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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早前的8月，他曾投稿《華爾街日報》，慨嘆“近日的中國跟其過去曾有過建設性合作的中國已不同”。他直斥中共亂港，譴責北京失信於國際，因此很難再與北京達成協議。...】

余智：美國過去的對華接觸戰略失敗了嗎？

中美印象網 2/2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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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這是作者《美國大選、民主政治與中美關係十二談——全面反思華人社會的認識誤區》12篇系列評論的第9篇，2021年2月22日發表於FT中文網。】     

作者：余智，中國大陸學者與時事評論家。

來源：FT中文網

此次美國大選中，很多華人自由派挺川（川普，特朗普）人士之所以積極甚至狂熱支持特朗普連任，重要原因是他們特別支持特朗普的對華強硬政策。他們認為：正如美國部分戰略界精英與特朗普政府的數次官方文件以及高級官員所言，美國自1970年代尼克松訪華以來的對華接觸戰略已經失敗，中國並沒有沿着美國期待的方向發展，實現經濟市場化與政治民主化。

他們進一步認為：中國巧妙利用了美國對華接觸戰略，通過對美開放增強了自身實力，近年來更是對內趨向左轉，對外擴張影響力，反過來威脅與挑戰美國領導地位與西方體制優勢，這是美國對華接觸戰略“綏靖”的結果；而特朗普及時扭轉了這一戰略，重新對中國進行遏制與圍堵，只有這樣才能遏制中國的對內轉向與對外擴張勢頭。

筆者認為：特朗普執政之前美國兩黨都曾執行的對華接觸戰略，無論是在經濟、政治還是文化與意識形態領域都取得了顯著成效，不能視為失敗；中國前些年的內政外交轉變主要是內部因素作用的結果，不能歸因於美國對華接觸戰略的所謂“綏靖”。

（一）美國對華接觸戰略是美國兩黨的共同戰略

美國對華接觸戰略始於1970年代初期的共和黨總統尼克松訪華，其大背景則是中國與前蘇聯這兩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交惡。當時美國對華接觸戰略的根本目標是拉攏中國、對抗前蘇聯，進一步分化社會主義陣營，因此可視為“拉攏與分化”戰略。這與中國當時對抗前蘇聯的目標完全吻合，但中國當時還是要堅持傳統蘇聯式社會主義制度。這一階段兩國之間是一種互相利用的關係，美方有意識形態考量（削弱社會主義陣營），但中方沒有。

1979年民主黨總統卡特執政時期，正式與中國大陸建立外交關係。此時，中國在鄧小平主導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戰略。對內改革的核心內容是經濟市場化與政治民主化，儘管經濟市場化的最終目標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才正式確立，而政治民主化的目標則幾經變化、現在尚未最終確立。對外開放的重心則是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開放。

在這一階段，中國領導層有向西方國家借鑑（當然不是照搬）經濟市場體制與政治分權體制的意願，而美國則有藉機引導中國實現經濟市場化與政治民主化的意圖。因此，此時美國的對華接觸戰略可視為“融合與同化”戰略。中美雙方都有意識形態考量，且有相互重合的成分（當然不是完全重合）。美國的這一戰略儘管經歷過1989年中國政治風波等事件的影響，但從總體上看一直持續了近40年，直到最近幾年特朗普實現對華戰略的大轉變。

應該說明的是，美國對華接觸戰略始於共和黨的尼克松與民主黨的卡特，中間還經歷了共和黨的里根、老布什與小布什，民主黨的克林頓與奧巴馬。因此，美國對華接觸戰略是美國兩黨的共同戰略。部分自由派挺川派人士批評美國對華接觸戰略是對華“綏靖”，並將這一戰略怪罪到民主黨頭上。姑且不談這種批評本身是否合理，將這一戰略單方面算到民主黨的頭上，就是完全不符合實際的。

而且，在美國對華接觸戰略的後期，也就是民主黨的奧巴馬當政時期，美國對於這一戰略已經進行了微調。這主要是由於中國經濟與軍事實力的日益強大，而在經濟與政治體制方面並沒有過渡到美方希望的狀態，因而對中國有了警惕之心。基於此，奧巴馬政府提出了“重返亞太”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本質是聯合亞太地區的其它國家，平衡中國的戰略影響，對中國進行約束。經貿方面的TPP即“環太平洋夥伴關係計劃”可以說是這一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奉行單邊主義的特朗普上台後，美國立即退出了這一計劃。

（二）美國對華接觸戰略的成效

美國近半個世紀的對華接觸戰略，是否已經失敗了呢？無論從經濟、政治、還是從文化與意識形態領域來講，答案顯然都是否定的。

從經濟領域看，美國對華接觸戰略不僅促進了中國的經濟增長與繁榮，也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經濟體制的市場化與開放化。1980-1990年代，中國在對美國與西方擴大開放的過程中，逐步從“計劃經濟”過渡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進一步過渡到“市場經濟”。2001年美國協助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為了履行相關協議，中國經濟的市場化進一步加強，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越來越強。

在西方看來，中國現在的市場化程度與它們的期待還有較大差距，近年來可能在某些方面還有逆轉趨勢。美歐日三方迄今都未正式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在過去兩年也曾連續八次發錶針對中國經濟“非市場化導向”問題的聯合聲明（特別是集中在產業補貼與國有企業問題上）。但從總體上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現存問題也可通過中外進一步協商談判、逐漸加以解決。不能說接觸政策已經失敗了。

從政治領域看，美國對華接觸戰略促進了中國政治民主化程度與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1980年代，在與美國的良好互動過程中，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曾有重要進展，擺脫個人崇拜與個人集權，從領導職務終身制過渡到任期制，推動黨政分開與政企分開，並開始探索進一步深入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路徑。

經歷了1989年的政治風波之後，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的確明顯放緩，方向也有了調整，在1990年代後重點轉向了行政體制改革，但仍然有一些進展，例如：試行村級管理人員的民主直選，推行黨內高層與政府官員的內部民主推選，拓展民眾與媒體對官員的監督與問責，等等。當然，這些在西方世界看來，也許都是微不足道的改革，但其方向是正確的。

從文化與意識形態領域看，美國對華接觸戰略大大推動了中美之間的人文交流，促進了中國社會思想觀念的多元化。大量中國留學生赴美學習，無論是在自然科學還是在社會科學領域，無論是留美還是歸國，都推動了國內民眾的思想觀念多元化；大量中國官員、企業家、學者赴美參觀訪問或交流培訓，也促進了國內政界、商界、學界的思想觀念多元化；兩國民眾的雙向旅遊，兩國新聞記者的相互報道，美國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公共領域的廣泛參與，也都帶動了中國民間思想觀念的多元化。

現在的中國，社會思潮非常多元。任何一個公共事件，都可能引發輿論界的不同聲音。中國社會從上到下，也存在着大量的對美國抱有友好態度的人士。即使在最近幾年中美交惡的過程中，官方與民間都有很多支持中美友好交流、主張中國繼續向美國學習的人士積極發聲，有力反制了部分狹隘民族主義情緒。這些都是美國接觸政策的正面結果。

當然也應該看到，以上所說的中國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社會思潮多元化，不僅有美國對華接觸政策的功勞，更是中國自身主動改革開放的結果。這兩方面是互相促進、相輔相成的，很難、也沒必要仔細區分兩者作用的主次與大小。但顯而易見的是，美國對華接觸戰略根本沒有失敗，而是取得了顯著成果。不能由於中國目前在各方面沒有完全達到美方的所有期待，就否定甚至全盤否定美國對華接觸戰略。特朗普政府相關報告文件、內閣高官以及中國部分挺川人士對於美國對華接觸戰略的全面否定，是非常偏頗的。

（三）中國內政外交變化不能歸因於美國對華接觸政策的所謂“綏靖”

毋庸諱言，中國前些年的內政外交發生了眾所周知的一些重要變化。

一方面，在內政上向傳統社會主義模式有所回歸。在經濟方面，強調國企“做大做強”而非“抓大放小”，加強某些傳統集體經濟形式如供銷社的地位，強調國有經濟對民營經濟的引領作用，節制民營資本坐大的影響，更多地依靠政府產業政策指導產業發展，等等。

在政治方面，重新強調權力的集中統一（“四個意識”），並進行了相應的法律與制度調整，強化執政黨對社會各方面（“東西南北中”）的全方位領導。在意識形態方面，強化傳統革命意識形態教育（“不忘初心”）以及對現行體制與道路的認同教育（“四個自信”），並將其重點貫徹到教育與思想領域，強調防範西方思想的滲透與衝擊。

另一方面，在外交上，從“韜光養晦”的“隱忍外交”轉向“有所作為”（甚至“大有作為”）的“大國外交”。通過“一帶一路”、亞投行、金磚五國、G20等宏大項目或國際組織，擴展對外投資與經貿合作，對外投射國家硬實力的影響力；並積極對外宣傳“中國模式、中國智慧、中國道路、中國方案”，推動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對外投射國家軟實力的影響力。

上述重要變化，的確是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少有的重大改變，超出西方的預估，也很顯然違背它們的期待。因此，美國戰略界有相當一部分人，包括特朗普政府的一些高官，認為美國的對華接觸戰略失敗了，甚至認為正是這一戰略對中國的“綏靖”，增強了中國實力，刺激了中國的“雄心”與“野心”，以致於現在要反噬美國與西方的領導地位與意識形態。

中國前些年的內政外交轉變，不能說沒有美國對華接觸政策促進中國實力提升的影響。然而，應該看到，中國實力的提升並不必然導致中國內政外交的轉變。中國前些年內政外交的轉變，更多的是中國內部因素作用而非外部因素影響的結果。這些內部因素的作用，既有必然性的一面，也有偶然性的一面，但都不能歸因於美國對華接觸戰略的所謂“綏靖”。

首先談必然性的一面。從內政變化看：經濟市場化與政治民主化的過程是“雙刃劍”，既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提高公權力掌握者的執政合法性基礎與聲望，也會直接衝擊他們的社會掌控力；因此，公權力內部出現一定的反彈，並通過一定的組織與政策形式表現出來，這是任何改革過程中都會出現的，是可以預期的。但這種反彈與美國對華接觸戰略沒有直接關聯，也不是這一戰略所支持或“綏靖”的。

從外交變化看：中國對外影響力的提高，幾乎是所有國家實力增強後的必然結果，無論主動還是被動；這一點，是美國對華接觸戰略的設計者們一開始就應該設想到的，也不能稱為“綏靖”，否則美國就不用執行任何可能導致中國強大的接觸政策了。但實際上，正如美國歷屆政府包括特朗普政府所聲明的，美國是支持中國的強大的，只要其符合經濟市場化與政治民主化的方向，美方只是反對不符合這一方向的中國崛起。

其次談偶然性的一面。中國內政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在外交上投射國際影響力的內容與方向：是更多地宣傳或推廣與歐美社會相一致的價值觀與體制，還是自身的特色成分。而中國內政與外交的方向，都帶有中國現行執政核心領導層的鮮明色彩，包括他們的出身背景、成長環境、所受教育、個人理念與執政風格。

眾所周知，中國每一屆執政核心領導層的產生，都是中國現行特色政治體制運行的結果，帶有一定的偶然性。更重要的是，這一過程與外部因素特別是美國的對華接觸戰略沒有直接關聯，甚至是美國難以準確預測的，更不能說是其戰略的“綏靖”結果。

總之，中國前些年的內政外交轉變主要是內部各種因素作用的結果，有其必然性與偶然性色彩，但與美國對華接觸戰略沒有直接關聯，更不能歸因於這一戰略的所謂“綏靖”。

那麼，特朗普上台後徹底改變美國的對華接觸戰略，開始對中國進行全面遏制與圍堵，其效果又如何呢？筆者將另文分析。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只是從事實上客觀分析美國過去的對華接觸戰略是否、在多大程度上達到了其戰略目標，而無意對這一戰略目標自身進行價值評判；同樣地，本文對於中國前些年內政外交轉變的分析，也只是為了說明它與美國對華接觸戰略沒有直接關聯，而無意對這一轉變自身進行價值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