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知青和農民丈夫

王海軍

  “文革”開始時，文革激進派中有個王力倒了台。他女兒王海軍在內蒙古插隊10年並與當地牧民結婚成家。1978年王海軍考入內蒙古大學中文系，畢業後繼續留在內蒙古工作生活多年。本文是王海軍記錄幾位娶了女知青的農民丈夫的人生經歷。原題：知青配偶

知青配偶序

  你可曾注意到，在泱泱京城生活着這樣一個不打眼的群體，他們有一個獨特的稱謂——知青配偶。

  四十多年前，鄉村的某些男人們或家境貧寒，或身有不足，或時運不佳，或懷才不遇。因為種種原因，他們成了打着光棍的農村剩男。這時，天上掉下些林妹妹，許多知識青年來到了農村，這些莊稼漢有幸娶得伊人歸。有了女人的日子，有滋有味有底氣。

  知青後來分配工作了，很多知青走了。在農村結了婚的北京女知青留在了丈夫身邊。知青大批回城了，這些女知青用種種不可思議的方法，把土得掉渣的丈夫帶回了北京。這就叫做“糟糠之夫不下堂”。

  很多人羨慕這些農民跟着老婆進了京城，他們自己卻不以為然。只是為了妻子的夙願，為了孩子的前途。他們依依不捨的離開了祖祖輩輩賴以為生的土地，離開了辛辛苦苦建起的大正房。來到了喧鬧的、擁擠的、陌生的京城。

  北京人卻不是那麼好當的。首先，住房、工作都是極大的難題。有的人回來後租房子、打零工，和外來務工人員沒什麼區別。加上親友的歧視，鄰里的側目，社會的排斥，許許多多的壓力沉甸甸的壓在他們身上。他們不快樂！

  於是，他們尋找着相同的人，聚到一起。喝酒，吃肉，說粗話，用家鄉話罵着看不慣的人和事。這些昔日的莊稼漢子，噙着苦酒，赤紅了面孔，大喊大笑地發泄着他們的苦悶。他們將怎樣去融入眼前這個繽紛的世界呢？

  這些女知青是用什麼方法把她們的“配偶”帶回北京的，以及他們剛回京時的艱難。插隊紀實系列，還將繼續慢慢寫來。

知青配偶——玉娃

  甄玉娃，是“姐夫”里年齡較小的。與他媳婦“部長”（不長）吳欣月年齡相當。因為玉娃生得眉清目秀，舉手投足間都透着一股靈氣。與嬌小的部長很是般配。所以，他們的婚姻波瀾不驚，沒有什麼“逸聞”傳出。男歡女愛，人之常情。相遇了，愛了，結婚了，生子了。如此而已。1978年以後，結了婚的女知青都在當地給安排了工作。部長當了小學教師。

  這時，北京知青開始大量回京。據傳，最早有幾條規定：未婚知青，可病退、困退。大齡未婚本身就是一條。此外，還有離婚和喪偶兩條。於是，雙方都是北京知青的，辦個離婚，回京後再復婚，一家人就都回京了。男方是農村青年的，有的辦了離婚，女方帶着孩子也回去了。大家都知道，回北京對北京知青是多麼大的誘惑，幾乎沒有人能抵禦這誘惑。部長的心亂了，玉娃的心也亂了。假離婚？搞不好可就弄假成真了！玉娃痛苦地躊躇了許久，一天、一天；部長惴惴地憂慮着，一夜、一夜。終於有一天，玉娃甩掉了手中的煙，一跺腳：“日他媽！離就離！你和娃娃回圪就行！”這是怎樣的決心，這要怎樣的肚量呀！這就是內蒙男人！那時，人們習慣於勸合不勸離，離婚手續很不好辦。但再難也難不倒回京心切的知青。離婚證拿到手了。

  誰能想到，因為離婚的太多了，北京市把這一條“暫停”了。這下就只剩下一條，“喪偶”了。離婚可以復婚，這喪偶怎麼“復活”呢？玉娃、部長默默而對，一籌莫展。這“偶”不“喪”兮，奈若何？這時，又有人出了新招——假喪偶。就是，在農村不銷戶口，托關係開出死亡證明，火化證明，…… 所需要的一切證明。真不知道這世上還有什麼證明知青開不出來！還有什麼“假”知青不敢造。

  有的人活着，可是他已經“死”了。如果你被迫成了一個活着的“死人”，你是什麼心情？如果你不得不編排自己活得好好的丈夫“死了”，你的心怎能不哭泣？長話短說，按喪偶，部長帶着孩子回京了，還是當小學教師。家裡勻出一間小平房給他們住。“死”去的玉娃也跟着回來了，打零工。

  剛回來不久，部長就去派出所開證明——結婚證明！然後兩人回到內蒙，說是丈夫死了，又嫁給了小叔子。甄玉娃改名甄二娃又“復活”了，兩人又領了一次結婚證。成了部長“新”丈夫的“甄二娃”有了新身份，在北京找了一份不錯的工作。雖然還是打工，感覺強了許多。又過了好多年，政策更加寬鬆了，“甄二娃”以知青配偶的身份，把戶口遷進了北京。只是大家都還是叫他玉娃。一直到現在，只要老鄉聚會或遇到熟人，玉娃總是要大吐苦水：“哦還死過一或（回）了，火化證明都開出來了。日他祖祖的！”

  不少人覺得，“姐夫”們回京是走了大運，占了天大的便宜。卻不知他們在感情上、精神上受了多麼大的折磨。他們其實是為了妻子和孩子，放棄了自我，做出了巨大的犧牲。這恐怕也是女知青不忍把他們扔在農村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吧。

  現在，舊房拆遷時，部長分了房。孩子也成家立業了。玉娃也算融入了這個城市，成了京城的一個比較幸福的老頭。

知青配偶——老譚

  譚秉文，人稱老譚。是農村小學的公辦教師。因為腰部受過傷，走路有點抬不起腿，背有點“鍋”。不過不盯住他看，基本看不出來。因為他排行老四，給三個哥哥娶完媳婦，家中已是彈盡糧絕，徒有四壁了。所以，快30了，還沒有娶過媳婦。後來，在別人的撮合下，娶了鄰村女知青樂樂——李樂平。

  老譚長得慈眉善眼的頗為體面，到底是常年當老師的文化人，他眼睛不大，卻炯炯有神，閃着智慧的光。要是一開口說話，表情生動喜人，語言風趣幽默，准逗得你哈哈大笑。

  樂樂是個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的人。她單純率真，喜歡直來直去。說笑就笑，說哭就哭；說唱就唱，說跳就跳。好像從來不知什麼是憂愁。他們兩人湊成一對，就像一對開心果，別人看着都高興。

  洞房花燭之夜，老譚和樂樂像平時一樣，嘻嘻哈哈地聊着天。天不早了，樂樂說：“嘿，你出去吧，我要睡覺了！”老譚驚得平時的聰明幽默都不知哪裡去了。結結巴巴地說：“剋……剋哪圪了？”窗外聽房的後生笑倒了一片……第二天，誰見了老譚都問：“老譚，剋哪圪了？”平時，老譚下意識的總是臉對着樂樂。走路時，老譚總是走在後面，不讓樂樂到他背後去。結婚許久了，樂樂還沒有發現老譚背上的鍋。後生們又有了新的話題：“老譚，還莫（沒）叫揣（摸）見（鍋）？”老譚佯裝生氣，卻漸漸露出得色。

  樂樂給老譚講了她結婚前的那一段被扼殺了的，淒婉的，令人心碎的初戀。真沒想到看着成天樂呵呵的樂樂，還有這麼痛苦的經歷。老譚又是心疼，又是憐惜。對着堅強、樂觀、善良、勤勞的樂樂，敬意、愛意一起湧上老譚心頭。老譚真誠地把樂樂捧在手心，小心翼翼地疼愛着。樂樂也被老譚的睿智，豁達所感染。被他熾熱的愛所融化。就像一隻孤獨漂泊的小船，找到了一處靜靜的港灣。靠上了老譚寬廣、溫暖的臂彎，樂樂竟再也不想離開。

  就這樣，在結婚後，他們熱戀了。直戀得昏天黑地不可開交。不斷傳出的逸聞趣事，給他們的婚姻添加了一筆筆的浪漫色彩。老譚如實交代了他的鍋，樂樂已不以為意。老譚自豪地說：“俺們窄（這）才是真正的先結婚後戀愛。”

  這愛，伴隨着他們度過了在農村的艱苦的二十年。這愛，支持着他們克服了剛回京時的種種困難。這愛，將陪伴他們一生。有這樣的愛，讓他們感到幸福無比。

  老譚家的日子越過越興旺，生下了大胖小子，蓋起了大正房。樂樂也當上了民辦教師……這時，知青開始分配工作了，樂樂要是不結婚也就可以分配工作離開農村了。看到同伴走，她也掉了幾次淚。可她從來沒有打算離開老譚。接着，知青開始大批回京了，樂樂總覺得不屑於去搞那些歪門邪道，一直按兵不動。直到結了婚的女知青也帶着她們的丈夫走了很多，樂樂才醒悟過來。她同樣禁不住回北京的誘惑，和老譚商量了一下，也開始辦理回京手續了。經過許多努力，千難萬難，他們拿到了離婚證，也拿到了死亡證明。

  樂樂找到了北京的勞動局，在門口徘徊着，徘徊着。她的手在抖，那薄薄的幾張紙，她覺得有千斤重；她的心在顫，胸口好像要爆炸一樣。她轉了很久很久，心裡總是不能平靜，終於把心一橫，一步邁了進去。一瞬間，樂樂好像什麼也不知道了。她忽然鬼使神差地對勞動局的人說：“我這些證明都是假的，我不能這麼做，我不想這麼做啊！我得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說着她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勞動局的人個個目瞪口呆。（都是假的，你幹嗎來了？）她邊哭邊抽抽搭搭地述說着：“我們結婚都二十年了，都有兩個孩子了，他對我那麼好。現在他病了，癱了（誇大了老譚的傷病），不能動換了，我不能扔了他，也不能作踐他，咒他死啊！我不想這麼辦，這麼辦，他就回不來了！”

  樂樂越哭越傷心，竟哽咽不能言。抽咽了許久，才又說：“我都在農村呆了二十年了，內蒙古冬天那麼冷，他有病，擔水、摟柴，拾糞，餵豬，活都是我干啊！我想回來，我想回北京啊！”說完這些，樂樂好像吐完了心中積鬱了很久的委屈，不再說話了。她忘了自己身在何處，自顧自放聲大哭起來。哇哇的痛哭聲，聲聲揪動着人們的心弦。勞動局的人都掉了淚！昔日有孟姜女，千里尋夫，哭倒長城；今日有李樂樂，為攜夫回京，哭動勞動局！悲哉，壯哉！好樣的樂樂！

  勞動局的一位同志說：“這些年，好多知青都這麼辦。我們都知道是假的，但全都給辦了。像你這樣的還是第一個，我佩服你！你別着急，我們幫你辦。你也別老是來回跑了，我給你開個單子，你回去把材料準備全，咱們一次辦成。”樂樂當即破涕為笑，掛着淚珠不斷地說:“謝謝你們，謝謝你們！”他找了一張大大的紙，列了滿滿一篇所需材料名稱。其中沒有離婚證，也沒有死亡證明。按照他的指點，樂樂全家都辦了回來。

  老譚戶口回了北京，公職留在了內蒙古，辦了退休，單位把工資每月寄來。樂樂則去了順義的一個小學。這也是勞動局同志的建議，因為郊區戶口相對松一點，又缺教師。有了北京城鎮戶口，再回市里就容易多了。回來就好，回來就好啊！老譚和樂樂都很感謝勞動局的同志啊。（那時，北京不下文件，口頭傳達精神。我聽說的是遠郊區縣，煤炭、紡織、環衛等艱苦地區和行業，可以接收知青回城。我是從環衛局進京的。樂樂可能走的是“遠郊區縣”。）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接下來請看老譚回京後的酸甜苦辣和奮鬥。

  回京後，樂樂到順義小學去上班。兒子已經先回京，並在城裡分配工作了。女兒也在城裡上學。他們在城裡租了一間八、九平米的小房。屋裡放一張雙人床，一個立櫃，一個像雙人課桌那麼窄的桌子，就滿滿的了。周末樂樂回來，兒子就到單位宿捨去住。

  我和先生去她家，他們在院子裡做熟飯，一盤一盤放在窗台上、窄桌上。然後把門關上，才能支起摺疊桌，把菜擺上去。一面的人坐在床上，其他三面再支摺疊凳。四面都再沒有一點空隙。一坐下，老譚就樂呵呵地說：“老哥窄（這）雀兒籠籠不賴哇？洪勝（反正）不用像老胡住大店（火車站）。”說起剛回來那幾天，樂樂星期一去順義上班，老譚就對付不了這蜂窩煤爐子。老譚說：“窄（這）地方圪泡（罵人的話）樓（爐）子也欺生了。貴賤不給着，天天剋接壁(隔壁）家樓（爐）子呵兒（里）夾煤。”

  每天白天，就老譚一個人在家，悶得發慌。我們說幫老譚找個活乾乾，一方面把房租掙出來，一方面有點事干解解悶。老譚一聽就高興起來。“那（neǐ）哦家四口口仍（人）就四奉（份）工資了，那還花得完？真裊節節了。”樂樂舉起酒杯：“喝酒，喝酒！我給唱個《祝酒歌》！地方小，沒法加動作，湊合聽啊！”唱罷《祝酒歌》，又和老譚唱二人台，接着兩人又唱起黃梅戲：“寒窯雖破能抵風雨，夫妻恩愛苦也甜。”小屋裡充滿了歡聲笑語。

  自內心的快樂。窮和富也是相對而言的，所謂：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知足者常樂也！

  戶口要進城裡，總得有個落處吧？樂樂從小被送給她姑姑，她姑父是部隊幹部。可這時，她的養父養母、生父生母全都去世了。只有一個親生哥哥，在戶籍上卻是表哥，也就是不是哥哥。樂樂又去找哥哥哭了：“家裡的房子、財產我全都不要，只要你簽字承認我是你妹妹，讓我把戶口落在你家就行啦！”哥哥還沒說話，嫂子就答了腔：“父母都不在了，就這麼一個老妹妹。你不幫誰幫啊？”樂樂一家的戶口落在了哥哥家。

  不久，樂樂家舊房拆遷了。按“大兒大女”，他們分了一套三居室樓房。兒子、女兒先後成了家。有了孫子、外孫。老譚成了京城裡又一個快樂的老頭。

知青配偶——老胡

  胡志富，人稱老胡。文化不高，毛病不少。老胡愛吹牛，十句話最多聽得兩句。喝點酒以後，更是雲山霧罩，不知所云。1969年，老胡就娶了北京女知青木木——林樹梅。知青大批回京時，木木辦了喪偶，帶着三個孩子辦回了北京。老胡戶口回不來，人跟着回了北京。

  在岳父家，老胡向來是裝得老老實實的。可大姨子、小舅子要是笑，老胡總覺得是在笑話自己。人家要是不說話，老胡又覺得是嫌自己在場。撇個嘴、斜個眼，都讓老胡渾身不舒服。這天，好像誰也沒說什麼，也沒有爭吵。老胡忽然一摔門，跑了出去。

  出來後，老胡又有點後悔。回內蒙古吧，木木回京辦的是喪偶。要想甩他老胡，連婚都不用離。而且，老家房子都賣了，回去住哪兒啊。也丟不起這人啊。回岳父家吧，也太沒面子了，老胡再不濟，也是堂堂五尺男兒。再說，人家本來就看不起自己，回去不就更讓人瞧不起了嗎？老胡毫無目的地轉悠着，天漸漸黑了，還是沒想好怎麼辦。那時，又沒有手機，木木家也沒有電話。到晚上不見老胡回來，還以為他回內蒙古去了。

  又轉了半天，老胡在垃圾箱旁找到了一個大硬紙箱，鋪在一個立交橋橋洞下。餓了，渴了，天也涼了。他抱着腿，縮成一團坐着，心裡酸溜溜的，往事一幕一幕如在眼前。

  1969年，知青下鄉還不到一年，木木忽然說要嫁給老胡。老胡喜從天降，着實風光了一段。結婚後，別說打了，罵也沒罵過木木一句。兩人連架也沒吵過。木木當民辦教師，老胡在家做飯、餵豬、帶孩子，什麼都干。後來，才知道，木木居然是因為肢體有一點小毛病，怕拔麥子落後被人笑話，才選擇嫁給老鄉的。老胡是村里僅有的三個適齡貧農青年裡較好的，所以木木選擇了老胡。

  知青開始分配工作了，木木為自己當初的幼稚後悔過，哭過。她常埋怨老胡窩囊、沒出息，從來沒有誇過他。可木木一直勤快地做家務、帶孩子，一直知冷知熱地照顧着老胡。村里人都誇她是個好媳婦。十幾年了，都三個孩子了。可現在……老胡轉而一想：“別（北）京窄干（這些）灰慫（孫）子逼（貶）低爺爺，你爺爺還不尿（理）你們呢！”於是，老胡蜷成一團躺在紙殼上睡着了。

  老胡每天都在猶豫着，可每天都做不出決定。好幾次轉到“家”附近，遠遠的偷偷地看看老婆和孩子。就是沒有走出去。這天，身上的十幾塊錢還夠買火車票，老胡有點想回內蒙古。他轉到火車站，發現火車站候車室的長凳上可以睡覺，風吹不着，雨淋不到，比立交橋洞強多了。“咋早莫（沒）想到了？”老胡一邊自言自語，一邊在火車站住了下來。

  內蒙古人不比南方人，沒本事又死要面子。像揀點塑料瓶賣了可以換點飯錢，老胡不是不知道，就是不好意思去做。又半個多月了，老胡頭髮又長又亂，結成一綹一綹的。鬍子長了滿臉，分不出哪是鬍子哪是髒。都說是馬瘦毛長，老胡看來比前些時瘦了好多。衣服掛破了幾處，髒得看不出色來。一眼看去，連個乞丐都不如。

  這天，老胡身上一分錢也沒有了。他想，去找老婆要點錢吧。於是，他來到木木的單位。這走廊里，怎麼一個人也沒有啊？好容易對面來了一個人，老胡上前問道：“林樹梅在哪哈廂（哪間屋）了？” “他們單位今天旅遊去了，沒人。我也是來辦事的。”老胡可傻眼了，身上一分錢都沒有了，從昨天晚上就沒吃飯了。怎麼辦呢？

  對面那人聽他是內蒙古口音，又是農民打扮，就和他攀談起來。聽了老胡的遭遇，對方說：“我也下過鄉，是個知青。給你二十塊錢，你洗個澡，理個髮，換件衣服。明天，你到 XXX來，我給你介紹個臨時活干。”第二天，那位知青真的幫老胡找了個管吃管住的工作。

  一安頓下來，老胡又去了木木單位。木木一見他，就說：“你看你，一跑就沒影了，回去也不和我說一聲。”老胡說：“莫（沒）回圪哇，回圪怕你把哦冒（扔）了哇。”“那你這些天住哪兒了？”“住哪兒？住大店！橋洞呵兒，火車站！”“那你吃啥呀？”“一天倆饅頭，哈（喝）冷水。”木木眼睛濕了：“這麼多年了，孩子都這麼大了，你還不知道，我不是那種人。回家吧。”

  老胡低着頭，沒吭氣，心想：“這次回去，一定要對木木更好點兒。也改改自己的毛病。”在中國，有許多人像他們這樣，一輩子也沒有說過“我愛你。”“我也愛你。”這樣的話，也不曾山盟海誓。他們平平淡淡，不溫不火，卻也相攜一生，不離不棄。你說，這算不算愛情？

  木木回京後頂替了父親的工作。老胡流浪的這些天，單位在木木父親的樓房下給了木木一間小平房。老胡跟着木木回到了屬於自己的家中。一間小屋，要住5個人，實在夠擠的。這時，有鄰居老太太來敲門。來者用狐疑的目光打量着老胡：“這是誰啊？”木木想到和單位說的是喪偶，趕緊說：“是親戚，是親戚！”老胡只好坐了一會兒，又回他打工的地方去了。兩人商量好，往後老胡趕天黑後再來。以後，每隔幾天，老胡就在11點坐末班車來。可鄰居家養了一條狗，老胡一來就叫，主人總要開門來看。老胡要迅速的閃進家門，不讓別人看見。第二天一早，4、5點鐘，老胡就溜出去，坐頭班車去打工的地方。真像解放前地下工作者接頭。唉，這些多管閒事的老太太！

  經過這些磨難，老胡好像知道了木木也不容易，也為木木沒有拋棄他而感動。着實“老實”了很長一段。每天努力地上班、工作，言談舉止也正兒八經的，像是變了一個人。

  木木的單位終於給分房子了，大兒大女，三室一廳。可算有了自己想回就能回的家了。老胡辭了那份工作，在過街橋下擺了個修自行車的攤子。開始是補貼家用，後來孩子都大了，掙錢了，修車就成了老胡休閒與社交的娛樂活動。連城管出巡都要互相囑咐：“別抄過街橋下那個修車的老頭，抄了還得給他送回去。”

  後來，女兒去了美國，想接父母去住住。這時，兩人才想起老胡的戶口還沒辦回來。回內蒙古一辦，才知道老胡的戶口讓一個和他姓名相近的遠親遷走了，人家按知青配偶上了城市戶口。老胡這下成了真正的“黑人”。唉，老胡真是糊塗，木木真是木頭，這麼大的事居然搞成這樣。這也怨不得別人。美國沒去成，好在妻賢子孝，日子興旺，老胡還是很幸福（老胡是我們這一夥中唯一戶口沒辦回來的）。

  俗話說：山難改性難移。老胡這時又故態重萌。又喝着小酒，醉後又吹着牛、說着胡話。其他“姐夫”們往往成為他譏笑的對象，央視名人都成了他的夢中情人。得罪了人還不自知，老胡只管自己得意地樂着。北京某個過街橋下，那個逍遙自在、胡吹亂侃的修車老頭，沒準兒就是老胡。

知青配偶——我家老楊

  寫了這麼多知青配偶的故事，也該喘喘氣了。一想自己家還有個知青配偶呢，似乎也該給朋友們個交代。一提筆，發現自己好像是屬手電筒的。向別人一照，此人的外貌、性格、經歷就瞭然於胸了。詳寫什麼，略寫什麼，不寫什麼也就有了計較。光束後面的自己，卻在黑影里，照不見。寫了一氣，自己咋看咋像履歷表。又像是犯罪分子的坦白交代。要不，朋友們就湊合着看吧？

  我家老楊相貌尚好，不過無論從哪個方面都算不得出類拔萃的男人。我卻視之若寶，為他付出了全部。大概是像雨田博友所說，戀愛中的人智商都比較低吧。也可能是如俗話所說，“小（兒）不壞，女不愛”，老楊直性子，壞脾氣，一根筋，在農村青年中比較“異類”。其實……唉，若再過一兩年，我能夠坦然面對他的逝去時，或許能慢慢講給朋友們聽。現在，姑且從1982年說起。

  1982年，大學畢業前，班裡給想回北京的同學發北京市人事局的登記表，我也要了一張。我的人生哲學是：沒有機會不強求，淡然度日；有了機會不放過，放手一搏。有人笑我手伸得長，我說：回不成又能丟了什麼呢？結果，我拿到了分配到內蒙古烏海市的派遣證，同時也收到了北京市人事局的接收證明。

  我先回北京，去人事局問了一下，答曰：“孩子如是城鎮戶口就可以帶回來。我們不辦農轉非。”“那有沒有政策說幾年後可以回來呢？”“什麼時候孩子她爸回來，她就可以回來了。”不能把孩子搞成農村戶口啊，我轉身回了內蒙古。

  內蒙古有關方面答曰：“只要你留在內蒙古，立馬給你女兒上城市戶口。”我考上大學時，老楊曾豪氣地說：“你去吧，家中有我呢。”這時卻小家子氣起來。他什麼也沒說，一夜睡起來，身上、臉上全腫了。我怕他又犯腎臟炎，十分着急。我知道這是心病，趕緊找了呼市的同學，一天之中辦好了改派，分到了呼市一中。（分配時，因呼市的同學多，想留在呼市是很難的，這時卻可以算從北京改派了。）老楊的病隨之好了，孩子的戶口沒出兩個月就遷到了呼市。

  這時，分配到烏海市的同學來找我，他夫人是農村戶口，他動員我去烏海應聘，和他一起為解決愛人的戶口努力。我去了一趟烏海市，談好條件，給老楊上城市戶口，找工作。1983年5月，我已經到烏海市一中報到了。上班後，卻沒人提老楊的戶口和工作的事了。那個同學和我，還有我系77級的一個同學，一起去找了高市長。市長說：“以前不知道你們有這麼難，給我點時間，我一定幫你們解決。”市長說話算話，很快從上級為分配來和招聘來的大學畢業生的農村家屬要了幾十個戶口指標。大年三十，我們找到民警家，給老楊上了烏海市戶口。老楊成了城裡人。

  給老楊安排工作的事又沒人提了。當初和我談條件的副市長就在我們學校旁邊的一座樓里上班。我去找他，他支支吾吾總沒個明確的說法。我說：“我北京的調令都拿到了沒去，呼市也不呆了，來你們這兒就是為了愛人的工作。如果你們辦不了的話，把我送回北京去就行了，或者呼和也行吧。”如果我第一節和第三節有課，第二節課我就會去找他。我也不說話，往他辦公室沙發上一坐最少一節課。

  我天天都去，這天，我走進他辦公室往沙發上一坐。這副市長當着我的面拿起電話：“勞動局嗎？我XXX。我有個親戚，你們給安排個招工，今天就辦。”我說：“說好了來教書，工人指標不行！”副市長說：“馬上全國都要停止招工了，以後都是合同工了。這個指標你還是接着吧。以後還可以轉干。不然，以後我也沒辦法了。”我還挺不情願地去勞動局給老楊辦了招工手續。老楊成了“公家人”。

  烏海市各個單位都有一些全國各地的知青，但各自為陣成不了一個團體，消息十分閉塞。知青大回城的事，我們一點也不知道。當時心想，回不了北京，就往近處走走吧。1988年暑假前，經過奔波、試講，（我聯繫了京郊及北京周邊四五個地方）我收到了河北涿縣（現涿州市）配件廠子弟學校的調令。

  路過北京時，在公交車上碰到了同村知青，才知道原來分配到呼市的，還有在村里結婚了的知青都已經回了北京。9月1日，我在涿縣上班，10月份，居委會就上我媽家登記知青情況，說是要給知青子女辦回京。這時，消息已十分靈通，知青們都激動地互相打聽並傳播着。1989年初，孩子辦回了北京。1990年初，我經人事局辦回了北京。接着，老楊經勞動局也辦了回來。

  從1982年到1990年，經過“八年抗戰”“曲線救國”，我們終於回到了北京。晚回來的這8年中，孩子上了城市戶口，老楊有了城市戶口，有了正式工作。回來後，父母家住房較寬敞，我們兩個人上班，沒有什麼其他負擔。除了發生一些家家難免的磕磕碰碰，大小摩擦，再沒有受什麼苦了。其實，1978年考上大學，我的命運就已經根本的變化了。老楊有了城市戶口，有了工作，也鳥槍換炮，面目一新了。除了固執不改的內蒙古口音，儼然是北京一分子了。

文圖來源：王海軍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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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王海軍

田小野

  1998年初我回了一趟我插隊的土左旗，住在女一中同學彭皓方的家裡，她當時是土左旗的副旗長，她帶我去看望了一些留在土旗的知青，多是嫁給農民的女生。回京後就有了《嫁給農民的女知青》這篇文章發在《中國婦女報》上。在武川縣，也聽到關於海軍嫁給農民的模模糊糊的故事，那時還不知她叫王海軍，只是說王力的女兒。14年後才在網上看到海軍寫的她自己的故事。

  1998年5月，我在《中國婦女報》發表《嫁給農民的女知青》的長篇報道，用了第1版和第3版整版，這篇文章曾被《作家文摘》《文摘報》等多家報紙轉載。在14年後的今天，我在博客上讀到的一個人，這個人讓我為自己當年的淺薄和偏見感到內疚。這個人就是王海軍。一個1973年嫁給內蒙農民的北京女知青。

  我發現自己其實並不真正了解這些女知青的內心世界，偏見就是對其農民丈夫的偏見，看到海軍將他們當成自家兄弟般的抖落着他們的酸甜苦辣，我才意識到，在知青返城大遷徙中淪為弱勢中弱勢的“知青配偶”，是值得同情的。

  儘管40多年前海軍在日記里表白“我發自內心地衷心地愛上了一個農民”，我還是覺得當年如果能看到一線光亮，海軍不會嫁在農村，嫁給農民。10年農村，貧病交加地生活在社會最底層，雖然海軍平和的筆調似乎在有意淡化苦難和悲慘，但一個北京女孩在冰天雪地的北疆獨守除夕夜的孤燈；嫁作農人婦後冒着生命危險在農村自家的土炕上生孩子；為重病的農民丈夫請求點救命款遭遇羞辱和在羞辱面前的無助痛哭……都讓我不忍。

  她卻放棄大學畢業回北京的難得機遇而挈夫將雛去了內蒙古的一個更加偏遠的地方……40多年後的今天，關於自己的農民丈夫，海軍平淡地說：“我家老楊相貌尚好，不過無論從哪個方面都算不得出類拔萃的男人。我卻視之若寶，為他付出了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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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和農民結婚的“知青”的故事，其實我仍然有不同的想法。然而，不管怎麼說，這些留着農村的“知青”們仍讓我內心五味雜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