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地家具風尚

在江南文士的眼裡，生活的格調和方式，包括陳設布置、家具器物，一切顯示出主人的愛好、品性和審美意識的。這就是性趣，性趣性趣不是性取向，而是個性趣味。就像王子猷雪夜訪戴奎，這是趣味相投而引起的潛意識裡的文化衝動。如果一板一眼想到明天還要擠地鐵上班，洗洗趕緊睡吧，那歷史上就不可能出現這麼有意思的佳話了。歷史的好玩就在於多多出現奇出怪樣的玩意兒。明文震亨《長物志》記載，吳地文士的尚古風氣常常集中地表現在“燕銜之暇，以之展經史，閱書畫，陳鼎彝，羅肴核，施枕簟”的日常生活中。

一個社會手工藝的發達，需要幾代人的傳承，也需要當時社會的穩定和繁榮。蘇作家具在明代中葉非常盛行，說明在明代，蘇州地區的手工家具作坊已經形成氣候。其配套設施，比如原材料選購，鋸板，設計，雕花，木作，油漆，修葺等等工種和環節，能彼此配合得嚴絲合縫，這樣家具產業鏈才能興旺發達。明範濂《雲間據日抄》上說，“細木傢伙，如書桌禪椅之類，余少年曾不一見。民間止用銀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韓與顧、宋兩家公子，用細數件，亦從吳門購之。”王士性《廣志繹》也說，“姑蘇人聰慧好古，亦善仿古法為之。……又如齋頭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為尚。”這兩則說明明代中葉以後，蘇作家具產業，已高度發達。中國歷來是個權力社會，上有所好下有所效，所以你想想由我們朱由校大哥帶頭，這紅木家具製作不火，也難。

到晚明和前清，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越來越臻成熟。從明人高濂的《遵生八箋》到文震亨的《長物志》，再有清人李漁的《閒情偶寄》、沈復的《浮生六記》，我們可以看到，他們都着意傳統化的江南文士人生觀，尋求現實生活物質文化的精神開拓。古斯塔夫·艾克在《中國花梨家具圖考》緒論的結束語中，也一再着意提到在《浮生六記》中由蘇作家具營造出的江南士大夫家庭的生活意境。社會的發展，文化的發達，有閒階層的日益增多，必然產生對物品要求的精緻化。用文縐縐的話說，就是要把人格心靈外在化。這在蘇作家具的製作上尤其體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