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力量有把握打好這一仗：毛澤東和周世釗談抗美援朝戰爭

父親周世釗和毛澤東是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同學，他們情意拳拳，過從甚密，書信來往不斷，詩詞切磋頻頻，相知相交63年。毛澤東稱周世釗是“真能愛我，又能於我有益的人”，並稱讚他是“賢者與能者”；周世釗則稱毛澤東是“素抱宏願”的“吾兄”，又稱他是“尊敬的主席”。毛澤東與周世釗談話時，縱論國事，無所避嫌。現根據周世釗記述，將毛澤東和周世釗的交往及關於抗美援朝戰爭的幾次談話整理如下：

圖片

毛澤東

幸福的會見

1913年春天到1918年夏天，毛澤東和周世釗在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和第一師範學校同班學習了5年半。畢業後，他們走上了社會，又一起共同奮鬥了9個春秋，直到1927年後才分開。尤其是在1918年到1921年的3年中，毛澤東和周世釗同為新民學會的骨幹成員，一起為了“改造中國與世界”而奮鬥，並且常常寫信互勉。1920年3月，毛澤東從北京給周世釗寫信，說：“我想你現時在家，必正綢繆將來進行的計劃，我很希望我的計劃和你的計劃能夠完全一致，因此你我的行動也能夠一致。我現在覺得你是一個真能愛我，又能於我有益的人，倘然你我的計劃和行動能夠一致，那便是很好的了。”1920年6月，周世釗寫信勸毛澤東回湖南創立一番事業：“吾兄平時，素抱宏願，此時有了機會，何不竭其口舌筆墨之勞，以求實現素志之十一？相知諸人，多盼兄回湘有所建白，弟亦主張兄回省……”

後來，毛澤東忙於建團建黨的活動，他雖然曾邀請周世釗一起進行革命活動，但周世釗當時入了上大學的“迷”，拒絕了毛澤東的邀請。但兩人彼此尊重對方的選擇，依然聯繫密切。據周世釗回憶，毛澤東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之前，曾把調查情況和想法告訴了周世釗。後來，因毛澤東南征北戰，他們的聯繫才慢慢中斷了。

直到1949年8月長沙和平解放，周世釗以第一師範學校代理校長的名義專門致電向毛澤東致敬。毛澤東不久就回電：“希望先生團結全校師生，加緊學習，參加人民革命事業。”自此，周世釗和毛澤東又恢復了密切聯繫。1949年10月，周世釗致函毛澤東，並附詩一首，同時附去陳澤同建設湘潭工業區的一份意見書。11月15日，毛澤東回信：“延安曾接大示，寄重慶的信則未收到。兄過去雖未參加革命鬥爭，教書就是有益於人民的……兄為一師校長，深慶得人，可見駿骨未凋，尚有生氣。”周世釗對毛澤東評價他“駿骨未凋，尚有生氣”，十分高興，也很受鼓舞。

1950年9月下旬，毛澤東的親戚章淼洪回湘省親，毛澤東囑她便道約周世釗和王季范偕往北京參加國慶觀禮。9月30日中午，周世釗到達北京，下午去中山公園聽周恩來的報告，晚上與蔣竹如等第一師範學校的老同學前往北京飯店王季范（因為出席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已先入京）處談了一陣兒。周世釗從同學中獲悉，當毛澤東會見他們時，問起他的情況，江青還在旁邊插問：“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同學？”毛澤東說：“這位同學相當老實憨厚，就是膽子小。”10月1日，周世釗受邀到天安門觀禮台參加國慶觀禮。直到10月5日，中南海來電話說毛澤東要接見他，囑咐他在飯店等候。下午4時，毛澤東派秘書用車到惠中飯店接周世釗。他們入新華門，到達勤政殿，江青在門口等候，引周世釗入內，並一路詢問周世釗的家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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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分別後，兩位老朋友23年後終於相見。周世釗稱此次見面為“幸福的會見”。握手寒暄後，毛澤東笑容滿面地問了周世釗到京後的情況，也談了他近來的健康情況。毛澤東問周世釗到京以後會見了哪些人？周世釗說見了徐特立、謝覺哉、熊瑾玎、王季范。毛澤東對周世釗說：“約他們來談談好吧？他們沒到以前，我們到外面走走，如何？”於是，毛澤東一面囑咐秘書電約四老，一面又囑咐準備兩輛車。毛澤東和周世釗坐一輛車，警衛人員坐一輛車，進入景山公園。毛澤東和周世釗剛下車步行不到20步，警衛人員走到跟前對毛澤東說：“園裡遊人太多，不便久留，請主席上車。”毛澤東一邊上車，一邊說：“今天游不成了，回去吧！”

在回途中，周世釗問毛澤東：“我記得你從前瘦些，是什麼時候胖起來的？”毛澤東說：“過去在長沙時，常常東奔西跑，在江西和長征時期，常常騎馬打仗，活動多，胖不起來。在延安十多年，坐窯洞，寫文章，騎馬打仗的機會不多，就慢慢地胖起來了。”

周世釗又問：“我看你對一些熟人的信件，都是親自回答，為什麼不讓秘書代勞呢？”毛澤東說：“秘書不了解那些人的情況，不知怎樣下筆，必須將經過詳細告訴他，他才能寫，不如我自己提筆寫幾句還省事得多。”

毛澤東和周世釗回到中南海已是傍晚時分，幾位約請的人都已到齊。同進晚餐後，坐在客廳談話。周世釗向毛澤東提了一個要求：“第一師範的師生，懇切希望得到你的指示，請求為他們題示幾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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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當即表示滿足全校師生的要求，並對徐特立說：“你是一師的老教師，也寫幾句話，給他（周世釗）帶回去吧！”話題集中到一師，又說到一師一些過去的教師。

談話中，毛澤東囑咐周世釗搬入北京飯店。於是，周世釗回去後就從惠中飯店搬到了北京飯店。

毛澤東談話後，秘書向他報告，有首長請見，周世釗等便起身告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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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力量有把握打好這一仗

1950年10月27日上午，毛澤東再次召見王季范和周世釗。毛澤東傷感地談了任弼時逝世一事後，饒有興趣地談論起宗教和哲學問題。周世釗感到很奇怪，於是問道：“主席今天為什麼有這種閒情來談宗教和哲學這些問題呢？朝鮮局勢不是很緊張嗎？”

毛澤東從容答道：“朝鮮局勢日趨緊張，這段時間，我們為了討論這個問題，有很多天是睡不着的。但是，今天我們可以高枕而臥了。”

“這是為什麼呢？”周世釗很不解。

“因為我們的志願軍已經出國了。”毛澤東透露了這個消息。

這是周世釗和王季范之前沒有聽到的消息。周世釗一方面感到興奮，一方面更感到擔心，因而提出一個問題：“有勝的把握嗎？”

毛澤東沒有立即回答這個問題，卻反問王季范和周世釗：“你們對這個問題看法怎麼樣？”

王季范沒有表示意見。周世釗稍稍考慮後陳述了他的看法：“國民黨反動統治被推翻，全國得到解放，這是建設新國家的大好機會。全國人民都希望和平建設，志願軍抗美援朝，是不是會影響和平建設呢？”

毛澤東說：“不錯，我們急切需要和平建設，如果要我寫出和平建設的理由，可以寫百條千條，但這百條千條的理由不能敵住六個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現在美帝的侵略矛頭直指我國的東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鮮搞垮了，縱不過鴨綠江，我們的東北也時常在它的威脅中過日子，要進行和平建設也會有困難。所以，我們對朝鮮問題，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進尺，走日本侵略中國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國的身上，從朝鮮一把刀插在我國的頭上，以台灣一把刀插在我國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國的腳上。天下有變，它就從三方面向我進攻，那我們就被動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不許它的如意算盤得逞。‘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保家衛國，可是黨內有很多人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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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世釗聽了還是十分擔心，再一次提出剛才的疑問：“是不是有勝利的把握呢？”

毛澤東喝了口茶，不慌不忙地回答這個問題：“你們都知道，我是不打無把握的仗的。這次派志願軍出國，是有人不同意的，他們認為沒有必勝的把握。我和中央一些同志經過周詳的考慮和研究，制定了持久戰的戰略，勝利是有把握的。我們估計，美帝的軍隊有一長三短。它的鋼鐵多，飛機大炮多，是它唯一的優勢。但它在世界上的軍事基地多，到處樹敵，到處布防，兵源不足，是第一短；遠隔重洋，是它的第二短；是為侵略而戰，師出無名，士氣十分低落，是它的致命傷。雖有一長，不能敵這三短。我們則為抗美援朝而戰，為保家衛國而戰，士氣高，兵源又足。我們並不希望速戰速決，我們要進行持久戰，一步一步消滅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傷亡。它一天不撤退，我們就打它一天，一年不撤退，就打它一年，十年不撤退，就打它十年。這樣一來，它就傷亡多，受不了。到那時，它就只好心甘情願進行和平解決。只要它願意和平解決，我們就可結束戰爭。”

周世釗又提出一個問題：“假如它不在朝鮮戰場上打而派大軍從我國海岸登陸怎麼辦？”

毛澤東說：“它不敢，那樣做我們也不怕它。我們有《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它如果向我國進攻，就會引起蘇聯的參與。蘇聯參與，不一定要派兵東來，它可以在幾天之間用兵西向，席捲歐洲，歐洲是美國必爭之地，它要照顧歐洲，自然也就無力入侵我國了。”

周世釗繼續發問：“假如美帝用飛機濫炸我國的重要都市呢？”

毛澤東繼續分析道：“它也不敢，因為這同派兵登陸，同樣是侵略。”

在毛澤東剖析了上述論點後，周世釗又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只有我國抗美援朝，蘇聯卻坐視不理呢？”

毛澤東笑着說道：“這個仗，我們有力量有把握打好，不必要蘇聯參加。我看美帝的侵略行徑，一定會徹底失敗，不管它怎樣掙扎，終究是黔驢技窮，在中朝人民共同抗擊之下，它是一定不能得逞的。”

他們沒有希望打到鴨綠江

1950年至1951年初，湖南省第一師範學校的行政負責同志之間、教師與教師之間，發生了不團結的現象。周世釗不想捲入其中，也沒有以積極的態度主動去解決問題，想一走了事。上級領導對周世釗進行了耐心教育，他才勉強安下心來。但他始終沒有辦法解決校內不團結問題，學校工作因而受到影響。周世釗認為自己過多考慮到個人面子、威信問題，作為舊知識分子不能很好地體會黨對教育工作的方針政策，迫切需要學習。於是，他要求學習、改造。1951年3月，湖南省教育廳將湖南省第一師範學校的人事作了適當調整，由副校長李迪光暫時代理校長，同意周世釗到北京的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一年。周世釗自3月7日北上，到京後住惠中飯店。此時，毛澤東已離京去石家莊附近鄉間休息去了，於是周世釗寫了一封信告訴毛澤東他的學習計劃。

1951年4月下旬，政治研究院辦公室通知周世釗，中南海將派車來接他。下午4時，毛澤東的秘書來政治研究院接周世釗和蔣竹如去中南海。這時，毛澤東已從石家莊回來。見面後，毛澤東詢問周世釗、蔣竹如的學習情況後說：“你們能夠請假學習一年，好極了，有機會學習是最好不過的事。我很想學習兩三年，特別想學習自然科學，可惜我不如你們這樣幸運，能夠請假學習，我現在是不好請假的。”

1951年5月的一個星期六下午，毛澤東派秘書田家英到政治研究院接周世釗和蔣竹如去中南海聚會。見面後，毛澤東高興地告訴他們，志願軍在朝鮮作戰獲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並說：“我們志願軍的武器遠不如美帝，但常常把美帝的軍隊打得狼狽逃竄。我們連大炮都少，飛機更沒上前線。但常常打勝仗，把敵人打得落花流水。這是為什麼呢？沒有別的理由，這是因為我們的志願軍都是翻身的農民和工人，他們認識這場戰爭是為支援被侵略的朝鮮而戰，是為保家衛國而戰，都有為保衛革命勝利果實的決心，都明了這場戰爭是為自己而戰，為自己的國家而戰，因此奮勇殺敵，敢於犧牲。可以說，抗美援朝戰爭我們打的是品質仗，是什麼武器也不易抵擋的。”

談了這些以後，毛澤東又說：“我們在朝鮮戰場上的形勢是越來越好，造成這種好形勢主要依靠我們志願軍的勇敢和機智。他們現在層層挖掘坑道，這些坑道都在山底下，縱橫溝通，隨意出入，飛機炸不垮，大炮轟不壞。敵人不好攻，我們卻可出去，萬一失了第一線，還有第二線、第三線。這都是志願軍指戰員想出來的好辦法。像我們在北京的人就不一定想得出這種辦法。”

1951年9月的一天，毛澤東約在政治研究院學習的周世釗、李思安、蔣竹如等5人到中南海共進晚餐。席間，毛澤東很高興地告訴在座的人：抗美援朝戰爭所以能夠取得勝利，主要是由於我們志願軍的機智勇敢，不斷提出新的對付敵人的好辦法，坑道戰就是新辦法之一，現在挖掘了許多層的坑道，敵人想要破壞這些坑道是很不容易的。一個美國記者說：‘美國的軍隊再花20年也打不到鴨綠江！’我看再打200年，他們也沒有希望打到鴨綠江。”

周世釗聽後感到很興奮、很激動。毛澤東又問李思安：“你還記得驅張運動時向北洋軍閥政府的國務總理請願，在新華門坐冷板凳的事嗎？”李思安答道：“當然記得。那是您在領導，已是30年以前的事了。”

抗美援朝是了不起的事

《朝鮮停戰協定》簽字後，中國人民第三屆赴朝慰問團在賀龍率領下，於1953年10月過鴨綠江進入朝鮮。周世釗參加了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湖南分團，到鐵路沿線慰問志願軍鐵道兵團。周世釗通過兩個月的慰問，更加認識到毛澤東的偉大，認識到毛澤東關於抗美援朝戰爭判斷的正確性，心裡更加佩服。

抗美援朝戰爭勝利後，周世釗和毛澤東大概在1954年見面時，又一次談到了抗美援朝戰爭問題。

周世釗感嘆：“1950年的那場抗美援朝戰爭，真是夠緊張的啊！那時國民黨反動統治被推翻，全國人民得到解放，建設新國家是大好機會。人民希望和平建設自己的國家，那時您就決定抗美援朝，派志願軍到朝鮮作戰。我當時怕影響我們的和平建設，但後來居然把美帝國主義打敗了，這是了不起的事！”

毛澤東說：“關於抗美援朝戰爭的問題，1950年10月我就跟你談過。我們不希望速戰速決，我們要進行持久戰。我們要一步一步地消滅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傷亡。它一天不撤退，我們就打它一天。它一年不撤退，我們就打它一年。它十年不撤退，我們就打它十年。這樣一來，它就傷亡多，受不了。到那時，它只好心甘情願同我們進行談判，和平解決問題。只要它願意和平解決問題，我們就可以結束這場戰爭。這就是說，美帝侵略朝鮮之戰，不管它怎樣掙扎，它一定要徹底失敗。我們那時基本上就是依靠小米加步槍的武器、依靠戰士們的勇敢精神、依靠中朝人民的支持、依靠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的同情與支持與美帝國主義打仗。戰爭的結果，完全證明我們的估計是正確的。中朝人民勝利了，美帝國主義失敗了，這就是歷史的結論。抗美援朝這一仗，我們不僅打出了軍威，而且打出了國威。抗美援朝這一場戰爭我們雖然付出了代價，但是經過抗美援朝這一場戰爭以後，我們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大大提高了。看來我們打這場戰爭還是值得的。”

周世釗又小心地問：“毛岸英同志也到了朝鮮，但是他剛剛出國不久就在朝鮮戰場上犧牲了，是不是和彭老總沒盡到責任有關？如果您不派毛岸英同志到朝鮮戰場上，我看他是不會犧牲的。”

毛澤東想了想，說：“不能這樣說。岸英的犧牲，責任完全在美帝國主義身上。岸英是為保衛中國人民、朝鮮人民的利益，為保衛我們祖國的安全而出國作戰的，他是為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為保衛世界和平事業而犧牲的。彭老總是沒有什麼責任的，不能去責怪他。當時，我得到岸英在朝鮮戰場上不幸犧牲的消息後，我的內心是很難過的，因為我很喜歡岸英這個孩子。岸英犧牲以後，當時有人提議要把他的屍體運回國來安葬，我沒有同意。我說岸英是響應黨中央的號召，為抗美援朝，為保家衛國而犧牲的，就把他的屍體安葬在朝鮮的國土上，讓它顯示中朝人民的友誼，讓中朝人民的友誼萬古長青，不必把他的屍體運回國來安葬。當然你說如果我不派他到朝鮮戰場上，他就不會犧牲，這是可能的，也是不錯的。但是，我是黨中央的主席，在那種比較困難的情況下，我是極力主張發動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的，後來得到黨中央的贊成，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定。這個決定得到了中國人民、朝鮮人民、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人民的支持和擁護，很快就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個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偉大運動。我作為黨中央的主席，作為一個領導人，自己有兒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又派誰的兒子去呢？人人都像我一樣，自己有兒子不派他去上戰場，光派別人的兒子去上前線打仗，這還算個什麼領導人呢？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個青年人，他從蘇聯留學回國後，到農村進行過勞動鍛煉，但他沒有正式上過戰場。青年人就是要到艱苦的環境中去鍛煉，要在戰鬥中成長。基於這些原因，我才派他到朝鮮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