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集

苏小和   批评书

我所理解的一生，仅仅是一个过程，不包括起点和终点，我是动态的、演化的、无限趋近于某个目标，但是永远无法抵达。我所理解的人与人的关系，底色是背叛，是面对背叛时不可抑制的怜悯。试图留住一件具体的事物，试图用诅咒改变人生，都是没有意义的。春天又来了，愿你安好，我的或迟或早的仇人。 牢牢记住耶稣基督的话，”没有一个先知在他的家乡蒙悦纳“。这个人性的现象适用于所有人。什么衣锦还乡，什么落叶归根，全是中国人在人性层面的无知。怎么骂都不过分。我的一生就是在路上行走，走到哪里，墓地就在哪里。骨灰留给大地，灵魂去到天堂，这就是人生。 汪丁丁先生说，康德哲学其实就是知识论，或围绕知识论发展起来的学说。在知识论的意义上，如果一名学者没有理解康德，他无法厘清任何一种思想的源流、位置和价值。以此观之，牟宗三先生试图用康德分析儒学，可谓具有方法意义上的前瞻性，但他显然没有理解康德，因此再次掉进了儒学的坑里。 按照托尔金的描述，人性的特点基本上表现为某种区域性的特征，美国人看上去像精灵，美、正义、为利益所困；犹太人是霍比特人，心灵手巧、勇敢、爱财；中国人是龙的传人，长期处在沉睡状态，一旦醒来，便无底线作恶，视生命如草芥，充满自信。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怎么爱人？推己及人。“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为什么想仁就能仁？因为孔子是圣人。为什么他是圣人，有确据吗？问题到孔子为止。耶稣说，“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己”。神是人的原因，必须先爱神，才能爱人。什么是神？答案在圣经里。所以儒家必尊孔，基督徒必读圣经。 冯友兰谈中国哲学，直言中国哲学所提供的方法论，“乃修养之方法，并非求知之方法耳”。这意味着否定了中国文化传统在知识和真理上的发现能力和创新能力。但冯同时又强调了中国人在“动静合一”意义上拥有良好的学习能力，即中国人不会一根筋，而是适应各种变化。前者是不求真，后者则是说得过且过，属于一群混吃等死的废物。 年轻就是用来尝试人生的各种错误，但回头一看，有些错误太沉重，需要用一生来偿还。愿你从更加年轻开始，就学会祷告，学会在祷告中远离试探。 中国文人对传统的依依不舍，大概等同于每个人对故乡的怀想。这是一种没有经过思辨的集体意识，植入到了每个人的思维前端。比如衣锦还乡、叶落归根，在物理意义上解释了人在苍老之后的身体方向，却没有解释人死去之后灵魂方向。因此，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追问：人死之后，灵魂一定只能在故乡吗？ 我的老家每逢春节会耍龙，闹龙灯，由此我才想所谓年的意义，原初观念应该是指中国人关于龙的图腾，是中国人非理性的集体偶像。中国人在生命与知识都无望的时候，在年的图腾里寻找希望。年还是中国人集体向后看的集体无意识，过去不可留，未来不可知，在绝望之中，中国人集体怀旧，书写乡愁。其实过去已经腐烂，乡愁比皱纹更容易死去。在关于年的礼仪里，中国人只剩下人与人之间的攀比，一种非常可悲的短视的生活。 要做以撒的孩子，不要做以实玛利的孩子。以撒的孩子，是上帝的承诺，以实玛利的孩子，是人的情欲。以撒的孩子温柔谦卑，凡事交托给上帝。以实玛利的孩子血气方刚，想靠着自己的力量改变世界。以撒的孩子带来和平，以实玛利的孩子带来杀戮。 胡适先生的自由主义没有建立起与保守主义的联系，这使得胡适的自由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理性。一种人生的中途风景。类似者还有蔡元培，他误读欧洲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被法国式的革命民主所吸引，不能理解苏格兰哲学的深邃问题意识。两个人构成了中国式的“半吊子自由主义”。 教会可以置疑，神职人员更可以置疑。一部基督教的历史，就是一部朝着圣经回归的改进史。没有任何人任何组织有能力管理他人的灵魂，人的灵魂是上帝的管理范围，但上帝给人自由意志。 无神论的本质，不是无神，而是把人当神。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自由主义、极权主义、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都是觀念的盟友。 人类对时间的理解一直是错误的，中国人尤其错得离谱。人总以自己为奇点，思考时间的整体意义。这类似于瞎子摸象。应该从永恒的整体时间出发，把时间理解为一个十字架的坐标系，然后在这个坐标系范围之内思考一个人的时间意义。这样的方法，会推动个体的人在时间的整体坐标中给出自己的时间函数，将个人时间融入整体时间中。由此，个人时间和永恒时间同时获得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