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讀這樣的文，會聯想起當年文革初，上海的重點中學是如何情景。

那時我仨姐上的都是市重點。大姐三姐上同一學校。二姐就讀的上外附中里，幹部子弟比例也較高。印象中，兩校都鬧騰過一陣，但時間不長也不很厲害。大姐二姐都是保皇派。大姐還曾和一些學生會幹部護着教師和校領導辦公室，不讓搞揪斗。三姐加入過造反的那一派，見那曾上過上海大報的市三好生同學，也加入揮皮帶抽打被抄家的資本家家屬，嚇得也噁心得馬上離開。後來自己父母被關押，就都躲回家裡成了逍遙派。

很多中小學也折騰得厲害。小學裡主要是些教師造反派帶着六年級學生在鬧。同一條安福路上，我所在小學的教導主任、草哥所在小學的校長，都是被迫害自殺。

所幸不在毛皇腳下。即使是文革重災區的上海，各校好像還不至於像“紅色恐怖”中北京那些學校，鬧得那樣慘烈。

昨天丨田小野：北京女一中文革紀事

田小野 新三界 2/24/2021

【https://mp.weixin.qq.com/s/6ks5LlEwpIArYXURh7bBuA】

作者女一中時留影

田小野，生於1950年，中學就讀於北京女一中。內蒙古土默特左旗插隊三年後，進呼和浩特軸承廠當工人。1974年就讀於內蒙古大學，畢業分配到首都經貿大學教書至退休。

原題

女一中文革紀事

作者：田小野

原載微信公號熊窩

北京女一中創建於1913年，前身為“京師公立第一女子中學”；1950年更名“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學”；1972年更名“北京市第一六一中學”（網圖）

北京女一中副校長王毓真夫婦投河自盡，至今鮮為人知。

王校長1940年代後期畢業於輔仁大學歷史系，在女一中當歷史教員並且加入了北平中共的地下組織，1950年代中期調入北京市教育局。1965年，女一中校長楊濱離任，王毓真從教育局重回女一中任副校長（在沒有正校長的情況下），那是文革的前一年。

王校長的丈夫顧傳淦也是中共地下黨的革命同志，熟悉他倆的老戰友都知道，當初這對青年戀人相約“中國不解放就不結婚”。顧傳淦是中共冀北電力公司的地下黨員，為迎接北平的解放，他冒着生命危險帶領工人搶修供電設施、保護電廠，使得解放軍1949年晚間的入城式能夠在燈火通明的街道上行進。

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是繼1966“文革”初期迫害的第二輪高潮。據有關資料的不完全統計，以5月份軍宣隊進駐北京新華印刷廠為開端，至1969年4月“九大”召開，全國死於“清理階級隊伍”的人數至少在50萬以上。王校長是1946年在北平加入中共地下組織的，可她的入黨介紹人拒絕為她證明。眾所周知地下黨是單線，一旦聯繫人拒絕予以證明，當事人就會在一夜之間變成“假黨員”，百口莫辨，跳到黃河也洗不清。只是20多年來一次又一次幾近嚴酷的審幹，王校長都能過關，怎麼到了“文革”，那老同志就翻臉不認賬了呢？

“文革”期間個人檔案的保密制度早就被各單位的人事幹部破壞殆盡，一場徹底摧毀個人隱私的革命。清理階級隊伍，王校長的罪名是“假黨員”；物理老師王肅，二類右派；物理老師、青年教師張森，祖父是國民黨軍閥張作相，本人議論過江青；語文老師馮積善，祖父是前門瑞蚨祥綢布店老闆，本人也議論過江青；英語老師傅敏，其父傅雷大右派，1966年傅雷夫婦自殺身亡，其兄傅聰叛逃波蘭；史地老師房峻宜，印尼華僑，社會關係複雜。至於我的班主任胡筠若老師，她的罪名不好定，胡老師在女一中高中畢業並加入共產黨，作為優秀畢業生留校任教，有同事揭發她私下說過兩句話：一句是“白色恐怖的八月”，另一句“軍隊是帶槍的工作組”——劉少奇倒台後“工作組”就是壞詞兒了。

揪出來的“壞人”分兩類，一類現行問題，因言獲罪諸如胡筠若老師，一類歷史問題，因舊賬或家庭問題獲罪諸如王校長和傅敏老師。傅敏老師是個典型的不問政治的青年書生，外語念成名牌大學的高材生，為人不尚心計更不善言談，哥哥叛逃他必定裡通外國，父母自殺他必定仇視文化大革命，這是文革的大眾邏輯。文革的想象力同樣匪夷所思，比如房峻宜老師，鄰居反映他家在晚飯的時間傳出筷子敲碗的有節奏的聲響，被想象成發出特務暗號的通敵行徑。房老師是東南亞歸國華僑，父輩在國外還是華僑界的上層人士。

王校長和胡老師都曾在1966年的第一輪迫害潮中被關押、毆打、侮辱，她們畢竟是挺過來了。第二輪迫害從1968年春天開始，單獨關押一直延續到了1969年，這一輪面對的不再是少不更事的紅衛兵小將，而是國家機器直接派出的軍宣隊和工宣隊，所以受害者的絕望來得更深，王校長終於沒能熬過那個漫長的冬季。

1968年12月12日她從關押的小屋逃出來（鎖是怎麼弄開的至今是個謎），在街上打公用電話從家裡約出了她的丈夫顧傳淦，北京電力系統的中層幹部。兩人一起來到西八里莊京密水渠的堤岸，這對把青春獻給了解放事業的革命情侶，這對已經有着3個男孩的恩愛夫婦，久久徘徊在那個漆黑寒冷的夜晚，沒有留下隻言片語，他們雙雙自沉了！

王校長的兒子們至今保持着緘默，因而這個生死相依的愛情故事，其中真實感人的細節，只能與他們不屈的生命一起淹沒在黑暗裡了……

北京女一中王毓真副校長夫婦的最後一張全家照

（2） 

回想“文革”爆發的1966年8月，女一中揪出來的老師可不少，女老師都被剃了陰陽頭，斯文掃地。每天早晨先在操場上集合，站成兩排，唱“牛鬼蛇神嚎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我對人民有罪……接着就在紅衛兵的監督下勞動，平整操場、打掃廁所或是做煤球。誰上廁所需要洗手，必須說：“報告：黑幫×××要洗黑爪子”。這個×××還不能是自己的名字，他們每人都有侮辱性的稱謂，王右派，馬右派，語文教研組長叫常大狼，政治老師姓胡叫狐狸精，佟副校長叫佟母雞，報告時必須說：“報告：佟母雞要洗黑爪子”。這時看守的小紅衛兵就會一起開懷大笑，紛紛叫嚷：“佟母雞，佟母雞，快給我們下個蛋”。

高三(４)班的班主任劉紅芳老師也被揪出來了。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報》刊登要求廢除高考的第一封信，就是女一中高三(４)班寫給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劉老師是個二十六七歲、剛剛結婚的年輕姑娘，受到黨支部書記張乃一的信任，當了團委書記，幹勁十足，被張乃一稱做“關不住的小野馬”。紅衛兵把揭發批判劉紅芳的大字報從校園貼到了她居住的胡同里，家門口的牆外糊滿打着紅叉叉的“劉黑臭”的大字報。劉老師最後得了嚴重的精神抑鬱症，養病在家，街道居委會的老太太要是通知她個什麼事兒，都是一邊進院兒一邊叫：“劉黑臭同志在家嗎？”根本不知她其實叫劉紅芳。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首次接見紅衛兵並號召“要武”，8月19日在中山公園音樂堂，北京的3所男校，四中、六中、八中與北京市新團委及市教育局共同發起了批鬥“黑幫”大會，批鬥對象有市委教育部長張文松、市教育局長李晨等領導和四中、六中、八中的校長。在台上聲淚俱下煽情的發言過程中，不斷有紅衛兵跑上台，掄起腰間的軍用皮帶，向批鬥對象沒頭沒臉抽去，台上無人制止，台下齊聲叫好。教育局長李晨的腦袋被打得鮮血直流，押他的紅衛兵帶他到後台，用涼水沖一下，再押回前台接着跪。“八一九”批鬥會正是“八一八”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的第二天，有“中央文革”支持，有新的團市委牽頭，首開批鬥會打人之先河，對中學紅衛兵如何“要武”起着號召、引導和示範的作用。

3天后的1966年8月22日，北京女一中的紅衛兵也在中山公園音樂堂召開了批鬥校黨支部書記張乃一的大會。我記得那是一個雷電交加、大雨滂沱的晚上，台上跪着張乃一，台下跪着十幾個老師，女老師無一例外被站在身後的女紅衛兵揪着頭髮、擰着胳膊。只要聽到台上的抽打聲，台下一排女紅衛兵就掄起皮帶，朝跪着的老師一通抽打，我忘了是誰了，被抽得滿地打滾嗷嗷亂叫。

當時這十幾個“牛鬼蛇神”都是不能回家的，所謂關“牛棚”，其中8名女老師共住一間大教室，對女老師來說，比批鬥會更痛苦的事情還在第二天。8月23日，女一中在學校操場搭台子繼續斗張乃一，批鬥會後，渾身黑墨水、幾乎沒有了人形的張乃一被拖進關她們8個女老師的大教室里，女紅衛兵讓女“牛鬼蛇神”往張乃一身上潑了幾盆涼水，然後一個個揪着頭髮讓她們跪在水汪的地面上。跪到晚上12點的時候，另一夥揮舞着理髮推子和剪刀的女紅衛兵闖進來，不容分說，按住女老師的頭，咔嚓咔嚓連推帶剪完成了八個鬼模樣的陰陽頭。

尊嚴沒有了，人還是人嗎？同樣作為女性，今天的紅衛兵能體味老師被剃了陰陽頭的內心感受嗎？！人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一半是野獸，一半是天使，這話是恩格斯說的，他還說，人來源於動物界這一事實已經決定人永遠不能擺脫獸性，問題永遠只在於擺脫得多些或少些，在於獸性或人性程度上的差異。

牛棚里女老師被集體剃陰陽頭的那個夜晚，書記張乃一已經奄奄一息了，女紅衛兵抓住她沒有了鞋襪的兩隻青腫的腳，一路血跡斑斑把她拖到另一處單人房間等死。第二天早上，學校里有個總務老師叫王武健，轉業軍人，看到只剩一口氣的張乃一，他對紅衛兵負責人說，張乃一究竟有無問題要根據她丈夫李達的情況。李達是國家體委的副主任，於是電話打到了國家體委，那邊說，李達的問題還沒定性，就這樣，張乃一被王武健等人用平板車拉到醫院搶救，她是傷口感染引起的敗血症，非常危險，總算是撿回了一條命。

女“牛鬼蛇神”住在牛棚里，每個人的“床”是拼起來的３張小課桌，不但窄，長度也伸展不開腿，只能蜷縮着，鋪有一條褥子，沒有被子和枕頭。睡覺的時候，她們既不脫衣也不脫鞋。8月底的一天深夜兩三點鐘，與女一中在同一條胡同里的男六中的紅衛兵把一個“女流氓”拖進了這間牛棚，他們用帶銅圈的皮帶抽打她，皮帶打下去，淺色的襯衣就滲出一道道血印，“女流氓”大聲慘叫着。牛棚里女老師也不能倖免，她們同樣被六中的男生毒打，王校長肩胛骨的鮮血染紅了她的白襯衫。在另一個深夜裡，學校的一名化學男老師（右派）被推進這女牛棚，女紅衛兵用軍棍把女老師睡覺的鐵桌腿敲得巨響，喝令她們起來圍着化學男老師跪成一圈，幾名女紅衛兵掄圓了帶金屬頭的皮帶狠抽化學男老師的後背，開始是一條條的血印，很快後背就血肉模糊了，男老師的呻吟越來越弱，最後趴到地上一動都不能動了。

這8名女“牛鬼蛇神”，除了張乃一是學校的書記，王毓貞和佟佩珍是副校長，勉強可算做當權派也就是文革初期針對的“走資派”，其他5名都是學校的普通老師呀，她們招誰惹誰了？胡筠若是政治老師，家庭出身不行的黨員就是“鑽進黨內的異己分子”；團委書記劉紅芳倒是血統工人出身，卻是“張乃一的大紅人”；語文老師王品端和魏景卿，課堂上講毛主席詩詞貶低了偉大領袖，是“現行反革命”；美術老師樊爾萃年紀最大，不但與世無爭還患有不斷搖頭的風濕性舞蹈病，就是因為音體美組的周屏老師，看她不順眼，把她送進牛棚的，樊老師住的是自己的房子（那時絕大多數人都租住公房），她的罪名是“房產主”。

革命幹部出身的體育老師周屏，她出於公憤也出於私仇，公私兼顧把音體美教研組能找出點兒問題的老師挨個鬥了一圈，把樊老師送進了牛棚。文革的潮流是學生斗老師，如果老師斗學生，肯定是“人咬狗”式的奇聞，如果不是自己親歷的話旁人很難相信。1966年我在文聯大樓（父母的工作單位，父親是中國作協第一批被揪出的黑幫分子）沒事兒瞎轉悠着看大字報的時候，偶遇周屏老師帶着幾個初中紅衛兵，我竟然被周屏老師喝令“站住”！幸虧我那時年紀小十五六歲跑得比兔子還要快，周屏老師邊追邊喊，聲音洪亮，雖然沒追上，但是周屏老師高昂的追斗喊打聲至今留在我少年的噩夢裡。

女一中像周屏老師這樣的成年人還有，那是一個全民瘋狂的時代。學校的楊姓工友，原為泥瓦工兼傳達室看門，因出身貧苦成了文革勞改隊的監工。勞改隊從學校的東院把煤末抬過馬路送到西院，運水合煤，老師們用雙手捏攥成一個個的煤球晾乾。在學校西頭的望虹小院裡，每天都能看到掛着牌子席地而坐的“牛鬼蛇神”和滿地排列的的煤球。後來，楊監工不知為何往煤末里摻進了大量的石灰，使得勞改隊的老師們雙手潰爛、黃水直流，攥煤球時個個疼得齜牙咧嘴，直到幾十年後，胡老師手指間的傷疤還隱約可見。而學校里另一位出身富農的工友馬鐵山，則在1966年夏天上吊自殺身亡。

楊監工是苦大仇深的勞動人民，大老粗沒半點文化，他那時最熱衷的娛樂就是觀看勞改隊的老師們表演《牛鬼蛇神嚎歌》，不管什麼時候，一旦心血來潮，他就命令這些被剃了稀奇古怪陰陽頭的知識分子站成兩三排，低頭彎腰，兩手高舉表示投降，邊唱邊晃動身體，唱到最後一句”把我砸爛砸碎“的時候還要全身匍匐到地上，這時他那張愚昧的臉上就會現出滿足、自得的神情。後來每天都有全國各地的革命師生來到這所位於天安門旁、與中南海一牆之隔的中學參觀學習，一天加演幾場是常事。我曾經遠遠駐足觀看過一回，那回還沒等牛鬼蛇神們最後趴下嚎完，外地參觀的人群就無聲無息散開了，沒人看了。北京是全國的政治中心，他們到北京來學習取經，但是他們實在看不下去了。

1967年的作者，攝於家門口

（3） 

那時最慘的自然是書記張乃一，女一中頭號當權派，在初中部的望虹小院，我每天去學校都能看到她蹲在一個大大的水泥石灰坑裡，從頭到腳全身上下都是濕漉漉的灰色水泥，完全沒有了人形，只有一雙眼睛發出幽怨的綠光。初中的紅衛兵經常拿皮帶去抽她，高中紅衛兵也去找她問話。聽說張乃一後來最耿耿於懷的是誰打過她，打她的人是什麼家庭背景，父母是幹嘛的？張乃一是開國上將李達的夫人，1958年從中央監委調到女一中任書記，所以她考慮的是上層官場高幹之間的暗鬥與她文革受虐待的關聯。其實她用不着費心猜測，打她的紅衛兵的父母未必與李達將軍有過節，全部都是她在女一中遵循黨的階級路線而特殊照顧、精心培育、捧在手掌心的革命幹部的紅色後代。

中學的階級路線，就是強調重用紅五類出身的教師和激勵紅五類出身的學生，壓制非紅五類。紅五類學習好就是為無產階級爭了光。在高中部，黑五類出身同學會做的數學難題，紅五類說：敵人磨刀我磨刀，我們也要會做。高三年級的一名烈士子女曾經受命於班主任每周去訓斥一名東江縱隊的後代，要她認清自己身上的階級烙印。女一中位於天安門西北角的南長街，學校歡迎外賓的任務頻繁，而且幾乎全校傾巢而動。每到這時候，每間教室都有幾個出身不好的同學關在裡面做作業，不允許走動。有個同學臨時來了月經，要去商店買衛生紙被阻擋在校門口不能出去，她悲慟地大哭：“為什麼要這樣對待我？我究竟做錯了什麼？”

貫徹階級路線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發展入團。文革前，入團入黨就等於取得了一張進入主流社會的特別通行證。胡紅星老師是我上初一時候的班主任，我們班同學知道她苦苦爭取了8年都沒能加入共青團，就是因為她父親在香港。後來她堅決要求到農場勞動，累得腰肌勞損才終於在農場入了團，這時她的年齡也該退團了。而學生里一位元帥的女兒，學習成績糟糕人還吊兒郎當甚至穿着拖鞋到教室上課，在張乃一的關照下，上高三後她第一學期入了團，第二學期入了黨。……正是在黨的階級路線指引下，在一部分人時時處處被灌輸原罪意識、罪惡感的同時，另一部分人的特權意識、優越感越來越膨脹，以至1966年8月終於形成總爆發，紅衛兵到了無法無天、為所欲為、草菅人命的地步。

當然這前奏曲的作者不是張乃一們，而是劉少奇。讀王光美《桃園經驗》就能知道，對於毛所熱衷的階級鬥爭理論，劉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唯成分論、紮根串聯、搬石頭，抄家和噴氣式也是桃園發明的。至於劉少奇的悲慘下場，印證了中國法家人物的命運多為“殺其身而用其刑”的史實。

毛澤東在天安門首次接見紅衛兵是中學文革的大事，多少年後有個高一的學姐告訴我了她在那歷史性的24小時裡所承受的壓力。她的出身是資本家，8月17日，接見前一天的下午，她班裡的紅衛兵找到她說，明天毛主席要接見革命小將，你不能參加，但是你今天晚上必須住到學校里來，不得離開，為了保證明天天安門廣場的安全。她才是17歲的中學生呀！她哭了，她哀求說，我是要革命的，請相信我，我也要參加，我要見毛主席！紅衛兵說，這是組織的決定，你今晚8點必須到校。她回到家裡看到媽媽還在做飯，媽媽那天下班晚了，她沒吃飯就按時回到學校，媽媽做好飯追到學校，問她發生了什麼事？她謊稱要在學校值班。她們班那天晚上被要求在教室里過夜的還有一個女生。

第二天8月18日上午，她發現各班都有她這樣的同學。當女一中的大隊人馬浩浩蕩蕩整隊出發去天安門廣場後，她們幾十人被集中在學校的大食堂里，面對着一台黑白電視機，其中有兩個初二的她認識，都在學校籃球隊，但大家悶悶的相互不打招呼。電視機里人群沸騰，旗幟飛舞，歡聲雷動，口號震天，電視旁的這些女孩子們鴉雀無聲，食堂里是死一般的沉寂。

女一中文革還出現學生斗學生的情況，比較公開和激烈的主要在初中部。那天我路過初一（4）班的教室，從窗外看到一個小個子女生被斗，她彎着腰把頭塞在課桌的位子裡，極度彎曲的背上還壓了兩塊磚頭，天哪，她才是初一的小女孩啊！

初三（5）班的團支部書記許慧雲出身於普通勞動者家庭，她因為說了“毛澤東思想也要一分為二”這句話，被同班紅衛兵帶領同學圍斗，從教室斗到院子裡，斗着斗着就動起手來，我看到許慧雲被打得躺倒在地上，竟有女同學拿腳去踩她的肚子。在以後的幾十年裡，女一中沒人再見過許慧雲，無論學校校慶還是同學聚會，像人間蒸發一樣她了無蹤影。

我們初三（2）班團支部書記趙留柱也出身於社會底層的中農家庭，突然在班裡被揪斗。紅衛兵說她發展團員沒貫徹階級路線，大概因為紅衛兵里有人還不是團員。文革後她很委屈地對我說，女一中發展團員的事，都是班主任老師說了算。趙留柱到山西農村插隊時嫁給村里一個復轉軍人，始終沒能回到北京，50歲那年她突發心臟病死在山西大同。

北京女一中1966屆初三（2）班畢業合影，作者二排右5

（4） 

1966年底，學校里的老紅衛兵都爭先恐後出去串聯了，勞改隊自行解散。女一中有個窗口負責開介紹信，不是紅衛兵的普通同學拿到介紹信也能免費坐火車到全國各地去，介紹信的內容很簡單：只寫明持信人的家庭出身。黑五類同學一般就不找這個麻煩了，既不出去串聯也不去學校，就在家裡貓着。從1966年底到1967年初的校園冷清了一段時間。

之後的幾個月裡，陸續回到學校的學生紛紛起來組成革命造反隊，批判劉少奇壓制群眾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老紅衛兵成為批判對象轉而消極對抗。老師們包括初期受迫害的老師也按照各自的觀點分別組成了戰鬥隊，千姿百態的群眾造反派組織遍地開花，有的也叫紅衛兵，為了與初期的老紅衛兵區別開來，史家把這兩個不同時期的紅衛兵分別稱作血統論紅衛兵與造反派紅衛兵。造反派紅衛兵主要是打派仗，大學的造反派分成“天派”和“地派”，北京中學的造反派分成“四三”和“四四”兩派。

為了收拾天下混戰、一盤散沙的的殘局，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關於大、中、小學校複課鬧革命的通知》。1968年春天，解放軍軍訓團進駐了女一中，軍訓團給每個班都配備了一名現役軍人當“排長”。軍訓團的第一項工作是實現“大聯合”，從班級到學校，化解“四三”和“四四”兩派的對立情緒；第二項工作是進行上山下鄉的大動員和畢業班分配。

女一中上山下鄉的潮流並不是無序而是有組織有計劃的，是分期分批嚴密掌控着的。解放軍軍訓團和幾個被“結合”的老師主持了上山下鄉的分配工作，首先是對每個學生嚴格審查、區別對待，貫徹以家庭出身為標尺的黨的階級路線。就拿我所在的初三（2）班來說：作為畢業班的初三（2）有學生45人，出身於紅五類的15名（包括兩名沒有被吸收進血統論紅衛兵、確實出身於純正底層勞動人民家庭的），其中有3人分配到製造坦克裝甲車的代號618的軍工廠，1人分配到國營棉紡廠，1人分配到手工業管理局系統下屬的街道小工廠，1人分配到新華印刷廠，1人分配當小學老師，4人通過家庭後門關係參軍，只有４人上山下鄉，紅五類當“知青”的約占紅五類的26.6％。非紅五類30人，有3人分配到北京手工業管理局下屬的街道小工廠，其餘27人去了黑龍江、內蒙古、山西和雲南上山下鄉， 非紅五類當“知青”的占非紅五類的90%。

這個班的統計表明，學生中紅五類出身的比例占33%，非紅五類占67%，在上山下鄉的大潮中，紅五類有26.6%當“知青”，非紅五類則有90%上山下鄉。從北京城裡的女中學生轉化為奔赴窮鄉僻壤的女知識青年，這是一支即將啟程去歷盡苦難的大軍，她們顯然無暇他顧了，甚至都不再回望一眼曾經引以為自豪、而今支離破碎的母校。

然而學校里的文革運動並沒有因為老三屆學生大軍的撤離而停滯，1968年春天，黨中央要求對“地富反壞右特務叛徒漏網右派國民黨殘渣餘孽等”進行大清查，女一中再次揪出了一批老師，對他們每個人都設立了專案組立案審查，單獨關押，日夜監視，關押時間長達9個多月。

老三屆已經或即將離校，清理階級隊伍的主力軍既不是文革初期的血統論紅衛兵也不是後起的造反派紅衛兵，而是軍訓團領導的學校教職員和1968年就近入學的六九屆小學“畢業”生。女一中不再是女校了，改名一六一中學。北京女一中的前身是1913年建立的“京師第一女子中學”，當年革命先驅李大釗從北洋軍閥手中為第一女中爭得這處中南海旁花神殿的校址，那是男人發現女人的價值也是女人尋覓自身存在意義的時代。京師第一女子中學後改名“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學”。1913—1968，經過55年的嬗變，北京女一中出了男生，文革認為女校是封、資、修的產物，要砸爛。

六九屆新生入校後，每到上課鈴聲響過，自有幾名班幹部從牛棚把這幾名“壞蛋”老師分別押往各班教室。“壞蛋”老師在口號聲中被推搡着站到講台上，低頭彎腰，兩隻胳膊往後蹶，“噴氣式”不但要做到位而且要堅持到批鬥會結束，學生站起來念他們手中千篇一律的發言稿，由於文化程度太低，往往連批鬥對象的名字都讀不準確，3個字要讀錯2個。對這些小學都沒畢業的孩子們來說，開這樣的批鬥會純粹是為了應付成年人，應付軍訓團和學校。他們在小學已經司空見慣這場面，那時還可以武鬥，現在不允許武鬥了，他們愈發弄不清這一個個蹶着的究竟是咋回事兒？這樣的批鬥會在他們剛入學的時候幾乎每天都有，等各班都輪過一兩遍就逐漸減少，這幾個“壞蛋”老師，作為新生入學階級鬥爭教育的活靶子，大約每人平均蹶了三四十場。

新生對“壞蛋”老師殘存的興趣並不表現在對他們來說過於深奧的批鬥會上，他們喜歡把臉貼在單人牢房的玻璃窗上，衝着關在裡面的“壞蛋”老師齜牙咧嘴扮鬼臉，或者通過門上方斜開着的窗戶往屋裡扔磚頭和石塊，更“勇敢”一些的則拿了長竹竿，踮起腳從上方伸進去捅“壞蛋”取樂。學校專案組還挑選出幾名男學生組成看管單人牢房的“保衛組”，保衛組手裡掌管着每個關押房間的鑰匙，“壞蛋”老師上廁所要報告，他們拿鑰匙打開房門。這個極其簡單的開鎖的動作，對幾個男孩而言也竟然有人性善惡的高低之分？而胡筠若老師，她在自己那段受苦受難的灰暗記憶里居然還能發掘出一點亮色，真讓我大跌眼鏡。

1993年女一中（161中）校慶，老同學返校，左起田小野、白冰潔、李紫陽

下面全文附上胡筠若老師1998年4月21日發表在《北京晚報》文藝副刊上的短文《葉六》：

胡筠若：《葉六》 

1968年，我在北京一所中學任教期間，曾和幾名學校的幹部教師被關押在學生宿舍的“牛棚”里，為防止我們串聯，每人都單獨鎖在一間小房中。還設立一個“保衛組”，派五六名男生負責看管我們，保衛組的組長叫葉五一，同學都叫他葉六。

回想那時，我的神經好像早已麻木，對諸如受凍挨餓、聽訓受辱之類已無多大反應，只有一件事覺得實在難過，就是不讓上廁所。當你眼巴巴盼着“看守”走過你的窗前，趕緊說聲“報告！上廁所！”你卻總是聽到“等會兒再說”的答覆，而且之後就不見了“看守”的身影，於是你就得再等人、再報告、再申請上廁所……那種焦灼無奈，真是度分鐘如年啊。

可是，如果趕上葉六值班，情形就不一樣了，他聽到有人喊報告，幾乎回回都一次批准，而且還會馬上用他手中的鑰匙給你開鎖放行，當時保衛組裡最讓我們發怵的是一個外號叫“四眼兒”的男生，他要麼根本不來巡視，要麼偏不准你上廁所，還常提個棍子挨門敲打，吼着叫你“坦白交代”。但“四眼兒”最服葉六，只要組長在，一切就都好辦。一次，校醫允許我去外面的醫院看病，碰上“四眼兒”值班，我正心裡嘀咕，葉六來了，他仔細看了醫生開的假條，咬着嘴唇尋思了半晌說：“可以批准你，但要知道，讓你看病是為了你好好交代問題”。我點頭含淚離開“牛棚”，從這孩子給予我的短暫自由中，我似乎享受到一次“人”的待遇。

在和“保衛組”學生的相處中，看到有些孩子這麼小就學會了以斗人為樂。接受着這種戕害靈魂的政治訓練，心裡真為他們悲哀，因為這些都會在他們的心靈深處積澱下非人道的獸性。

不過，老實說，就是對“四眼兒”這樣的學生，我也恨不起來，他們都是十四五歲的孩子啊。這些本該全心讀書、快樂成長的少年介入了這場如此複雜、顛倒一切的政治任務，我們怎麼能對他們求全責備呢？不過，當你遇到像葉六這樣心地善良、比他的同齡人少了點任性的少年人，又怎麼能不感覺在你灰暗的日子裡多了一份光明？

從那時起到如今，30年的風風雨雨，我忘記了許許多多，而葉六這個少年的美好形象卻一直珍藏在心。我相信人事有緣，我企盼着和葉六的重逢。

原載《北京晚報》

1998年4月21日

1993年女一中（161中）80周年校慶

（作者原注：本文的部分內容來源於女一中班主任胡筠若老師生前交我保管的一份材料，那是出版社從她的一本書稿中抽出來的不宜發表的記錄她文革經歷的材料。……願胡老師在天之靈安息！）

延伸閱讀

田小野：與王友琴面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