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只一細炷香——關於林徽因的兩本傳記
蘇單

　　一九二四年印度詩人泰戈爾游訪中國，時文有記載：“林小姐人艷如花，和老詩人挾臂而行，加上長袍白面、郊寒島瘦的徐志摩，有如蒼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圖。”

　　張邦梅《小腳與西服》裡八十高齡的張幼儀，也還記得七十年前的那幅“三友圖”：“所有中國報紙都刊登他們的照片。一個記者比喻他們是‘歲寒三友’：林徽因是綻開的梅花，徐志摩是竹，白髯長袍的泰戈爾是蒼松。”當時她在德國，與徐志摩離婚後，獨自艱難撫養剛兩歲的兒子彼得，後又夭折。真的在“歲寒”中煎熬的，其實是張幼儀。當她向侄孫女張邦梅提到“林徽因”這個名字，卻講出一個令人吃驚的細節：一九二二年春她生下彼得，四顧茫然，嬰兒還留在柏林一家產院裡，就去見來找她簽離婚書的徐志摩，在場的還有約翰吳（經熊）、金岳霖等人，她說要徵求自己父母的同意，徐志摩立刻搖頭：“不，不，你瞧，來不及做這了。你必須現在就簽字。林徽因——”他頓了一下，“林徽因回國去了。我非得現在就離。”

　　林徽因，時人稱“一代才女”——“新月派”女詩人，她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設計者。她的好友威爾瑪一九九四年出版一本傳記《梁與林：探索中國古典建築的伴侶》。威爾瑪即費慰梅，費正清的夫人。書中寫道：林徽因是天生的藝術家造就而成的建築師和名副其實的詩人，一如梁思成。她在嚴父林長民的影響之下長大。林長民是個藝術家和浪漫者，這兩種氣質也支配了林徽因的性格。林長民學問好又有官位，詩文書法在周遭頗孚聲譽。他一八七六年生於杭州，二十一歲得生員，並在杭州外語學堂學習英語和日語。成婚後元配無出，為子嗣而納妾，得一子二女，一子一女夭亡，獨存林徽因，生於一九0四年。

　　民初徐志摩、張幼儀、林徽因、陸小曼這段婚姻、情感糾葛，已寂滅了七十年，到世紀末梢又炒熱起來，大概因為徐志摩百年的緣故。林的兩本英文傳記，特別是《小腳與西服》，對此公案提供了大量鮮為人知的第一手史料，恐怕也是推波助瀾的。不過，今人有無必要設一“道德法庭”苛責前人，則是本文想說的一個側面。
　　　　　　
　　　　　　“生命早描定她的式樣，太薄弱”
　　一九二0年，十六歲的林徽因在倫敦所結識的徐志摩，正“深深陷入沮喪，尋找新的方向”。威爾瑪書中如此描寫：他那曾令梁啓超喜愛的性格——敏銳、魅力、率真、幽默、創造衝動和戲劇性風度，顯然都被沮喪壓住了。最要緊的，徐志摩具有一種得天獨厚的魅力，他善於尋找志同道合的人，把他們聚集在一起，對於圍繞在身邊的人，他常能以新思想、新嚮往和新友情激發他們。自然林長民同他一見如故，徐志摩成了常客。長民與他無話不談，吐露他留日期間同一個日本姑娘的初戀，這可能勾起徐志摩的浪漫遐想。兩個男人都精通於將這些情竇寫進“情書”里交換，其中徐志摩扮演已婚的女人，林長民則是已婚男人角色。（威爾瑪註明這個資料引自李歐梵的一本書）徐志摩長徽因十歲，他以成年男子本是與林家父親聯繫而不是女兒，父女倆心裡都明白。甚至可以說他一開始曾是徽因的“徐叔叔”。她有令人傾倒的姣好優雅之美，她一如其父的藝術氣質，她的活潑，她閃電般的靈光，她的文學天賦，全都使徐志摩着迷。結果他自己跌入愛河。

　　這段文字，仿佛刻意交代徐林相遇時的心理氛圍，顯示威爾瑪很在乎以林徽因的氣質來解釋她的一生——一個庶出的絕代佳人終生傷感、多病，尤其在舊與新、傳統與現代交替之初，身世的陰影對她尤為劇烈。一九0九年林長民留日回國後，帶姨太太和林徽因挪到上海，開始他的政治生涯。威爾瑪寫道：那時徽因才五歲。她一直與父親分離，也沒有姊妹，只與母親住在杭州，被一群成人包圍着。她是個早熟的孩子；她的早熟或讓家裡的親戚們視她為一個成人，如此誤了她的童年生活。父親回來必定使女兒欣喜，而這個女兒伶俐、歡快和敏感的性格必定也令父親着迷。想來上海的歲月使這父女倆親密起來的。一九一二年這家人又搬到北京。父親仕途順暢，任職於須臾變遷的各種政府。然而此間他卻面臨一個苦惱：始終沒有兒子，即這個家族的後嗣。他從福建娶來第二房姨太太，極迅速的為他生了一女四男。於是陰影開始籠罩徽因。二姨太和她那一窩孩子占了寬敞的前院天井，洋溢着孩子們的歡躍嬉笑。徽因卻陪母親往在後頭的小院。徽因母成天因嫉妒二姨太而生氣，二姨太生了四個兒子，因此取代她的地位是無話可說，可是父親寵愛姨太太，且他不掩飾他的情感，這對徽因母是受不了的羞辱。敏感的女兒被夾在這中間，她分擔母親被羞辱的心，卻同時又要珍惜父親對她的愛。林徽因一生仿佛都處在這微妙卻殘酷的caughtinthemiddle（夾在中間）。
　　　　　　　　　　　
　　　　　　“永遠守住我的靈魂”
　　林徽因與徐志摩的愛情更是一種“夾在中間”。對少女時代的林徽因，威爾瑪曾寫道： 我的印象是她被徐志摩的性格所吸引。然而她並非有些人想像的那樣，好像十六歲就是一個世故女子，她只是父親身邊的一個女學生而已。徐的追求並沒有引起一個未經世事女孩子的對等響應，他的出現只是她生活里的一個奇遇，也沒有讓她背棄家裡為她婚姻所做的選擇。威爾瑪也向張邦梅解釋，她覺得林徐的關係“非情愛而是浪漫，更多的還是文學關係”。她書中也寫道：多年後聽她談徐志摩，我注意到她的記憶總是離不開那些文學名流的大名，如雪萊、濟慈、拜倫、曼斯菲爾德、沃爾芙等。我猜徐志摩大概扮演了一個老師，領她進入英文詩歌和戲劇的世界，新美感，新觀念，新感覺同時也迷惑了他自己。

　　威爾瑪還說徐志摩非如此不能“編織魔咒”，其實從心理的角度看，與其說林徽因被徐志摩迷惑，不如說處在沮喪中的徐志摩更渴望從林徽因身上找到他迷失的“魔咒”。張幼儀敘述徐志摩扔下她一個人在劍橋六英里之外的小鎮上“消失”後，她隻身英倫海峽去歐陸，開始覺醒到要掌握自己命運，張邦梅寫道：徐志摩有一個同樣的覺醒，似乎離開幼儀，然後離婚，他就自由了。一九二四年發表的題為“我所知道的劍橋”那篇散文中，他說他頭一次把妻子安頓在這裡時，幾乎不認識劍橋；但一九二一年秋他獨自回來待了一整個學年，“那時我才有機會接近真正的劍橋生活，同時我也慢慢的‘發現’了劍橋。我不曾知道過更大的愉快”。

　　這篇散文還特別寫到他的孤獨。“絕對的單獨”，是他發現劍橋的最大“秘密”，一種心理因素。世人皆言劍橋造就了徐志摩，或徐志摩“創造”了劍橋，然而，若不遇到林徽因，他會離婚嗎？張幼儀會去歐洲走出自己的路嗎？徐志摩會“孤獨”嗎？中國還會有那個“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的“詩哲”嗎？

林徽因一生對徐志摩難以忘懷，卻絕不肯嫁他，以致連張幼儀都會問：“為什麼她讓他離婚後又懸着？這是愛嗎？”張邦梅也同威爾瑪談過這個問題，威爾瑪說：“林徽因自己是大姨太太的獨女，父親喜歡二姨太太，她給他生了兒子。林徽因不能想象自己走進的一種人生的關係，其中竟使她會自然聯想到母親一樣的羞辱。”

母親的陰影一輩子籠罩着林徽因，她對威爾瑪談過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她的異母兄弟林恆來北京，勾起她母親深深的怨恨，她被夾

在中間，她說：最後三天我媽把我逼到人間地獄。我不是危言聳聽。頭一天我發現母親昏厥，家裡全慌亂了。我只好跟這異母兄弟敘敘舊，讓他明白這種尷尬，理解為什麼……我筋疲力盡，真不想活，或者壓根兒沒生在這樣的家庭。我真的知道我是幸運的，但年幼時的那些傷害，對我是永久性的。一旦勾起往事，就會讓我跌進過去的不幸之中。

　　令人驚異的是，林徽因竟在一九四七年見了張幼儀一面。張回憶說：一個朋友來對我說，林徽因在醫院裡，剛熬過肺結核大手術，大概活不久了。連她丈夫梁思成也從他正教書的耶魯大學被叫了回來。做啥林徽因要見我？我要帶着阿歡和孫輩去。她虛弱得不能說話，只看着我們，頭擺來擺去，好像打量我，我不曉得她想看什麼。大概是我不好看，也繃着臉……我想，她此刻要見我一面，是因為她愛徐志摩，也想看一眼他的孩子。她即使嫁給了梁思成，也一直愛徐志摩。

　　林徽因一直讓自己“夾在中間”——先是父母之間，又是徐志摩和張幼儀之間，後來又令徐志摩夾在她和陸小曼之間，最後，是新與舊、傳統與現代之間。這或許是一種轉型期的無奈？
　　　　　　
　　　　　　　　“淚點裡的情緒”
　　徐志摩“可愛”得像個孩子，當年幾乎有口皆碑，但從張約儀嘴裡說出來的，卻是一種孩童式的“沒心沒肺”。在民初這場以他為軸心的婚姻、情感糾葛中，他似乎又傻得“可愛”，以致送了命。張邦梅以“小腳與西服”這組象徵總括其中涵義，的確很傳神。“小腳與西服”本是徐志摩用來形容他與原配的距離的，但張幼儀從小抗拒纏腳，其實是天足；而書中描寫在劍橋郊外徐志摩請到家中來吃晚飯的一位在英國留學的“明小姐”，反而是“小腳繡花鞋”。這個細節可謂“轉型期中國”的點睛之筆。

　　細察徐志摩的離婚與再婚，其實並沒有遭到太劇烈的阻力，張幼儀黯然離去在先，陸小曼的丈夫王賡默默撤出在後，並非時人渲染的那般可怕。所謂“社會不原諒他”，也只是他的老師梁啓超有一長信，勸他“萬不容以他人之痛苦，易自己之快樂”——以梁啓超當時的社會地位，當然是大壓力，可是別忘了林徽因已是梁家“內定”的兒媳，威爾瑪認為，梁啓超不過是要“保護”他兒子的婚姻罷了。後來徐志摩與陸小曼舉行婚禮，特請梁啓超做證婚人，結果梁去責罵了一頓，但徐志摩也許是故意如此，以顯示他“甘冒世之不韙”。從中也可窺出民初中國文人觀念趨新之激烈，梁啓超已是維新之大纛，在他弟子徐志摩看來，卻是“老古董”了。

　　當時天下名流皆為徐志摩寫出無數“辯護”文字，而今去看，不曉得對象是誰？難道都是衝着梁啓超去的？許多人都竭力讚揚徐志摩信仰“愛、美、自由”的勇氣，胡適更是“忍不住我的歷史癖”，發表了幾封信來做證明。可是他們幾乎沒有人跟進或效仿徐志摩，仿佛讓徐志摩當了這個“出頭鳥”，大家都可藉以澆心中塊壘似的。大家都是“口頭革命派”，惟有徐志摩是一個行動者。林徽因倒是明眼人，對此看得很清楚，抗戰時她曾對威爾瑪說：我知道我所愛的朋友們都有道德勇氣，但是我們都缺乏天真單純的熱情，只有那種遲鈍的無力感。我想你知道我最可愛的老友徐志摩，一次小飛機的失事殺了他。他凡事吹打開路，做了再說——他總是這樣講。他像一股旋風攪動周圍的四平八穩。

　　這大概是“小腳與西服”的又一解。那時很多文人雖然穿西服——外面很西化，骨子裡卻不免依然是纏着小腳的。或許也是一種“夾在中間”罷？

　　然而，徐志摩最後死於“夾在中間”——為了在陸小曼與林徽因、上海與北京之間穿梭，他不得已乘坐免費的郵件運輸機，不幸遇難。他真是只干不說。他只說：“我將於茫茫人海中訪我惟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他是“訪”到了的。孰為“惟一靈魂之伴侶”？林徽因還是陸小曼？抑或陸只是林的替身？後人誰敢斷言？不過，有一個巧合不妨指出：徐志摩熱戀陸小曼時有一詩句形容酒渦：可愛的梨渦／解釋了處女的夢境的歡樂／像一顆露珠／顫動的在荷盤中閃耀着晨曦。酒渦之於林徽因是很出名的，未知陸小曼有沒有？寫到這裡，不免有些替陸小曼難過。
　　　　　　　　　　　
　　　　　　 “一片血色的傷愴”
　　威爾瑪這部傳記，由耶魯大學教授史景遷（JonathanSpence）作序。序言先以頗磅礴的筆觸勾勒了林徽因、梁思成的身世。其中一段寫道：在由威爾瑪所提供的那些動人而親切的生活細節里，我們更加感到他倆情篤而緊張的婚姻生活中迸發出來的片片光閃。我們仿佛聽到在他們高朋滿座的客廳里那燦爛的笑聲和杯盞交錯，看見他們通過細心研究恢復古建築文獻的本來面目，他們技巧的手指指揮那筆穿梭於技術細節之間，中文英文都一樣典雅，讓已消失的古建築終於在民族意識中重占其應有的地位，我們也感覺到他們在漫長疾病折磨中從未放棄的幽默和剛毅。

　　林徽因曾旅英留美，深得東西方藝術之真諦，英文也好得令威爾瑪驚羨；又由徐志摩領進文學天地，寫了一手音韻極美的新詩，在“新月派”占一席之地；再隨梁思成做古建築勘察研究，參與遠溯宋元的許多驚人的發現。她多種天分都得以施展，至少在民初是無出其右的傑出女性，以致張邦梅在七十年後還很羨慕她。三十年代，林徽因北京家中客廳里，聚集了中國許多第一流文人，而她是這個“沙龍”的女主人。威爾瑪就是在那時結識林徽因的，她的書中頻繁提到“老金”——金岳霖，是進入梁林家庭，始終維持理性、親密、穩定關係的一位哲學家，似乎並未“夾在中間”的一個角色，殊為難得。但這般光景到抗戰爆發就煙消雲散了。威爾瑪書中寫盡了梁林夫婦所經受的戰亂之苦，史景遷之序說：從威爾瑪回憶錄的許多珍貴資料中，我們諦聽到徽因的呻吟、操勞、新的痛苦，以及一九三七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國導致的顛沛流離，梁氏夫婦先飛到長沙，輾轉又到西南昆明、重慶。對徽因而言，這不但是一個世界的崩潰與驚駭，更是那種“空寂的小廟旁，嬌枝嫩葉在凋零，靠着浪漫的自信依稀去跨越那朦朧的橋身……”。徽因在肺病的劇烈咳嗽和寒夜陋室里的顫悸中，竟依舊寫下“太陽從那奇詭的方位帶來靜穆而優美的痛感”。

　　她一九五四年死於肺結核，享年僅五十歲。她的墓碑在“文革”中被砸碎。本文大量引述的兩本英文傳記，都深入到人物的內心，是一種個人精神文化史的重寫，可惜中文裡面很難見到這樣的寫法和體例。我們看不到一個人的精神世界。林徽因的故事，只有在這種視角下，才放射出驚艷悽厲的光彩，即使你看出她那理想主義的不可救藥，也不忍心苛責她，如同不忍心責備徐志摩的浪漫一樣。每當我翻開她那篇散文，總是不忍卒讀，一九三四年她路過硤石：“在昏沉的夜色里我獨立火車門外，凝望着那幽暗的站台，默默地回憶許多不相連續的過往殘片，直到生和死間居然幻成一片模糊，人生和火車似的蜿蜒一串疑問在蒼茫間奔馳……世界仍舊一團糟，多少地方是黑雲布滿着粗筋絡往理想的反面猛進，我並不在瞎說，當我寫：信仰只一細炷香，那點子亮再經不起西風，沙沙的隔着梧桐樹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