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將中共地下黨成員在毛時代的遭遇以及原因，講述得比較清楚。

ZT 地下黨在共產主義中國的命運

作者：宋國慶

地下黨指革命年代（1921-1949）從事秘密偵探工作的共產黨人員，他們的任務主要是收集各種情報，宣傳共產主義思想以及招募新的成員反抗國民黨政府。(逸草：這定義有些片面。忽略了不少地下黨員是因認為當時國府抗戰不力、為了抗戰而入共，故而地下黨在抗戰時期得到較大發展並發揮作用的事實。且地下黨中“從事秘密偵探工作的”只占少數。)

從組織上看，地下黨隸屬於中共，並受它領導。但是，由於他們基本上是在國民黨統治的城市區域活動，因此他們與深居革命根據地的共產黨和解放軍相比，具有一定程度的獨立性。

而且，與共產黨和解放軍主要由貧苦農民構成不同，大多數地下黨員來自於經濟條件相對來說較為優渥的家庭。他們之所以走上反抗國民黨的道路，主要在於社會不公、政治腐敗的社會現實，以及共產主義思想的吸引。因此，儘管他們當中許多人都有一份體面的工作，有些甚至還是中學和大學的學生，但他們仍毅然成為了國民黨眼中的叛亂分子。然而，他們的這一出身，又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他們在革命勝利後的命運。

這裡展示的文件是一份1983年由邊境省份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發出的平反決定。這份文件，不僅宣布為地下黨平反，而且還歷數解放後地下黨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

中國共產黨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關於為廣西地下黨遭受迫害問題的平反決定

廣西地下黨遭受的第一次不公正待遇早在革命勝利之初，當時他們的組織被誹謗成“土匪黨”，由他們領導的游擊隊被也新上台的廣西當局視為土匪隊伍。而他們遭遇的第二次不公是在1957年夏季，當時的中共領導層先是發動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政治運動，號召各階層人們發表意見，直抒胸臆，而後又發動反右運動，對那些敢於直言的人們進行政治打擊。廣西反右期間，大批原來的地下黨領導幹部被職責為“攻擊”黨的民族工作。他們在民族政策和經濟發展上的意見被說成是“挑撥”民族關係。最終，他們被開除出黨，有些甚至被降職和撤職。

根據我們展示的文件，對廣西地下黨來說，他們最為悲慘的歲月是在文革期間。當時，82個縣中有74個縣成立了專案組，專門調查他們的問題。經過此次調查，大批地下黨員被打成叛徒、階級敵人或特務；一部分地下黨員被監禁，有的被迫害致瘋甚至致死。

然而，廣西地下黨的情況並不特殊。實際上，其他地方的地下黨也都經歷了類似的命運。“Maoist Legacy”項目的初步統計顯示，廣西平反糾正了3300多原地下黨員的案子，而在浙江，1984年，多達20729名原地下黨員的案子被重新複查，而其中12281人的案子得以平反糾正。在其他省份，如江西、江蘇、貴州、福建、湖南、四川、廣東，許多與地下黨有關的案子在文革之後也都重新進行了複查和糾正。

為什麼地下黨會成為政治打擊的目標？這份廣西文件提出了一個十分簡短的解釋，即他們認為之地下黨之所以命運多舛，原因在於林彪和江青一夥想以此為武器，達到打倒周恩來和鄧小平的目的。然而考慮到地下黨遭受的多達30多年的不公正待遇，這種論點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實際上，地下黨的命運早在1949年中共執政之初發出處理地下黨方針的時候就已註定。這一方針，即“降職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又稱“十六字方針”，是由毛澤東親自起草的，並且只傳達給少數中共高級幹部。[1]

為了更好地理解這一進程，我們還可以講述一個發生在南京的地下黨的故事。

南京曾是國民黨政府的首都。1949年4月，在地下黨的協助下，解放軍占領了南京。然而不久之後，地下黨和南下幹部（從北方革命根據地來的共產黨和解放軍幹部）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起初，還只是生活方式和工作方法的差異，很快這種差異發展成所謂的爭功問題。

南下幹部經常誤解地下黨的行為，並指責他們為了獲得較高的職位肆意誇大自己的功勞。舉例來說，陳修良曾經強調地下黨的任務是使解放軍少流血時，而這卻被一些南下幹部視為十足的自大，他們將其理解為“地下黨可以不依靠解放軍直接解放南京”，另一位後來成了上海市第一書記的南下高級幹部柯慶施曾以嘲弄的口吻諷刺地下黨，說“過去，地下黨的同志曾提出‘保管好工廠，將來就當廠長’，那麼說你保護了總統府，總統就是你當了？”[2]

其他南下幹部，像鄧小平，也同樣對地下黨抱以輕蔑的態度。在應南京要求而由毛澤東起草的處理地下黨方針發出後，鄧小平召集了一個四千人的大會。在這次會議上，他再次回應了地下黨和南下幹部的論爭，他說：“革命的勝利一是靠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領導，二是靠解放軍；地下黨有功勞，但是第三位的”。這次會議之後，南京當局又藉口隊伍嚴重不純，開展了針對地下黨的整黨運動。[3]

從這一角度看，廣西地下黨早在解放之初就被指責就可以理解了。而且，在其他只要有地下黨的地方，他們的成員都經歷了與廣西地下黨相似的三次較大的不公正待遇。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中共的十六字方針只是針對地方上的原地下黨員，那些解放後身居高位的原地下黨幹部反而不受此政策所限。例如，文革期間中共當局製造的所謂“六十一人叛徒案”，雖然其成員都曾是地下黨員，但由於革命勝利之後他們就身居高位，因此文革前他們基本上未受到任何衝擊。

總的來說，在中共奪取政權後，全國各地的地下黨都經歷了與廣西地下黨類似的命運。對此，有諸多解釋。然而在筆者看來，最主要的一點在於共產黨早在解放之初就制定了歧視性的對待地下黨政策。進一步來說，這一政策的根源在於中共的階級鬥爭理念。前面已經提及，共產黨和解放軍基本由貧苦農民組成，而地下黨的成員則多是出身不好的青年知識分子。在推翻國民黨統治這一共同目標下，這兩股勢力合作的非常好，而且共產黨許諾的民主理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着城市年輕知識階層。但國民黨一經推翻，不僅原來的民主諾言沒有實現，政治歧視反而逐步增強。以1957年反右運動為始，階級鬥爭被一而再再而三的強調，後來甚至在升學、招工、參軍等方面都將家庭出身放在優先地位。因此，一點都不奇怪，為什麼曾對新政權的建立做出重要貢獻的地下黨會遭致與共產主義中國下政治賤民一樣的命運。

參考資料：

[1] 鄢陵：《紅岩兒女》，香港，真相出版社，2012年，170頁。另參見，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第400-404頁。

[2] 陳修良，唐寶林：《拒絕奴性——陳修良傳》，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2，第270-271頁。

[3] 傅國涌：《另一個鮮為人知的十六字方針》，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104193388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