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高按：《南方周末》刊出幾篇重頭文章，以數萬字篇幅，對“八五事件”“八一八”毛澤東戴紅袖章，對北師大女附中90周年“最無恥”校慶，做了全方位多側面的調查和披露。受害者家屬說：“我們不可能原諒你，因為我們家人死了”。我在標題上用上這句話，是最想對一個人講


　　老高按：《南方周末》做了一件很不容易的好事，派出記者馮翔，就北師大女附中打死校長卞仲耘的1966年“八五事件”，採訪了宋彬彬、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當時學生會的負責人劉進，“八一八”將宋彬彬推到毛澤東身邊給他戴上紅衛兵袖章的常砢，以及這所學校的多位知情師生，還有一位“文革”中打死了人的小伙子王冀豫……一連刊出幾篇重頭文章，以數萬字篇幅，對“八五事件”“八一八”毛澤東發話“要武嘛”，對北師大實驗中學（即女附中）的90周年“最無恥”校慶，做了全方位、多側面的調查和披露。這裡我將這幾篇深度報導集中轉載如下。我不想在這裡寫更多感想，留待讀者思索吧。
　　“我們不可能原諒你，因為我們家人死了”——這是被王冀豫打死的那個小伙子的家屬託律師轉告他的話。王晶垚對宋彬彬、對劉進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而我在標題上用上這句話，是最想對一個人講。對誰？“你懂的”。

　　《南方周末》的報導有下列幾篇：
　　宋彬彬：我跟張玉鳳一起吃飯不說明什麼
　　王晶垚：宋彬彬沒參與打人，但她是一夥的
　　宋彬彬的符號人生



　　實際上我從1967年就開始道歉了

　　南方周末：你從前道過歉嗎？
　　宋彬彬：前些年我們同學聚會時，有個同學說到一件事：1967年春節以後，學校被軍管，大家都要做檢查。她記得我念檢查時穿一個藍布小棉襖，頭髮都剪短了，說向全國人民道歉。實際上我從那時候就開始道歉了。

　　南方周末：當時道歉什麼呢？
　　宋彬彬：檢討我去武漢（編者註：此指宋彬彬受王任重之邀去武漢，發表公開信保湖北省委事件）。我說沒想到做這些事情，結果又當了一次保皇派，客觀上又挑起了兩派的爭鬥。武漢發的那個署我名的公開信，我一看都傻了。我們的信一個髒字也沒寫，結果發出來全是罵人的話。我那同學說，她沒想到，你們共產黨高幹的女兒，也會被自己的人、被父輩給騙了。她特別震動。

　　還有，在卡瑪的電影（編者註：此指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里實際我已經道歉了。我說：向被宋要武這個名字傷害過的許多人道歉。2007年聖誕節，我寫了一篇道歉的文章拿去給我的同學們看，徵求她們的意見。中心意思就兩個：道歉和感謝。她們都是非幹部家庭出身的。

　　南方周末：為什麼要找這些非幹部家庭出身的同學？
　　宋彬彬：因為她們是“文革”中的被迫害者。另外這些人在調查期間，對我們支持更多。她們敞開心扉跟我談了很多。我確實非常震驚。當年我覺得她們跟我一樣，對她們從沒有任何歧視。但我確實不知道她們在想什麼，不知道班裡真有人在歧視她們。
　　很多出身比較好的同學，願意談當年事的人不多。我班自始至終支持我們調查的幹部子弟就一個。2008年2月4日我們開座談會，十四個人參加，幹部子弟就我們仨。我、劉進、她。

　　我要是不叫宋彬彬就好了

　　南方周末：你的名字原意是什麼？
　　宋彬彬：這名字是我父親取的，就是文質彬彬的意思。張霖之（原煤炭部部長）一家和我們家關係非常好。他夫人教我吹簫，還送我一支簫，她覺得我適合學這個。我很小時她就認識我，說我真是文質彬彬的。上高中後，感覺簫太文了，才改成了笛子。張霖之在“文革”中被打死，這事對我的衝擊太大了。

　　南方周末：你什麼時候發現“宋要武”成為一個符號？
　　宋彬彬：“八一八”後，全國各地小報都說我在他們那兒支持他們。都要拿我這個“旗幟”說事。我們班同學都說，宋彬彬也不可能同時出現在這麼多地方打人啊？到學校來看我的外校人特別多。我勸他們不要武鬥，不要打人。他們都特失望。說鬧了半天，原來你是這樣。他們覺得我應該很革命，起碼不能勸人不武鬥吧。還有人說我打死了多少人，形容得我跟一個惡魔一樣。我到內蒙插隊，當地人就聽說我殺人放火，強姦婦女，都不敢接收我。
　　我先生回國以後，人家介紹他，都說：這是宋彬彬的丈夫。他說：我是我，什麼“宋彬彬的丈夫”！

　　南方周末：八一八那天你給毛澤東戴“紅衛兵”袖章的時候，真實想法是什麼？
　　宋彬彬：我們當初是保工作組的一派，覺得紅衛兵是非法組織。可是毛主席都肯定紅衛兵了，8月1號他給清華紅衛兵寫的信流傳出來了。那我們當然就得服從。
　　廣播喊女附中來40個人前邊集合，劉進就讓我挑人帶過去。我當過學生會文體部長，認識的人多。我們以為是到前邊兒做“標兵”，所以都挑的個子高的，不知道要上天安門。
　　在城樓上，當時我後邊那個人推我去，我想大家都在獻，那獻就獻吧，我也沒覺得是多大不了的事。結果一會兒天安門城樓上就廣播出來我跟主席的對話了，後來光明日報、人民日報、電影都出來了。
　　當天很多人跟我握手，因為我跟毛主席握了手。一個同學說，你要不要改名叫宋要武？我說我不配。我是犯錯誤的，我保了工作組，不配叫主席起的這個名字。不是我一個人這麼想，我認識的同學都沒有認為主席是要我改名。這就是開一個玩笑。

　　南方周末：推你的那個人對我說，後來他跟你道過歉。
　　宋彬彬：對，有一次他跟我道過歉。他有什麼可給我道歉？不能把什麼都怪到人家頭上，還是自己的問題。其實不是袖章的問題，是我名字的問題。我要是不叫宋彬彬就好了，就沒有宋要武這個名字了，沒有這麼多事兒了。

　　又是一次改名的事兒

　　南方周末：為什麼這麼多年不說話？
　　宋彬彬：我去美國留學，一下飛機消息就跟着來了，尤其是華語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宋要武”怎麼怎麼。我那時候就天天哭啊哭啊。我老公靳劍生跟我說：別怕，只要咱們問心無愧，心裡就是平靜的。他們愛說什麼就說去。你說你冤，“文革”死了那麼多人，人家哪家不比你冤？他們跟誰哭去？我就被說服了。
　　一直到2002年，我美國朋友告訴我，現在出了一本書，提到了“宋要武”。這本書是在美國和歐洲所有大學和圖書館裡都有的參考書，是本嚴肅的學術著作。作序的蘇珊·布魯奈爾是法國一個很有名的性別學者，她專門挑了其中一篇文章為分析對象，在序里明確說宋要武是紅衛兵負責人，“八五”那天打死了校長，然後“八一八”上了天安門，她爸爸就得到了提升，成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我的美國朋友正好認識那篇文章的作者艾米麗，問她，你去調查過沒有？她承認說沒有調查，就是相信了王友琴的文章。按美國朋友的話說，是很吸引眼球的。很多學者都憤怒了，說這跟小報不一樣，這是很嚴肅的學術著作。這時我才感到，我不出來說話不行了。
　　2002年，靳劍生找劉進，希望聯繫實驗中學，再出一個證明，證明我沒有打人。我們說話不管用，讓學校來說。這事後來也沒辦成。第二年我回國了，就打電話給劉進，要弄清一些事情，我們就一起開始調查了。

　　南方周末：後來為“宋要武”這個名字你做過調查？
　　宋彬彬：是我先生做的。他1989年回國創業以後，開始就他覺得幾個比較重要的疑點調查，一個是“宋要武”那篇署名文章是誰編出來的，他去光明日報找了一圈，問了好多人，包括總編輯穆欣。查到最後人家告訴他說：是實習記者寫的，不知道是誰。查不下去了。
　　另一個是我改名字的問題。他信得過我，知道我沒改名叫宋要武，改名叫宋岩了，但要有證據，想查當年的戶口。結果人家告訴他，當時沒有電子錄入，都是紙檔案。你得開介紹信，這個很難開；你開到了也查不到。這麼多東西這麼多年，都堆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倉庫里，還有沒有都不知道。有可能你翻了十幾年都翻不到那張紙。也查不下去了。

　　南方周末：你不出來說話，是否有別的擔心？
　　宋彬彬：我最怕的就是，我只要一摻合，人家就容易受牽連。所有介入我這事的人都要挨罵，像馮敬蘭，她當初寫《請放開宋彬彬》的時候，我們根本不認識。這麼多年她被網上罵得狗血噴頭。我們班有個同學，跟我同學六年，很了解我，曾寫了篇《818的紅衛兵們》替我分辯，被罵得一塌糊塗。同學們歲數都大了，都想過一個安逸晚年，結果……
　　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事情都會發生。你看我們班的公共博客，原先大家都發言，氣氛那麼好，現在因為我而徹底死了，各種人在上面亂罵。實際上還是要用我這個符號做文章。他們說的是“宋要武”，不是我這個人。當然我承擔了這個壓力。

　　我們想讓她們自己站出來

　　南方周末：你參與調查是自己出面嗎？
　　宋彬彬：我參與調查，都是先找學生代表會跟我關係比較好的。很多比較敏感的，我都是讓劉進出面，省得給人家增加壓力。一些人如果我去問，她們可能不好意思拒絕。就像德國電影《朗讀者》裡的男主角麥克，在審判漢娜的時候，他就不敢站出來說。如果我是漢娜，去問他：你為什麼不能為我作證？那他就會很為難。我不想那樣。

　　南方周末：你是想知道毆打卞校長的兇手是誰，好為自己證明清白？
　　宋彬彬：沒有。我就是想把事情搞清楚就完了。實際上誰打了人，我們也聽說過一些。王友琴更知道，我們不認識的人她都認識。那天發動批鬥的，就是她們班級的人。你不能隨便造謠，歪曲歷史。“八五”前一天，胡志濤去了兩個地方去申訴，北京市教育局，西城區教育局，誰都不管；發動起來（打卞校長）你一下我一下，送到醫院醫院不救，你說誰是兇手？從上到下，到最後的醫院，每一個環節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本身我們參沒參與毆打，自己心裡明白，但是你要有證據。這麼多年調查下來，這事情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基本弄清楚了。

　　南方周末：印紅標發掘的檔案說，你們“八五”當天去北京市委匯報時就說清楚了。那天的批鬥是高一3班發動的。
　　宋彬彬：學校同學都看到是高一3班發動的。我們找這個班的人，找了好多。有些動手打人的我們不敢找。有些班幹部我們想找找不着。就像胡志濤說的，誰打了她，每個人的名字她都知道。這不是秘密。我們找梅樹民老師調查時，他說那天他頭上被扣了紙簍，看不到具體哪個人，只知道是哪個班的。後來他還是跟我們說了。

　　南方周末：調查報告裡，為什麼沒有提到這些施暴者的具體姓名？
　　宋彬彬：我們想讓她們自己站出來。這個是不能由別人來替代的。

　　南方周末：這些年推動你往前和往後走的人是誰？
　　宋彬彬：往前是劉進、馮敬蘭她們。拉我往後退的人也很多。理由是：“文革”是個從上而下的大事件，你這樣會給別人造成很多麻煩。不能再傷害你這些同學和她們的家人。你看於羚，說她是“臥底”，太冤枉啦。
　　還有從我自身考慮的。比如我先生，他為什麼反對？他說：你出來講話，新的證人和證詞又會出來。與其忙這個，還不如幹些應該干的去。你越說，他們越來勁，越製造新的東西。
　　有人建議我起訴袁騰飛誹謗，我沒有。我覺得我們就是要把事情搞清楚，尊重歷史。靳劍生一再說，我們不是為了自己個人，是為了對歷史負責。我要是跟誰都罵架，罵得過來嗎？

　　一起吃飯不說明什麼

　　南方周末：現在網上有一張照片，毛澤東誕辰118周年時，你跟張玉鳳在一個飯局上舉杯合影。這次道歉會後，有人把這張照片翻出來說：“宋彬彬一邊道歉，一邊跟張玉鳳共同緬懷激情燃燒歲月。”
　　宋彬彬：我可以說這件事。我妹妹跟張玉鳳一個俱樂部游泳，我也去過幾次，就這麼認識了。我先生去世以後，我妹妹對我很照顧，有機會吃飯的時候經常叫上我。我這人就是這麼一個人，去吃飯我從來不問誰請的。吃飯人家跟我聊天我就聊聊天，吃完飯我還是不知道人家是誰。我可以吃了多少次飯都不知道。很多人給我照相，再拒絕也拒絕不開。
　　那次張玉鳳請吃飯，我並不知道是她。我妹妹說，牛街有一個特別好的清真館子，帶我去吃飯。我說那就去吧。整個吃飯過程我都沒聽人說給毛主席祝壽，包括張玉鳳也沒說。舉杯的時候也不是要給毛主席祝壽，那我為啥不舉杯啊？為啥那麼各色啊？
　　一起吃飯不說明什麼。我哥哥、我弟弟、我姐姐曾經去一個飯局，桌上碰見毛遠新。我弟弟氣得不得了，瞪着毛遠新。毛遠新就迴避他的眼光。我弟弟的意思是，你把我們家整得那麼狠。我媽還活着，你怎麼從來就不能說句道歉呢？你看，他們不也一塊吃飯嗎。

　　人生怎麼能假設呢

　　南方周末：2007年實驗中學把你評為90名“知名校友”，引起了社會上的巨大爭議。你為什麼參評呢？
　　宋彬彬：是我們班一個同學推薦的我。被推薦以後我一直比較猶豫。有同學說，你被妖魔化這麼厲害，你自己沒有辦法說清楚，學校評你，就說明你沒有這個打人的問題。我覺得這個話有道理，就同意了。
　　後來網上的議論多起來了，學校想讓我退出，我就跟我先生一塊找了學校，跟王本中和袁愛俊談了。我先生跟學校講，我們這些年走過的路是怎樣不容易。他覺得我應該堅持。因為如果這時候下來就等於承認了我有問題。我被他說服了。
　　當然我沒想到這幾件事。一個是我們班要做一張“60年回眸”的光盤，當時每個人提交自己的照片，劉進負責聯繫我。我就把照片發給她。我這個人不是個理性的人，是個感性的人，特別容易激動。我真的覺得自己這40年很不容易。所以我每發一張照片就在下面寫些感想。那是我們班同學自己交流的，不是要公開的。結果劉進傳給做光盤的同學，又傳給學校了，就上了校網了，變成了一個對全世界炫耀的東西。
　　這是7月底我自己發現的。學校網站把我所有的照片和說明全部登出來了，最前面還加了一段解釋，說我“八一八”那天戴袖章的事。我找了劉進，劉進要學校撤下來，學校說好好，可是一直最後也不撤。
　　在人民大會堂開慶典那天，他們弄了一張我“八一八”那天的照片做成大掛圖，我們更想不到了。事先我們跟學校表達過，不能上這張照片，不能提我“文革”的事情。一進去看見自己的照片，震驚啊，沒想到啊。會搞成這樣？可是當時我能怎麼辦？

　　南方周末：那你為什麼不出來辯白？
　　宋彬彬：學校是怎麼想的，我沒有辦法去替他們解讀。但是我為什麼不願意解釋呢？因為學校因為這個事已經被攻擊得很多。甚至國外有人說，以後他們只給男四中捐款，不給你們女附中捐款了。我不忍心再出來辯白，把這個責任全推給學校。
　　知名校友的風波過去以後，2007年聖誕節我們班同學聚會。在會上，我們開始爭論校友評選這件事。大家都對學校這樣做非常氣憤，說一定要向學校抗議，把那本書（90周年圖志）停了。群情激奮，要找學校。結果最後我們一個同學很認真地看了那本書，說：不能要求撤。她說你看，那一章題目就說的是十年浩劫。定性了。對“文革”定性了。說人家並沒有讚揚“文革”。
　　她說為什麼卞校長的照片在66這一頁，我戴紅袖章的照片在67頁？因為這是一個客觀的表現。對女附中來說，這是“文革”中最大的兩件事。你不登不等於沒有發生過。而且放在同一處，她理解，學校是在為我作證：我不是兇手。如果我是兇手，誰敢把我們倆登在對開頁？結果我們同學都接受了她這個觀點。被她說服了。

　　南方周末：學校可能根本就沒想得這麼細緻。
　　宋彬彬：可能吧，我也不知道。

　　南方周末：如果再讓你選擇一次呢？
　　宋彬彬：我肯定不參加這個評選了。我本來也不想參加，我從來都不願參加。
　　很多同學都說我特別不適合參與政治。說我這個人傻。說我有老年人的隨和，但也有老年人少有的單純。說：你是太單純了，單純得過於傻了！她們都說，我特別不應該參與政治，但這輩子卻被牽扯到政治里去了。

　　南方周末：那假設一下，你對戴袖章這件事後悔嗎？
　　宋彬彬：當然，這一輩子這樣的話……這不是後悔不後悔的事兒。人生怎麼能假設呢？

　　“文革”對人的傷害沒有底線

　　南方周末：2007年校友評選以後你被網上攻擊得很厲害，為什麼會一步步出來道歉？
　　宋彬彬：以前覺得清者自清，解釋就是掩飾，越解釋越說不清，避開謠言的最好辦法就是置之不理。沒想到幾十年來謠言傳得越來越厲害。實際關於宋要武的謠言不僅關繫到我，也關繫到大家對歷史、對“文革”、對真相的認識。90年校慶風波，我更感到不說不行，於是寫了篇文章（即2012年初發表的《40多年來我一直想說的話》），2007聖誕節那天還專門與班裡非紅五類出身的同學聚會以徵求她們的意見，這些話在我心裡已經憋了許多年了。從2003年開始做採訪就是想趁校領導（梅樹民、劉秀瑩）、老師、同學們還在時，儘量查清真相細節，即“拒絕遺忘，搶救歷史”。
　　雖然攻擊謾罵一波波不斷，但個人的委屈抵不過老師校領導和廣大人民所受的冤屈，我應該向校領導和老師表達歉意。我和我的同學校友老師們站出來說話，不僅是為我，更是為了澄清真相，為了不忘那段歷史，調查的過程就是受教育和反思的過程，這樣做也是我們這代人應盡的責任，對歷史、人民、國家、年輕一代和我自己有個交代。

　　南方周末：你預料到王晶垚會拒絕你的道歉嗎？他拒絕了，接下來你打算怎麼辦？
　　宋彬彬：我對王先生一直抱着最大的尊重，因為卞校長是“文革”受難者，她和她的親屬受的苦太多了。
　　在2014年1月12日道歉中，我說：“請允許我在此表達對卞校長的永久悼念和歉意，為沒有保護好胡志濤、劉致平、梅樹民、汪玉冰等校領導，向他們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這是我終生的傷痛和懊悔。”這之間我用的都是逗號，我道歉的第一人是卞校長，然後是4位校領導，之後是所有五位校領導的家人。至於社會上有誤讀為：我是僅向除卞校長之外的其他4位校領導的家屬道歉，這只能怪我的文法不夠好，表達不明確。我為此特地向卞校長家屬表達歉意。
　　王先生拒絕接受道歉，我完全可以理解。對他來說，道歉可能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道歉並不能挽回親人的生命。我理解他的憤怒。“文革”對人的傷害沒有底線，每個受害人及其家屬都會刻骨銘心。雖然我沒預料到王先生會認為我和劉進參與了殺害卞校長事件，但我完全理解他的憤怒，因為事實教會我要換位思考。我真心希望王先生了解，快五十年了，女附中的校友把卞校長的冤情牢記心間。我們今天做的目的不僅僅是通過對受害者及其家人表示歉意，對他們受傷的心靈進行慰藉，更重要的是要思考為什麼悲劇會發生以及如何防止悲劇不再發生。因此，今後我會繼續參加校友組織的活動，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卞仲耘去世第二天，王晶垚用幾個月的工資買了一部昂貴的照相機，給妻子拍了許多照片。很少有“文革”受難者，能像卞仲耘這樣留下如此之多的影像記錄。圖為兩個女兒痛哭離世的母親。（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妻子卞仲耘沒有活過她的大部分學生，這一任務看來註定要由他來完成。
　　這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93歲了，儀容依然十分整潔。一件紅色的唐裝棉衣總是繫緊每一個扣子，白髮攏得整整齊齊。背駝了，耳朵也有點背，但精神好得仍然讓人吃驚，滿面紅光，反應也十分敏捷。

　　“為什麼當年你不要求追究那些毆打卞校長的女學生？”
　　“因為她們都是被利用、唆使的。”
　　“你如何評價自己的一生？”
　　“我過得不怎麼樣，但這一生沒有白活。為什麼？因為，我沒有忘記那些本來可以淡忘的歷史。”

　　1966年8月5日晚間，王晶垚得到噩耗，趕到醫院，看到的是妻子卞仲耘血跡斑斑的屍體。第二天，他用幾個月的工資買了一部昂貴的照相機，給妻子照了許多張照片。在接下來的每一個步驟，清洗、換衣、火化、殯葬……皆有照片記錄。之前女學生們上門鬧事，貼在家門口的標語、大字報，全部被他攝入鏡頭。全中國的“文革”受難者，像卞仲耘這樣留下如此之多的影像記錄者，屈指可數。
　　2006年，紀錄片導演胡杰拍了一部以卞仲耘之死為主題的紀錄片，《我雖死去》，這些珍貴的歷史記錄都派上了用場。片中，王晶垚和卞仲耘的大女兒王學回憶：那一天，父親“痛不欲生，抱頭趴在涼蓆上，蓆子被啃爛了一大塊”。
　　“壞人，壞人！”這是他掛在嘴邊的常用詞。當然，是用在特定群體的身上。劉進是“罪魁禍首”，袁愛俊“壞透了”，葉維麗是“壞的典型”。“說這些人悔改，還為時過早。她們這輩子會不會悔改，還要觀察。”
　　他分得清宋彬彬的責任。“她沒有參與打人，但她是一夥兒的。”
　　王晶垚把家裡當成妻子的紀念館。書房高大的玻璃門書架上，擺着一張卞仲耘的像。多少年了，她一直在那裡微笑着，注視着丈夫。他晚上就睡在那張床上，同樣在她的目光下。
　　那張床當年曾擺放過她的血衣。每件血衣，他都好好收藏着，幾十年從來沒沾過水，當年血痕猶在。

　　不予起訴

　　在2006年去拜訪他之前，劉進和王晶垚一共見過三次。
　　第一次是“八五”當天晚上，在搶救卞仲耘的醫院裡。劉進記得王晶垚的嚎啕大哭。第二次是1978年，在卞仲耘的追悼會上，她忘不掉他痛苦和堅定的眼神。第三次是1996年，在紀念北師大女附中時任副校長、卞仲耘的副手胡志濤——她們同是“八五”那天的難友——去世一周年的座談會上，王晶垚做了言辭激烈的長篇發言，關於“八五”。“我感覺他一直活在那一天。”劉進評價。
　　這種意志無疑來自未酬的欲望，一個老人復仇的欲望。
　　王晶垚至今保留着“組織上”對卞仲耘之死的兩份鑑定材料：1969年12月4日，首都工人、中國人民解放軍駐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作出的《對卞仲耘的審查結論》：“卞仲耘擔任幹部以來忠實地執行了修正主義建黨路線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系犯錯誤的革命幹部。1966年8月5日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而死。”
　　1978年6月3日，中共西城區委發出一紙近千字的《關於卞仲耘同志的昭雪決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卞仲耘同志立場堅定，敵我分明。對黨和群眾始終堅持正確態度，表現了自我犧牲精神。對別有用心分子的破壞活動，及時進行了揭發和鬥爭，堅貞不屈。由於林彪、‘四人幫’顛倒敵我，縱容、支持壞人，瘋狂摧殘黨的老幹部，卞仲耘同志橫遭誣陷迫害、非刑毒打，不幸於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壯烈犧牲。”
　　之後，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為卞仲耘舉行了追悼會，她的骨灰被安放在革命烈士紀念堂。給了400元補償。“文革”的百萬死難者，有卞仲耘這種待遇的人不多。
　　妻子之死被歸結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林彪、“四人幫”，王晶垚不滿意。

　　從1978年到1989年，他連續告了12年。
　　狀告的對象是一個名叫袁淑娥的女人。1979年11月27日，她被北京市西城區公安分局刑事拘留，八個月後因病取保。王晶垚把她視為害死卞仲耘的首要兇手。
　　袁淑娥是女附中一位教師的前妻。離婚後，她要求作為學校負責人的卞仲耘每月從她前夫的工資里扣除一部分交給她，被拒絕，就此生恨，連續在長達三年的時間裡寫信誣告卞仲耘。
　　1966年6月21日，正當卞仲耘被團中央下派的工作組召開全校師生大會批鬥時，她帶着老人、孩子衝上台連哭帶喊，掏出一張剪裁的照片，指責卞仲耘有“生活問題”，破壞了她的家庭。學生們的情緒被點燃，衝上來毆打卞仲耘，工作組根本控制不住局勢。這次毆打，是“八五”的預演。
　　“被告人袁淑娥借‘文化大革命’之機，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情節嚴重，已構成誹謗罪。”西城區檢察院1981年的一份法律文書稱。
　　這份法律文書，卻是一份《不起訴決定書》。“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十條第二項之規定，被告人袁淑娥的犯罪行為，已過追訴時效期限，故決定不予起訴。”

　　“我又在1983、1985、1987年先後向西城區委、北京市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同志以及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楊易辰同志提出申訴。胡啟立同志曾批示市委進行複查。楊易辰同志也曾表示甚為憤慨。”王晶垚最後的努力是：1989年，他請求全國第一位律師出身的人大代錶王工在七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提出第3433號建議，重審此案。
　　當年年底，最高檢察院回覆：“袁淑娥1964年—1966年5月期間向有關方面控告卞仲耘同志的內容，不是捏造足以使他人受到刑事追訴的犯罪事實的問題，不具備《刑法》第138條規定的誣告、陷害罪的構成要件……不符合中央關於處理文革期間遺留問題的政策規定精神。”
　　實際上，王晶垚已經先進行了一次“宜粗不宜細”的選擇。
　　他只起訴了袁淑娥一人，而沒有同時起訴另外兩名誣陷卞仲耘“假黨員、真右派”、“要搞‘兵變’”，導致學生在批鬥會上情緒激動毆打她的女附中同事。“他們也是被蒙蔽的”。
　　同時，他從來沒有要求追究那些揪斗、毆打、虐待卞仲耘，直接導致她死亡的女學生。


　　王晶垚從未通過法律追究那些打人的女學生，“她們都是被唆使的”，卻對宋彬彬的責任有明晰的判斷：“她沒有參與打人，但她是一夥兒的。”但打死校長的究竟是哪些人？至今，了解情況的人總是三緘其口，都怕捅破那層窗戶紙。（賀延光/圖）


　　兇手到底是誰？

　　到底誰是毆打卞仲耘的兇手？誰發起了那次致她死亡的揪斗？
　　暴行發生在光天化日下，有眾多目擊者。要弄清這個問題，人證無疑是不缺乏的。
　　然而，劉進牽頭的調查進行了八年，總訪談人數達到上百人，卻沒有在調查報告裡揭示這個答案。
　　於是，道歉陷入了這樣一個怪圈：她們越道歉，越像在為自己“洗白”。越是大聲呼籲勿忘校長之死，越得不到“苦主”的諒解。
　　用一位“文革”研究者的話講，這是她們與王晶垚關係的一個死結：你總說你不是兇手，那兇手到底是誰？
　　早在1967年，女附中前任學生會主席王南芬就對“八五”進行過調查。她同樣沒有公布那些學生的姓名，但結論與劉進是一致的：高一（3）班發起了這次揪斗，高一和初二的一些學生在毆打卞仲耘時表現突出。
　　這一信息的流出首先在幾個人內部引起一陣爭吵。劉進不同意公布，想要“等她們自己站出來”；但馮敬蘭和葉維麗強烈堅持，起碼要有最低限度的公布。“我們必須對她們有譴責。不能黑鍋宋彬彬背上，你們就可以躲在生活里，好好過自己的日子，那不行。”馮敬蘭說。
　　最早描寫揪斗發生場面的，是王友琴那篇寫於1988年的《女性的野蠻》：“……一天（1966年8月5日）下午，這一派的一些同學在教室里開會，‘我們要堅持鬥爭的大方向’，‘走，打黑幫去！’”王友琴正是高一（3）班的學生。
　　劉進對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她訪談的另外幾位該班學生都證實了這一場景。
　　校長死的當天夜裡，劉進和宋彬彬去找北京市委匯報此事。在第二天北京市委的《每日快報》中記載了她們匯報的內容：“8月5日下午，高一（3）班和其他班一些幹部子弟，鬥爭黨組織書記卞仲耘等5名有問題的領導幹部，5人被學生毆打，有的學生還用纏鐵絲的木棒打，卞仲耘受傷較重，送醫院搶救無效已死。”
　　高一（3）班是個很普通的班。它並不是一個處於學校權力核心的班級，沒有任何一人進入劉進擔任主席的“學生代表會”。可就是這樣一個班級，那一天卻成為暴行的發動機。
　　“分崩離析”，原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如此形容這個班的同學關係。她也是這個班的學生，“八五”那天沒在學校。第二天她回來，發現班裡的氣氛出奇地冷漠。
　　楊團在女附中就讀6年，換過兩次班級，感情很深。多年來，她參加過多次返校日一類的校友活動。別的班級來的人都很多，唯獨高一（3）班從來見不到幾個人。畢業之後，這個班級沒有辦過任何方式的校友聚會活動。大家就此各奔東西。
　　一個相關數據是：在實驗中學的校友錄網頁上，高一（3）班56人，只有包括楊團在內的5個人登錄過班級校友錄。而劉進宋彬彬所在的高三（3）班42人全部登錄過。
　　“八五”當天，一起遭受毆打的還有副校長胡志濤等另外四位校領導。胡志濤稱之為“群眾運動的偏差”。2014年1月12日的道歉會上，胡志濤的女兒受邀到場。她在接受劉進訪談時回憶：自己多次問過母親，為什麼不要求追究那些學生的責任？母親回答：學生們畢竟還是孩子。“文革”這麼大的事，組織上要負責任。

　　胡志濤的兒子回憶，1980年代初期，追查文革“三種人”時，公安局曾經找到胡志濤調查。胡志濤問：你們能保證追究到我說的每一個人嗎？如果不能保證，我就不說。
　　“他對我說，實際上公安局已經鎖定了具體人。但他母親擔心如果追究起來會有替罪羊頂罪。”2005年與劉自立一起調查“八五”的徐曉對南周記者回憶。她當時對此話的理解是，“文革”以後，有些學生的父親已經身居高位了。這時候，如果追究責任，就很容易抓兩個平民出身的子弟當替罪羊。
　　“我總說：女附中最大的失敗，就是居然沒有一個人說出打死校長的那些人是誰。”王冀豫評論。他妻子也畢業於女中。一提到卞仲耘，他就變得激憤起來。
　　胡志濤的兒子悲憤地問王冀豫：為什麼我媽媽到死都不說出那些打她的學生是誰？他說：“因為你媽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
　　誰有權力公布兇手的姓名？這是一個糾結的問題。
　　“你不是公權力，僅僅是一次民間調查，可信度有多大？”李紅雲從她本人的專業角度評價，“更何況，你的調查能做到公正客觀嗎？這應該是司法機關來調查的事。劉進作為當事人，都應該迴避調查。可她卻成了調查的發起者。”
　　“參與打死校長的到底是哪些人？現在事實其實是基本清楚的。何況當時並不是只有個別人在現場，但誰都不願捅破這層窗戶紙。”歷史學者米鶴都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第一可能是怕得罪人；第二主要當事人當年尚未成年，公布是否合適，史學研究中沒有定論；第三，誰有權利來公布這個名單？是不是要等這些人自己站出來？女附中的調查團隊意見也不統一。”
　　於是，那些動手施暴的少女們，只能以匿名的形象，在女附中的校友們中間口口相傳。
　　一個動手毆打校長的女孩子長得很漂亮，像《苦菜花》裡的趙星梅；幾年後她也成了批鬥對象，精神崩潰，瘋了。另一個人的知名度更高，因為她的腿有殘疾，“文革”前就是女附中“身殘志堅”的典型。很多人都認識她，也記得她在“八五”那天去木工房取毆打卞仲耘的棍子，拿着棍子一拐一拐跑出來的模樣。
　　一個女孩按着卞仲耘的頭，逼她喝涮拖布的髒水。後來校友們為卞仲耘塑像時，她也捐了款。一個參與毆打的女孩是一位副部長的女兒，她母親在“文革”中自殺。她還寫大字報批判母親“畏罪自殺”。幾十年後她從美國回來參加同學會，提到母親，淚流滿面。但一提到“八五”就變得特別無辜：我打過校領導？你看，我這樣的人能幹出那種事嗎？

　　不是所有的人都活在那一天

　　印紅標對“八五”最初的記憶是：那天，他正在一家劇場裡看“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標語，出來發現自行車的車胎被曬爆了。
　　“那天特別熱，也就一個小時。”他想不到，日後自己會當上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教授，國內知名的“文革”研究者。對“八五”和“八一八”，他是原始數據的發掘者。
　　1993年，他在北京市檔案館發現了一疊檔案，被放在禁止瀏覽的“文革”檔案之外，心頭狂喜，摘抄了一個星期。目前海內外“文革”研究者普遍使用的一個數據：1966年8、9兩個月，北京市共打死1772人的數字，就是從這裡來的。
　　這1772人絕大多數在農村。卞仲耘那樣的教育工作者是極少數。“八五”當天被打死的除了她，還有北京市工業學校的一位會計。大規模殺人是8月19日之後的“破四舊”運動中，紅衛兵要這些“黑五類”交出“變天賬、電台、武器”時，產生的群毆殺人行為。《人民日報》等媒體起了巨大的號召和鼓勵作用。
　　另一些數字表明了殺戮的發展過程。“八一八”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紅袖章後，並未馬上出現暴力殺人的高峰期。從8月26日，死亡人數開始快速攀升，由每天十幾人上升至六十餘人。8月28日，海淀區一天打死和自殺68人，朝陽區的數字是近70人。從8月27日到9月1日，北京市大興縣有組織地殺死“五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38天。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公安系統會議上公開講：“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們根本不管。”直到9月上旬，中共中央連續發文、派人制止，死亡人數才有所下降。
　　殺人高峰出現的緣由，無疑是1966年8月25日的“欖杆市事件”。
　　欖杆市位於北京市崇文區。那一天，這條街上一個名叫李文波的老人用刀砍傷了毆打、侮辱他和老伴的女紅衛兵，當即被活活打死。此事被看做“階級報復”，引發了大規模的殺人行為。紅衛兵稱之為“欖杆市前灑碧血”。
　　1990年代，印紅標訪問了這一事件中的當事人——當年被砍傷的女紅衛兵，以及把她送往醫院的當地一個老太太。她吞吞吐吐的，僅僅承認有此事。“我們只是拿棍子捅捅他們……”因為她被砍傷，那一條街的“黑五類”基本都被殺光。這一輩子，她內心的黑暗與負擔可想而知。
　　“八五是一個很殘酷的過程，每一個步驟都比前一個加深一步。”印紅標分析：那天晚間，卞仲耘被送到醫院急救，醫院一看是“黑幫”，遲遲不予搶救。如果搶救及時，或許還有希望。這樣的“如果”很多：如果劉進、宋彬彬能堅決制止揪斗時的毆打，如果工作組6月份召開批鬥會時能控制好場面，不出現“偏差”；如果……“她都不會死”。
　　“批鬥會跟我們民族的文化傳統也有關係，實際可以追溯到民間的宗族私刑。”楊團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少女們的暴力基因，與她們受到的教育也有直接關係。
　　到1960年代中期，從學校教育，到社會風氣，提倡的都是“對待同志要像春天一般溫暖，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般殘酷無情”。
　　甚至被毆打、被侮辱、被殺死的教育工作者們，本身也是這種教育的一部分。卞仲耘常對學生們使用的稱呼是“你們是直接接班人”。在羅治1966年5月12日的日記里，記載了她在全校做的《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動員報告：“卞校長指出，這場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關繫着我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是我們黨當前第一大事，每一個人都要積極、主動、自覺地參加這場革命，捍衛黨中央、毛主席。這場鬥爭是看每個人是不是突出政治的試金石。她還對運動的要求、方法和學習文件做了具體說明。”
　　像羅治的筆記這樣，保存幾十年的歷史檔案是極少數，大部分記憶都埋藏在當事者的大腦中，被逐漸淡忘。何況很多人的記憶都有意無意地選擇了遺忘。
　　一名省委書記的女兒當年是最積極批鬥王本中的學生。她在窩頭裡摻上砂子，上面插上一面小白旗給他吃。幾十年後，她說自己“完全記不起那些事了”。
　　結束近40年的“文革”，仍然製造着社會撕裂。哪怕僅僅是一個態度問題。一部分校友主張“‘文革’都過去了，不要再追究了”。此言一出，楊團一律與之劃清界限，敬而遠之。為卞仲耘銅像募捐時，她連找了七八個同一年級的校友，沒有一個捐款。
　　不少受難者本身也選擇了遺忘。1980年代，原女附中教師劉秀瑩參加過北京市委組織的命案調查，調查到一多半，忽然“上頭”來了命令，讓把所有的案卷都封好上交。
　　她從案卷中看到一個細節：二龍路中學女教師張放在“文革”中被打死，調查組給了她的女兒一份案卷。女兒卻把案卷燒了。因為她還有一個弟弟已經成年，怕弟弟看到案卷中慘不忍睹的記載，去為母親復仇。那樣，難免負起刑事責任。
　　畢竟，不是所有的人都像王晶垚一樣，“活在那一天”。

　　“如果有一天，你又見到了卞校長，會對她說什麼？”在採訪的最後，《南方周末》記者問他。
　　老人反應極快，一字一句：“我，沒有忘記歷史。”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左）握着當年的政治老師張貴齋的手，說：“終於可以向老師們道歉了。”作為“給毛主席戴上紅袖章的人”、“殺死母校校長的劊子手”，宋彬彬道歉引起的反響，遠比陳小魯等紅衛兵道歉引起的反響複雜得多。 （韓萌/圖）
 
　　19歲那年，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從此一生都窮於應付追捧、流言、責罵與內心衝突。如今，67歲的她終於鼓足勇氣面向社會道歉，卻發現仍然無法擺脫自己身上的“符號”。不同政治立場的人一邊罵她，一邊期望她永遠做那個符號性質的人。
 
　　2014年2月11日晚上，兩個老人在爭論。
　　王冀豫和常砢，這對空軍大院裡一起長大的北京發小兒，根紅苗正的紅二代，現在都已經過了60歲。
　　他們在說幾十年前的一場打鬥。在那場打鬥——確切地講應該是“武鬥”中，16歲的王冀豫打死了一個比他大3歲的男青年。由於死者父母的寬容，他並未受到實質性的法律追究。晚年，他主動向媒體袒露自己那段往事，以“武鬥打死人，懺悔四十年的紅衛兵”而著稱。
　　而常砢，正是當年找他去參加那場武鬥的人。
　　“你不要總把那事兒當做一種沉重的負擔。”常砢試圖開解王冀豫。幾十年來，王冀豫總是想跟他討論有關武鬥、“文革”的種種話題，他總是繞開。“當時就是那種形勢，你死我活。你不打死他，他就捅死你。”
　　“那麼是什麼讓我們你死我活呢？”
　　打破沉默的是王冀豫：“你看你把人家宋彬彬害的。你推她，讓她上去戴袖章，結果她背了幾十年黑鍋。”
　　“那可不。要是我上去戴袖章，那可能沒我現在坐在這兒了。照我這種鬧法，可能‘文革’期間就被人打死了。”
 
　　這場討論的一個月前，他們共同的熟人宋彬彬——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一個67歲的喪偶老人，正在她的母校——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的一間會議室里捧着《道歉書》一字一句地念，幾度哽咽落淚。她的面前，是數十名她當年的老師、同學，和不停拍照的媒體記者。
　　道歉之後，社會評論鋪天蓋地而來。或贊或詈。
 
　　“是文質彬彬的彬嗎？”
 
　　這是位瘦瘦高高的老人。樸素的白絨衣，黑外套，青絲中夾着絲絲白髮，一副高度近視鏡架在鼻梁上。面對記者們的攝像機，顯得有些手足無措。
　　儘管曾經聲明過“不接受採訪”，她仍然半推半就回答了一堆問題。回到母校，她似乎回到了高中時代——那時，她有個外號，“小迷糊”。
　　無數人通過電影、廣播、報紙得知了她的“壯舉”——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身着軍裝，出席百萬人規模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天安門城樓上，她將“紅衛兵”袖章戴在毛澤東左臂上，一躍成為紅衛兵的代表性人物，乃至十年“文革”最著名的LOGO。
　　而常砢，這一“壯舉”的直接導演，卻鮮為人知。
　　“這幾十年，我跟別人講這事兒的時間加起來都沒今天多。我父親一直到去世都不知道。”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時，他總結。
　　這位原空軍大校身高一米八五。正因為個頭高，他這個北京師範學院附中的初三學生才能在那個上午被選拔進“代表”隊伍，登上天安門，“策劃”了向毛澤東獻袖章事件。
 
　　這一切本來都是偶發事件。
　　幾天前，風雲突變。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毛澤東主持下，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政治局7名常委擴大為11名，劉少奇由第二降到第八，林彪則上升到第二位，成為毛澤東新的接班人。同時，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將“文革”由毛澤東的個人決定上升為全黨決議，山雨欲來。
　　從現存的影音資料上看得到：城樓上，很多國家領導人臉色陰沉，一言不發。同天安門下狂熱高呼“毛主席萬歲”的群眾形成極大的反差。周恩來臨時決定，安排一部分中學生上城樓，以活躍氣氛。常砢和宋彬彬就是其中兩個。此前，年齡相差3歲的他們素未謀面。
　　常砢的父親是一位中將，中國空軍的締造者之一。那天也站在城樓上。
　　“我自己的袖章是一塊沒有字的紅布，給我爸戴上了。後來就看見宋彬彬戴着‘紅衛兵’袖章。我想，讓這些老革命尤其是主席戴上袖章，我們紅衛兵不就被承認了嗎？”常砢先是朝宋彬彬要來了她戴的袖章，想闖過去給毛澤東戴，被便衣警衛攔住。他回來，帶着宋彬彬和另外一男一女，四個學生又奔了過去。“我們兩男生把便衣抱住，她們倆就過去了。一會兒宋彬彬回來跟我說：戴上了！”
　　在毛澤東身邊，宋彬彬遇上另一道防線——公安部長謝富治。謝富治認識她，問：“幹什麼？”“給毛主席戴袖章。”
　　她的運氣出奇地好。接下來的半年內，毛澤東又接見了7次紅衛兵，總人數達1200萬人次。這7次接見已被“正規化”，獻袖章這樣的自發舉動不再被允許。
　　被戴上袖章的不僅是常砢的父親和毛澤東。周恩來、林彪……無數中學生在城樓上尋找着國家領導人，給他們戴上字跡、規格、型號各異的袖章。只有劉少奇予以了拒絕。另外一個男生想給毛澤東的右臂戴上“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袖章，也被拒絕。兩人採取的方式一模一樣，都是一言不發，用手往下擼。
　　現場，一個女播音員用播音腔複述了毛澤東和宋彬彬在城樓上的即興對話：“你叫什麼名字？”“叫宋彬彬。”“是文質彬彬的彬嗎？”“對。”“要武嘛。”
　　梳着兩條小辮，戴一副白色塑料框近視眼鏡的宋彬彬雙手握住毛澤東的大手，咧着嘴笑，激動得話都說不出來。
　　她沒有料到，這幾句話改變了她的一生。
 
　　升起又墜落的政治明星
 
　　2014年1月12日上午的那間會議室里，道歉、鞠躬、落淚的還有另外一位老人。
　　不同的是，她道歉的對象還包括了宋彬彬。
　　“……對不起我的同班同學宋彬彬，是我讓你和我一起貼大字報，‘八一八’是我作為總領隊派你帶領同學上天安門城樓，而影響了你的人生。”
　　矮一些但身板壯實的劉進同樣頭髮花白，戴着眼鏡。她是這場道歉會的核心組織者。當年，她是學校的頭號政治明星。
　　“我那時候就跟農村來的土丫頭似的。對學校的做法很不滿意，工農子弟太少，太注重升學率，存在明顯的‘驕嬌二氣’……”劉進也是高乾子女，她父親劉仰嶠曾任河南、湖北省委書記，最後調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長。她跟着轉學到北京，馬上與環境迎頭相撞。女附中不滿意她的考試成績，硬是給她留了一級。
　　女附中——當年的實驗中學，全稱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只招女生。北京最好的女子中學這一頭銜，它當之無愧。1965年高考，清華某專業在北京只給三個女生名額，全部被女附中奪走。毛澤東、林彪、鄧小平、劉少奇等一大批最高領導人、大知識分子、社會名流的女兒都從這裡畢業。
　　進入女附中的劉進很快成為學校大力表彰的模範學生，給全校做報告“怎樣克服驕嬌二氣”，第二年就入了黨。每天6點多她就到校，帶領同學長跑、做60個仰臥起坐、俯臥撐。參加勞動，兩個女生抬一筐土，她一個人挑兩筐。愛用笛子吹《豐收歌》的宋彬彬很快成了她的跟班。
　　幾十年後，一個同學對她說，劉進，你那時候太左，對我們壓力太大。我有一次穿了一條新的淺黃色褲子，你看到了，說：這顏色這麼漂亮？結果我再也不敢穿了。
　　1966年6月2日早上，正在跑步的劉進聽到喇叭里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深受啟發：原來我們也可以這樣！隨後她找到宋彬彬：願不願意一起寫大字報，給學校提意見？宋彬彬同意了。這張大字報，開啟了女附中的“文革”歷程。
　　也因為這張大字報，劉進由高三3班的民兵排長，一躍成為統管全校學生的“學生代表會”主席，宋彬彬成為四個副主席之一。
　　“你當過學生會文體部長，認識的人多，你挑40個人帶上去吧。”1966年8月18日當天凌晨，劉進帶領全校上千名學生出發赴天安門，參加毛澤東接見。早上，她聽到城樓上高音喇叭喊道：北大附中，上來40個；女附中，上來40個……就喊來了宋彬彬。“宋要武”由此誕生。而原先的政治明星劉進，則融入了普羅大眾。
　　兩天后的8月20日，《光明日報》刊發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今天，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給我們指明了方向，我們起來造反了，我們要武了！”第二天，《人民日報》全文轉載。
　　拿人名開玩笑是毛澤東幾十年的習慣，從彭德懷、尼克松，到身邊工作人員都被他調侃過。他有時意有所指，有時不過隨口一說。宋彬彬至今否認《光明日報》那篇文章出自她手。但名字引發的後果，卻是災難性的。
　　它給蔓延大江南北的“文革”暴力火上澆油。陳毅之子、當時北京八中的學生領袖陳小魯感嘆地回憶：“這句話真是要命啊……他們認為這是個號召，所以武鬥控制不住了。人家說，毛主席都講了‘要武’嘛！”幾天后，八中黨支部書記不堪被學生毆打，自殺身亡。在“破四舊”高潮期的1966年8、9兩個月，僅北京就有1772人被打死。
　　而“要武”的直接承擔者，當然是宋彬彬本人。在她給毛澤東戴上袖章的13天前——1966年8月5日，女附中的黨支部書記、副校長卞仲耘死於該校女生的一次揪斗，成為北京最早殉難的教育工作者之一，年僅五十歲。史稱“八五事件”。幾十年後，為了辯白自己與“宋要武”、與“八五事件”、與校長之死的關係，晚年的宋彬彬搞到心力交瘁。
　　1966年下半年，隨着“武鬥”斗遍全國，“宋要武”的暴力LOGO地位日益凸顯。女附中學生葉維麗去南方，發現到處貼着傳單：“宋要武”親手打死了六七個人。關於她參加“殺人競賽”的種種流言在各地流傳。宋彬彬本人到外地串聯，在火車上遇見鄰座幾個人痛斥“宋要武”，生怕被人認出來，趕快把眼鏡摘下來，跟着一起罵。
　　另一個上天安門城樓的女附中學生劉沂倫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當年10月，她在學校發現門口的收信箱裡有許多寫給“宋要武”的信，沒人動過，就拆開看。一半是“向宋要武致敬、向宋要武學習”，另一類是請“宋要武”去“支援”他們。
　　當時，從中央部委到地方省市，都已陷入大亂。全國都有中學、小學改名“要武中學”“要武小學”，各地政治勢力紛紛聲稱，“宋要武”在當地支持他們。越來越多的人來到學校，要找“宋要武”。不堪其擾的宋彬彬決定改名。在同學建議下，她改名為“宋岩”。寫給“宋要武”的信，她從來沒有拆過一封。另外一名女附中學生苑秀琴看見她被一群女生圍在當中：“你應該叫宋要武了”。她說：“那不是我的名字。”
　　而她的父親——開國上將、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不久也被打倒，成為“東北最大的走資派”。
　　1969年，被軟禁的宋彬彬從東北逃到劉進插隊的內蒙古。人還沒到，當地人已經聽說“宋要武”殺人放火甚至強姦婦女，不敢按普通的插隊知青收留她。她得不到口糧，全靠一些北京知青收留才活了下來。
　　與此相關的是，至今沒有任何人能提供出宋彬彬在“文革”中參與打人、抄家的可信證據。
 
　　“那是女附中的校恥”
 
　　“宋彬彬到底有沒有打人？”
　　第一個在官方層面提出這個問題的，是中共中央組織部調查組。1980年代，在美國留學的宋彬彬被人告了。
　　1980年，宋彬彬去了美國，就讀于波士頓大學地球化學專業。就在這期間，有中國留學生舉報她：“宋要武”怎麼來上學了？她是個殺人狂！中國大使館很緊張，要求中組部調查。
　　他們得到的回答是：沒有看見。
　　說這句話的人，是時任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教導主任的王本中。
　　戴着一副黑框眼鏡，總是給人溫文爾雅印象的王本中已74歲。他在這所學校工作了40年，甚至“實驗中學”這個名字也是他的創意。當年，他是名年輕的數學教師。“八五”那天，他戰慄不已。2014年1月12日的道歉會上，他發言：“那是女附中的校恥。”
　　有了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的證明，宋彬彬才得以完成學業，1989年成為麻省理工學院的第一位來自中國的地球化學女博士。她很感激學校。
　　她又一個沒想到：多年後，“宋要武”與“校長之死”再次進入公眾視線，攪動民間塵封的“文革”傷痛，實驗中學亦是始作俑者。
　　卞仲耘之死是實驗中學的一個避諱話題。她死後幾十年，學校再沒人提起卞仲耘這個名字。直到1980年代，才有一名目睹其事的女生寫了一篇相關文章，《女性的野蠻》。文中還原了那場揪斗的發起過程：“……一天下午，這一派的一些同學在教室里開會，‘我們要堅持鬥爭的大方向’，‘走，打黑幫去！’”
　　文章的作者王友琴，從此也與宋彬彬的名字連在了一起。
　　時為高一3班學生的王友琴在女附中連跳兩級，在班裡年紀最小，給人以羞澀、很少說話的印象。1979年，她以全國高考文科狀元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後赴美留學，成為芝加哥大學中文教師。幾十年間，她回國做了大量有關“文革”受難者的採訪工作，成為有影響的海外“文革”研究者，被民間稱為“有良知的歷史義工”。由於她的文章，“八五”才進入公眾視野。
　　當年目睹校長被自己教出來的女學生毆打、侮辱乃至死亡過程的女生們，也都開始撰寫回憶文章。連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在其所著的《紅色家族檔案》中都提及了此事。
　　影響最大的還是王友琴。除了先前幾篇文章外，她記錄659名“文革”死難者故事的專著《文革受難者》於2004年出版，對卞仲耘之死的描寫有兩萬餘字。
　　然而，她關於此事的文章，逐漸引來了海內外“文革”研究者越來越大的爭議。有人指責她用“蒙太奇”手法歪曲事實。
　　在多篇文章中，王友琴對宋彬彬使用的稱呼是“紅衛兵負責人”。實際上，在卞仲耘之死的當天，北師大女附中是否成立了“紅衛兵”，都是一個問題。類似的問題還有一連串。
 
　　“‘宋要武’害了宋彬彬”
 
　　第一個提出這些問題的人，也是當年的女附中學生——在串聯中發現“宋要武打死了六七個人”傳單的葉維麗。
　　“文革”後，葉維麗也赴美留學，做到馬薩諸塞大學波士頓分校歷史系的終身教授。她父母跟卞仲耘是熟人。那段往事隨她一起漂洋過海，不時出現在她的噩夢中。
　　2002年，她回國休假，開始調查“八五”。她先走訪了幾個同學，又參加了北師大實驗中學的85周年校慶。她發現學校做了一份宣傳材料，《女附中歷史大事記》從1917年到2002年，這份材料有兩段空白。
　　抗戰時期是八年空白——實際上那八年，學校在日偽統治下並未停課；“文革”十年也是基本空白，只提到，學校的校名由“附屬女子中學”改為“附屬實驗中學”。
　　不過，這份材料上印了一批國家領導人的照片。他們的女兒畢業於此。
　　一雙親切的大眼睛，一頭幹練的短髮自然向後盤起，白淨圓潤的鵝蛋臉掛着笑容。卞仲耘的容貌還跟葉維麗記憶中一樣，永遠停留在幾十年前。她和歷屆校長的照片擺在操場上。葉維麗在照片前站了15分鐘。沒有一個人有興趣問過，幾十年前，這位校長被自己親手教出來的學生打死在校園裡。
　　不久，葉維麗就找到劉進採訪。劉進發現，自己對當年好多事情都記不清了。這種刺激讓她啟動了自己的調查。
　　對校長之死，劉進也是刻骨銘心。1980年代初清查“三種人”（“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和打砸搶分子）時，劉進曾被有關部門調查過。她說：校長被打死，我是學生代表會主席，我有責任，要抓我坐牢我就去。
　　這位當年的政治明星為“理想主義”付出了巨大代價。在內蒙古插隊時她直言不諱，就此喪失了像宋彬彬一樣上大學的機會；回北京後她曾在中組部工作，當着部長和眾人的面大聲提意見，把局長急得直冒汗。最後她主動離開，做了一名出版社編輯直到退休。
　　葉維麗去拜訪了卞仲耘丈夫、八十多歲的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退休研究員王晶垚。發現他手中有些手寫的“八五”相關材料和法律文書，字跡已經難以辨認。怎樣把這批材料搶救出來？她找到另一位女附中畢業生於羚。
　　“我不能忘，不會忘，我也不敢忘。”於羚這樣形容自己記憶中的“八五”。那一天，她親眼看到了瀕臨死亡的校長。“我義無反顧。”於是，她每天坐公交車穿越半個北京，去王晶垚家幫忙整理材料。她從頭學習電腦打字，整整用了三年時間，終於全部整理完畢。
　　幾年後，葉維麗先後發表數篇關於“八五”的學術論文：《卞仲耘之死》《好故事未必是好歷史》，……從細節到結論，她與王友琴的文章都截然不同。
　　她的核心結論之一是：“宋要武”害了宋彬彬。“八一八”之後，宋彬彬在全國人民心中變成了欽定的“宋要武”。還有什麼比“要武”二字更能精煉地概括暴力橫行天下的“文革”恐怖？而“宋要武”正好來自剛剛打死了校長的學校。“八一八”就這樣改寫了“八五”。
　　海內外的一批“文革”研究者、受害者對這些文章迅速作出反應。葉維麗成了被攻擊和斥罵的對象。

　　宋彬彬於2003年回國定居。她也參加了劉進的調查。理由很簡單：說清自己和“八五”校長之死、“宋要武”的關係。
　　“你哭什麼？只要我們沒做過虧心事，心裡就是平靜的……”丈夫靳劍生比她先回國十幾年，已是一個成功的商人。他堅決反對她拋頭露面。
　　宋彬彬很聽話。多年來，她始終拒絕一切媒體採訪，也不理網絡上關於“宋要武”的種種傳言。直到回國定居的前一年，美國有朋友告訴她：一本在世界知名大學和圖書館裡都能找到的嚴肅書籍《中國女性與中國男性》也提到了“宋要武”，邏輯正是出自王友琴的文章：紅衛兵打死了卞仲耘校長，“宋要武”是紅衛兵的負責人；她給毛澤東戴了紅袖章，她父親得到了提拔……
　　她這才發現：輿論的“陣地”，她已經失去得太久了。搜索一下“宋彬彬”三個字，第一個跳出來的自動搜索選項是“宋彬彬殺人照片”。
 
　　把鮮花和寫着詩的紙放在校長的照片下面
 
　　“王先生那時其實並不恨宋彬彬，只是覺得她有部分領導責任。後來……”
　　於羚已經幾年沒有見過王晶垚了。有人罵她是“奴才紅衛兵”、“宋彬彬團隊”派到王家的“臥底”。常年的“委屈”，加重了她的心理負擔。
　　2006年，她和葉維麗陪着劉進，一起去了王晶垚家。宋彬彬沒去，她怕自己“宋要武”的身份刺激到當時已經八十幾歲高齡的王晶垚。
　　氣氛很和諧，王晶垚非要留幾個人吃飯。雙方都沒有談卞仲耘之死，宋彬彬應該負什麼責任的問題。從王家出來，劉進長出一口氣：“總算完成多年的心願啦。”之後，王晶垚還把他和劉進的合影交給《炎黃春秋》雜誌發表。
　　對宋彬彬來說，這無疑是卸下心靈重擔的一個好消息。
　　不到一年，形勢急轉直下，還沒等到宋彬彬親自去，她已經成為王晶垚發公開信痛斥的對象。劉進、葉維麗、於羚……全都成了老人口中的“壞人”。
　　惡化的緣由，是2007年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的90周年校慶搞的“知名校友”評選。
　　實驗中學成立了“校慶辦”，策劃出一個活動：從畢業生中評選90名“知名校友”，後改稱為“榮譽校友”。
　　宋彬彬就這樣進入了校方視野。通過劉進，他們聯繫到她，傳達了這樣一條信息：“校長認為：在實驗中學的歷史上，宋彬彬的事情是一件全國人民都知道的事，實驗中學不可能不記載。”這次活動非常高調，在人民大會堂舉辦慶典的消息早早就放了出去。
　　宋彬彬猶豫起來，聽到“知名”二字隱約覺得害怕。她身邊親友迅速分成了兩派。一派是“你評這個幹嘛，安安靜靜待着得了”；另一派——以她丈夫為代表，則慫恿她參加。“你一直沒有說話的機會，可能這輩子也不會有說話的機會了，這次不用你自己說話，只要學校把你評為‘知名校友’，就等於替你澄清了文革初期的歷史問題，你何樂而不為？”
　　後一條意見說服了劉進。她覺得這是個證明的好機會，可以幫自己的好朋友卸下“宋要武”和校長之死這樣沉重的心靈負擔。
　　“難道是因為她戴了紅袖章嗎？”面對同學會上的質疑，劉進硬着回答，“推薦她不是因為‘八一八’，是因為彬彬是麻省理工地球行星科學系的第一位大陸女博士。”數年後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時，她很後悔。“我有時候幹事比較愣，考慮問題可能不全面。”
　　校長之死並未被徹底遺忘。在實驗中學的“校慶90周年志願者會”上，比宋彬彬低一屆的女校友羅治當眾發問：“學校確實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在人民大會堂開會，這都很好。但是不能忘掉8月5日那個黑暗的一幕，為什麼學生打死老師？這個應該總結。”
　　會後，一群校友把她圍住：羅治，你可真敢說話！她驚愕：都2007年了，為什麼不敢說？
　　羅治專門找了實驗中學的時任負責人——五十出頭的女校長袁愛俊，向她提出三個要求：不許宋彬彬當“知名校友”；開一個關於卞仲耘校長的追思會；校慶時必須紀念“八五”。
　　袁愛俊說：卞校長應該紀念。正好海外有兩個校友提出，要給卞校長建造一座銅像。你們一起做算了。對其他要求，她未置可否。
　　隨着“知名校友”候選人名單正式公布，社會上質疑聲四起。用王本中的話說：“給人的感覺像是評了一些官二代，本身又做了官的。”
　　這份名單裡，有詩人汪國真、主持人陳魯豫、社會學家李銀河。但更顯眼的名字是：毛澤東的女兒李敏、兒媳邵華，鄧小平的妹妹鄧先群、女兒鄧楠，陳雲的女兒陳偉力、陳偉華，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彭德懷的侄女彭鋼，聶榮臻的女兒聶力，左權的女兒左太北，陶鑄的女兒陶斯亮……另外一個不那麼和諧的名字並未進入候選人名單，但呼聲很高：王友琴。
　　對這樣的評選結果，校方承受了多大的社會責難，外人無從得知。一位校友打電話給袁愛俊，強烈抗議學校把宋彬彬評為“知名校友”：“等校慶那天，我要去人民大會堂沖你們的主席台！”袁愛俊說：“你們班級我不給票！不讓你進！”兩人吵了一個多小時。最後，這位專門從美國回來參加活動的校友沒有去。
　　校慶前一周，袁愛俊找了已經退休的王本中，請他去試探一下宋彬彬的意見：現在社會上和校友反對的聲音都很強，能不能……退出評選？
　　這次，宋彬彬卻異常堅決。她和丈夫去學校與王本中、袁愛俊面談，提出一個理由：當初參加評選，就是為證明她沒在“文革”中打人、殺人。現在，她已被評為“知名校友”候選人，如果再被拿下，不就正好說明她有問題嗎？
　　這一意見實際上來自一位官至副部級的同班同學。事後有人評價：她身居高位，根本不了解“文革”給社會造成的傷痕有多麼深重。
　　劉進也心虛。她多次向校方提出要求：不許提及宋彬彬的“文革”往事尤其是“八一八”；如果拿掉王友琴，就必須把宋彬彬一起拿下。她沒料到，這兩條都沒有被學校採納。
　　2007年9月8日下午兩點，實驗中學90周年校慶“光榮與夢想”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王本中剛進會堂就看見一人多高的巨型照片：“八一八”，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紅袖章。“……怎麼這麼蠢！”一同來參加的劉進、宋彬彬全傻了。
　　“袁愛俊是個很有社會活動能力的人。她在任期間，學校在新校舍建設等方面進步很大。可是……”數年後，王本中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也認為宋彬彬不適合做這個“知名校友”。
　　會堂里並沒有人騷動和鬧事。但後果已無可挽回。
 
　　當天夜裡，八十幾歲的王晶垚一宿沒睡。他還有最後一絲期望：學校會不會也捎帶紀念一下卞仲耘？
　　第二天早上，他發現自己走不動了，打電話：“你替我去祭奠一下吧。”接下這個任務的，是退休女教師徐小棣，一個受王友琴的文章影響，開始關注“文革”的讀者。
　　她買了一束鮮花，帶着王晶垚寫的一首紀念卞仲耘的詩，去了實驗中學。這一天是“校友返校日”，校園裡到處熙熙攘攘歡樂的大合唱，沒有人搭理她，卞仲耘的照片也和學校的歷屆校長排在一起，沒有任何紀念的痕跡。宋彬彬的“八一八”那張照片，放大了豎在校園裡。
　　她氣哭了。把鮮花和寫着詩的紙放在校長的照片下面。
 
　　“你可千萬別那麼干”
 
　　在一個個論壇、一篇篇評論文章中，北師大實驗中學的90周年校慶被稱為“無恥的校慶”，宋彬彬成了“拒絕懺悔的人”、“文革惡之花”。甚至有人從海外發言：以後，捐款只給北京四中，決不捐給實驗中學！
　　這次校慶撕裂了很多東西。劉進、宋彬彬所在的66屆高三3班有個集體博客，名為“6633”，每個人用自己的學號登錄，發些懷念過去的文章。校慶後，這個博客也成了攻擊的目標。她們前些年同學聚會，端着紅葡萄酒慶祝的照片被說成“喝着校長的血”。
　　每個人的學號都被網友一一破解成真實姓名，指名道姓追着罵，管理員刪評論刪到手軟。此後，她們這個集體回憶的角落就只發發各人的旅遊經歷，迅速轉冷。最後徹底死了。
　　數月後，王晶垚在網上發表了一封給袁愛俊的公開信：“……強烈要求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黨組織，嚴格按照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精神，對上述事件做出明智的處理，撤銷授予宋彬彬‘知名校友’的榮譽稱號，並將處理結果通報海內外校友和在校師生員工；組織全體在校師生，尤其是要組織學生認真學習中共中央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讓青年學生認清文革曾經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承受巨大精神壓力的袁愛俊沒有回應。
　　校慶也帶來了一些宋彬彬想不到的效應。更多的校友因此開始關注她和校長之死。
　　比她低三屆的馮敬蘭是平民子弟，當年在學校里飽受孤立和歧視，最終成為一名作家。1996年，她曾寫過一篇回憶校長之死的散文，《記憶的瘡疤》。這次校慶讓她再次發現了宋彬彬。
　　“宋彬彬是十惡不赦的殺人惡魔？”她覺得太離譜了。
　　2007年12月13日，她寫了一篇文章《請放開宋彬彬》，“放開宋彬彬，讓她有空間、有機會面對真實的自己，讓她開口說出自己的故事。”
　　馮敬蘭認為：自己該做的，就是推動劉進、宋彬彬勇敢地站出來，幫她們尋找機會和平台，公開說出自己的“文革”經歷。她主持了宋彬彬、劉進等人回憶往事的座談會，記錄發表在電子刊物《記憶》上。
　　“我是一個猶太人，為什麼要為雅利安人說話？”馮敬蘭如此表示。“當年我們冷漠地看着校長被殘害致死，後來又以同樣的冷漠任憑同學宋彬彬被妖魔化。”她同樣陷入輿論狂潮中，被罵得狗血噴頭。但她毫不改變。
　　“認識了宋彬彬，我才知道：她不但性格隨和，而且想法很單純。”馮敬蘭透露：校慶風波後，宋彬彬想發表一封對社會表示道歉的信，先找了幾個校友開會，把信念給她們聽。聽完之後大家都提意見，她就不知道怎麼辦了。
　　更何況，丈夫和一些親友還堅決反對。他一方面勸她說，清者自清，讓歷史證明吧。一方面去找劉進說：求求你們放了彬彬吧！劉進反問：到底是誰不放過彬彬？宋彬彬歷經數年寫了一篇文章，《40多年來我想說的話》，丈夫一直不讓她發。2011年12月，丈夫因癌症去世，宋彬彬剛處理完喪事，就把文章發在了《記憶》上。
　　2009年，羅治和那兩名海外校友發起的“為卞仲耘校長集資塑像”活動徵集到了500位校友捐款，為卞仲耘塑了一尊銅像，安放在一間會議室里。袁愛俊也參加了安放儀式。不久前，已離開實驗中學多年的她拒絕了《南方周末》記者的採訪。
　　這次捐款令更多的校友參與進來。北大法學院的副教授李紅雲那年是初二學生，他們班只有她一個人捐了款。班裡有個網上論壇，有人問：“文革死了那麼多人，為什麼要給她捐？”“我又沒打人，我為什麼要捐款？”她感覺不解，從此，一直專心研究海洋法的她也開始了對“八五”的歷史考證。
　　在李紅雲的辦公室，劉進和短暫回國的王友琴有過一次會面。劉進質問：我才是當時的學生代表會主席，你為什麼總是揪住宋彬彬不放？我覺得這完全是你想出來的邏輯鏈。“那你是公眾人物嗎？”王友琴反駁。

　　“這是誰？我不認識她！”塑像落成後，於羚去看王晶垚，他把網上傳出來的卞仲耘銅像照片打印下來，舉在空中質問她。
　　為卞仲耘銅像舉行安放儀式那天，校友們集體決議不請王晶垚。理由是怕他情緒過於激動，身體承受不了。“實際上我覺得，是怕他來了說什麼話，我們承受不了。”於羚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晚年的宋彬彬始終擺脫不了“符號”意義，無論是從哪一種政治立場而言。
　　2010年，歷史教師袁騰飛的講課視頻在網上火爆起來，點擊達三千多萬人次。其中有一段提到了“宋要武”：“文革當中宋要武親手打死了七個人。文革一結束就跑美國去了，據說現在皈依佛門懺悔呢。”
　　有人找到宋彬彬，慫恿她起訴袁騰飛。劉沂倫聽說了，趕快給她發郵件：“你可千萬別那麼干，不然就真成了代言人了。不但是文革的符號，還是極左的符號！”
　　劉進牽頭的女附中“文革”往事調查報告於2010年最終定稿。這份調查了整整八年時間的報告，註明“走訪老師16人，同學96人”。不少接受過她訪問的歷史見證人如今已經去世。
　　這次調查讓她們飽嘗了世態炎涼。當年的同類——幹部家庭出身的同學極少有人支持她們這樣做，要麼婉言相勸，“過去的事情不要提了”；要麼乾脆拒絕，甚至反問：“你要幹什麼？！”反倒是當年在班級里的平民子弟和受歧視的“黑五類”同學們大力配合。
　　她們這才知道，原來“文革”的受難者遠不止卞仲耘校長一人。在1968年的另一場政治運動“清理階級隊伍”中，就有數位老師被逼自殺。
　　《我所了解的卞仲耘老師之死》是劉進調查報告中頗為重點的一章。這一章，她詳盡地描述了當年那場置卞仲耘於死地的“揪斗”，從前因到後果。但沒有提到任何一名發起揪斗、參與毆打的學生名字。
　　對那些參與了毆打校長的人——十個左右，她沒有找。想“自省是個人的事情”，等她們自己站出來。但很遺憾，一個也沒有。
　　這份兩萬餘字的報告，她除了送給一些老師、校友，惟一的發布途徑，就是交給了北師大實驗中學。“我跟他們說，你們如果要把這份報告拿出來（發表），最好跟我說一下。”劉進說，這主要是她個人的意見。“我可能始終是個心中有‘組織’的人。”
　　快四年了，她從沒接到這樣的電話。
 
　　“讓她永遠成為符號”？
 
　　2013年10月7日，陳小魯舉行了一場“道歉會”，在當年就讀的母校北京八中，向被“文革”傷害的老師道歉。他以當年學生領袖、校“革委會”負責人的身份，向老師們鞠躬。
　　這場道歉會，是三個月後宋彬彬道歉會的直接誘發因素。陳小魯受到的社會讚譽，給了她們勇氣。
　　但這勇氣並未達到能邀請王晶垚的程度。2013年，她們曾經把卞仲耘銅像安放儀式的光盤送給他，王晶垚當面接受了，半個月後又退回了。
　　到場的有23名老師，31名校友和11名記者。沒有王晶垚。這成為道歉會遭諷刺的一個緣由：你們對着卞仲耘的銅像鞠躬，卻不請“苦主”，算什麼呢？
　　“我們一開始就想到要把可能找到的‘文革’受害校領導和老師的親屬都找來。考慮到王先生已93歲高齡，因臨近春節，又是三九寒天，我們就沒有直接請王先生。”發起塑像行動的羅治在會上的發言，同樣登在了電子雜誌《記憶》上。她們找了王晶垚的大女兒王學。後者回電錶示支持，但“因為可以理解的原因，她和弟妹不能參加”。
　　“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過錯事、傷害過老師同學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諒、達成和解，我相信這是大家的願望。我要再次說聲，對不起！”道歉書最後，宋彬彬說。
　　第二天，宋彬彬們對着卞仲耘銅像鞠躬的照片上了《新京報》。王晶垚給徐小棣打了個電話，叫她過去一趟。“你幫我辨認一下，報紙上這幾個鞠躬的人是誰。”
　　“這是錯誤嗎？這是罪！對罪犯能寬容嗎？”王晶垚提高了嗓門，臉色因盛怒而漲紅。家裡的電話鈴聲此起彼落，都是記者。
　　宋彬彬的道歉，比陳小魯道歉激起的社會反響複雜得多。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蕭翰發表了充滿讚譽的評論《善待“文革人”道歉》，知名學者徐友漁專門撰文，為曾在自己研究“文革”的專著《形形色色的造反》中引用的“駭人聽聞但沒有根據”的說法，向宋彬彬道歉。
　　徐友漁這篇文章名為《“文革”只有宋彬彬們道歉不夠》。文中寫道：最應該道歉的，不是這些響應號召、捲入“文革”的普通人。
　　也有意見指出，這次道歉還需要某種程度上的突破。文史學者丁東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調查了又不說兇手姓名，是劉進、宋彬彬道歉的“死結”。“你總說你不是兇手，那麼兇手是誰？你不說兇手姓名，道歉有多大的用？人家把球傳給你了，球還在你們手裡呢。”
　　但更大的反應，是來自網絡的攻擊與戾氣。宋彬彬再一次成為“文革”的代表性符號，被政治傾向截然相反的兩派同時痛罵。有人罵“紅衛兵罪責難逃”，更有人罵她“唯恐中國不亂”。宋彬彬本人一度沮喪。一些親友責難她：你看你，不老實待着，現在挨罵了吧？
　　“你想想，是2007年校慶那時候更好，還是你現在更好？連徐友漁都向你道歉了。要在從前可能嗎？”馮敬蘭開導她，“他們就是想讓你一輩子替他們背着這個黑鍋。”
　　《記憶》主編啟之評價：“一些批判‘文革’的人，也想讓宋彬彬永遠成為符號——以前是文革暴力的符號，現在是紅衛兵篡改歷史的符號。由於在這份電子雜誌上發表了相關的文革史料和宋彬彬等人的文章，這些年他也挨了不少罵。說他“為老紅衛兵翻案”，“是不是拿了宋彬彬的錢？”
　　“現在左右兩派都在罵宋彬彬，他媽的有病啊？尤其是紅二代。她這麼多年在幫你們紅二代背黑鍋，現在又在代表整個紅二代道歉。”王冀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我，常砢，宋彬彬，我們都是那個時代的污點證人。”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在他向社會公布自己“武鬥”中的殺人經歷，並表示懺悔後，不久就接待了死者家屬派來的律師，被要求不得再公布死者姓名，以免刺激家屬，生成新傷痛。這位律師在“我以個人身份向你表示佩服”後，轉達了家屬的話：“我們不可能原諒你，因為我們家人死了。”
　　同樣的命運很快降臨到宋彬彬身上。2014年1月27日，93歲的王晶垚在網上發表一份《關於宋彬彬劉進虛偽道歉的聲明》：“……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於天下之前，我決不接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虛偽道歉！”



　　相關圖文：

　　怎麼看毛澤東的紅衛兵道歉
　　一封匿名弔唁信展現美麗人生
　　鄧小平兩女兒曾上門警告卞仲耘遺屬　　

必須補上“文革”功罪大討論這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