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一場疫情，從武漢席捲到了整個世界，地球也仿佛停止了轉動。一切都停運了。人們不得不呆在自己的家裡，因為工廠停工，學校停課，商店關門，就連平素人們活動的交通工具－飛機航線，也在疫情下斷航了。疫情阻斷了一切，也阻斷了我和母親之間的交流。

　　母親患上了阿爾茨海默病，這是我萬萬也沒有想到的，記得2018 年的五月份，我曾經回國，那時母親的一切看起來還是正常的，除了她的腿因變性型關節炎而發生變形，已經不能正常走路而需要坐在輪椅上之外，其它的一切看起來都很正常，她還是那麼慈祥，和藹可親，對我噓寒問暖的，我們在一起也有說不完的話。回美國之後，我也經常給母親打電話，仿佛一切都正常。後來她住進了敬老院，2018 年國慶節的時候，還從弟弟給我發來她在敬老院參加慶祝國慶活動的照片看到，她依舊坐在輪椅上，手裡揮動着一面小國旗，不知是誰還在她的臉上也貼了一片國旗。

　　2019年的5月份，我準備再次回國看望母親，但是由於工作的緣故，我當時走不了，於是就退掉了機票。可是過了不久，到了十月份的時候，卻傳來了母親因高血壓危象而住院的消息。聽到這個消息，我顧不了許多，立即買了回國的機票飛回了中國。

　　我回去之後，母親已經恢復了過來，到家的那天我直接去了母親住院的醫院，那是我們鎮上一家三級乙等醫院，在當地也算是很不錯的了。到了醫院，弟弟告訴我，醫院已經下了出院通知書，他們正忙着辦理母親出院的事宜。我剛一到，母親就要出院，這個頗有點出乎我的意料，我想打探一下母親的病情和眼下的狀況，就想和主管母親的醫生談一下。

　　主管母親的那位醫生是一個不到四十歲左右的女醫生。我不知道弟弟是怎麼和她聯繫的，說好的是中午十二點見我，但我一直等了大約一個多小時，到了下午一點多鐘的時候，護士才到病房裡通知我，醫生現在有時間了。當我見到那位女醫生的時候，她顯得很不耐煩，而且還懷着很大的敵意。我想這可能是我弟弟在不經意間向醫生透露了我的背景，作為同行的醫生，她可能有着很強的防範的心理，或者她也許很厭煩像我這樣的家屬，總是要在醫生面前問一些問題，在醫患關係十分緊張的國內，有這種想法的人是可以理解的。於是我便抱着虛心的態度，耐心地聽着她不耐煩的解釋，心中的屈辱和憤瞞可想而知。

　　“你母親是因高血壓危象住院的，現在血壓已經降了下來，就沒有再住院的必要了，回家去慢慢將養吧。這些都是老毛病，又治不好的，你再住在這裡有什麼意思？”

　　這些話說了等於沒說，我比她更清楚母親的狀況，好歹我也是學醫出身的，我怎麼會什麼都不知道呢？我只不過是想知道母親目前的狀態，這次發病的原因，或者讓母親在醫院裡多呆上兩天，仔細觀察一下，希望病情穩定，不要反覆，因為醫院畢竟是有些條件，能處理突發的情況，我最擔心的是高血壓的併發症，像中風，或者心肌梗死等，再說，母親這次突然發病的原因並沒有找出來。

　　但是沒有想到她的態度既傲慢，又冷漠，“有什麼可以觀察的？病情穩定了就是穩定了，還要觀察到什麼時候？若是每個病人都像你們這樣長期賴在醫院裡，我們醫院還辦不辦了？這裡是醫院，是醫療機構，不是康復機構，都像你們這樣長期占用醫療資源，別的人還看不看病？再說了，國家的資源也要節約。”

　　她的態度我實在無法理解！我從醫學院畢業快四十年了，我離開這片可愛的土地也快三十年了，三十多年過去了，一切都在變，為什麼醫院的醫生對病人的態度還是一點都沒有變？甚至變得比過去還要糟糕，變得更加蠻橫，更加不近人情！這些年我也不斷地聽說到國內屢屢發生醫患衝突，我突然覺得，在這樣的醫療環境下，在這樣的醫患關係中，不發生衝突才是怪事。她大概覺得我們是公費醫療，二十四小時守護在母親的病榻旁邊。於是，我便向醫生說道：“我們是自費病人，沒有占用國家的醫療資源！”

　　“什麼病人也不行，該出院就得出院！”

　　母親就是這樣出院了。弟弟見我沮喪的樣子，便說道：“國內就是這樣，你大概還不習慣，醫院裡有規定，要加快病床的周轉率，並且提高治癒率，這都和獎金掛鈎的，那醫生也沒有辦法，你不出院，她們科室的獎金就會受影響。再說了，母親現在出去是算‘治癒’，要是留在醫院，萬一有個三長兩短，會影響人家的效益的。”

　　回到家裡後，我發現了母親的變化，再也不像以前那樣的慈祥與和藹可親了，明顯地有了痴呆的症狀，她不像以前那樣健談，思維也不像以前那樣清晰，記憶力也不像以前那樣好了，注意力也不像以前那樣集中，以前看着母親的眼睛，覺得那雙眼睛會說話，也會看透我的心思。而現在，卻是那樣的無神和漠然。我回來後在醫院的病榻上第一次看見她的時候，我說：“媽，我回來了！”她的反應卻是好像我就一直在國內似的，沒有一點兒的驚奇，淡淡地說道：“噢，回來就好，休息去吧！”

　　母親白天不說話，總是躺在床上睡覺，到了晚上，卻總是不斷地喊我，保姆不停地叫我下樓來看望母親。當我來到她的榻前，她又變得沉默了，或者說着一些不着邊際的話。如此這樣，每夜都要這樣的折騰多次。

　　我在這樣的環境中停留了二十多天，隨着回美的時間越來越近，我的心情也變得越來越沉重。

　　母親患的是血管性痴呆，由於她一直有高血壓和糖尿病的病史，家裡也經常備有降血壓和降血糖的藥，但是母親常常不能按時吃藥，尤其是當她感到自己的狀態還行的情況下，就自己就停了用藥，就像注射胰島素，正常情況下，一支胰島素可以打七天到八天，我給她設定了固定的劑量，母親也學會了自己注射胰島素。但是母親總覺得太貴，太花錢，過了一輩子窮日子的母親在不知不覺中形成了諸事都節約的習慣，她總說，胰島素那麼貴，一支將近百元錢，誰能打得起。儘管我和弟妹們多次勸說，雖然她在嘴裡應允，暗地裡卻仍在省着用。這樣一來，她的病情就反覆了許多次。在醫院檢查時，發現她的腦組織里有不少的腔梗病灶，腔梗的結果就是微血管所支配的區域的腦組織萎縮和壞死。這樣就造成了她目前的痴呆的症狀，最明顯的是記憶力的喪失。

　　母親的病情沒有什麼起色，眼下在保姆的照顧下按時服藥，她的血壓和血糖基本上都控製得不錯。隨着回美的日期一天天逼近，我的心情仍然是惴惴不安。

　　每當我看到母親的樣子，我的內心就感到一陣陣的內疚。最富有諷刺意味的是，我這一輩子都在研究高血壓，糖尿病，近二十年來又專注於研究阿爾茨海默病，也主編了洋洋灑灑超過百萬字的《阿爾茨海默病》的專著，但是對於母親目前的狀況，我卻仍然是一籌莫展。

　　我是2019年11 月18日離開母親回美的，離開的那天，天氣是那麼的陰晦，我在床前和母親告別，她看了看我，說道：“你又要走了，那你什麼時候再回來看我呢？”

　　我說，很快的，我每年都會回來的。

　　然後母親就轉過頭又去睡了，完全不像平時的樣子。平時每當我要回美時，母親總要把我送到村口的公路上，直到我上了汽車，汽車開動了，汽車走了好遠，我還能看見她還痴痴地站在路邊，但是這次顯然是已經痴呆了。保姆還是把母親扶到輪椅上，推到了大門口。

　　我說天太冷，你們回去吧。

　　保姆對母親說，你老二要走了，和他再見吧！說完機械地拉起母親的手，向我搖擺着，並說再見。

　　我的心裡湧上一股難言的酸楚，眼淚一直在眼眶裡打旋，我強忍住淚水，離開了母親，離開了家。

　　從來沒有像這次回國這麼落寞，我懷着極度難受的心情登上了飛機，在漫長的旅途中，我一直在想着母親的病情，同時也回想着母親的一生，那個多苦多難的一生。

　　母親是在三年困難時期從縣城回到故鄉的，一年後父親也跟着回來了。那時候，剛從縣城回來，連個住的地方都沒有，只是暫時住在別人的家裡，後來又搬到我叔祖父留下的一孔破窯里，老家是屬於平原地帶，所以那個窯洞是地窯，就是在地面上掏出一個很大的洞來，然後再在裡面打上窯洞。簡直想象不出先民們是花了多少工夫才打成了這樣的窯洞。中國的老百姓窮，他們買不起蓋房用的木料和磚瓦來在地面上蓋房子，但是他們有的是力氣，於是就像愚公移山一樣在平地上挖出這樣的窯洞，關中平原上這樣的窯洞很多，幾乎每個村子都有。由於是地窯，所以出門就上坡，回家又下坡，很不方便。吃水要到村子裡的井裡去打，自己家裡“後院”（故鄉人管廁所叫“後院”，因為一般住房子的人家的廁所都在房子的後面）里的土肥往出運更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1963年，父親申請到了一院莊基地，家裡開始蓋房，父親盡了平生的精力，蓋了三間瓦房，一家人總算有了落腳的地方，弟弟也是那一年出生了，記得母親說，蓋完房，家裡僅剩下三升糧食。

　　在此後的歲月里，就是如何才能搞到糧食吃。我記得最多的事情就是父親從母親的箱子裡拿出衣服到甘肅的徽縣去換糧食。

　　父親用衣服換糧食進展得並不是十分順利，一是他要躲避當地政府的稽查，防止人家說他是投機倒把而將東西沒收掉；其次他所拿去的衣服並不適用於當地的山民，人家拿着他的綢衣綢褲說道：“這玩意兒不能穿，一根棗刺就能劃個大洞。”

　　記得有一次父親和母親吵架，說怎麼光把他的衣服拿去換了糧食，搞得他現在都沒有換洗的衣服了。母親傷心地打開箱子，讓父親看箱子裡還剩下什麼？

　　從此，飢餓成了我們家的一個主要的問題，每年到二三月的春荒時節，家裡就沒有了糧食吃，於是便開始用家裡的家具去換糧食，我記得父親有一對心愛的炕桌，我們全家吃飯時擺在炕上，就是個正方形的飯桌，吃完飯便分開放在炕頭。上面可以放被子等衣物。這對小炕桌換了七十斤玉米，讓我們全家撐了不少的日子。

　　家具也是有限的，後來就去塬下借糧。塬下人是水澆地，產的玉米多，玉米這東西，過冬之後便會生蟲，鄉下人叫“出牛”，過了冬之後，便沒有人吃了，一般是作為豬飼料的。春荒時借人家一斤玉米，夏收後再還人家一斤麥子。很顯然，這是殺雞取卵的法子，但是有什麼辦法呢？那時的日子就像母親說的：“借着吃，打下還，跟着碌碡過個年！”真的是一步踏不上，步步踏不上。

　　另一件難忘的事就是家裡的房子，當時蓋房時錢不夠，所以就沒有“瓦房”（瓦，wa，讀四聲，在這裡當動詞講，是指用瓦將房頂整個房頂覆蓋，兩行瓦接縫處，再反扣一層瓦，這樣房子就不會漏），只是單擺了一層瓦，想着等以後有錢了再重新“瓦房”。但是這個“以後”變得遙遙無期，沒有“瓦”的房子，在秋天，雨季來臨的時候，家裡便到處漏水，那個時候，父親便會爬上房頂，在漏水的地方鋪上塑料紙，房子裡面，母親便用碗呀，盆呀的去接水。院子裡還有一間用作廚房的草棚，根本連瓦都沒有，苫的是草秸，漏雨穿過草秸後變成了黃色，所以廚房到處都是黃色的雨水。母親便是在那種環境下為全家煮飯。我似乎沒有看見過母親的笑容，她永遠都是陰沉着臉，默默在熬着那些日子。直到1975年初，我高中畢業後回家參加勞動，我們家才在房子蓋完後的12年，即1975年，將房子瓦了。

　　我記得我上高中時，是要到很遠的地方去上高中，那時候我要在學校里住校，吃飯也在學校的學生灶上，我當時是給學校的灶上交糧的同時，要交“上灶費”，每斤糧食，不管是玉米糝子還是麵粉，都要交5分錢。然後學校發給你飯票，自己去灶上打飯。我每次帶十斤糧食，需要五毛錢的灶費，沒有錢，我就無法把糧交到灶上。母親便出門走東家，串西家，向別人借五毛錢。有人奇怪地問母親，你為啥每次都借五毛錢？母親說，我娃交灶費就要五毛錢，錯得多了，我也沒有錢還。人家說，那五毛錢你就能還得起？母親說：我能，等雞下了蛋，我賣了雞蛋就能還。

　　實際上，母親養的那幾隻老母雞，負擔着全家的許多事，買煤油，買鹽，都來自雞屁股。有的時候母親還會給別人紡線，織布以抵那五毛錢。

　　日子不管有多苦，母親有一個信念，那就是她的孩子要讀書。我就是在那種環境下，完成了高中學業，儘管當時也沒有高考，高中畢業之後還是要回家種田，但是母親卻一直堅持要我完成所能完成的學業。我高中畢業後，母親也覺得很驕傲，還記得1972年，由於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我趕上了當時唯一的初中升高中的考試，在往年，都是由學校推薦。我去參加考試的那天早上，母親很早起來，給我做了個醪糟雞蛋，醪糟是母親做的，打了一個雞蛋在裡面，為了甜，母親又放了糖精，那個時候，我們吃不起糖，便用糖精來代替。記得當時不知道為什麼流行了一種說法，說是糖精加雞蛋，吃了會死人的，端到嘴邊的湯，又放了下來。母親那時個顯得很懊惱，她說怎麼沒有想到這個，她當時的表情，我現在還能記得。

　　1976年底，我入伍去了新疆烏魯木齊，但是就在我入伍後沒有多久，1977 年的春天，國家終於恢復了高考，父親聽說後，嘆息了一聲，覺得我又走到了黑路上去了。僥倖的是，我雖然沒有參加上1977 年的高考，但是1978 年，在部隊裡的戰士也可以參加高考，就是那一年，我終於考上了大學，成了母親最為激動的一件事。那天我回到家裡，母親竟然高興地抱住我的頭，在我的臉上親了一口，那時已經長成大人的我，還不習慣母親的舉動，一時間還臉紅了。

　　我上大學的事似乎給母親注了一劑強心針似的，那時候已經改革開放了，實行了聯產責任制，地也分給了農民，生產隊也解散了。母親好像煥發了新的生命。母親常常說當年在生產隊的苦處，她從地里回來才開始燒火煮飯，可是還沒有等水燒開，隊裡上工的鐘聲便又響了。隊長的老婆不出工，專門在家做飯，隊長回到家裡，盛上一碗飯，他端着碗，一邊吃飯，一邊敲鐘，然後便在鐘下派活。母親形容當時的急迫狀態時說，“就像攆賊一樣！你連飯都吃不到嘴裡去，隊裡就又開工了。”為了掙工分，母親便用一根繩子把弟弟綁在窗櫺上，就那樣上地幹活去了。

　　改革開放了，又實行了聯產承包責任制，地也分到各家各戶了，也不用割資本主義尾巴了，農民的春天來到了。母親和父親正是借着這股春風，開始做起了改變家裡一窮二白的現狀的美夢，她和父親一起做起了小生意。她和父親去外地躉來了花生，在家裡炒熟了再去集市上去零售。賣完了，再把錢還給人家，然後再躉，再賣。賣完花生，母親又去賣麵皮，父親又去鄉下收雞蛋，然後再送到鎮上的機關和學校的灶上。就這樣，我們家的日子才慢慢有了起色。母親用賣花生賺來的錢，給自己買了一台縫紉機，家裡又增添了不少的家具，如自行車，軋面機等。

　　後來，弟弟和妹妹又陸續考上了大學。母親也在我們當地變得小有名氣。一家出了三個大學生，在當時的農村，也是人老幾輩子都難遇上的事。由於我堂弟和堂妹也考上了大學，人們便說我家祖墳的風水好，於是我奶奶的墳旁邊後來便陸陸續地擠進了不少的墳頭。

　　我叔父後來笑着對我說，哪有什麼好風水，奶奶去世的時候正趕上文化大革命，當時破四舊，立四新，叔父因為舊社會讀過黃埔軍校，已經被打成“國民黨殘渣餘孽”，為了埋奶奶，叔父私下裡找了當時也在村子裡被打成“五類分子”的陰陽先生，兩人約好，一個從村東頭出村，一個從村西頭出村，然後在村子南面的土崗上聚合，到了那裡，陰陽先生拿出一個羅盤，左右看了看，就用腳在地上踢了一下，說，就是這個地方了。

　　後來讓母親更為高興的事就是我考上了碩士，又考上了博士，弟弟也考上了碩士，我弟 妹三人又都在部隊工作，一回家三個軍隊幹部，母親就覺得日子就像抹了蜜一樣地甜。

　　攢錢蓋房和攢錢供孩子念書是我們老家人們生活中的所面對的一對矛盾，可喜的是我的父母堅定地選擇了後者。

　　記得令母親傷心的一件事就是那年我要出國。94年我博士畢業後聯繫到了去美國做博士後研究。母親一下了就覺得好像是她的心被人摘走了一樣。我沒有想到母親這些年堅強地生活着竟然完全是因了我的緣故。那時候我出國深造的信念堅如磐石，幾乎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撼動，於是我做出了我人生的一個關鍵的決定，走出國門，遠赴美國。我出國後給母親的心理上造成了不小的打擊，這是我當時沒有想到的。

　　直到此後的許多年，母親的心裡一直轉不過這個彎兒來，直到有一年，母親告訴我，她要建房。

　　我給了母親建房所需要的錢，母親用那筆錢在村子裡建造了自己的房子，一棟兩層的樓房，那大概是我們村子裡最早的樓房。

　　在以後的日子裡，每次打電話給母親，她總要問我一句：你什麼時候回來？

　　第一次回國是在2001年，那一年接到父親病重的消息。我帶着兒子買了機票，回到了闊別多年的故鄉，終於見到了日思夜想的母親和父親，以及母親所建造的房子。

　　父親終於挺了過來。直到2005年，父親再次病危，這一次我沒有上一次那麼幸運，當我回到家裡之後，一切都晚了，父親已經入殮。在埋葬了父親之後，我又回到了美國。

　　難忘的是入殯前一天的晚上，忙活了一天的我們都已經睡下了，母親突然坐在父親的棺槨後面，失聲地痛哭了起來，那時誰也勸不了。我想這兩個吵吵鬧鬧了一輩子的人，在貧窮和困苦中相濡以沫，過了一輩子的人，終於有一個要撒手走了，而把另一個孤獨地留在這個世界上。留下的那一個，將要承受永遠的孤獨。母親的哭聲是對父親的一生所表達的哀悼與思念。

　　父親的去世對我的衝擊很大，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我的世界觀也發生了改變。父親辛苦一生，就在子女們一個個成人，重新開始屬於自己的生活的時候，而且也逐漸向貧窮告別的時候，父親突然就離開了我們。父親在舊社會是一個生意人，他在掌柜的鋪子裡當學徒，白天賣貨，晚上還要抄賬本，盤點貨物，父親就是在那種環境下認識了不少的字，在我們當地那叫做“白識字”，就是說沒有老師教而靠自學獲得知識。父親認的字並不多，每每給我寫信裡面多是別字，但是他寫的字卻頗有功夫，常常在春節時給別人寫春聯，寫院貼，令我感到驚奇的是，父親和叔父寫的字竟然十分相像。無法令人理解的是，他兩人一個是白識字，一個卻是黃埔學校的高材生。父親是舊時代過來的人，一生酷愛整潔，對穿着也很講究，早年喜歡綢衣綢褲，可惜在飢餓年月都換了糧食。晚年穿着一身黑色的中山裝，永遠都是乾乾淨淨的。我現在一閉上眼睛，就想起父親每天早上，穿得整整齊齊，拄着拐杖，去到地里看莊稼，然後回來告訴我們，誰家的莊稼長得好，今年又是一個豐收年。父親當了一輩子的生產隊會計，他的骨子裡已經深深地刻上了對腳下的這塊土地的眷戀之情。

　　生命原來就是那麼一個脆弱的東西，或許在前一刻還親熱的和你在一起，而在下一刻就突然成為永訣，天人永隔。當我接到母親關於父親病重的電話後，便立即買了第二天的飛機票飛回國，就這樣，也沒有能看上父親最後一眼，他連再等我一天的機會也不給我，也沒有能再看我一眼，我真的不知道在那個大限來臨的時刻，他心裡是怎麼想的？他有沒有帶着沉重的遺憾而撒手人寰？

　　失去父親的哀傷是籠罩在我的心頭的一片烏雲，無論我如何努力，我也無法將它從我的心頭揮去。我的人生也走到了另一個十字路口，我開始萌發了回國伺奉母親的念頭，這種想法在一直折磨着我，是去，是留，我在內心裡激烈地鬥爭着。2006年，兒子終於從大學畢業並在Google拿到了他人生的第一個工作offer，我也逐漸地堅定了回國的打算，同時也做着回國的準備。

　　2010年我終於在國內的一所學校里找到了一份教書與科研的工作，剛開始回國時的條件並不是很好，我自己在那座城市裡租了個房子，然後將母親接了過來與我同住了一段時間，國內的工作也是十分的緊張，教學和科研的任務也是十分的繁重，我也無法很好地照顧母親，母親有時住在我那裡，過些日子她還要回到自己的家裡。但無論如何，我總是離母親很近，隨時都能看到她。

　　我在國內呆了8年，正是這8年，我看到了母親在一天天變老，她雙腿的關節變形越來越嚴重，但是由於她有嚴重的糖尿病，所以無法進行關節置換術，所以只能用各種各樣的藥物來緩解她的症狀，除了我經常從美國賣回一些治療變性型關節炎的藥品，母親還經常從電視上自己給自己買一些藥物，當然那些藥物大多數都是沒有作用的，但是母親要自己站起來的信念是非常堅強的。隨着年齡越來越大，她的膝關節的症狀越來越重，她也變得無法正常行走，那時她只能拄着拐杖艱難地緩慢地行走。母親不甘心於自己腿的狀況，她也不願意向疾病屈服，她做出了一個令我們無法想到的決定，給自己買了一台老年代步車，她要駕駛那個代步車去到處行走。

　　母親的行動出乎我們的意料，並且受到了家裡的一致反對，對於一個快80歲的老人，駕駛那樣一輛車上公路，安全性成了最大的問題。我家的門口就是公路，公路上每天有多少機動車在奔跑，在弟妹們堅決的反對下，母親放棄了自己駕駛代步車的想法，但是她後來還是給自己買了一個電動輪椅，由於電動輪椅的速度比較慢，加上母親學得很快，我們也只好妥協了。後來她坐上她的電動輪椅經常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去，去區上，去鎮上，去鄰村看戲，去集市上採購。

　　我在國內的那個學校的工作結束後我又回到了美國，我走後弟弟便負責起了照顧母親的責任。我一直勸他將母親送到敬老院裡去，因為母親無法一個人留在老家。尤其是母親的腿越來越嚴重，這是她們那一代人的通病，都是當年在生產隊裡幹活拉架子車留下的。那時她已經完全無法正常行走，只能坐在輪椅上。可是弟弟剛開始時還不願意，思想觀念沒有轉變過來，他覺得將母親送到那樣一個地方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但是後來發生的一件意外才使他改變了想法，有天晚上母親起床如廁，不慎摔倒在院子裡，喊了他許久，他才發現了，這件事嚇壞了弟弟，第二天就將母親送到了敬老院。

　　敬老院的條件很好，母親由於腿腳不利索而屬於全護，有專人負責母親的日常生活，這樣一來我們似乎都解脫了出來，弟弟每周都去敬老院探視，這個時候，還可以通過視頻和母親通話。

　　沒有想到，2020年一場疫情徹底打亂了我們的生活，由於疫情的關係，敬老院謝絕了家屬的探視。弟弟去了幾次也進不去，只好悻悻而歸。弟弟現在是母親和我之間的信使，他去不了，我也無法了解母親的狀況。

　　2020年的疫情，改變了許多，也改變了我的生活方式，我丟掉了原來的工作，卻又重新撿起了自己所喜歡的寫作。我也沒有想到一場疫情，竟然重新開啟了我的寫作生涯。我整理並出版了自己平生第一本小說《狐之惑》和自己的第一本詩集《聽松詩詞選》。而美國的選戰也正如火如荼，川普下台了，拜登上台了，美國的政局也變了，我們還在疫情的陰影下頑強地活着，而對親人的思念之情又常常使我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我不由得想起了魯迅先生的那首《無題》：

　　慣於長夜過春時， 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裡依稀慈母淚， 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 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 月光如水照緇衣。

　　但願這一切都能早日過去！

　　2021年2月6日記於新澤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