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研发制造投放武器级病毒极长文剖析 |
| 送交者: Pascal 2020年09月10日14:39:02 于 [五 味 斋]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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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欧盟国家的友人近日电邮道：
Pascal 即刻回复：
1. 通过法中基金会所收买的巴斯德研究所才是真正的新冠病毒的制 造者，并且制造的目的就是针对美国，通过生化基因武器最终与美国 决战来达到对整个时间的统治和奴役，这就是那个天大的秘密，这就 是潘多拉盒子，或者说潘多拉盒子不是武汉P4实验室，而是香港大 学巴斯德研究所！ 2. 最终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合成和研制应该是在香港的巴斯德完成， 因为那里早已汇集了一群国际上的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的人，都是怀 着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这种偷天换日的惊人布局不仅达到了掩盖研 究生化武器真相的目的，而且也能够完成超限战战争方式的国际投放 病毒武器的目标。 3. 而核心的武器新冠病毒，可以确定的是随着P4实验室的建成，在 2016年中共已经掌握并且拥有。 4. 这个法中基金会还是对美国实施蓝金黄计划的资金总部，最为可 笑的是，这些钱大部分来源于美国，来源于在美国上市的中资企业。 也正是这些人，用着美国人的钱，跟着CCP一起，透过已经沦为金钱 奴隶的法国财富集团一起冲向美国，梦想着打败美国，统治世界，奴 役全人类。 5. 从CCP使用巨额的财富攻陷法国彻底控制法中基金会，以此为基 础依托巴斯德研究所建设P4实验室，秘密研制生化基因武器，到随 后使用蓝金黄向美国发起的一次次隐含的战斗，也就是暗战，似乎预 示着中共的战胜美国统治世界的梦想的实现只有一步之遥， 6. 不知道没有经过朝鲜战争的美国人读到上面这段历史是什么样的 感受，对于一个中国人，我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感觉就在读一篇笑 话，但是却笑不出来，因为同样的口吻和字眼出现在六十七年后，中 共国又遭受了美国的一次投毒，一次生物战，这种赤露露的污蔑在历 史上又重现了一次。 7. 所以，这次美国发起的细菌战，是中共集体组织的上下协调的对 战争死亡责任的一种谎言推卸，并成功地转移了罪责和国内的矛盾。 这种栽赃陷害污蔑对手的流氓行径是令人不齿的。 8. 结论：只有这批人才是中共的核心科技力量，只有他们才会真正的怀着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谋划并实施针对美帝国主义的生化战争，因为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都是中国共产党员，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并且牢牢地把控着生化武器的枪杆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9. 明白了这一点，后面的表述就知道它的具体含义了：学者组成的“特种部队”，奉命迁至北京，从事中国的“ABC”（原子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医学防护研究的重大任务。这只特种部队从事的绝对不是仅仅的医学防护，而是要研制战略进攻美国的三大武器“ABC”，至少有两种武器是由这个特种部队主持的，这就是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毒品）。核武器在钱学森的主持下可以明目张胆地宣传，而BC只能隐藏在各种谎言之中，因为这是反人类的，在国际公约中所不允许的。
10. 生化基因武器的研发一定是打着国家的名义正经的是为了民用 而进行的。理解了这一点的重要性，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江绵恒不在中 科院主导和领导这个庞大的团队，而是由陈竺来领导。一方面是由于 陈竺的医学研究背景更加适应这个领导工作，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个项 目的保密性，是绝对不能暴露的， 一旦暴露，CCP将成为全人类的罪人， 会被彻底断送，最终接受国际法庭的审判， 因为这种行为和活摘人体器官或者 迫害宗教信仰人士是具有本质的区别的， 是真正地 反 人 类 滔 天 大 罪 ， 必将接受人类世界的一致抵抗和最终审判。
DT挖掘机爆料 P4实验室第2季 (11)By 喜馬拉雅戰鷹團 Himalaya Hawk Squad2020-07-15 23:51 【DT 挖掘机团队出品】DT挖掘机说明： 好了，源自武汉的终极生化武器CCP病毒之谜该解开了，因为中共的潘多拉盒子已经打开，而关闭潘多拉盒子的唯一希望是知道这个盒子之谜产生的前因后果，拨开被掩盖的真相，彻底铲除潘多拉盒子的掌控者，挖掉病毒产生的真正根源。如果不这样，肆虐的疫情不会终止，还会有更多的病毒出来，这是一场真正的与魔鬼的较量。下面就让DT来以想象的方式演绎这个漫长的生化武器研发制造的故事，故事里的人全部使用真名，如果诬陷了他们，请首先他们致歉，因为CCP病毒背负了污名，如果没有诬陷，他们必将承担历史罪恶的责任，接受时间和历史的审判！因为，一起已经开始！ 以下为详细内容： 挖掘和追溯这场中共与美国之间的战略决战的起源是个异常复杂地挖掘过程，DT挖掘机在庞杂的资料挖掘过程中一直在寻找其中的线索，幸运的是，终于理清并找到了。之所以将这篇终结篇定义为一种猜想是因为展示的挖掘资料当然不是文贵先生所烧毁的绝密文件那种证据，而是公开的可以查询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需要的是一种解读和整理，挖掘出其中的关系、内涵，从而揭示出掩藏的真相，揭示这个被各种谎言层层掩盖的庞大布局。 在开始讲述故事之前，DT还是做做基本功课，这是整个终极挖掘的基础，也希望把这种经验分享给大家，出现更多的挖掘真相的挖掘机。 A 时间跨度 如果仅仅从一个时间点上看一件事情是挖掘不到内容的，比如前面文章中提到的各个时间点出现的事件：赵永芳之死、王延轶任职、郭德银回忆文章、2016年猪瘟事件，都是这样，必须按照发生事件的时间点去先后追溯，完成一种大跨度的挖掘。对饶子和的挖掘，就涉及到对他的导师赵良材院士的挖掘，时间上溯到上个世纪初，而对两人的挖掘时间点的追踪，则持续到现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只有这种大的世界跨度的挖掘才会发现不同时间点事物发展的内涵真相。同样，在追溯这场生化战争的起源上，我们的时间跨度就上溯到120年前的庚子年，甚至更早。 B 动机原因 “万事万物皆有因皆有果”，皆有果的这个果是果业也就是报应，而不是结果。中共是不信这句话的真正涵义的，他们只相信做事的原因，只关心事情的结果对自己的利益。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有原因就是动机，这个原因动机推动着做事去获得这个结果。在挖掘这个组织什么时候杀人时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所以追查到这个因也就找到了结果，或者说挖掘到一个结果基本会知道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是什么。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按照这个原则，再重新审视所挖掘到的文章、资料、事件就会不一样了，他们的产生原因会出奇的一致——这就是CCP的底线。这个底线是什么，就是中共国宣传的四项基本原则中的首要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就是党领导一切以及党通过指挥枪完成对一切的绝对领导权力，形成一种高度集权，一切都是党的，研究所、病毒资源、科技人才都是党产。只要触及到这个底线，威胁到这个核心，威胁到他们的统治地位，他们就会露出真容，亮剑杀人。朝鲜战争、中越之战、89六四、王健、赵永芳之死、新冠病毒疫情无不如此。 根据挖掘资源的动机原因在一个大的时间段上追溯，关键点会连接起来，布局的过程自然会显示出来。在上一章里我们已经逐步揭开了整个巨大布局的初始面目，这就是真正的领导者是以江绵恒为代表的中共黑暗势力的集体行动——沉船计划的关键部分。那么，开始吧。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纪年方法采用的是一种天干、地支的方法，六十年为一个甲子，也就是一个轮回，2020年按照这种纪年方法就是庚子年，奇妙的是，如果要追溯P4实验室的起源，我们必须回溯到120年前的又一个庚子年，也就是从那个时间开始，美国人开始拯救并亲自养育了这条“农夫与蛇”故事中的毒蛇。 略 资料 3 军事医学科研五十年 新世纪之初，军事医学科学院迎来了她的五十华诞。 建院50年来，军事医学科学院坚持以科研为中心，努力拼搏，勇攀高峰，获得了我国医学界迄今惟一的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摘取全国药学领域独有的国家发明一等奖桂冠，荣膺3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以2000多项科技成果告诉世人：我国军事医学研究已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标志现代化军事医学研究实力的“三防”医学研究总体水平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军事医学科学院始终坚持为国防和部队服务的发展方向，优先坚持“三防”和部队卫勤保障等方面的军用课题。他们以精干的力量。验证推广和完善提高“三防”医学成果，并进行深入的实验研究，从而保持了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研优势和特色。与此同时，又组织力量开拓新的军事医学研究领域。一方面，瞄准未来战争对军事医学的要求进行选题，开展快速反应部队、恶劣自然环境条件部队生存和作战能力的卫生保障，以及新武器医学防护和救治等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从平时部队作战、训练和执勤的实际生活中选课题，开展和完成了全军疾病监测体系、抗疲劳措施、高原制氧机等一系列重要研究。他们通过承担国家高技术课题，增进了基础医学和生物高技术向军事医学的渗透。他们将单克隆抗体、基因探针、遗传工程等技术应用于“三防”医学，提高了研究水平。 我国军事医学科学工作者不仅在历次保卫祖国的正义战争中救治了大量伤病员，为保障部队战斗力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有一大批研究成果在震灾后医学救援、洪灾后疾病防疫、烈性传染病控制、极地科学考察卫生防护、航空航天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经过50年的发展，军事医学科学院目前拥有国家生物医学分析中心、国家新药临床前安全性评价中心、国家临床药理基地、全军预防医学研究中心、全军核事故医学应急救援中心等约20个跨学科综合性研究中心和重点实验室。承担国家攻关、国家重大基础研究“973”计划、高技术研究“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军队科研项目等重大课题，获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2001年，该院被国家“863”计划委员会评为“863”研究先进单位。军事医学科学院不仅汇集了一批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先后有11位专家当选为两院“院士”)，而且成为军事医学研究人才培养的摇篮。该院现有博士学位授予学科专业15个，硕士学位授予学科专业25个，其中病理生理学、药理学、生物化学为国家重点学科，并建有药学、基础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学和生物学4个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培养了大批博士、硕士研究生。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军事医学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基础医学、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科学的进步，将对21世纪的军事医学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也给战场创伤救治、野战卫生装备研制、军用特需药物的研究开发、军队传染病防治、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的医学防护等军事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技术可能。 军事医学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是国防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安全和人民健康的特殊要求。一代又一代的军事医学科学工作者正以自己的奋斗迎接世界的挑战，以他特有的雄姿跻身于世界军事医学之林，守护着人民共和国的和平与未来。中国军事医学工作者们将开拓进取，为我军现代化建设再铸辉煌！ 资料 4 军事医学科学的院士星座 在我军现代化建设的行列中，有一支71人组成的院士方阵。他们不仅学识超人、成果卓著，而且在他们身上，还凝聚了“献身国防、甘为人梯”的崇高精神。他们的名字，已同他们辉煌的成就一起，载入了世界科技发展的史册。这其中，有11位来自军事医学科学院。他们是： ★我国生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蔡翘———28岁就在世界脑神经解剖学界获得大脑“顶盖前核”这一惊人发现，使国际脑科学领域有了一个令中国人为之自豪的“蔡氏区”命名。 ★闻名世界的生理学家朱壬葆———他带领课题组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如期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研制成功了我国的第一代预防放射病的新药方6304。 ★我国昆虫学界的奠基人胡经甫———历经十二个寒暑，编写了《中国昆虫名录》这部巨著。不仅给中国的昆虫学研究奠定了基石，而且也是世界昆虫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我国著名昆虫学家陆宝麟———从事生物学、医学昆虫学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为我国医学昆虫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获得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卫生部颁发的科技进步一等奖。 ★我军惟一的一对院士夫妻周廷冲、黄翠芬———周廷冲作为我国生化药理学家，先后白手起家创建了4个实验室和1个研究所，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在创办所室和教学上，为我军培养了第一批军事防化毒理学专业人才。黄翠芬院士早年从事毒素的基础及应用研究，为我军的国防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84年，她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科学工作者”荣誉称号。 ★力克国际防化医学重大课题，使我国在这一领域领先于世界的生理学家孙曼霁———大半生在实验室里研究用科学对付当今化学武器的杀伤，即化学武器的中毒救治。他使我国梭曼防治机理研究处于世界的前沿。 ★著名实验血液学家吴祖泽———他的科学发现，为人类医治白血病、重症肝炎、急性放射病、再生障碍贫血等难治性疾病开辟了广阔前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研究领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我国放射毒理学、辐射防护学创始人吴德昌———首次阐明核武器落下灰危害的特点，在落下灰危害防护研究方面达到了国际水平。他还参与起草咨询了一系列重要的核安全文件，对我国核工业的发展举足轻重。 ★在世界防化医学、戒毒医学方面成就卓著的著名药理学家秦伯益———他研制成功的盐酸二氢埃托啡，是目前世界上用药剂量最小而镇痛效果最强的高效镇痛一类新药。 ★在白血病治疗研究方面成绩斐然的著名免疫学家沈倍奋———她在国内最早开展加成指数测定法分析单克隆抗体技术的研究，成为惟一一名连续4届当选“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的委员。(医科) 资料 5 军事医学科研成果集锦 军事医学科学院着眼我军现代化建设需要，不断开拓进取，攻克了一座座医学堡垒，创造了我国我军历史上多项纪录： “疟疾”克星 昔日曾阻挠我大军南下的瘴气(疟疾)，今天遇到了“克星”。军事医学科学院抗疟药课题组研制的创新型抗疟药不仅在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申报了发明专利，而且成为我国第一个享有国际知识产权，并占领美国、欧洲西药市场的创新型化学药物。 “火龙衣” 抗寒冷、抗缺氧的难题攻克了。在祖国最北部的边防线上，由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研人员自行研制的能在-30℃可使脚温保持在15℃以上的“产热鞋垫”，能使手温保持在26℃以上的“产热手套”以及温度可达45—55℃，维持40—58小时的“产热袋”，大大提高了官兵的御寒能力，被官兵誉为“火龙衣”。 “高原神药” 在被称作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严重缺氧夺去多少年轻战士的生命，军事医学科技工作者把他们研制的高原反应预防药———复方党参片，送到战士手中。这种看似极平常的白色药片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骄子”：各项指标均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战士们服用后，非战斗减员大为减少，官兵们欢呼它是“高原神药”。 流动医院 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装备研究所科研人员的努力下，我军野战卫生装备研究工作已经初步实现了由功能单一的急救装备向系列化、多功能化的成套救治装备过渡；卫生装备机动能力由过去的人背马驮方式向卫生技术车辆等多种方式转变。使我军的卫生装备技术初步走向系统化和模块化，为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提供了有力的卫勤支持。 抗晕新药 该院毒物药物所研究成功的新型抗晕药物———“飞赛乐”，经临床试验和推广应用证明，该药不仅药效大大优于已问世的各类药物，而且毒副作用很低，能确保机动化作战官兵清醒应战。我国南极考察船在通过赤道赴南极考察中也使用了“飞赛乐”预防晕船。 血型转换剂 该院野战输血研究所科技人员经过近两年的艰苦探索，采用酶解法，实现了B型血向O型血的转变，使我国通用血型改造获得通用型血的研究迈上一个新台阶。这一研究成果不仅预示着在战争等紧急状态下输血可“拿来即用”，也昭示着人类移植动物器官将成为可能。 这五份资料从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建设历史、人才培养、科研成果几个方面展示了这个机构的辉煌历史，当然在宣传中也隐藏了这个军事机构从事生化武器研究的事实。 我们来看这样几段话： A 1951年6月11日，党中央、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迅速成立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命令。这年8月1日，军事医学科学院在上海成立。７年后，这支由钱信忠、涂通今、潘世征、蔡翘、周金黄、柳支英、朱壬葆、陆宝麟、周廷冲、黄翠芬等一大批国内外著名的医学专家、学者组成的“特种部队”，奉命迁至北京，从事中国的“ABC”（原子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医学防护研究的重大任务。 这就话表明了两个含义，一：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成立是迅速的，是在1951年6月11日，而朝鲜战争的爆发是在1950年，1952年1月27日夜朝鲜战场上开始发生所谓的美军投下的生物战物品疫情，以后的故事就如前文所揭示的那样。这一点非常重要，就和P4实验室的建设过程一样。P4实验室的建设规划在SARS爆发之前，这就是说，早在1951年中共就已经为1952年爆发的美军生物战做准备！所以1952年的美军生物战又是中共设计的一场骗局，和2003年的SARS一样。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共的军队也就是枪杆子不仅通过私产抢劫拥有了上海巴斯德研究所这个整体机构作为生物武器研究的硬件基础，而且还在1958年整合了国内大部分顶尖的生物医学人才，组成了“特种部队。” 我们通过下面的表格来看看文中所列出的“特种部队”的主要人员：
为了看得更加清楚，我们将上面的表格进行简化，列出以下统计挖掘： A 参加过共产党早期革命的包括钱信忠、涂通今、潘世征三人，并且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留苏生。均分别在解放军总后勤部任职并担任军事医学学院的院长、副院长。其中一人是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的创建者。 B 名单中至少有两人参与了1952年的美国对中国发动的生物细菌战的调查工作，并起了重要作用。 C 名单中除了留学苏联以外，共有5人具有留学美国的留学经历。其中周廷森、黄翠芬夫妇的回国和钱学森的回国同样引起轩然大波。周廷森、黄翠芬夫妇在美国的留学经历牵扯到一个组织，并在芝加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会” 注意这个表述，也就是说早在1949年建国以前，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在美国建立了蓝金黄的管道，自己的外围组织。“中华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会”建立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促进钱学森、周廷森、黄翠芬这样的美国科学家回国并创造条件提供帮助，可以说是从美国挖掘人才的开始。这个管道建立的基础是中华自然科学社。 1927年9月,中央大学理工科大学生秉持在中国发展与应用科学的理念,在校内结社,组建了中华自然科学社。到20世纪30年代初,社员相继成长为职业科学工作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科学界的科学救国思潮影响下,他们从科学职业身份出发认识到自身的科学救国责任,总结晚清以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认为科学在中国发展缓慢的症结在于科学没有得到广泛社会应用,于是将普及科学视同应用科学的有效途径,从1932年开始,直至1937年,编行科普刊物《科学世界》,致力于科学的大众化,以促进科学在中国的应用,并确立社务活动宗旨为在中国发展与普及科学,推动社团演变为以国内职业科学工作者为主体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抗战爆发后,迁移至大后方的社员于1938年在重庆中央大学重建总社,恢复了社务活动,在当时科学工作者群思以科学贡献于抗战建国事业的社会思潮中,继续开展以《科学世界》为中心的科学普及活动直至抗战结束;同时在1942—1945年,面向英美科学界发行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展开战时中外科学交流,以发展中国科学。 中华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会最后并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为海外高端科技专家蓝金黄的一个重要管道。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中国科协，历任主席包括周培源，江苏宜兴第二届（1980年－1986年）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理论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钱学森 浙江杭州 第三届（1986年－1991年）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空气动力学家、中科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朱光亚湖北武汉，第四届（1991年－1996年）其中，邓楠，2004年10月起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11月任中国科协书记处第一书记。2005年任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 在中国科协的领导中还有一个人的名字出现在我们前面挖掘文章的名单中，这个人就是张玉台：
当然这个人和同时出现的徐匡迪一样十分重要。 D 在这份名单中，1990年（89年六四之后）仍然健在的有7位，分别是钱信忠、涂通今、蔡翘、周金黄、陆宝麟、周廷冲、黄翠芬。 结论：只有这批人才是中共的核心科技力量，只有他们才会真正的怀着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谋划并实施针对美帝国主义的生化战争，因为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都是中国共产党员，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并且牢牢地把控着生化武器的枪杆子——军事医学科学院。 明白了这一点，后面的表述就知道它的具体含义了：学者组成的“特种部队”，奉命迁至北京，从事中国的“ABC”（原子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医学防护研究的重大任务。这只特种部队从事的绝对不是仅仅的医学防护，而是要研制战略进攻美国的三大武器“ABC”，至少有两种武器是由这个特种部队主持的，这就是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毒品）。核武器在钱学森的主持下可以明目张胆地宣传，而BC只能隐藏在各种谎言之中，因为这是反人类的，在国际公约中所不允许的。 我们追溯2019年新冠病毒的起源如果仅仅盯在武汉的P4实验室，就会失去发现真相的机会，就会忽视这个病毒产生的本源。这个病毒的本源在于CCP，也在于美国，因CCP窃取了国家政权而起，也因美国人的善良和一次次纵容豢养了这条毒蛇。可以说，毛泽东于1949年8月18日在新华社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抨击美国的“白皮书”和美国政府扶持支持中国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政策是一份宣战宣言，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代表的人民要和美国进行一场战争，要做长期的战略部署和准备最终决战战胜美国，战斗的手段就是三大武器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所以说，超限战绝对不是一种原创，而是在新的技术条件和世界局势下对中共战争思想的一次总结和生化。超限战的真正发明者就是中共。并且这种战争早在1950年开始就已在朝鲜战场上对美国使用。 我们先记住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机构军事医学科学院和这个名单上的人，而对美国的生物战早已开始。 中共的生物科学、病毒研究生物武器及化学武器的研究的技术理论主要来源于美国的协和医学院和美国培养的留学生、上海巴斯德研究院的设备和科研力量以及伪满政权时期日本人的建设成果。 日本在侵华时期曾经在满洲设立第731部队（防疫给水部本部），研究内容对外宣传主要以研究防治疾病与饮水净化为主，但其实该部队使用活体中国人、苏联人和朝鲜人进行生物武器与化学武器的效果实验。基地建在中国东北哈尔滨。上文列表中的涂通今1942年毕业，任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外科主治医生。他曾经为两个团扑灭了疥疮。解放战争，涂通今任松江军区卫生部部长，接管了哈尔滨伪满军医大学，改编为东北军医大学，兼任校长。接管日本侵华时期731部队研究成果的正是东北军医大学，而对731调查的主要是军事医学院。可以说对美军使用生物战的思想启蒙者是日本的731部队。 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和随后中苏关系的恶化，美国和西方的科学大门逐渐向中共国关闭，所以虽然有过数批派往苏联学习的专家学者，但是研究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无论从技术上还是设备上都是不可能的。这一工作被暂时停滞，而转向很多面子工程的研发上来。在彭瑞骢访谈录中详细地描述了当年留学苏联培养医学人才的一些细节。
下面这段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 但微生物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研究，中国起步较晚。中国学者开始从事微生物学研究在20世纪之初，那时一批到西方留学的中国科学家开始较系统的介绍微生物知识，从事微生物学研究。1910-1921年 微生物间伍连德用近代微生物学知识对鼠疫和霍乱病原的探索和防治，在中国最早建立起卫生防疫机构，培养了第一支预防鼠疫的专业队伍，在当时这项工作居于国际先进地位。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学者开始对医学微生物学有了较多的试验研究，其中汤飞凡等在医学细菌学、病毒学和免疫学等方面的某些领域做出过较高水平的成绩，例如沙眼病原体的分离和确认是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开创性工作。 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高校设立酿造科目和农产品制造系，以酿造为主要课程，创建了一批与应用微生物学有关的研究机构，魏岩寿等在工业微生物方面做出了开拓性工作。戴芳澜和俞大绂等是中国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的奠基人；陈华癸和张宪武等对根瘤菌固氮作用的研究开创了中国农业微生物学；高尚荫创建了中国病毒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和第一个微生物学专业。但总的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微生物学的力量较弱且分散，未形成中国自己的队伍和研究体系，也没有中国自己的现代微生物工业。 微生物新中国成立以后，微生物学在中国有了划时代的发展，一批主要进行微生物学研究的单位建立起来了，一些重点大学创设了微生物学专业，培养了一大批微生物学人才。 根据这份资料，我们将上文所提到的全部学术研究上的科学家的经历进行挖掘：
看完这张表格，不得不为美国和美国人民的善良再次感叹，中共国的微生物学的顶尖研究人才几乎全部来源于美国，并且传染病防控体系也是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创建的。而这些人大部分在中科院体系中，创建了中共国进行病毒研究最初的学术体系基础性机构和培养人才的体系和组织。 当然还有几个重要的人物是要提到的。他们包括： 宫乃泉(1910～1974),男，辽宁营口人。医学教育家，战伤外科专家，中共党员。1928年沈阳第一工业专科学校毕业后，进奉天医学院(今中国医科大学)攻读医科，毕业时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毅然流亡山东，在邹县参加乡村卫生教育实验工作。1936年到福州协和医院任外科医师，1937年参加革命，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军部医务主任、卫生部副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等职。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参加并领导了华东及上海地区各医学院校的调整工作，兼任上海第二医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在三校合并过程中，他多次召开教师会议宣传党的政策，指明办学方向，要求师生员工团结一致搞好建校工作，并采取多种途径吸收社会人才组建教师队伍，为创建上海第二医学院作出贡献。著有《战伤疗法》、《血管战伤》、《腹部战伤》、《人体解剖学图谱》等，发表有关卫生工作经验方面的论文20余篇。 宫乃泉成为我国军事医学科学的创建人和奠基人之一。 叶天星，医学微生物学、免疫学专家。安徽合肥人。1937年毕业于上海东南医学院。1942年赴印度，先后入孟买哈夫金研究院、中央医学研究院进修。1946年赴美国，先后入军事医学院、军医进修研究学院、纽约康奈尔大学进修学院进修，1948年回国。曾任国防医学院、同济大学医学院、东南医学院教授。建国后，任第二军医大学微生物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兼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十年代提出霍乱弧菌血清学分型，证实我国有副霍乱弧菌感染。1957年在亚洲甲型流感大流行前，即发现了易感人群血清中有该病原体变迁株原型抗体。八十年代中期制成抗癌混合淋巴因子，著有《免疫学理论与实践》等。 在上述所有人的经历中，除了表明美国是生物武器研究开发的技术之源这个事实外，还有一个的重要的揭示，就是生化武器研制开发的核心领导包括技术核心一定会指向上海，这是由上海在生物研究方面的人才和地位息息相关的，当然这背后也包涵了强大的人脉关系。所以如果单纯地把上海为核心的沉船计划中的生化武器研究计划归结于江派掌权的结果显然是片面的，共产党绝不会因为它的腐败和内斗而愚蠢，它比很多人更加狡诈和聪明，可以说，选择上海作为核心布局是从学术、技术、人才、资金等各个方面做了考量的，这是一份几乎完美的计划，否则，新冠病毒武器不可能出现。 可以这样说，以军事医学科学院为骨干，上海巴斯德为核心的，以武汉病毒研究所、武汉大学生科院为重点支撑，中科院其他机构作为战略支援的生化武器研究架构早在1951年那场针对美国的假想生化战争中就已经形成了，因为战胜美国就是他们的初心，而巴斯德是实现这个初心的唯一选择和希望。
起源 我们先看看网络上关于“沉船计划”一些披露文章所揭示的沉船计划的起因： “沉船计划”起因 知情人在网络披露，“六四”前，东欧剧变，中共政权极度危机，这是“沉船计划”起因。在六四镇压前，邓小平就做了两手准备，其中B选项就是万一镇压失败，停在西山的几架专机随时准备西飞巴基斯坦，当时机内的黄金、美钞已实载，北海舰队的132舰（第二护卫群）也启动一级警戒，随时起航。 随着镇压的成功，这项逃亡计划也不了了之，但邓当时的举动引起了其他元老的不满，为平息非议，故在1991年的中顾委常务会议上，邓提出了“沉船计划”，并获得了全票通过。会后成立组建了秘密筹备小组，仅对中顾委常务委员会负责。 陈邓薄三大家族负责“沉船计划”启动 1992的中共取消了中顾委机构，但机构转成影子模式，由各大家族推荐入驻（人员原则上以血缘为主，婚姻为辅），沉船计划随之正式启动。最后一次中顾委常务会议确定了该工程核心三要素“钱、人、路”，并推出各要素的负责人（家族）：陈家（陈云）钱，邓（邓小平）家人，薄（薄一波）家路。 陈家钱，顾名思义，是陈云家族负责整个计划的资金筹集和支配。议定等到合适的时机，筹建独立运行资金的机构，也就是后来由陈云长子陈元掌管的国开行。 邓家人，按最初的方舟蓝图：人员配置是1:3:6:10即各家族：世仆：外臣：百工，后三者遴选活动由邓小平家族负责。按照前些年爆出的五百家计算，每家按100口人计算，那么（100人✖️500家）➗（1/20），方舟实载人数约100万，也就是100万人的目标。 薄家路，薄一波家族是安排主持“沉船计划”实施路线的。薄一波后来与江泽民做交易，薄熙来听命江泽民在重庆掀起“唱红打黑”运动，与陈云家族及国开行相互勾结，并被江派选为接班人，图谋入常执掌政法委并随后废黜习近平而取而代之，均与薄家野心因“沉船计划”而膨胀有关。王立军重庆事件发生后，薄熙来落马，令中共高层权力格局突变，高层分裂、博弈态势不断升级，也令中共“沉船计划”的实施出现变数，延续至今。 “钱、人、路”这种分工在开始几年内成果斐然，各大家族二代迅速介入党政中枢、军队控制、财务机构和情报系统中，有着明确的分工。但上世纪九十年代姬胜德间谍案发生后，为避免一家失控导致全局尽毁的风险，他们鼓励每家都参与到上述四个体系中去，故有了儿在高位接班，女隐海外接应，婿在各处发财的现象，并允许培育各自马仔。 我们先不用判断这篇文章所描述的事情的真伪，而是根据文贵先生在2017年开始爆料内容提及的沉船计划和南普陀会议计划，根据挖掘的资料，对于沉船计划的产生根源做一个梳理。当然我们在这里梳理的所有结论都事先定义为一种猜想，是根据网络所挖掘的内容做的一种逻辑上的统计和分析，其原因是我们不可能通过网络挖掘获取中共的绝密文件和情报。 但是令人惊奇地是，这些结论和文贵先生的爆料内容惊人的一致，再次验证了文贵先生爆料的真实性和情报的准确性。 在展开挖掘分析之前，DT挖掘机首先感谢文贵先生，是他的爆料视频提供了挖掘的关键线索，例如，如果文贵先生不爆料出郭德银这个名字，根本挖掘不出武汉P4实验室背后的复杂和领导关系。如果不是文贵先生爆出普陀山会议的核心内容，也不会挖掘出沉船计划的核心布局。可以说，是文贵先生的爆料提供了几乎所有挖掘真相的关键突破点。 好了，我们依据前面的挖掘资料来解读一下上述资料中所定义的沉船计划。DT认为，这篇文章的故事基本是演绎的，但是沉船计划的产生起因却是属实的，沉船计划的确因为六四而产生。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的已经揭示，中共从建国之初已经把美国当作自己的战略对手，并且已经着手准备与美国一战。其原因是其所信仰的共产主义从本质上和美国所代表的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相对立的：CCP就是抢夺私有财产，绑架人民，将整个国家私有化，将私人财产公有化，所谓的共产主义就是一个抢劫私产的过程。所以，一旦立国，就露出它的真实本质，首先通过没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财产完成了对包括美国的协和医学院和法国的巴斯德研究所在内的旧政府和外国资本的抢劫，随后在1956年开始通过公私合营完成了对私有财产的抢劫。1950年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对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继续，基本完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土改；至1953年，除新疆、西藏、青海、川边等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无偿分得约7亿亩土地及生产资料，并每年免除地租3000万吨粮食。这次土地改革从根本上铲除了私人对土地的拥有权，基本消灭了地主，于是从1953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强制实施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从而使全国的土地完全国有化。 1950年开始的朝鲜战争，中共完全是在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利益，因为他们从内心里恐惧和担心美国这个强大的国家在统一南北朝鲜之后对他们这个新建政权的挑战。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强盗最害怕的就是持枪的警察。抢夺了国民政府在大陆资产的这群人最清楚能至于他们死地的是谁，所以他们只能靠欺骗来赢得时间，获得避免被灭亡的实力。 明白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就会明白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为什么出现那么多匪夷所思的事件了，为什么出兵朝鲜打一场非国土上的战争，为什么和共产主义阵营的苏联交好后交恶而又再次交好、为什么出兵越南，以及为什么出现六四事件。这个本质上只共产没有主义的政党比纳粹还会邪恶，它所管理国家的人民不过是它的奴隶，整个国家、土地、资源甚至空气都是他们的私有财产，这一强盗的本质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1976年毛去世之后，这个政党不过是遇到一次真正的危机，这场危机是因为毛的政治斗争和政治挂帅摧毁经济造成的。后期的中美建交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被许多人认为中共国开始走向文明、民主法制有了希望，事实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个组织时刻防备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因为美国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正是这个组织真正的敌人，也是他们最害怕的敌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做它的敌人。所以，无论是中美建交还是邓的改革开放，都是他们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挽救中共执政的一场表演和欺骗。但是，当中国的大门真正打开之后，人民的思想之门也被打开了，这是一种世界文明的发展潮流，浩浩荡荡。所以，从西单民主墙事件开始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中共的一项政治任务正式拉开序幕，这种理论在1980年代初由邓小平等人提出，而作为一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最早起始于1986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并于1987年初正式展开。可以说，没有邓小平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就不会有1989年的六四。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八九六四是中共和美国的又一次对决，只不过这次对决的对方不是美国的军人，而是代表美国等西方国家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学生。所以当六四运动在天安门广场上树立起自由女神雕像时这次运动的结果已经清晰了，中共将再一次掀起人民对美国的仇视，再次编织出美国政府和情报部门支持学生运动颠覆中共政府谎言丑剧。 但是1989年的这场运动让中共感到真正的恐惧，因为在1989年，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思潮已经对整个世界造成了深刻地冲击，苏联解体及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倒台让中共彻底恐惧。这种恐惧并不代表着中共要逃跑，虽然逃跑的准备是要做的，这不是当时邓小平这一代中共领导人的风格，这些从死人堆了爬出来嗜血如命的共产党人的性格和想法是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人所不能理解的。所以上面的沉船计划更多的是一种演绎，顶多是这些中共元老和统帅对于家人的安排，而他们要做的就是拿起屠刀，杀人。所以杨尚昆的一句话是可信的：“杀光学生，大不了上山打游击”。六四之后，美国开始对中共国进行制裁，这是中共面临的又一次危机。随后，1989年底，柏林墙倒塌。这时，中共开始要真正地面对了，因为他们真正地闻到了死亡的气息。 所以1989年起始的沉船计划更多的是一种构想或者构思，就是中共开始闻到了死亡的味道，开始真正地思考如何避免这个组织被美国消灭的命运：如果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最终会被美国的思想和文化绞杀，如果不坚持改革开放，就会因为内部的反抗被六四所激发的民主运动精神所吞没。所以这时候的沉船计划应该是一种少数高层领导之间的讨论或者思考布局，就是如何避免中共灭亡的命运。而这时最重要的工作不是什么逃跑计划，而是对国内民众的强力镇压和稳定。 1990年8月2日至1991年2月28日海外战争爆发，这才是真正的沉船计划的开始。对海湾战争的关注在当时成为中共的一个热点，可以说海湾战争中，美军打的是伊拉克，但是却打醒了中共。这个一贯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土匪和强盗看清了自己对手和敌人的真正实力，也看到了自己的真正差距。所以，从那时起开始真正地研究对付美国的战略原则，这也就是沉船计划的雏形。金一南说：“1991年海湾战争后，美国的作战模式对我们冲击非常大。我们一度大量翻译美军的作战条例、军事报告，无形中开始参照对方的模式和标准来建军。” 换句话说，沉船计划是以国家战略的角度进行谋划的国家国防战略，假想敌和最终针对的敌人就是美国。 沉船计划的制定者 在解析沉船计划的内容之前，我们先分析一下沉船计划的制定者都可能是谁。沉船计划表面上叫沉船计划，实际上应该是一种国家层面的战略谋划和布局，不可能出现一个详细的计划书，最核心的部分一定是高度的国家机密，所以这个计划的制定一定是军方主导，最后以国家战略的形式进行整体实施。就是说，首先确定一个方向，比如在军队，面临一场新的形式的战争，而且以他们现有的技术、装备、战术思想，一战必败，那么怎么办？因为确定这个组织政权安全的真正实力是军队。作为国家政府配合军队如何去做？这是表面上的，背地里，这些高层是明白，最终他们是很难打败美国的（至少在当时是这种判定），所以要有一个逃跑的方案，简单地说，就是保财保命的方案，当然不是保一个人，是保这个组织。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看看89年之后江泽民任军委主席后在的军队上进行的改革和调整部署就明确这个计划的制定时间和制定者是谁了。
下面我们列出1992年江泽民任军委主席后关于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几次重要讲话内容：
熟悉中共领导人选定接班人制度和党代会主席报告起草程序的人一定知道上述江泽民报告中的重要意义。我们从这些报告中基本可以明确点：1、沉船计划的产生过程 2、沉船计划的本质。 1989年六四和1991年的海湾战争使中共内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高层敏锐地感觉到如果要避免中国党国这条大船在这场他们认为美国始作俑者发起的世界变革浪潮中沉没，就必须调整全党的发展战略积极应对，才会有不被颠覆和不沉没的机会，所以沉船计划的本质就是避免沉船的党和国家核心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在不断完善和补充调整的过程中被党内高层通俗化为“沉船计划”。 所以，这个战略的核心思想一定是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集体提出来的，并且选定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作为执行者。之所以选定江泽民为代表的上海帮是经过集体的慎重考虑的，虽然在史料记载中薄一波和汪道涵等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真正的关键作用是1984年六四之初中共的决策者邓小平和陈云就已经预见了这场危机的严重性，必须进行一次大的战略上的调整和应对，而这种调整后的战略关键点就是钱，而在当时能够帮中共搞到钱的核心团队只有上海。所以从这一点上说，江派的上海帮从执政地方上海到执政中共国是历史的一次选择。 通过经济建设积累的财富来进行军队优先的现代化建设，经过长期的准备到具有充分实力的时候与对手决战奠定胜局，这是中共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人一贯的战略思想，这就是邓小平创建的“韬光养晦”思想的核心，经济是为了强军，强军是为了决战。韬光养晦绝对不是为了和美国的永久和平，而是休养生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最后一战战胜你。所以，如果不了解中共历史的真相，以一个正常人的思维去理解他们的表达是绝对幼稚的。就如英国人和香港人相信的这位中共领导人对香港问题的承诺一样“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动摇”那么五十年以后呢？从1997年香港回归算起，五十年就是二十一世纪中叶。 从上面的表格中可以看到中共对于军队的掌控重视到何种程度，另一方面也看到在江泽民执掌军委主席之后，逐步实施和完善了这个战略。而这个战略计划的主要制定者就是军事科学院。也就是在1997年的十五大上，江泽民详细阐述了这个计划的战略部署和目标：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从现在起到2010年，用十几年时间，努力实现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出的各项要求，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第二步，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到2020年），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军费的相应增加，加快我军质量建设的步伐，适当加大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力度，加快我军质量建设的步伐，适当加大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力度，完善武器装备体系，全面提高部队素质，进一步优化体制编制使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有一个较大发展。”“第三步，再经过三十年（2050年）的努力，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可以说这个代表了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集体决策的军事发展战略目的是避免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国家政权被美国所颠覆，这个战略计划被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所完善并作为选定的执行人而执行，并且从选定的那一刻起，核心的权利一定掌握在江家为代表的执行人手中，永远不会被更换。后来的中共的领导人无论是胡锦涛还是习近平，打破这种规矩是很难的，因为真正地权力永远掌握在江家手中。而江家就是潘多拉盒子的控制者。 明白了这种战略布局和继承关系，很多事情就容易理解了，中共可以说是历史上出现的最善于斗争的一个政党，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无处可斗，还要搞个内部斗争。与美国人斗，他们已经成功了三次，这一次更是有充足的把握的。 于是围绕这个军队发展建设的战略目标必然做的事情就是找钱，没有钱什么都不是，一切都是空想。于是，1990年也就是89年六四风波刚过，上海浦东开发区设立。 1993年11月，江泽民主席在西雅图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了首次正式会晤。 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中美关系得到修复。 原因很简单，你想搞到钱，绕开敌人美国是绝对不行的。他们在六四这次与美国的思想战斗中，又一次赢了。 所谓的沉船计划是一个“经济发展奠定基础，技术强军打赢未来战争”的宏观战略决策，在这个大的战略下实施许多小小的计划，并且这些计划在不断地补充、完善和修正中，核心目标是上述的总体三步走的宏观战略目标，就是在2050年左右，具有战略决战的真正军事实力。那么进行这种战略决战的核心武力的研发绝对是一项绝密任务，一定是被隐藏和掩盖的。这个武器，就是生化武器，就是P4实验室。 我们来看下面两段资料： A 1993年4月30日，江泽民同志视察军事科学院时深入学术研究部调研
B 江泽民主席关心军科院建设 建造军事变革思想库 NEWS.SOHU.COM 2004年02月26日21:33 新华网 建造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思想库”━━江泽民主席关心军事科学院建设记事 新华网北京2月26日电(陈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包国俊)翻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有这样闪光的一页：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同志着眼于总结我军作战和建军的历史经验，发展我国军事科学，建设强大的人民军队，亲自批准组建军事科学院。1958年3月15日，在人民解放军序列中诞生了一个由功勋卓著、文武兼备的一批高级将领、治军骨干组成的特殊群体━━军事科学院。叶剑英元帅出任第一任院长兼政治委员。从此，军事科学院作为军委、总部的“思想库”，对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脚步，军事科学院迎来了生机勃勃的又一个春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规划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时，把睿智的目光投向军事科学领域。1978年3月15日，他亲临军事科学院视察，并亲笔题词：“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发展我国的军事科学。”后来，又欣然题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院名。在新的形势下，军事科学院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研究格局。 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高度重视军事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始终把发展军事科研事业摆在军队建设的重要位置。他十分关心军事科学院的建设，多次视察军事科学院，对军事科研工作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军事科研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军事科学院跨入了建设和发展的新时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些成果中，有些回答了国防和军队建设和作战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进入了军事决策层；有些丰富了军事科学的基础理论；有些填补了军事理论的“空白”。这些成果的取得，凝聚着广大科研人员的智慧和心血，也蕴含着江泽民同志对军事科研事业的指导、关怀和挚爱。 着眼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大势，高度重视军事理论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先导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江泽民同志以政治家、战略家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时刻洞察国际风云变幻，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关注着世界军事领域的新变革，提出了一系列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重大决策，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他深刻指出：“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先进的军事理论，历来是军队建设得以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战争的重要制胜因素。”他要求根据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以军事理论的创新引导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1990年4月，春风送暖，杨柳吐绿。江泽民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事科学院党委扩大会全体人员后不久，又亲临军事科学院视察。他在听取院主要领导汇报后，参观了院史展览，并欣然题词：“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无产阶级军事科学，为国防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服务”，鼓励科研人员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面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江泽民同志适时指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提出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推动军事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科学方略。他多次强调军事科学院要加强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努力完成各项研究任务，坚持质量第一，多出好的成果，更好地为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服务。为贯彻江泽民同志关于加强军事科研工作的指示精神，中央军委下发了《全军“九五”军事科学研究工作计划》，要求突出作战理论和军队现代化重大问题研究，力求实现在军事科学研究上有多方面的突破，初步建立具有我军特色的高技术条件下作战和建军的理论体系。 江泽民同志对军事科研工作关怀备至，对军事科学院进一步深化科研改革，更好地发挥军事科研的“中心”和“基地”作用寄予殷切期望。1993年4月30日上午，又一个春意盎然的时节，江泽民同志再次来到军事科学院视察。他兴致勃勃地走到研究人员中间，亲切询问科研人员的课题研究和生活情况。在战略研究部、战役战术研究部的研究室，江泽民同志还围绕一些重要问题与大家进行了讨论，勉励科研人员关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1998年3月中旬，当军事科学院迎来建院40周年的时候，正在参加“两会”的江泽民同志冒着绵绵细雨，第三次来到北京西山脚下看望科研人员。他纵论天下大势，深刻分析国内外的形势变化，阐述国防和军队的发展，对军事科学院的建设提出语重心长的要求。他的亲切关怀和谆谆教导，对于军事科学院牢牢把握军事科研方向，完成科研任务，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江泽民同志和中央军委极其重视加强军事科学研究的组织领导。90年代以来，先后从全军范围选派多名军政素质好、有丰富部队实践经验、擅长于理论研究的高级将领到军事科学院任职。2001年7月，江泽民同志委托军委其他领导转告军事科学院主要领导：“要坚持正确的军事科研方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努力为军委、总部的决策服务，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为军事斗争准备服务。要继续深化军事科研工作的改革创新，使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课题研究协调发展、相互促进，提高科研工作的质量和效益，为繁荣我军军事科研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江泽民同志根据我军建设的实际，适时赋予军事科学院新的研究任务。1999年初，江泽民同志出访欧洲。在文艺复兴发源地意大利，他思绪万千，对许多历史问题产生了新的思考。回国后，他亲自给军事科学院专家出题目，研究“中国古代科技领先、近代科技落后的状况及其原因”。军事科学院立即组织力量进行研究，并很快写出了研究报告。江泽民同志看后给予了充分肯定。江泽民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对军事科学院多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都曾亲自批阅。他请军事科学院的有关专家到中南海，给军委领导介绍军事科研领域的最新情况和发展趋势。在百忙之中，他还亲自为军事科学院主办的全军性学术杂志《军事学术》和《国防》题写了刊名。 军事科学院党委及全体科研人员，牢记江泽民同志的教导和嘱托，努力探索，开拓创新，使军事科研事业得到蓬勃发展。1991年1月，中国军事科学学会诞生。这是第一个研究军事科学的全国性、综合性群众学术团体，荟萃了一批具有深厚学术造诣的高级将领和军事理论专家。江泽民同志专门为中国军事科学学会题词，勉励大家为中国军事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这以后，我军军事科学研究领域日益拓宽，一批军事科学骨干学科的研究工作得以全面展开和逐步深化，信息作战学、军事装备学、军事社会学、军事心理学、军事文化学等新学科迅速成长，填补了中国军事科学的许多空白。2001年2月，江泽民同志签署命令，颁布实施由军事科学院负责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研究条例》，从此我军有了第一部规范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法规。新的军事科学体系的形成，对于规范全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合理配置科研资源，推动军事理论创新，培养新型高素质军事人才，产生了重要影响。由几代军事专家编纂完成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结束了中国没有军事百科全书的历史。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军事通史》，成为中国军事史学界的鸿篇巨制。我军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军事科学研究信息数据库联网，标志着军事科学研究方式和手段的历史性变革。 总揽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强调军事科研要把主要力量投入到研究重大现实问题的“主战场” 每当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重要历史时期和重大历史关头，江泽民同志总是站在时代发展和国际战略全局的高度，为军事科学研究指明方向，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当海湾战争把高技术局部战争作为一种新的战争形态推上人类战争的历史舞台时，江泽民同志敏锐地指出：海湾战争的事实说明，随着高技术在军事领域的运用，武器的打击精确度空前提高，作战的突然性、立体性、机动性、快速性和纵深打击的特点十分突出，拥有高技术优势的一方明显掌握着更多的战场主动权。他深刻地预见到未来我们将面临的是一场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研究找到了时代的“聚焦点”。1993年4月，他在视察军事科学院时指出，军事科学研究要与现代作战紧密结合，要与我军建设的现实紧密结合，要把主要力量投入到研究现实问题的“主战场”。 军事科学院遵照江泽民同志指示，组织精兵强将进行科研攻关，较快地写出一批探讨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特点和规律与战略战役指导的研究报告，提出了高技术战争的新概念，把全军军事科学研究的注意力引向这一重大现实课题。 1993年，军事科学院党委以江泽民同志关于军事科学研究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指导，根据国际战略形势和我军建设的实际，对军事科研方向和重点进行了调整，提出了坚持重要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以现实问题研究为主；坚持总结性研究与创造性超前研究相结合，以创造性超前研究为主；坚持一般性研究与宏观战略性系统研究相结合，以宏观系统研究为主的科研思路。江泽民同志听到有关汇报后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军事科学研究不仅要搞些启蒙式、普及式的知识研究；更要注重高层次、深层次知识的研究，切实提高我军干部的知识水平和全面素质”。强调在军事科研中要注意把握重点，着重研究世界军事发展趋势，探索高技术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研究立足我军现有装备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特别要加强研究高技术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作战方法；研究我军建设和改革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寻求解决新形势下的矛盾和问题的思路、办法。只有这样，军事科研才能更好地为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服务。 按照江泽民同志的要求，军事科学院在科研选题、科研力量的调配使用和科研经费保障等方面，进一步向现实课题的“主战场”倾斜。在科研工作中，注意打破各学科之间的界限，将不同专业方向的专家组合起来，进行集体攻关；打破各科研单位之间研究资料的限制，实行资源共享；派专家学者深入全军部队、院校讲授现代军事理论知识，传播最新科研成果，促使科研成果向战斗力转化。据不完全统计，仅1995年以来，军事科学院先后组织1200多人次深入到部队、院校进行调研考察，为100多个单位讲课，提供咨询服务。 1998年3月，江泽民同志在视察军事科学院时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是抓好两大课题的研究。一是研究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仗怎么打的问题，二是研究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怎么治的问题”，“军事科学院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多出高质量的成果，为军委总部决策当好参谋”。 遵照江泽民同志的指示，军事科学院党委进一步调整科研方向和重点，紧紧围绕打得赢、不变质这两大历史性课题，进行系统筹划和顶层设计，把主要科研力量用于军委、总部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一批高质量的科研成果。 1993年以来，军事科学院完成各种研究任务2300多项，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国家期刊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等国家级奖励26项，获军队科技进步奖、全军军事科研成果奖、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期刊奖等军队级奖励80多项，还有237项成果获军事科学院科研成果奖，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高度重视军事理论的发展创新，要求以军事理论创新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 面对蓬勃兴起的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浪潮，江泽民同志始终把创新和发展军事理论作为军事科研的生命，高度重视，反复强调。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向全军将士发出了创新和发展军事理论的伟大号召。他多次勉励科研人员：紧密结合世界军事发展和我军建设实践，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把我们的军事理论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他反复叮嘱军事科学院的领导，要热情鼓励学术争鸣。学术争鸣要与人为善，以理服人；要以科学的态度和创新的精神，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认识新事物，揭示新规律，丰富和发展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的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江泽民同志联系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实际，对军事领域的创新作了生动而又精辟的阐释：军事领域是对抗和竞争最为激烈，因而也必然是创造多于模仿、创新最为迅速的领域；创新也是军队进步的灵魂，一支没有创新能力的军队，难以立于不败之地。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江泽民同志敏锐地意识到这场战争所带有的新特点正预示着战争史上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他全程参加了由军事科学院具体承办的海湾战争研讨会，认真听取专家们的发言，不时地作记录，提出问题，与专家们共同研究探讨世界军事的发展趋势，研究探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作战指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军事科学院的许多科研人员还记得，1998年3月，江泽民同志在接见军科师以上领导干部时明确指出：“在学习和研究中，要着重注意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根据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特点，研究现代条件下如何发挥人民战争威力的问题，创造性地发挥我们的传统优势；二是根据我军武器装备的实际，立足现有武器装备，着眼可能发展，从军事理论、作战思想、指挥艺术和作战样式、手段等方面综合寻求克敌制胜之道。归结起来就是要围绕如何扬长避短进行学习和研究，有针对性地解决在未来作战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这些讲话不仅为军事理论的创新指明了方向，提出了军事理论研究的主攻目标，而且揭示了军事理论创新发展的基本途径。 江泽民同志的希望和重托，激励着军事科学院的专家学者在军事科研的寂静战场上探索创新。他们紧紧围绕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潜心攻关，有力地推动了我军军事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研究不断深化，相继推出了“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在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的运用”、“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新论”、“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军队建设的理论贡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新世纪军队建设”、“世界新军事革命研究”等一批重要研究成果。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也取得新的突破，一批科研成果受到军委总部的肯定和部队好评。基础理论研究稳步前进，初步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学科体系框架。军事法规研究继续拓展，编修了一批重要的条令、条例等军事法规。军事历史研究、外国军事研究和军事学综合研究不断深入，相继完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抗美援朝战争史》、《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及其增补卷等一批有份量的重大成果。 江泽民同志极其重视现代科学技术对军事科学研究的影响。他多次指出：进行重大决策，光有定性分析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科学的定量分析。军事科学院军事运筹和指挥自动化研究不断发展，科研人员采取作战模拟、数学模型、交互式分布系统、信息处理及互联网络系统等现代化的研究手段，开展不同层次、不同专题的模拟训练、模拟对抗等技术攻关，基本实现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结合。科研信息资料主干网、光缆信息网已成为重要的科研手段。先后建成了多个军事文献、外军情况和军战史等综合数据库，军事科研的手段和方法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 风劲帆满海天阔，俯指波涛更从容。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在江泽民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我军军事科研事业创造了辉煌的成绩，也必将迎来硕果累累的明天。（完）（来源：新华网） 这两段资料都是从互联网上挖掘出来的，都是公开资料，在第一段图片资料中，我们明确地知道国家军委主席江泽民在1993年的4月30日视察军事医学科学院，几乎同时1993年4月，江泽民在视察军事科学院时指出，军事科学研究要与现代作战紧密结合，要与我军建设的现实紧密结合，要把主要力量投入到研究现实问题的“主战场”。也就是说，江泽民在进行战略和战术上的布局。完成战略布局的是军事科学院，完成战术布局的是军事医学科学院。从第二段资料的这段表述中我们知道江泽民对海湾战争的战略意义上的关注程度“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江泽民同志敏锐地意识到这场战争所带有的新特点正预示着战争史上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他全程参加了由军事科学院具体承办的海湾战争研讨会，认真听取专家们的发言，不时地作记录，提出问题，与专家们共同研究探讨世界军事的发展趋势，研究探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作战指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为一名军队的最高统帅这么高级别的重视海湾战争，只能说明一点，美国的军事实力是他们最关注的，因为那是他们真正的敌人。 所以，在1993年1月13日 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就值得深思了。 “建国以来，我军一直实现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应该体现以下这样一些主要精神。””第一必须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为根本指导。 邓小平同志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绝不当头、有所作为的重要方针 这是几十年来我军所以能够在保卫国家安全和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第二，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发展战略”“第三 必须把未来军事斗争的准备基点，放在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第四，必须实施灵活正确的战略指导”。这个讲话，也就是在1993年已经把军队的战略发展从积极的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变成积极长期准备后的战略进攻和决战的军事战略方针。江泽民在1999年和以后的讲话中已经明确地向全党全军宣布了这一点，当然会以中共一贯的语言方式，这就是“伟大、光明、正确”的语言方式，简称“伟光正”。明确要把一些“杀手锏”武器装备武器搞上去，推进科技强军，切实做好两手准备”。至此，沉船计划已经基本完善并开始实际启动。 1999年11月24日，江泽民在中央军委“三讲”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了“依法治军”的思想和军队现代化的总原则。他说：“依法治军，就是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把党关于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建设的主张，把我军治军的成功经验，用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使军队建设规范化、制度化，促进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总的原则是总体谋求适度发展，局部争取大幅提升。” 2000年10月11日，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必须花大力气把一些“杀手锏”武器装备搞上去，推进科技强军，切实做好两手准备。”“12月11日，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随着高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一场新军事变革蓬勃兴起，世界主要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技术形态出现了又一轮时代差。历史上西方列强以洋枪洋炮对亚非拉国家的大刀长矛的军事技术优势，正在转变为发达国家以信息化军事对发展中国家的机械化半机械化军事的新的军事技术优势，世界军事力量对比出现新的严重失衡”他具体地提出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任务：“第一，要努力完成我军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任务。”“第二，要着力构建使用高技术战争要求的现代作战体系”“第三，要坚持用改革创新的精神搞好我军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全面建设” 2002年11月，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重申国防和军队建设问题，他指出：“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在经济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12月27日，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了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加速推进军事斗争准备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他指出“信息化是新军事变革的核心。人类社会的战争形态正由机械化战争转变为信息化战争。整个工业时代军队的武器装备、主子体制、军事理论、军事训练以及后勤保障方式等，都将在按照信息化的要求进行彻底改造。工业时代的机械化军队正在转变为信息化军队。”“要正确处理机械化和信息化的关系，以机械化为基础，以信息化为主导，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以机械化促进信息化，推动军队信息化加速发展”。 在1999年“依法治军”的表述中已经明确表述了依法治军不是走上依法治军治国之路，而是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控制写进宪法和相关法律给予法律上的保障，这是赤裸裸的谎言欺骗和强奸行为，不仅再次以法律的名义强奸了人民的意志和人民对宪法和法律尊严的信赖，而且再一次欺骗了美国和国际社会。 2000年的表述已经明确了在战术上已经确定了杀手锏武器的研究方向，并且明确军队信息化建设对于国家战略的重要作用，在2002年更加明确了信息化是军事变革的核心。这种信息化为核心的军事战略就是“在经济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简单的说是对美国的又一次欺骗。因为发展信息化的核心技术和人才都在美国人手里，怎么获取，只有通过一种渠道，就是以经济发展为掩盖，通过蓝金黄的手段去盗取，去骗取。这一次欺骗，他们又成功了。 1999年出版的《超限战》可以说是对江泽民和中共第二代领导者建立的“沉船计划”军事战略的一次经典总结，同时也证明了在1999年，这种战略思想不仅已经形成，而且正在推进和布局，而中共军方所要掌握的大杀器——生化武器潘多拉盒子也在部署和实施中。江泽民的这种信息化核心转型的战略思想和布局，带来中美军事对决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将正常的社会交往和经济活动也变成一种战争的手段来使用，战争的方式彻底改变了。两年后的911证实了这一点，然而，911并没有让美国人清醒，明白自己的真正敌人是谁，当中共国的军官、粉红们为美国遭受的911恐怖袭击而欢呼雀跃的时候，幼稚美国人还在相信李提摩太的思想，相信经济的发展必然为中共国带来民主和法制，必然为世界带来和平。但是，这不应该责怪美国人，因为这个魔鬼一直带着伪善的面具，一贯“伟光正”。 乔良少将和王湘穗教授，他们都出生于军人家庭。乔良曾任空军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空军指挥学院战略教研室教授，如今是国防大学教授、空军少将;王湘穗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二人曾以空军大校身份参加1996年台海导弹演习。1999年，乔良和王湘穗在合著的《超限战》中提出，由于现代技术的介入与全球化的影响，战争一起，无论军人还是平民，都会受到战争的威胁，非军事战争行动更让战争超越了原有的界限和限度，将触角延伸到社会每一个角落。超限战是“一种可以超越实力局限和制约的战争方式，对处于强势和弱势的国家具有同样的价值和意义”。 两年后，“9•11”事件发生，不少人回想起《超限战》的种种论述，不禁惊叹：“‘9•11’事件原来就是最典型的超限战!” 该书随即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引起震动，并被意大利陆军总监米尼上将称为当代军事名着。近年来，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被美军写入最新作战条令。 对于外界赋予自己的“鹰派”称号，乔良表现得十分理性：“军人如果只会说示弱的话，这个国家就没希望了；但如果军人处处逞强，同样也会损害国家利益……各国军队中都有人喜欢发表肾上腺素分泌旺盛的话。这些话有时能起到话语威慑的作用，有的能成为国民心理的强心剂。但我要说的，只是些理性的、现实的、充分顾及国家战略利益的话。这些话可能两头都不讨好，但只要有必要，我就会说。” 王湘穗却表达得直言不讳：“每个军人都是‘鹰’，如果军人不是‘鹰’，那就是‘和平鸽’。 可以说，在中共绝对领导的军队里从来没有什么鸽派和鹰派，只有鹰派，因为这只党领导军队的敌人只有两个，一个就是他们所奴役下的十四亿人民，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一直惧怕的美国。这些鹰派的区别在于，发动战争的时间，是立即动手还是坚持邓小平制定的战略方针，在二十一世纪中叶进行战略决战。 战术和武器是为实现战略服务的，既然1999年的战略思想已经成型，那么战术和武器的研发就应该已经开始。所以P4实验室的这构想和规划始于2000年以前，真正的战术布局和计划完成者是军事医学科学院，只有这帮参与过朝鲜战争的军人，才能把军事医学科学院的ABC战略防护的思想和技术变成整体战略中战略进攻的武器和技术，只有他们才会怀着对美国的彻骨仇恨，制定出这样一个被人类社会所不齿必将走上历史审判台的生物基因武器研制计划。当然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因为这个秘密如果泄露，就会让共产党遭受真正沉船的命运。这就是潘多拉的盒子，也就是江泽民所说的“两手准备”的真正涵义。
我们通过上面这张图表来展示对沉船计划的详细内容解读。通过上面的挖掘，我们已经了解沉船计划是一项中共国避免覆灭命运的国家国防和军事战略，核心目的就是“保财、续命”，也就是如何能够保证他们盗取的国家这个巨大的财产的安全，并且世世代代拥有这份财产，这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打江山、坐江山”。根据文贵先生的爆料，可以把沉船计划归纳为两个基本的计划：一个是保证其财产安全的盗国计划，盗国计划就是系统地逐步地把盗取的国家全部资产转为更为安全的个人资产，为其个人（继承人、家族、私生子）所持有。当然这些资产最安全的存放地点绝对不是在国内，而是在海外。只所以这样判定是因为在沉船计划的基本战略中，针对美国这个敌人的原则是一贯的，是中共的本质所决定的，他们在1991年之后在战争准备的时间预设为50年到60年，也就是在中共建国后一百年左右，来实现他们的共产主义梦想，这是理智和具有高度的一种战略布局，并且这种布局思想早在朝鲜战争之后就已经由刘伯承所代表的军事学家提出来了。从最终设计这个战略布局者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角度思考，共产党的财产保留在哪里最可靠，当然是海外，因为只有海外，才能保证资产的安全，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当时（1991年）和美国发生决战，由于武器装备的差距和科技的差距，国内到处可以变成战场，无处可逃。在制定战略防御的建国初期，根据朝鲜战争的形势判断，战略的后方被定在西部地区，称为二线。但是在1991年海外战争之后，共产党已经基本明白，大陆是不安全的，他们不可能再次上山打游击，在国内他们无处可逃。所以，沉船计划的一个核心就是庞大的盗国计划，当然这个计划的开始之初是抢钱计划，因为只有有了钱，他们才能发展他们的核心武器，并且这种庞大的盗国计划和向海外转移资产需要一个管道，需要一种货币，需要的管道早已准备好，就是香港，需要的货币不是黄金，而是美元。 另一个就是继承人计划，就是保证有继承人包括大量的私生子女来集成这些庞大的资产。 所以说对资产和继承人安全防护才是这个军事战略的核心，也是各种大杀器的研发的最终目的。文贵先生爆出的蓝金黄和3F计划应该是真实存在的，这两个计划更像是一种战术计划，具有详细的目标、方法和实施手段，具有可操作性，目的是实现整体的战略目标。 3F是针对美国的具体实施目标或者行动的步骤，而蓝金黄是实施的手段。在江泽民的表述中，一直强调打赢一场局域化的战争，这个局域战争应该是指台海或者南海，也基本说明了如果中美之间发生军事上的对决，一定是在台海或者南海。在1996年乔良和王湘穗参与的台海导弹演习中，中共已经确定或者明白了自己的军事实力，所以在1999年才出现超限战的军事战略思想，这种思想的基础在于以当时的实力包括导弹是解决不了台湾问题的，必须通过5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战略准备才能进行战略决战。这次演习，与其说是一次针对台湾的恐吓，不如说是一次军事实力的测试，依此让全党全军明确江泽民军事战略的重要性。所以，随着超限战思想的产生，蓝金黄成为对付台湾、香港、其他国家、美国最重要的一种手段，而真正的热核武器、太空站、洲际导弹则转变为战略上恐吓和讹诈的工具。 为了对付美国，中共必然要研发一种新型的武器，制定一个绝密的计划，这就是生化武器。这个武器的目的也不是真正地杀死美国人，而是在关键地时候能够搞乱美国，最终通过一种崭新的战争方式战胜美国。杀死对方或者使用核武器将美国变成原始社会绝不是他们的战争的目的，因为他们的资产、继承人将会大部分转移到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美国那样能够保证私有财产的安全。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毛与邓的不同，毛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领袖，一生没有出过国，而邓、江则不同，他们是见过世界本来面目的，明白这个新世界对于他们的后代的意义。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制成下面这张图表,更加详细地说明沉船计划的内容。关键沉船计划的详细挖掘资料，请参阅DT的《沉船计划系列》
沉船计划的执行 在中共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庞大的国家战略计划的实施，核心都是组织领导的问题，建立这个组织领导团队首要原则是信任，就是前面文章中所分析的，必须依靠裙带关系，或者通过生殖器建立这种可靠的关系，这就是这个组织黑帮本质所决定的特点，当然，领导这个团队的人也是需要有能力的。 既然江泽民等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已经确定了这个三步走的国防发展战略，并且确定通过经济发展来推进强军政治，那么他们的着力点一定放在政府所领导的科研院所上，依靠军队的力量和体制来做事就是明目张胆地强军政治了，另一点，当时中共国的国力也不允许。只能采用“韬光养晦”实际上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欺骗手法通过经济发展的正常所需要的科学研究来获取技术、人才，而真正的目的是研发战略武器，当然也是为了抢钱。 基于此，在1997年前后，江提出了“军队信息化建设”的战略转型目标后，围绕这这个战略的整个国家的科研及人才布局早已开始，科研人才布局的关键就是中国科学院。 既然这样，我们就挖挖1997年左右时任中科院院长的路甬祥。 路甬祥：为国家和民族的崛起强筋壮骨 作者：王耀成 路甬祥，1942年4月出生，浙江宁波慈溪人。
采访路甬祥院长很难，与他丰富的人生恰成对照的是他十分的务实低调。2005年国庆之后，一个风狂雨骤的台风天，笔者在江南一个普通人家的 客厅里倾听着路甬祥的人生故事，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几千里外的北京城正在发生着什么。 但是很快我们就知道了，那几天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在召开，作为出席全会的191位中央委员中的一个，路甬祥参与了共和国的一个重要决策，身为科学院院长，他经历了一个决定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向的重要时刻。在其后路甬祥传达贯彻五中全会精神的多次讲话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他的兴奋之情： “十六届五中全会在我党我国发展史上，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全会将自主创新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在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今后五年，我们一定要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宽广的世界眼光，‘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并明确提出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技工作新方针。可以肯定，十六届五中全会将开创中华民族自主创新的发展阶段！” 是啊，把“自主创新”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用温家宝总理的话说，自主创新是“一个国家崛起的筋骨”。能够为使中华民族的脊梁挺得更直、更硬而强筋壮骨，不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科学家梦寐以求的吗？事实上，开拓创新一直是路甬祥就任科学院院长后的“主旋律”。早在上任之初，路甬祥就提出了“知识创新工程计划”，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和国务院的热情支持，并付诸实施。也许，正是这些来自科学界的声音，成为使“自主创新”化为国家意志的推手。 人民共和国诞生的那年路甬祥7岁，可以说他完全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杰出科学家。从响应党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立志献身祖国的科学事业，到迎来“科学的春天”、在联邦德国崭露头角，再到亲历把“自主创新”提升为国家战略、迎接自主创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创新型国家，路甬祥的人生经历不正是一部新中国科技史的缩影吗？ 少年立志 奋发求学 1942年4月28日，路甬祥出生在宁波慈溪一个西医家庭。 宁波是五口通商后西方传教士最早带来现代医学和教育的地区，中国最早的西医医院就出现在宁波。路甬祥的父亲路念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成西医的。他于1932年在慈溪县城创办了一家医院，自任院长和全科医生，路甬祥的母亲李芳则是医院的助产士。路念慈医术高明，且对“贫病者免收诊金、酌收药费”。《镇海县志》称其为“解放前名西医”之一；慈溪县方志则载：路念慈精于内外科，常为解除病人疾苦不辞辛劳，连自己生病时，仍全身心投入传染病的防治，深得当地人民的敬仰。 路甬祥自幼勤奋好学，且生活在这样一个医生兼医院的家庭环境中，自然耳濡目染，较早地接受了现代医学的熏陶，可以说从小就埋下了科学的种子。然而，种子的发芽是需要阳光、土壤和适宜的气候的。幸运的是，人民共和国的童年时代，便是洒满了明媚阳光，荡漾着宜人春风的日子。 路甬祥后来回忆道： 共和国成立时我刚满7周岁，上小学三年级。当时的“五爱”教育，党号召向科学技术进军，以及医生家庭崇尚知识、笃信技术等均对我少年时代的志趣和理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56年我因成绩优异被保送直升宁波二中高中部。当年暑假，因无升学考试之虑，我读了许多科学家、名人的传记和文学作品，居里夫人、齐奥可夫斯基、爱因斯坦、冯·卡门、孙中山、鲁迅、毛泽东都是我敬仰的人物，苏步青、钱学森的事迹也使我感奋不已，立志要发愤努力，将来在科学技术上有所作为，对祖国有所贡献。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14岁的少年，心头鼓荡着理想的风帆，积极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踏上了追求真理、攀登科学高峰之路。于是我们看到，路甬祥在用过的每一本数理化参考书的扉页上都写着：“知识就是力量”、“为攀登科学高峰而努力”、“学习、学习、再学习”之类的警句，激励自己努力奋进。 路甬祥知道，光有远大理想是不够的，还必须脚踏实地地学习。从那个暑假开始，他遵照数学前辈苏步青在一篇文章中说的学数学应解万道题的要求，收集了无数代数、几何、物理习题，在课余时间里大量解题。苏先生文中所说“勤解万道题”中的“万”字或许是个虚数，但路甬祥在解题的时候，却宁愿把它理解成实数。坚持不懈的努力，使路甬祥加深了对各门知识的理解，开拓了思路，熟练了技巧，掌握了学习的主动权。更可贵的是，路甬祥从来不满足于书本知识。他常跟妹妹景如说：“一个人只会读死书是不够的，应多学点课外知识。”他从不满足于按部就班的课堂学习，初中时就开始自学高中课程，高中时则开始自学大学基础课。同时，路甬祥还是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课余时间他特别喜欢踢足球和航模活动，每天放学后总要去踢球，晚自修后总要做一个多小时的滑翔机模型，他的蚊帐顶上总放满了滑翔机的材料和半成品。他还多次得过省、市各项航模比赛奖。这些课外活动赋予了他敏捷的思维、健壮的体魄、充沛的精力、灵巧的双手，更培养了他精益求精的精神和勇于拼搏的毅力，为他以后的学习、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路甬祥在宁波二中刻苦学习了3年，1959年秋天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浙江大学机械系。 如果说，1956年那个夏天是他立志献身科学的开始，那么考上浙大则是他正式踏上探索科技奥秘之路的第一个里程碑。 浙江大学浓郁的学习气氛，严谨求实的校风，图书馆丰富的藏书都使年轻的路甬祥激动不已，日夜沉浸在书山学海之中，陶醉于踏进科学圣殿的喜悦里。5年的学习，他不仅修完了规定课程，还自学了其他系的课程，如“自动控制理论”、“弹性力学”、“边界层理论” 和自然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等；他还阅读了许多参考文献和期刊，并做了大量的札记与卡片，逐步养成了科学的工作方法。 俗话说，入深海者得蛟龙，如果只在海边徜徉，那么得到的只有贝壳。路甬祥懂得，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仅靠学习前人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独立的创造能力。浙江大学放手让学生独立工作的良好教学传统，培养了路甬祥出色的独立创造精神和能力。 这从路甬祥的毕业设计就表现出来了。他的毕业设计是在上海人民电机厂做的“7米扬程浅水泵设计”。在半年时间里，路甬祥在上海图书馆、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查阅了大量英、日文资料，不但成功设计制作出了效果很好的水泵，还拿出了7个技术文件，论文得到厂方好评，也被学校评定为优秀论文收存。 1964年，路甬祥以优异的成绩从浙江大学毕业，被留在浙大任教。从日后路甬祥在科研方面的发展来看，留在浙大当然很理想。留校工作后，路甬祥结婚了，妻子是中学时期同一个航模队的刁琳琳。那一段岁月，无论从个人还是国家来讲，都还算是安宁温馨的。三年困难时期总算过去，国民经济正在恢复，人民的温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从路甬祥个人来讲，燕尔新婚，甜蜜的生活刚刚开始。 然而，一场特大风暴正在酝酿中。杭州的老和山下宁静不再，美丽的浙大校园已经分明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逆风起飞： “四清”与“文革”岁月 在“文革”悲剧开演之前，有一个序幕叫“四清”运动。根据当时的规定，凡1964年的大学毕业生，都必须到农村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就演变成了“四清”。路甬祥自然不能例外。 作为浙江省社教工作团三分团的一个工作队员，路甬祥在浙江省诸暨县搞了一年“四清”。 路甬祥生长在城市，自幼过着较为优裕的生活，现在他和农民老伯一起住在低矮简陋的房子里，同吃同劳动，亲身体验了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他看到，农忙时节，农民的饭桌上有碗霉干菜烧肉就是头等美味了，而那一块肥肉要放在干菜上蒸好几次，他和老伯只吃带点肉油的干菜，从来舍不得吃那块肉，直到化到干菜里看不见为止。他偶尔回家，会告诉妹妹路景如：中国的农民仍很苦，我们国家还很穷，只有好好学习，掌握本领才能为建设祖国出力，才能改变这种贫穷面貌。这样一种印象，一直深深地铭刻在他的脑海里，哪怕是后来出了国，做了科学院院长，做了人大副委员长，那一幕情景总也忘不了。 对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让他们放下手中的专业，赶鸭子般地赶到乡下去，那是“种了他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纯粹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但路甬祥却自有他应对的办法，他决不让时光白白空耗。每天下地回来，工作之余，就是他学习外语的时间。他在大学里学的是俄语，但他不满足，另外自学了英语、德语。农家的条件艰苦，灯是昏暗的油灯，夏天蚊子成群，一巴掌能拍好几个。夜晚，为了不影响和他住在一起的农民老伯休息，他把油灯放到蚊帐里学。“四清”结束回来，家人发现他鼻梁上多了一副眼镜，这便是他孜孜不倦学外语的副产品。试想，在那样一个时代，那样一种环境下，还学什么英语、德语，那需要多大胆量？需要怎样超绝的眼光？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人们只看到日后他的外语基础全派上了大用场。 “四清”结束，正当路甬祥意气风发回到学校，决心在他的教学岗位和心爱的科研领域大干一场的时候，“文革”风暴一夜之间席卷全国，浙江成了“重灾区”。浙大自然也不能幸免，校园内山头林立，派仗打个不停，路甬祥对此十分厌倦。路甬祥的卓异之处在于：当所谓的革命风暴铺天盖地而来，文化被践踏于地，科技工作者被贬斥为“臭老九”的时候，他没有随波逐流，而是仍然坚信“建设国家终究要依靠科学技术”，既坚持了专业研究，用科学和技术满足国家的需要，也充实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因此，当多数人忙于“闹革命”时，路甬祥却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顶着戴“白专”和“反对文化大革命” 的帽子的风险躲进了实验室搞科研、写论文。他关起门来看书、画图，到图书馆查资料。他从“四清”开始自学的德、英两门外语，现在派上了用场，使他能通读外文资料。他还常到郊外的附属工厂去实践，向工人师傅学会并精通了车、钳、刨、电镀等技术。当校办工厂和实验室被全部停工后，路甬祥和同伴们从设计、备料、冷加工、热处理、准备试验台，到实验测试全部自己动手，有了困难便向书本、专家和技术工人请教。就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们用自己的努力成果满足了国家的急需。 至今，令路甬祥颇为自豪的是他们参与开发的“45MP/2.5cc恒功率超高压油泵”、“动力滑轮”等研究项目，都对当时的生产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时中、日两国间有一个海上公共渔区，两国的捕捞条件是对等的。在这种情况下，理所当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捕捞技术。当时管理部门提出要采取新的捕捞方式，用灯光围网，也就是把灯放到水下吸引鱼群。日本方面比我们先进，他们拥有的先进渔具我们都没有。后来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这个事情，具体到灯光围网的动力滑轮和拖网机的研发问题。于是路甬祥和他的同事们便承担起了这个工作。经过试验、改进，再试验、再改进，不到2年时间便取得了成功。后来，我国的渔船用这项技术到外海去进行捕捞作业，效果很好。路甬祥在后来的科研工作中，诸如地下核试验用全自动电液钻井机等，也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 当风暴终于过去，天空重现彩虹，人们在丽日晴空下痛定思痛，感叹白白丢失了10年大好时光时，路甬祥却捧出了十几篇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和科技报告，这就为他赢得了对他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机遇，为他赢得了命运中第一次转折的契机，实现了人生第一次跨越。 留学德国 1978年，科学的春天重回祖国大地，联邦德国洪堡基金会与中国科学院达成协议，恢复从中国青年学者中挑选访问学者颁授研究奖学金。由于十年动乱中路甬祥一直坚持科研工作，并写出了十几篇论文和研究报告，经学校遴选，被推荐为候选人。路甬祥把自己的论文摘译成英文，寄送给亚琛工业大学液压气动研究所巴克教授，并希望以“电液比例控制或容积控制”作为进修方向。5个月后，机会终于“垂青有准备的头脑”，路甬祥被德方遴选委员会选中了。 这一年，路甬祥37岁，有了两个孩子。为了最后突击外语，他扔下家住进了学校的招待所，妻子挑起了全部家务，65岁的母亲李芳从宁波赶到杭州帮他们照看孩子。 1979年2月7日，路甬祥从上海启程，经东京抵达法兰克福。 到德国后，路甬祥先赴弗赖堡哥德语言学院学习4个月德语，后正式转入亚琛工业大学液压气动研究所，师从巴克教授。 临出国前，中科院的一位领导曾对他们说：“你们像一批种子，是国家挑选出来去国外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回来后要在祖国的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因此，从踏上欧洲大地的那一刻起，路甬祥就感觉到自己肩负的使命；同时，也处处看到了自己的祖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从而更感到时代赋予的责任。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看到人家国家的生活水平，更感到我们‘四化’建设的迫切。建国30年了，虽然人民得到了温饱，但仍贫穷，与人家相差几十年，如不努力赶上，差距会更大。我要抓紧时间学习，要以最快的速度向当前国际技术前沿冲击，把‘四化’建设最需要的先进技术学回来。” 为此，他写了一首诗以激励自己： 年逾三十学专长，远涉重洋赴异乡， 莫道在德一孤雁，背后自有十亿人， 慈母嘱托记心间，万里征途不怕难。 初到亚琛工业大学液压气动研究所，所长巴克教授建议路甬祥先花3个月时间熟悉全所工作，然后再为他选定研究课题。当时预定的进修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路甬祥十分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因此才过去一个星期他便感到焦虑难熬，这心情从他的一封信中能看出来：“我不能再等，我国科技发展的速度已被‘文革’动乱拖延了10年，我不是去‘镀金’的，而是去‘取经’的，我不能背一个电视机回国来，我要学点真本领回来发挥作用。”于是他一方面主动向导师提出早点确定科研课题，另一方面尽可能多学一些，在巴克教授交给他的研究项目外，又主动选择了一个“既是学科前沿，又能在回国后付诸工业应用的课题”——液比例控制技术，深入开展研究。 在德国亚琛的日子，路甬祥迸发了强烈的工作热情：德国人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路甬祥每天工作15小时、每周工作6天半。也许那个“龟兔赛跑”的古老寓言时刻在刺激着他，德国人周末外出度假，路甬祥仍埋头实验室，多少次在实验室度过不眠之夜。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这样描述他的工作:“星期天，德国的‘兔子’都去旅游了，只有我这个中国‘龟’还在不停地爬着。”甚至由于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患上大腿静脉曲张，被摘除一根血管后没几天，他又投入了紧张的实验。天长日久，连亚琛大学的假日巡警也给予了这位每逢休息天必来加班的中国人特别的关照。 天道酬勤，1981年5月1日，路甬祥终于以《含流量反馈先导比例插装流量阀研究》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被授予工程科学博士学位，而这通常需要4至5年才能拿到。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联邦德国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第一个工程科学博士学位。 不仅如此，路甬祥的辛勤工作结出了极为丰硕的成果：他创造性地对流体传动与控制领域的两个最基本参数——压力和流量的控制，提出了变革流量检测力反馈和系统压力直接检测加级间动态反馈理论，根本改变了已沿用100多年的弗来明—琴肯流量控制方式以及半个世纪以来传统的维克斯先导型压力控制方式，有力地推动了液压工业的进步，被业界认为是1980年代以来最具创造性的成果。所长巴克教授高度评价了它的优异特性和经济实用意义。路甬祥的许多科研成果被日本与西欧的大学及工程界收入了技术手册与研究教材。 他的研究成果陆续在德、美、欧专利局登记了多项专利，经专家多次论证复核，这些新技术终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为发明人载入了专利局的技术史册，再一次引起了德国液压界的轰动。要知道，即使是德国液压界公认的权威机构——巴克教授的亚琛工业大学液压气动研究所，原先5年内也只申请了2项专利，而因为路甬祥的工作他们又得到了4项！当时的盛况，用他写给母亲的信说：“整个研究所都为之欢欣鼓舞，骄傲的德国人为之折服，有的称我 Dr.Lu(路博士)，有的称我 Prof.Lu(路教授)。一位台湾人也说我为中国人、亚洲人争了光。”年近70的老母亲李芳读了信，不禁流下了欣慰的泪水。 一时间，鲜花和祝贺纷纷投向路甬祥，在两年的研究生活临近结束时，导师巴克教授热情地挽留他，德国几家大公司竞相高薪聘请他，但路甬祥决计学成回国。在德方为他举行的挽留会上，他动情地说： 我知道，二次大战后德国80%的建筑物被摧毁，可是，在战后的艰难岁月里，你们之中每个人都参加了国家的复兴。虽然一天的劳累只得到几个土豆充饥，但你们并没有跑到国外去寻找舒适的生活，这是为什么？今天，我的祖国正处在中兴时期，也需要我回去参加四化建设，德国民族的爱国思想也深深激励我要快些回国去…… 情系浙大 的确，祖国已经在热情地期待着他了。1981年9月，当他带着价值1.5万马克的大批图书、资料，以及科研和教学急需的配套仪器设备载誉归来时，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立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专门接见了他。 回国后，路甬祥在浙江大学创建了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流体传动控制研究所，暨我国第一批博士后流动站之一、国家教委首批开放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在他的主持和直接参与下，完成了几十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在高速断路器执行机械、液压比例元件开发、电机械转换器件、传感与反馈、辨识与故障诊断、CAD/CAT等许多技术领域里做了开拓性的努力，研发出多种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电液比例控制技术产品，替代了进口，促使我国国产机械电液控制技术上了一个新台阶。 1985年，浙江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刘丹找路甬祥谈话，说学校现在亟须能把科研和教学结合起来的人才，希望他出任浙大副校长，负责一些具体的教学管理工作。当时，满脑子想的都是科学研究的路甬祥有意推辞此事，可老校长的一番真诚劝说，使他最终挑起了这副重担。就这样，一心扑在科研教育事业上的路甬祥又踏上了管理岗位。 1988年，路甬祥担任了浙大校长，时年46岁，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重点大学校长。 出任浙大校长后，路甬祥结合浙大的特色和实际情况，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的新思路，采取了一系列深化高校教育改革的重大措施，并团结全校师生员工，积极推进综合改革。 路甬祥联系他在德国的留学经历认识到：“现代德国的教育传统非常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世界都讲德国的产业竞争力主要来源于教育体系的竞争力。”因此在他的教育改革中，第一，就是把科学研究与教育结合起来，尤其是把研究生教育和科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改革的直接效果，就是浙大的科研总量与科研水平，多年来稳步提高。第二，是对本科教育进行重大改革，改成三学期制：两个长学期，一个短学期。为什么安排一个短学期呢？去社会实践！此外，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浙大还试办了双学位制……正是这些大胆而有益的探索与尝试，使路甬祥逐渐掌握了教育与人才的内在联系。同时，在他领导下，学校建立起公平、公正、严格的考核、评价和聘任体系，建立了基于教育科研绩效的分配体系，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落到了实处。浙江大学的教育科研水平、办学综合实力迅速全面上升，跃居全国同类大学前列，并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他本人也因成绩突出，在1989年荣获国家高等教育奖。 从1959年第一次踏进浙大校园算起，到1993年就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除去留学德国两年，路甬祥在浙大学习、工作了33年。在这里，他从一个青年学生成长为一位教育工作者、一位科学家、一位教育家。 当然，他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1985年，路甬祥当选为中国科协副主席，1990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最年轻的科学院院长 1993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院士的一封信，使路甬祥迎来了人生的又一次大跨越。周光召在信中说，科学院的研究工作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来参与。就这样，路甬祥又“奉命”来到中国科学院，1993年11月担任副院长，一年后他被任命为常务副院长。 1997年路甬祥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院长，是年55岁，他是共和国历史上第5任科学院院长，也是最年轻的院长。 从他第一次正式跨入北京三里河那幢古雅的建筑，到出任这个国家最高学术机构和自然科学与高技术综合研究与发展中心的主要领导人，路甬祥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重大使命，这是13亿祖国人民交给他的国家使命。有人把中国科学院的5任领导分为相应的5个时期。从郭沫若、方毅、卢嘉锡、周光召到路甬祥，各有各的使命，各有各的成就。作为身处共和国最好时期的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将如何统领这支共和国的科技大军？如何为国家提供最好的技术支撑和科学保障？ 也许“励精图治”、“呕心沥血”这些词汇都不足以形容路甬祥。作为一位工科出身的学者型的院长，路甬祥敢于开拓创新，大胆改革机构，同时又恭谨扎实地工作，开创了中国科学事业的新局面。 上任之初，路甬祥就提出了“知识创新工程计划”，直接上达总书记，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和国务院的热情支持。1998年2月，中央批准了科学院呈交的《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并把试点工作交给了中科院，在江泽民总书记、朱 基总理亲自批示后，李岚清副总理具体指导执行。 有这样一种说法：许多人低估了学工科的路甬祥对科学院的贡献。在他的任期内，中国的科技投入有了比较显著的增加，中国科学院的投入与产出都有了显著的提升，从这一点上来说，科技界是满意的。更重要的是，路甬祥给科学院带来了观念更新。路甬祥大胆提出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科学院着重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创新，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断做出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创新贡献”，这是面对我国已经不再需要科学院做生产部门的开发研制车间的现实，也是顺应国际潮流，提出的科学院对社会的长期贡献目标。路甬祥是有思想的领导，而不是简单的行动家。 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主要领导，路甬祥非常强调人才的重要性，他多次阐释为科学院未来发展提出的基本战略：“以人为本、创新跨越、竞争合作、持续发展”。首先是“以人为本”，这既是指人才是创新的根本，同时也是指创新的目的根本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即创新为民。他的奋斗目标是：希望用三四十年的时间，把中国科学院推进到国际一流的研究机构行列，从而推动中国的经济、社会、科技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国家安全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此外，路甬祥真诚而随和，个人的工作方法和行为方式很较真也很放得开，与他共事的人，都为他的严谨缜密、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和蔼可亲所吸引。正如一篇文章所说，“无论是在浙江大学还是中科院，路甬祥带队的集体，相处都非常轻松融洽，人际关系十分简单，人们从内心深处喜欢这位很有凝聚力与亲和力的领导”。 对于路甬祥在中国科学院推行的重大改革，在美国《科学》杂志5445期上，主编鲁宾斯坦作了这样的评述： 他是中国科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院长，他所进行的改革产生了一批40岁出头的研究所所长。他的工作就是要把科学院这支科技国家队改造成为同时能服务于经济增长的研究队伍。三个重要步骤和12年的改革计划将使中科院的120多个研究所整合为80个或者更少，并计划将5万个岗位减少到原来的一半。尽管他本人所从事的专业领域为流体力学，但他却以广博的学识赢得了中国科学院全体科学家的赞誉。 是领导，也是普通一兵 可是，路甬祥的院长当得其实并不轻松。 有一次，浙江一家媒体的10位记者合作编写了一本《科学改变人类生活的100个瞬间》。大约仗着浙江同乡的关系，记者们请路甬祥为他们审定篇目。不出一周，审定稿传真回来，边上还加了他亲笔写的认为重要的篇目。书稿写到一半，记者们又提出让他写序。过了一个月，他们如愿以偿，从路甬祥的秘书潘教峰的手里拿到了路甬祥亲笔写的序，潘秘书说：“昨晚他写了一小时，还来不及打字。”不料，老记们得寸进尺，竟把厚厚一叠原稿让潘转交，说“请院长抽空看看”。 这下子，好脾气的潘秘书终于叫了起来：“你们知不知道路院长到中科院后每天睡几个小时？每天掉多少头发、增添多少白发？每天要考虑多少我国科技界的大事？你们是他的家乡人，应该体谅他的工作强度！” 笔者之所以引述这件事，完全是有感于潘教峰的这一番话。你从中可以看到，当一个领导人有多忙！但在潘的3个“每天”中，至少还遗漏了一个：路甬祥每天要花多少时间从事他自己心爱的研究专业？花多少时间带自己的研究生？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学者的中科院院长还要比一个纯粹的官员领导多付出多少心血和劳动？ 这么说吧，路甬祥不但是中国科技的领军人物，而且还是一个蹲守在科学的前沿阵地上、手握冲锋枪或者掷弹筒的战斗员，一名普通的士兵。 选这种身兼士兵的人管理科技队伍，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这大概也是第二任院长方毅卸任时说过的——“院长一定要是科学家，副院长最多只能个别不是科学家”的初衷吧。 不过，要在这样一篇文章里详述作为科学家的路甬祥是困难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粗线条的勾勒—— 从1985年5月中国专利法实施之初的“耐高压双向极化式比例电磁铁”，到2000年1月的“电液比例压力流量复合控制阀”，不算他德国时期向德、美、欧专利局登记的4项专利，路甬祥拥有的中国专利就达20项。迄今为止，路甬祥已经发表了200多篇论文，出版著作6部。1988年和1989年获得国家发明奖，1989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2000年被授予德国星级大十字勋章，2004年2月3日获得了“意大利总统科学与文化金质奖章”，先后被香港、澳大利亚、英国等多所著名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被德国、澳大利亚、韩国、匈牙利、英国等科学院和学会选为外籍名誉院士。 （以下略） 这份长长的资料我们之所以摘录在这里，是因为在这份报道中透露了很多和路甬祥相关的挖掘线索，也揭示了为什么在执行这个战略关键时期选择路甬祥作为中科院院长。 A 大学和留校经历表明了路甬祥的学习能力，在当时是符合组织的又红又专的选人标准的。对于路甬祥出生家庭的挖掘就不做了，我们只要知道浙江和上海是比邻，而上海则是中国西方医学的发源地之一，这一点我们已经在前面的挖掘中揭示过，在这里我们注意这样几句话：“他的毕业设计是在上海人民电机厂做的“7米扬程浅水泵设计” ” 1964年，路甬祥以优异的成绩从浙江大学毕业，被留在浙大任教。留校工作后，路甬祥结婚了，妻子是中学时期同一个航模队的刁琳琳。。这就是路甬祥被组织信任的真正由来。1964年，路甬祥在上海人民电机厂做毕业设计，设计的项目的名称叫“7米扬程浅水泵”，一种水的压力设备，能通过压力把水的扬程做到7米。 在《中国泵业工程师档案》中有这样一段介绍：潘德民(1934年交通大学机械科毕业，留学英国，后在英国泵业公司任工程师，解放后曾在三蕃机器厂、上海人民电机厂、上海水泵厂，上海机电一局情报所工作。受浙大黄邦达老师约请，l964年在上海人民电机厂指导浙江大学水力机械专业学生一一路甬祥真刀真枪做“7米扬程浅水泵”的毕业设计。就是说路甬祥的毕业设计是浙大黄邦达老师邀请由潘德民进行指导的。而这个毕业设计也是当时的国家战略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路甬祥的一位大学同一个系的同学回忆，黄邦达于1958年按照国家的要求在机械系的基础上组建了浙大的水电机械系，并在1960年组织学生参与了国家正筹划建设长江三峡水电站水轮机设计工作，而1964年路甬祥的毕业设计正是水电系统中的一个关键设备，这个设备的制造是在上海人民电机厂。而路甬祥的指导教师潘德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与江泽民是大学同学，而江泽民和电机厂的关系，在上海是无人不知的。1953年上海电机厂的扩建项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建汽轮发电机车间，这个车间建设的主要领导者就是江泽民。1962年，汪道涵调江泽民到上海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第一副所长。上海人民电机厂就是江泽民领导的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负责的当时最重要的一家军工企业，负责各种电机的生产工作。潘德民，不仅是江泽民的同学，而且还是当时上海人民厂的工程师，技术负责人之一。路甬祥所在的浙江大学与江泽民的关系还有一层，这就是中国食品协会顾问、浙大老学长张学院，在解放初任上海益民食品厂军代表、厂长时，曾是江泽民进厂时的上司，与江的关系甚笃。而路甬祥在1997年到北京任职后，他的爱人刁琳琳任浙江大学驻京办事处主任，由此可见，路无论是通过浙江大学还是通过上海电机厂的经历和江泽民建立关系都是可能的。当然，重要的还有路甬祥的出国经历。从路甬祥的大学任教和出国经历来看，他是组织选派的，而且是作为技术骨干重点培养的，可以说，老一辈科学界同德国科学界的关系都是这个路甬祥继承和建立起来的。我们这里有一份德国亚琛工业大学介绍路甬祥教授的资料，就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路甬祥的学术研究能力也是值得关注的，但是他侧重的不是学术研究，而是国防工业领域的重要项目。做的不是基础理论研究，而更多是实用技术研发，而这也正符合江泽民所提出的战略规划的需要。不仅如此，上面的资料表明，路甬祥在中国和德国科学界联系中的绝对作用。而前面我们披露过的，饶子和通过导师和剑桥大学建立了深厚的科学界的关系，通过自己在全英学生联合会的任职几乎主导了中国和英国在科学研究上的关系，而另一个关键人物陈竺建立了自己和法国的关系，真是这种依据个人关系的关系网，成为中共蓝金黄的巨大管道。关键点在于，这些著名的科学家早就是中共培养的组织上的人，都带有特殊的使命。 江泽民上任后，在自己已经绝对掌控了中共的权力的1993年，开始任命路甬祥为中科院副院长并主持中科院的工作。
中科院这个领导团队终于全部露面了：
在详细的挖掘“知识创新工程”之前，我们先把这几个中科院副院长的关系理清，因为这几个人几乎影响和左右了整个战略布局的实施过程。 第一张表，先理清经历。
在这张表格中，有两个人曾经在我们前面的文章中出现过，一个是陈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名单中，曹健林，中科院百人计划的名单中。 我们精简出下面这张表，仅仅显示这几个人在中科院任职及前后的经历：
在江绵恒之前任副院长的共有四人严义埙、许智宏、陈宜瑜、白春礼，无一例外的和路甬祥一样，和江泽民以及上海具有深厚的关系，这帮人是和路甬祥一样，负责打前站控制中科院的。 注意，路甬祥1999年推荐江绵恒任中科院副院长，主管全院高技术研究所的工作，同时调任中科院的还有施尔畏，任中科院副秘书长，这个施尔畏就是人人皆知的江绵恒的大马仔，鞍前马后。 另一个关键的人物陈竺，在之后的一年后也就是2000年10月调任中科院副院长，主管生物医学板块。曹健林，这个江泽民树立典型的人，在2010年1月调任中科院副院长。另一个树立的典型，杨柏龄，也在1999年调任中科院院长。这种调动显示，江泽民先是通过路甬祥等院长和副院长的任命紧紧地把控了整个中科院，随后，在1999年将儿子江绵恒及其马仔得力干将陆续调入，从而最终实现了以江绵恒为核心的对整个中科院的全面掌控。而江绵恒则在1999年后将主导整个中国的科技界直至今天。 往往有人把江绵恒的任职中科院院长解读为一种任人唯亲的家族式腐败，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正是，江泽民将江绵恒调任中科院副院长一职这个不同寻常的举动，才让我们能够真正地揭示这个秘密的庞大的布局。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认真地审视一下江泽民在1999年前的人生经历了。我们的资料来自维基百科。 生平 少年时期 江泽民的祖上从徽州旌德县或婺源（今属江西）迁居江苏江都县。祖父江石溪本以行医为生，1915年弃医从商，后受聘于大达内河轮船公司驻扬州协理。江石溪有子女七人，江石溪的嫡长子江世俊乃江泽民的生父。 江泽民1926年8月17日出生于中华民国江苏省淮扬道江都县城内田家巷（今扬州）。江世俊和吴月卿育有子女五人，江泽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有大哥江泽君、二姐江泽芬、妹妹江泽南（泽兰）和弟弟江泽宽。幼年的江泽民与家人一同居住在扬州田家巷的一座宅院内，田家巷位于当时富裕的地区——东关区内，毗邻京杭运河。江家的住宅是一座中间带有天井的传统中式大院，有雕刻和书籍放在坐堂，江泽民的祖父对年幼的江泽民影响很大。江泽民7岁时，其祖父去世，江家的经济情况转而窘迫，迁往了较为贫穷的地区，同年江泽民进入了当地琼花观小学学习[11]:19[12]。 江泽民在小学期间延续了背诵古诗词的习惯并接受了许多中国繁体字的书法练习，在其担任领导职务后，依旧较为喜欢使用传统的繁体字。他的小学期间，正值日本帝国逐步加深对中华民国的入侵，西安事变时，江年纪10岁，曾撰写文章支持张学良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发起“兵谏”的行动。1937年夏季，江泽民进入扬州中学就读。江泽民的叔父江上青早年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盛子瑾部政务秘书[11]:26。1939年8月29日，他在泗县遭和盛子瑾有私仇的当地地主武装袭击身亡。江上青去世后之后，其兄长、即江泽民的生父江世俊将他过继给江上青的遗孀吴月卿，当时江泽民13岁，不过对习惯家族群居的江氏而言并无太大区别。1939年年底，江泽民所在的学校重新开学复课，且日军规定占领区的学生都必须学习日语，但由于江泽民心存抵触，因而日语学习只能勉强及格，同时期江的其他科目和乐器等在学校成绩和表现则较佳。 南京求学 1943年，江泽民从扬州中学高中二年级直接考入汪精卫政权在南京设立的中央大学电机工程系二年级，是同级入学的最年幼的学生之一:。同其他大学生一样，江在进入大学之后也头疼于数学和理工类科目的学习，积极参加各种社团和文艺活动等等。当时的中央大学处于汪精卫政权的统治范围（即日军占领区），日军在南京经常招摇过市，这对江和他的同学都造成了思想上的影响。当时，原本在国民政府管制下已经有所遏制的吸毒问题在日本和汪精卫的统治下的南京又有抬头的趋势，江泽民和同学一起组织参加青年救国社，组织清毒运动，即抵制烟馆的游行示威。清毒运动获得一定成效，汪精卫政府下令枪毙毒枭曹玉成。同年2月，日方同意取消宏济善堂，并在汪精卫政权行政院内政部下设禁烟总局，宣布“分五年禁绝期”禁绝鸦片（1943年3月30日至1947年3月30日）。汪精卫更换内政部长陈群为梅思平，并改原戒烟总局为禁烟总局[20]。 1945年9月，中华民国于抗日战争中胜利并接收原本被日军占领的领土，9月26日，国民政府发布名为《沦陷区大学学生重考程序》的政令，不承认在汪精卫政权下的教育机构所获得的成绩，大学所修学分也无效，学生必须重新进行考试并进行思想培训，江泽民则转入了交通大学（沪校）（今上海交通大学）学习。 上海时期 1947年交通大学毕业时的江泽民 1946年，江泽民抵达位于上海的交通大学；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则利用这种特殊的形势在原南京高校的学生中建立中共党组织、宣传革命理念；江泽民在交通大学期间多次参加中共领导的抗议国民政府的示威。1946年4月，在同学王嘉猷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22]，并在随后参与组织游行示威，最终逼使国民政府承认了交大沪校日占时期的学生学分。 在交大期间，江泽民师从朱物华、顾毓琇，主修发电和运输；期间他和同学老师结成了深厚的友谊。1997年他访问美国时，仍亲自到费城拜访恩师顾毓琇。当时的交大课程非常严格，课时量非常大、学分的评定也十分严格。1947年夏，21岁的江泽民从交大毕业。毕业后，他在上海海宁洋行（即后来的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找到一份电力供应工程师的工作。上海海宁洋行是一家生产冰激凌和果味冰棍的知名企业，拥有大型的冷藏设备，江泽民和大学好友童宗海进入电力供应部工程科，从事设备维修和保养。然而好景不长，第二次国共内战仍在进行，国军战事不利，为平衡资源，政府收购了海宁洋行。与此同时江泽民隐瞒了中共党员的身份，继续留下担任动力科技术工程师。 1949年上海战役前夕，江泽民与工厂工人合力保护财产免遭中国国民党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入上海市区后，他的中共党员身份公开，他被任命为工厂的党代表，并兼任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不久，负责主管上海工业的汪道涵又提拔他升任总经理。工厂在他的管理下不断拓宽业务，并形成了日后的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同时，1949年12月江泽民同王冶坪结婚。1951年、1954年，他们的长子江绵恒、次子江绵康接连出世。 1952年7月，汪道涵将25岁的江泽民调至刚刚转交给上海市人民政府的中国肥皂公司任副厂长，进行国有化改造。1953年，随着汪道涵担任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机械工业部（1954年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江泽民也随之调入第一机械工业部，担任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长。 长春一汽时期 1954年11月，江泽民被调往新成立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因为工作需要精通控制全厂供电系统，江泽民与其他700余名技术人员被派往苏联莫斯科接受培训。1955年，江泽民赴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1956年春回国，担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力处科长，管理下属两个实验室和一百余名员工。同年7月15日，该厂生产的第一辆汽车“解放牌卡车”驶出装配线；与此同时，江泽民升任动力处副处长兼动力处党支部书记。 然而1956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打乱了长春一汽的生产节奏，并直接导致1957年的反右运动，各级政府和部门、单位均奉中央之命设定了划“右派分子”的数量指标。尽管江泽民最初对该政策采取抵制措施，但仍迫于形势压力参与其中，并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继续保持消极态度。1958年，毛泽东视察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当时工厂领导为取悦毛泽东，承诺卡车的年产量超过两倍达到四万辆，并将成本减半。同年，为实现这一目标，制造厂设立动力分厂，由江泽民担任厂长。由于生产压力过大、产品质量残次不齐，产能始终无法达到要求。不久，中共中央提出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随后是三年困难时期，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也被征召帮助农民生产。1958年底至1959年初，受中苏交恶影响，长春一汽开始重组，七个处被合并成新的动力分厂，由江泽民担任厂长，负责所有分厂的动力需求。 1960年，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命令撤走所有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和顾问；长春一汽也面临缺乏钢材、动力、燃料和食物问题。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对中国主要大型企业的动力进行改造，使用原油燃料，长春由于接近黑龙江省的大庆油田而被选为改造工程的革新试点。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周建南亲自到长春一汽督战，并给出仅限三个月的发电系统煤改油的时间表，江泽民担任此次任务的总指挥。江泽民成功制定出了改造规划，建造储油罐并反复试用动力技术，为此江泽民积劳成疾，最终成功在限定时间内完成改造任务，一汽成功用原油提供动力，而十万长春市民也顺利过冬。很多年后江泽民回忆起这事，将改造工程视为其人生的重大成就之一。他当时的业务和领导能力给周建南留下了深刻印象。 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2年，汪道涵调江泽民到上海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并兼顾发展国际合作。江泽民因此获得了大量出国访问的机会，国际视野开始形成。1965年，第一机械部调他担任新成立的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兼党委副书记（代理党委书记）。但他的家人无法同行，尽管每月都有假期可以团聚，江泽民夫妻仍被迫保持了长达二十年的分居生活；然而这一职务却也帮助江泽民远离了上海、北京等城市的政治漩涡。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席卷武汉，红卫兵开始处处攻击他，他也被拉下所长位置，被迫接受批斗和检讨。在停职两年后，他被送往五七干校劳动。 1970年，江泽民离开干校返回北京，成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副局长。当时恰逢冷战时期中苏交恶，罗马尼亚是少数继续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出于共同摆脱苏联影响的愿望，中国同意帮助罗马尼亚建立十五所机械制造厂。第一机械工业部（简称“一机部”）因此派江泽民率领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研究建设工厂的可行性；此行也给江泽民带来了强烈的冲击。1972年，江泽民在完成罗马尼亚任务后，再度出任一机部外事局副局长；并推动1973年3月中罗两国最终敲定关于援建十五座工厂的协议。 1976年10月6日，就在毛泽东去世后不久，华国锋、叶剑英迅速采取行动逮捕四人帮，并占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社，史称“粉碎四人帮”。然而四人帮的大本营上海仍然屯有三万兵力及八万件武器，并意图与中央政府对抗。此时，中共中央派出工作组到上海恢复秩序，成员中包括50岁的江泽民。尽管压力巨大，上海工作组大获成功。一年后他返回北京，出任一机部外事局局长。 进入中央 1979年4月，邓小平提议建立经济特区，鼓励外国投资者在特区内设厂；最初的经济特区位于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以及福建省的厦门。国务院专门设立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家进出口委）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以贯彻对外开放政策，并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兼任两个委员会的主任。已经恢复工作并担任两个委员会副主任的汪道涵向谷牧举荐了江泽民，1980年江泽民出任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主管实施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经济特区的工作。江泽民带领有关人员研究制定出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草案。1980年8月，他代表国务院向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作了关于广东、福建两省设置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该条例草案获得会议批准，以国家法律形式宣告了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1980年秋，应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邀请，国家进出口委组团考察了12个国家的进出口中心和自由贸易区，江泽民任考察团团长。回国后，在江泽民主持下，考察团在呈送中央领导的报告中列出了大胆建议，包括允许地方政府授权减免税收、转让土地和保留外汇，建议允许外资企业自愿雇佣和解聘工人。报告中的部分建议后来被采纳，江泽民的分析能力和胆略也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和赞许。 1982年3月，国务院进一步实行机构改革，将两个委员会与其他几个部委合并成立对外经济贸易部；而江泽民则改任同年5月新成立的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同年9月，他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83年6月，江泽民升任电子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任内提出了电子工业发展计划，并获得国务院批准。该计划旨在建立工业基地，到2000年争取年产值比1980年增长八倍，并削减收音机和黑白电视机的产量，扩大电话和彩色电视机生产；并采取国际通行标准以取代过时的苏联标准。其中江泽民认为计算机和集成电路是优先发展的项目；1984年4月，长征三号火箭成功发射，将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送入太空，中国因此成为第五个能够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国家。 主政上海 江泽民主政上海时期通过改革融资体制争取外资贷款从而加快了上海市政建设，图为1988年开工的穿越黄浦江上海市区段的第一座大桥——南浦大桥 参见：上海财税与投融资体制改革、浦东开发开放、八六学潮和世界经济导报 当时上海作为中国商业中心，自文化大革命后始终未能繁荣起来；1980年至1983年期间，上海的发展速度仅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1985年汪道涵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任期届满。当时上海有舆论认为汪道涵年迈缺乏领导活力，或者埋怨上海缺少中央政府的支持。中共中央寻求接班人时，时任副总理的万里向汪道涵征求意见，汪道涵再次举荐了江泽民。1985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芮杏文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任市委副书记。1985年7月，江泽民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 江泽民上任之初即打破常规，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上海城市发展将以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外资与扩大出口、及加强科技与培训三者为支柱。他首先增加粮食储备并与其他省市谈判粮食供给（后被菜篮子工程取代；其次改善交通运输，新建上海火车站、扩建国际机场并修建客运码头，这些行动为以后的浦东新区奠定了基础。 不久，他推出了《上海总体规划》，聚焦于三个地区：黄浦江以东的广大浦东地区在内的市中心区域；上海附近的七个卫星城，以及其他众多城镇村落。市中心将以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与外围地区相互连通；同时由环形公路将卫星城镇连接。市中心地区的工业逐步向外迁移，各县镇着手自身企业，并以蔬菜蛋禽加工厂为主。为建立如此庞大的措施，江泽民向海外投资者寻求投资合作，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32亿美元，其中14亿美元分别用于地铁、桥梁和基础建设；此外他发行公债以募集资本。1986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这一规划，并宣布将上海建设成为亚洲最大的工业和贸易中心。 1986年，江泽民以市长身份接待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的市长，江泽民主持过数百次接待工作，此事也帮助他成为一个谋求建立密切关系的高手。此外，邓小平每年都在上海过春节，也使得邓小平更深地了解了江泽民的能力和风格。 1985年9月，北京的大学生开始举行抗议活动，各地也爆发了一些群众性运动。1986年12月，抗议活动开始蔓延至全国，史称“八六学潮”，广大学生纷纷就改革开放的速度过慢表示抗议，并提出了民主法治和经济自由化等要求。学潮在上海达到高潮[29]:407，十几所上海高校的学生都走上大街游行示威，人数最多的一个星期里，每日游行学生达数万人，早在1980年代初就已被禁止的大字报（在毛泽东支持下流行于文革时期）也开始重现。大陆文献认为这些抗议者过于激进、盲目、无知，但也承认这是“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之一”、“时代转化的标志”。对此，邓小平认为这是少数人煽动的结果，因此责任在于“别有用心者”而非学生；江泽民和中共上海市委同僚在上海体育馆召开了大会，要求所有党员行动起来去将抗议活动压制住，八千名党组织书记参与了本活动，年底时，上海的秩序恢复正常。学潮被平息之后不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正式开始[33]，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受到党内保守派施压，被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动请辞。 1987年11月，芮杏文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江泽民继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1987年11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年4月接替他上海市长职位的是朱镕基，两人性格迥异、却相处融洽，这一密切关系一直持续到两人执政整个国家。朱镕基的强势魄力和高效工作能力，使得江泽民从日常事务中摆脱出来，能够更加专注于政治事务。1988年1月，他率领上海市代表团到广东省考察，这一谦虚的求教使上海更迅速地吸取了广东成功发展的经验，在上海工业部门迅速推行结构转变、权力下放，并尝试股份制改革。 在处理上海经济的同时，江泽民自感年近63岁。尽管传统上退休的高级领导人可以选择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但他更愿意担任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他与好友沈永言联系出版《机械制造厂电能的合理使用》，并于1989年3月24日受聘为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做了题为《能源发展趋势及主要节能措施》的学术报告，而正忙于为离开政界的生活而规划时，发生在北京的八九学运把他再次推进政治漩涡中心。 六四事件时期 参见：六四事件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病逝；次日北京大学的学生开始冲入天安门广场，打出条幅旗帜要求结束腐败、加强民主和新闻自由。很快，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也开始游行示威，上海市政府立即警告并控制运动防止失控。与此同时，上海由钦本立主编的《世界经济导报》开始报道游行示威，并计划刊出专版批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违背民意。江泽民指示负责宣传的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和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进行调查，并邀请导报名誉主编汪道涵说服钦本立删减内容。然而导报仍将未经修改的期刊面世，结果引起了江泽民的震怒。中共上海市委解除了钦本立职位、并停刊导报，这一果断行动赢得党内元老的正面评价。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对胡耀邦的悼念逐渐演变为全国性示威，4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四二六社论，将学生运动定性为“极少数人发起的反革命动乱”，江泽民召开万名党员大会，要求学习四二六社论。四二六社论发表三天内，北京当局接收到各方的三十六份报告，普遍认为定性过高。5月2日，上海学生为抗议《世界经济导报》受到当局整肃而游行，5月7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成员王丹召开民主沙龙，号召继续罢课，声援准备到中国记协对整肃《世界经济导报》一事举行抗议的记者[40]。此后一周，学生围绕四二六社论的“动乱”定性问题与政府陷入僵持，随后出现绝食运动。与此同时，刚从朝鲜返回国内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对上海市委的行动表示不满；而5月3日，数千名上海市民和学生参加游行示威，要求中共上海市委罢免江泽民的书记职位，并恢复导报[11]:138。在中共党内，矛盾也逐渐升级。在连续时间的发酵下，上海市的示威群众达到了10万余，而在上海市政府台阶上绝食的学生一度超过450名。 邓小平等中共元老将江泽民选定为总书记接班人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从朝鲜回国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部分与会人员对江泽民提出批评，认为江泽民的做法使事态扩大。5月10日，江泽民向赵紫阳谈缓解矛盾的想法并取得了赵紫阳的认同。但为免外界认为上海是在中央的压力下才这样做，赵表示由上海自己解决，中央不做干预。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于是江泽民返回上海解决导报问题。5月16日下午，江泽民召开上海部分知识分子座谈会，江泽民在座谈会上甚至对自己开骂。同日，赵紫阳在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向其透露邓小平是真正的掌舵人后，邓小平与赵紫阳之间产生嫌隙。1989年5月23日，江泽民接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紧急通知，要求立即乘坐专机赶往北京。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后，他被带往邓小平的西山别墅；邓小平当面提出由江泽民出任新的总书记。这事令江泽民倍感压力，他在很多年后回忆此时为“高处不胜寒”；他怀疑自己很难在北京立足，而他没有“小团体”的特点也成为中共元老们看重的优势；江泽民的政治能力、外交经验和专业技术，也为他能够胜任总书记一职加分。会后，国家主席杨尚昆要求江泽民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留在上海，以使戒严令无法扭转。邓小平后来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并赞扬了他的处理。江泽民随后在机场接应了万里并立即递过“邓的亲笔信”。江泽民交底，如万里不答应，万里将被留在上海。于是，5月27日万里公开声明同意中央颁布的戒严令。5月29日，江泽民再次被紧急调入北京。5月31日，邓小平对李鹏、姚依林做了政治交代：“第一，要改换领导层。新的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向人民亮相啊！”“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无宁日。”“第二，要扎扎实实地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江泽民在六四事件的处理使他得以进入中央层：学运期间，北京以暴力手段和平民的伤亡收场，而上海的处理结果相对更温和、更不暴力；他对导报的压制也很果断。中共元老们（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杨尚昆、薄一波）对江泽民很赞赏，并表决以江泽民取代赵紫阳，担任新的中共中央总书记。经李先念提名，陈云推荐，得到邓小平同意，江泽民成为新的接班人，这是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的一种妥协。赵紫阳则因招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元老的不满，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他最终在软禁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后15年，于2005年逝世。赵紫阳下台后，在他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中声称江泽民对他“上海自己解决，中央不干预”这一处理方法并不满意，并把此事作为赵支持学潮的罪状之一。 担任总书记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和领导核心 六四事件平息后，6月23日至24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总理李鹏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全会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并对他继续进行审查。同时，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其中包括增选江泽民、李瑞环、宋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并且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在会上讲到，要坚持改革开放，“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由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以总书记江泽民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集体执政。1989年7月，已担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卸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职务，随后由副书记兼市长朱镕基接任。 然而这一任命对江泽民的家人而言并非是件轻松快乐的事情。主流西方媒体并不看好江泽民的继任，并列举毛泽东、邓小平的历任接班人结局均不佳（刘少奇、林彪、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一个临时性的继任政府。江泽民还需面临六四事件后停滞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混合所有制经济再度被打乱，外国投资几近干涸。而个人方面，他的家人和朋友仍在上海，周围的同僚在中央政府的经验均比他丰富；在军队和政府高层没有支持他的关系网，对下也没有个人的班底。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江泽民评价道，“我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1989年8月，江泽民前往上海视察，由同事朱镕基、吴邦国、陈至立陪同（后来均调入中央），期间任命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曾山之子）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不久后他的秘书贾廷安担任总书记办公室主任。江泽民的领导努力也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与赞赏。邓小平说：“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9月4日，邓小平提出辞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11月9日，邓小平正式同意辞职。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0年3月江泽民在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不过邓小平仍是中国的领导中枢，他安排杨尚昆、杨白冰兄弟分别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 在外部环境上，随着和平演变的推进，新的江泽民政权仍然面临着国际共产主义政权的多米诺骨牌式崩溃。1989年的东欧剧变也对中共政权产生了巨大影响。1990年3月，江泽民选择朝鲜作为首次以总书记身份出国访问的对象；与此同时，他保持着和学术界、新闻界的联系；这些措施逐渐形成江泽民在任初期“稳定压倒一切”的策略。1991年初，江泽民率团访问苏联，但未能达成出售飞机和军事技术的协议。8月，苏联发生政变（八一九事件），苏共中央总书记兼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被囚禁，随后叶利钦平息了政变，但苏联已无回生之机[。苏东剧变深深震撼着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将苏联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苏联没有处理好复杂的多民族之间关系。并认为苏联将重心过于放置在政治改革而非经济上。因此中共中央认为，只有经济繁荣才能保住中共的执政地位。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并重申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以对抗在中共党内升温的保守主义，并促使中共中央及各级政府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加快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同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到12.8%，远高于此前估计的6%；而从1992年起，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始终高居世界首位。 连任两届总书记 参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火炬计划、九二共识、亚洲金融危机、五八事件、神舟一号和西部大开发 邓小平在南巡期间曾经在珠海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刘华清和军委秘书长杨白冰，绕过军委主席江泽民。会上邓小平重申：“谁不改革，谁就下台……我们的领导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们没做任何有用的事。”出席会议的军队领导人的强大阵容表明，如有必要，军队高层愿意拥护一个新的领导人。 2月24日《人民日报》做出响应报导，迫使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公开支持已无任何党职和公职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当年3月初发布相关的正式决定，使中共再次确立改革开放方向。 江泽民任内中国的民众生活水平得到较大程度提高，其中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从原先约30%提高到超过90%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定“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并明确指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党必须把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江泽民还提出在2000年之前经济每年增长8%-9%；而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火炬计划也得以加速进行。此次党代会形成了更年轻的、具有改革头脑的政治局常委会，包括了新晋的副总理朱镕基和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并且不再设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这些措施都加强了江泽民的决定权和领导灵活性。江泽民也在所有方面加强他的权力，他成为党内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由此他可以直接负责决策。此外，他以前的同事、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以及外交部长钱其琛进入了政治局；丁关根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江泽民以2909票的支持接替杨尚昆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年3月，他提升曾庆红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成为总书记的首席幕僚；7月，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被全国人大任命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负责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而此前海峡两岸政府分别授权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汪道涵任会长）、海峡交流基金会（辜振甫任会长）在九二香港会谈的基础上进行了汪辜会谈、并达成九二共识，促成海峡两岸沟通交流，这一主张也长期影响着海峡两岸政治关系，台湾问题也是江泽民时期中美关系的最大症结。同年11月17日，江泽民访问美国，与新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会谈，尽管双方的首次见面非常拘谨且无多少成效，但也客观上促使了双方的互通。1994年9月，他访问俄罗斯、乌克兰、法国，确定中国与俄罗斯建立“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并在军事合作和边界划界问题上签署了一系列协议[11]:207。 1995年，随着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自杀案爆发，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也因受贿案被撤职；江泽民也借此案对政务系统的贪腐案件进行清查。同年，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访问美国，江泽民领导的中共中央表现出强硬姿态，推进军事演习，并导致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经过短暂的关系缓和期及第二次汪辜会谈后，1999年李登辉又提出两国论并再度引发两岸关系紧张。 1997年2月，随着邓小平去世，江泽民对中国大陆党和国家的政治有更好的控制和领导力，邓小平去世后不久，江泽民于1997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治国理念，并直白地批判了“左”的危害，陈述了坚持与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之后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批“左”和深化市场经济的思潮[62]。同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江泽民在大会上重审三个有利于的理论，并强调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会正式将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从此，中国的各派势力都很难再从根本上挑战“坚持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这一政策。在具体改革中，他强调要将中国国有企业重组为股份制公司，并重视资本与现代金融市场手段；而在党内政治改革中，首次在中共中央委员选举中采取无记名投票。 1998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按照1997年秋的中共十五大决定，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李鹏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而年轻的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成为最强有力的候选接班人。新一届政府和中央政治局使得江泽民的改革措施有了更新更强的变革，朱镕基主导了国务院机构改革，精简机构、优化职能，并裁撤了11个部委以及近50万的地方公务员，并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中国水灾。 1998年7月22日，江泽民在解放军四总部在北京联合召开的反走私大会上宣布，“中央决定，军队和武警部队对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要认真进行清理，今后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中央同时决定，地方各政法部门对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也要认真进行清理，今后也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1998年12月15日，军队和武警部队所办的经营性企业全数完成脱钩，军队和武警部队正式退出商业领域。与此同时，两院三部（法院、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安全部）所办企业脱钩工作也进入最后阶段。 2001年江泽民访问俄罗斯 1999年4月25日，超过一万名法轮功学员突然聚集在北京中南海外的府右街和西安门大街上访，要求结束中国公安机关对法轮功学员正在增强的骚扰，并释放天津被捕的学员。此事令江泽民感到震怒，并怀疑有外部势力暗中施加影响[11]:309。尽管事情很快得到了缓解，法轮功迅速被取缔。 但另两件事情爆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轰炸了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首都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五八事件），以及美国国会指控中国政府窃取美国核机密（李文和案）。五八事件引起了中国反美示威活动，民众指责江泽民对美国过于软弱。然而在中美双方领导人的主动沟通下，中国和美国仍然加速了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同年11月，神舟一号发射成功，标志着江泽民于1992年批准的中国载人航天计划获得成功。同年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治理腐败活动，包括涉及数百名官员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以及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胡长清案，胡长清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位因贪腐罪名而被法院判处死刑的副省级高官。 2000年，江泽民开始将中国改革的重点放在中国的中西部，并因此产生了西部大开发决策[11]:330，产生了西电东送、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和青藏铁路四大项目，以解决中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11]:332。2001年，中国成功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并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江泽民主动向美国总统小布什致电慰问[11]:386，中国的主动示好促使美国在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后修复中美关系。 解读： 这段详实的材料介绍了江泽民在2001年以前的主要经历。通过这个经历，我们至少明白五点： A 江泽民是个懂技术的执政者 从江泽民早期的8个任职中：上海海益民食品一厂兼任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长；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力处科长；制造厂设立动力分厂长；长春一汽发电系统煤改油任务总指挥；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第一副所；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兼党委副书记（代理党委书记）；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副局长。充分说明，江泽民的机械技术上专业性，而且是个懂技术、技术出色的官员，这在中共的红二代中是很少见的。 而江大部分任职上海则是建国后军工技术核心，也是很多新兴军工技术产业的核心地。无论是上海交大、复旦大学都承担了很多军工技术研发工作。江的很多任职都参与了军工技术的研发工作，这一点奠定了他执掌军委主席后推动军队装备改革的基础。 B 江泽民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敏感性以及政治智慧 从江在长春一汽和1976年成为中央派上海工作组恢复秩序以及89六四中的表现来看，他的政治敏感性是非常高的，这种政治敏感性是中共组织最看重的，简单地说就是站队。当然按照他们的说法这种站队反映了你的政治智慧和政治主张。你要拥有这种政治智慧，就绝对不能以善良或者人性来作为考虑的基础，而是忠于组织，服从组织的需要。赵紫阳就是因为缺乏这种政治智慧而被邓小平废掉，而万里同样因为同情学生而被具有政治智慧的江泽民扣留在上海。一句话，作为共产党员，就不能是普通人，就不能具有普通人的人性。江泽民在干部大会上痛骂自己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组织需要，打自己都可以，当然这是一种表演。 C 江泽民的国际视野 江泽民在1955年赴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1956年春回国这段经历以及1962年汪道涵调江泽民到上海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并兼顾发展国际合作。江泽民因此获得了大量出国访问的机会，国际视野开始形成。1970年，江泽民离开干校返回北京，成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副局长。当时恰逢冷战时期中苏交恶，罗马尼亚是少数继续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出于共同摆脱苏联影响的愿望，中国同意帮助罗马尼亚建立十五所机械制造厂。第一机械工业部（简称“一机部”）因此派江泽民率领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研究建设工厂的可行性；此行也给江泽民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注意这种表述，这种国际视野如果没有经历苏联的学习以及苏联后来和中共交恶给这些技术官员带来强烈的技术危机意识是不会形成的。这种所谓的国际视野绝对不是走向世界文明的怀抱，而是对国外科学技术强烈的攫取意识。 D 江泽民能否帮助中共弄到当时他们需要的钱 我们注意江泽民的三段经历。1980年江泽民出任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家进出口委）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1980年秋，应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邀请，国家进出口委组团考察了12个国家的进出口中心和自由贸易区，江泽民任考察团团长。回国后，在江泽民主持下，考察团在呈送中央领导的报告中列出了大胆建议，包括允许地方政府授权减免税收、转让土地和保留外汇，建议允许外资企业自愿雇佣和解聘工人。报告中的部分建议后来被采纳，江泽民的分析能力和胆略也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和赞许。 1982年3月，国务院进一步实行机构改革，将两个委员会与其他几个部委合并成立对外经济贸易部；而江泽民则改任同年5月新成立的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83年6月，江泽民升任电子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任内提出了电子工业发展计划，并获得国务院批准。其中江泽民认为计算机和集成电路是优先发展的项目；1984年4月，长征三号火箭成功发射，将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送入太空，中国因此成为第五个能够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国家。中共中央寻求接班人时，时任副总理的万里向汪道涵征求意见，汪道涵再次举荐了江泽民。1985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芮杏文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任市委副书记。1985年7月，江泽民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 这三段经历十分重要。第一段经历说明江泽民在引进外资和进出口上的重要作用。而这两项举措引进外资、出口贸易正是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的核心。当然还有一个引进国际先进技术。而江泽民负责电子工业部主要工作就是做技术产业，也就是引进技术，所以他没有被分配到对外经贸部正是说明组织已经认识到他出色的才能，让他执掌和国防工业技术引进密切相关的电子工业部（前身是一机部）。正是电子工业部的成立，才有了1984年4月长征三号火箭成功发射，以及将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送入太空，成为第五个能够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国家的国防技术能力。中共中央寻求接班人时，万里向汪道涵征求意见无非是走过场，就是说江泽民出任上海市长一方面是委与重任，另一方面就是邓小平已经对赵紫阳产生一些意见，在安排合适的替代者。因为1985年，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的学生运动已经开始，而赵紫阳在这场运动的开始就一直态度暧昧。 1985年，江泽民任上海市长可以说不仅仅是组织上对他的一种考察，更多的是一种保护。这种保护是组织对继任者一向的安排，1965年，第一机械部调任他到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远离了上海和北京的政治风波，而这一次又让他远离北京的政治风暴中心，同时，远离政治风暴中心的还有胡锦涛，他在西藏。 当然，组织最终看到的就是江泽民能搞到钱的能力，这个具有国际视野、高度政治觉悟，出色的技术能力，又出身红二代的江泽民就是将来实现强军战略的最佳人选。 江在上海的出色能力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89年那场风波中的表现。我注意一点，江泽民是在1989年5月23日接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紧急通知，要求立即乘坐专机赶往北京的。也就是说，关于六四那场屠杀的决定早在5月23日以前就做好了。而这场屠杀是为了江泽民的上位而准备的。至此，前面所提沉船计划产生的故事应该彻底变成谎言了，这应该是伪类们或者海外民运分子的一种臆想吧，共产党绝对不会孱弱到如此地步，那从来不是他们的风格。 D 江泽民搞到钱及攫取技术庞大的人脉关系来自哪里 那么江泽民搞到钱和攫取技术的庞大人脉关系来自哪里？从根本上说来自组织，当江泽民执掌大位，成为这个组织的最高权力拥有者之后，他本身也就成了这个组织的代表，中共经年累计的特殊战线的关系和管道就会自然地汇集到那里，当然就形成所谓的上海帮。在钱上和技术上也是这样，上海的独特位置成了江泽民的一个优势，他早年在国立中央大学学习，后来学习于上海交大，这都成了他的人脉。上海可以说1949年-1980年期间的金融中心和科研中心，工业基地在东北（长春一汽的经历），而不是北京，这都成了他的优势。江泽民所依仗的就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建立起来的欧美同学会。而在经济上则依仗汪道涵1980年所创建的沪港经济发展协会。 E 江泽民为什么要招江绵恒回国 江泽民可以说是中共历史上最具表演天赋的领导人之一，当然与他搭档的朱镕基也毫不逊色。这种传统和天赋继承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就是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人。所以以他的政治智慧说出“退休后去交大当教授”绝对是一种政治表演，否则，汪道涵就不会一次次地提拔他了。当然对于表演和真情正常的人是很难分的清的，包括他对汪道涵和邓小平以及其他人政治上的回报，或许理解为一种政治上勾兑更合适，因为他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江绵恒的安排绝对不是江泽民的个人决定，而是组织上的安排，就是确保江泽民对权力的绝对掌控，或者说，在1997年邓小平去世之后，江泽民已经彻底成了中共权力的核心，这时，沉船计划的核心已经酝酿成熟，而这个计划的关键就是保证这个军队拥有的战略武器永久掌握在组织也就是核心手中，而由于领导人任期制定的限制只能召回在美国留学的江绵恒来执行这个大的计划的关键部分，实现最终权力的掌控，而这个权力直到今天都没有离开江绵恒的手中。所以，这一定是高层的集体决定的结果，就是江家为核心来完成这个沉船战略，权力永续，永远保护这个组织的安全。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的大科学家都心甘情愿地为江绵恒马首是瞻了，因为江绵恒在科学院系统就代表了组织，而后来的上海科技大学就代表了科技的核心掌控的权力，而权力的拥有者是江家，是江绵恒。 可以说，江泽民所代表的上海邦是邓小平留给中共的最大的一笔政治遗产，他们不仅通过所谓的禁止军队经商完成军队的党卫军化，并且通过军队的更加腐化牢牢的掌握军队，当然这个军队的战斗力已经不重要，因为信息化强军只不过是一个幌子，他们已经找到比士兵更主要的武器。通过股份制改革完成红色家族对国有企业、人民资产的瓜分，再通过香港的金融市场大量的转移国有资产，抢劫人民的财富完成盗国，所谓的改革，就是用改革的名义去盗取人民的财富，所谓开放，就是用开放的谎言去骗取美国的技术，可以说江在执行邓小平制定的国家战略上没有辜负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殷切期望。 如果我们不去挖掘江泽民在军队中关于国防战略的系列讲话，如果我们不去挖掘他的人生经历进行对比，你是永远不会明白这一点的。 好了，该江绵恒登场了。 江绵恒1998年-2019年行程日志挖掘 通过中科院的官方网站，我们详细挖掘了和江绵恒相关的搜索活动记录4408条：
通过这四千多条记录，我们把江绵恒任中科院副院长之后的重点的活动和行程梳理出来。 江绵恒任职行程统计表:(摘录)
这张长长的表格由于篇幅的问题我们只能选择摘录主要的部分，根据这张表格可以挖掘出以下内容： A 江绵恒的任职变化 1998年江绵恒任职上海冶金所所长，1999年底调任中科院副院长，兼任冶金所所长，2005年8月兼任上海分院院长，2011年11月25日起不再担任中科院副院长。2013年9月开始筹建上海科技大学，江绵恒任上海科技大学校长。2015年初卸任上海分院院长一职。 B 江绵恒任职变化所涉及的领导中科院系统的科研机构变化。 在江绵恒的活动记录中，上海冶金所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不仅在中科院任职期间兼任冶金所的所长，并且冶金所的研究方向的重点调整和更名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上海冶金所2001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简称上海微信所）。而上海分院和上海分院主管的各个研究部门的机构人员调整包括苏州、杭州地区的关键人员调整都似乎是为了确立江绵恒的领导作用，并且基本上都是江家的亲信。 C 涉及人员与江绵恒的关系 在严冬生的追悼会上几乎全部重要人物全部到场：海市委书记韩正，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陈至立；党组书记白春礼，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刘伟平，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上海市政府、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等部门、单位、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欧美同学会等社会团体及各界人士、第三世界科学院等国际学术组织纷纷以致电、送花圈等方式，对严东生同志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上海市政协主席吴志明，全国政协原常委、上海市政协主席冯国勤，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应勇，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泽洲，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沙海林，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尹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钟燕群，上海市副市长、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赵雯，上海市副市长周波，中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相里斌，中国工程院副院长赵宪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高瑞平，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宋仪侨，中科院原副院长、党组成员胡启恒，中科院原副院长、党组成员江绵恒，中科院原副院长、党组成员施尔畏，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南开大学原校长饶子和，中国科协副主席王曦，中科院党组成员、秘书长邓麦村。熟悉中共政治规矩的人都知道，这种到场实际上是一种表态，或者政治上的战队，从而也表明了和江家的关系。其中绝大部分人员的名单都频繁出现在江绵恒的行程名单中。 D 知识创新工程 整个知识创新工程分为知识创新工程试点 知识创新工程一期 知识创新工程二期其后是中科院白春礼院长提出的“率先行动”以及“科技先导项目”，但是知识创新工程的管理体系和主要目标被一直延续。 F 中科院与军队装备研发的关系 和国家战略相关的战略性项目：航天科技包括载人航天神州飞船、登月计划、神光、上海光源、物联网、石墨烯、北斗导航、蛋白质装置几乎所有重大战略计划都是在江绵恒的领导之下。 值得注意的是，生物医学板块的很多项目包括P4实验室这样重大的项目并不在江绵恒的视野中，我们从公开的报道中也鲜见江绵恒的行程，但是这并不是说和他没关系，因为我们在前面所有的挖掘都指向上海这个核心，指向江绵恒。 所以，我们先做一个假设，就是沉船计划的核心机密就是这个生化武器研究计划，而这个计划的核心领导者就是江绵恒为代表的江绵恒，由此展开这种布局看看是否和我们的挖掘是否符合。因为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发生那么多奇怪的巧合。 沉船计划是一个动态地不断修正的中共的战略计划，它的产生在于江泽民执政之初的1991年前后。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中共窃取的国家政权和国家财富遭到整个世界潮流的冲击而覆灭。其核心目标是针对西方主流思想所代表的美国，并且计划通过长期的战略准备与美国进行一次决战而永葆政权的稳定，保证其继承者和子孙后代的财富和对国家的统治地位。 这个战略应该是在1995年前后基本成型，其基本思想就是通过建设全新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将几乎全部的国有科研机构转化成军用科研体系的主体研发机构，通过科技成果向国有企业的转化以及各个科技开发区的建设将整个国家经济主体的资金转化为私人财产实现盗国。 这种方式不仅能够以改革开放的名义欺骗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而且能够欺骗全中国人民。正如他们所标榜的那样，“科技的发展是为了强国、富民，这种发展同时也能够推动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的文明进程，推进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改革，就是所谓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实际上，不仅没有推进民富，推进中国的文明进程，而造成一种实际上的倒退。 在中共的这种战略布局中，核心就是形成这种战略上进行决战的武器，所以一定要进行集权，只有这种高度集权才能完成盗国、保财、保命的战略目标，实现对美国的终极决战。集权的要求国家必须统一到江泽民所代表的上海帮为核心的国家管理及经济金融体系中，而战略武器的研发则高度统一到江绵恒为代表的江家手中。这是一个组织制定的战略，代表了整个组织的最高的集体利益，所以在执行上获得了高度的一致和统一，而不是仅仅腐败搞裙带关系和党争那么简单。 江绵恒所主导的战略性研究和开发核心就是ABC，就是核武器和生化武器。这是进行战略决战必须拥有的武器。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了武器研发、武器投放、武器控制各个方面系统的研发。基于此，生化武器的研究应该自开始就被定义为“生化基因武器”，并且从战略思想上开始探索超限战的新型战争形式。 正是基于此，“生化基因武器”的研发被作为一个高度核心机密被掩盖和隐藏在种种谎言中，而这个“生化基因武器”就是真正的潘多拉盒子。 我们先从大概的视觉上梳理整个沉船计划的执行和发展过程。 通过路甬祥等掌控中科院并提出知识创新工程的计划来主导国家的科技战略转型； 通过中科院核心机构进行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几乎都是军工产品研制单位）来启动整个知识创新工程； 通过江绵恒任职中科院副院长来掌控整个知识创新工程核心技术和关键项目向军工科研的汇集； 通过陈竺任职中科院副院长来掌控整个国家的生物医学研究领域来完成向生化基因武器研究的汇集。 通过江绵恒任职上海分院的院长逐步将国防科技的核心技术和力量汇集到上海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 通过江绵恒任职上海科技大学校长再次将这种国防科技的核心技术和力量汇集到上海浦东的张江高新区，从而完成整个国家核心国防科技实力的私有化，完成了对整个国家国防科技控制。 而整个生化基因武器研究的核心P4实验室的掌控也最终交付给上海的江家。 在揭开整个P4实验的面目之前，我们挖掘一下江绵恒所主导并领导的几个战略性研发项目 在上面的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列表中，几乎所有的设施的建设都由江绵恒所主导，其中神光装置、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上海光源站、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均位于上海，而大部分上海地区设施均位于张江高新技术区。而其他地区的科技设施的中枢无一例外地汇集到上海的浦东张江。 在这些资料中，我们单独列出两个项目： A 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中心 4263. 江绵恒听取网络信息中心改革与定位工作的汇报 2001年9月29日下午,江绵恒副院长来到网络信息中心听取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改革与定位工作的汇报。 江绵恒副院长听取汇报后，肯定了中心改革和定位的基本思路，他明确的指出，网络中心的定位是我院信息化工作的支撑服务机构。同时也要为下一步网络技术的发展进行研究开发做出自己的贡献，要有自己的目标。要围绕院的信息化、知识创新… 发布时间：2001.10.11 4212. 中国科技网2001网络年会在海口召开 学所受中国科技网网络中心的委托协办了这次会议。中科院11个分院院长(副院长)以及海南省科技厅、海南省信息产业厅的领导和来自全国各地200多名代表出席了盛会，江绵恒副院长和海南省王厚宏副省长分别发来了贺词，中科院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阎保平主任、广州分院陈勇院长、中国工程院倪光南院士和孙九林院士分别在会上讲了话。两院… 发布时间：2002.01.18 4116. 江绵恒听取网络信息中心改革与定位工作的汇报 2001年9月29日下午, 江绵恒副院长来到网络信息中心听取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改革与定位工作的汇报。 江绵恒副院长听取汇报后，肯定了中心改革和定位的基本思路，他明确的指出，网络中心的定位是我院信息化工作的支撑服务机构。同时也要为下一步网络技术的发展进行研究开发做出自己的贡献，要有自己的目标。要围绕院的信息化、… 发布时间：2002.07.12 3965. 江绵恒副院长视察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2月13日下午，中科院副院长江绵恒在中科院高技术研究与发展局局长桂文庄等陪同下到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以下简称网络中心)视察工作。 网络中心主任阎保平首先作了题为“全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打造一流网络信息中心”的工作汇报。网络中心进入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一年来，通过机构重组，初步完成了科研和支撑服务力量的新布局，… 发布时间：2003.02.25 3885. 网络中心迅速落实院领导指示实施院视频会议应急系统 ，同时向有关单位通报了情况；polycom公司视频会议设备在上海两点到位并在本地点对点调试开通。 5月1日上午院领导批准了系统实施计划，江绵恒副院长从上海发来电子邮件，对参与工作的同志表示慰问；网络中心为院机关网络调配的端口设备到位；网络中心为武汉分院网络提供的升级改造设备和polycom公司提供的… 发布时间：2003.05.08 3604. 江绵恒副院长视察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3月24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江绵恒一行到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视察了新建机房和超级计算环境，听取了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主任阎保平、副主任李俊、超级计算中心主任迟学斌等的工作汇报。江绵恒副院长就网络中心定位，中国科技网、中国互联网络中心、高性能计算、科学数据库等项目的发展，以及院机关网的服务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发布时间：2004.03.25 3395. 网络中心表彰IETFRFC3743标准项目组 络信息中心召开内部表彰会，表彰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IETF标准 RFC3743项目组成员。网络中心主任阎保平博士出席表彰会并转达了中科院路甬祥院长、江绵恒副院长对RFC3743标准项目组成员的祝贺，对CNNIC多年来为推动中文上网国际化发展进程所做的积极努力给予了肯定。RFC3743标准是我国技术人员主导制定的唯一一项IET… 3052. 江绵恒等领导参观中国科技网VoIP项目展示 5月9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江绵恒、信息产业部部长奚国华、中国科协副主席胡启恒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师昌绪等领导和专家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网络信息中心成立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其间，他们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科技网网络中心VoIP项目的展示活动。 在展厅中，由视频终端、可视电话、移… 发布时间：2005.05.12 3057. 江绵恒出席网络中心成立十周年庆祝会 5月9日上午，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举行了主题为“十年一剑，共创一流”的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江绵恒、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奚国华、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互联网络协会理事长胡启恒院士，以及师昌绪院士等专家领导和国内外的嘉宾到会祝贺。 江绵恒副院长会上作了讲话。他表示，该中心十年开拓进取、执著追求… 发布时间：2005.05.12 2905. 中国科研信息化的支撑中枢 战。 满足信息化需求的基本条件是良好的信息化基础设施。中科院“十五”期间信息化的全面部署为网络中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舞台。在以江绵恒副院长为首的中科院信息化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网络中心本着“需求牵引服务，服务带动研发，研发提升服务”的方针，抓住机遇，积极参与心怀蹈厉，奋进有为，在中科… 发布时间：2005.07.28 2407. 江绵恒副院长在院“十一五”信息化工作部署动员视频会议上的讲话 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信息办主任谭铁牛副秘书长做了题为“提高认识，创新体制，全面推进我院信息化建设”的报告，对院“十一五”信息化工作进行了部署；江绵恒副院长就加快推进信息化工作做了重要讲话。 同志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以北京的网络中心为主会场，各分院为分会场召开院“十一五”，或者说是院三期创新信息化… 在上列江绵恒的行程中，我们知道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中心是由江绵恒为核心领导的作为中科院信息化支撑环境建设的最重要单位，这个机构不仅拥有庞大的网络中心机房，还拥有超算环境（高性能计算机），经过挖掘，这个超算环境是由联想深腾6800 Cluster超级计算机为主建成的。而网络中心建成的网络视频系统就是江绵恒指定的polycom公司视频会议设备。Polycom（宝利通）目前是NASDAQ上市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加里福尼亚州的Pleasanton。 1990年由Brian L Hinman 和 Jeffrey Rodman所创办的一家跨国性企业。最初是以发展三角型会议电话为主，目前专门开发高解析视频会议产品。那么江绵恒为什么指定这个polycom公司视频会议设备作为中科院系统的紧急视频直播会议系统？只有一种解释：polycom公司是被他展控的公司，而绝对不是利益那么简单。 如此，这家美国公司的背景就值得怀疑了，因为这家公司如果真的是中共展控的公司，那么这家公司遍布美国和全球的视频会议系统就真正地成为中共的监控工具了！ 除了中科院系统的信息化支撑外，这个机构还是中国科技网、中国互联网络中心、高性能计算、科学数据库等项目主要负责单位，其中中国互联网络中心就是IETFRFC3743标准的制定者，也是整个防火墙技术的主要领导者和核心。换句话说，防火墙以及对外黑客、网络攻击的核心领导权力一定在江绵恒手中。 B 上海超算中心项目 上海超级计算中心（SSC）成立于2000年12月，是2000年上海市一号工程—上海信息港主体工程之一，由上海市政府投资建设，坐落于浦东张江高科技开发园区内。它是国内第一个面向社会开放，实现资源共享的高性能计算公共服务平台。该中心自投入运行以来，为上海各行业提供了大量的高性能计算应用服务。 上海超级计算中心于2000年年底正式建成并投入运行。中心已配有“曙光4000A”和“曙光5000A”三台高性能计算机，总计算能力近11万亿次/秒。 2009年6月，上海超级计算中心已部署峰值速度200万亿次/秒的“魔方”（曙光5000A），该机在公布的全球高性能计算机TOP500排行榜中名列第十，上海超级计算中心已跃升为世界上计算能力最强的高性能计算中心之一。 在上海科技大学的网站上，我们看到上海超算计算中心的使用方法 上海超级计算中心 ON2014-12-19文章来源 科技发展处CATEGORY仪器平台新闻 上海超级计算中心（http://www.ssc.net.cn/index.aspx）是国内第一个面向社会开放，资源共享、设施一流、功能齐全的高性能计算公共服务平台，上海重要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目前 “魔方”（曙光5000A，2008年世界排名第十、亚洲第一）、“蜂鸟”（IBM集群机）等超级计算机，同时配备丰富的科学和工程计算软件，致力于为国家科技进步和企业创新提供高端计算服务。 上海超算现为我校用户开设专用帐户，并提供专用硬件资源。我校用户可免费参加上海超算年度用户培训和专场培训和讲座。此外上海超算指派专人，通过用户平台、电话或电子邮件为我校用户提供技术支持，工作时间2小时内响应用户疑问。 我校用户应根据研究需求向校科技发展处提出计算资源申请（附件1、2），科技发展处负责收集、审批和向上海超算提交用户申请。 但是，不会这么简单，因为这个位于张江的超算中心，才是科技大学的网络神经中枢，也是整个张江的神经中枢，甚至中国的神经中枢。 当然关于这个神经中枢的故事是另一个挖掘系列的主题。
在挖掘P4实验室的真正真相和本质时，有一个核心问题一直在引导着我们，这就是钱。无论从什么样的管道来窃取技术和关键的技术人员，都需要资金。这种资金在中共国内是通过将国家的科技项目军方化来获取大量的资金和经费的，就是从事军方项目的开发的机构和主要研究和开发者是中科院系统的用于民生项目和民用的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这样国家在不增加军费开支的情况下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军用技术的研发，把整个国家科研团队变成军方的科研团队，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的挖掘文章中已经提及过。所以，生化基因武器的研发一定是打着国家的名义正经的是为了民用而进行的。理解了这一点的重要性，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江绵恒不在中科院主导和领导这个庞大的团队，而是由陈竺来领导。一方面是由于陈竺的医学研究背景更加适应这个领导工作，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个项目的保密性，是绝对不能暴露的，一旦暴露，CCP将成为人类的罪人，会被彻底断送，最终接受国际法庭的审判，因为这种行为和活摘器官或者迫害宗教信仰人士是具有本质的区别的，是真正地反人类罪行，必将接受人类世界的一致抵抗和最终审判。 在前面的挖掘文章中我们已经揭示了P4实验室的想法和规划是在2003年的SARS之前，当时军方要建一个P4实验室，出于保密的考虑和避免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警惕而放弃军方建设的想法选定武汉病毒研究所来主持P4实验室的建设。也正是如此，中共才需要一个借口来整合几乎全部的国家的生物医学科研力量来进行病毒研究，而这个借口就是2003年的SARS。 SARS机遇 发生在2003年初的这次由冠状病毒引起这次疫情挖掘其产生的根源是出自实验室还是自然变异产生似乎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次疫情产生的后果，就是给中共的生化基因武器的研制制造了一个天大的机遇。这次疫情的直接结果就是催生了一份报告的产生：“2003年4月22日，陈竺等22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向国务院提交了《以非典型肺炎(SARS)防治为切入点，构筑预防医学体系，全面加强我国医学科学研究》的报告。该报告对当前非典型肺炎防治的研究、构筑我国预防医学体系、建设强大的国家医学科学创新体系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国务院领导同志对该报告作了重要批示。”自此，如前文所述，陈竺领导的中科院生物医学板块的几乎全部科研机构全巢出动。 我们来看看在这个时间点前后出现的几个关键人物及相关的挖掘资料： 1、 田波 田波早在1989年高尚荫去世过执掌武汉大学生命学院病毒系，并兼任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及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而武汉大学的病毒研究早已由植物病毒研究转向医学病毒的研究。 2、 陈竺 1989年7月，陈竺夫妇回国。1997年出任上海市科协副主席；1998年，出任中国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成为973计划首席科学家；2000年10月，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2003年，当选为国际科学院协作组织主席，同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3年5月，国家防治“非典”科技攻关领导小组成立时， 已对非典病毒有所了解的陈竺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并因此被任命为副组长。 3、 饶子和 1997年从牛津大学回到清华大学，创建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实验室。2003年3月，饶子和担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和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至2007年3月）。2003年“非典”爆发之时，饶子和院士临危受命，克服各种困难，组成了一支富有战斗力的“SARS研究小组”，仅三个月就在世界上解析了首个SARS病毒蛋白质（主蛋白酶）的三维空间结构，为抗SARS药物研发提供了关键结构依据。 4、 郭德银 1996.1 – 2002.9，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生物技术所做博士后和docent，2002年回国后主要从事肝炎病毒和艾滋病毒的研究工作，在SARS爆发后担任武汉大学SARS病毒攻关组组长，承担了国家重大基础研究”97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在SARS病毒分离鉴定和基因组复制表达等方面做出了重要成绩。2003年由本人主持申请《教育部病毒学重点实验室》获得批准，为学科建设做出了贡献。 一篇题为《从生化和结构视角深入揭示SARS冠状病毒RNA甲基化机制》的学术论文，2011年发表在病毒学领域主流权威期刊《公共科学图书馆 病原卷》上，武大学者在SARS病毒研究方面再次取得重要进展。该论文是由现代病毒研究中心、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郭德银教授领导的研究组完成的，共同第一作者为生命科学学院青年教师陈宇和研究生苏测洋，著名病毒学家田波院士亦为作者之一。2003年SARS病毒爆发后，现代病毒研究中心迅速开展相关研究，田波率先设计合成了能够抑制SARS病毒复制的一组多肽，对SARS病毒的防治工作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郭德银领导的研究组一直坚持研究SARS病毒的复制与致病机理。2009年率先发现并鉴定SARS病毒复制活动中至关重要的基因组甲基化修饰功能，并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美国科学院院报》发表论文，在学术界引发巨大反响。 目前，郭德银开展的研究聚焦于SARS病毒RNA甲基化修饰和免疫逃逸直接相关的另一个甲基转移酶（2’-O-MTase）。通过生化分析与解析SARS病毒蛋白复合体（nsp16/nsp10/SAM）晶体结构，深入揭示了SARS病毒2’-O-甲基转移酶的功能机制，有助于研制短肽或小分子化合物抑制该复合体形成，进而抑制SARS病毒的感染与致病，为研发抗SARS病毒新型特异性药物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 据了解，SARS病毒虽然已经得到控制，但自然界野生动物群体中还存在类似的冠状病毒，SARS病毒再次爆发的风险依然存在。研究发现，RNA病毒复制过程与以DNA为遗传基础的DNA病毒和细胞形态生命形式有明显的不同。由于RNA基因组复制酶缺乏纠错功能，因此，RNA病毒变异率较高，容易产生抗药性或者是疫苗失去免疫效果，新发、再发和难以控制的病毒一般都是RNA病毒，世界主要国家对RNA病毒的研究格外重视。我校研究人员在SARS病毒方面的研究成果揭示了RNA基因组复制和RNA病毒致病分子机制新知识，为新型抗病毒药物的设计和筛选提供了重要基础。 该项研究是多个实验室密切合作的结果，其中蛋白质复合体结晶与结构解析工作主要与南开大学刘新奇教授合作完成，分子间相互作用的微量热测定是与生命科学学院梁毅教授合作完成，部分放射性同位素标记实验在赫尔辛基大学Tero Ahola博士实验室完成。 武汉大学现代病毒中心由田波创建，拥有当时全国高校唯一的三级生物安全（P3）实验室。 5、 王林发 1989年王林发加入了澳洲莫纳什大学分子医学研究中心实验室，后又为澳大利亚联邦科工组织（OSIRO）工作，现任高级首席科学家。2003年，中国发生SARS疫情，王林发又作为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SARS科研顾问成员之一，回到祖国进行“SARS病毒宿源”考察研究，并大胆设想SARS病毒的根源来自于“蝙蝠”，这一研究成果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也为未来预防SARS突发奠定了重要的科学基础。 6、 袁国勇 1981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医学院，并在2001年至2011年作为港大微生物学系的主任，他是个杰出的微生物学家，传染病专家和外科医生。他在这三个领域的成功可以从他在总多机构获得的荣誉体现出来，袁教授是香港医学科学院的病理学家，外科专家，皇家内科医学院荣授院士（爱丁堡，伦敦），英国格拉斯哥皇家医学院外科荣授院士和美国医学院士。 因为他在新发传染病的专长和贡献，袁教授在2000年被任命为香港大学巴斯德研究所所长以促进香港大学和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之间的合作。他的研究特点是针对对各种病床上的各种疑难杂症寻找治疗方法，然后把临床样品带到实验鉴定新型的致病病原体，许多动物源性的病源就是这样发现的，利用实验室的研究发现和他的经验以及领导才能协调医生，微生物学家和流行病学家，他曾多次帮助政府控制疫情在小区，医院或动物中的爆发。 袁教授是广为人知的传染病专家，他的专长在控制2003年的SARS全球爆发中得到了印证。 他在发现SARS感染病源体，即SARS 冠状病毒，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病毒的鉴定是疫情最后得到有效控制的关键。多年来，他带领他的团队发现俩超过50种新病原体，包括了人类冠状病毒HKU1,蝙蝠类似SARS冠状病毒，蝙蝠冠状病毒HKU2-24 和很多细菌，真菌以及寄生虫，这些病原体都以香港或中国命名。他在1998年首先在Lancet(柳叶刀) 医学期刊发表了关于禽流感H5N1实验室诊断的论文，这篇论文已经倍引用超过500次，为表彰他在传染病领域的贡献，香港大学在2005年聘任他为霍英东传染病学教授，同样在2005年，为突显港大在该领域的成就和贡献，中国科学技术部授予香港大学新发传染病国家重点实验室，这是中国大陆地区以外成立的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袁教授为首任实验室主任至今。 7、 管轶 在2003年5月，香港大学管轶博士与深圳疾病研究中心发现带有类似SARS的冠状病毒。因此，广东政府暂停售卖果子狸，以及关闭所有野生动物市场。（根据另外一篇回忆 管轶的实验室是和钟南山签订对病因调查的协议的，而调查的经费来源于美国，给美国的导师韦伯斯特发电子邮件，说我正在广州，这里爆发了一种不知原因的疫病，有医护人员感染死亡，不能排除有流感的爆发，紧急要求10万到15万美元作为调查费用） 可是，另一支中国的研究队伍却有不同的发现，他们认为根本没有证据显示果子狸带有SARS病毒。因此，政府恢复果子狸的售卖。自2003年10月，管轶博士每个星期都会到广州与深圳的野生市场收集样本。当他样本带回香港研究时，他在发现冠状病毒，更重要的是，在基因排列中，这些样本与初期的沙斯病毒非常相似。 这些发现也确认了沙斯病毒会再次爆发，此后，广东在１２月再有怀疑个案出现。管轶博士在研究后立刻写信给香港与澳门当局，并传到中国卫生部及疾病控制中心，广东政府在2004年1月3日邀请他到广东去证实他的发现。他把详细的基因排列与分析呈上，发现动物的病菌与沙斯病毒相似。这些发现使广东到呼吸道疾病学院院长钟南山教授知道沙斯再次爆发的机会，因此他致电，告知他有关沙斯再次爆发的危险。此后，广东卫生局与农业局在省内的农场与市场杀死所有果子狸。 8、 石正丽 2003年任武汉病毒所研究员，主要研究内容，对虾白斑综合症和托拉综合症病毒的核酸点杂交方法。 9、 舒红兵 2000年－2004年，舒红兵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2003年－2005年，舒红兵任美国犹太医学研究中心及科罗拉多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免疫学系副教授。2005年回国任武汉大学生命学院院长。“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10、 胡志红 2001年起任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所长。2003年春季，肆虐的非典突如其来。胡志红在所内紧急组成了由10多个年轻科研人员构成的“非典攻关小组”将研究重点从普通病毒研究转移到了攻克非典病毒的课题研究方面。2003年4月26日，胡志红和她的同事们首次从非典疑似病人的中观察到了冠状病毒样颗粒；不久他们又从果子狸的体内检测到了非典病毒。 11、“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2003年由郭德银主持申请《教育部病毒学重点实验室》获得批准。 2005年12月19日至20日，记者探访了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简称病毒学实验室)，这是抗击上述疫情和疾病的权威科研机构之一，该实验室整合了武大生命科学学院、医学院、化学与分子学院、药学院及中科院武汉分院病毒所等学科和科研单位的力量，代表着国家水平。 据了解，该实验室目前拥有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A3实验室、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中国病毒资源与信息中心、艾滋病中心等中国内地一流条件和技术平台，由著名病毒学家田波、桂希恩等专家领衔。 武汉大学医学部西门外的生物安全三级动物实验室(简称A3实验室)，该实验室位于动物实验楼、检测楼和动物生产楼三栋小楼环绕而成的神秘之地。 A3实验室于2003年8月建成，主体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由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和武汉大学共同投资，是目前经国家认可的国内规模最大的生物安全三级动物实验室，可从事SARS冠状病毒、结核分枝杆菌、艾滋病病毒、出血热病毒等10种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的研究。 高级实验师唐志佼介绍，A3实验室核心区500平方米，可以容纳50只猴子同时做实验。一般来说，大动物就是一个笼子里面装一个，整个动物实验楼分三层，一楼是普通区，二楼是动物无菌实验室，三楼是感染性实验室。 实验室对面的四层楼是生产楼，将近2000平米，主要是用作动物繁殖和保种。生产楼中饲养了5万余只小鼠、猴子、兔子等动物。紧挨生产楼的两层侧楼是检测楼，备有解剖室、病理室、检验室、微生物室及标本室等。 在实验大楼一楼的中控室，记者戴上鞋套，深入几间实验室，这些房间里分别装着猴子、小鼠和白兔。在装有小鼠的房间，靠近门口的工作台上，一只只活蹦乱跳的小豚鼠被科研人员手脚麻利地放在电子秤上称重；另一部分科研人员则在为小小豚鼠灌胃。 “这些动物即将到二楼进行实验，先在这里适应环境。”唐志佼说。 这一天，在实验室核心区做病毒实验的是武汉大学免疫系博导、教授刘君炎和A3实验室工程师付博文。 下午1时30分，刘君炎和付博文先后进入到实验室核心区，在之前，他们已先后穿起了2层防护服，戴上了两层口罩、眼罩、防护鞋、手套等。 刘君炎在做的是结核杆菌实验，自12月9日起，刘教授已10多次进入实验室，在里面呆的时间近20小时。他告诉记者，这次实验的主要动物是小鼠和豚鼠，现在小鼠是100只，豚鼠大约有70多只，实验主要是观察小鼠感染结核后疫苗的治疗，观察新疫苗的效果。 下午3时27分，记者在显示屏中看到，301房间内，身穿白色防护服，全副“武装”的刘君炎将一只白色小鼠从笼中拿出，放在手中，拿起佩有椭圆形针头的针管，向小鼠嘴中灌一种紫褐色液体，然后将其放在工作台上的另一只装有饮料的笼中，如此反复，总共有4只小鼠被注射了此液体。 紧接着，刘君炎在另外几只小鼠体内注射了另一种液体，并把它们放到别的笼中。 做完以上全部工序，刘君炎将两只笼子放到隔离器中，开始清理工作台上的工具和杂物，将其打包放入传递箱，随后打开紫外线灯，在房间内消毒。 下午4时50分左右，刘君炎和付博文依次脱掉防护设施，进行沐浴，之后，两人走出实验室。沐浴过的水经过消毒后，排入公共下水管。 安全防范三道关 在病毒实验室，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实验室将进行生物安全防护，使实验室的结构和设施确保工作人员在处理含有致病微生物及其毒素时，不被实验对象侵入感染，并保证周围环境不受污染。国际上根据微生物及其毒素的危害程度不同，将实验室分为四级，一级最低，四级最高。 A3实验室是第一家得到国家实验室认证委认证的机构。 “由于A3实验室存在感染风险。”唐志佼告诉记者，“为此，我们对进入A3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要求非常严格，不管他水平有多高，要进入实验室必须过三关。” 第一关是签订知情同意书，对实验室的危害及污染情况有基本了解；第二关是进行严格体检，体检内容包括心肺胸腔透视和验血(保留本底血清)等，如果发现科研人员心脏机能不健全，或存在呼吸道疾病，就不能进入该实验室；第三关是培训，时间一般是7天到10天，培训内容多达10万字。 为了防止病原微生物泄漏，实验室采取了极为严格的措施。进入实验室核心区，要经过多道防线。首先是一条走廊，那里没有任何致病微生物，被称为清洁区；往里走，依次是半污染区、缓冲间和核心区。 唐志佼告诉记者，每往里进入一个区，气压都要低一个档次，这样核心区的气压达到负50至60帕，万一发生意外，核心区内的病毒也不会向外扩散，整个实验室内的气压比室外要低，因此，自然条件下空气永远是朝着室内流动，而且进入和排出实验室的空气，都采取了严格的过滤措施，室外空气在被送入室内前，先要经过送风机过滤消毒，因为室外的空气中含有微生物，进入实验室会影响实验结果。 唐还对记者说，正在进行实验的A3实验室内如果断电，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A3实验室采用了三套电源三条线路：主供电源、备供电源和应急电源。 武汉大学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病毒学实验室完全有实力承担起国家抗击疫情的重任。 2005年以来，我国共有11个省区、23个地市、30个县(市区)、55个乡镇、112个村发生30起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武汉大学病毒学实验室也迅速展开研究，从麻雀身上发现类似禽流感病毒，可以感染鸭，便将其研究结果报告给有关部门。 2003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肆虐华夏大地之际，刚刚启用的A3实验室，便迅速背负起了SARS疫苗研制实验的重任。 当年4月，中国医学基金会新药发展基金管委会筹措1.5亿元，组织有关单位专家联合研制“人用SARS病毒灭活疫苗”。 2003年9月，这批疫苗在A3实验室开展SARS疫苗的猴体实验。2003年10月13日晚，来自四川的18只恒河猴秘密运抵实验动物中心。此前，从武汉大学医学院各部门抽选的23名专家和骨干提前住进了隔离区。实验人员按低、中、高三种剂量，给猴子注射了SARS疫苗，并准备给它们注射SARS病毒。 2003年11月19日，我国“人用SARS病毒灭活疫苗”动物实验在武汉大学A3实验室取得成功。据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批准该疫苗进入临床试验。 在A3实验室，病毒实验室的田波院士研制的抗非典用多肽药，也进行了实验，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12、“武汉病毒研究所P4实验室” 2003年2月，时任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所长胡志红突然接到时任中科院副院长陈竺电话，承担承建任务胡志红马上召集研究所党政领导班子商议，决定由时任副所长袁志明负责P4实验室的筹建，同时电令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做访问学者的袁志明结束行程，立即回国准备P4实验室建设相关工作 。 2003年3月25日武汉病毒研究所向中科院生物局提交了“关于建立P3 和P4实验室的请示”报告 2003年4月5日至11日 袁志明随陈竺赴法国，就P4实验室建设和新生疾病研究寻求合作，同法国研究和新技术部部长Haignere女士协商，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陈竺和袁志明在里昂考察参观P4实验室。时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王绍琪与陈竺和袁志明共商中法合作事宜。王绍琪让袁志明留在大使馆的机要室，写了一份近万言的内部报告发回国内 2003年5月3日 中科院召开院长办公会，讨论P4实验室建设可行性报告。 根据以上的资料（大部分资料在前面的文章中出现过），我们基本列出了参与SARS、MERS、2016年猪瘟病毒、2019新冠病毒研究的几乎所有重要的人物。在这个名单中，石正丽和舒红兵先被排除在2003年的SRAS病毒研究之外。 这个生化基因武器的研究如果是以冠状病毒为目标研制新冠病毒的话，主要人物一定在这个名单中。而后面的P3、P4实验室则是从事这种研制的必要条件。 我们先看看管轶在不在这个团队了。我们这里有一篇文章，是2013年对管轶的一次采访的口述记录。 管轶教授口述：2003年港大实验室是如何锁定SARS源头的？ 见到管轶是2013年2月22日下午，在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实验楼五层，可以眺望山景的宽敞办公室里。他刚刚结束三天的国际会议，从日内瓦返回香港，看不出长途飞行和时差的疲倦，沏上一壶大红袍，谈起病毒，神采飞扬，眼里熠熠发光。“我是猎人，就是来围捕病毒的。”管轶说，他就是带着这样的使命感从美国回到港大工作的。 为什么港大的流感实验室能够最早找到SARS病原体是冠状病毒？为什么他的课题组可以最早确定SARS病毒的宿主是果子狸？管轶的答案足够自信：“因为我们一直在做动物流感，有足够的研究经费，有专业的研究团队，有病毒反应系统，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第10期 口述 管轶，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流感研究中心主任 撰文 王鸿谅 寻找标本 2003年初，在江西老家陪母亲过完春节，2月8日我就回到香港，回来就发现情况异常，我太太说，有很多人从深圳来香港买醋。我就上网查，珠三角好几个城市，中山、顺德、河源、东莞、深圳都有异常。我本人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大流感来了？ SARS病毒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因为我就是研究禽流感的。1993年我到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读博士，我的导师是著名流感专家肯·萧瑞吉（Ken Shortridge）教授。后来他又把我推荐到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跟随著名流感研究专家韦伯斯特（Robert Webster）教授。1997年香港禽流感大爆发，18人感染，6人死亡。当时我们对这种高致病性的H5N1禽流感病毒了解还很少，我和导师韦伯斯特赶到香港做调查，我的研究重点从此转向了禽流感。我们在美国的研究结果显示，禽流感一定还会回来的。1997年的禽流感危机结束，我还在香港停留了3个月，就是想等待这种病毒。我们还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申请了课题，“亚洲大流感的准备和防御计划”，每年有几百万美元的研究经费。2001年到香港大学工作，我是带着使命感回来的，我是猎人，就是来围捕病毒的。 2003年2月9日上班，我已经决定介入调查，跟课题组里的郑伯健博士一起去广州，他是广州人，在那里读完硕士和博士，可以牵线联络。当时我还在港大的微生物系，第二天开会时跟系主任袁国勇说了一声。2月11日，我跟郑伯健到了广州。那天广州刚好在召开新闻发布会，第一次通报内地的患病情况，305个感染者，其中105人是医护人员，死亡5人。钟南山院士也在发布会现场，我就在他的办公室里等他。这次会面是郑伯健联系的，也是我正式跟钟南山认识。钟院士知道我们的流感实验室，当天我就跟他签了协议，双方合作对病因进行调查，他给我们提供病人样本，我们第一时间通知他结果，双方对结果达成共识之后，才能汇报和发布。 当时在广州没有感觉到特别异常，街上偶尔见到有人戴口罩。当晚9点多钟，我在白天鹅酒店给远在美国的导师韦伯斯特发电子邮件，说我正在广州，这里爆发了一种不知原因的疫病，有医护人员感染死亡，不能排除有流感的爆发，紧急要求10万到15万美元作为调查费用。第二天，2月12日早晨六七点，导师给我打电话，说钱已经到账，可以用了。钱来自我们在NIH申请的流感项目，这就是我们课题组的反应时间，一两百字的邮件，研究经费就直接打了过来，没有任何条件。 2月12日上午在广州第一次取标本。钟南山不同意我们进病房，我就提了几个要求：第一，病人要发病3天以内的；第二，体温要38.5摄氏度以上的；第三是有比较明显的肺炎识辨改变的。一共取了30多份标本，分别来自广州呼研所和胸科医院。标本就是病人的鼻咽拭纸和痰液标本。标本最好的隔离方式，是一层层的密封隔离，我们是长期做病毒的，有一套专业的方法，装一层，用胶带密封好，洒酒精消毒，放置不会融化的化学冰。再套一层，再消毒，放冰。这30多份标本，一共套了三四层，包好放在电脑包里，下午我们就坐直通车背回了香港。理论上，这种越界带标本是不好的，但这是特殊情形。 到了港大是下午六七点钟，直接就进实验室了。港大的流感实验室，是我导师肯·萧瑞吉的，2003年他退休之后，实验室就传给了我。当时只有我和同事佩里斯（Malik Peiris）是流感课题组的，他是斯里兰卡人，1995年从英国来到港大。我们都考的PI（实验室主管），我做禽流感，他做人流感，所以拿回来的标本也分成两组，一组由我负责，做流感；一组由他负责，做其他的临床病毒学标本。 禽流感误区 大概两三天后实验室有了结果，在标本中发现了多种病毒，有腺病毒、人的甲三型流感等等，但没有禽流感。回想起来，我在寻找SARS病毒的过程中，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一开始就执著地认为是禽流感。 为什么我会有这种判断？2001和2002年，香港都爆发了禽流感，规模比1997年大得多，病毒也有了多个变种。2003年2月13日，香港又出现了一桩禽流感的家庭感染事件，一个香港家庭回福建平潭老家探亲，小女儿大年初四在平潭死亡，返港之后，9岁的儿子和父亲一同入院。也就是说，我从广州取完标本一回来，就遇上了这两个病例，他们的症状跟“非典”太像了，发烧、肺炎、呼吸功能衰竭、白肺，也有传播的家族性。 我们在实验室里连夜加班，到2月16日，两个病人标本的实验室结果基本上就全部出来了，当天下午6点半，我和佩里斯就跟美国的课题组老板韦伯斯特联系，我觉得我回来的任务就是拦截流感的，如果真是禽流感爆发，要马上通过WHO向全世界预警。2月17日下午大概两三点，香港卫生署召开了一个会议，由署长陈冯富珍主持，袁国勇、我和佩里斯都在，陈冯富珍已经从袁国勇那里知道我们从内地拿回了第一批标本。 2月18日，我一个人再去广州取标本。当时我有个偏执的感觉，认为没有找到禽流感病毒，是标本取得不好。香港的那对父子的标本就是这样，一开始的结果一个阴性，一个阳性，阴性的那个再取一次标本，做出来才是阳性，因为肺炎气管比较深，要鼓励病人咳嗽，把深处的痰咳出来，取深度标本。这一次去广州，我给钟院士打电话没有人接，当时就感觉有些不对劲，我找到了他的助手，一个副院长，问他钟院士是不是出事了，他说有一点，我说没事的，我去见他。当晚我就买了个果篮，去钟院士家里，我们就在沙发上对坐着，也没有戴口罩。他的脸色不太好，但烧已经退了。钟院士的确很了不起，他每天接触那么多的病人，中招也是难免的。我把实验室的结果跟钟院士说了，提出这次要自己亲自去医院取样，他同意了。以前我在协和读研搞儿科，就是研究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后来又做过10年医生，并不怕呼吸道传染疾病。 2月19日，我在胸科医院取了一天的标本。上午10点多钟到医院，自己看病历、挑病人，医院抽血技术最好的护士长和另一个医生给我做助手。胸科医院没有电梯，二楼到三楼之间要上楼梯，八九十斤的吸痰管子，我一个人跑步扛上去的。我戴着两层手套和两层外科口罩，先戴口罩，再戴手套，口罩要定期更换，因为湿了就没用了。换的时候脱掉第一层手套，再取口罩。每个选定的病人，都要拍他的背，让他咳嗽。 从10点多钟，一直做到下午3点半，连饭都没有吃，一共取了30多个病人的标本。取完我就直接返回香港。这些标本回来之后，又是一式两份，分两组来做。这一次的标本，做的过程很紧张，其间发生了一些小插曲。2月23日清早，直接有一辆车在港大等我，钟南山先生也在车上，要接我到广州开会。下午的广州会议上，国家CDC（国家疾控中心）和广东CDC（广东疾控中心）的很多专家都在，前半段主要是中国工程院的洪涛院士和我在讲，后半段就是讨论。洪涛说他们发现的病毒是衣原体，而我本人犯的错误呢，就是还认为是禽流感，是H5，我说要继续追踪，而标本是关键，没有好的标本，就不能找到正确的病毒。关于能不能让我再带走新标本，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在广州住了一晚之后，第二天，2月24日，我得到了答复，通过高层领导的批示，允许我再带走6份新的标本。这次回香港我不用自己去坐直通车，有专车把标本和我一起送回港大，疾控系统的两名研究者随车，并且留在香港等待实验室结果。这种劳师动众，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实验室结果出来之前，2月28日他们突然离开回了广州，因为当时卫生部有了命令，必须在3月3日“两会”召开之前出结果，他们就对这边的研究不感兴趣了。我当时的政治嗅觉没有这么敏锐，只是觉得很奇怪，科学上的事情，怎么可以这样？28日这天，还发生了另一件事，又有一个病人被确诊为禽流感，这个女孩2月24日在广州中医院入院，28日死亡。她家就在街市附近，每天放学都要经过。这是2003年2月份，在我手上确诊的第三例禽流感。我的怀疑因此更执著于禽流感。 冠状病毒 从3月3日“两会”开始，我们的研究反而没那么紧张了。我就跟钟南山商量，在广州也做一个实验室，从3月3日到3月18日，这两周半的时间，我在香港广州两头跑。这时候，香港的SARS也爆发了，威尔斯亲王医院大量医护人员感染，有了本土的病人标本，佩里斯这一组的研究，开始更注重香港本地的标本，通过系主任袁国勇，他能够更便捷地拿到香港的标本。 我记忆里，是差不多3月18日，实验室终于把SARS病毒种出来了，3月19日我们开了一个网上会议，佩里斯就告诉我，我们有一份病毒了，比美国人早。港大正式对外宣布是3月22日晚上，但我们真正知道这是冠状病毒还是第二天。3月23日早晨，袁国勇、我、佩里斯和另外一个同事，四个人一辆车，去香港政府的病毒实验室，我们一起去看病毒的片子，看了几百张，确认是冠状病毒。等我们回到玛丽医院，美国那边的电子邮件就来了，他们找到的也是冠状病毒，我们比美国早12～24小时找出病毒。这就是港大领先的时间。 说到冠状病毒，我有一本师傅留下的很旧的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本书，《脊柱动物病毒学》。早在2月18日，我坐在那里翻，在某一章停下来，讲的就是IBV，一种鸟类的冠状病毒，我就在这页夹了一个标签，让我的一个学生去查一下，IBV现在叫什么名字。结果他没有去查，他做科研的态度很不好，不负责任，这让我很生气，SARS之后就炒了他。不过我也不遗憾，冠状病毒的结果最后还是没有逃出我们的实验室。 可是，接下来的事情却不太愉快，我认为论文应该把钟南山他们也加进去，因为我们的课题是从跟他们合作开始的。但袁国勇和佩里斯不同意，理由是这个病毒是用香港病人的标本分离出来的，而不是内地的标本。这太不厚道，钟南山给我们的标本，让我们至少提早起跑了20天，怎么可以说没功劳？而且，内地的标本并不是分离不出病毒，2月19日我取的标本，我这一组自己分，后来就分离出病毒了，那个病毒就是目前人类最早的SARS冠状病毒，叫广州50（G50）。最后佩里斯写出来的论文里，依旧没有提到我们任何内地的合作伙伴，我很生气，跟他大吵了一架。这个事情，让我看到每个人都有自私的一面，这也是让我觉得很遗憾的地方，SARS研究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提升的过程，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团队分化的过程。 SARS的研究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SARS是什么，第二，它从哪里来？找到了冠状病毒，是完成了第一步，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问题，它从哪里来？关于这个问题，4月份我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方向。 我可以画一个很简单的图给你看，人类已知的冠状病毒有两种，一组跟牛身上的相同，一组在家禽家畜身上，这两次都与家禽家畜有关。当时全世界的冠状病毒只有8株病毒。从进化角度来讲，病毒是从鸟类到哺乳类；从历史来讲，人可能已经得过两次SARS，这两次都与家禽家畜有关。我也注意到，广东的很多患病者是餐馆的人，接触野生动物比较多。这个分析图一出来，我就有了三个判断：第一，病毒是从野生动物而来；第二，宿主是哺乳类；第三，宿主不可能是稀罕动物，因为病毒永远不会找很稀有的动物做宿主，它要生存好，宿主的数量越大越好。 禽流感从1997年开始，一直到2003年，它偶尔传播到人身上，但是没有人传人，SARS应该只是2002年月11月16日开始，到了2003年1月30日，就出现了人传人的超级传播者，只有两个月时间，证明这个病毒肯定是从跟人类比较相近的动物而来，才能少量转化就形成人传人，更证明它是哺乳类。如果是禽鸟的，它还会分出去。这就跟我做病毒进化是一模一样的，宿主、特性、进化过程，等等。所以，我的方向就非常清晰了，是野生动物，不是太少的，是哺乳类的，你就这样找。 发现宿主 4月12日广州有一个新闻发布会，袁国勇、我和郑伯健三个人去的，这一方面是要给内地的同仁一个交代，因为港大的第一篇论文没有提到钟南山和他的团队，另外也想统一认识，希望内地不要再有两个声音，还在说病毒是衣原体。等火车的时候，我就跟郑伯健说，我想来想去，有种动物可能性比较大，就是果子狸，狸字我当时还不会念，问郑伯健怎么读。在火车上，我也跟袁国勇说了，结果4月16日下午，袁国勇就在香港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用粤语告诉媒体，他认为这个病毒是从果子狸来的。这让我很惊讶。 4月份很多研究机构已经开始寻找SARS的动物宿主，但都没有结果。我在忙着写关于SARS的论文，一直到5月5日才结束。5月8日上午，我带了一个学生去深圳，跟深圳卫生局和CDC的人开会，会上也有深圳市林业局和市场管理部门的人。我把自己对于SARS宿主的分析告诉了他们，开完会，下午三四点，我们就到深圳市东门市场去做野生动物取样了。动物标本要取的是血液、粪便、肛拭纸和咽拭纸。这个下午，我们取了9个动物的标本。第二天，5月9日，又取了16个动物。这25对标本，包括了8种动物，其中果子狸我们取了6个标本，我就是很明确的奔着果子狸去的。 2004年1月6日，广州市森林公安警察在新源禽畜批发市场查获86只果子狸 我们整个团队才七八个人，5月9日返回香港，整个团队都很累了，我让他们5月10日休息一天，第二天开始在实验室全力以赴。当天我就跟郑伯健去了广州，当时我们已经准备跟钟南山院士用病毒的灭活液做疫苗。走之前，我就交代我的学生，每个标本要设三对码，代表头体尾，25对标本，每个都要这样做。很快，5月11日下午一两点钟，实验室就已经有了结果，学生给我打电话说：老板，有阳性。我马上坐直通车从广州赶回来，进实验室，让他们把所有照片拿给我。我只把25个标本里，三个结果都是阳性的拿出来，就是这些了，其他都不是。病毒在传播中，它并不知道哪个动物喜欢它，哪个动物不喜欢它，所以，有的动物虽然被病毒传播上，但是不能完成复制，只有一部分存留，全部结果是阳性的，证明病毒已经很好地完成了复制。 5月13日，我再去深圳取标本，在深圳市卫生局开会时就没有心思了，只想快点结束去取样。跟我合作的深圳CDC的何雅青注意到了我的心神不宁，问我是不是已经做出了什么结果？我说，我们把5月20日设为“D-Day”吧。她愣了一下，因为她不知道“D-Day”的意思。 2003年5月15日，香港国泰航空的工作人员正在对机舱进行清洁和消毒 当晚取完标本回到香港，我们课题组在实验室日夜加班。5月18日凌晨，两株病毒的基因全序列做出来了，这个基因很大，我们用常规方法做，做出300多个序列，再拼成一个长链。我的徒弟做到深夜1点多的时候，脸都累得变色了，他来找我说：老板啊，我可能犯错了，拼不出来，怎么拼都有错误。我就自己在计算机上拼，我拼出来之后，跟他说：你对了，我们找到了！为什么我们的结论相反，因为我们从果子狸身上找到的一个病毒的基因序列，比人身上的病毒基因序列多了29个核苷酸，而且只有2月11日以前的标本病毒有这29个核苷酸，以后的标本就没有了。我的学生以为自己错了，但这其实是病毒的适应能力，这部分的核苷酸，在传播的过程中丢掉了。根据病毒进化原则，我说我们这个是对的，我们找到了原始病毒。而且，除了这29个核苷酸，你把整个基因拿来比较，果子狸身上找到的病毒，与人类身上的病毒，有99.8%的同源性。这说明，野生动物市场，真的是人类的感染源头。 5月18日上午，基因序列全部完成的时候，我的徒弟已经累得从沙发上滑下去睡着了。我也不忍心叫醒他，就拿了三四件工作服给他盖上。他们的确很辛苦，我给他们的命令，就是要在实验室日夜加班，不许离开，女生可以回去洗澡，男生就在办公室睡。下午三四点钟，我给港大校长徐立之打电话，告诉他我找到SARS病源了。我不知道他当时正在多伦多，当地时间还是凌晨3点。半夜被吵醒，他还是很高兴，建议我把论文送去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我首先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央和深圳市政府，这个成果不是我个人的，深圳卫生系统是我的合作方。这个报告交上去之后，我就专心做论文。 我的论文是5月22日晚上10点提交给《科学》杂志的。5月23日是新闻发布会，我跟郑伯健去了深圳，与深圳CDC一起，向公众发布我们找到了SARS的病毒宿主是果子狸。港大这边也有一个发布会，由微生物系主任袁国勇主持。 关于果子狸的结论公布之后，也有一些争议。《科学》杂志的反应非常迅速，我提交论文之后4个小时，5月23日凌晨两点钟，杂志社就给我回音了，说请了两个专家审阅我的论文，认为是基因污染。我马上回复：你们所说的基因污染我很了解，但请你到基因库去查一查，看看管轶手上提交的基因序列有多少，这世界上还有几个人比我掌握的病毒样本更多，你们4个小时就做出这样判断是不负责任的。于是杂志社跟我道歉，说他们会把论文重新送出去找专家审阅。后来中国农业大学陈章良团队也做了取样调查，他们取到的果子狸样本中没有找到SARS病毒。这对我确实造成了一些困扰。大概6月11日，我正在吉隆坡开SARS大会，《科学》杂志的人又跟我联系，还附上当时中国的报道，说他们很难做决定，问我愿不愿意接受第三方实验室的验证。我说可以，只要那个实验室有资质。我相信自己实验室的结果，我也保留着每一个原始样本。第三方实验室的结果，支持我们的判断，论文最后通过《科学》杂志的审查，在线发表是9月4日。 与此同时，野生动物在短暂的禁售之后，2003年9月份，又重新回到了市场上。我再去取标本，是10月22日。那天我买了9个动物，种类是5种，猪獾、狗獾、花面狸、貉和果子狸，我的目标已经很明确了。取回标本检测，这一批的9个标本，有7个都是阳性。11月份，每周我都会再派人去深圳取一次标本，有时我太太也去取。标本取回，进实验室检测。到12月份，病毒检测的阳性率就非常高了。12月份，我自己去了广州增槎路的野生动物市场，去了几次，一路检测过去，标本的阳性率越来越高。 这么多阳性的结果要不要发布？说实话我有过一些犹豫，SARS的恐慌好不容易过去，关于果子狸的争议一直都在，现在我突然站出来说，SARS又来了，谁会信呢？到了12月24日平安夜，广州发现一例新的SARS疑似病例。这让我心里非常矛盾。2004年1月2日，我从美国新招来的一个博士坚定了我的决心，她说，不管会有什么麻烦，SARS如果重新回来，就是大事，我们还是要报告。我刚好有香港这边中联办科技办工作人员的电话，我打过去，对方来到我的办公室。我说了标本检测结果，我认为已经到了做决定的时候，不然很可能会再来一次SARS大爆发。我不会中文打字，我就在办公室里现场写了一封信，我们3个月来所有的调查报告的总结，写了6张纸，由中联办通过他们的渠道当天传回北京。 1月3日凌晨1点半钟左右，时任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王智琼打电话给我，他说：教授，你明天能不能来一趟广州开会，中央已经把你的调查结果传给了广东，我们都看了。我说好。上午就带着我的一个博士一起去了广州。下午开会，钟南山院士也去了，广东省科技厅、广东省CDC的人都在。12月24日的一例新发病人，当时广东省CDC还没有从标本中分离到病毒，只是拿病人的标本在做基因序列，只做出了一段，没找到病毒。开会的时候我就跟副主任许锐恒建议，把他们的基因序列送到香港去，我感觉这个病毒跟以往的不一样。他同意了，把手下的实验员调去香港，跟我们实验室的人一起比较，一个小时，结果就传回来了，这个新发病人的病毒，跟我们2003年10月之后取样的动物病毒标本完全吻合。 2004年3月6日，北京市科兴公司的生物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在加紧生产“非典”灭活疫苗，为即将进行的人体试验做准备 清剿与源头 我的结论，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清剿市场上的宿主动物，果子狸。可能有人会觉得这很残忍，有没有必要？我只能说，这是经验，这是1997年香港禽流感时我们学到的经验，当我们清剿完了市场上的宿主动物之后，就没有病人了。 我们在会议上达成共识之后，钟南山院士又起了关键作用，他给广东省的高层领导打电话，陈述事情的严重性。我们1月3日回到香港，当晚，广东方面就召开千人大会总动员。我们约定从2004年1月5日开始清剿果子狸的行动，当天钟南山院士来香港做新闻发布会，广东CDC在广州做发布会。清剿从1月5日开始，到1月12日结束，我记忆中广东出现的最后一例病人是1月10日，总共5个病人，清剿结束之后，就再也没有了。这证明清剿再次起了关键作用，广东的野生动物市场，确实是SARS病毒的温床。 2004年1月10日，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人员前来视察广州的野生动物市场，确定是否还有果子狸售卖 但是，关于SARS的研究到此就结束了吗？远远没有。除了果子狸，2006年，也有研究者发现蝙蝠身上也携带SARS冠状病毒，与人类病毒的同源性是92.6%到93%之间，与果子狸与人类99.8%的同源性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这指出了一个思考方向，就是蝙蝠在病毒传播中的作用是什么？ 2007年，我对整个冠状病毒的生态学做了系统的总结，从进化角度来分析，我认为蝙蝠可能是所有冠状病毒的源头。根据病毒出现的时间，你就会发现病毒如何入侵的。冠状病毒的出现，已经有三次，1986年，1999年，2003和2004年，中间都相差了十几年，从进化学的角度，差得太远了，说明病毒的传播不是那么直接，进化有缺口。现在依旧有几个疑问：蝙蝠中发现了冠状病毒，但是蝙蝠有1000多种，到底哪种才是携带者？病毒是否由蝙蝠直接传到人，现在还没有依据，欧洲、非洲的蝙蝠里有病毒，那为什么SARS没有从那里开始？蝙蝠和市场野生动物之间，有没有中间宿主？也许现在依旧还有一种动物，带着高度相近的病毒。真正让市场野生动物和人感染的源头，其实我们还没找到。（编者注：2017年年底，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石正丽团队发表最新研究结果称，已证明SARS病毒是经过几个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重组而来。他们推测，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在偶然的情况下感染了云南养殖场的果子狸，感染了病毒的果子狸随后又被贩卖到了广东。病毒进一步在市场上的果子狸中传播，不断变异，最终产生一个传播性极强的SARS病毒，感染了人类。） 至于SARS到底是飞沫传播还是空气传播，我觉得是一个没有什么好讨论的问题，这其实是个物理问题，就是SARS的传播动力学。简单地说，分子直径越大，传播距离越短。同一个东西，载体的分子大小不一样，传播的距离也就不同。这个是可以用空气发生器在实验室里测试的。不过SARS的传播动力学现在并没有人做。因为做病毒实验的P3实验室是有负压的，要做这样的实验就要关上负压，这就很危险，需要穿特殊的防护服，看起来像宇航员那种，很贵，2万元一套。我们实验室有这种设备，但我也不想做它，太危险，价值并不太大。 其实早在2002年11月中旬，世卫组织全球流感项目的召集人斯托尔（Klaus Stohr）到中国，在广州停留了一站，座谈中有广东省CDC的人。在这个会上，广东的专家就跟他讲了最近有一些非典型性肺炎的事情。这是关于SARS最早的信息。我也是这个全球流感项目的创始人之一，2002年5月就开始跟斯托尔共事，但我们当时没有从他那里知道任何信息，后来我们启动内部检查机制，他也是有过失的。 2004年11月19日，为测试香港政府应对突发传染病（如SARS）爆发的反应能力，香港新界警务战术中心举行了代号为“枫树”的演习 现在回顾SARS，我觉得价值在于再敲一次警钟。希望所有的人，公众、科学家和官员都能扪心自问，哪些地方我们做错了，哪些地方还有改善空间？这些年传染病防控上的确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另一方面，学界研究上的一些阻碍依然存在。其实传染病并不可怕，怕的是做研究的人平时不用功，临时才攻关。病毒的研究要毅力，也要能力。我现在更担心的并不是SARS是否会再来，而是新的禽流感，H5N1如果变成人传人，可以比SARS厉害百倍，如果这种病毒复制出一个超级传播者，情况不堪设想。 本文转载自《三联生活周刊》 根据管轶的这段口述，我们基本了解了几个事实： 1 管轶在广州SARS病毒的取样过程 共2次取样
2 SARS病毒在香港的检测及确认冠状病毒的过程
3 SARS病毒传染给人的宿主确定为果子狸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注意管轶的两处表述：“这一方面是要给内地的同仁一个交代，因为港大的第一篇论文没有提到钟南山和他的团队，另外也想统一认识，希望内地不要再有两个声音，还在说病毒是衣原体。”“结果，4月16日袁国勇就在香港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用粤语告诉媒体，他认为这个病毒是从果子狸来的。这让我很惊讶。”通过这段过程表述，我们清楚的知道了袁国勇只是将管轶的关于果子狸的一种猜测就当成病源宿主的发现并在发布会上宣布。而果子狸的取样和检测是在事后进行的。 我们再看两篇挖掘资料： 调查钟南山【2003年】 外滩记者 邵嘉翔 杨晓杰 王磊/报道 （原载《外滩画报》http://www.bundpic.com）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20日，国内已有200多个研究机构和人员，宣布SARS疫苗研制成功或即将成功。在如此庞大的科研大军当中，以钟南山为首的疫苗研制小组最引人关注。 5月26日，这个疫苗研制小组率先在香港举行新闻发布会，宣称研制成灭活SARS病毒简易疫苗，并称这个疫苗有望在6月10日前问世；5月29日，这个疫苗研制小组又在广州召开新闻发布会，钟南山亲自参加，《南方日报》以《神奇滴鼻剂可阻非典病毒》为题作了报道。报道说，再过大约20天，也就是6月20日前后（比香港发布会推迟了10天），研制小组完成灭活后，就可按一定病毒量配制滴鼻液，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6月20日已经过去了，但发布会上的承诺并没有兑现。 钟南山研制疫苗的新闻搅动了业内 受众首次在媒体上得知钟南山研制SARS疫苗的消息是5月26日。但这个消息并不是钟南山本人发布的，所以他非常“反感”。 5月26日这天，对钟南山来说，是一个让他非常“反感”的日子。因为这天，《大公报》、新华社纷纷报道了钟南山研制SARS疫苗的消息。甚至有消息说，预防非典疫苗有望在6月10日前问世。这些消息经过中国新闻网、新浪网等转载，一时传遍大江南北，在庞大的SARS疫苗科研大军当中，钟南山异军突起。甚至有网友在网上发贴说，钟南山乃神人也！ 而当本报记者就此事打电话向钟南山求证时，他却对记者说，虽然研制小组是粤、沪、港三方合作，但5月26日的消息是香港单方面发布的，“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主任袁国勇未经我同意就向媒体发布消息，我对此很反感。” 钟南山对记者说：“媒体上发布的消息不准确。我们研究的疫苗没有他们说得那么好，当然也没有打算进行公布。” 对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主任袁国勇，钟南山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袁国勇根本没有参加我们的研发，合作的三方分别是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的郑伯健博士、上海复旦大学的闻玉梅院士和我。袁国勇只是合作方郑伯健博士的领导。” 和钟南山通过电话之后，记者打开了中国工程院的官方网站。也是5月26日，一篇《关于用灭活病毒疫苗保护新型冠状病毒接触者的紧急建议》让记者大吃一惊，因为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钟南山和闻玉梅两位中国工程院院士。 为什么会在同一天发布研制疫苗的消息和紧急建议，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 记者再次和钟南山通电话时，他拒绝对这个问题进行正面回答。 钟南山为“神奇滴鼻剂”召开新闻发布会 钟南山认为香港大学对SARS疫苗研制情况的发布不准确，而一旦自己召开发布会时，也会走香港大学的“路子”。 5月29日，根本“没有打算在媒体上公布”研制SARS疫苗消息的钟南山，破例了。钟南山对记者说，原来根本没有打算公布，但香港公布的不准确，所以他的这个公布算是更正。 5月29日的《南方日报》详细报道了钟南山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有关情况。文章是南方日报社记者林亚茗写的，标题是《神奇滴鼻剂可阻非典病毒》，副题是《成本低、无毒性，再过20天左右即可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一种神奇的滴鼻剂在不久将会问世，它只需用50-100微升的剂量，喷入2—3次，就可以抵挡SARS病毒的侵入。钟南山院士和来自上海复旦大学的闻玉梅院士分别介绍说，经过粤沪港科学家19天的联合攻关，这一成果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报道还说，这种神奇滴鼻剂，成本低、无毒性。记者没有发现，钟南山的更正和香港方面的说法没有什么根本不同，要说差别，只是细节上略有出入。譬如钟南山研制的SARS疫苗“6月20日左右即可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比 香港方面宣布的“6月10日前问世”晚了10天。 钟南山疫苗成果的发布没有经过同行评审 为什么没有经过同行评审而急于拿出来发表的原因，他们认为主要是为了“应急”，当然也欢迎企业方面投资。 看到《南方日报》的这个报道，记者吃了一惊。因为，《南方日报》的报道说“再过大约20天，课题组完成确认灭活后，就可按一定病毒量配制滴鼻液，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而此前，记者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官员了解到，目前关于SARS疫苗，国家还没有批准任何一种研制中的疫苗可以用于临床研究。按照《药品管理法》的规定，未经批准而进行临床研究，是不允许的，也是非法的。 为了进一步核实这个问题，记者再次打电话给钟南山和闻玉梅进行核对，他们对这个问题先是回避，后来确认国家还没有批准可以进入临床试验。没有批准，是否在申报当中？ 记者又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疫苗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所长毕胜利取得联系，求证是否有SARS疫苗处于申报当中。 毕胜利告诉记者：“至今没有一起研制中的SARS疫苗已经进入了申报程序。”没有申报，那么，是否经过了同行评审？因为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一项科研成果发布之前，必须经过同行评审，否则这项成果不会被社会承认。 记者和数名疫苗方面的专家取得联系，他们都说，没有看到或者听到，钟南山的这项科研成果经过了同行评审。 记者和钟南山、闻玉梅、香港大学教授郑伯健三方取得联系，他们也承认这项成果没有经过同行评审。至于为什么没有经过同行评审而急于拿出来发表的原因，他们认为主要是为了“应急”，当然也欢迎企业方面投资。 既然如此，《南方日报》的报道又是怎么来的呢？难道还是媒体“发布的消息不准确”？ 闻玉梅告诉记者：“《南方日报》的报道不准确。‘再过20天，即可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的说法不是我说的。”记者追问闻玉梅，是谁说的？ 闻玉梅说，反正不是我说的。 记者又和钟南山取得联系，求证“临床研究”之说的源头。钟南山对记者说：“我记不得了。” 记者只好找同行求证。《南方日报》记者林亚茗是《神奇滴鼻剂可阻非典病毒》一文作者，他向记者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在新闻发布会上，钟南山院士说，如果非典疫情还在继续，他们研制的滴鼻剂即可跳过动物试验，直接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稿子写好后，编辑有所删节，并把内容放在闻玉梅院士身上。” 有专家对钟南山研制ＳＡＲＳ疫苗提出不同意见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虽然钟南山那里有大量的资源，但他没有研究疫苗的经验，因此他研制的疫苗在业内并不被看好。 钟南山研制SARS疫苗的消息公布后，一些专家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所长毕胜利对记者说：“钟南山搞SARS疫苗这事我知道，钟南山作为一个致力于呼吸系统的临床医生，可以说是学有所成。虽然钟南山手里有大量的资源，但他没有研究疫苗的经验。俗话说，隔行如隔山， 因此他研制的疫苗在业内并不被看好。” “美国和欧洲在疫苗和药物研发上的力量那么强，但到现在为止，他们没有发布任何‘成功’的消息，而国内一下子竟然出现了200多个研究机构和人员，宣布SARS疫苗研制成功或即将成功。”对媒体上关于SARS疫苗连篇累牍的报道，毕胜利认为，“目前国内研究SARS疫苗和药物的态度不端正，尤其是个别专家起了非常不好的作用。不懂就是不懂，而现在一些科学家太浮躁，大家都想表功，都想争取科研经费或企业投资，这个现象不正常。” 与毕胜利的说法相呼应，曾在美国FDA工作了13年，今年刚刚回上海的李忠明博士对记者说：“钟南山搞的那种灭活疫苗技术上是个尝试。” 李忠明还是《现代新疫苗》的主编，他告诉记者，钟南山研究的是第一代疫苗，这种技术操作比较简单，就是把活病毒灭活后输入人体，从而能够使人体产生抗体，“这种疫苗的好处是快速，但是也有缺点。要做灭活疫苗的前提是大量繁殖活病毒，如果要大量生产的话，就需要大量的P3实验室。” 对“应急疫苗”的说法，李忠明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无论情况如何紧急，也不能跳过动物试验，而将疫苗直接使用于正常人体。 一位不愿在媒体上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记者说：“我看过发表在中国工程院官方网站上的紧急建议。按照钟院士的意见，SARS疫苗研制要打破常规，尽量减少按常规疫苗检定步骤，力争在2至3月内获得研制产品。个人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疫苗研制要走极其烦琐的步骤，这是必须的，世界各国公认的，SARS疫苗生产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不能逾越的。” 这位专家还告诉记者说：“钟南山在救治SARS病人时，由于人类对这种疾病还没有认识，所以可以进行试验性质的治疗，以寻求最佳治疗方案；但是疫苗是使用于正常人体，而不是病人，因此绝对不能带有试验性质，而必须确保安全。所以，我对钟院士敢于在病人身上进行治疗试验并获得成功表示钦佩，但对其研制的疫苗也要走这个路子，表示担忧。” 而直接参与“神奇滴鼻剂”研制的香港大学教授郑伯健则对记者说：“如果SARS疫情持续下去的话，我们研究的这种快速疫苗才能体现出价值，但是目前疫情已经明显呈现下降势头，我们研究的疫苗已经没有多大优势了。现在我们发现要搞成一个疫苗也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钟南山并没有泄气。6月中旬，他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中国非典疫情已近尾声。但谁都无法预计今冬明春是否会再次发生大规模感染，所以我们要尽快研制出应急疫苗。” 对“应急疫苗”的说法，李忠明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无论情况如何紧急，也不能跳过动物试验，而将疫苗直接使用于正常人体。 香港为何要与钟南山合作搞疫苗 乎所有被看好的疫苗方面的专家，都在一些医药公司的视线之内。因此，ＳＡＲＳ疫苗研制到处放卫星，实际是疫苗制造商在暗中较劲。 据记者了解，这个“神奇滴鼻剂”是香港、上海和广州三方合作完成的，具体分工是：香港方面主要提供病毒株，上海方面提供制作疫苗的技术，广州方面提供场地和一些临床病历。领军人物是钟南山。 香港既然有病毒株，为什么不自己搞疫苗，反而要和广州搞合作呢？ 香港大学教授郑伯健告诉记者：“我们当时研制灭活的疫苗是考虑到如果疫情持续下去，特殊的情况下可以跳过动物试验，直接应用给临床的医护人员。当然，跳过动物试验直接应用于人体的前提条件是疫情持续恶化，我们又能把SARS病毒彻底灭活，证明疫苗是安全的。但是，即使这样，在香港也是不允许的，所以我们才把毒种提供给广州方面，在广州搞这个疫苗。” 香港不允许疫苗可以跳过动物试验直接应用于人体，《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也明确规定，不允许疫苗可以跳过动物试验直接应用于人体。如果《南方日报》记者林亚茗没有记错的话，钟南山是想在非典疫情继续的情况下，跳过动物试验，直接将他们研制的疫苗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这也许就是香港方面看好钟南山的一个重要原因。 按照香港大学教授郑伯健的说法，把“神奇滴鼻剂”放在广州搞，不仅有可能跳过动物试验直接进入临床研究，还可以搞到政府投资。 郑伯健告诉记者说，研制这个“短、平、快”SARS疫苗的最早想法是他提议的：“针对医护人员这些高危人群搞一个试验性的SARS疫苗的想法我很早就有了。后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钟南山，他也很支持。” 记者通过广东省科技厅、广东省非典防治办公室了解到，钟南山以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名义给政府写报告，要求研制SARS疫苗，申请立项。广东省科技厅立项后，拨款200万元，作为先期投资。 广东省科技厅的张先生告诉记者说：“200万元直接拨到钟院士做试验的单位。主要用于购置设备、试剂、防护服等一些消耗的东西。这是第一阶段拨款，以后是否追加资金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虽然是国家出资，但研究成果归他们三方享有。”张先生说，“政府只是对一个科技项目进行资金支持。” 政府投资不足怎么办？钟南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0万元经费研制SARS疫苗远远不够，假如有社会团体和组织愿意支持的话，我们当然表示欢迎。” 一位跨国公司的医药代表对记者说：“几乎所有被看好的疫苗方面的专家，都在一些医药公司的视线之内。因此，SARS疫苗研制到处放卫星，实际是疫苗制造商在暗中较劲。” 香港大学教授郑伯健告诉记者说：“今年2月份的时候，香港大学从钟南山那里拿了一些病毒标本，再加上这次三方合作，国内已经有很多对于钟南山不利的言论了”。 据悉，即使研制成功，钟南山可能也要放弃SARS疫苗专利权。 香港大学教授郑伯健告诉记者说：“由于钟南山的特殊身份，三方合作给他带来了很多风言风语，说他把病毒资源都给了香港大学，从中拿了好处。” 郑伯健介绍说：“今年2月份的时候，为了研究和分离SARS病毒，香港大学从钟南山所在的研究所拿了一些病毒标本，再加上这次三方合作，国内已经有很多不利于钟南山的言论了。所以为了避嫌，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这个正在研究的疫苗即使最早出来，也不申请专利了。为此，很多跑过来要和我们合作的企业都回去了。” 媒体开始反思关于SARS疫苗的报道 6月5日的《中国青年报》以《非典疫苗报道连篇累牍，不实消息让人惊心》为题，掀开了媒体对前段时间关于SARS疫苗的反思性报道。 这篇反思报道说，为什么在我们的传媒上关于非典疫苗有这么多混乱、矛盾的报道呢？从信息源的角度说，受采访的科学家即使均出于公心，他们对科学事件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更何况，科学工作者也可能有私心，可能会考虑研究成果背后的名利——有的研究背后有企业行为，有的研究者会为了争取更多资金支持而将阶段性进展夸大或含糊其辞，所以科学报道的采写者不应只听成果发布者本人的一面之词，也应听听其它同行评议。但目前我们看到的多数科学报道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读者只得自己做广采博收、甄别判断的工作。 这篇反思报道还认为，除了信息源的原因之外，一些不符合科学规律的报道，问题出在记者、编辑的加工环节。 这篇文章在链接的背景资料中，专门提到了媒体关于钟南山研制SARS疫苗的报道。 而此前科技部长徐冠华发表的《非典攻关要加强合作警惕浮躁情绪》，被认为是媒体开始反思报道的“导火索”。这位院士出身的部长说，在防治非典的科学研究中，浮躁情绪和急功近利思想在一些机构、一些科技人员中表现还十分突出。主要表现是，有些科技人员不顾大局、不善于合作；有的虚报成果、言过其实；有的发表不负责的、不属于自己专业领域的评论等等，在社会上造成不利影响，严重影响科技工作的正常进行。 钟南山与SARS资源 从钟南山那里拿标本，前提是要签订这样一个合同：甲方（钟南山所在的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提供病毒标本，乙方（香港大学微生物研究所）负责检测；甲方享有检测后所得的科研成果，乙方不得向甲方以外的其他机构提供检测出来的病毒株；乙方检测出来的成果只能由甲方向外发布。 据记者了解，截至5月底，国内共有5例SARS尸解，并且都是在广州进行的。今年2月份，钟南山所在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提供了一例SARS病人尸体。负责尸体解剖的南方医院病理学专家丁彦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尸解所得标本是这样分配的：尸体提供单位、广东省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州市CDC、国家CDC。 2月份，香港大学微生物系从钟南山处拿到了SARS病毒标本，包括5块SARS肺标本和病人的咽部标本、血清标本。依据这些标本，香港大学微生物系教授管轶成为“成功分离非典病毒第一人”。 后来，钟南山又和香港大学合作，共同研制SARS疫苗。 但从钟南山那里拿标本，前提是要签订这样一个合同：甲方（钟南山所在的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提供病毒标本，乙方（香港大学微生物研究所）负责检测；甲方享有检测后所得的科研成果，乙方不得向甲方以外的其他机构提供检测出来 的病毒株；乙方检测出来的成果只能由甲方向外发布。 钟南山掌握的ＳＡＲＳ资源最完整 对这些资源的整合，钟南山出了一本关于SARS的书：《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与治疗》。 根据公开的报道，钟南山对SARS资源的掌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掌握世界上第二例SARS病人的全部资料。第一例SARS病人发生在广东省佛山市，时间是2002年11月底；第二例SARS病人发生在广东省河源市，时间是2002年12月初。不仅如此，钟南山还目睹了第二例SARS病人是如何感染他人的，而且这些被感染的人的资料也在钟南山的掌握之中。钟南山就是据此得出SARS具有传染性和致命性的结论。 二是掌握许多危重SARS病人的资料。出于一个医生的天职和智慧，钟南山曾要求有关方面，把最重的病人送到他所在的广州呼吸病研究所。2003年2月至3月间，60多名危重病人从其他医院转送至广州呼吸所。为什么要这样做？钟南山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除了救死扶伤以外，还给我们一个好机会，让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做一个探讨，能够有一些创新，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动力。”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钟南山没有告诉央视记者，这就是，由他主持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曾接受霍英东1000万元捐赠，建成中国第一个完全按国际标准设计、施工和配置的加护病房，并命名为“英东重症监护中心”。就在这个加护病房启用的第二天，就接收了从河源市转来第二例SARS病人。 三是这些资源在临床上具有一定的试验性质。以第二例SARS病人为例，其治疗方案可以说是“试验”出来的，当然，在这个试验当中，钟南山是幸运的。而探索治疗方案本身就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 一位流行病学专家对记者说：“在世界范围内，只有钟南山手中的SARS资源最完整。所以，WHO（世界卫生组织）把钟南山当成一个重量级人物，显得举足轻重。” 为什么SARS资源不能共享 资源难以共享，还有专利问题，因为这个专利和专家的“名利”休戚相关。 第一例SARS病人是2002年11月底出现的，到4月26日，WHO宣布SARS元凶是一种变异的冠状病毒，近半年时间，中国专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是为什么中国专家的研究却落后了？ 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一些专家，他们认为，在SARS病原研究上，中国之所以落后，原因在于SARS资源不能共享。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所长毕胜利认为，如果病毒所一开始就能拿到足够的SARS标本，在寻找病原上，中国也许会成为世界第一了：“光标本的获取，就和有关方面协调了近两个月。从疫情一开始，我们便和广东方面协调，原定鸡蛋大小的标本，到手里却变成黄豆粒般大小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拿到第一份标本是2月14日，按照时间推算，发现第一例SARS病人是2002年11月底，也就是说，发现第一例病人不久（应该是1个月左右），北京方面就开始和广东方面协调“标本”的问题了。 毕胜利认为，在标本问题上的限制，使得他们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在错误的方向上，直接导致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寻找病原上的被动。 和毕胜利有同感的是中国军事科学院的曹务春教授。曹教授告诉记者说：“2月12日，我以军事科学院流行病研究室主任和全军疾病控制中心负责人的身份去广东疫区采集标本，但当地相关人员已经将病毒标本的采集层层封锁，通过正式渠道很难采集到标本。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有家单位答应提供标本，但当我们在机场拿到标本后才发现，这其中并没有我们必须要的病人血清、肺组织、分泌物等，而仅仅是一点点口水。” 此后，曹教授隐蔽了军方科研人员的身份，通过私人关系才弄到了一点标本。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长杨焕明则对记者说：“为了研究SARS病毒的基因测序，我们数下广东，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气愤地说：“我们5月份才拿到SARS病毒标本，这还是全国防治非典指挥部科技攻关组给我们说情的结果，广东方面的理由是：我们不具备研究条件。而实际上我们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是全球人类基因工程的六个中心之一。” 与此相对应的是，香港大学于2月初就从钟南山那里拿到了标本。香港大学教授管轶在接受一些媒体采访时说：“香港大学微生物系有个攻关组，2月份这个病一出现，就到广东取样，在前几次的试验中，也不知是什么病毒。后来SARS传到香港以后，可以在非常快的时间内鉴定到所有的细胞系里面，这样在世界上首先在3月上旬把病毒分离出来。因为是新病毒，所以花了10天时间的鉴定，才发现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 郑伯健说：“从钟南山那里拿标本，前提是要签订这样一个合同：甲方（钟南山所在的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提供病毒标本，乙方（香港大学微生物研究所）负责检测；甲方享有检测后所得的科研成果，乙方不得向甲方以外的其他机构提供检测出来的病毒株；乙方检测出来的成果只能由甲方向外发布。” 李忠明对记者说，SARS病毒资源应该在科研机构之间共享，这样才能做到群策群力，集中力量攻破难关。当然这种共享不仅仅是国际间的共享，更应该是国内专家之间的共享。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对记者说，国内在SARS病毒研究上的相互封锁，是SARS科研上“整体败北”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SARS疫情蔓延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什么要对SARS资源进行封锁 “同室操戈”有卫生管理体制的问题，也有医疗单位的问题，也有专家个人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失败不仅仅是科学家，还有我们的体制。 北京等地的科学家到广州为什么很难采集到标本？ 为什么要对SARS资源进行封锁？ 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钟南山院士。钟院士对记者说：“主要是体制上的原因。SARS病毒标本是疾控所（广东CDC）掌握着。他们就是想大家把资源给他，不许给别人。” 记者又问：“是否有专家问您要过SARS病毒标本？您是如何处理的？” 钟南山说：“现在算起来，我一共给过4个研究机构，有香港的、有本省的、也有省外的，但基本上都是以互换为目的。当然，现在如果有机构向我要，我还是会给的。”除了香港之外，钟南山没有透露另外3家研究机构的名字。 就SARS资源封锁问题，记者采访了上海民盟主委、复旦大学医学院免疫学系主任熊思东。熊思东告诉记者：“为什么疫区的临床机构要严格控制病毒标本？因为现在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重大需求就是市场的重大需求，就是巨大的商机。 譬如，我们宣布搞SARS疫苗后，现在几乎天天有人来谈合作的事情。”熊思东还认为，资源难以共享，还有专利问题，因为这个专利和专家的“名利”休戚相关。 军科院微生物研究所主任祝庆玉则对记者说：“我们去广东之前，中国CDC就已经去过广东，他们跟我说，广东省有关部门有一个规定，病毒标本不能拿出省外。这是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我看来，控制资源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只有他们 有资源就只有他们才能研究疫苗和药物。” 记者在广东省卫生厅防非协调办公室的网站上检索到的粤卫办〔2003〕10号特急文件也从侧面印证了祝庆玉的说法。 2003年2月25日发布的这份文件明确要求“所有标本收集后应在3个小时内用冰壶装好并由医院送往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并要求“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如发生问题追究领导责任和当事人责任”。 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国内在科学研究上的垄断和封锁，单纯用“名利”二字还不能完全概括。“同室操戈”还有深层次原因，有卫生管理体制的问题，也有医疗单位的问题，当然也有专家个人的问题。譬如，卫生部门把SARS资源当成本部门 的“财富”，医疗单位把SARS资源当作本单位的“财富”，专家个人把SARS资源当作个人的“财富”。 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屏对记者说：“在国家公共卫生危机中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突发事件协调小组，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能仅仅依靠科学家的良知和领导的默许，比较合理的方式是应该在利益相关、资源共享的基础上建立国家危机管理机制。” 目前的现实情况是，某些医院、医生和科研机构把SARS资源据为己有，他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占有、收益、处置SARS资源。而从科研的角度出发，SARS资源应该在科研机构之间共享。 人类基因组中国首席科学家杨焕明在媒体上公开说：“中国科学家在SARS面前整体打了一个败仗。”杨焕明认为中国没有率先公布冠状病毒基因测序结果是因为他无法早期拿到SARS病毒标本。 针对杨焕明的说法，钟南山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承认：“病原体的基因测序并不复杂，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做出来，但是科学家受到体制的制约，懂做的人拿不到标本，有标本的人不懂做，还封锁标本和信息。这是一个悲剧。” 而毕胜利则对记者说：“我认为，我们的失败不仅仅是科学家的失败，而是我们体制的失败。 根据对管轶这篇回忆录和钟南山这篇报道的挖掘，我们基本可以判定这样一个事实：在SARS爆发的2003年谁在主导者病毒资源和病毒检测和冠状病毒病原的认定以及宿主的研究以及疫苗的研究。其中参与病毒检测的关键人物是钟南山、袁国勇、佩里斯、管轶四个人，而起决定作用或者说领导整个工作节奏和走向的是钟南山背后的人和香港的袁国勇和佩里斯，而不是管轶。在疫苗的研制中一个是田波的武汉团队，另一个是广州的钟南山、香港的郑伯健、复旦大学的闻玉梅。这个疫苗的推出绝对是一种政治上考虑，是为了掌控香港的疫情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维基百科中关于SARS的过程描述也证明了我们的判断。 参见：2003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冠状病毒香港疫情 疫情初时，中国中央政府禁止媒体报道，香港的电视台在新闻片段中提及事件的片段也被禁止在中国内地播出。中国政府也要求媒体不要“过度渲染”该地区的疫情，以免引起民众恐慌。对此有声音批评中国政府隐瞒疫情，令香港政府低估该疫症传入香港的风险，导致非典由中国大陆传到香港。2003年2月11日，广东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疫情，事后卫生部声明不认同隐瞒疫情的说法，2月11日广东省公布疫情的时候，除中国大陆任何地方都没有爆发疫情。而在2003年2月12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预测，全国近期内不会发生大范围呼吸道传染病的流行，但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小范围呼吸道传染病的流行。2003年，时任香港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表示港府已去信广东省卫生厅了解情况，正等候调查结果，香港市民毋须因这次事件而恐慌。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于10日表示，已与内地接触了解详细资料。大量香港人对政府态度极度不满，成为引起2003年七一大游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央政府与香港于6月29日，与香港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以图为游行情绪降温。尽管如此，七一大游行当天仍有逾50万港人走到街头反对董建华特区政府。 香港旅游业遭受巨大打击，市面一片萧条。香港特区政府求助中央政府，开放内地居民赴香港“自由行”（港澳个人游）政策。香港“个人游”政策推行多年后，推动了香港经济，给香港提供经济发展机会和就业机会。虽然如此，个人游政策也在香港产生很多社会民生问题，大量内地旅客前赴香港造成水货客、地铺租金腾贵、甚至名店歧视陆人等社会问题，以及因来港的大陆人随处便溺、吐痰、在列车上吃东西等而造成的卫生问题，长远造成中港矛盾，内地与香港互不信任等等的深层次问题。 2003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冠状病毒香港疫情 非典事件使香港市面陷入萧条，在香港共造成299人死亡，包括6名公立医院医护人员，是香港2000年代最严重的瘟疫。2003年3月下旬，非典在淘大花园爆发。截至4月15日，淘大花园共有321宗非典个案。感染个案明显集中在E座，占累积总数的41%，记录得第二多感染个案的是C座（15%），第三位是B座（13%），而第四位是D座（13%），余下的个案（18%）则散布在其他11座。感染非典的淘大E座居民有107人，当中大部分住在E座的7号和8号垂直排列的单位。2003年中旬，卫生署联同其他8个政府部门展开调查，世界卫生组织也分别进行调查。两个调查结果均显示，由于个别单位浴室的连接地面排水口的聚水器干涸，排水口与排污渠变得毫无阻隔，当强力的抽气扇启动时，带病毒的液滴可能从地台排水口倒流入浴室，这些液滴有可能被抽至天井，并经由打开的𥦬户随着气流飘进其他单位。 一方面，在3月，政府规定所有学校的学生及教职员在学校内都必须长期佩戴口罩。所有人在进入学校之前，都必须先行量度体温。任何教职员假若有发烧或任何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都必须立即请假3天。由于这项严格的政策，使当时的代课老师需求大为紧张，不少没有教学经验的合资格申请者都在非常短时间内被通知要代课。当时，亦有小部分学校自行宣布停课。3月27日，香港政府宣布从3月29日开始全港所有学校停课（当时只要求停课至4月7日，但后来延长至4月下旬后分阶段复课[71]），所有教学都必须透过网上进行，或由家长到学校领取工作纸及自学材料回家。另一方面，当时香港市民普遍认为以董建华为首的特区政府处理疫情不力，没有主动要求有关单位提供相关资料。例如在3月20日，医管局首席执行官何兆炜通知卫生署指疫情已经在社区蔓延，但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仍一再强调“没有社区蔓延迹象”，并坚持学校不必停课。其后董建华在立法会会议上被问及何以未有处罚或撤换主事官员，矛头直指杨永强。董建华回应第一句是“咁肤浅嘅（怎么那么肤浅）”。市民要求彻查责任，董建华成立的“非典”专家委员会，却委任由杨永强领导调查，被质疑“自己调查自己”。这种种都使董建华民望每况愈下，成为促使该年7月1日爆发反政府大游行的原因之一。疫潮完结后，立法会“调查政府与医院管理局对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爆发的处理手法专责委员会”于2004年7月5日发表调查报告，指出杨“对2003年1月及2月初在广东爆发的非典型肺炎警觉性不足”、“显示不出他具备公众期望政策局局长所应有的沟通技巧”，并谓其在处理非典疫情时于各方面的表现皆未能令人满意。[73]报告发表后，杨指他作为问责局长愿意承担全部责任，但并未即时请辞，直至7月7日方迫于舆论压力辞去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一职，后由周一岳接任。 为了找出大规模疫潮的原因，香港卫生署联同其他八个政府部门展开详细调查，该调查涵盖流行病理、环境、公共卫生、屋宇设计及公用设施等元素。此次事件的源头病人 （是次疫潮的首宗个案）是一名33岁男子，他在深圳居住，并经常到淘大花园探访其弟，他曾到淘大花园E座一个由其弟拥有的单位，期间因肚泻而使用该单位的厕所，其后，他的弟弟、弟妇和两名在威尔士亲王医院照料他的护士证实感染非典。调查报告指出，患有慢性肾衰竭病的源头病人很可能是透过污水排放系统、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和使用大型公用设施（如升降机及楼梯）首先使部分住客感染病毒，然后再感染其他的同座住客。 香港的典型住宅结构设计通常就是一个总共八层的点式结构，电梯、消防楼梯和垃圾通常设在结构核心之内，居住面积则从结构核心向外辐射出去。卫生间和厨房被挤塞在这一结构核心的周围，附以上下贯通的水管和风管。这样的设计模式之下，就形成一个类似“井”字一般的“凹”道，使得整栋大楼缺乏良好的通风条件，这也是香港会成为非典重灾区的一个原因所在。 2004年，非典专家委员会联合主席钱卓乐及葛菲雪，就香港立法会专责委员会的非典报告发表声明。他们强调，整体而言，香港对疫情处理得宜。正是各方面的努力，香港最终控制了非典疫情。 我们再来看看疫苗研制团队中的闻玉梅，时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2003年SARS疫情爆发时，闻玉梅明知60岁以上人群患SARS后死亡率高达50%，依然和“得意门生”翟涤一起赴香港、广州疫区。在广州第一军医大学P3实验室内，他们和国内同仁一起奋战19天，终于获得了数千毫升的活病毒液，为日后制成“灭活SARS病毒免疫预防滴鼻液”立下了头等大功。在1998至1999两年间，她主持研究并确定了大规模生产工艺，解决了质控、中间产品质检、成品检验、保存条件及在转基因动物中进行疗效研究等难题，并将该治疗性疫苗定名为”乙克”(Y1C)。在2000年到2001年间，先后制备了约5000支乙克，2001年送国家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抽检，三批均合格，作为我国拥有知识产权的一类新药，已送药检局申报临床研究。今后预计年产至少可达1万人份，因无类似产品，产值将根据生产单位定价而确定。 这一成果除与北京生物制品所以合作研制与生产方式签订了合同外，还以技术方式参股，经评估，已作价1 9 0 0万元投入注册资金为5000万元的复旦悦达公司作进一步开发与研制。 复旦悦达公司，上海复旦悦达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2年9月，是由复旦大学与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而成，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关于复旦悦达的挖掘在这里不做深入，我们只是清楚这家公司和江家有很深的关系，以这家公司为基础建设的复旦悦达科技园就位于张江科技新区。 所以能在背后指挥和调动这一切的只有在上海的江家。 至此，武汉大学的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团队，上海的复旦大学医学院团队、广州的疾控中心团队、第一军医大学团队、以及香港的袁国勇领导的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团队全部浮出水面。而核心中的香港巴斯德研究所和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则真正地进入我们的视线。 在进行下一步的挖掘前，发生在管轶身上还有一个著名的事件需要说明： 这就是管轶的一篇论文所引起的科技界的一场大战：“与此同时，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陈化兰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研究所国家流感中心主任、研究员舒跃龙也就《PNAS》刊登的《中国出现Ｈ５Ｎ１禽流感变异病毒并出现流行》一文中存在疑点发表看法（详细内容见外交部驳管轶文章事件“峰回路转”）。那么，真的是研究人员鉴定失误还是有其他原因导致这种局面？带着这个问题，生物通记者专门联系了香港大学管轶教授，希望能获悉当事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管教授很热情地回应了记者的询问。他表示，他们的数据是从系统的流感监测获得，这些数据经过了专家审查并发表在享誉甚高的《PNAS》杂志上，因此他仍然坚持这些发现的正确性。对于陈化兰研究员和舒跃龙研究人员在报纸上对该文章错露的评论，管教授表示他很难作出任何评论，原因是他到目前尚未见到陈化兰研究员在文章中提到的已经与世界卫生组织共享的病毒株。” 还有一件事就是这篇论文发表所引发的后果“这篇文章在发表后，汕头部分官员表示不满，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7月20日报道说，广东汕头一批官员本月九号前往位于汕头大学的联合流感研究中心，要求研究人员停止禽流感的研究，并且要求销毁禽流感样本。联合流感研究中心负责人，港大微生物学系副教授管轶认为此次要求关闭其实验室是有非学术目的的。他称，其研究在Nature杂志刊出后的第二天，数名政府官员到达其位于汕头的实验室，要求研究人员交出研究样本或将之销毁，研究人员最后亦答应销毁所有样本。” 以下为相关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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