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共與中共恩怨情仇三十年

1967年6月，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進行。在鄰國緬甸的仰光，也在發生一場“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仰光大學就讀的華人學生們，在胸前佩帶上了紅彤彤的毛澤東像章。進爾，又在學生中成立了“紅衛兵”的組織，開始了“革命的大辯論”。這種過激的行為方式，當時在中國是屬於合法存在的，但是，在異國的土地上，這完全是一種令人無法忍受的行為。  

　　衝突首先是在學生中開始。一方要誓死捍衛毛澤東的革命路線，一方是反對共產主義運動的復活。開始打鬥的導火線是關於毛澤東像章的佩帶問題。“革命的紅衛兵”們肯定要捍衛“統帥”的尊嚴，另一派，主要由緬甸人組成的團體，就是不准佩帶像章。於是，雙方由爭執發展到鬥毆，逐漸成為群體的撕打、械鬥。  

　 以至於後來發展到一場，由緬甸政府幕後操縱的反華活動。幾乎全緬甸的華人均捲入了這一災難性的事件之中。早在1964年，奈溫政權實行“國有化運動”，僅在仰光一地就有700家華人企業被收歸國有，致使許多華人、華僑在傾刻間家破人亡。華人的勤奮，在東南亞地區大多富甲一方，在緬甸仍是如此，華人的財富受到許多當地人的嫉妒。這大概是六十年代中期緬甸反華重要背景之一。  

　　反華排華的烈火，從首都仰光迅速蔓延到了第二大城市，華人稠密的聚居區瓦城。又從下緬甸迅速擴展至整個緬甸。許多華人財產被查收，被抄家，人也被打死打傷。部分華僑中的“紅派”僑領與學生中的積極分子，被迫通過秘密渠道回到祖國。1967年6月，數千名緬甸人對仰光華人居住區實施打、砸、搶，殺害華僑40餘人。同時，這批受到“指使”的民眾，又衝擊了中國駐緬甸大使館和新華社、中國民航辦事處，兇殘地殺害了中國專家劉逸。緬政府出動大批軍警逮捕了80多名華僑。6月29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提出強烈的抗議，並宣布不再派駐緬大使。這是緬甸近代較為嚴重的一次反華排華事件，旅緬約80萬華人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衝擊，華人與緬族的矛盾也同時進一步加深。  

　　不知是否真是處於這樣的原因和背景，由中國人民支持的緬甸共產黨及其武裝——緬甸共產黨人民解放軍成立了綜合新聞編輯部。  

　 彭家聲部恰恰在這個時候退入到了中國雲南境內的臨滄地區。這支武裝被首先進行了整編。彭家聲赴北京，受到當時有關領導人的接見。彭部的這支武裝165人，在臨滄鎮康縣的鐵石坡進行各種軍事訓練。這支隊伍中，彭家聲的兄弟彭家富也出現在訓練的隊伍里。當時早已在貴州和四川生兒育女的原部分緬共成員，此時，也被緊急地集合了起來。  

　　此時還堅持在緬甸南部勃固一帶戰鬥的緬共中央總書記德欽丹東，很快獲悉了這一信息。通過極其秘密的方式與渠道，緬北的武裝力量與緬共中央取得了聯繫。戰鬥，不久就開始了，並進入到白熱化的程度。  

　　1968年1月1日，經過訓練的彭家聲兄弟率領的隊伍，正式打出了“人民軍”的番號，向緬甸政府軍發動了進攻。而當時中國雲南滇西邊境的一線部隊，被賦於了支援緬共人民軍的任務。  

　1969年3月，原分散在貴州、四川的原緬共人員，被迅速的重新武裝併集訓後，出現在了果敢地區。他們切斷了緬政府軍的滾弄運輸線，這樣，緬軍不得不撤出了果敢地區。1969年4月，緬甸共產黨領導的果敢縣與果敢縣委會成立，彭家聲被任命為“果敢縣長”。  

　 當時指揮緬北共產黨人民軍的，是緬甸共產黨常駐北京的副書記德欽巴登頂。當1970年冬德欽丹東被自己叛變的警衛員殺害後，德欽巴登頂接任了中央總書記的職務。勃固根據地由另一個副書記德欽辛負責。1976年，其在緬甸政府軍的軍事圍剿中陣亡。　  

　 德欽丹東的犧牲，對勃固山區的緬共組織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它直接導致了“白旗派”的終結。緬甸政府軍抓住這一有利時機，開始了新一輪的大規模的進剿，並取得了全勝。  

　　就在南部武裝氣息奄奄之時，北部被中國全力支持的，由各種先進武器裝備的人民軍，卻不斷地占山為王，勢力與影響越來越大。外電報道說，在一些來自中國職業軍人嫻熟的指揮下，人民軍過關斬將，使緬軍產生了極大的驚恐心理。在果敢地區站穩後，緬共人民軍迅速向薩爾溫江西岸進發。  

　 1970年4月，人民軍克北卡佤山的勐卯；1970年11月，攻占與雲南省畹町一橋之隔的棒賽。同時，占瑞麗縣對面的姐蘭等地。在雲南潞西縣芒海境外的勐固，建立了根據地，1971年11月，進攻重鎮滾弄。1972年，攻占南卡佤山，占邦桑、邦揚。邦桑成為緬共中央所在地。  

　在緬共人民軍的編制上，分別成立了4個軍區：東北軍區、中部軍區、“八一五”軍區，後組建的以克欽族為主的101軍區，同時成立了中央直屬警衛旅。這四大塊緬共武裝，實際上，也就是今天緬北各支勢力的雛形。當時，正值中國文化大革命進入高峰時期，毛澤東果斷地決定：“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年青的紅衛兵們沒有經過任何思考，抱着充滿熱情的情懷，打着紅旗奔赴各地。  

　　由於雲南境外，緬共武裝如火如荼的發展，給了這批青年中的活動分子以極大的啟示。當時被認為，緬甸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義不容辭的“國際主義義務”。在那樣極“左”的年代，出境加入緬共人民軍，政策也就定為是參加“革命工作”，有了與生產建設兵團戰士截然不同的待遇。於是，從1970年底至1971年，無數抱着真正革命激情的或只是為了找出路的“知青”們跨出國界。在“國內”，他們被有關文件規定確定為“正式參加革命”。  

　 這一批中國人進入緬甸北部，很快參加了果敢地區的“滾弄戰役”，在與緬軍對峙衝突的42天裡，剛學會打槍的“知青”們真正嘗到的戰爭的苦頭。許多人在這一戰鬥中犧牲。少數失散的女知青，流落緬北，有的走投無路，唯有靠肉體出賣維持生計。這一仗後，跑出去“革命”的知青，部分又回到了兵團，並且阻止了更大量的知青們出境“革命”。沉綻在緬共隊伍中的知青，許多終於熬過了“吃苦關”，一些人走上了“領導崗位”。  

　　到1989年3月緬共瓦解，已經有一批“知青”在重要的崗位上。雲南知青羅常保升任中央警衛旅政委，雲南知青蔣志明升任東北軍區副參謀長，李自如升任中部軍區司令員，車炬升任中部軍區旅長。這些人，至今絕大部分仍然活躍在緬北的各支武裝之中。  

　 至1975年，緬共已經控制了薩爾溫江以東的大塊土地，在薩爾溫江以西，也建立了根據地。它的勢力範圍，北邊是幾乎所有的緬中邊界地帶，除了雲南瑞麗對面的木姐縣形式上還在政府軍手中外，其它的國境線上，全是緬共被人民軍占據。往南走，它的勢力範圍已達緬老邊境，在緬泰邊境的萊朗等地，也有緬共的正規武裝與游擊隊。其鼎盛時期，緬共控制了近1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150－200萬人口，武裝力量達到近3萬人。  

　　緬甸共產黨及其武裝得以在緬北地區東山再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中國的“國際主義援助”與支持，這已是不爭的歷史事實。中國方面為支援緬甸共產黨，投入了大量的人、財、物、力。動員了可能動員的力量。對於中國與緬共的極為密切的關係，引起緬甸政府的高度注意。在兩國領導人接觸的不同場合，緬方一再向中方提出。搜集中國支援緬共武裝以及供給各種物質的情報，成為當時緬甸軍事偵探部首要的任務之一。政府軍在與緬共武裝交火中多次受挫後，採取了僵持對峙，等待時機的策略，待情況變化後，再伺機下手。  

　　轉眼已經是70年代中期。中國與緬甸共產黨都在發生變化。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接近尾聲，緬甸共產黨也已進入了內部矛盾衝突不斷加劇的階段。1976年毛澤東主席去世前後，中國派往緬共人民軍的軍事“顧問組”，分批分期的撤回了國內。由此，緬共也進入了多事之秋。1979年，中國大幅度調整外交政策，與緬共的關係，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並逐步疏遠緬共，最終使得數十萬華夏兒女淪落到今天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