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作者在牆內，文中難免會有些符合外宣口徑的東西。但文的大體實事求是、就事論事，將“一賀三張”的觀點看法、清醒認識和冷靜分析，闡述得明白清晰。

摘要：事實證明：在此次美國大選爭端中，“一賀三張”（賀衛方、張千帆、張雪忠、張鳴）這幾位專家的表現堪稱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優秀典範，包括對川普民粹特性的精準預判、對大選“舞弊”爭端的冷靜分析、對美國制度根基的清醒認識、對美國左右之爭的中性認知、對民主憲政原則的牢固堅守，以及對美國對華政策與中國改革現實的清醒認知。其中，張千帆教授做出的貢獻尤為突出。他們不畏極端挺川派的攻擊與嘲弄，堅守自己的理性認知與價值取向，在此次美國大選爭端中為中國自由派群體挽回了一絲顏面，使其避免了集體淪為世界與歷史笑柄的尷尬風險，也為極端挺川派的反思提供了良好參照系，對推動中國的思想進步與民主轉型具有極其重要的標杆意義。

余智：“一賀三張”在美國大選爭端中的理性堅守與重要意義

作者：余智

剛剛過去的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在華人社會特別是在自由派與知識分子群體中，引起了巨大爭議與撕裂。其中一個典型現象，就是大量自由派人士狂熱挺川（川普，特朗普），極力反對甚至攻擊不支持特朗普、或者只表示支持美國民主體制及其選舉結果的自由派公知大咖，特別是“一賀三張”-賀衛方、張千帆、張雪忠、張鳴，其中前三者是法學家與憲政專家，張鳴教授則是歷史學家。這些極端挺川派人士不僅嘲諷這些專家“集體翻車”、“形右實左”，甚至將嘲弄對象擴大到整個知識分子群體（儘管他們很多人自身也是知識分子）。

張千帆

然而，事實證明：在此次美國大選爭端中，“一賀三張”（賀衛方、張千帆、張雪忠、張鳴）這幾位專家的表現堪稱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優秀典範，包括對特朗普民粹特性的精準預判、對大選“舞弊”爭端的冷靜分析、對美國制度根基的清醒認識、對美國左右之爭的中性認知、對民主憲政原則的牢固堅守，以及對美國對華政策與中國改革現實的清醒認知。其中，張千帆教授做出的貢獻尤為突出。他們不畏極端挺川派的攻擊與嘲弄，堅守自己的理性認知與價值取向，在此次美國大選爭端中為中國自由派群體挽回了一絲顏面，使其避免了集體淪為世界與歷史笑柄的尷尬風險，也為極端挺川派的反思提供了良好參照系，對推動中國的思想進步與民主轉型具有極其重要的標杆意義。

一、對川普民粹特性的精準預判

此次美國大選爭端集中暴露了特朗普操弄民粹主義、破壞美國民主憲政的巨大風險。筆者在《美國是否發生了嚴重的體制危機或憲政危機？》、《特朗普是否操弄民粹主義並有獨裁傾向？》兩篇文章中，對此做了詳細分析。在後一篇文章中，筆者從兩個方面區分了民主與民粹，並認為特朗普符合民粹特徵：他宣稱代表“人民”整體與“正義”力量、“妖魔化”政治對手及其代表的利益群體，而且不尊重甚至試圖破壞民主體制與規則在解決民意爭端中的地位與作用。對於特朗普的民粹特性，筆者與很多人一樣，是通過此次美國大選爭端才看出來的。

然而，賀衛方教授與張鳴教授兩人，則在特朗普2016年當選總統時就對此做出了精準預判，並在此次美國大選親身見證了它的應驗。賀衛方教授當時曾批評特朗普的就職演說表現，並明確指出他的演說充斥着“民粹動員”。這一評論在此次大選中還被極端挺川派翻出來作為“罪證”。無獨有偶，張鳴教授針對特朗普在那次就職演說中宣稱自己的當選代表“華盛頓又回到了人民手中”，一針見血地反問：“以前的美國政府就不是人民選的嗎？”認為特朗普的這種說法是民粹主義者的慣用手法。兩人所見略同。

事實的確如此。筆者在《特朗普是否操弄民粹主義並有獨裁傾向？》一文中曾指出：民粹主義政治人物的典型特徵，就是無視民主社會中“人民”在觀念與利益訴求方面的客觀差異，即“人民”自身的分裂性，將自己視為一個抽象“人民”群體的整體利益代表，妖魔化政治對手，斷言其不代表“人民”。而特朗普符合這一特徵（以下兩段直接引自該文）：

特朗普的政治鼓動與宣傳中，一直採取了這種方法。他實際上主要代表美國中西部“鐵鏽帶”地區的中低收入選民（即“紅脖子”白人）的利益。這些群體受經濟全球化額負面衝擊較大，其利益當然應該得到重視。但他一直宣稱自己是全體“人民”的代表。在2016年的總統競選中，他宣稱“人民”被國家遺忘了-實際上是將他所代表的上述部分利益群體，擴展為“人民”整體，界定為“正義”力量。

特朗普當時還宣稱國家權力不在“人民”手中，而是被華爾街“資本大鱷”與所謂的“華盛頓沼澤”（立法、行政、司法機構精英）所“竊取” -實際上就是將這些群體“妖魔化”，將他們排除在“人民”之外。界定為“非正義”力量。在2017年的總統就職典禮中，他則宣稱自己的當選代表“華盛頓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這種典型的民粹主義宣傳，被賀衛方教授、張鳴教授準確識別，不能不說是他們的先見之明。而這次美國大選爭端，特朗普的上述民粹宣傳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試圖破壞民主體制與規則在解決大選紛爭中的地位與作用，從而對美國民主憲政造成了直接危害，進一步印證了他們的預判。

二、對大選“舞弊”爭端的冷靜分析

在本次美國總統大選爭端產生之後，面對鋪天蓋地的大選“舞弊”質疑，“一賀三張”都選擇不相信關於大選“舞弊”的有關傳言。極端挺川派攻擊他們無視關於“舞弊”的海量“證據”與“爆料”。但實際上，他們的選擇既有堅實的事實與嚴謹的邏輯、更有正確的方法論作為基礎。

首先，他們選擇相信美國主流媒體而非自媒體的事實報道，這是正確的方法論選擇。筆者在《美國主流媒體是否背離了客觀獨立與言論自由原則？》一文中，指出美國主流媒體在新聞報道方面的客觀性是由是依靠媒體的自由競爭體制來保障的，比非主流自媒體與自媒體更加可靠，它們也沒有背離價值觀獨立原則（與價值觀傾向性不矛盾，且不同媒體的傾向性不同）與言論自由原則，澄清了這些方面的種種認識誤區。賀衛方教授在《答王浛旭問》中明確指出：美國主流媒體並非在價值傾向上都全部反對特朗普，媒體的黨派傾向通常體現在言論而非事實報道上。這一認知符合客觀事實，也為其選擇相信主流媒體的事實報道、不相信各種自媒體的網絡謠言做了註腳。

其次，他們選擇相信美國與國際主流社會對此問題的判斷，這也是正確的方法論選擇。賀衛方教授曾談到：投票支持特朗普的民眾並非都相信大選“舞弊”，美國主流社會是不相信“舞弊”的；西方國家在大選結束後，在明知美國已經有“舞弊”傳言的情況下，仍然向拜登表達祝賀，應該也是基於其情報系統對大選是否存在舞弊的評估後做出的決定。對於一個局外人而言，相信美國與國際主流社會的判斷，無疑是正確的方法論選擇。

再次，他們反對“陰謀論”思維方式，選擇相信美國司法體系的公正性，這也是正確的方法論選擇。他們普遍認為在美國兩黨勢均力敵、互相監督以及新聞媒體完全自由的體制下，大規模“舞弊”難以發生、發生後也很容易發現，並明確選擇相信美國司法體系對選舉“舞弊”案件的獨立裁決結果。張雪忠教授在很多微信發言中，都表達了這些觀點。這些既符合美國政治現實，也符合正常邏輯。張千帆教授在大選後發表了《決定美國大選的120場訴訟》，系統總結了圍繞大選爭端的相關訴訟情況，為大選“舞弊”說掃清了疑雲。

張鳴

對於圍繞美國大選是否存在“舞弊”的紛爭，也可參考筆者在《2020美國大選是否存在大規模舞弊？》一文中的系統分析與總結。筆者在該文中指出：相信美國大選舞弊的幾個理由（美國自媒體中關於選舉舞弊的大量“爆料”、雙方競選過程中的人氣差異、選舉結果揭曉過程中的“拜登曲線”）都不充分，其它相關邏輯（“陰謀論”）與事實（美國與國際主流社會的看法）也不支持大選舞弊之說。

三、對美國制度根基的清醒認識

前幾年，部分中國自由派學者在特朗普執政後，宣揚美國民主制度的根基是基督教信仰甚至福音派基督教信仰。賀衛方、張千帆、張雪忠三位法學專家堅定否認了這種錯誤認知。

張千帆教授在大選前發表的《什麼是美國的宗教立場？》與《美國憲法上的宗教關係》兩篇文章中，從宗教改革的歷史、美國憲法的規定上，論證了美國制度根基是政教分離、宗教信仰自由，而非基督教信仰。他從多個角度論述了這一制度基礎對保證世俗國家長治久安的意義：如果美國背離這一制度根基，就會背離宗教改革以來人類文明的進步成果，回歸以一元化宗教為國教、甚至政教合一的中世紀狀態，導致無窮的信仰紛爭、仇恨甚至分裂與戰爭。

賀衛方教授在大選後發布的反思文章《中國語境下的大撕裂》（將由台灣《思想》雜誌發表）一文中，支持了張千帆教授的有關論述，並將政教分離的源頭追溯到“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歐洲社會傳統。他也指出了美國憲政體制的淵源不僅僅包括基督教，還包括前基督教時代的希臘政治哲學、羅馬法以及英國法律傳統等，且美國繼承的英國法律中仍然以世俗成分為主導。他也指出了現代美國社會中族裔與宗教信仰的多元特徵以及民主憲政體制在非基督教主導地區（日本與台灣等）的成功範例，進一步證明了民主憲政並非以基督教為根基。

張雪忠教授在諸多微信評論中，也表達了與張千帆與賀衛方兩位教授類似的觀點。他還特別批評了部分基督教教徒在大選中因自己的宗教信仰而認為自己對世俗政治問題的認知也高人一等、甚至高於相關專家（包括“一賀三張”）的傲慢心態，並認為這種心態其實也是一種懶惰心態（因信教而認為自己不需要再在其它方面加強學習）。

坦率而言，關於美國制度根基是基督教信仰還是政教分離這個問題，在特朗普上台之前根本不是問題。美國主流社會與了解美國基本情況的中國學界都很清楚這一點。特朗普2017年上台後，部分中國學者試圖將其背後的基督教福音派的一時獲勝永久化與神聖化，才導致了有關美國制度根基問題的爭論。“一賀二張”在這一問題上的觀點，堅守了憲政學者的理性認知。

關於這一問題，讀者還可參閱筆者的《如何看待美國制度與基督教、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一文。在該文中，筆者支持了張千帆、賀衛方教授關於美國制度根基在於政教分離、宗教自由，以及美國民主體制適用於非基督教主導地區的觀點，還指出：美國制度根基的政教分離、宗教信仰自由並不否定基督教的傳播推廣；即使認為美國的制度根基是基督教信仰，此次美國大選也不是關於美國制度存亡的紛爭；基督徒應保持態度與認知謙虛。

四、對美國左右之爭的中性認知

前幾年，部分中國自由派學者在特朗普執政後，宣揚右派的保守主義思潮是“正確”思潮，認為美國的未來之路是弘揚右派保守主義思想，回歸美國傳統價值觀。為此，他們將與之對應的左派即自由主義/進步主義思想定位為“錯誤”甚至“邪惡”思想，將持有相關理念的左派污名化為“白左”甚至“聖母婊”，進而將美國“左右之爭”定位為“正邪之爭”。這不僅是在美國的“左右之爭”中站隊、表態，而且嚴重扭曲了民主社會左右之爭的正常屬性。而“一賀三張”等溫和自由派都反對這種極端觀念，堅持以中性態度看待美國左右之爭。

張千帆教授在《“保守主義”保守什麼，如何保守？》一文中，對此作了精彩分析：首先，他從保守主義的多維性（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地域性（國家）、時代性（時期）三個方面，論述了這一概念的複雜性與歧義性，在每個維度、國家、時代，其內涵都不相同；其次，他論述了保守主義並非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好的，保守過度就會成為社會進步的絆腳石，並會激發激進變革，造成巨大破壞；保守主義與自由/進步主義、右派與左派，作為西方國家相對的兩種思潮，都有其各自合理性與不足之處。張千帆教授對保守主義與自由/進步主義的分析與評判是全面、溫和而理性的。

張千帆教授在論述保守主義歷史局限性的同時，正確地指出美國歷史上是一直發展進步的，無論是經濟方面從完全放任到宏觀調控，社會方面從缺乏基本社會保障到提供基本社會保障，還是政治方面從歧視少數族裔、少數群體到逐步賦予他們平等權利。在《種族平等 -美國憲政的原罪、救贖與短板》一文中，他則系統論述了美國在這一問題上的歷史原罪、進步歷程以及仍然存在的短板，使讀者深刻理解了進步主義（而非保守主義）的歷史意義。

賀衛方教授在《中國語境下的大撕裂》一文中，從美國兩黨政治的角度闡述了左右之爭的正常而非“正邪”屬性。他從黨派的起源以及美國兩黨政治的形成歷史出發，揭示了兩黨在諸如稅收傾向、政府角色、平權運動、墮胎權利、移民政策等問題上的分歧由來已久，屬於正常政策之爭。他因此嚴厲批評了極端挺川派將兩黨之爭視為“正邪之爭”、污衊民主黨、神化共和黨、甚至將特朗普視為“天選之子”的錯誤認知。他形象地形容，“保守派和自由派形成了相互平衡的兩翼”，共和黨民主黨“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缺一不可”。

此外，張千帆教授與賀衛方教授在他們的文章中，都客觀指出了美國的民主黨與左派的主流政策主張是溫和偏左，並非極端挺川派所聲稱的“極左”，與馬克思主義左派完全不同，更不可能走向列寧式的社會主義。賀衛方教授還進一步則指出，美國過去半個多世紀中，兩黨實力基本平衡，沒有出現一黨獨大的情況，因而兩黨之間可以形成有效制約。

關於如何看待美國的左右之爭，讀者還可參閱筆者的《美國的“左右之爭”是“正邪之爭”嗎？》一文。該文通過對美國左右之爭四個問題（非法移民與移民歸化問題、種族平等與民權運動問題、社會保障與福利制度問題、大麻與同性戀婚姻合法化問題）的詳細辨析，進一步深入論述了美國左右之爭並非“正邪之爭”的核心觀點。而在《如何認識“利益集團”、“深層政府”與“華盛頓沼澤”？》一文中，筆者則駁斥了極端挺川派在美國左右之爭中，對美國民主黨乃至共和黨主流政治勢力的種種錯誤認知以及攻擊污衊。

五、對民主憲政原則的牢固堅守

部分極端挺川派由於將美國左右之爭視為“正邪之爭”，對不利於自己的支持對象的選舉結果拒不接受，在窮盡了體制內所有的司法途徑而不能達到其目標之後，轉而呼籲民眾的街頭運動甚至“暴力革命”（最終釀成特朗普支持者衝擊國會事件），或者呼籲特朗普動用軍事與情治力量改變選舉結果。這就已經遠遠超出了民主憲政所允許的範疇。

但“一賀三張”這些專家始終將美國左右之爭視為正常爭論，支持在民主憲政的框架下解決左右紛爭包括選舉紛爭。張千帆教授在《“保守主義”保守什麼，如何保守？》一文中，明確主張通過社會契約即自由、民主、法治、平等的憲政原則，解決左右分歧，保證社會的穩定與和諧發展。賀衛方教授在《中國語境下的大撕裂》一文中指出，美國兩黨在分歧之外，在新聞自由、民主政治、司法獨立等基本價值觀方面有這深刻而廣泛的共識。這些民主憲政的基本原則，也就是解決兩黨分歧的共同基礎。

賀衛方

在大選紛爭產生後，“一賀三張”更是支持依靠憲政與法治原則解決紛爭。張雪忠教授在這方面有大量的微信發言，非常到位。張千帆教授在大選後的反思文章《美國契約的破裂與重建》一文中，指出了此次美國大選過程中特朗普及其極端支持者對美國契約即民主憲政的巨大破壞，並提出從三個方面重建美國契約、維護民主憲政：一是美國憲法的第一修正案（政教分離、宗教自由、言論自由）；二是美國憲法的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護）；三是總統選舉制度的改革。這一反思具有非常強烈的針對性。

筆者在《美國是否發生了嚴重的體制危機或憲政危機？》一文中，則分析了此次美國大選紛爭中，美國主流社會（包括共和黨與挺川派主流、司法體系與軍隊）堅持依靠民主法治原則解決紛爭、維護美國憲政體制的努力，並分析了特朗普本人與極端挺川派對民主憲政的破壞與威脅。

六、對美國對華政策與中國改革現實的清醒認知

部分華人自由派人士在此次大選中狂熱挺川，一個重要原因是特朗普過去幾年的對華強硬政策使他們相信：特朗普能夠以強硬手段倒逼中國的改革開放，並逆轉中國最近一些年的內政外交轉向；而民主黨與拜登只能打打“口炮”而已，甚至會與中國有關方面進行“勾兌”，從而“綏靖”中國近年來的內政外交轉向。他們基於對特朗普的強烈感情偏好，不僅堅信網絡自媒體關於大選存在嚴重“舞弊”、特朗普最終會翻盤等諸多傳言，也不分好壞地狂熱支持特朗普的幾乎所有的內政、外交政策及其背後的價值觀，並對拜登百般詆毀。

賀衛方教授在《中國語境下的大撕裂》一文中指出了部分華人自由派的上述認知，並針鋒相對指出了以下三點：第一，特朗普的對華極限施壓並未導致中國自由派期待的政治結果，而相反的政治現實卻在中國不斷上演，儘管這是中國內在邏輯的一種展示而非美國施壓的結果；第二，導致美國對華政策逆轉的，實際上不是美國政府，而是中國方面，美國的大棒外交是“懷柔羈縻”政策失效之後的必然選擇；第三，拜登政府會延續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施壓政策，並更注重與西方盟國的協調以及應對中國的策略手段的效果。

賀衛方教授更進一步指出了中國自身轉型的困難所在：當一國內部沒有形成一種足以制衡威權的體制性與社會化力量的時候，外來壓力所帶來的經常是一種反向的效果，尤其是對象國體量很大的情況下，指望外部壓力就能引發國內變革更是一廂情願，推動中國變革主要看中國人自己。

賀衛方教授對美國對華政策與中國改革現實的上述認知，與筆者在以下三篇相關文章中表達的相關觀點高度吻合。

筆者在《美國過去的對華接觸戰略失敗了嗎？》一文中指出：“特朗普執政之前美國兩黨都曾執行的對華接觸戰略，無論是在經濟、政治還是文化與意識形態領域都取得了顯著成效，不能視為失敗；中國前些年的內政外交轉變主要是內部因素作用的結果，不能歸因於美國對華接觸戰略的所謂“綏靖”。”

同時，筆者在《如何看待所謂的中美“勾兌”問題？》一文中指出：“關於美國民主黨與中國“勾兌”的指控帶有強烈“陰謀論”色彩；其中雙方公開或秘密管道的合法溝通，兩黨都有，屬於國際上的外交慣例與維護本國利益，無可厚非；而關於美國部分政治人物或其親屬與中方進行非法交易、危害美國國家利益的傳言，在有確鑿的司法起訴與判決之前，不應採信；中美雙方的相互“滲透”不必否定，但有關非法指控還是應尊重司法系統裁決。”

而在《如何全面評判特朗普的對華遏制戰略？》一文中，筆者進一步指出：“部分華人自由派挺川人士對特朗普對華遏制戰略的偏好，過於簡單化了；應該全面評判這一戰略的產生背景、多重影響、歷史延續性及其與中國發展進步的關係。”具體而言（以下四段直接引自該文）：

第一，特朗普的對華戰略轉向，在經貿方面具有主動性，但在政治方面具有被動性。這與其“美國優先”的“孤立主義”理念有關。華人自由派挺川人士對他的過高政治期望可能是“所託非人”。

第二，特朗普的對華遏制戰略，存在方向不同的多重影響：既在較大程度上遏制了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擴展、在某些方面“倒逼”了中國的經濟改革與開放，也在某些方面導致了中國經濟的“自力更生”與“內循環”、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中國對內管控的強化、在較大程度上刺激了中美兩國的民族敵對情緒。這一戰略對中國發展進步的總體影響是正是負，很難準確評估。而它對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負面影響，則主要是由普通民眾而非既得利益階層承擔的。

第三，特朗普的對華遏制戰略，在今後一段時間內，從總體上看會被拜登政府延續，但部分策略可能會有所改變：兩國政治對抗會延續、經貿對抗會緩和，實質對抗會延續、口頭對抗會緩和，雙邊對抗會延續、多邊對抗會增強。

第四，中國這樣的大國的發展進步，應該主要依靠本國民眾的自身努力，而不能過分寄希望於外部壓力與幫助，特別是某個國家、政黨或政治人物，尤其是那些缺乏“普世主義”理念的外國政黨與政治人物。

賀衛方教授前述觀點，與筆者在上述三篇文章特別是第三篇文章中詳細論述的相關觀點高度吻合，澄清了極端挺川派對於美國對華政策與中國改革現實的偏激認知。

七、“‘一賀三張’形右實左”的說法混淆了中西方的左右概念

部分極端挺川派人士批評“一賀三張”等溫和自由派人士“形右實左”。這種指責毫無依據，本質上是混淆了美、中兩國的左右概念，即“白左”與“紅左”的概念。

張千帆教授本人在《中西左右：一場跨洋誤會》一文中，分析了西方左右概念的緣起與演變、中西方左右概念的差異；指出西左不一定是極左、有很多可取之處，“白左”的“政治正確”不能一概否定；認為評價左右的坐標系應該是憲政民主體制，而不應該是任何人的特定立場；指出部分華人極端挺川派之所以逢“左”必反，在於混淆了中西方的左右概念，將西方的左當成中國的左了。賀衛方教授在《中國語境下的大撕裂》一文中則指出，中國缺乏西方意義上的左派與右派。張鳴教授也指出，中國與西方的左右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

筆者則在《美國的“左右之爭”是“正邪之爭”嗎？》一文中第七部分的延伸討論中，指出了極端挺川派混淆中西方的左右概念、將“一賀三張”等溫和自由派人士視為“形右實左”的錯誤所在（以下四段直接引自該文）：

在中國的政治光譜中，“左派”（“紅左”）是指偏向傳統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思想傾向，“右派”（“紅右”）是指偏向西方普世價值觀的思想傾向。而在美國的政治光譜中，幾乎沒有中國“左派”即“紅左”的空間，只有中國的“右派”即“紅右”。

美國的“左派”（“白左”）與“右派”（“白右”）都是贊同西方普世價值觀的。只是“左派”更加重視利用政府力量克服市場選擇的缺陷與不足，照顧少數族裔、弱勢群體，更注重保護個人在行為方式上的自由選擇，而“右派”更加強調尊重市場與自然選擇的結果、主張弱化政府的外在干預，並更多強調傳統價值觀對個人自由行為的約束作用。

張雪忠

中國的“右派”（“紅右”），既有支持西方“左派”（“白左”）、也有支持西方“右派”（“白右”）的。極端挺川派批評為“形右實左”的中國溫和自由派人士，實際上是中國的“溫和紅右”：他們要麼支持美國民主黨（“白左”），要麼在兩黨之間不持明確立場或者搖擺不定。

“形右實左”批評的錯誤在於：如果這裡的“左”是指“紅左”，則這種批評完全張冠李戴，因為這些中國溫和自由派人士屬於“溫和紅右”，與“紅左”截然不同；如果這裡的“左”是指“白左”，則這種批評可能以偏概全，因為“溫和紅右”既可能支持“白左”、也可能在兩黨之間不持明確立場或者搖擺不定；如果這一批評的對象僅限於支持“白左”的“溫和紅右”，“形右實左”的說法也屬於標準不一，將中國“紅右”與美國“白左”直接對立。

八、“一賀三張”理性堅守的重要意義

張千帆教授在《中西左右：一場跨洋誤會》一文中，總結了中國自由派中的部分極端挺川派認知錯誤的產生原因：一是思維極簡，對極權體制下的長期洗腦極度反感，找不到合適的理性辯論對象，也無從培養自己的理性辯論習慣，因而反極權的思辨模式也變得極其簡化，養成了與“階級鬥爭”類似的簡單善惡觀，敵友界線劃分非常鮮明但過於簡單；二是過度自信，由於長期生活在極權體制下，養成了極權的習性，對自己的立場的正確性過於自信，將自己理解為一貫正確的代表，而將意見不同者視為“邪惡”，缺乏寬容心態；三是極端思維，矯枉過正，從反一個極端（極左）走向另一個極端（極右）。上述這些問題，可以概括為“理性思辨的缺乏”。而“一賀三張”則克服了這些缺點，堅守了理性思辨。

筆者在《華人社會為何對美國大選存在諸多認知誤區？》一文中，分析了華人極端挺川派對美國大選產生諸多認知誤區的七個原因：第一，感情好惡過於濃烈，影響事實判斷與價值取向；第二，知識結構搭配錯亂，基礎不牢而追求空中樓閣；第三，價值觀不正，民主法治與進步理念欠缺；第四，判斷力不足，常識與邏輯思辨能力欠缺；第五，方法論錯誤，不信主流媒體而信小道消息；第六，理性溫和不足，狂熱極端過剩；第七，自負心態過濃，敬畏反思缺乏。

其中，第七個方面指的是：批評乃至嘲諷“一賀三張”的極端挺川派們其實極其自負。“正如張鳴教授所言，他們以前之所以相信這些公知大咖，只是由於後者的言論剛好與自己內心想法吻合。但當這些專家集體（！）與自己的想法不一致時，他們不是敬畏專家集體，不是反思自己的認知，卻反過來認為專家集體出錯，自己才是對的，甚至為自己“不迷信專家”而洋洋自得。他們始終相信的是自己的執念，對自身認知極度自負。至於部分人將嘲諷對象擴大到知識分子群體，則更是對知識缺乏敬畏的“反智”表現。”

“一賀三張”之所以在這次美國大選中能夠堅持正確的認知，原因就在於在各個方面與他們的批評者即極端挺川派們相反：他們對美國大選態度超然，因而能夠以冷靜態度做出事實判斷與價值選擇；知識結構紮實全面，理論基礎牢固深厚；價值觀端正，民主法治意識濃厚，並深具進步理念；判斷力敏銳，既具有對美國社會的常識認知，又具有強大的邏輯思辨能力；方法論正確，相信主流媒體而非小道消息；始終理性溫和，避免極端思維；謙虛謹慎，對美國與西方主流社會認知保持敬畏之心。

總而言之，“一賀三張”在此次美國大選爭端中的堅守，體現了中國溫和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理性風範，為幾乎集體沉淪的中國自由派挽回了聲譽，他們是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傑出代表。其中，張千帆教授的數篇雄文，其視野之廣博，見解之深刻，價值觀之端正與中道，態度之理性與溫和，論述之嚴謹與周密，堪稱典範。“一賀三張”不應該是極端挺川派的批評與嘲諷目標，而應該是後者切實學習的對象！

筆者在《如何看待中美民眾在美國大選問題上的分裂？》一文中指出：“此次圍繞美國大選產生的激烈紛爭，實際上主要不是產生在中國的左右兩派之間，而是產生在中國的右派即自由派內部。很多自由派擔心，這種激烈紛爭是否會導致中國自由派從此成為一盤散沙？是否會削弱中國自由派對於左派的集體力量？筆者認為，這種擔心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必過慮。第一，中國自由派區別於左派的一個特點，就在於倡導尊重個人思想自由，尊重思想的獨立性與多樣性，不強求一致。……思想自由才符合人的本性，思想獨立與多元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創造性，而創造性才是生命力的源泉。……第二，中國自由派在美國大選問題上的分裂，不影響他們在追求共同目標上的團結一致。”

但是，中國自由派內部對於在美國大選爭端中的認知誤區，需要進行認真反思。如何任由這些錯誤認知泛濫，那將既不利於自由派的內部團結，也不利於他們在推動中國民主進步過程中彰顯道義力量；即使有朝一日中國步入了民主法治社會，那樣的錯誤認知與非理性思維也會對社會的民主法治造成嚴重危害，如同此次美國大選一樣。這次中國自由派的內部分裂，將這些問題提前暴露出來，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可以促進自由派的及時反省。

“一賀三張”的理性堅守，則為這種反省提供了良好的參照系。這也是“一賀三張”理性堅守的重要標杆意義。如果中國自由派能向“一賀三張”等溫和、理性知識分子學習,認真反思其在美國大選中產生的各種認知問題，改進對於民主政治的基本認識，就能適度彌合此次美國大選造成的極度分裂，縮小內部分歧，更好地推動中國的思想進步與民主轉型。

來源：中美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