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機關刊《求是》下屬刊物《紅旗文稿》發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江蘇師範大學特聘教授孫經先的文章“大躍進餓死3600萬是大謬誤“（以下簡稱《謬誤》，見下面鏈接），企圖否定毛澤東發起的大躍進運動引起的三年大饑荒造成千萬老百姓被餓死的罪行，為中共政權開脫罪責。

大躍進造成的三年大饑荒有沒有餓死人？這點我想沒人否認。現在爭論的焦點是這三年大饑荒期間究竟餓死了少人？通常的說法是3000萬，但也有說高於3000萬（如4000萬）的，或說低於3000萬（如2000萬）的。當然也有說只餓死幾百萬甚至幾十萬的。香港出版的《墓碑》一書（作者楊繼繩），則認為餓死3600萬。這個數字與通常的說法相差不大。但由於《墓碑》作者所引用的數據可能有些爭議，《謬誤》作者以為抓住了一根稻草，妄圖以此來否定三年大饑荒造成千萬老百姓餓死的事實。

那麼現在我們來看看《謬誤》中的一、兩個例子（引文在［］里），用其作者提供（或認可）的數據，來估算一下三年大饑荒究竟餓死了多少人。

［楊繼繩先生的說法純屬詭辯。讓我們看一下陳振亞報告的原文：“1959—1960年，鳳陽縣農村人口外流達11196人，占農村總人口335698人的3.3%。發病人口達102994人，占農村人口的37.7%，其中，浮腫病達27735人，婦女子宮下垂6932人，閉經8237人。”“據統計，1959和1960兩年，共死掉60245人，占農村人口的17.7%。”(安徽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鳳陽工作組組長陳振亞(後兼任鳳陽縣委第一書記)：《關於鳳陽問題的報告》，1961年2月1日)很明>顯，陳振亞在這裡說的“共死掉60245人”指的就是全部死亡人數。但是《墓碑》把“共死掉60245人”篡改為“共餓死60245人”。為了掩蓋這一篡改，楊先生刪掉了原報告中的“浮腫病達27735人”這句關鍵性的話，因為“浮腫病27735人”這一數據就已經否定了他“共餓死60245人”的篡改。］

從引文中可看到，當時鳳陽農村的總人口335698人，1959和1960兩年，共死掉60245人。這個數據應該是《謬誤》作者認同的。那麼所死亡的60245人中，有多少是正常死亡，多少是非正常死亡呢？這裡我們不妨這樣來估算一下。假定當時人們的平均壽命是45年，且再假定當時人口是處於平衡狀態（各年齡段大致均勻），則平均每年正常死亡人數大概是335698/45=7460人，兩年加起來是14920人。那麼非正常死亡人數則為60245-14920=45325。當時沒有聽說在鬧瘟疫，也沒有戰爭，而鬧饑荒是沒人否認的事實，那麼這個非正常死亡，只能歸結於是饑荒造成，即是餓死。如假定當時全國農村總人口4億，那麼從鳳陽農村的總人口335698人推算，則全國兩年共餓死人5400萬左右（45325x400000000/335698=54006875）。當然這個數字有可能偏高，因為有的地方可能饑荒沒有鳳陽那麼嚴重。

［湖南省常德地區1960年年均人口為404.6萬，死亡率為45.4‰，按照“楊繼繩公式”計算，常德地區1960年“餓死”人數為14.6萬。但是據《常德地區志·衛生志》記載,1959冬到1960年，常德地區浮腫病“死亡近6000人”。(常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常德市志(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頁;常德地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常德地區志·衛生志》，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188頁)利用“楊繼繩公式”計算出來的數字是實際水腫病死亡人數的24.3倍。上一節中常熟縣的實例也說明了這一公式的荒謬性：按照《常熟市志》的記載，常熟縣浮腫病死亡人數約在數百人左右，而這一公式卻計算出常熟縣“餓死11000多人”，把人數擴大了十幾倍到二十倍左右。］

年均人口404.6萬，死亡率為45.4‰，則1960年死亡人數為4046000x0.0454=183688。以上面同樣的假定，則404.6萬人口，一年的正常死亡人數大概為4046000/45=89911。那麼非正常死亡人數（即餓死人數）為93777人。如推廣到兩年，則兩年共餓死187554人。再以當時全國農村總人口4億來算，那麼根據常德地區當時年均人口為404.6萬，則全國兩年共餓死人1900萬左右（187554x400000000/4046000=18542165）。當然這個數字也可能偏高，但更可能是偏低，因大饑荒持續三年，這裡只算了兩年。

《謬誤》作者抓住3600萬這個具體數字，就因其數據來源有些出入，就想以此來否定三年大饑荒期間千萬老百姓餓死的事實。但我們已清楚看到，根據《謬誤》作者所提供（或認可）的數據，人們不難得出三年大饑荒期間千萬老百姓被餓死的結論。

鏈接：

中共機關刊奇文：大躍進餓死3600萬是謬誤

餓死3600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