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有一陣沒在萬維轉發《美國華人》公眾號的文了，是因為覺得有些文不夠給力。此文將現今真相與“另類真相”謊言爭鬥問題的來龍去脈和癥結所在，講述得清晰明白。很樂意推薦。

“另類真相”時代解藥——突破群體式思維的盲點

Original 美華 美國華人 Today

撰文：臨風

 “在美國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裡，幻境與現實，瘋狂與克制，輕信與懷疑的衝動之間，一直能夠保持一種動態平衡。”

庫爾特·安德森 （Kurt Anderson）在《美國理性衰微史》（上🔗，下🔗）（《大西洋月刊》2017年9月號）里這麼說。他認為，兩場歷史性的轉變導致了天平徹底傾向虛幻之境。

第一個是六十年代崛起的思維方式的深刻轉變；美國人腦內中樞操作系統增加了一條規則：一切都是相對的，你愛幹嘛幹嘛，去尋找你自己的現實吧。

第二個轉變是數字科技帶來的新信息時代。人們感官接觸的世界裡，披着真相外皮的虛構活靈活現，令人真幻難辨。社交網絡的普及化更是整個顛覆了人們對知識和真相的認知態度。

於是，真相變得越來越可塑化、個人化、主觀化。到了21世紀，隨着後現代生活態度的普及，“元敘事”逐漸退場，我們正處在一個“後真相”的時代。

左邊是2009年總統就職典禮，右邊是2017年總統就職典禮，（《紐約時報》2017年1月20日報道截屏）

2017年1月22號，在回答NBC記者的詢問：為什麼白宮新聞發言人要大肆膨脹參加總統就職的觀禮人數？白宮的高級顧問凱莉安·康威女士如此回答：新聞發言人報道的是“另類事實”（另類真相）。這句話把人類帶進了一個“平行宇宙”，在這個新的政治語境裡：事實是主觀的、可塑的，也可做不同的解讀。

起先，白宮新聞發言人在記者會上堅持，特朗普就職典禮的觀禮人數是歷史的新高。他並恐嚇說，持不同意見的新聞媒體在製造“假新聞”，要繩之以法。後來康威女士向人透露，新聞發言人的發言是執行總統的意志。

白宮新聞發言人西恩·斯派塞理直氣壯地斥責記者對參加總統就職典禮人數報道不實（CNBC新聞截屏）

關鍵是，你盡可傳播“另類真相”，如果沒有人相信，又有什麼用呢？有趣的是，很多人寧願相信總統的“另類真相”，而不願相信媒體的客觀報道。我朋友中就有人堅持，觀禮人數遠超過2009年奧巴馬的就職典禮，還拿出自己在人群中所拍的照片向我“證明”。既然特朗普這麼宣布了，不管你是否相信，反正我信！

美國第二任總統亞當斯在做律師的時候，曾經勇敢地為波士頓槍殺民眾的英國士兵辯護。在法庭上，他說了一句名言：“事實是頑固的，不論我們的期望是什麼，我們的傾向是什麼，或者我們的激情是什麼，它們無法改變事實和證據。”

美國二十世紀著名的參議員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也曾經說過：“你有權擁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你無權擁有自己（主觀）的真相。”

這兩句名言一向是美國政治上的座右銘。政客們無論如何翻雲覆雨，在關鍵時刻講真話永遠是政治上的底線。孔子說：民無信不立，大概也就是這個意思吧？

華盛頓總統：無論是私事還是公事，誠實永遠是最好的策略

華盛頓總統與林肯總統的人品被人景仰的因素很多，其中一個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他們“誠實”的品格。林肯在政壇上的暱稱就是“誠實的亞伯”（honest Abe），他實話實說，不扭曲事實，不誤導民眾。既然這是美國的優良傳統和範例，那麼“後真相”和“另類真相”為什麼會在今天的政壇上得勢？這是因為文化的泥土長時期來已經逐漸被鬆動了。

2020年1月3號，美國用無人飛機在巴格達機場外刺殺伊朗聖城旅的負責人卡西姆·蘇萊曼尼少將。特朗普總統在宣布時給蘇萊曼尼戴上了“頭號恐怖分子”的頭銜，並解釋說，這次行動的目的是為了防止蘇萊曼尼對美國“迫在眉睫的威脅”。換句話說，美國只是先下手為強。

特朗普的中東政策毫無章法，前後矛盾，這種作風將帶來什麼後果？這個問題太大，我們暫且不談。

蘇萊曼尼訓練的民兵曾經造成許多美軍的傷亡，因此對於他的死，多數美國人持肯定態度。至於刺殺蘇萊曼尼是否合法，是否符合正義的原則，以及這是否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這些重要問題我們也不談。

我們只觀察特朗普政府對刺殺的解釋。

為了履行憲法的要求，1月8號國防部長與國務卿去到參眾兩院說明刺殺的緣由，可是講不出個所以然，甚至被指為彼此矛盾。

更令人不解的是，總統9號忽然宣稱，蘇萊曼尼正在籌劃炸毀美國駐伊拉克大使館。這個說法顯然與國防部長和國務卿的版本相牴觸。

到了10號，特朗普政府又出台了新的說詞。

如果真的是“迫在眉睫的威脅”，怎麼連是什麼威脅都解釋不清呢？顯然地，他們沒有說實話，只能呼籲：相信我！

不過，無論總統說什麼他都能得到擁護者的肯定。南卡州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大大讚揚總統的發言，認為特朗普在伊朗回擊後的講話將留名青史，可以與里根總統1987年“推倒這堵（柏林）牆”的演說媲美。

總之，一場鬧劇。

美國有一半群眾無條件接受特朗普政府所有的謊言。所以，真正受損的是真相，以及美國的國際信譽。伊拉克政府要求美國從伊拉克撤軍！副總統彭斯本來計劃要向國人解釋美國的伊朗政策，結果被迫宣布取消！

那麼，人民群眾為什麼寧願選擇接受謊言？我認為，關鍵在於求真的文化泥土鬆動，以及黨性思維的再度抬頭。歷史的規律從來就沒改變過。

你看，受到現代主義洗禮最深的德國人，二戰前集體相信猶太人是邪惡的、低等的；今天美國的共和黨人集體相信“氣候變化”是假的；福克斯電台評論員還認為蓄奴是對黑人施惠。這類例子不勝枚舉，說明群體式思維的力量。

跟着群體走有種踏實的安全感，群體的壓力和慣性造成一種同仇敵愾的氣勢，替代了人們的思考。當其他族群散布謊言的時候，那是對真理的冒犯，但是當本族群散布謊言的時候，那就是“另類真相”。

NBC記者Ben Collins提供的另類真相的傳播鏈條

把新聞評論做成與現實脫鈎的“幻想”，這種做法雖然左右都有，但是能把它發揮到極致的卻多半是些極右媒體。各種陰謀論層出不窮，從奧巴馬的“出生論”開始，今天還有40%的共和黨人認為奧巴馬是個穆斯林！在媒體界，沒有人可以跟福克斯電台的肖恩·漢尼提（Sean Hannity）和Infowars的亞力克斯·瓊斯（Alex Jones）傳遞“幻想”的能力相匹比。

當族群里的共同思維足夠強大，以至可以蓋過真相的時候，那就再沒有什麼是不可信的，也再沒有什麼是做不出來的。19世紀美國南方的文化景觀就是個極好的例子。

故事的主人公哈克貝利·費恩（簡稱哈克）是個聰明、善良、不受拘束的白種人少年。他為了追求自由的生活，逃跑到密西西比河上。在逃亡途中，他遇到了黑奴吉姆。吉姆是個勤勞樸實、熱情誠實、忠心耿耿的黑奴。可是為了逃避被奴隸主再次賣掉的命運，他終於出逃。這本書就是描述哈克與吉姆間的故事。

下面這段是哈克與老紳士的兒子勃克的對話（哈克用第一人稱），取自該書第18章：

每一個人都有貼身黑奴侍候——勃克也有。我的貼身黑奴空閒得很，因為我不習慣於叫人家服侍我。不過，勃克的黑奴整天跑東跑西，忙個不停。……

老紳士擁有好幾處農莊，黑奴有一百個以上。

哈克與勃克討論家族的世仇。雖然不知道為什麼結怨，但兩家卻經常拿着槍對着幹：

“你真的想殺死他麼，勃克？” 哈克問道。

“嗯，我肯定是的。”

“他幹了什麼對不起你的事啊？”

“他麼？他從沒有害過我啊。”

“既然這麼說，那你又為了什麼要殺死他呢？”

“啊，沒有什麼啊，——就只是為了打冤家嘛。”

“什麼叫打冤家？”

“哈，你是在哪兒長大的？你不知道什麼叫打冤家？”

“從沒有聽說過啊——說給我聽聽。”

“啊，”勃克說，“打冤家是這麼一回事：一個人跟另一個人吵了架，把他殺了。另一個人的弟兄便殺了他。接下來，其他弟兄們，這是指雙方的，就我打你，你打我。再下來，堂兄弟表兄弟，參加了進來——到後來，一個個都給殺死了，打冤家也就打光了。這是個進行緩慢的過程，得花很長的時間。”

“這裡的打冤家有很長時間了麼？”

“嗯，這我需要估一估了！是三十年前開始的。或者說，大致是這麼久以前吧。總是發生了什麼糾葛吧，然後是上法庭求得解決。判決對一方不利，他就挺身而斗，把勝訴的一方給槍殺了——他當然會這麼幹。換了任何哪一位，都會這麼幹。”

“那麼是什麼糾葛呢，勃克？是爭田產麼？”

“我看也許是吧——我不清楚。”

“啊，那麼，先開槍的是誰呢？——是格倫基福特家的人（註：勃克家）還是歇佛遜家的人？” 

“老天爺，我怎麼知道？是老早的事啦。”

 “能有人知道麼？” 

“哦，那有的。據我看，我爸爸知道，有些老一輩人知道。不過到如今啊，最早是怎麼鬧起來的，連他們也不知道了。”

在勃克的心目中，傳統留下來的道理是不容置疑的，他根本不需要去推理，他只關心如何幹掉對方。

更可笑的是，這兩家人去同一間教堂。不過，他們間的仇恨似乎與他們的宗教信仰也沒有什麼關係，更看不出他們的“信仰”與他們行為間的矛盾。

下一個星期天，我們都去了教堂。有三英里遠。全都是騎了馬去的。男的都帶上了槍，勃克也帶了。他們把槍插在兩腿當中，或者放在靠牆隨手可拿的地方。歇佛遜家的人，也是這般架勢。所講的道沒有什麼意思——儘是說些“愛弟兄”這類叫人聽了厭煩的話，可是人家一個個都說道講得好，回家的路上說個不停，大談什麼信心啦，善行啦，免費的恩典啦，預定論啦，等等的，叫我說也說不清還有些什麼。總之，在我看來，這可說是我一生中最難受的星期天啦。

下面這段取自第31章，描寫哈克內心的交戰。他南方白種人的“良心”要他把傑姆交出來。但是，他另有一種感情讓他做不出來，於是有了內心的交戰：

很快便會傳開這麼一個說法，說哈克•費恩出力幫助一個黑奴重獲自由。這樣，要是我再見到這個鎮子上隨便哪一個人，我肯定會羞愧得無地自容，願意趴在地下求饒。一般的情況往往是這樣的嘛。……我越是想到這件事，我的良心越是受到折磨，我也就越是覺得自己邪惡、下流、沒出息。……那個可憐的老婦人平生從沒有損害過我一根毫毛，我卻把她的黑奴拐跑。為了這個，上帝正指引着我，讓我明白什麼都逃不過他那高懸的明鏡，他決不允許這類不幸的事再發展下去，只能到此為止。……

我因此心裡亂糟糟，可說亂到了極點，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到後來，我產生了一個念頭，我對自個兒說，我要把信寫出來——然後再看我到時候能不能祈禱。啊，這有多怪啊，我這麼一想，就仿佛立時身輕得如一片羽毛，我的種種煩惱都一掃而光。於是我找來了紙和筆，既高興，又激動，坐下寫了起來：

華珍小姐，你在逃的黑奴傑姆現正在比克斯維爾下游兩英里地被費爾貝斯先生逮住了，你如把懸賞金額給他，他會把他交還給你。—— 哈克•費恩

他根深蒂固的白種人的價值觀讓他極度不安，認為自己違背了（白種人的）良心。寫了這封信，哈克的良心暫時感到踏實了。因為從他生長的環境中，白人的權益是天經地義，黑人只是“財產”。黑人的“權益”？這個想法從來就沒出現過。

我覺得挺痛快，覺得已經把罪惡洗滌得一乾二淨，這是我平生第一回有這樣的感覺。我知道，如今我能祈禱啦。不過我並沒有馬上就祈禱，而是把紙放好，坐在那裡思前想後—— 想到了這種種的一切終於能成如今這個樣子，這有多麼值得高興啊，而我又怎樣差點兒迷失路途，掉進地獄。

不過，哈克裡面還有另外一個聲音，那個聲音雖然不太熟悉，但是卻更接近他的心房中那個天生的、該死的同情心：

我又繼續地想。想到了我們往大河下游漂去的情景。我見到傑姆正在我的面前，片刻不離，在白天，在深夜，有時在月夜，有時在暴風雨中。我們漂啊漂，說話啊，唱啊，笑啊。不過呢，不管你怎麼說，我總是找不到任何一件事，能叫我對他心腸硬起來。……

最後我又想起了那一回的事：我對劃攏來的人們說，我們木筏子上有位害天花的，從而搭救了他。這時他是多麼地感激，說我是他老傑姆在這個世上最好的朋友，也是他如今唯一的朋友。正是這個時刻，我碰巧朝四下里張望，一眼看到了那，那張寫就的紙。

這可是個叫人左右為難的事啊。我把紙揀了起來，拿在手裡。我在發抖。因為我得在兩條路中選擇一條，而且永遠也不能反悔。這是我深深知道的。我認真考慮了一分鐘，並且幾乎屏住了氣考慮的，隨後我對自個兒說：

“那好吧，就讓我去下地獄吧。”——隨手把紙給撕了。

這段描寫是全書的高潮。藉着馬克吐溫的筆，我們窺見了當年南方白人的群體心態。他們集體蓄奴，並且為了保護自己的財產和利益不惜付諸任何手段，連宗教信仰也不能越過這個底線。他們的思維和行為方式不是被他們的宗教信仰所定義。相反地，他們的宗教信仰被他們的群體思維所定義。

哈克所謂的“良心”，其實就是在那種文化氣候下所塑造成的“公理”。他無法超越這層藩籬來做獨立思考。因為耳濡目染，這個藩籬對他幾乎有絕對的約束力。不過，我們看見，“在私下裡，在心底里”他還是有個自發的良知，使得他把傑姆當做人看，讓他無法背棄這位老好人。哈克有這種掙扎，因為他還是少年，童心未泯。社會文化的約束力還沒有完全定型。

對哈克這種掙扎，著名的社會學家彼得·伯格有個很好的社會模型可以用來解釋。

彼得·伯格在1967年出版的小冊子《神聖的帷幕》裡引進了“合理架構”（plausibility structure，或作“成真架構”）的觀念。合理架構就是一個社會共有的一組世界觀。人人不需要求知就曉得什麼是合理的，什麼是不合理的。它是一組不成文的法則與前提假設。人們“知道”，在這個社會和文化框架中什麼才是可信的，以及什麼東西可接納為“正常的”。他當時可能沒有意識到，這個觀念相對化了認知架構，這已經是種後現代的思維。

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的合理架構。它就像一副眼鏡，我們帶上，用以觀看一切。我自己看不見眼鏡，只有在另一個文化下的人才能看到我戴了眼鏡。當然，那個異文化的人也看不見他自己戴了眼鏡，因為他也有一套自己的合理架構。藉着馬克吐溫的筆，人們能夠看得見美國當年南方人的盲點（“合理架構”），所以這本書才如此暢銷。

許多留學生到了異文化群中才認識到什麼是人生中最可貴的，知道自己所知有限，開始尋求信仰和真理，或許就是這個道理，異文化這面鏡子照出他們的慣性，於是才開始認識自己真正的需要。

我們如果真要求知，就必須先認識自己的盲點。正如同哈克的覺悟，我們的理性也都需要受到質疑。寫過《多元化社會中的福音》一書的英國紐比金主教，他根據彼得·伯格“合理架構”的論點，指出理性主義的偏差。他分析說，理性並非知識的來源，而只是處理信息的方式。

不但如此，連理性自己都是一種傳統（慣性），“理性並非獨立的信息源，它只能在一個持續的語言文化傳統內發揮作用。”也就是說，“合理性”的東西不是固態的、永恆的：“理性語彙的一切傳統都在不斷變化，目的是為了從人類體驗中總結知識。”這種看法顯然又超出了現代主義的思維框架！

紐比金說：“舊程式和舊概念受到質疑，因為它們不適合群體所面對的新現實。……傳統面臨危機。傳統內部存在自相矛盾之處：有些體驗用固有的思維方式無法理解。這時候，另一個與現有傳統競爭的理性傳統開始登場。”

哈克的轉變，因為他親自接觸到了傑姆。這位善良、可親、有血有肉的人。這個現實挑戰着他腦海里的刻板印象和理性。最後，哈克沒有把傑姆交出來，因為他的內心被新的真實釋放了，白人的世界觀不再能指導他的行為。這部小說之所以震撼人心，正是因為活在傳統下的大多數人不敢，也不會做哈克這樣的選擇。

甚至，他們根本不會有哈克那樣內心的掙扎，他們群體式的思維方式不容許。

根據去年11月底的民調，有53%的共和黨人認為，那位被彈劾、拒絕難民、撕裂族群、用推特和謊言治國的特朗普總統，他比解放黑奴的“誠實的亞伯”林肯總統還偉大！毫無懸念，毫無掙扎！這不正就是群體式思維的最高表現嗎？

保守的脫口秀主持人Eric Metaxas訪問葛福臨牧師（Relevant雜誌截屏）

當年耶穌跟法利賽人對話，為什麼法利賽人總好像聽不懂？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他們已經有一套自己宗教架構下的思維，無法超越。這使得他們見樹不見林，見蠓蟲而不見駱駝。更重要地，這不但代表他們認知上的偏見，也代表他們世界觀的缺陷，耶穌用“假冒為善”來指責他們。

群體式思維的盲點就在這裡，不是因為不夠理性，或是故意心存歧視，而是被群體中的“合理架構”所蒙蔽、所綁架。他們的道德判斷被模糊了。美國今天的白人福音派不正好也面臨同樣的瓶頸嗎？如果不能從耶穌學習，反省熟悉的“合理架構”，那麼，福音派將自取衰亡。

按照目前的軌道走下去，族群不斷地撕裂，這將威脅着美國精神的解體，美國正處於“迫在眉睫的威脅”的時刻。美國應當如何突破群體式思維的瓶頸？如何改變不同族群的“合理架構”？這將是“後特朗普時期”最大的課題。

哈克所以改變心意主要是因為他親自接觸到傑姆，與他相處、對話，知道傑姆是個人，而且是個善良的人，有理想、有熱情、有想法。

我但願，這種跨族群的接觸在後特朗普時代能夠積極展開，認識你的鄰居，認識不同的族群，建立有意義的關係。整個社會的精神（psyche）必須從族群的利益轉化到社區共同體的關愛和尊重，成為新的“合理架構”，這才是美國共和政體建立的初衷。唯有這樣，群體式思維才能被適度淡出，美國才能尋回已經失落的身份認同，真相也才能再度受到尊重，誠實也再度成為可貴。

更重要地，人們不再隱藏在“愛國”的名義下做違反美國精神和美國憲法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