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覺得父母是天下最好的人，老師是天下最聰明的人，毛主席是天下最偉大的人，共產黨員是天下正確的人。

 長大後步入社會，以前的認識發生了轉變，有些是顛覆性的。父母是天下最好的人，那些壞人哪來的？老師是天下最聰明的人，那些愚蠢的人哪來的？毛主席是天下最偉大的人，建國以來那些政治災難是怎麼發生的？共產黨員是天下最正確的人，那些欺壓百姓的貪官污吏是怎麼產生的？

 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應該使前後認識差距縮小，欺騙，哪怕是善意的也不可取。

 我的一生是坎坷的，小時候經過文革，當過知青，後來回城了。說來也怪，那短暫的苦日子給我留下的印象難以磨滅，甚至蓋過了後來的，長久的，安穩的，朝八晚六的大鍋飯日子。怎麼回事？想了很久，終於悟出了“度日如年”這個詞語，一天等於一年，算下來我竟活了幾千年！

 苦日子難熬，比起別人，我這輩子倒沒吃過多少苦，家庭經濟條件還是不錯的。父親是民國時期的名校大學生，母親也是學專科的，中共奪取天下後百廢待興，這類人得以利用。祖輩都是剝削階級，不剝削哪來的錢供孩子上學？土改後，祖父坐牢，後因健康問題假釋回家等死。外祖父是中學校長，對中共存有幻想，本想留下為新中國效力。後聽到比他低職位的同志都槍斃了，殺戮十分猖狂，命如草菅，不用審直接槍斃。外祖父擔心日後遭清算，之前地下黨折騰得厲害，煽動學學生罷課配合共軍南下，身為校長的他自然不答應，梁子結下了。好在學生及時通知他，並安排逃往香港，情況緊急，臨走前連家也不敢回。多年後，海外校友以外祖父的名義捐款建教學樓，針對注名和塑像的問題產生分歧無果，還是早年他不配合中共的原因。

 從歷史上看，暴力革命是推翻專制統治的唯一手段，每次改朝換代都免不了屍橫遍野血流成河，製造了無數冤魂枉魄。想必“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理論依然適應中國大陸下一次暴力革命，中國人民不是不明白這個道理，只是長期受專制思想和利己主義的浸泡，早已失去鬥志，像一群任人宰割的羔羊。

 我從小受紅色薰陶，認為祖輩是有罪的，罪在剝削。我憎恨自己的出身，自卑感十足，從心裡怪父母不該會生下自己，使自己來世上受苦受難，怨自己命苦，怎不出生於無產階級家庭。那是一個比窮的時代，土改以經濟狀況定成分，越富越發動，越窮越光榮。真正改變我的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父母和子女都受到打擊。那次浩劫是一個非常好的反面教材，毛澤東跌落神壇，中共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時至今日，只要一提起文革，中共就有揭傷疤的感覺。

 儘管家庭經濟狀況良好，大饑荒和文革期間時依舊可以定購鮮奶，每天早晨，家門口都放着兩個厚厚的玻璃瓶擺在那，瓶口較大，用硬紙殼封住。撕開後倒入小鋁鍋中，然後把空瓶放回原處，送奶的三輪車夫會來取。牛奶是生的，沒有消毒，需要煮沸後才能喝。只是煮的那段時間須特別小心，多數情況下都會溢滿出來，弄得到處都是，只要聽到嗤嗤的聲音，就知道壞了。

 雖然祖上是地主，但他們的生活卻異常節儉，一分一毫地從嘴裡扣出來，攢下的錢用來買田地出租，收租的錢供孩子們上學讀書，我聽父親說過曾祖母喝粥時一顆豆豉掰兩瓣的故事。祖父是遺腹子，事業有成後孝敬老母，把她接來城裡住。老人家見到城裡什麼都得花錢，上百塊大洋的房祖，嚎啕大哭道：“這些錢可買好多地呀！”儘管老人家知道兒子掙多花多，城裡就這樣，就是看着難過，還是回鄉下心情好些。我也聽二姨抱怨外祖母吝嗇，走幾十里山路不肯買東西吃，餓得她頭暈，從那時起，二姨對餓失去了感覺。

 孩時接受紅色教育，我不相信這些，直至遇到李香玉。知青那陣子，我曾與地主寡婦李香玉同住一個屋檐下，我對她感情從仇視鄙視到同情關心，整個一百八十度大反轉，徹底顛覆了我以前的觀點。

 無論哪個朝代，無論過去還是今天，財富的積累靠勤奮，靠知識，靠節儉，並在合法的狀況下慢慢形成的，沒偷沒搶，要錯也是制度造成的。貧富不均是造成社會動盪的根本原因，不觸發這個引發革命從量變到質變的臨界點才是我們要注意的。

 前年我曾到過大陸一回，病了一場，又吐又瀉。每次都這樣，說是水土不服，為什麼早不發生，而是在三個星期之後才發生？由於時間緊迫，我帶病去了曾經插隊的故地走了一遭，目的是想採訪幾個老人，收集資料，尤其是土改至人民公社時期。這是個不可公開的秘密，我只能藏着掖着。

 幾位同學們開車一起去的，又有當地領導幹部的陪同，老天又不幫忙，陰雨綿綿，一點收穫也沒有。一個人去當然好，但一個海外人士偷偷摸摸不與當地政府合作，必動機不純，有危害國家安全的嫌疑，任何超出政府可控範圍的行為都被禁止。

 金埠多為明清時期的建築，之前獲得了三百萬元的修繕款，把那些幾乎坍塌的房屋修復一下。但有些改造我不滿意，比如地面鋪瓷磚，先前地面都是土，換了瓷磚不倫不類的，總覺得有些彆扭。還有一些屋內放入幾尊金光閃閃的佛雕，住人的地方哪有這玩意兒，畫蛇添足。反正的公款，不私吞就已經難得的了。

 這間老屋的勞改釋放犯金俊發和他舅母曾居住過的地方（見《春花》），裡面放着一排佛雕，我乘機打開話匣子：

 “據我所知，金埠共有三個地主，金仲侶，李香玉，還有金俊發。”

 “其實只有兩個，仲侶和俊發的爸爸是堂兄弟。”

 “原來這樣，”我點了點頭，略有所思，“那麼金仲侶和李香玉，誰的勢力大？”

 “沒得比。金仲侶是官僚地主，當過縣長，人際關係廣泛；李香玉只是個靠出租土地和放債的地主。”

 “李香玉還在嗎？”

 “死了七八年了。”

 我心裡咯噔一下，最不想知道的事終於發生了，上回見到她時，戴着一個頭箍子，是當地人治頭痛的土辦法。

 “在這兒死的？”

 “不，在她女兒家死的。”

 李香玉只有一個女兒，嫁去五里之外的龔家。想必她年邁體弱不支，生活無法自理時，女兒把她接去的。我十分了解李香玉的脾氣性格，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離開這裡，因為她有一個心願，可惜這個心願至死沒有實現。

 我不好再問下去，在他們眼裡，這類人仍屬階級異己分子。

 我們來到早年住過的小院，土改後，李香玉一家子被趕到這裡，公婆，丈夫，女兒和她，最後只剩下她一人。我在這住了五年，後三年與她為鄰。

 我要求一個人進去，說好拍幾張照就出來。同行的人們見裡面如此荒涼，也沒興趣參觀，都留在外面抽煙閒扯。

 大門虛掩着，我推門走了進去。院內長滿雜草，已很久沒人來打理了。石凳和石桌還隱現在不遠處的草叢中，當年我常坐在那乘涼，看書，唱歌，練琴。屋內因陽光不足沒生草，只是滋長了一層厚厚的像地毯似的青苔，附在青苔上的毛細水滴在光線的照射下閃閃發亮，綠油油一片。缺了一條腿的桌子依牆靠着，不至於傾倒。廳堂內的牆上殘留着當年革命對聯的痕跡，“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但沒一個字是完整的。

 李香玉睡房內的那張寧波床還靜靜地躺在那，似乎在等待着主人歸來。雕上去的鳳爪被飢餓的老鼠啃掉一截，截面坑窪不齊。那時的我與鼠作伴，它們時常從枕邊竄過。靠窗的櫃檯上立着我走時留下的熱水瓶，真空膽已不見，只剩下殼，當年我用它盛開水，留着晚上洗臉洗腳時用。為什麼不扔掉？我感到眼圈一陣潮濕，我閉上雙眼，使情緒穩定下來。

 觸景生情，浮想聯翩。當年，

 由於興修水庫，大量的庫區移民遷入本地，我們以前住的那個祠堂要挪出來給新移民住。為此我們曾搬過一次家，被分散進住社員家裡。房子村民空去來的，說是臨時住，但住久了他們會有意見，尤其是需要房子的時候。如遇到兒子要結婚，兄弟要分家等情況，就吵着要趕我們走。我們也不想住在廂房，整天你見我，我見你的。我們仍喜歡住那祠堂，雖然居住條件惡劣，但獨門獨戶的，幹些什麼偷雞摸狗的事也沒人知道，行動自由。我們清楚，在移民建新村之前我們是搬不回去的，只好暫時捱着。

 一天，張軍相中了一幢獨門獨宅的院子，認為它很適合我們知青居住。經查詢，得知是地主寡婦李香玉的房子。一個階級敵人，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估計讓她滾蛋不難。那時候地主是不當人看的，張軍限她三日內搬出此屋，理由是“五七大軍”要搬進來住。對我們的無理要求，她當即拒絕，且一氣之下跑出去對鄰居們訴說。

 此時我們打開了她家的後門進了廚房查看，廚房裡有鍋有灶，還有不少劈柴，這些都是我們繳獲的戰利品。同學們巡視了一圈後都離開了，我仍在廚房內轉悠，無意中發現靠牆的碗櫥後面夾着一件東西，一卷被塑料薄膜包裹着的物品，覺得有幾分奚堯。那是什麼呢？我輕輕移開櫥櫃，那捲東西撲的一聲掉落地上，我趕緊打開塑料包一看，兩個紙捲筒內是兩幅精美的人物彩畫，畫中分別是身穿清代華麗服飾的一男一女的坐姿像，不知是哪一輩的流傳下來的。還有一本記載着她婆家的土地劃分範圍的冊子，分明是一本“變天帳”，一旦國民黨反攻大陸成功，恢復資本主義制度時，這本變天帳即可兌現，她可以收回自己的土地和房屋。

 說心裡話，當時我腦海里曾閃過私藏那兩幅人像畫的念頭，只因那本變天賬是禍根，留不得的。權衡利弊後，我把那包東西交給了張軍。

 張軍見後喜出望外，這麼重大的罪證掌握在咱們的手裡，還怕她不搬！何況這巳不是搬不搬的問題了，這事件巳上升到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的問題了。於是我們不動聲色，趕緊向新上任的生產隊長桂叔匯報情況。經商定，當晚立即召開全村社員大會，鬥爭地主婆寡婦李香玉私藏變天賬妄想復辟舊社會之事。大會前變天賬之事保密，桂叔負責召集村民大會，我們負責押送李香玉到會場。

 晚飯後，當桂叔走街串巷敲鑼吶喊時，我們來到寡婦李香玉處。李香玉在家，家中還有一位年輕女子，已出嫁的女兒從夫家趕來，少婦懷裡抱着嬰兒正吃着奶。我想：上午並不見她女兒，想必她去龔家叫女兒來幫忙的。

 我們通知李香玉立即去會場開大會。

 李香玉知道在劫難逃，索性豁出去了，衝着我們叫道∶“我就不搬，也不去開會，看你們能拿我怎樣！”

 少婦見狀不妙，趕緊用手指撥開嬰兒的嘴，將乳房塞入衣內，系好衣扣。她把孩子放在搖籃里，孩子哭鬧着，少婦顧不了這些，擋在母親的前面央求我們說：“你們就積積德吧，我娘已沒地方可去了，總不能睡露天吧。”

 李香玉是本村大地主金國進的填房，嫁過來時也是個富家女。因脾氣倔強，足纏得不夠好，母親白天纏，她就夜間拆，後來母親就沒有勉強她，就成了這樣不大不小的一雙腳。那時相媳婦要看足，纏足可磨練女人的忍耐性，相夫教子。李香玉吃了不纏足的虧，下嫁給金國進做填房。李香玉婚後只生一女，家底雖殷實，無奈缺兒無後，夫妻倆心中難免鬱悶。丈夫是個有文化的人，閒事在村里教私塾，不為錢，只圖賣個人情，博個好名聲。天有不測風雲，土改時不知金國進得罪過什麼人，被判惡霸地主槍斃了。

 丈夫死後，李香玉含辛如苦地把女兒拉扯大。那時候的人都重視階級成分，地主之子無人敢嫁，地主之女無人敢娶，她一直為女兒的婚事擔心。只因女兒得到母親的遺傳，天生麗質，不乏媒人踏破門檻。終於五里之外的龔家選了個好人家嫁了，男的不僅相貌堂堂，還是貧農的後代。夫妻恩愛，更生出一兒一女，活脫脫一對金童玉女，令人很是羨慕。

 女兒出嫁後，李香玉孤身一人獨守夫家，一來自己才四十出頭，生活可以自理；二來地主分子不能外流，“初一，十五鬥地主。”要接受大隊幹部訓話；再有就是不死心自己的財產被別人占去，希望能等到翻身的那天。

 張軍是知青的頭，見李香玉竟敢不聽他的調遣，覺得自己很沒面子，上去左右開弓一頓猛抽。打得李香玉眼冒金星，跌倒在地。女兒撲過去用身體緊緊地護着母親，心疼地撫摸着母親紅腫的臉，跪下來向我們哀求：“不要打我娘，不要再打了，不要···。”

 我腦海里猛然閃過母親被本單位造反派批鬥的情景：帶高帽遊街，學狗爬，跪玻璃瓶。這造的是什麼孽呀！我後悔自己多管閒事，那捲東西本就應該留在櫃櫥後面，不該拿出來的。我不忍心見那少婦的眼淚，悄悄地從人群的前排退到後面。

 張軍也不與她理論，推開那少婦，拖着李香玉往院門口扯。走到門口時，李香玉突然向外喊道∶“打人啦，下放學生打死人啦！”

 張軍看她如此囂張，怒火心生，一步上前抓住她的後領往回使勁一拽。李香玉站立不穩，一下跌倒在五米之外的排水溝里。我當時嚇得愣住了，心裡念叨：張軍呀張軍，你可別鬧出人命案啊！

 好個李香玉，渾身濕淋淋的她爬起來繼續往外呼救奔逃，張軍怕了，再次把她拖回廳堂。這時不明真相的鄰居們聞聲趕來，紛紛譴責城裡學生的暴行和搶占民房的無理要求。當時我們不便與村民們解釋，我們的任務就是把李香玉押到會場。

 張軍見她如此渾身濕淋淋的，到了會場後必引起村民們同情甚至共憤，對我們這些外來人不利，就要求她換去濕衣服。李香玉沖他吼道∶“不必換衣裳，就這個去！”

 我們始終沒有亮出我們的致命武器，按計劃我們要在開村民大會當眾展示我們的傑作。最終她還是在眾村民的勸說下換了件乾淨的衣服來到會場。

 剛到會場時李香玉還是很囂張的，不明真相的村民們也不斷地譴責我們的暴行。當我們將那兩張圖展開在李香玉面前時，她立即低下了頭。

 我們問她∶“這兩幅畫裡面的人是誰？”

 李香玉吞吞吐吐地說：“不知道，我沒見過，可能是我太公和太婆的畫像。”

 我們又拿出那本變天賬問她：“你為什麼要保留這本帳簿，是不是想復辟到舊社會去？”

 “我不知道，可能是我家婆藏在那裡的。” 

 “你不老實！ 你家婆死了多久了，難道那個碗櫥一直沒搬動過嗎？”

 李香玉低頭不語。

 人群一陣騷動，人人都想親眼目睹一下那本記錄着那些曾經分到手的土地（後歸人民公社所有）和那些巳經屬於自已的房屋的變天帳。解放前，全坊的地主只有兩個，偽縣長金宗侶是最大的地主，其次是金國進，兩家擁有全村大部分土地和房屋。土改後李香玉一家被趕到這個小院居住。

 “你藏那個做甚？ 打死你都應該！”老黨員庚伯斥責她。庚伯是村里在五十年代初期最早發展的黨員之一，土改時與他哥哥兩人平分她家的一幢大宅院。一小時前他還為李香玉打抱不平，現在知道李香玉仍時刻不忘收回她的房產和土地時，從憐憫轉為厭惡。

 李香玉只是低頭不語。她的心理防線被我們徹底地打垮了，垮在她至今仍保留着那本時刻不忘收回自家土地房屋的變天帳和她公婆的畫像上，垮在她不識時務與“五七大軍”抗衡不搬家。

 生產隊長桂叔不敢怠慢，第二天將那幾件罪證上交大隊部，大隊上交公社，最後到達縣革委會。那時，芝麻小的事就上綱上線，何況變天帳這等大事。變天賬事件立即引起上級領導的重視，說明階級鬥爭依然存在，階級敵人亡我之心不死，宣傳機構折騰了好一陣。

 李香玉被我們趕出來後，無處落腳。茂公見她可憐，騰出一間廂房給她暫住：“下放學生在這裡呆不長的！”

 我是最後一個離開金埠的，有路子的都跑了，留下我這個階級成分不好的，沒本事的，孤零零一個人。說好了紮根農村一輩子，怎麼都溜了？我開始抗拒勞動，一年之中住不上幾個月。用父母的錢來買口糧，不欠隊裡的錢，生產隊長無話可說。這裡的社員幾乎都是欠糧戶，何況我的勞動能力遠不及我的工分值，那是上面壓下來的規定，知青不能低於七分半（最高十分，全能勞動力，懂操牛）。我不去稀釋他們的工分值，皆大歡喜。

 李香玉見那院子空着，欲搬回來住，就與我商量。起初我不同意，一個人多自由自在啊，有個人在面前走來走去的，總覺得彆扭。後來我同意了，因為我在這呆不了幾天，能有人看房子，何樂不為？再說，我對她還是有愧疚的，假如我不拿出變天賬來的話，她不會被整得這麼慘，到底是我害了她。

 我原先睡裡間，裡間有扇後門通廚房，平時那扇門是鎖着的。李香玉肯求我調換一下，她要裡間，因為去廚房方便。我那時已用煤油爐燒飯，不需要廚房，我就搬到外間來。

 我的日常生活簡單而枯燥，吃飯，睡覺，拉琴，唱歌，聽收音機。想吃就吃，想睡就睡，逍遙自在。只是天天盼望上調回城的那一天，那心情，說它釣魚也可，說它守株待兔也罷，概率近似於中樂透獎。晚上聽李香玉講故事，關於村裡的故事，多半是從她口中得到，也為我今後寫作提供了一些有價值的資料。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偏僻小山村與大都市一樣應有盡有，大到反共救國軍，生產隊長監守自盜，小到扒灰亂倫。比如細伯就不是一般人，年輕時學了些手藝，殺豬釀酒打飴糖，平時在外做手藝，很少在家。他人脈廣泛，黑白道上有朋友，打家劫舍的事也做過。聽說他是地下黨，土改時任村農會幹部，分到地主金國進的主宅。

 細伯的故事也是從李香玉那裡得出的。那天李香玉去女兒家住了一晚，回來後發現關在廚房裡的老母雞不見了。晚上才對我提起這事，問我昨晚聽到什麼動靜沒有？我答沒什麼異樣，只是細伯來了一趟。

 “哎呀，我就曉得是他做的！”李香咬牙切齒地說，我反映的情況與她的判斷相吻合。

 細伯極少來我這坐，我也覺得有蹊蹺，但不認同她的看法：“不會吧，偷了雞在家殺，兒媳婦和孫子們不知道嗎？不管怎麼說，偷盜不是光彩事呀。”

 “你不曉得，他會去宗侶的小老婆那裡煮吃。”

 金宗侶是金埠的首富，曾任寶雞縣副，土改時被劃成分為官僚地主。他不願去台灣是因為小妾拖了他的後腿，原本以為自己沒得罪過任何人，共產黨不會對他怎麼的。哪知就因為他是國民黨員的身份，審也不審，拉出去崩了。

 我知道細伯死了老婆很久，但不知道他有專搞別人老婆的癖好。細伯只有一個兒子，在六十里外的虎形山鎮當醫生，一個多月才回來一次，平時家裡只有他和兒媳住一塊。

 那廚房門是怎麼開的？原來農村的門都是木製的，門柱底下有個托，很淺，用扁擔翹一下就移開了。那門閂更假，空心閂內藏三個活動釘，木製鑰匙相對應三個固定釘，就這麼掏啊掏地開了。對於細伯這類爬牆鑽洞的老手來說，簡直是形同虛設。

 李香玉還告訴我，細伯幾乎睡遍村里所有寡婦，經常見他大清早從某家出來，這事在村里已是公開的秘密。我過去只知道細伯好交朋結友，算得上是村中一霸，沒人敢惹。我問：細伯怎有這本事？李香玉說細伯的粘性可厲害啦，死皮賴臉地纏住你，哪能甩得脫的。

 見李香玉怨恨的樣子，我腦海中閃出一種猜測：既然這樣，細伯是否也睡過她？李香玉的廚房門正與細伯家的後門相通，行動起來也是方便的。一天我放工回來，無意中撞見細伯在裡屋為李香玉敷膏藥的情景：李香玉的上衣被掀起，那兩個雪白葫瓜正晃悠着。

 回城後，我曾探過金埠。八十年代末，農村所有的階級異己份子都摘了帽子，她重獲自由。那天她領我去別人家搓麻將，宗侶的小老婆也在那。李香玉說記她的賬，我不怎麼會打麻將，一圈下來老是輸，鬥不過她們。李香玉見我不行，就接過手去打。

 望着這幾位老女人玩牌時的興致和熟練程度，可想而知，當年她們做太太那時是多麼的逍遙自在啊！天災人禍不可預料，命運捉弄人，一會兒天堂，一會兒地獄，也許是劫難吧，這麼想會心寬些。

 對了，李香玉還欠着我的錢嘞。好多社員都欠我的錢，說是借，實際是施捨，別指望誰會還。

 那回在金埠住了三晚，分別時，李香玉對我說：“常來玩吧，把這當作娘家一樣。”我說會的。她又說：“帶你老婆一起來，我還沒見過他呢。”我點了點頭。

 當初的情景，仿佛久遠，又似昨天。

 我從小院出來時，大夥已等得不耐煩了：“你在裡面磨蹭個啥？煙散過兩圈了。”

接着我又去拜訪了幾位老人，歲月不留人，熟悉的面孔越來越少了，每次來都會多添一份傷感。

 回美後，我老想這麼一個問題：假如中國大陸再來一次土改運動，財富重新分配，那些城裡人是否會學李香玉那樣，藏起自己的房主證，銀行卡，金銀首飾收據，等待變天？假如美國鬧土改，乞丐搬進來，我到貧民窟去住，我是否學李香玉那樣？

休里

2021-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