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  事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

第一百二十期   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日

編者的話：江青是罪人還是病人？她應在何種程度上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這一問題不光是對外行，對於專業領域中的內行而言恐怕也是一個難題。若從單一的領域，比如單從政治、社會、道德、心理、病理去判斷，恐怕不能得出一個完整的結論，在實際生活中，這些因素是糾結在一起的。

周淑英與趙柳恩女士的回憶，為我們在“旗手”和“罪人”之外，提供了江青的另一個形象——一個處於更年期的有病的女人：驕橫跋扈，殘忍冷酷，疑神疑鬼，怕這怕那，歇斯底里，刁鑽難纏……怎麼看都是病人，但彼時的她卻在參與治理中華，從事“高級的腦力勞動”。

在這裡，通常掌握着患者命運的醫護人員的命運卻捏在患者的手裡，她的手中拿着“白衣黨”和“反革命”的帽子，隨時準備亂扣。於是治療和護理工作成了政治上的冒險，搞不好輕則訓斥辱罵，重則關押流放，甚至有生命之虞。就連醫學權威吳階平都“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更何況那些普通的醫護人員。患者兼主人，這一雙重身份令醫護人員進退失據。她的那些明顯病態的要求被當作聖旨對待，卻無人敢提醒和約束她。這無形中助長了她的病態，使醫護人員的處境更加艱難。江的悲劇在於，她的威勢並非來自其自身，而是得自於身後的巨影。

從另一方面講，江的病根深埋於歷史。彼時，娜拉出走，從壓迫奴役的舊社會走進自由解放的新社會，她尋求的不止是階級的解放，也是性別的解放。作為被解放的女性，她不但是革命者，也是革命伴侶。但新的卻好像是舊的反影：《野百合花》揭示了新的階級的不平等，《三八節有感》則揭示了新的性別的不平等。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整風壓制了娜拉們的抗爭，同時在權鬥中壓倒了“新階級”。對毛而言，“新階級”不但掣肘他的權力，還要干涉他的婚姻。對江而言，他們不但代表着新的階級，也代表着新的男權。他們先是干涉她的婚姻，然後不讓她干政。從家庭中出走的娜拉，重新被束縛於家庭之中——一個最終以男權為核心的政治家庭。這種家庭內外的政治、感情與性的壓抑，可以解釋江的病態。而對政治的參與給她提供了一條發泄渠道，也使她的病態變本加厲。

現在回想起來，毛的文革延續了《野百合花》的主題，只不過魯迅式的“匕首和投槍”變成了大批判的急風驟雨；江的文革則在此之外，仍迴蕩着《三八節有感》的旋律。只不過她要做的，不再是沙菲女士怨婦式的牢騷，而是要在男人主宰的權力鬥爭中成為主宰。

想想樣板戲裡的那些無家無愛的女英雄，再想想在那些樣板戲裡，幾乎所有壞人都是男人，而唯一的女壞蛋，地主黃世仁的母親，脾氣是那樣刁鑽，難以伺候，對待喜兒是那樣殘忍——這引起人喜劇式的聯想，在現實中，女英雄和地主婆集中地體現在“江青同志”身上。對於這種人格上的分裂，她渾然不察。造反派和當權派，解放者和壓迫者的合二而一，雖說是現實中的矛盾，卻也是歷史的真實，也是某種人性的真實。

保健護士談江青（上）

口述者：周淑英，女，1945年生，1967年10月—1971年11月任江青保健護士

趙柳恩，女，1948年生，1971年1月—1974年12月任江青保健護士。

採訪者：鄭仲兵、李宇鋒

參加者：閻長貴、楊銀祿、張雲生

時  間：2005年3月23日

周淑英、趙柳恩（以下簡稱周、趙）：文革期間我們都曾任江青的保健護士，除了負責她的醫療保健外，她的衣、食、住、行等等都離不開護士。那段時間我們與她朝夕相處。

我們和她怎麼個接觸法？可謂是“緊密接觸”。就是她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這套全部管。包括她服的每一粒藥、打的每一支針、吃的每一頓飯、喝的每一杯水、穿的從內到外每件衣服，全部都要經過我們的手。特別是她吃完安眠藥進臥室，每次都得扶着她走。我們摟着她的腰，她胳膊搭在我們的肩上以防跌撞。就這種接觸，就這麼近，緊密。醫療護理和日常生活的事，我們全部負責。

時間過去幾十年了，那段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日子仍記憶猶新。這麼多年來，我們都不願意接受採訪和寫回憶文章。一是往事不堪回首，這些回憶會使我們身心不快。在粉碎“四人幫”江青受到正義審判後，我們精神狀態有了很大的改善。但過去接受的保密教育使我們不想和外界多接觸，也不想談這些往事，擔心掌握不好分寸，所以採取了迴避的態度。此外，個別媒體和作者不尊重事實的演繹和炒作，也是我們將一切採訪拒之門外的原因。江青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特殊人物，涉及她的文章和專著已發表不少，但其中有的內容與事實不符以致以訛傳訛。如今，我們這些曾在江青身邊工作過的人都已進入老年。本着對歷史負責的態度回憶往事，將親身經歷、親眼所見之事客觀地記述下來，為今後研究這段歷史提供素材，這是件有意義的事情。現在我們感到有必要也願意敞開心扉來談那幾十年前所經歷的事情了。

鄭仲兵（以下簡稱鄭）：完全理解你們的顧慮，也感謝你們的信任！我們保證最終發表的文章一定經過你們二位受訪人確認無誤。

楊銀祿（以下簡稱楊）：宇鋒、鄭老師這裡算是咱們的一個平台。咱們每個人限於經歷的事情和工作時間的不同，各自所知道的事情都是枝枝節節，不那麼完全，如果大家都談談，不就完整了嗎？就可以反映出一個比較真實的江青。

李宇鋒（以下簡稱李）：多年以來，社會上對江青這個特殊歷史人物的敘述大多流於簡單化、臉譜化、漫畫化、妖魔化。真實的生活中的江青究竟什麼樣，你們作為醫護人員應該有很大的發言權。剛才您說到“朝夕相處”，這四個字可是非同小可！在那個特殊年代，全中國都算上，誰能跟江青朝夕相處？另外我想，作為醫護人員，你們還有一個優勢，可以用專業的眼光觀察江青，從生理、病理這些角度去考慮，是不是對她還有不同的判斷和認識？比如一個簡單的問題：江青是不是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是不是有某種程度的精神障礙，或者變態？她那些“怕”，那些疑心，那些經常的沒來由的歇斯底里，究竟是所謂“思想問題”、“品質問題”還是生理問題？恐怕也比較複雜，外人說不清楚，外行也說不清楚。

楊：江青在特殊時期這段真實的歷史，我們這些親歷者最清楚。外邊傳的很多事情都不準確，如果我們不說，關於江青的那一時期真實歷史就不完整了。什麼叫歷史？歷史就是自然界、人類社會經歷過的事件的記載，或者說經歷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實事求是的記載。只要我們不添油加醋，不捏造，不亂編，實事求是地把這段歷史說清楚就很好，很重要。

閻長貴（以下簡稱閻）：說一說我的情況。十幾年前，我曾跟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林青山打過一場官司，他寫的《江青和她的機要秘書》，1988年出版，是對歷史毫無價值的一本書。真是怪事，有一年在天津市委黨校召開的學術會上，我隨便跟他聊過幾句，他就寫了一本三四十萬字的大書，發行十萬冊。官司從1989年立案一直打到1992年，最後調解書有三條：在一家有影響的報紙上登致歉聲明（後來《致歉聲明》登在《法制日報》上）；書不准再出；賠1500元錢。據北京中級法院民庭管這個案子的法官講，這是第一樁文革名譽侵權案。之後有人勸我：“你應該寫一點兒關於江青的回憶錄。你不寫，別人到處在寫你呀。”我也覺得應該寫一點兒，1998年退休後我主要就是做這件事情。

我們知道的，雖然有些事情看似很小，但是都是發生在大人物身上，所以這就有意義。有人說：“大人物身邊無小事”，是這樣的。所以我同意寫，到現在我大概也寫了幾十篇文章，受到一些讀者的歡迎，也引起了一些研究文革的學者的興趣。我感到我們做這個工作有意義。我寫的有關於江青的，有關於毛主席的。我覺得我寫的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不僅寫文章，記者訪問我，也從不說假話。雖然江青曾經下令在秦城監獄關了我八年，又流放了五年，我還是有一說一，有二說二，絕沒有給她添油加醋，我覺得那樣沒必要，也沒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