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取消過年

黃衛 房一盟 歷史深處的憂慮 

1967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的第一個春節，國務院宣布全國不放假。此後，“革命化春節”一直持續到1979年。

“革命造反派來信”的出爐

1967年 1月29日，國務院向全國發出了《關於1967年春節不放假的通知》：“當前正處在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以排山倒海之勢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展開全面奪權的關鍵時刻。根據廣大革命群眾的要求……決定1967年春節不放假，職工探親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暫停執行，以後再補。”

這年，18歲的上海玻璃機器廠青年工人章仁興正是發出“廣大革命群眾要求”的第一人。他投書《解放日報》，在全國最先發出倡議：“在兩條路線和奪權鬥爭進行得這樣尖銳激烈的時刻，我們怎能丟下革命和生產，回鄉去過春節呢?不能!不能!堅決不能!”

這封“革命造反派來信”刊登後，章仁興在廠里大出風頭。然而，這封信其實不是他寫的。1967年伊始，章仁興所在的上海玻璃機器廠動員人們不回家，就地“抓革命，促生產”。上海玻璃機器廠總是得風氣之先：第一個成立工人“造反隊”、第一個奪了廠里的權。這一切，皆因出了個潘國平。潘國平曾與“四人幫”主犯王洪文共同發起成立了“工總司”，一度人們只知道“工總司”有個“潘司令”，不知道有“王(洪文)司令”。

對於春節不回鄉的動員，作為“造反派”成員，章仁興理所當然積極表了態。不久，他就被廠里管宣傳和政工的“造反派”頭頭找了去，拿出一封以他的名義寫的倡議書請他過目。章仁興被挑中並不是偶然的，他是廠里小有名氣的“造反隊員”，而且家在外地，每年都要回鄉探母。這就使得他成為春節不回家的豪情“造反”形象的最佳代言人。

革了春節的命

1月25日，署名“章仁興”的倡議書在“工總司”控制下的《解放日報》以“革命造反派來信”的形式登了出來，同時刊登的還有國棉三十一廠“毛澤東思想戰鬥隊”的類似來信，並配發“本報評論員”文章宣布：“春節算得了啥!我們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最盛大的節日來到了!”

從這一天開始，全國各地的報紙紛紛刊登所謂“讀者來信”和“倡議書”，開足馬力大造輿論。上海“工總司”控制下的另一家報紙《文匯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戰地黃花分外香》，深情地稱讚“章仁興”的話“說得多好啊”。

僅僅4天之後的1月29日，中央便順應“廣大革命群眾的要求”，發布了春節不放假的通知。北京火車站，宣傳車開始反覆廣播該通知。許多準備回家探親的人，立刻到車站售票處退票。

雖然不放假，春節還是一天一天臨近了。上海話說，過了臘月二十三，白相過年關。但這一年的年關，全國一浪高過一浪的奪權大戲，成了新年俗。“……什麼敬神、拜年、請客、送禮、吃喝玩樂，都統統見鬼去吧!我們工人階級從來沒有這些骯髒的習慣”。

奪權大戲的高潮，發生在臘月二十六。往年正是家家戶戶“割年肉”開始準備年夜飯的日子。而這年的這一天，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紀念日——2月5日。

第二天，這個“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就規定，春節不准提前發工資。“上海人民公社”甚至專門成立了一個叫“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的機構，針對“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用‘串聯補貼’、‘生活補貼’、‘活動經費’等反革命經濟主義的手段來腐蝕革命群眾的陰謀”宣布，他們以前的簽字許願一律作廢。在熱熱鬧鬧的奪權聲浪里，“革命化春節”破了春節這個“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大觀園、大市場、大喇叭”的最大“四舊”。

沒有年“三十”的春節

1967年的春節靜悄悄地來到了。2月8日除夕這天，上海玻璃機器廠正常上班。章仁興一直到下午4時30分才準點下班。不過上海針織漂染一廠下午2時就幾乎沒人了。雖然不放假，可是大家心照不宣，都提前開溜。“造反派”頭頭們也睜隻眼閉隻眼，他們其實也盼人早點走完了自己好回家過年。

針織漂染一廠的技術員劉其舜回家不久，家裡來了一位不速之客，是跟他同一個車間的小張，他的初戀對象。小張是來求助的。就在剛才，一個學生跑來給她的“反動學術權威”父親通風報信，說“造反派”要在大年夜來抄家，過個“革命化的春節”。小張怕家裡那些“封、資、修”的書籍被抄走，希望在劉其舜家暫存。他立即答應了。

晚上9時，劉其舜陪小張回家探聽動向。還沒到門口，就聽見樓上傳來乒乒乓乓的砸東西聲和“老實交代”的吆喝聲。兩人遠遠看着，不敢靠近，小張只是默默地流淚。劉其舜只能陪着她一圈一圈地繞，同時一遍一遍地說：“別怕，別怕，有我在……”兩家之間步行只要15分鐘，但這一晚，他們一直走了7個小時。

中國的“年”是在“文化大革命”後復甦的。1979年1月 17日，《人民日報》上發表有針對性的群眾來信：《為什麼春節不放假》《讓農民過個“安定年”》。

1980年，中國全面恢復春節休假制度。

文章轉載自《中國新聞周刊》

作者：黃衛 房一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