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喝不到共产党蜜糖的

2020年6月4号的下午14：30，突然接到王健大队长的电话，在关心了我的生活状况之后，顺便要求我把有关64的信息删掉。

我当然照办了。王大队和我交流了顾义民的近况。他告诉我，说小顾在政府的关心下，小日子很好过。“说话听声，锣鼓听音”，我当然明白王大队的意思，不要和政府唱对台戏。王大队说的话，使我想起一句老话，“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那里亮”。小顾这几年的影响力摆在那儿，受到政府的特殊关照，那是理所当然。但各人有各人的福分，我是韭民，党的光辉照不到，也是再正常不过的。王大队拿我和小顾比，那是抬举我了。

王大队不知道，他打我电话的时候，我正在生闷气。我也承蒙政府垂怜，知道我没收入，要给我来个临时救助。上午的时候，村里一个小年轻刚刚来过，给了我一厚迭纸要我填。开始，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小年轻是个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生，也没跟我说明白。我就稀里糊涂拿起来填。我不怕填资料，我一个穷光蛋，根本没有隐私可言，当然不害怕泄露。后来，中间有一张纸，说要签名还要按大拇指印，我觉得似曾相识，才认真看了一下，才发现这一整摞的材料是一个《临时救助》的申请，我熟悉的这个页面，要按全家人的大拇指印。小年轻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接下来还要提供全家人的收入证明，还要银行的流水。呵呵，为什么说似曾相识，因为去年19年3月7日，派出所秦教导员带我去民政上，也是走这一套程序才能拿救助。我嫌繁琐，放弃了。去年是要按5个大拇指印，今年只要4个，因为我父亲死了，所以可以省略一个。

我跟王大队说，按大拇指印，我是被你们抓到派出所，没办法才在笔录上留下的。每一个鲜红的指印，我都视之为这个国家对我的羞辱。为了你们这个劳什子的救助，我宁愿不要。我对村里的小伙子说，“你给我谢谢村书记的好意，这个救助不要也罢”。我把村里弄救助的事告诉王大队，王大队劝我说，历史上多少大人物，该折腰时都得折腰。我突然艮脾气一下上来，突口而出，“我没有腰”的。说完，我能听到王大队在电话那头呵呵一笑。我不是故意要拂对话的气氛，王大队他无法理解，我早已一生负气负一生，早已将荣辱、生死置之度外了。对区区救助，有固然好，无也无所谓。

我知道，我是个小人物，如果没有上面授意，王大队他们是不会主动弄我的。但这个弄与不弄的分界线是没有的，被弄进派出所，按手指印是无可奈何的事。在“法律不能当挡箭牌”的国家，按手印是对公民的羞辱，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我内心能说服我自己，“碰上绞肉机，我只能服软”，但我只要能有一口饭吃，还能活命，就不会屈服于区区的一点救助，按下无谓的大拇指印。况且，这不单是个人的羞辱，还是对我全家的羞辱。用羞辱的方式，尽一丁点理应是政府的责任，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吧。至于饿死之前会不会按下这个大拇指印，那就到饿死那一刻再说吧。尽管我知道，我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小人物，按不按手指印、饿不饿死都无关宏旨，但我的脾性怎么也改不了，所以，对于共产党的蜜糖，我就只能望而兴叹了。

2020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