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赫諾[1]

第二天1點鐘，我再次來到克里姆林宮（插圖為1918年列寧在克里姆林宮），在同一地點見到斯維爾德洛夫同志。他立即帶我去見列寧。列寧很友好地歡迎我。他一隻手抓住我的胳膊，用另一隻手輕輕地拍拍我的肩膀，指示我坐到一個椅子上。把斯維爾德洛夫讓在另一把椅子後，他對他的女秘書說，“請不要打擾我們，直到兩點鐘。”然後他在我對面坐下，開始提問。

他的第一個問題是：“你是什麼地方來的？”然後問：“你的地方的農民如何理解‘在村莊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個口號？敵人--特別是（烏克蘭）中央拉達當局—對這個口號是什麼反應地區？”最後：“你那裡的農民反抗奧德侵略者嗎？如果反抗，農民的反抗為什麼不能轉變與紅軍共同戰鬥的起義呢？你看，我們為了捍衛革命果實付出了那麼大的代價。”

對所有這些問題，我給了簡短的答覆。列寧以他的特殊方式，努力提出問題讓我逐點回應。例如，列寧重複3次問我：“你的地方的農民如何理解‘在村莊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個口號？”他對我的答覆感到驚訝。 

“農民以自己的方式在理解這個口號。根據他們的解釋，一切權力，在所有生活領域，必須與勞動人民的意識與意願相同。農民明白：工人和農民的蘇維埃，無論在鄉村、縣城和地區，只是革命組織和人民的經濟自我管理工作的手段來反對資產階級及其走狗右翼社會黨和他們的聯合政府。”

列寧問：“你認為這樣解釋我們的口號對嗎？”  

我回答“對”。 

“那麼，你的地區的農民被安那祺主義感染了！”

“這有什麼不好？” 

“這不是我的意思。相反，我們很高興，因為這將意味着共產主義戰勝資本主義。” 列寧回答道：“但我懷疑這種現象是自發的，它是安那祺主義宣傳的結果，但不會持久。我更傾向於相信這個革命熱情，在有機會生出一個組織之前，就被得勢的反革命的力量破滅，已經消失了。” 

我對列寧指出：一個政治領導人不應悲觀或懷疑。 

“因此，根據你的意見，”斯維爾德洛夫打斷道，“我們應鼓勵在廣大農民群眾中存在的安那祺主義傾向？”

我回答：“哦，你們的黨不會鼓勵他們的。”

列寧抓住機會了：“為什麼我們要鼓勵他們？分裂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為反革命鋪平道路來最終摧毀自己和無產階級嗎？”

我無法克制自己，變得非常難過。我對列寧指出：安那祺主義和安那祺主義者與反革命毫無共同之處，我們沒有導引無產階級朝那個分裂的方向。 

“這真是我說的？”列寧問我，然後說：“我想說的是：安那祺主義者缺乏大眾組織，無能組織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因此，他們沒有高升到任何地位，在最廣泛的意義上，來保衛我們所奪得的、極為珍貴的一切。”

談話接着轉向列寧所提出的其他問題。包括如何解除從前線回來的哥薩克士兵的武裝、中央拉達等烏克蘭勢力、德國軍隊、以及紅軍衛隊在烏克蘭的影響只限於鐵路沿線等（譯文略）。

斯維爾德洛夫有時盯着我，有時看列寧。列寧緊緊地握住手，斜着頭，陷入沉思。然後，他直起身，說：“你剛才對我說的一切真令人遺憾。”

轉向斯維爾德洛夫，他補充說，“通過改組紅軍衛隊到紅軍，我們正沿着正確的道路，奪取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

斯維爾德洛夫熱情地回答道：“對，對”。 

然後，列寧問我：“你在莫斯科有什麼工作打算？”

我回答說，我沒有長留的打算。按照在塔甘羅格召開的黨派團體會議決定，我會在7月初重返烏克蘭。”

列寧問“秘密地？”

“是的”。 

面對斯維爾德洛夫，列寧評論說：“安那祺主義者總是充滿了自我犧牲精神，他們已經準備好任何犧牲。但他們是盲目的狂熱分子，他們忽略現實，只考慮遙遠的未來。”這不是針對我的，他說：“你，同志，我認為，有一個現實的態度面對我們時代的問題。如果俄羅斯只要有三分之一的安那祺主義者都像你，我們共產黨人將準備與他們合作，在某些條件下組織勞動者的自由機構。”

在這個時刻，我覺得我產生了深厚的感情尊重列寧，儘管我剛獲得的信息告訴我正是他對毀滅莫斯科的安那祺主義組織負責，而這也是在許多其他城市毀滅類似組織的信號。我的良心使我對自己感到羞愧。面對列寧，我對他直截了當地說：“革命和它的成果對安那祺主義者和共產黨人同樣重要。我們都是真正的革命者。” 

“哦，不要這樣教育我們，”列寧笑着反駁說。“我們了解那些安那祺主義者和你。他們多數沒有考慮現實，或至少他們對現實很少關心。但是，現在事態非常嚴重。對革命者來說，不會去關心現實或不採取積極的態度與立場，就很可恥了。大多數安那祺主義者只是思考和描寫未來，不了解現狀。這就是我們共產黨人與你們的分歧。”

說完這些話，列寧從他的椅子上起身，開始來回踱步。

“是的，是的，安那祺主義者們對未來有高明的見解，但在目前，他們不腳踏實地。他們的態度是可悲的，因為他們的狂熱是缺乏內容，他們沒有對於未來夢想的真正的聯繫。”

斯維爾德洛夫帶着惡意的微笑，轉向我說：“你不能否認，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評論是公正的。”

列寧急忙補充：“那些安那祺主義者們認識到他們缺乏當今生活的現實觀嗎？為什麼？他們根本不想這些問題。”  

對此，我告訴列寧和斯維爾德洛夫：我是一個半文盲農民，不能以適當的方式反駁列寧關於安那祺主義者的意見。“但我必須告訴你，列寧同志，你說安那祺主義者不理解現實，說他們沒有與現實的真正聯繫等等，基本上是錯誤的。安那祺-共產主義者在烏克蘭（或叫‘南俄’，因為你們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儘量避免‘烏克蘭’這個詞）已經證明他們堅定地深入現實。整個烏克蘭農村反抗中央拉達的革命鬥爭，是在安那祺-共產主義指導下進行的，也有部分是由社會革命黨人推動的（當然，他們有完全不同於安那祺-共產主義的目標）。你們布爾什維克在我們的村莊中幾乎沒有任何存在。在他們滲透之處，影響也很小。幾乎所有的烏克蘭社區和農會都是在安那祺-共產主義影響下成立的。勞動人民抵抗反革命、特別是反抗奧德入侵的武裝鬥爭，都完全是在安那祺-共產主義者的思想和有機指導下進行的。”

“當然，把這些功勞歸於我們，對於你們的黨很不光彩，但這些都是事實，你不能反駁。我想，你知道得很清楚，誰是烏克蘭自由革命的有效力量和戰鬥能力 。你們（在俄羅斯的鬥爭）激起他們英勇地捍衛共同的革命果實的勇氣。其中，至少有一半的人戰鬥在安那祺主義的旗幟下--莫克羅索夫、馬利阿·尼克佛羅瓦、特切德勒底尼亞克、加林、魯涅夫等忠於革命的軍隊指揮官，還有很多人，都是安那祺-共產主義者。我也可以提起我自己所屬的組織和所有其他的保衛革命的志願兵黨派團體，他們對於紅軍衛隊是必不可少的。”

“這說明你是如何的錯誤。列寧同志，你說我們安那祺-共產主義者沒有腳踏實地，說我們對現實的態度可悲、說我們只會夢想未來。我現在對你講的都是事實，不可質疑。我剛才所講的這些，都與你對我們的結論相矛盾。大家都看到我們堅定地根植於現實，我們正在努力工作、搜索實現未來願望的手段。我們實際上對這個問題非常重視。”

在這一刻，我看着斯維爾德洛夫。他臉紅起來但繼續微笑着。至於列寧，他攤開雙手，說：“也許我錯了。” 

“是的，是的，在這個問題上，列寧同志，你太刁難我們安那祺-共產主義者了。我相信，簡單地說，這是因為你太不了解烏克蘭的實情和我們的作用。” 

“也許我能不否認這點。但無論如何，錯誤是不可避免的，特別是在當前形勢下，” 列寧回答說。

察覺到我的情緒，他極力安撫我，像一個父親那樣。他巧妙地試圖轉換話題。但是，我的壞脾氣（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不容許我有興致再進一步討論下去，儘管我多麼尊重列寧。我感到侮辱。雖然我知道在我面前的是誰，他還有許多其他問題要處理，而我還有很多需要向他學習。我的心情改變了，我的回答也心不在焉。我感到一種斷裂和厭惡的感覺。

列寧很難對付我的這種態度變化。他努力化解我的憤怒，轉移到其他的事情上。注意到我由於他的口氣變化而恢復到以前的態度，他突然問我：“你打算秘密返回烏克蘭？”

“是的，”我回答道。 

“我能為你提供幫助嗎？” 

“我很樂意，”我說。

轉向斯維爾德洛夫，列寧問：“誰目前負責派遣我們的人到南方去？”

“卡爾片科同志或扎通斯基同志，”斯維爾德洛夫回答道。“我需要確認一下。” 

在斯維爾德洛夫打電話問誰負責向烏克蘭派遣特工人員的同時，列寧試圖向我表明：共產黨對於安那祺主義者並非如我認為的那樣敵對。

列寧說，“如果我們被迫採取有力措施趕出占據馬勒亞·迪米特羅夫斯卡大樓的安那祺主義者，責任不在我們。因為他們在那裡或其他地方窩藏土匪。你必須知道，他們被允許占有與馬勒亞·迪米特羅夫斯卡大樓不遠處的另一棟大樓，他們可以在那裡自由地按他們自己的方式工作。”

“你有什麼證據，”我問列寧，“證明在馬勒亞·迪米特羅夫斯卡大樓的安那祺主義者包庇土匪？”

列寧回答道：“有。我們的特別委員會收集和驗證過情報。否則，我們黨就不會授權採取措施。”

與此同時，斯維爾德洛夫坐下來告訴我們，卡爾片科同志負責轉送特工，但扎通斯基同志也很知道此事。”

列寧立即叫道：“好，同志，明天下午或什麼時候，去找卡爾片科同志，請他為你提供秘密進入烏克蘭的幫助。他會讓你跨過邊界。”

“什麼邊界？”我問。

“你不知道最新的進展嗎？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已經設立了邊界，由德國軍隊守衛着。”列寧氣憤地說。 

“然而，你不是認為烏克蘭是‘南方俄羅斯'嗎？”我問道。 

“同志，主觀考慮一件事物是一回事，客觀處理一件事物是另外一回事。”列寧反駁道。 

我沒來得及作出反駁，他說：“你去告訴卡爾片科同志，說我派你去烏克蘭。如果他不相信，讓他打電話給我。這是他的地址。”

然後，我們都站了起來，握手、交換親切的致意，我就離開了列寧的辦公室。我甚至忘記提醒斯維爾德洛夫讓他的秘書給我一個證明文件，使我在莫斯科蘇維埃找到一間免費住處。

我很快出了克里姆林宮的大門，立即出發去找布爾采夫同志。

[趙京2010年1月30日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