，它不知去向。 國家保衛局要對我“滅口”，幸虧是到天晚動手 　　子：你完成那次特殊任務後，第五次圍剿的形勢非常緊張了。長征要開始了。 　　父：1934年9月初，我發現了一個反常的現象，國家保衛局派駐總供給部的特派員突然和我特別接近，態度多少有些不自然。我感到奇怪，但絲毫沒有察覺什麼。我很忙，除了繁忙的業務外，總供給部政治工作，只有葉部長兼政委一個人負責，具體事情是我在干。隨着戰事的緊張，我忙得幾乎是晝夜不停，根本沒有察覺，特派員已接受了保衛局對我監視的任務。我掌握紅軍的實力，又知道準備退出中央蘇區的絕對機密，他們怕我“開小差”。 　　1934年10月初的一天，我開支部委員會討論出發前的準備，同時布置忠誠的骨幹分子要監視別的人。那天我感到保衛特派員表情很蹊蹺，一直死死地盯着我。我若是開會，他陪着我開會，我若處理點事，他也跟着，甚至我上廁所他也一步不離。我問他有什麼事？他不回答。那天黃昏，突然衝進來幾個人把我抓起來，反綁成處決的樣式。國家保衛局執行部部長張炎和把鄧發局長簽署的處決我的手令展示了，我連喊冤枉，但沒有用，只好等死。張炎和把我拉出去行刑，碰到了周恩來，他問為何？他說；“邱會作知道戰略轉移（長征）和財物隱藏地，殺他滅口，以保機密。”周恩來說：“他還是個大孩子呵，你派人看緊些就行了。” 　　事後我才知道，那天張炎和一行人黃昏前就秘密來到了總供給部躲起來了，打算天晚一點就把我處決（大白天殺人影響不好）。沒有想到遇到了周恩來，周恩來是我的救命恩人！ 　　子：國家保衛局要把你“滅口”，你當時就知道背後的原因？ 　　父：當時正是王明路線發展到登峰造極的時候，別說是國家保衛局，就是各部隊的保衛局也可以殺人，可以說是見怪不怪。但對於為什麼這樣對我，最初我只知道大概。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知道了真情。紅軍長徵到了陝北之後，於1936年2月東征過黃河到山西去了，而紅軍總部留在陝北的瓦窯堡。周恩來任中革軍委後方辦事處主任，統一領導指揮陝甘寧邊區的黨政軍工作。軍委總供給部住在延長的永平，我是供給部糧秣處長。葉季壯派我常駐在瓦窯堡紅軍後方辦事處，以便開展工作，就同周恩來住在一個院子裡。由於我在長征中已經在周恩來領導下工作了，很熟悉，當時上下級的關係又不像後來那樣嚴，住在一起的李克農、鄧發和我常常喜歡在周恩來辦公室內的大炕上閱讀舊報紙，聊天。一次，我們無意中說到了瑞金的生活，李克農指着我問鄧發：“長征臨出發之前，你為什麼要把他殺掉？要不是周副主席，閻王那裡就多了一個冤鬼，我們就少了一個處長。”鄧發羞愧地說：“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具體的就不好說了。幸好沒有造成千古之恨！”周恩來聽我們說到這，插話為鄧發開脫：“離開江西前殺了一些不應該殺的人，我們都有責任。這是我們黨最為慘痛的一個教訓。” 　　子：你得知了鄧發是主使這件事的人，不忌恨他？ 　　父：我看着尷尬的鄧發並沒有怨恨之意，只覺得他的所作所為是黨的路線錯誤。當時要“處理”的人不是我一個，而是一大批人，絕大多數人冤死了。我親身經歷了肅反，更理解這一點。 　　我後來就這事問過葉季壯，他說：“當時不能同你說呀，萬一你想不開，出了事怎麼辦！長征出發前，周副主席再次親自交代要帶上你走。” 　　子：你比那些冤死的和留在中央蘇區犧牲的人，算是僥倖了。 工作出點差錯，除一死別無選擇 　　父：離開中央蘇區的準備工作十分緊張，名義是“上前線”。葉季壯部長只讓極少的人經手此事，供給部的準備工作是他自己、特派員和我組織進行，因此只有我們三個人知道“上前線”的真實含意。 　　“上前線”的人都要經過嚴格審查，報上級批准才能定下來。審查主要是個人的家庭成分、政治表現和思想方面的問題。成分不好的人原則上不能長征，政治表現不好的人就更不能走了。走的人確定之後，留下的集合到離瑞金不遠的七堡。當時大家並不很清楚，留下來的人生的機會是不多的，除了日後可能被占領蘇區的國民黨反動派殺害外，如果他知道得事情太多，也有被自己人“保密”處理的可能。王明路線非常殘忍，我至今還記得幾例被無辜殘害的人。 　　總供給部糧食處長羅鳳章是湘南暴動參加革命的。有人檢舉他貪污過三塊銀元，國家保衛局就把他抓走了，我和保衛局駐供給部特派員參與此事，作為總供給部部長的葉季壯居然事先不知道，更不知道特派員和我參加了處理。羅鳳章的事發生在“上前線”較前的時候，形勢還沒有那麼緊張，他保住了腦袋，被國家保衛局送到兵站作苦役。羅鳳章的頭髮上被開了一條“馬路”（中間剃光一條頭髮作標記，防止逃跑），每天在兵站搬運重物。有一句流行的話，“調皮搗蛋，送去兵站挑炭”，說的就是懲罰主義。 　　子：今天提到王明路線在黨內鬥爭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是人人痛恨。 　　父：但在當年是很革命，很時髦，很風行的，人人必須執行。有一次羅鳳章挑運物品到總供給部來，我沒有像別人那樣歧視他，客氣地請他喝了水。羅比我大十幾歲，過去我對他很尊敬，可那天我說了幾句責怪他的話。沒想到他毫不在意地回答：“我現在比當處長好，晚上睡得穩當一些了（指已有處理結果，不會殺頭了）。”他見我很不以為然，又說：“老弟，你不僅年輕，還很小呢！對現在的事情，你能看到，但你不能看透。人若是倒了霉，可是身不由己呀！”對他的話，我想了幾十年才想明白。當我想明白的時候，我比羅鳳章倒霉多了。 　　那時，犯錯誤的人要受到處理，就是日常工作中出了點問題也會面臨滅頂之災。臨出發前，供給部送出去了一批剛修好的槍支到前方去，兵站檢查出來有生鏽的，向上報告了。國家保衛局立即派人來總供給部追究。負責槍支修理的軍實處軍械科科長胡子昂十分緊張，知道自己縱有十張嘴也說不明白，肯定活不成了，於是偷偷在自己內衣里藏了一個手榴彈。當我陪着國家保衛局的人找胡子昂查問時，他從容不迫地說：“我是軍械科長，槍生鏽由我個人負完全的責任，請不要連累其他人。”胡子昂說完，扭頭就向房子外跑。我們還沒明白是怎麼回事，只見他跑出門外不遠，手榴彈就響了。他沒在房子裡拉響手榴彈，是為了不傷害我和其他無辜的人。胡子昂知道自己要被處決了，痛恨的只是肅反制度，不願意傷害別人，包括不願傷害要執行他死刑的保衛局的人，真是可敬！事後，供給部把胡子昂當作“死反革命分子”進行批判，我一言沒發。胡子昂只是工作中出了點差錯，但是，在王明路線下，在長征前的那種特殊氣氛下，他除了一死，沒有別的選擇，他死於黨的錯誤的懲辦主義。 　　總供給部的管理科長李躍也死得冤。李是湖南人，大學生，這在紅軍中是很少的。因為他的家庭成份是地主，國家保衛局沒有批准他“上前線”。後來經過我們第二次報告，保衛局總算是同意了。李躍平常工作非常好，在長征出發的前一天晚上，管理科無意中發生了輕微的火災。保衛局認定這是反革命發出的燈火“信號”，告訴敵人我們要行動了，就把李躍抓走了。雖然對李的下場並未宣布，但無須多考慮，就是用“保密”的方法處決了。 　　紅軍離開中央蘇區之前，恐怖氣氛相當厲害。當時沒有一個人是不怕犯錯誤的，大家總是積極苦幹，謹小慎微，遵守紀律，不敢犯自由主義，甚至不敢多說話。如果出了什麼問題，哪怕是一件小小的事就不得了呀，真是一粒沙子都可以打死人。 　　子：我聽一些老同志說，那時的國家政治保衛局是“閻王殿”，想要誰死是輕而易舉的事，錯殺了很多的革命人士和人民群眾。具體殺人的數字和人員，至少還是絕對保密。 　　父：1930年殺“AB團”，是敵人挑起的反間計在內部殺共產黨；1934年的肅反是我們共產黨自己挑起的殺共產黨。一些所謂的不可靠分子，例如寧都暴動起義過來的紅五軍團的一些幹部，除了少數紅軍里必不可少的專業人員，（如醫生，就是姬鵬飛、張步峰、靳來川他們那些人），其餘很多都被殺了。當過我在紅軍學校學習時的教導主任，後來的紅軍供給學校宋奇峰校長，是北京的大學生，曾是國民革命軍二十六路軍一個師的軍需處長，雖然他算是一個業務幹部，但也被國家政治保衛局處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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