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难如何兴邦？ | 衣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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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17日上午11时，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迎来一位70多岁的李姓病人。发热、严重心衰、呼吸窘迫，加上从香港探亲而来，值班医生刘清泉推测，患者可能是报上提的广东“非典型性肺炎”。医院立即报告北京疾控中心，得到的答复是“保密再保密”。

由于“非典”消息严防死守，作为医生的刘清泉们并不知道，在此之前，一位于姓非典病人不仅感染了一家八口，还在北京301医院放倒了一片医生。

经过将近72个小时的抢救，70岁的李姓病人去世。包括刘清泉在内，东直门医院11位参与救治的医生和护士全部感染非典。

更令刘清泉悔恨的是。期间他妻子刚做完癌症手术，病休在家。他回家换衣服两次，妻子关心丈夫，熬粥送医院两次，结果也感染了非典。正值术后体质孱弱，同样身为医护人员的妻子，去世了。

我一度幼稚的以为，只要埋头工作，让最新的科技成果普及众人，就能改变中国。比如说，2003年功能手机短信的传播力太弱了，计算机才刚刚连上互联网，如果能让医生们用上微信这类即时性通信工具，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比如说，尽管有严密的信息封锁，但是刘清泉会在医生同僚或校友的微信群里得知301医院的先例，认识到非典的传染性。那么东直门医院在救治李姓病人时会采取更严格的防护措施，不会11人全部感染。至少至少，作为专业人士，刘清泉一定会将自己和妻子隔离开，那么妻子就不会死。

仅靠“技术普惠”就能改变中国吗？错！

整整17年过去，中国医生的背影还是那么悲壮。

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开始攻占武汉。一线医生第一时间观察到了类似SARS的症状。

2020年1月1日，武汉雷霆出击，依法处置8名散布谣言者。新闻登上央视，公众号也收获4万点赞。

如今，这8人的职业已经公开，全是医生。他们“造谣”的微信群分别是：武汉大学临床医学04级群、武汉协和医院红会神经内科群、肿瘤中心群。

没错。不是高中未毕业的人乱发微博，也不是毫无科学素养的人传播双X连对肺炎有效，而是医生在专业属性极强的微信群中讨论自己接触的离奇病例。却被当作谣言！

技术是不能改变帮助中国进步的。即便2003年的刘清泉用上了微信，他也拯救不了自己的妻子，如果更大的东西不被改变。

除夕之夜，部分一线的医生只能吃方便面和饼干。如今，举国捐赠的物资还滞留在红会的仓库里。协和等一线战场的医生，还在弹药匮乏的条件下冲锋陷阵。

拿破仑说，战争来了又走，而我的士兵依旧忠诚。

在中国，战争来了又走，士兵依旧忠诚。除此之外，和17年前一样的是，前线不怕流血，而是怕血白流。

《三联生活周刊》2月1日的报道中，记者实地走访红会物资集结地武汉国际博览中心，看到堆满一个足球场大小的物资，和少量拿着A4纸的工作人员。

一个足球场的物资、官腔十足的回复、寥寥几位工作人员、落后的A4纸工作方式、各大医院在社交网络的求援、一线医生利用垃圾袋拼凑装备——交织在一起，是当代中国的讽刺剧。

为什么在湖北省红会的第一批物资使用情况中，一线战场武汉协和医院只有3000只口罩？而莆田系的武汉仁爱医院竟然有1.6万只N95口罩？

汹涌民意面前，湖北红十字会终于回复了：数量错了（不是1.6万，而是1.8万），型号错了（不是N95而是KN95）。回复没有平息质疑，相反让我们看到这个组织已经无能和腐朽到这个地步，一个纠错的申明竟然落款都错了（写成了2019年）。

更卑劣的是。《中国经营报》实地探访了武汉仁爱医院——这个医院根本没有发热门诊，没有发热病人。调查发现，武汉仁爱医院和红会有过“自捐自用”（仁爱医院向红会捐赠专项基金，红会指定仁爱医院为该项目定点援助中心）。

加缪在《鼠疫》中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一切里面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的问题。

湖北、武汉红会的劣迹斑斑，已经无需我再费力展开。令人悲哀的是，有关方面坚持用无能、不透明、官僚化的红会统一归集所有物资。

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这样解释：明确只有这一条通道，可能有些不方便，在此我也抱歉，这么做就是为了统一归口，避免现在疫情防治的过程中由于混乱，被某些人钻空子。

令人吐血的是，马书记的解释竟然没有一句话是正确的。第一，不是“有些不方便”，而是严重阻碍；第二，不是避免混乱，是制造混乱；第三，不是避免被人钻空子，而是红会本身就是空子。

一线医生无法第一时间互相预警和提醒……

汶川地震中红十字收到的巨额捐款没有最终完整、透明的去向披露，最终不了了之

毫无价值却遭全民疯抢的物资由盐和板蓝根，变成了双黄连……

恕我直言，会重复自己历史悲剧的民族，是可悲的。

为什么用鲜血犯过的错误，需要用鲜血再犯一遍？其原因其实不难寻觅。

非典过去整整17年，我们没有非典灾难的纪念日，除了香港凤凰卫视的“非典十年祭”，我们竟然拿不出一部高质量的纪录片，无论广东还是北京都没有一座建筑物作为缅怀的记忆标志。17年了，我们还是没有等来引发全民讨论的深度报道和主题电影。

属于鲁迅那个时代，横眉和俯首的气质，这个时代早就丢了。代替它们的，是一套令人上瘾的话语体系，其最典型的符号就是国庆档电影《中国机长》。

我们总急于歌颂。故事原型川航刘长健机长自己都说，能顺利返航，要感谢天气晴朗。但是，歌颂式的电影不同意，这怎么能突显伟大呢？所以编剧要自己创造一出戏，飞机遇上积雨云，九死一生。殊不知，这既违背现实，也践踏常识。（如果会出现电影中的积雨云，机场签派员就没尽职，会全体下岗）

我们总主动放弃反思和追问。飞机前窗玻璃碎了，这么奇葩的事故，什么原因导致的？将来会不会重演？1年多过去，事故最终报告竟然还没有出来，像中国大多数故事一样，不了了之，但是丝毫不影响故事被裁剪得当，放上荧幕。

要承认的是，机长在如此危难的情形下，把一飞机人安全带回地面，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但是，原型越是伟大，我们在叙事和表达上技巧就越是显得猥琐。作为伟大历史的记录者，我们实在太不讲究了，我们实在太不在乎真相了。

多年来，中国的舆论像极了一群蹩脚的厨师，不管什么食材，鱼头也好牛排也好，只管往里面倒糖，一包不够，再杜撰一包。你看，糖醋毛血旺、糖醋火锅、糖醋海胆、糖醋果子狸和蝙蝠汤，做好了，好吃吧！

再大的苦难，经过一套安全的、模式化的流水线，最后都可以加工成讴歌和感动。于是有了《中国机长》电影当中那几个蹩脚的镜头，反正是歌颂，索性剧情也不要了，直接从屏幕中伸出两只大手，各位观众，请和我们一起鼓掌！

哈耶克很早就说过，试图把一个国家变成天堂的努力，恰恰会造成人间地狱。

我真的很诧异，时至今日，在质疑红会的文章下面还有有人留言“现在是质疑的时候吗？现在要齐心协力。你现在写负面，是何居心？”

中国真的是有一群人，连基本的公民启蒙都没有经历过，或者说，自我放弃了。

不妨就说重点吧。现阶段普通人最应该做的事，就是集中力量，请湖北解释，红会到底有多少物质？为什么红会的作为如此官僚和低效？为什么如此官僚和低效，却还可以霸占慈善物资垄断者的地位？

刨根问底，水落石出，黑幕退步，事情才能做好。

正如文章开头所言，仅仅科技的普及并不能改变中国。现有体制下，唯有持续不断且严肃团结的舆论压力，才能推动执行者走出舒适区，给公民一个真相，给医生们以力量。

这不仅体现在当下对于红会的追问，也体现在未来对于所有事件的追踪。

举国民意汹汹，黄冈一问三不知的官员才会当晚滚蛋。这样的官吏，免职后会不会换一个地方再冒出来？我想，只要民意不依不饶，就不会。

疫情如此悲壮，只有民意不依不饶，才可以为避免下一场灾难提供多一份保证。

这个冬天，总想起刘亮程的《寒风吹彻》，以及上海中学余党绪老师的读后感。

象征苦难的寒风，在不同场景下，有着不一样的温度。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里有寒风，但是并不冷。在这里，寒风是用来把玩的，是士大夫托物言志的材料。

“岁寒，然后松柏之后凋也”、“梅花香自苦寒来”，这里也有寒风，但是也不够冷。在这里，寒风是挑战的对象，肃杀冷冽是为了张扬好汉，是为了衬托豪杰。

而刘亮程是真的在寒风中和死神对抗过的人，《寒风吹彻》中的寒风是真的冷。它不是审美的，更不是风景，而是真实的存在，冷得令人毛骨悚然，摧枯拉朽，直入骨髓。你用上全部抵御寒冷的装备，封好房子的每一条缝隙，但是寒风依旧从不知哪个缝里钻进来，每一晚你都觉得自己要活不过这个冬天了。

身在真实寒风中的人，恨不得拆下自己的骨头当柴烧。

因此，当撰写这场疫情，我时时保持警惕，每时每刻告诫自己，对于苦难中的人，苦难的唯一意义就是苦难。

让我们回到人间地狱般的武汉医院，殡仪馆因为害怕传染不来收尸，医生仅有的口罩和防护服穿了一整天，正在用体力和意志的极限和病毒搏斗。床位早就满了，挤满病人的大厅陆续有人哀嚎着下跪恳求收治自己的亲人。

在那绝望的环境里，请你扶起病患的肩膀，或者看着医生的眼睛，你会说什么？

你会说“武汉加油”吗？那么这场灾难只是你抒发民族自豪感的工具。

你会和绝望的人说“多难兴邦”吗？那更是局外人矫饰的表演，对方揍你一顿也是应该。

我想，我会看着他们的眼睛告诉他们，我会用自己微薄的力量，一直叩问下去，为这场苦难找到真实的、深层的原因，给他们一个交代。唯有这样，他们今天的牺牲和付出，才是有意义的。我应该告诉他们，我会尽我所能地改变现状，如果你的后代还生活在武汉，还生活在中国，侥幸活下来的我们要尽全力保证悲剧不再重演。

多难是不会兴邦的。是对于灾难的反思和追责，让我们成为更好的国家，和更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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