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有多少人以“愛國”為名,行禍國之事
家國情懷、憂國憂民,和對“道”的承載,依然存在於一部分人中間,現在轉化為對嚴重的時弊和改革倒退的憂慮、對普世價值的追求,還有拒絕遺忘,追尋和揭示歷史真相的努力。這些在進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別強烈,同時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體以外的報紙、雜志以及論壇,如雨後春筍,此起彼落,前仆後繼,承載了當代優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網絡對衝破禁錮、活躍思想的作用,構成一道閃閃發光的文化風景線。
至於主流文化,一切新老傳統的特點中唯有頌聖文化如魚得水。當下的“頌聖”不一定表現在直接頌個人,而是頌“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因經濟增長迅速而國際地位空前提高,相當多的知識分子在收入和社會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況下,直接或間接“頌聖”表現為新特點是:以各種“理論”維護現有體制,否定必要的改革,為顯而易見的弊病——特別是當前嚴重的社會不公和瀰漫性的腐敗——辯護。一部分所謂“文人”在因頌聖而名利雙收中不但墮落到無恥的地步,而且已經超越了起碼的人道底線。以至於汶川地震中出現“縱做鬼,也幸福”和“含淚勸家長”那樣的“作品”丑聞,此舉招來網上一片罵聲,但是並未引起“輿論嘩然”,他們感受不到任何壓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為主流媒體所追捧,頻頻以“大師”面貌亮相。實際上這種“頌聖”充斥於媒體乃至日常生活,人們對此習以為常,已經麻木,只不過那兩位的言論發生於國殤之際,特別引人注目而已。
古之頌聖還有真誠的一面,出於對某種綱常的認同。今之“頌聖”多數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會、小會上一本正經地說,大小筆桿子成本大套地寫的內容,在茶餘飯後私人之間卻是諷刺譏笑的話題。人人都做兩面派,絲毫沒有歉疚感。古之欺君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古來帝王還相信以史為鑑,可知興替,所以史官還有一定的寫真事的空間。今之官史不但不發揚“以史為鑑”的優良傳統,卻着力於屏蔽真相,偽造歷史,拒絕反思。這一點對青年一代毒害尤甚,使他們對當代事、近代史完全無知,對古代史嚴重誤讀,重新陷入蒙昧。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進入21世紀以來,或者更早,各種版本的極端國家主義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現為“國學熱”,有的表現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借近幾年經濟增長之力自大狂,真以為中國可以拯救世界;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傳統”(例如所謂三個傳統——儒家、[1949年以後]前三十年、後三十年——一併繼承,就是不提1840年以後那一百年),有的公然倡導“政教合一”,還有赤裸裸地恢復已經被拉下神壇的領袖的神話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極端國家主義否定了百年來灑滿無數先烈鮮血的謀求民族振興的道路,甚至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所有這些論調,殊途同歸,落腳在質疑或反對普世價值,把“社會主義”嫁接到專制皇朝,通過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頌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憲政的道路轉型的關鍵時刻,總有以“國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現,以“愛國”為名,反對社會進步,行禍國之實。而這種言論總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為它能打動國人一種敏感的情結——即“五千年輝煌”與“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滿轉向洋人。所以,以“反洋”為旗號的,無論理論上如何不合邏輯、如何歪曲歷史,無視客觀現實,在表面上卻常占領道義制高點,同時為當局所鼓勵,至少默許。在位者以“××亡我之心不死”(過去是“帝國主義”、“帝修反”,現在是“境外敵對勢力”)來掩蓋施政的缺失,壓制國內的不平之鳴;搖旗吶喊者以虛驕的對外的“骨氣”,掩蓋實質上與權勢的默契和“頌聖”。上述“含淚勸家長”一文,用的藉口也是家長維權討個說法,就要為“境外敵對勢力”所利用,罪名嚇人。這種論調動不了國際霸權主義一根毫毛,只能掩護國內的貪腐權勢集團,誤導善良的愛國者,抵制改革,阻撓中華民族走人類共同的進步道路。此種思潮再次進入主流文化,則改革頭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將遭毀滅性打擊,社會不進反退,中華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