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最近不少微信群在轉發幾個有關上山下鄉的紀錄片/視頻。

看了其中一個記錄片的前十幾分鐘，大多說的是上海知青豪情滿懷地自願去北大荒。看得不是滋味，那分明是在宣傳當今天朝"梁家河"皇的旨意。儘管那也是事實，卻只是很小部分的事實。

毋容置疑，絕大多數知青都是被迫上山下鄉。本博數年前曾寫過一篇《手足情，父母心 - 文革中經歷的嚴酷和家庭溫馨》，發在［華夏文摘］。裡面有這樣一段：

「...家庭問題迫使仨姐在68年10月至69年3月五個月內先後下鄉。姐姐們後來告訴我，當時急急下鄉不猶豫，一是為了可有些收入，減輕家裡負擔；二是生怕拖留不走，會給在關押中的父母造成麻煩和增大壓力。這就是什麼叫父母子女同心啊。
...
三姐是67屆初中生。在二姐已定了下農場後，三姐原有留城的機會。但她覺得弟和妹還小，需要大姐在家照顧。她毅然報名下鄉，想把留城機會給大姐。可三姐離城一個多月後，毛的12.21指示發表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該歡迎他們去。” 大姐一聽廣播的指示內容就苦笑着對我說，姐也要下鄉去了，今後你們要靠自己照顧自己了。

上次回國時，讀了大姐收拾舊物時理出來的早年文革前所寫周記，裡面有多篇講到小妹生病發燒。父母不在家，保姆不會看體溫計，難以判斷是否要去醫院。姐的課也上不安心，總是急急趕回。手足情深，溢於言表。想起68年12月21日夜晚，大姐說出要我們自己照顧自己時有多難受和無奈。記憶中那真是個漆黑漫長的臨近冬至夜，沒有星亮，沒有月光…

大姐想去黑龍江軍墾農場，卻因所謂家庭問題，不夠去邊疆反修前線的資格。為了有伴和堂妹一起去了吉林農村插隊。...」

從這可見，當年我家三姐下鄉倒是自願，但也是因家庭受難所迫，為家人分憂，哪有什麼習皇刻意鼓吹的“革命豪情”？

在《我的山區歲月和藍顏知己 （尾聲加後記）— 逸草原創》文中，我對自己的“上山”經歷是這樣看待的：

【回想起這一段山區歲月，心中滿是溫馨。感受到的甜被放大了，吃過的苦已淡忘。雖然夏日時被山里小咬叮得傷跡斑斑，冬日裡一步一滑走在冰雪路上，多少回滑倒在雨雪中，摔碎了手中的熱水瓶，多少回在巡回醫療途中的盤旋公路上暈車嘔吐，這些苦與下鄉知青所遭遇到的相比，根本算不了什麼，也很少會在平日記憶中冒出來。

總的說來，在那裡前面一年多的日子，算得上是我走過的人生路中，心理最為放鬆、生活節奏最悠閒的時光。後與高考相關的幾個月，又經歷着我人生的最大轉折。衛校畢業從大上海來到偏僻山區，在不少人眼裡是人生中的坎坷和曲折，可實際上對我卻是塞翁失馬。若不是在安徽參加高考，碰上適於我們這類急急複習學習應考者的考卷，我難有機會考上這麼好的學校！人生就是這樣的無常，人生也常會如此這般地犒勞認真對待它的辛勤耕作者，這大概就是人們常說的天道酬勤吧。

我把這一段經歷視為我人生的財富，包括磨練了我的意志，較深地認識了毛政權下不合理的工貴農賤現象和巨大的城鄉差別，也多了些對人性中善惡的了解。但我絕不會說什麼青春無悔這類輕飄飄的話。文革和上山下鄉大潮，是當今億萬人民人生中經歷過的最大磨難，其中很多人經歷了難以想象的苦難。至於我和很多人一樣，把這些經歷視為人生財富，是由於我們在無奈中卻又生有抗爭的天性，並從祖輩父輩的家庭教育中汲取了抗惡和承受困難的能力。這才使我們能從戰勝困難中積累人生財富，一步一個腳印地從崎嶇山路中走出，踏上相對光明的大道。

儘管我這一段上山經歷，和當年知青的上山下鄉有很大不同。無須下地勞作，又有工資保障。但那孤身漂泊在外、在比家鄉生活差不少的環境裡奮鬥的知青情懷，還是進入了我的身心。10多年前，我看電視劇《血色浪漫》。劇中那女孩隔着山梁，給即將離去的男友唱了一聲“哥哥哎，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實難-留”。聽着那撕心裂肺的歌聲，我熱淚奪目而出，安徽山區生活的一幕幕，盡在眼裡。我知道，這一段經歷，將在我血液里流淌，在我記憶里永存。】

讓那天朝歪宣歪曲事實、美化文革/上山下鄉劫難的宣傳見鬼去吧。

ZT 不能抹去的文革記憶

楊帆 楊帆評論 

楊帆：抹去文革記憶是重演的前提-陳國恩的回憶錄的價值

  我班陳國恩出身書香門第，其父親是大律師。他自由有個性有思想，1968年去陝西插隊，歷經磨難，轉戶口回京竟用了20年，我看着都着急，幫他在西城區找人也沒幫成。他自己說起來卻比較淡定，可能是挫折太多把脾氣磨平了。最後終於轉回，母校四中安排了他的工作，晚年順利。他喜歷史愛思考，勤於寫作。我動員他把轉戶口過程寫出來，就是要細節，越細越好。否則年輕人不會有人知道我們這無緣無故的磨難，甚至不知什麼叫“戶口”。他被打動了，一個春節寫出《少小離家老大歸》，以後又寫《北京四中好在哪裡》，回憶四中師生的風采，他在四中呆了30年，觀察得細，他也上心。真正有價值的不僅是經歷多少，也要有文筆，能把細節寫出來。以後的讀者們是不會看那些大道理的。現在同齡人許多人會說，你寫得誰不知道啊？一點小事。

問題在於，我們寫回憶錄也不是給他們看的，現在的年輕人都知道秦始皇，但不知道八大工業部，知道林彪不知道聶榮臻，對於大躍進文革的狀況，上邊並不想讓他們知道，記憶正在被抹去，大家都認為“絕對不會重演”，這是重大誤判。一遇發動，年輕人和那些不逞之徒，還會向我們在年輕時那樣起來造反，同樣的偉大歷史事件，黑格爾說會出現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在中國則可能反覆發生鬧劇。我們，難道不應該把這真正的，第一次悲劇寫出來嗎？

國恩寫的都是正面，很有價值，我已準備把他和范西峰，高永邁，晉美等的文字，納入我的回憶錄。

我寫小學光明面多，寫中學陰暗面多，這是我的真實感受，我一上四中感覺就不好，主要是四清文革的干擾。改革開放以後的大發展，包括北大清華，都不在精神靈魂和學術方面，國恩描寫的“四中精神”，可能要進歷史博物館，因此就更有價值。

  我記得1992年左右，陳國恩的戶口還沒轉回北京，我就請他寫寫這段。他一個春節寫了這麼長，肯定動心忍性，一個春節沒過好。但是以後想起，比看那些索然無味的娛樂節目，恐怕是最有意義的一個春節了。他寫出了自己真實的經歷，特別是自己真實的個性和看法，非常寶貴。一氣呵成，有情感衝動，自然是好文章。

他說為自己的妻子孩子留下了歷史記憶。其實，也是為我們老三屆，我們國家民族的歷史，做出了貢獻。

這就是我給自己一生總結的“走實踐道路，寫血肉文章”。

老三屆題材是永恆的，因為它產生的時代極為特殊，原因極為特殊，夠歷史學家們研究一萬年。

問題在於，我們死了，就沒有第一手資料了。誰知道後人如何寫我們？不如我們自己來寫自己的歷史。

這就是我要寫回憶錄的原因。就是以自己經歷記錄和影響歷史，其真實性最為重要，包括自己的真性情。這是我從國恩文章中受到的啟發。

這些經歷，在我們自己看來，大家都有，似乎沒有什麼的，多數人已不願意回憶那些痛苦的往事。其實，能寫出來的人不多。文筆功夫，思想原創和感受力，都很重要。用弗洛伊德的話，就是人的潛意識和原始衝動，是需要升華為文化的。

我們還能活幾年啊！死後大家追悼，妻兒泣不成聲。其實過不了幾年，也就淡忘了。我只有在做夢的時候，才會夢見我的奶奶------那個自幼撫養我長大的人，連我的父母也很少入夢了。

生命短暫，文化永恆，思想永垂不朽。

老三屆受的苦難，沒什麼歷史必然性，而是文化革命錯誤思想的結果，因此不能“無悔”。

   能從正面吸取教訓，是老三屆的造化。在逆境和絕望中積極向上奮鬥，承擔兩個體制的成本，造就中國偉大崛起，老三屆是偉大的一代人！我們快70的人了，不能永遠生活在老一輩的光環下，我們已創造了偉大的歷史。

陳國恩：少小離家老大回

我的北京四中初中同班同學楊帆正在寫回憶錄，邀請我寫一寫當年離京回京的過程，因為他知道一些我的苦難經歷。我本不想再去打開這些痛苦的回憶，但楊帆說動了我，為了給後代留下我們所處年代真實的資料，我們應該辛苦一下，哪怕再難受一回。

一、離京

在整整50年前的1968年秋天，樹葉開始掉了，冬天快來了，我們這些17歲的初中生都在彷徨之中，紅衛兵們失去了以往的鬥志昂揚，其他派別的同學也都不再意氣風發，都看不到前途和出路在哪裡。隨着毛澤東的“最新指示”的發表，上山下鄉終於拉開了大幕，原來是要我們去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在1964年進入北京四中上學以來，我們也曾下鄉勞動3次，通過與“貧下中農”的接觸，我沒有感覺到他們各方面有過人之處，而毛澤東也說過“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這到底是為什麼呢？就在大家都茫然之刻，第一批去內蒙古開始報名了，我們班有兩個同學晉美和梁春生去了。在當時，除了出身沒有問題的幾個同學當兵去了，這是我們班最早離開的兩位同學。在當時的情況下，誰也說不清我們這些小綿羊將被這場風暴席捲到何方，當時有一種說法是都要插隊，而且一批比一批地方更遠，當時在校掌權的“工宣隊”似乎也支持這個說法，再加上當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全班同學沒有幾個家裡沒“事”的了，我們班陸丹丁、鄭釗和我三人決定去內蒙投奔晉美梁春生。晉美他們插隊落戶在內蒙古土默特左旗哈素公社朝號大隊，從北京乘火車一夜便到，我們把行李都帶上了，可見決心之大。朝號大隊共有四中初中高中的學生十幾名，因為是第一批，插隊的高潮未到，所以同班的不多都是“小散戶”，我們三個一到，加上原來的兩個就有了五個同班同學，就成了“大戶”，原有的均衡就打破了，我們就是初中的小孩，但是高中的想法就多了，我校高二的一個人不知出於什麼目的到公社告了一狀，說陸丹丁是“聯動”份子，鄭釗也是老紅衛兵，這樣的人不能要。按現在的說法，幾個十幾歲的孩子又能怎麼樣？可是當時公社還是很重視的，派民兵把我們三人押解出境，行李都來不及託運。告狀的這個人後來官居正部級、全國知名，看來告我們只是入仕之前的牛刀小試，為將來的仕途做好了手段上的準備。我們心情不好，到呼市玩了幾天，萬般無奈之下，只有回京再做道理。

從內蒙鎩羽而歸後，插隊第二批山西的也準備出發了，我們也錯過了這一撥。我們班山西去得最多，一共有十幾個，其中現在知名的有劉源、楊帆等。臨行時我去車站送他們，車站人山人海、哭聲一片，車一動我班一個同學的母親暈倒在地，真是慘不忍睹，我腦海里頓時出現了杜甫的詩句《兵車行》：“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  

真是生離死別的場面，看到想到這裡我有點不想走了，我真怕我們家人受不了這樣的情景。

隨後有一天在校園裡，我和鄭釗被工宣隊找去談話，要我們報名去第三批的陝北延安，我們倆也不想越走越遠，內蒙也好、山西也罷，都是一夜的車程，錢不過10元左右，相比之下延安就太遠了，我們倆就找藉口不去。鄭釗說家裡被子不夠，工宣隊一人問他家裡幾口人，他說5口，問他父母一共掙多少錢，他也沒敢撒謊，說300元，那個人一聽就急了，說一個人都60元了，你是搗亂，那人指另外一個工宣隊員說，他一家子4口人，就指着他掙40多元活，你這個條件必須去！接着又問我，我說父母年紀大了，我在家最小，自然，在他們眼裡，這也不是理由。

說到父母，我說一下我的家庭。我的祖父、父親都是律師、法官，那時不像現在，律師和法官可以互換，想幹什麼幹什麼。1949年後父子二人都因是“舊司法人員”而失了業，祖父老了就不再幹了，父親在政協系統的民主建國會工作。律師這個職業現在誰都知道，那個年代沒有幾個了解的，甚至在一些人的眼中，是反動政府的人。其實我祖父和父親都是民事律師，只管經濟、婚姻、繼承之類的案件，連刑事案件都不理，更遑論政治！即便是這樣的經歷，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也難逃挨整的惡運。

我父親當時關在政協的“牛棚”里，在工宣隊找我談話後的一天，他奉命到四中開家長會，顯然是工宣隊通過單位給叫來的。我永遠永遠也忘不了那天晚上，他被允許回家住了一個晚上，讓他給我做工作，報名去延安。晚飯後，他說要找我說說話，然後卻一句話也不說，那時我雖然只有17歲，卻是出身不好的孩子早當家！我明白他的處境和心情，順從工宣隊的意思勸我報名去延安，內心怎忍親兒子去那麼遠的地方受罪，如果不勸我報名，在他已有的“罪名”之外，會再加上一條“對抗上山下鄉”罪。我看到他滿臉通紅說不出話，這位曾經無數次在法庭上侃侃而言的大律師，此時卻啞火了，我知道他的心在流血，便主動的說，爸，我明天去學校報名，我父親聽後喃喃地重複道，去吧去吧。就這樣我和鄭釗及班裡的其他四位同學共6人“自願”報名去延安插隊落戶，成為千千萬萬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上山下鄉號召的“知識”青年中的一員！

在隨後幾天要辦理有關的手續，我去西長安街派出所消戶口，辦完之後要交兩分錢手續費，我記得很清楚，我拿着兩分鋼鏰停了一下才撒手，知道這一撒手我就不是北京人了。當時人小，哪裡想得到要想再回來，不要說兩分，就是兩塊元、兩百元，也回不來了！為此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力指的是勢力），沒錢沒力的出賣肉體，從此在中國大陸幾十年內，一直上演着一出出回城大戲，直到上個世紀末。

我是1969年2月2號離開北京赴延安的，陰曆我記得是臘月26或27，許多家長向工宣隊反應，要求讓孩子們在家過了節再走，當然這是徒勞的。2號的火車是7點左右發車，需要在5點就起床，我由於頭一天發泄似的“造”了一天，2 號早晨起不了床，我哥哥叫了我幾次都無效，他沒辦法的說：“快起來吧，你這樣子媽就更難受了”。聽到這話，我馬上翻身下床，收拾出發。我哥送我到北京站，不等發車我就叫他回家了，不要再等分別時刻，因為我知道他這個人最心慈面軟，受不了那樣的場面。隨着一聲長鳴，我開始了背井離鄉的生涯。

.....

五、關於知青問題的思考

本來我的中國式移動，北京——延安——漢中——保定——北京，寫到這裡就寫完了，但現在關於知青的話題眾說紛紜，研究這個問題的專家學者也不在少數，我也有些話想說，不說就如鯁在喉，於是就加了這麼一節，簡單說三點意見。

（一）迴避不了

知青這種社會現象，自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那時還是像董加耕、邢燕子這些先進人物帶頭的，直到1968年大規模興起，一直大約持續了十年之久，先後有上千萬學生被捲入其中，涉及的家庭更是不計其數，幾乎中國的每個家庭都涉及這個問題。時間之久、人數之多、影響之大，在中國、哪怕是在世界上歷史上都是罕見的。在沒有戰爭、沒有大規模災荒的情況下，這麼多的孩子不讓上學了，給安排到離家數千里的陌生地方去“接受再教育”，這種大規模的人為主動遷徙，真是舉世無雙。有一次有人向我組詩稿，我寫了一首“七律”，其中有兩句對杖是“嗷嗷待脯上學日，步步回頭下鄉時”，這兩句就是當時真正的寫照。我在文中沒有細寫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因為寫這些就成了個人的辛酸史，那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寫時代、寫事件，才是回顧歷史，本着實事求是的精神，客觀的回憶過去，其實最大的痛苦不是身體受的苦，而是精神上的苦悶。我們小的時候都看過一個電影，叫“八千里路雲和月”，劇中的主人公們為抗戰，全國大遷徙到處宣傳抗日，吃盡了苦中苦，好不容易抗戰勝利了，他們也輾轉回到了上海，卻發現還是一無所有，不被人尊重，沒有工作、無處安家。你仔細想一想知青們又何嘗不是如此呢？！1991年中央下文件，明確規定知青可以回城，可是又有多少人選擇不回，難道他們不想嗎？不是，是回了城沒有工作、沒有房住，他們已不被原來的城市所接納。回來的，又有多少人家庭反目，因為他們回來打破了原來哥哥姐姐們的平靜生活，走時一個人，回來一家子，怎麼共處？怎麼居住？沒有工作、沒有收入，怎麼生活？怎麼活下去！這都是當年真實的故事。在知識不值錢的年代，他們被稱為“知識”青年，知識又開始值點錢了，他們又被說沒有文化，要去補課學習，哪有這樣兩頭堵人的？知青不就成了風箱裡的老鼠了嗎，這些人難道是有原罪嗎？於是，社會上有了許多民謠，什麼“生下就挨餓、上學就停課、畢業就下鄉、回城沒工作-------”等等，版本恨多，這些一是無奈，二是自嘲。知青們不禁要問“我們到底惹着誰了？”知青們過去上有父母甚至爺爺奶奶，現在自己也有了兒子孫子，這上下五代人口口相傳，經歷了半個多世紀，將來如何向歷史交代？後人又如何書寫這一段歷史？這都要仔細地研究探討，不要得過且過，繞是繞不開的，迴避也不是辦法。

我的插隊生涯，我的移動過程，在所有的知青中，肯定不算是最慘的，甚至可以說是不慘的，我沒有挨過打、沒有挨過餓、甚至沒有受過什麼大氣，比起其他地方的報道出來的種種侵犯知青得惡劣行徑，我簡直是沒有受罪！但我還是要把這段歷史寫出來，給自己一個交代，給自己的子孫一個交代，以免他們長大了認為，他們的爺爺是一個不求上進的人！

（二）我不贊成“青春無悔”

在當前關於“知青”這個話題中，有各種各樣的觀點和議論，這都是正常的表達。有一種看法是“青春無悔”，他們認為插隊這一段人生經歷，使他們受益良多，現在還很覺得驕傲。他們在網上發表文章，甚至辦展覽，宣傳上山下鄉的必要性。我鄭重地表態，我不贊成這一觀點。

要說青春無悔，首先我們先說青春這兩個字，“青”這個字，就是形容草木嫩苗剛剛破土而出急速生長的樣子，它們急需陽光、雨露和營養，急需各方面的呵護，使它們健康的成長；“春”這個字，就是說的春天，是青草青苗最適合成長的時間。春還有另外一個意思，就是春心蕩漾的春心，說的是動物往往在春天裡求偶交配，繁衍後代。合起來青春這兩個字就是說不管植物也好、動物也罷，都是成長成熟的重要時期。我們人也是同理，青春時期是孩童向成年過度的重要時期，這個時期在不同時代有早有晚，大約都在十幾歲至二十幾歲之間。在這個時期的人最需要什麼呢，大約三樣，一是食物，這個時期正在長身體，是一生中最能吃的時候；二是知識，在這個時期人的求知慾最強、記憶力最好，你想一想，你會背的那點唐詩宋詞不都是那個時期的“童子功”嗎？這個時期學點什麼都記得住；三是求偶，人到了這個時候，都有一顆對異性喜歡的心理，“這樣的老虎不吃人，模樣還挺可愛”，如果沒有這樣的心思，人類早就滅亡了。而我們這些知青，那時候這三樣東西都能得到嗎？沒得到！那現在還補得回來嗎？不可能！

再說無悔這兩個字。一是天下沒有賣後悔藥的，事情過去了，由不得你後悔不後悔；二是在當時那種情況下，去不去插隊不是你個人能夠決定的，那時是大勢所驅，由不得你自主選擇，也就不存在後悔的問題；三是後悔不後悔，都由利益所決定。比如你在十年前有50萬，你買了一套房，現在值500 萬了，你就不後悔，還要大聲宣揚自己有眼光買值了；你買了一輛車，現在殘值只剩下幾萬了，你就後悔當時不如買房。由此看來凡是說無悔的，都是得到了利益的那些人，這些人或回城早、像蜻蜓點水一樣就回來了，或上大學順利、分配到了合適的機關，現在站出來“曬”成功，說到這裡我又想起了我們學校高中的幾位學生，他們在插隊時就拼命的高喊，要“爭當和真當”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版人，作“鐵杆”紮根派，有的為表此決心，特意娶了貧下中農的女兒結婚，在獲得了利益之後，入黨、升學、招干，都遂了願，最早離開農村的、始亂終棄的、國外逍遙的都是他們，現在我想，這些高喊“青春無悔”的人，恐怕也是那些人，起碼是一種人、一類人。那些回城沒有工作到處打零工、住在棚戶區又一身疾病吃着低保的人，恐怕連喊這些空洞口號的勁頭都沒有，悔與不悔與他們沒有多大的關係！那些高喊青春無悔的人，如果現在讓他們的子女再去插隊，而且是不許帶手機、銀行卡，他們會高興地送子女去嗎？如果會，我真心地佩服他們，認為他們是心口一致的。                                               

（三）應該有個說法

在我們這個改革開放的時代，在實事求是的精神指引下，對過去許多事情都有了公正的說法。走資派早就平反了、右派也早就改正了、國民黨也被承認是抗戰的了，就連地主資本家也都被看成是愛國的和樂善好施的了。過去幾十年裡一切運動中的倒霉蛋現在都可以喘一口順溜氣了，唯獨“知青”這個最大的群體、最冤的群體、最苦的群體，影響時間最長的群體，至今社會也沒有給一個明確的說法！我這樣說，有人會問，人家打過仗、挨過斗、挨過整，所以要平反，你們知青幹了什麼，為什麼還要給說法？這話問對了，這才是為什麼有必要給知青一個說法。

首先是為國解憂。我們都知道，文革使整個國民經濟快到了崩潰的邊緣，1968年及其後幾年，國內國外形勢都很緊張，知青們這一代人在城裡無學可上、無工可做，政府沒有能力安排，這樣下去只能是無事生非打架鬥毆，這其實已有了苗頭。這時候領袖發出了號召，知青們被發到了邊遠農村，等於是一盆水被潑得遠遠的，一來大城市清淨了，二來節省了城市供應糧，把負擔強加到集體所有制的農村大隊。在東北和內蒙組建生產建設兵團，弄了幾十萬學生們過去，不但有上述兩點，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人肉盾牌，讓蘇修按核按鈕時顧慮再大一些！在過去舊社會，窮人過不下去了，養不活全家了，都是挑一個或兩個孩子送人，以減輕家庭負擔。當時我們這一撥知青就是被送人的孩子，只不過被送到了更窮的地方。國家後來經濟情況慢慢好轉，與疏散知青也不能說沒有關係。你們說，這是不是為國解憂。

其次是為國分憂。知青們在全國各個地區都有，在不同的地方都做出了不同的貢獻。在東北兵團，也有不少的南國兒女，他們首先要對付的就是嚴寒，在極左的思潮下，寒冬也要大干，有不少知青的身體就這樣凋謝了、垮掉了。但他們生產的糧食不但能自給自足，還每年給國家貢獻了大量的商品糧！南國的膠樹林中，知青們通過學習練習，學會了養樹割膠，為國家提供了戰備物資。這說明知青是好知青、學生是好學生、孩子是好孩子，我們沒有給自己和家庭丟臉！你們說，這叫不叫為國分憂。

再次是為國擔憂。在1991年以後，大批的知青回城，一時問題多多，無法解決。知青們自己救自己，不靠國家不靠政府，靠一雙手，白手起家，創建了一批自己的作坊、企業，為自己找到了活路、又為國家提供了稅收。就拿北京的大碗茶有限公司來說，他們在前門地區賣兩分錢一碗的大碗茶，方便了遊客，積累了資金，直到蓋起了大樓商廈，現在的著名的老舍茶館就在其中。在全國，又有多少知青辦的大企業集團在馳騁縱橫！你們說，這叫不叫為國擔憂。

就憑這為國三憂，我們應該為知青的歷史地位及貢獻有一個公正的說法，最好由國家權威機構如人大常委會發聲，肯定知青的歷史功績，慰問全國的所有的知青，讓這些老知青們在晚年，在心裡感到溫暖，得到國家和社會對自己的應有的尊重。就像一個家長，對其中的某一個子女說，這輩子我虧欠你了，沒讓你上大學，早早地受罪幹活為我解憂、分憂、擔憂，你們說，家長都這麼說了，孩子還能說什麼呢，但反過來，家長要是不這麼說，孩子心裡就會一直彆扭着。

寫完了你去刪改吧。你看着能用則用，不用我也沒意見。謝謝你，要不是你，我的妻兒都不完全知道我的這些經歷。再見。

不寫出來，我們愧對歷史和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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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轉瞬即逝，過去的事情已經成為歷史，許多當年記憶也都變得模糊，不寫下來，許多刻骨銘心的事情就會湮滅，而我們的兒女可能會認為，那段心酸慘痛的經歷可能就不存在，或者沒有那麼可怕和悲慘，可能還會羨慕我們不用上學、不用考試，天天在田野里自由自在。我想說，過去的苦難，不期待你們能夠理解，只希望你們記住：
——不要把我們繁重的勞動當作輕鬆浪漫的鄉村旅遊；
——不要把我們悲慘傷心的眼淚當作閃閃發光的珍珠；
——不要把我們帶血的傷疤當作繡花的絲綢。苦難就是苦難，一百年、一千年以後依舊還是苦難！楊帆評論：悲劇是把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撕破給人看。國恩動了真感情，加上有文字功底，所以東西寫得好。有孤獨感是必然的。行高於人，眾必非之。灘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我們一輩子就這遭遇。記得屈原的話：雖九死而其未悔。沒見我67歲還要上法庭嗎。以自己訴訟推動中國法治進步。我們在英雄時代奠定的理想與信仰，在世俗化過程中受到了無情嘲弄。人們把我們當成祥林嫂，唐吉歌德。近年來沒有了，因為人們把這些名著也給忘了，年輕人則根本不知道。那些反對我的人原來說我是毛澤東的傳人，就知道搞鬥爭。後說我是文革的傳人，幹什麼呀，不就是損人嗎！他們有他們的共識，說明他們是一個利益集團。不貶低我們，他們的日子不滋潤其實多年來，我和我的朋友們，真的沒有打攪他們的美夢。只不過為維護社會道德底線說點什麼。讓那些婊子們，想立牌坊的時比較困難一點。什麼最優，次優，較差，我們早就不敢奢望了，就是共同底線，也包括他們的在一個宣揚，我是流氓我怕誰，偽君子不如真小人的氛圍里，我活得不愉快。好在，我維護底線努力干一次勝一次為什麼呀？因為：我們維護的是底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