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宣 百度百科

【張宣，四川省永川縣人，1937年3月參加革命工作，1938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歷任成都市委宣傳部部長、青年部部長、書記；宜賓中心縣委巡視員、組織部部長；延安大學高中文科教員，延安大學分校、西北人民革命大學教務處副處長；西北民族學院副院長；西北民族學院黨委書記、院長。曾在西北大學馬列主義研究室、中文系、政治理論系、歷史系從事過教學工作，1956年被評為副教授。1983年7月離職休養，2004年8月享受副部長級醫療待遇。

張宣同志於2012年2月17日在西安逝世，享年97歲。】

何蜀【退休編審，文革史學家，著有《為毛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等】評論：

張宣老人所寫的延安回憶，應是我看到過的最詳細最生動也最有反思的，許多情節至今仍讓人驚心動魄。...

張宣的回憶錄是他原在四川宜賓的老友幫他集資自印的，書名《犯難生自述》...。張老長期遭受打擊，只有五十年代初很短時間生活平靜，後又遭到汪鋒打擊。估計他的檔案里有延安的案底，因此長期被視為異類。

好在張宣晚年還趕上了能說一些真話的時期，可以將那些經歷如實寫出來，而且按他的文化修養，算是在有同樣遭遇的人中寫得非常真實生動具體的。

鳳凰驚夢

1942-1946年延安內亂親歷蒙冤紀實

  張  宣       

（一）前情提要

（二）厲鬼入夢

（三）隧道漫長

（四）“大特務”們

（五）刀下留人

（六）我們省工委的好書記鄒風平被迫害致死

（一）前情提要

1941年夏，我受南方局派遣回延安後，以十分歡欣鼓舞的心情投入黨和同志溫暖的懷抱。開始是治好了我從蔣管區帶來的渾身疾病，接着進了中央黨校45班學習一個月。當年8月，我被分配到西北黨校當教員，先後教了〈讀報常識〉、〈中國通史〉課，兼任班主任。1942年春，“整頓三風”（說的是反對教條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三種歪風）開始，黨校的文化課暫停，我轉而輔導學員進行整風學習。

（二）厲鬼入夢（1942年12月）

在西北黨校的整風運動根據中共中央〈四、三決定〉轉入工作檢查階段以後，中央黨校和西北局兩個方面都派高級幹部來幫助工作。西北局派來的是白棟才，中央黨校派來的兩名，是張平化和孫志遠。這些人到五、六十年代，都是有點名氣的省級幹部。我們——真誠希望按照整風精神搞好工作檢查的同志們，對於上級派來這些有經驗的老幹部，是歡迎的，“舉欣欣然有喜色”，覺得這次“徹底改造本部門的工作”（〈四三決定〉）大有希望了。在召開檢查工作的全校大會以前，我們認真搜集、整理和編寫了幾本材料，提供“學委會"參考，並擇要在一間展覽室陳列幾天，幫助大家準備意見。

全校大會在十二月初一天的上午召開了，幾百師生員工在寬敞的第二層窯洞前平地上坐下，主持會議的張同舟先請張平化講話。張平化石破天驚地宣布：今天的大會要揭露一個混入黨內的國民黨特務，就是張宣。接着孫志遠講話，“介紹”我的“特務歷史”和“罪惡”。全場啞然了，我感到腦子嗡地一聲響，頭暈眼花，完全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完全出於意料之外。接下來自動發言的是蘇華、金鐵群，然後是李景膺講話。我看到，這個會完全是一些人背着黨員群眾策劃的另外一套，利用“閃電戰”的優勢，突然強加於我和師生員工頭上。這樣一來，西北黨校的“工作檢查”完了，“整風運動”也完了。我感到憤怒，也感到悲哀。我生快要二十七年了，還沒有遇到過如此明目張胆欺騙群眾、顛倒黑白、倚勢壓人的大規模醜惡行為，我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為共產主義理想加入我黨以來，從來沒有設想過黨內會有這麼一種荒唐的冤案。

不容我細想下去，我得把這些人的造謠記錄下來，我要反擊。但是，我被拉到台前，站着，人家要我“坦白交代特務身份”。我告訴大會，這種說法是毫無根據的。我簡要敘述了自己清清白白的26年歷史。於是，在少數人一陣亂吼吼之後，主席宣布上午休會。下午繼續開會，人家已經布置了發言“控訴”我的人，說我來到西北黨校就“大肆破壞”，“擺出知識分子老爺的架子，借檢查工作來反對黨校，反對邊區，來欺負工農幹部和邊區人民”。他們說，這是國民黨反共的最新一種方法，這證明我是一個地道的特務。批鬥一陣以後，再次要我“坦白交代”。我再次說明真相，包括我過去的歷史和我所參加的西北黨校工作檢查的真相。幾個人又起來狂吼一陣。接着又是那種反歷史、反事實、反邏輯的“批判”，整整費了一下午。

從這一天起，我就失去自由了。身藏武器的便衣跟着我。我的窯洞被徹底搜查了，我的一些政治、歷史、文學書，幾個筆記本和一摞文稿，特別是我到延安一年半以來所記的一厚本相當坦白、詳細（包括我和宋迪夏戀愛過程）的日記，以及幾十封迪夏的信和不多幾封朋友來信，連同所有的紙、筆、墨水，一齊被搜走了。   

晚自習時，我被帶到旁邊的一個窯洞，張平化和幾個不認識的人坐在桌邊，張平化說，由於我白天在大會上“不坦白”，現在他們這幾個人組成一個“突擊隊”，夜間來“幫助”我，非到我“坦白”不罷休。他說，他和孫志遠是由中央黨校派來的，有豐富的對敵鬥爭經驗，依靠馬列主義和黨的政策，不怕敵人不投降；但是黨的精神是“治病救人”，即使是國民黨特務，也在挽救之列。中國的事總是人多一些好，何況我還只有二十幾歲，還是大學生，爭取過來可以對人民有用。他說，放下屠刀，回頭是岸，我只要交代特務罪行，特別是交出特務組織，就是轉變了立場，站到黨和人民一邊，我就得救了，共產黨會歡迎我的進步，化敵為友，我的前途還是光明的。

我對張平化說，你的發言很好，但用在我身上“牛頭不對馬嘴”。  我是一個赤膽忠心的革命者，頂天立地的共產黨員，你那些歪曲事實的發言不能改變事實的分毫。張平化身邊那幾個人立刻嚎叫起來，威嚇我“死到臨頭，還不知懸崖勒馬”，“難道要給蔣介石殉葬? ”。這一夜就在反反覆覆的“批鬥”和“反批鬥”中度過，直到雞鳴天曉。

24小時沒有睡覺了，但第二天早飯後又是上大會。下午繼續開會。晚上仍是與“突擊組”通夜周旋。“突擊組”的領導人換成了孫志遠，顯然張平化要睡覺了。他們用“車輪戰”對付我。……48小時過去，車輪轉了兩圈，但大會小會都沒有從我這個清白的共產黨員身上壓出半個“特務”來。第三天主持大會的人是西北局穩重老成、頗受尊敬的宣傳部長李卓然同志。大會採取了新戰法：讓我把從青年時代起的歷史逐年逐月向大會報告。會場上從第一排起，遠遠近近有幾個顯然是布好的棋子一樣的“批判”者，從我的敘述中抓問題，質問，批判，簡直類似審訊。李卓然很少說話，只在大會休會前向我進行了一番“攻心”勸說。第四天李卓然不來了，大會仍然如法炮製。我在72小時未得睡覺之後，打起精神扛住這個“車輪”。經過這兩天的大會，我的自敘草草結束了。說是“草草”，是因為那些“批判家”總是在能表明我革命生涯的地方顯得十分無興趣，不耐煩，就粗暴地打斷我的敘述，命令我轉向他們感到似乎將有所獲的地方。一個人的潛能有時是難以估計的，我又精神抖擻地迎戰了第五、六天的進攻。144小時不眠了，幾百人的聲勢，中央黨校和西北局的權威，老手們的謀略，“殺手”們的吶喊衝鋒，不分晝夜地向我進襲，都無法把謊言變成事實，無法把依靠事實的強者變為弱者。他們再一次修改的戰法又是什麼呢？在白棟才的主持下，大會“重點進攻”我歷史上的幾個所謂“關鍵問題”。

他們臆想的這些“關鍵問題”是：1.1934年我加入“新列寧主義黨”；2.1935年我參加國民黨主辦的學生暑期軍訓；3.1937年我和朱若華、劉子文、侯野君、鄧名方等在抗日救亡運動中的活動；4.1939年我回南方局前後的一些經歷；5.1941年以來西北黨校的工作檢查。

據他們的分析，我1934年起成了“托派分子”；1935年又是國民黨“復興”或“CC特務”；回南方局，向組織“敲詐”了四十塊錢，離南方局後把自己的黨的關係介紹信交給了特務機關；然後1941年就再次混入邊區進行“破壞”，並在西北黨校“發展特務組織”。看過我的回憶錄以前部分的人，一定會因這些“批判英雄”在“大膽假設”方面所創造的狂想紀錄而啞然失笑。他們失足的原因不僅在於無知，更在於千方百計要繞過真相，背過客觀世界，只圖“圓夢”。

張平化、孫志遠完全不了解我為什麼那麼理直氣壯。有一天晚上，鬥爭疲勞之際，他們也放鬆下來同我閒談。（也許是另一種偵查吧。）張平化說：

“我和志遠同志都是出入千軍萬馬、克敵制勝的人，現在為什麼好像有一點鬥不過你呢?”“你的反革命立場就那麼硬！”

我回答說：“一個人的立場能不能堅強，要看他是否依靠事實，相信真理。反動派之所以硬不過共產黨，原因就在於他們害怕事實，仇視真理。我的立場是建立於客觀事實和真理的基礎上，所以它是無比堅強的。你們總想要推翻事實，擊破真理，這樣，你們又怎樣能硬得起來呢?”

張平化立刻面色陰沉地說：

“那咱們看誰能硬到底吧。”

從批鬥大會一開始，我就為迪夏感到痛苦，有情人為什麼偏偏過早遇到無情的棍棒呢？在每天的大會上，我都用眼光在人叢中尋覓迪夏。有幾次怎麼也看不見她，有幾次看見她，她總是坐在別人的肩背後面，低着頭，不看台上，似乎在作筆記。我仿佛從她頭頂的發叢中感到了她滿心的恐懼和怨憤。從我不得見迪夏那一天起，她給我心中留下的印象就好似森林大火中一隻驚怖的小兔。我感到有責任給她送去支撐的力量。為此我必須找機會見她。只要見了面，不需要多說什麼，我的態度就一定能使她穩定、安心，有力量維護自己。

有一次，下午的大會散後，我看見迪夏和幾個女教員走進一個大窯洞，我就跟了進去。原來她已經被遷移到這個集體女宿舍了。（我想，她那安靜、幽雅的生活被毀了！）我走到跟前叫了一聲：“迪夏！”她猛回頭看見我，就問：“你怎麼樣？”我用響亮的聲音回答：“我不錯。你好嗎？要好好愛護自己。”旁的女同志圍過來看着我，我微笑地看她們。這時從身後突然竄進一位這幾天老跟着我的人，拉我一把，說聲“走！”出了門，他對我厲聲說：“不許你私自接觸任何人！”

斗到第八天了，西北局書記、邊區保安司令高崗親自主持鬥爭我的大會。我作為“特務”的身價竟然被提到這樣的高度，我是未曾料到的。我照例站在台側，高崗一上來，把灰軍帽往後一推，露出滿臉的大麻子，同時右腳一抬，踏到準備給他坐的凳子上，就宣布“張宣是混進黨十幾年的國民黨老特務。”（事實上，我才26歲，入黨也不滿5年。）他又重新“點戲”，要我報告我歷史上的幾個“重點”。我便一樁樁、一件件敘述起來。高崗抓住幾個他認為的“問題”，大聲地質問我，我一一作了回答。他急燥了，張牙舞爪，拿軍帽扇臉。 當我談到1939年在重慶遺失黨的關係介紹信時，高崗大喊：“詳細講！”我說，我因腹瀉走進中山公園的公廁大解，起身時，藏在貼身短褲里的關係介紹信掉了出來，落入抽水廁所水流中，來不及伸手抓就被沖走了。高崗立即興奮起來：

“張宣，你說說，貼身短褲里怎樣藏關係介紹信的？”

“短褲有一個小口袋，我把介紹信放在那個口袋裡。因為那天——七月三十一日，是重慶的大熱天，上身只穿一件汗衣，沒有口袋，所以只能藏在這唯一的口袋裡。”

高崗大喊一聲：

“胡說！你不要欺負我們陝北土包子!我高崗也到好多大城市轉游過，在西安就住過，從來沒聽說貼身短褲後面還有什麼口袋!你這個特務騙得了誰!”

我說：“貼身短褲後面右邊，的確有一個小口袋”。

“放屁!”

在高崗的蠻橫咆哮前，幾百人的會場被鎮住了，鴉雀無聲。

忽然人群中站起一個人，瘦瘦的中年男同志，一口浙江口音：

“報告高司令，我知道，有的貼身短褲是有口袋。”  

 高崗轉過頭問他：“你怎麼知道？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朱助周，15班的學員。我穿過有口袋的短褲。”

高崗當眾出醜了。但他還是向我大大發泄了一通，最後宣布：

“我決定：張宣在明天拂曉前不坦白，就槍斃！”

這個朱助周是我班上的學員，平時上課愛提問題，愛堅持意見，與陝北學員們老實敦厚、不惹人的性格不一樣。由於他看起來似乎傲傲的，前任班主任對他的印象不大好。我也還來不及切近去了解他。看來，他真是一個有實事求是勇氣的硬漢子，黨性堅強的共產黨員。他在大會上特立獨行，主持了一點公道，但我替他捏了一把汗。後來，據西北黨校在我之後關進保安處的同志說，朱助周發言後的當晚，就和我一樣被“隔離審查”了。

我再一次見到朱助周，是在三十六年之後。那是1978年，我從大荔農場勞改回到西北大學，等待處理。有一天，我看見校圖書館裡走出一位頭髮銀白，眼皮浮腫，步履緩慢、神情淡漠的老頭兒。當走近看時，覺得有些面熟。問旁人，知道他就是我一直忘記不了的朱助周。他比我大七、八歲，那時應滿七十了。他原來是陝西省機械學院的黨委書記，“文革”中被誣為叛徒，開除了黨籍，送到西北大學監督勞動，由於年老力衰，就在圖書館裡照看報紙閱覽室。他的脾氣倔強，不減當年，對“文革”以及1978年前後的“文革”餘毒非常反感，有時就在圖書館發脾氣。館內有一位五十多歲的清潔女工，是一個不大安份的女人，有一天她忽然從男廁所跑出來大喊大叫，說朱助周在廁所里調戲她。實際上，老朱已視聽麻木了，怎麼會幹這種事呢?但一個是工人，一個是“牛鬼”，有理沒理，都是前者打贏官司。老朱為此受了許多言語。他徒勞地為自己奔走辯護，直到臥床不起，隨即病逝了。他和老伴有四個女兒，一個兒子。他死後不久，唯一的兒子害癌症死了。接着，老伴也死於癌。   

當我確認他就是當年的朱助周時，我不顧彼此“牛鬼”身份，上前去和他打招呼。他也認出了我，但沒有說什麼話。我感到悲憤：勇於實事求是的人，在我們黨內並不是過多了，為什麼不斷的災禍總是降到這些好黨員身上呢？聽到他逝世的消息，我打破了幾十年被動的沉默，自費（不像人家用公費）買來花圈，署上姓名，去悼念這位剛直的好同志。這些雖是後話，但當我敘述到“高司令咆哮會場”這一幕時，怎能不痛切地憶念朱助周這位見義勇為的共產黨員一生呢？

第八個晚上的“突擊”會，張平化、孫志遠和李景膺都來了，陣容空前。顯然，這是按照高崗的指示對我進行處決前的最後逼供。這次會上出現了新情況。張平化“打開窗子說亮話”：

“你的特務問題不是你一個人的問題。你處處用地下黨來為自己辯護，這種手法應該揭穿了。告訴你吧，黨掌握了充分的證據，證明你們那個四川地下黨不是真正的共產黨，而是國民黨特務機關製造的偽黨，打着紅旗欺騙青年上當的‘紅旗黨'。你們這些人偽裝成共產黨員，混到邊區進行破壞，共產黨不會長期容忍你們，現在已經開始把你們這伙壞人徹底揭露出來。共產黨對戰場上的敵人有兩條政策：繳槍不殺；敵人不投降就消滅他。對你們這些暗藏敵人也有兩條政策：鎮壓和寬大——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我們給你指出了一條唯一的生路，還費了這麼多的人力和時間來挽救你，你至今頑固抵抗，這是極端危險的。今天，高司令給你一個時間限制，這是對你的有力促進。我們這些人再用一個晚上對你進行最後一次幫助，但是時間很有限了，何去何從，你嚴肅考慮吧。”

我聽了這一番話，十分憤怒，即刻回答他：

“你們誤解或誣衊我個人，這還是較小的事。你們要否定和誹謗四川黨組織，那就是犯罪！就是幫助日寇和國民黨頑固派！”

會場即刻炸開了。人們霍地站起來，伸出拳頭，向我大喊。有的罵我“反革命進攻”，有的說我是“死特務”。這樣語無倫次地嚎叫了足有十分鐘。然後張、孫等人坐下來。現在孫志遠說：

“你現在還要頑抗，還在反攻倒算，這是我們意想不到，也不願看到的，什麼‘地下黨'，什麼‘四川黨組織'，這招牌早被你們自己撕破了。你的上級鄒風平就是一個特務頭子！他的問題已經在中央黨校揭露，他自己也已經坦白交代了。他交出了你們這一幫特務關係，你張宣就是他下面一個重要特務。你休想抵賴了。你比你特務上級的反革命立場還硬，這對你沒有好處。你再不轉變，天一亮你為他，為蔣介石殉葬，但鄒風平還活着，還會受到黨的寬大處理。你才二十幾歲，也太不划算了。”

我更吃驚了：中央黨校已經喪心病狂地迫害我敬愛的革命引路人，堅強的布爾什維克鄒風平同志！這不是顛倒敵我的中央蘇區肅反錯誤重演嗎？這是一個對黨、對革命事業十分嚴重的威脅。情況比這八天來任何時候都壞！

張化平又來“開導”我了：

“不講別的，就講你這幾天的自我暴露吧。一個站在共產黨立場的人，聽了你所吹噓的‘地下黨成績'，就不能不認定這個所謂地下黨，正是一個特務偽黨。共產黨不能不問：

“無產階級的政黨能夠在白區內大發展嗎？

“共產黨內能夠是學生占多數嗎？

“黨的市委能夠由像你這樣的政治面目不清的大學生擔任嗎？

“提拔你這樣一個特務到領導崗位的人，他不是特務是什麼？

“鄒風平和你，和你們一群人一樣是國民黨特務。到現在為止，區別只是，鄒風平和一些人已經坦白，而你是死到臨頭還在頑抗！”

自從高崗以槍斃脅迫我以來的十來個鐘頭內，我已經做好了準備：臨死不說別的話，只喊兩句口號：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讓他們帶着槍殺共產黨員的血手去面對未來的人民審判吧。但是，現在出現了十分嚴重的情況，需要我確定新的策略。在黨和抗日事業面臨黨內這種極大危險的關頭，我個人的生死榮辱變成次要的了。

我當然絕不相信風平同志這位革命硬漢子已經“坦白”，卑賤地污辱自己是什麼“特務”，地下黨是什麼“紅旗黨”，誣衊自己的親密戰友關係是什麼“特務關係”。如此背叛真理和黨的利益，他是絕對不會幹的。但是，風平在中央黨校已經處於與我相同的境地，這大概不是假的了。張平化、孫志遠這兩個由中央黨校派來的大員，沒有中央黨校領導上的授權，也不會在這裡泄露這一非常驚人的內幕。

從內部破壞黨、迫害共產黨員的巨大陰謀已經開始。黨的權力，不知怎的已經到了這幫人的手裡。但是共產黨人既不會被國民黨和日寇殺絕，也一定不會被內部的敵人消滅。黨和人民是會永生的。現在，必須有人起來抵抗這幫蟊賊。新的鬥爭是這些蟊賊挑起的，鬥爭剛剛開始，鬥爭的任務重大，前路也長。我不能死！我要爭取活下來，為保衛黨和革命而鬥爭，我要看看這些蟊賊的下場！

我考慮明白了，伸手取來他們讓我寫“交代材料”的紙和筆，說“我交代”。就在兩頁紙上，完全按照大會批鬥的幾個重點和孫志遠“教供”的提示，寫下來交給他們。眼鼓鼓盯着我寫的張、孫就拿去一張張傳看，張平化站起來說：“這不就好了嗎？只要你立場轉過來，事情本來是清楚的嘛。我們歡迎你的初步交代。”並和我握了手。孫、李也說了歡迎的話，還說這樣一來，西北局和黨校的同志都會高興，他們對我的“幫助”到底沒有白費。他們又說，明天我可以休息了，組織上會對我實行優待，實行寬大政策，鼓勵我“繼續進步”。天已微明，他們如釋重負，囑咐我回窯睡覺，才走散了。 

192小時沒有合眼，和床久違了，倒上去很快睡着，但不久就被人推醒，原來是公務員送飯來了。雪白的饃，黃黃的小米稀飯，炒得很香的洋芋絲......原來是“小灶”伙食，為了優待“放下武器的敵人”。我暗笑了一下，就吃起來，但從心理上說，這飯很不是滋味。放碗後，白天我只是睡，讓他們不要叫我吃午飯。晚飯是榆林大米飯，炒肉絲，雞蛋湯。很久沒有吃這樣好的飯了，可以說到延安以來，接連兩頓吃好飯，還是第一回。

晚飯後，我儼然自由人似的到近處轉游。看見一孔窯里燈光較亮，人影幢幢。走去一看，原來是幹部們舉行文娛晚會。這八天也苦了這些陪會的同志們，應該鬆弛一下了；也該慶祝一下鬥爭取得“戰果”。當我走到門口駐足觀看時，被一些人發現了。有人喊：“張宣同志唱一段！”好些人鼓掌。我忽然似乎忘記了八九天來的遭遇，信步走了進去，站在門內，向同志們唱了起來：

誰願意做奴隸？誰願意做馬牛？人道的烽火傳遍了整個的歐洲。我們為着博愛、平等、自由，願付任何的代價，甚至我們的頭顱與我們的熱血，第泊爾河似地奔流。任敵人的毒焰，勝過科里塞姆當年的猛獸，但勝利終是我們的，我們毫無怨尤。瞧吧，黑暗快要收了，光明已經射到古羅馬的城頭。瞧吧，黑暗快要收了，光明已經射到古羅馬的城頭，古羅馬的城頭。

深深壓抑着的悲憤之情，借着這個為親愛的同志們歌唱的機會，突然噴發出了。我的歌聲比平時格外高亢雄強，自已聽了也很受感動。我竟來不及看迪夏是否在座，她的神情如何。當我唱完，得到同志們熱烈鼓掌的回報，正想向人叢深處尋覓我萬分思念的迪夏時，我那位九天來形影不離的便衣同伴扯着我的衣服，要我出來。我意識到，我跑到“寬大”的邊緣上了。歌曲雖然是兩位知名的共產黨員（詩人田漢和音樂家冼星海）作的，但它此刻的矛頭卻不是指着一般的舊式封建勢力，而是指着某種“打着紅旗”的封建分裂分子。

回到窯洞，我思索了天明至天黑這十幾個小時內感觸到的事情。第一，向群眾強制灌輸的對我的“敵情觀念”並未奏效，同志們對我仍保有親切的感情；第二，高崗之流還未做好殺我的輿論準備，不過是一種“假槍斃”式的虛轟；第三，可恥的收買對我的靈魂是難堪的侮辱，我厭煩透了。我的“假投降”為我爭取了休息時間和感知的物事，這個代價已經太大，我必須恢復我自己。

這天晚上，我向他們要來了紙筆，寫了一封簡短的信：

          煩轉     中央黨校    彭真同志：

你們傷害同志和誣衊我黨地下組織的錯誤作法，是嚴重違反黨綱黨章、民族利益、人民願望和黨員意志的，必須停止，以便恢復整風精神和黨的團結。中央蘇區內自相殘殺的痛苦教訓，也夠使你們清醒了。如今革命剛有了大發展，為什麼你們又要從內部開刀呢？

        請你回信，即致      敬禮！   

                                            張宣

次日一早，我請來了張平化、孫志遠，把信交給他們。張、孫看了信，大喝道：“你翻案！這是嚴重問題，後果由你負責！”

我平靜地說：“危害黨內團結，這是你們要負的責任。”

一會，李景膺脹紅着臉跑來，眨着一雙小對眼宣布：撤消對我的優待，把我在窯洞裡禁閉起來。那位“便衣”此刻從腰間掏出帶着紅綢尾巴的駁殼槍，命令我把窯洞內僅有的被、褥、枕頭卷到一起，抱到空窯放下。我窯內只留下一張空床，上面堆着冬天我上山割來墊床的白草；一張小桌和一個小凳，是為看守我的人用的；還有一個石頭火盆，為他燒木炭取暖用的。武裝看守大約是三個人，晝夜輪班。他們坐在我的座位上，槍握在手中，槍口對着我，我除了經他們同意可以出外在近處山溝里大小便（沒有廁所）以外，只能整天靠牆站着。但是我的一種“天賦人權”恢復了：晚上可以睡覺。看守人監視着我，從空窯洞裡抱回我的臥具，按規定時間早早睡下。天明後，我又得捲起被褥送回空窯。吃飯，恢復“大灶”：一個瓦盆裝上小米乾飯，蓋澆水煮菜。從“小灶”改回“大灶”，我心裡感到舒坦，有一種無負於時代的自豪感。從此沒有人找我開會了，我一天站了睡，睡了再站。不聞足音（除看守來往外），不知世事，不記年月。雖然日夜相對兩人，但沒有對話。不知彼此肚裡想的什麼。

過了一些日子，大概是1943年1月或2月的一天，李景膺帶了兩個人進了我的禁閉室，把一張紙遞給我，說：“吶，彭真同志給你回了信，你看吧。”彭真信上說，黨的政策是正確的，你目前處於極嚴重的關頭，不要僥倖。只有實事求是向黨坦白交代自己的問題，才能得到寬大處理。我剛看完，李景膺就奪過信，走了。彭真似乎比高崗多少文明一些，但實質是一樣的。他們一時不會殺我，但還會搞一些名堂。

這樣，我只有青燈和武裝看守作伴，每天十幾小時靠牆直立，像魚一樣沉默。如果說，12月是大轟大嗡，極動無靜，那麼現在就是無聲無息，極靜無動，日子也是一樣不好過的。

首先，我需要肢體的活動，否則就成植物了。為此，我用意念引導自己，從頭顱向全身擴展活動。我站在那裡，別人難以看出我的頭在環遊，肩在律動，臂在屈伸，手在握放，腹肌在蠕動，腰腿在輕移，腳板也在前後起落。總之，我在禁止活動的槍口面前，有秩序地進行着“存在就是運動”的實際操作。偶爾，看守似乎覺察有點異樣，喝一聲：“不許動！”我這才得到少有的出聲說話的機會，回答說：“我沒有動！”我的這種貌似不動的運動法，幾十年後才知道，還有點合乎氣功要求呢。在當時，它肯定是對我保持健康有益的。

其次，我更需要思維和感情的寄託，實現自己內心世界的存在。開始的辦法是回憶〈共產黨宣言〉〈聯共（布）黨史〉〈資本論〉（某些章節），接着是默想中國通史、各省地圖、戰區形勢，再後是背誦古書、古詩詞乃至佛經。最後就編起詩來了。我只在四川大學聽過幾堂詩詞課，讀小說中也知道些做詩常識，但很少認真做。這時卻是內心感情洶湧，鼓盪欲出，無暇問它像不像詩，就在腦子裡形成了一些句子。這樣，不注意平仄，不遵守韻本的詩就一首一首“腹稿”出來了。

吟成一首，當時背得，但腹稿多了，隔了幾天，就容易忘記。在這沒有紙筆也不許出聲的角落裡，我只能每天把已吟成的詩在心裡挨個背誦多遍，然後再做新的。從1943年1月到3月，大約做成了二十來首吧。後來進了監獄，被卷進“搶救”、“大生產”等不斷的、被動而且非常緊張的“運動”浪潮，就再也做不出詩了。重獲自由已是三年之後，這時拿起紙筆來記，就已忘記了一部分。回憶起來的詩只有十二首，我給每首安了題目，總題叫做〈默綴〉，記實也，下面就是：

1、作為“自序”或“開場白”的一首：詩壺

非罪何堪作囚徒，無聲無色又無書；與其穿腸來愁矢，毋寧借腑當詩壺。（壺者，古人“投壺”之壺，所以盛矢也。）

2、“主題歌”之一：留笑

蒙冤哪得太悠然？慷慨公私慾問天！奪魄晨宵環利器，吞聲歲月困僵蟬。

傷心入夢皆厲鬼，汗背稱名是神奸。忠肝義膽無窮力，忍待明朝啟笑顏。

3、“主題歌”之二：望雲

時日凝血淚，肝膽結金鐵；望雲長如斯，何乃沉冤白？

4、“主題歌“之三：二十七歲自壽序

若夫死地雖逃四五，生年始滿九三，何斯人之有疾？羌為善而維艱！憶昔敵機肆虐，人血幾滲我血；而今同志看守，爾槍猶是吾槍。遂乃坐兼兩黨牢獄，吃遍三等廚房（大灶、中灶、小灶）。若非馬恩，定遭火炎玉石；未識香澤，早挨棒打鴛鴦。此所謂“收頭結大瓜”，送窮乃吉；稽顙無餘佛，積善斯祥者也，豈可不再三再四勉乎哉！

5、思念迪夏，感憶柔情二首：一、口嘗

開門滅燈坐，明星識幾床，語切交手握，心甘覓口嘗。

6、二、耐餓

棗梨交蔭處，牆陰最幽深；避人親昵盡，耐餓到黃昏。

7、思念父母妹弟一首：興華

峨山戰罷宜賓來，帝秦吾寧蹈東海。有妹雖小志亦奇，先我已游萬里外。前年米貴難安居，爺娘轉徙雪山西，家書縱寄長不達，雙親念我白髮須。囑我三年回歸里，樹靜風息樂親子；高堂籌計指應屈，豈知愛兒天邊中讒沉淵底！劃地雖無鎖與枷，長舌毒我勝長蛇！未損心靈何畏怯，偏存希望不咨嗟！我有幼弟讀新書，他年挺秀亦吾徒，志在興華道豈孤？勉旃我妹莫傷悲，黨如朝霞燦明輝，慎勿怠荒心事違！

8、獄中生活三首：一、須長

囚居五十日，心寬體尚強。明鏡無由得，努嘴見須長。

9、二、無寐

夜中不能寐，一念誦心經。放心歸約束，非為乞神靈。

10、三、渴望自由

每晚雞叫第一遍，醒來總是睡不着。這裡塞塞，那裡摸摸；剛才翻來，又再翻過。背後墊得少，胸前蓋得多，嫌耀眼燈光（看守人燈明通夜），恨生煙爐火（通夜燒木炭）。驚犬吠如豹，怪人聲似鑼（看守人夜間交接班）。緊閉眼，念彌陀；魂不寧，心頭餓。（非肚飢也。）知道是缺少什麼，想來想去莫奈何。

11、感念時事二首：一、山間大解，見地下廢報標題（蘇聯紅軍攻克羅斯多夫）

囚居如聾瞽，雄捷今乍聞。遂忘己饑溺，樂知萬化春。

12、二、春雪終日

囚屋視破窗，春雨變雪箔。天縫見霧迷，下櫺岸渚白。風中過隙急，右雪左下落；須臾來迴風，左雪落右角。亭午氣壓平，左右紛交着。山川晨華發，及茲已盡皤。檻下來無聲，累累若白堊。草上（此時已許坐鋪上略憩）雖獨寒，田間料眾樂。百姓苟開顏，風亦曖肌骨。皎潔明紙窗，天陰久不合。

1943年春天是我一生做詩的空前（可能絕後）高潮，真是“悲憤出詩”。我一生坎坷，而精神所受壓力最大，最突然，莫過於這一次。當時若沒有詩，我可能發瘋了。那個年代，發瘋，自戕的人並不是很少的。                        

                  （三） 隧道漫長（1943年）   

彭真、高崗準備怎樣繼續施展他們的伎倆，不多久就露出端倪了。1943年3月中旬的一天半夜，兩個武裝人員闖進我的獨居監房，把我叫起來。

“跟我們走！”

兩支槍亮在我面前，我收拾了乞丐似的簡單行李。來人反剪我的手，上了銬子，把我夾在他們中間帶走。

到哪裡去呢？是槍斃嗎？不應該這麼寂寞，應該熱鬧一點。到底要幹什麼？半個小時後就明白了，進了1938年冬被日冠炸成廢墟的延安城，向左轉到山邊，上一道坡，到了陝甘寧邊區保安處。這裡是延安西嶺鳳凰山。

走進一座平房，兩個押送人員把我交給一個人。屋裡還有三、四個人，門外有武裝守衛，門內的人搜查了我的全身和行李，搜去了褲帶、縫衣針和一根別針——這是我隨身帶着當牙籤用的，這種別針到現在還在作這樣用。——據說是防我自殺。笑話！還搜走了迪夏為我抄寫十幾首外國名歌的小本子。這本子的封面是她用染成紅色的紗布精心裝飾的。他們給我一根粗粗的草繩繫着褲子，我兩手抱着剩下的一點行李，頭上被人用一件黑色大衣罩了，要我跟着走。黑夜裡，我只能看見前面人的腳，沿着小路，爬上土坡，轉了幾個彎，進了一處高牆圍着的院子。院子裡的哨兵用馬燈照着，開了一個窯洞門，讓我進去。這就是保安處的看守所，也就是正式的監獄。

小小的窯洞內有一盞昏暗的小煤油燈，窯的後部是一面橫亙於兩牆之間的土炕，炕上，頭朝外睡着三個人。他們在被窩裡，只是回頭看着我。押送我的人站在門外對我說：

“不許互報姓名，不許互通案情。他們都有號數，你是四號。二號是組長，窯內的紀律由他告訴你。不許違反所規，否則加重處理。”

門卡地關上，又從外面下了鎖。我這是進了正式監獄了，可能比黨校內的獨居監好一點吧。一個獻身革命的人，為什麼要被關進革命監獄呢？漫漫長夜好似一面密密的網，好似一條深黑的隧道。我已經在裡面熬了三個月，現在第二站又開始了。何時是了結啊？

炕上的人給我擠出一條空位，我就靠着邊牆睡下去。

天微明時，哨兵敲着門上方的小窗（小窗平時由一塊小木板遮住，以免“在押人”窺視外面），呼喊起床。接着有人進院來，按次序給各窯送一盆冷水洗漱，然後又在同一瓦盆內倒了供全窯人一天喝的開水。最後是開飯。每人按次序把自己的土碗從窗口送出去，拿回來一碗小米乾飯，上面澆了湯菜。這一份飯我是夠吃了，大飯量的就不夠，有時可以得到一點補充，否則就指望小飯量的同伴調劑了。 

飯後，窯內又平靜了，大家坐在炕上，有人養神，有人低聲談話，有的人抽煙。“在押人”都是無後方的，大半是單身；即有家庭，家裡也不知道他在哪裡；即使家庭知道，一般也不許探視或送東西。他們哪來的煙抽呢？原來，他們抽“代用品”，這就是糜子草，這種草在墊炕的亂草中可以尋到。據說抽起它，心想是煙，它就是煙味。不過，火柴是專用於點燈的，兩三個月發一盒用。煤油定量，不能點長明燈。囚犯們都是讀過歷史的，他們想出的辦法是“復古”——“鑽木取火”。這裡無木可鑽，也沒有可以鑽木的硬物，“在押人”發明了替代辦法：從棉襖里扯出一點棉花，放在一對爛鞋底中間，用力搓這兩隻鞋底，以此取火。這是一種重活。漢子們接力搓鞋底，常常搓得滿頭大汗；最後才可望聞出一點焦糊味，看見一縷輕煙，向冒煙的棉花吹氣，這才得到一點明火。趕快用草繩或破布接上火，就可以抽一次糜子草煙過癮了。

上午有一段“放風”。保安處所在的鳳凰山，是延安城的西山。上午，太陽從東面照來，雖然被土牆擋了一截，但送來的還是光明和溫暖。“在押人”們對放風都極為珍視。早飯後聽見北面的窯洞門響，就知道放風開始了。一個窯洞大約放風二十分鐘吧，不久就輪到我們。前面窯門一關，我們的窯門隨即打開，四個人魚貫出去，組長在前，值日在後。值日提着陶製大罐（全窯人24小時的大小便已把它裝滿），倒入廁所。我們在院裡活動：伸腰，展臂，踏步。都不許談話，以免別的窯內的人聽見聲音，識別出熟人。當然別的窯此時都是閉門關窗的。

我們窯內的“一號”是一個臃腫的中年漢子，須髮長而亂，面目看似浮腫。這人極少說話，偶然說一句，聽不出是哪裡口音，倒像是外國人說中國話。他性情溫和，對人友好，時常幫助別人。他的被子很特別；睡覺前展開，人仰躺上去後，手拉被子兩邊，交叉覆蓋在胸前。被子兩邊各訂有一排帶子，他把它們一對一對結起來。一床被又鋪又蓋，拴成筒狀，好似睡袋。很久之後才知道他是一位朝鮮同志，已關了很多年，後來平反釋放了。“二號”是個年輕人，江、浙口音。他身體較好，能幹較重的活，愛說話，像是讀書不多。他也關了不止一年了，很留戀家人和外面的世界，有新人進來他總想問問外間情況。“三號”是一個瘦瘦的中年人，戴近視眼鏡，像是個知識分子。他很懂監獄紀律，循規蹈矩，情緒穩定，看來也是個“老犯”。這人長期犯鼻炎，按照醫生建議，他養成了每天清洗鼻腔的習慣，用一隻搪瓷盤，裝上水把鼻孔埋進去，吸一次水，再噴出來，如此反覆幾次。他說清洗幾次，可使鼻腔保持半天通暢。有一回我感冒後鼻腔不通，就學他洗鼻子。開始感到很嗆，慢慢習慣了，覺得呼吸特別舒服。於是我也從此保持這個習慣，每天洗鼻腔，直到現在。

我進來幾天之後，晚上又送來一個人：穿軍裝的，東北人，滿臉鬍子，矮個，三十大幾歲。這人高喉嚨大嗓子，用濃厚的東北口音發牢騷。他不守監規，自稱是保安處警衛連連長，老紅軍。“老子管犯人管了多年，今天你把老子當犯人關起來，你媽的巴子！”他吵出來，我們也就敢問他了。問他進來的原因，他不說。但有時他就罵出來：“說老子紀律不好——你好！老子就是愛喝點酒，愛找個女人吧，你們都比老子乾淨？不要逼老子說出來了！”哨兵都認識他，有時他吵的聲音太大了，哨兵揭開小窗蓋子看一看，也不大敢說他。這人的確是滿腦袋女人。他興致一來，就教我們唱東北情歌。又愛講“葷”故事，講得結過婚的人特別沮喪。他幾次叫哨兵給他傳話，他要找領導談話。有一天，哨兵帶他出去談話，後來就取走了他的衣物。他恢復自由了。原來是罰他禁閉十天。

這位連長進來時，原來的“三號”就調出去了，連長頂了三號。他走之後，又送來一個新人，仍頂三號。這是我的一個老鄉——下川東（大概是涪陵）人。他的身材勻稱，肌肉發達，靈活矯健，就是嗓子有些啞。他在這個閉門關窗的咫尺窯洞裡，仍然每天鍛煉身體——作操。這大約是一種自編的操：兩手握拳，兩臂向前伸，兩腿下蹲，兩臂同時用力向下、向後，再由後向上，向前劃弧，隨即由前向下，向後劃成一個圓圈。然後，隨着兩腿挺立，兩臂也柔軟地從後向下、向前揮出，還原為開始時的姿勢，這就完成了一個動作。這個動作迴環重複做到20至30次，人就氣喘吁吁了。這是一種全身運動，不占地方，不用器械，無須技巧，而頸、肩、臂、腰、膝、踝、腳都參加了運動。我看着好，就參加了他這個無名的體操，並且在以後坐辦公室或書房中繼續進行這種運動，直到現在，得益不少。離開保安處以後，我和這個同志多年都有往來，知道他當時叫寒十坡，真名陳宗鳳。全國解放後他在蘭州軍區任文化部副部長，八十年代離休。1982年我在蘭州，多次去他家走訪敘舊，這是後話。

雖然窯洞內間或有人關進來，我們也能感知外界的些微動靜，但是，老號不敢多問，新號更不敢多講，窯洞以外的大千世界到底在朝什麼方向變，就簡直不知道。當時唯一傳播消息的媒體是報紙，而在押人不許看報。甚至有時被押出“審訊”，朝桌子上攤開的報紙瞄一眼，人家就立即拿走報紙，還歷聲問：“看什麼！”這種聾瞽的生活真難過，而到六月為止，我已經這樣過了半年多了。

大約七月初，保安處給我們發來一本小冊子，叫我們學習。自從去年十二月以來，我還是第一次得到“學習”任務。小冊子的題目是〈搶救失足者〉，是中央整風學習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在中央系統各機關幹部大會上作的報告。它現在是中央和邊區兩大系統幹部學習的主要文件，而且是緊急學習文件。康生在報告中說，經過三個月來的“搶救”，已有450人“向黨坦白”。他說，胡宗南軍隊正在向邊區進犯，邊區軍民已進行緊急動員，大戰難以避免，因此黨中央號召“未坦白的人趕快坦白，不要放鬆一秒鐘時間”，否則大戰一發，這些人就性命難保了。他又警告說：“寬大是有限度的，這一點要嚴重注意”。與發下文件同時，看守所院內和窯洞裡風聲日緊，日夜有人們的匆促腳步聲，開門上鎖聲。

一天早飯後，哨兵忽然打開我們的窯門，叫我們出來站在院子裡。出乎我們意料外的是：別的窯門也都打開了，從那些門裡走出許多平時不許見面的別的“在押人”。這些人一個個臉色蒼白，麻木，不知所措。（想來，在人家眼裡，我們也是這種形象。）院裡院外增加了武裝人員。本院“在押人”約四、五十人都出來了，看守人員發令，讓我們一組接一組，成一路縱隊，在兩旁武裝押送下走出院門。出了這個院子，同別的院裡的“在押人”隊伍會合。逐漸加長的隊伍走到山下，立定，聽一個幹部講話（我聽不見講的什麼），然後上大路朝南走，一直走到邊區政府禮堂。在禮堂肅靜的空氣中，我們被指定坐在一排排長板凳上。抬頭看到，主席台上貼的一行大字：“邊區系統搶救大會”。

這種“搶救大會”已經開過一次了，那一次，保安處看守所在押人只去了一部分，聽高崗殺氣騰騰的講話，說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已經遍布全邊區。他舉了幾個例。其中之一就是“混進黨十幾年的老特務張宣”。他批評黨員們“警惕性差，麻木不仁”，任憑特務到處破壞。現在黨中央給大家敲起了警鐘，務必把一切暗藏特務清查出來，並給以出路。搶救大會就是一個公開的範例，坦白從寬，回頭是岸，把願意改惡從善的特務搶救過來。大會之後，各機關單位都要行動起來，搶救你們那裡的失足者。參加那次大會的人，後來在看守所認識了我，對我這個“老特務”很吃驚。

我們這次參加的是第二次大會，保安處的在押人幾乎全部來了。今天高崗沒來。主持會議的人號召：“各單位的共產黨員要帶頭坦白”。我聽到這話大為驚訝，因為在這裡，共產黨員和特務幾乎成為同義語了。在這種號召下，各單位與會的人就互相“格吵”起來，互相動員鄰座：“你坦白嘛”，“你該坦白了”，“請帶個頭吧”......於是有人申請“坦白”了。主席就大聲詢問：“是哪個特務系統？”回答是各種各樣的，有CC、復興、汪（精衛）特、日特、德特、意特，乃至英特、美特。報過名的各品種特務都被請上主席台，在台前一列長凳上就坐，胸前被戴上大紅花，以示“坦白光榮”。這一天，約20個人享受這種榮譽。其中一個是我的四川大學同學、地下黨員，現在邊區法院工作的某某。他是我所知道的四川地下黨員中唯一獲得這種“光榮”的人。這位擅長演說的同志在大會上還作了“坦白報告”，他說：“和我一起進入邊區的偽黨特務有一百多人，我們以共產黨員的面目出現，但現在看來，都不過是‘玻璃缸里的王八'，自以為人家看不見，其實黨早把我們看得清清楚楚”。他的話引起了全場的笑聲。這個同志後來平反後，工作有成績，也受過不止一次的政治折騰，同志們早已原諒了他這一次不光榮的“坦白”。

這一天，保安處也因這位某某而露了臉。回去就把他從窯洞裡調出來，參加直屬於偵訊科員楊剛的一個“研究組”。保安處長周興趁熱打鐵，第二天又召集看守所的在押人大會，讓一個陝北老赤衛隊、老鄉長賈志潔在會上“坦白”。老賈一派陝北農民幹部本色，“坦白”時說到傷心處痛哭流涕，說他被境外的國民黨“突擊”成了特務。他是用陝北的生動口語進行演說的能手，難怪周興看上了他。加上他的哭，使得全場動容，收到良好效果。周興當即走過來同他握手，鼓勵他，安慰他，並且講話說：“賈志潔畢竟是農民幹部，經過土地革命鍛煉的老革命，坦白交代得多麼真誠！你們都要學習他。黨的寬大政策不會虧待賈志潔，也不會虧待任何一個向黨坦白交代的人”。

賈志潔的“坦白”也使我感動。迄今以前，我一直認為康生之流是在無限誇大敵情，賈志潔的事例使我考慮到另一方面：一個蘇區的鄉長，老赤衛隊員，竟然一夜之間被境外的敵人“突擊”過去，埋藏在黨內多年，這的確是很可怕的。那麼，荒唐的“搶救”不是也有一點理由嗎？大約一年之後，賈志潔編到我所在的小組。我諒解他，尊重他，彼此逐漸接近。那時，大家早已學習過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關於“甄別是非輕重”的報告，言論禁忌比前少了。在一次小組會上，有人提到賈志潔那次在全體大會上的“坦白”，不料他又哭了起來。他說，他那次“坦白”是假的，是被迫編造出來的，因為當時感到十分委屈，所以止不住哭出來。今天他又哭，卻是一種深深的悔恨，一種對自己的譴責：受過黨多年教育的人，怎能這樣說假話，欺騙黨？一年時間中賈志潔的兩哭說明什麼？它說明，要頂住以黨的名義，用封建專制的方法，“群眾性強制”的手段推行的錯誤政策，是十分困難的，是使革命者萬分痛苦的，是對共產黨員純潔黨性的嚴重扭曲和襲瀆。它還說明，即使像我這樣身受其害的人，在這種有系統、大規模的騙局面前，也有時會受到蒙蔽。

賈志潔同志平反後到了延安大學工作，我和他此後有了長期的接觸，覺得他吃苦耐勞，搞總務工作稱職，所以1950年我到蘭州擔任西北民族學院副院長時，就把他調到那裡當總務處副處長。1952我受到陷害，離開民院以後，老賈繼續在那裡工作。在二十多年中，他升任處長、副院長。1982年，我又一次得到平反，回到民院擔任黨委書記、院長，同老賈又共事一年。賈志潔同志77歲時離休，80歲時因心臟病半夜突發逝世。這個同志的一生，證明“審幹”和“搶救運動”是何等荒唐，何等滑天下之大稽！

當然，工農幹部被“搶救”只是一種偶然現象。在保安處，在棗園，在各單位被關押逼供的，絕大部分是知識分子。

當時延安的幹部隊伍中主要有兩種人：一種是工農出身（實際上，產業工人出身的只如鳳毛麟角，所謂“工農”幹部，幾乎全是農民出身）的幹部，其中主要是紅軍幹部；別一種是知識分子幹部，包括根據地原有的（這是少數）和從蔣管區（這是絕大多數）、淪陷區來的，其中主要是地下黨員和由地下黨輸送來邊區培養的進步青年。另外還有少數人是知名的、黨或非黨的作家（如丁玲、艾青、肖軍、吳奚如、吳伯簫、曹葆華等）和科技專家。這樣，在幹部隊伍中產生了一些矛盾：新、老幹部的矛盾，根據地幹部和地下黨幹部的矛盾，本地幹部和外來幹部的矛盾，以及工農幹部和知識分子幹部的矛盾。我在前面的回憶錄里說到過整風開始前後延安以“自由主義”和“反自由主義”作為特徵的思想領域的鬥爭。整風中據此提出了反對“小資產階級意識”的鬥爭任務。懂得馬列主義基礎和中國社會常識的人知道，“小資產階級”主要是指農民、其他小生產者和大部分知識分子，主體是農民。延安所批判的，當然不是農民或工農幹部。即使有個別的，如賈志潔這樣的農民幹部遭到“搶救”，也只是運動的一種“捎帶”。非常明顯，這個應該受到批判和“搶救”的“小資產階級”，指的正是各種知識分子。根據地執政的老幹部們從某些外來知識分子的“自由主義”中發現了嚴重的“敵情”。由於外來知識分子的主體就是我們的地下黨員和由地下黨輸送來的進步青年，所以，“批判”和“搶救”的矛頭就一定首先要對準各省的地下黨。“特務”和“紅旗黨”、“偽黨”的罪名，就是從這個邏輯中推導出來的。由此也可以說，一方面工農幹部、本地幹部、老幹部、根據地幹部，另一方面，知識分子、外來幹部、新幹部、地下黨幹部，這兩部分幹部之間力量懸殊的矛盾，就是整風變為“審幹”以至“搶救”的社會內容和動力。其中前者是完全清醒、自覺這樣作的，雖然人們謙虛地說自己“麻木不仁”；而後者則是完全被動、毫無防人之心和自衛能力，並且總是把對方當作黨的化身而輸以忠誠的。這種晴天霹靂繼之以漫長隧道的風雨晦冥，一時竟使天真純潔的向革命獻身者不知人間何世。如此這般的風雲突變，從此斷斷續續，出現了多少次，幾十年，矛盾的具體配置雖有局部變化，而基本內容卻是一脈相承，這是無法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學說和先進國家的工人運動中求得解釋的。我們只有從封建社會農民戰爭的悲劇中才能看到多少類似的先例。

保安處的“在押人”從參加“搶救大會”開始，原來的高度保密狀態就降了一級。回來以後又降級，逐漸到了半自由狀態。這個過程經歷了幾年時間。開始，監窯的門打開了，院內可以見面，來往，哨兵退在院門外。以後門外的哨兵也撤了，在鳳凰山環抱的山腰上有幾個崗哨監視着看守所各個院子。我們經允許可以到別的院子去。後來，保安處利用“在押人”中男女藝術人才豐富的特點，為保安處及其上級提供文娛和宣傳服務，建立了由“在押人”組成的宣傳隊。這時，宣傳隊員可以整隊下山。再後，親人可以來保安處探視，個人也可以請假外出，只是晚上必須回來。這些逐步開放，逐步增加自由度，是隨着保安處任務的變化而實行的。

從邊區系統“搶救大會”回來，保安處就要擴大大會的影響和“戰果”。各個院子的“在押人”奉命舉行院內的“搶救大會”，鬥爭本院的重點對象。參加這種鬥爭會的“特務”和“准特務”們都是整風中的過來人，都有被斗的經驗，知道應該怎樣“鬥爭”。他們是願意為黨、為保安處立功的，他們鬥爭起自己的難友來，精神十分飽滿，火力特別強烈，自然也就會有某些“戰果”。一兩年後，時勢變了，這些人敢於說出自己當時的心情，差不多都有如下想法：我自己不是特務，但特務肯定是有的，危害極大。我以外的這些人很可能就是特務。不然黨怎麼會把他們抓進來？黨是實事求是的，一時冤枉個別人固然難免，但冤枉這麼多人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作為真正的共產黨員，在眾多的特務面前，只有聽黨的號令，勇往直前鬥爭他們。在這些特務面前，我也不可暴露我的非特務身份，以免被他們鑽空子，助長他們抗拒交代的氣焰，給黨的事業造成損失。就在諸如此類善良而糊塗的動機下面，院子裡的鬥爭會開得熱火朝天，口號、吶喊、訓斥之聲，不絕於耳。保安處審訊科派到各院組織領導的人員非常高興。各院調出“坦白”自己和鬥爭別人的“積極分子”組成“研究組”，每天開夜車寫簡報，整材料。這些人作為審訊科某個科員的耳目和手足，有時也起某種“智囊”作用，替他們設計對那些鬥爭對象如何進攻，得到“戰果”（即壓得對方“交代”問題）以後，又怎樣“鞏固戰果”（即防止翻供）等。到了半夜，這些人能夠和審訊人員一起享受“夜餐”。通常是半個美孚油桶的蔥油湯麵，比窯洞裡的飯食香多了。

在我住的這個院子裡，我所得到的殊榮，就是第一個上這種鬥爭會，鬥爭的火力比西北黨校白天大會大大地加強了，也比那時夜間的“突擊”更加震動耳膜。“在押人”中那位邊區老詩人高敏夫義憤特高，衝上來一耳光打出了我的鼻血。楊剛興致很好，稱這是“高級形態的鬥爭會”。可是，它的結果也還是與西北黨校一樣，也就是沒有結果。我也參加過鬥爭別人的大會，其中印象較深的是鬥爭胡采的大會。大家分析，他是從蔣介石廬山訓練團出來的大特務，他不承認，於是滿場高呼：“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不覺得可笑嗎？自己也都是“敵人”呢！）有人從院子裡拾回一塊半截磚，準備“砸爛他的狗頭”。不過，這種話可以喊，這種事還是不允許做的。

說這種鬥爭是“高級形態”，卻也有它的道理。如果你知道保安處以前審訊“犯人”的低級形態，你就得承認這句話了。我聽“老犯”們說過，審訊科那位叫卜魯的幹部，是個立場堅定的老革命，老保衛工作者，他的事跡就可說是那種非高級形態的典型。這位同志最恨的是犯人“不坦白”。一次，他審一個人，長時間無結果，他叫勤務員給他倒一杯開水，喝了一點嫌燙，一反手潑到站在那裡的“犯人”臉上，當即燙起滿臉的泡。還有一次，也是審訊得急燥了，他掏出手槍，一槍打到犯人頭頂的牆上；犯人一震顫，他又是一槍，打到對方肩頭旁邊的牆上。可惜我沒有問，他這兩次“發威”的結果如何。卜魯這個人後來我有幸見過，因為我到保安處後，他已經是我妹妹的朋友呂守廉的丈夫。守廉不忘舊誼，在我們半自由後，她邀請我去她家吃飯。我去了，見到她和卜魯。卜魯這時並不審訊人，卻也滿面秋風，還一面和客人打撲克。礙於妻子稱我為“哥哥”的份上，他勉強向我頷了下首，說：“坐吧”。守廉請我下牌桌，我答以從來不會，她又不好拆散這個牌局來陪我，我只好枯坐一邊。坐了一會，我感到無聊，感到不該到這裡來，就起身說：“我回去了”。全國解放後，卜魯在廣州主持公安工作，1950年，忽然被捕。罪名也是“叛徒”，“特務”。呂守廉不相信這是真的，為他辯冤，奔走呼號，也被開除了黨籍。卜魯後來死在監獄裡。從大節上說，他算是一個好人，一個受冤枉的人，值得同情和諒解，但他當年那種“低級形態”，也夠在他手下受苦難的同志憤恨的了。

“高級形態”的鬥爭，依賴於“發動群眾”，從中調動出聲勢和火力。把被鬥爭者置於孤立無援的境地。仗着中國受苦愛難的人民大眾對大救星共產黨的完全信賴和擁護，仗着一切參加斗人者對黨的領導所輸予的滿懷忠誠，“發動群眾”並不困難。但從另一個國度，或者從中國歷史的另一個階段看來，四十年代的延安“審幹”和“搶救”，五十年代的“反右派”和廬山鬥爭，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四清”和“文化大革命”，都是不可思議的荒唐可笑、殘酷可憎、愚蠢無比。不過從中國歷史發展的淵源和現代的國際背景看來，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具有邏輯必然性的。                                                      

但是，“文化大革命”這個“高級形態”的最高峰，卻一下子把自己完全否定了。從此之後，“群眾”有些自己的主見了，“發動”他們，把他們當作黑色或黃色火藥來用，就不那麼靈了。這不是說群眾從此再不相信共產黨的話了，還是會相信的，只要你不是空口說走群眾路線，而是實際上做到把人民當作主人。

保安處為了組織這種“群眾性”鬥爭，就要調整在押人的組織管理。關起四、五個人一窯的小門是不行了，需要實行第一次的解密。為了調整組織單位，就要在院內各組中間交流成員；還要打開“院”門，在幾個“院”之間實行交流。保安處看守所各院分布於鳳凰山前一大片坡上，占了好幾層窯洞，各院編了字號，有“保”字號、“看”字號、“紀”字號、“嚴”字號等等。經過調整，各號都有了特色，例如“看”字號關“女犯”，“紀”字號關“大特務”，“嚴”字號有懲戒性質，其他號則比較一般。不過事實上，從打開院門以後，除了“嚴”字號外，都不興關門了。

1943年冬到1944年春，“搶救”的鑼鼓停了，邊區的生產運動開始傳入我們這些坐吃公糧的人群中。看守所把我們組織起來紡毛線，織毛毯，制肥皂，上山開荒、燒木炭，為此還蓋了兩間工廠，又對各院、組成員按生產能力和產業進行了一些調整。

1944年開始甄別，1945年平反、釋放了一批人。因為當時抗戰進入反攻和勝利階段，各敵後根據地急需幹部，所以也就調出去工作，留了個“繼續調查”的後遺症。保安處的在押人數逐漸減少，便接收了一批原來關在棗園的中央系統的人來補充。這些人不享受我們的半自由，仍然關在鎖了門的窯洞裡。我們也不能去他們那個戒備森嚴的院子。當時我們以為這一批人大概是甄別出來的真特務了。但若干年後知道，其中就有我的朋友、老革命、老共產黨員於炳然，還有後來被錯殺的王實味和與他同時無端被害的幾個俄國人，至少這幾個人不是特務。

經過近三年的廝混，我們這些“在押人”漸漸互相熟悉了。我曾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被編在“紀”字號，成為“大特務”之一，所以對於一些“大特務”更加熟習，其中有些是我永遠忘記不了的同志。

 （四） “大特務"們

“大特務”中，有一些是已經在保安處關押多年的“老號”。其中，錢維人同志是使我最為驚訝的。三年前我在宜賓做地下黨工作時，讀到過延安出版的黨內刊物（記不清是不是〈共產黨人〉），就對延安破獲“大特務錢維人”的報導印象很深。據報導說，他是國民黨派遣到延安的，混入黨內，當了邊區公路局長，利用職權大肆破壞邊區建設，被捕後供認不諱，被法院判處死刑。這真是一篇使地下黨員驚心動魄的階級鬥爭好教材。但我在保安處和他見面了，有段時間同住一窯。我既知道他沒有死，又了解到他不是特務，是他受了中央社會部長康生的羅織陷害。三年之後他被平反釋放，先和我一起在延安大學教書，後調回公路戰線，恢復了黨籍。1978年、1979年我到北京，幾次在醫院和交通部內他的宿舍見到他。他已經患了晚期腸癌，在病塌上向中央趕寫揭發康生罪行的最後申訴。次年，他逝世了。1980年，中央做出了開除康生黨籍的決定，其中有幾件罪行材料，就是維人同志和他的夫人李凝同志（她也是當時保安處女監中的“老號”，平反後和維人結婚，1988年逝世）提供的。當我在保安處第一次見到這個“大特務”、死刑犯錢維人時，我驚訝極了。相處之後，覺得他是一個很好的人。他受了這麼大、這麼久的誣辱迫害，對人還是那麼和善，那麼體貼，那麼誠懇，顯示出寬廣的胸懷和高尚的人品。他的身體被折磨得衰弱不堪：臉色蒼白，皮膚浮腫，動作遲緩，平時戴個大口罩，兩個膝蓋用破布爛絮包成水桶樣粗。這些都是長時間蜷伏在潮濕的土窯內不見天日的結果。

“大特務”老號中的奇人還有蔡子偉同志。他是陝西和蘇區知名的領導幹部，1936年被高崗誣為“右派”，也是判了死刑，在〈新中華報〉上公布過。知道這件事的人，在保安處見了他，也是十分驚訝。我原不知道這件事，卻從較長時間的相處中認識了這位革命長者。他是藍田人，大高個兒，絡腮鬍，胸無城府，對人非常熱忱，好交朋友，侃侃而談，笑聲朗朗。邊區政府把蔡子偉、錢維人關押多年，這兩件壞事也有好的、值得嘉獎的一面，就是終於沒有傷害他們的性命，把這兩個好同志保存下來了。子偉後來和維人先後平反釋出，調到延安大學。子偉作高中部主任兼支部書記，領導並很好地支持了我的工作。全國解放後，他任過西北農業部長、國家農林部副部長，約在七十年代晚期退居第二線，後來離休。子偉十分喜愛勞動。年近八十還光着膀子在院子裡拿條帚、鐵銑，從事園藝和清掃。他的第一個妻子高敏珍同志，一個出色的女幹部，子偉被捕她也蹲女監多年，不幸病歿。子偉現在有位醫生夫人作伴。祝他健康長壽！（子偉同志於1990年逝世。）

“老號”中的奇人還有林里夫同志。不久前承蒙他把他的簡歷告訴我，我對這位多年景仰的奇人才有了些系統了解。他1929年在日本東京入黨，曾被捕入獄，後被驅逐回國。他曾任北平西城區委書記，北平市委宣傳部長，到延安後任陝北公學教員、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團秘書等職。後被批“右傾”，關進保安處多年。這個同志愛好理論，常思考各種問題，有強烈的個人見解。他的個性強，形象也很有特色。我見到他時，他瘦得活像印度的“聖雄甘地”。與其他“老號”面有菜色大不相同的是，他全身金黃髮亮，這是他刻苦鍛練，抓住太陽拼命曬的結果。“解密”以後，他發現太陽對在押人價格低廉了，就在院內找了一個別人看不見的角落，脫得一絲不掛，躺在地上翻來復去地曝曬夏天的烈日。全身起泡了，脫皮了，又長出新皮了，新皮鍍成了金黃色，而且全身渾然一體，連褲帶的影子都沒有。這個同志對毛主席的意見很大，別人談論說，毛主席制止了高崗殺人，停止了康生“搶救”。還是比較英明的。他說：“什麼英明！就隔一個窯洞，把千百萬黨員和群眾打成特務，他知道不知道？”這是一個非常耿直、毫不世故而略嫌固執的同志。這付可貴的性格也就決定了他坎坷的一生。解放後他當了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被打成了“右派”。七十年代，有同志去看他，見他和老伴帶着八個兒女住在一間小屋裡，大人小孩都睡架子床，衣食非常粗陋，室內凌亂不堪，口裡仍然評陟世事，無所避忌。1993年6月我到北京見了他，他已84歲，發胖，思維明晰。祝他和他的一家活得痛快些！

與我差不多同時被抓到保安處的，有一批甘肅地下黨的骨幹，他們是“搶救運動”最早的受害者。這個運動就是康生利用年僅19歲的甘肅地下黨員章克勤（原名樊大畏）受不了刑訊逼供折磨，製造出甘肅“紅旗黨”的荒唐案件而開始的。這就是著名的“章克勤事件”。從此甘肅地下黨大量骨幹被捕，其中不少關進了保安處。這裡有孫作賓、李鐵輪、陳成義、萬良才、馬爾沙（牙含章）、王君浪、霍克（賀進民）等同志。這些人中，除李鐵輪平反後去了山東，再未見面之外，我和他們都有多年的交往，其中友誼最深的是孫作賓同志。他為人十分正直、誠懇、樸實，為黨做地下工作多年，其中包括在國民黨軍隊中做兵運工作。這時卻被誣為“特務”、“兵痞”，抓了起來，和他年輕美麗的妻子劉傑同志長期分離。後來放鬆一些，允許劉傑探監。老孫不滿地說：“老婆又不是看的”。後來才允許她每星期六來留宿一次——這在延安叫做“過禮拜六”。此後，作賓和我在五十年代，七十、八十年代有過多次的密切接觸。我和他從四十年代起各時期的遭遇，都直接反映了我們黨和人民共和國四十年間的迷惘和災難。他在1998年滿了90歲。老兩口白頭相守，兒女早已給他倆做過“金婚”紀念。我祝他們伉儷幸福百年。（按：不幸的是劉傑同志於1999年病逝。滿過94歲的作賓同志也於2002年8月逝世。張宣補記。）

“紀”字號的“大特務”中，有一位白面書生，他是浙江地下黨的負責幹部，叫黃先河。在十年內戰中，他和粟裕大將一起領導過四明山的紅軍游擊隊，粟裕是司令，先河是政治部主任。這個同志性情柔和，態度靦腆，說話不多，誰也難於看出他的紅軍指揮員身份，當然更不會認為紅軍里有這麼一個暗藏很深的“敵人”。但是，以康生為代表的中央“學委會”把這個“敵人”“洞察”出來了。當然，黃先河堅決拒絕這種誣陷。但是他有一個大“弱點”，就是他的愛妻陳雪瑩。這是一位年輕、美麗、溫柔而又堅強的女共產黨員。“學委會”發現，這是他們進攻黃先河的突破口。她因為丈夫而被捕到了棗園。經過專業人員百般審訊，她只承認黃先河是共產黨的好幹部、游擊隊的好領導和她的革命引路人。審訊人員說，黃先河都已“坦白”了特務問題，承認她是他的“特務下級”，但是小陳堅信先河，絕不交代“特務”。末了，審訊人員宣布：“抗拒從嚴，判處死刑”，把她拉到山坡上，從後面開了一槍。槍是朝天打的，但小陳應聲倒地，昏迷過去。從此，她神情慌惚，說話缺少倫次。她仍然堅決否認先河和她是“特務”，卻認為走到她面前的生人都是特務，懷着陰謀詭計，要傷害先河和她自己。黃先河被抓到保安處以後，無法處理陳雪瑩的棗園便把她也解到保安處監獄裡來。陳雪瑩知道先河也在這裡，精神有所好轉。1944年保安處在看守所中成立秧歌隊，陳雪瑩被編了進去，常在歌舞隊員中出現，先河看到她也感到放心，但從她總帶一些憂鬱和麻木的神態中，先河知道自己連累妻子受了大的刺激。但在這裡，夫妻間也不能交談，只能“目成”。後來，他們夫婦都“甄別平反”了，回到了抗日前線，又迎接了全國解放。但是，陳雪瑩的病卻隨着形勢的好轉而加重。因為，在新環境裡，她接觸的生人更多，於是她那“被特務包圍”的疑心更重了。她開始懷疑“特務”在她和先河的飲食里放毒，就不吃別人（哪怕是集體灶上）的飯菜，不喝別人給的茶水。各種中西醫都解除不了她的心病。以後發展到，她懷疑“特務”毒化了空氣，連門也不出了，客人也不見了。當黃先河從外面回家，她也認為他帶回了“特務”的毒素。她因此不讓先河出門。這一點辦不到，她就捨棄先河，回到她唯一能夠信賴和依靠的姐姐遠在上海的家，終年足不出戶，只吃姐姐親手做的飯，姐姐也為她謝絕各種交遊。1981年，我見到獨居多年的先河同志，知道陳雪瑩這時已經骨瘦如柴了，仍然目光炯炯地注視着“特務”的破壞陰謀。陳雪瑩同志可算是毫無私心地堅持反“特”的一名共產黨員了，但她卻成了催人淚下的悲劇人物。她無負於時代，是時代有負於她。

由於孫作賓的介紹，我又認識了山西省地下黨的閆子祥同志。子祥對我思想上有重要啟發。當我對整風后期的巨變和“搶救”以來各種消極黑暗現象感到迷惘，腦子裡經歷着種種翻騰苦惱的時候，子祥同志以沉靜的語言告訴我，要從歷史去索解現實。他把他從外面偷偷帶進看守所的一本書上，蘇聯共產黨要人日丹諾夫在蘇共某次代表會上的發言給我看。日丹諾夫批評蘇共“清黨運動"中胡亂懷疑，胡亂栽贓的現象，語言活潑、生動，好象是在評論延安當前的某些現實。子祥說，我們這裡“草木皆兵”的隨便傷害同志的作法主要是從蘇聯傳來的。總結各國共產黨建設中這種流行性的瘋狂錯亂舉措，這是我們的責任，否則革命要遭受挫折，即使成功了也難以保住。子祥同志這種從國際共運歷史和黨的建設理論高度看待和提出問題的思想方法，把我的思想和情緒引向一個廣闊的天地。八十年代以來，我接觸了斯大林“肅反”歷史的一些資料，知道日丹諾夫對斯大林的錯誤領導不置一詞，而只批評下面一些人的作法，實際上是為執行錯誤的“肅反”路線打掩護。不過，在四十年代延安的“在押人”說來，即使是日丹諾夫這種稍稍吐露一點真情的假話，也是不容易看到的，看到以後，也是有一點“搔到癢處”之感的。

大約就在日丹諾夫的這一“啟發”之後，“紀”字號內的人們開始議論蘇聯的“肅反”。這些人所接觸到的真實材料自然幾乎等於零，但也不妨有一點捕風捉影的議論。有人說，他讀過一本蘇聯小說，一個將軍因為吃了一塊喬裝為愛國者的姑娘送給他的巧克力，被認為叛了國，被處了死刑。這位將軍以真誠認罪的精神接受死刑，並在刑場高呼“斯大林萬歲！”對於這個故事，有人認為反映了社會主義國家人民覺悟之高，連面臨處死的叛國犯都衷心擁護聯共黨和它的領袖。有人爭辯說，為什麼要判一個真誠悔罪者死刑呢？為什麼這樣一個愛國愛黨的人會叛國呢？吃了一塊巧克力，為什麼就算必須處以極刑的大罪呢？...然而，議論雖然紛紛，卻誰也沒有令人信服的論據來統一認識。

對於我來說，這個問題似乎簡單些。我也曾經設計過一個悲壯的死法：臨刑前呼兩句神聖的口號。但我的出發點，當然不是什麼“認罪”，也不是表示擁護這種屠殺同志的“肅反”，“審幹”，而是相反，我是被迫用自己的血來向那些把我們黨引向絕路的人公開抗議和提出控訴。你絕不能違背事實和良心，認為這是什麼“特務也愛共產黨”的例證。事實與這種論斷相反：那些手上染着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鮮血的人，不管他用多少“革命”詞藻來偽裝，他自己正是在為日寇、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動政策效勞。這是一切現象中的大是大非問題。

（1998年7月補記）

寫了上面的話才過了五年，82歲的我算是增加了一點知識，覺得我1942年（當時我26歲）冬天的那一個想法——臨刑前高呼口號表示抗議和控訴——末免天真了。1948年延安的保安部隊在山西臨縣把王實味（還有四個假道陝甘寧邊區的俄羅斯旅客）的頭顱砍下時，不知是否允許他們死前呼喊什麼。或者允許了，但荒山野嶺無人傾聽，仍等於沒有喊。

我的這一點悟性，是因為平日思索“文化（？）大革命”，加上最近讀到張志新、史雲峰、李九蓮等烈士驚天地而泣鬼神的悲壯事跡。

瀋陽的魔王毛遠新害怕張志新在刑場講演呼口號，就預先切斷了她的氣管，用布纏了她的頸部，押她“示眾”之後槍殺了她。湖南贛州地委書記杜昭，經湖南省委批准，在槍殺烈士李九蓮之前，用一根尖竹籤刺穿她的下顎和舌頭，使之連成一串，不能發聲。烈士被殺之後，劊子手還到她家，向她母親索取了五角人民幣的子彈錢。至於瀋陽統治者殺害史雲峰之前，出於同樣的怯懦卑劣，還別出心裁給這位年輕烈士動了一次精雕細刻的手術，把他的上下嘴唇縫合在一起。這種殺人的“工藝”難道還不是“史無前例”的嗎？

如果高崗當時真的槍斃我，他的殺人藝術水平想來不能和六、七十年代的“文革”領導相比，這就有可能“便宜”了我：他既無法向任何人收取射殺我的子彈錢（當時發給幹部區區一點津貼，不包括這筆費用），還真說不定使我在飲彈之前來得及高呼那兩聲神聖的口號。不過，我那時的天真幻想：什麼“讓他們帶着槍殺共產黨員的血手去面對未來的人民審判吧”，仍然是無法實現的。幾十年來殺害張志新、彭德懷、賀龍、劉少奇、江隆基、王實味、李九蓮、史雲峰等等同志的教唆者與實施者，罪惡昭彰，但是在大多數被害者獲得昭雪以後，有誰見過殺人者“面對人民審判”的事？屠殺優秀共產黨人的人，還不是照樣坐着共產黨的“官位”？——我想不出這算什麼道理。

（五） 刀下留人（1942--1946）

“搶救”無效後，保安處也沒有忘記我。當延安眾多的普通市民（那些挑擔擺攤的個體勞動者，本小利微的小商賈）也被“發動”起來，號召“坦白”的時候，保安處的幹部把我叫去，要我在市民“搶救大會”上“帶頭髮言”，“現身說法”，“立功贖罪”，促進運動。這當然是個圈套，不過態度稍微有點文明。我回答說：“我本人不是特務，這是組織上知道的。如果要我為促進搶救運動效力，扮演一個失足者悔罪的角色，我也不應該推託。但是，我必須向大會聲明，我的發言僅僅是台詞，我本人不是特務。”這個幹部變了臉色，厲聲說：“你這樣的態度要自己負責！”我說：“當然，只要答應我實事求是講真話的條件，我就能負這個責任。要我講假話可不行。”這個幹部悻悻然，沒有再說什麼，讓我下去。到了市民“搶救大會”開始的一天，又來了兩個人把我引到會場。我在路上重申了自己的態度，說明要我發言，我只按我自己的話說，後果你們負責。這次當我向講台走去時，這兩個人制止了我。他們和會議組織者交換意見之後，只好把我帶回保安處。圈套失敗了。

從此，再沒有人逼我"坦白交代"了。我和眾多已“坦白”和未“坦白”的難友在鳳凰山長住了下來。

我從1943年3月到鳳凰山，直住到1946年2月，整整三年。但我直到1988年從西安再次回到延安，登上嘉嶺山（寶塔山），隔河遠望鳳凰山，才了解到鳳凰山這個地形對延安城的重要意義，了解到當年邊區保安處所選的住地真是險要。原來，延安城有一半修在山腰，在那裡畫了一個圓弧，逐漸降到平地，蜿蜒至延河邊，圍成一個大圈。這就是宋朝范仲淹詞中“長煙落日孤城閉”的那個“孤城”。鄭律成的〈延安頌〉所說的“群山結成了堅固的圍屏”中那圍屏主要的一扇，就是這個鳳凰山。它就是延安的西城所在，也可以說，它就是延安最巍峨的一面西牆。這樣把城的一半築在山腰，當然是軍事戰略的需要。這種形勢，1939年我在甘肅合水縣城（現在稱舊城）看見過，五十年後才知道，原來延安也是這樣的。遠遠望去，延安城確是雄偉堅固的。鳳凰山就是延安城的脊梁、項背和屏障。保安處住在這裡的山麓，它把看守所修在城牆鐵臂環抱的山腰，這是很適當的。在城牆的弧頂和它左右犄角各設一個監視了望所，日夜輪班，則任何人都休想偷越出去。當然，在四十年代前半期，被拘押在這裡的千百人們，可能沒有一個曾經想偷跑出去。這些人太自尊，“今天你把老子抓進來，老子就要看你們怎樣把老子請出去。”這些同志也太相信黨了，他們只願意光明正大地平反出去。從這方面說，鳳凰山這個堅固的“金城”對這些人卻是有才難展。

四十年代前期的世界和中國，都處於非常艱苦和大有希望的時期。在“斯大林格勒大會戰”後，瘋狂的德國法西斯從它的頂點下滑，日本也在太平洋和東南亞直到中國戰場改取守勢，國力日蹙。中國人民的流血犧牲和盟軍的抵抗一起，迎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曙光。在世界反法西斯陣營中堅之一的中國，在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根據地，首先在號稱民主聖地的延安卻出現了一股黑色的逆流，對幾億中國人民的抗日民主事業，乃至對東方和全球的反法西斯鬥爭大局，投下了一片濃重的陰影。抗日和民主事業的許多骨幹被當成“敵人”，“隔離”在各種名目的第二棗園和第二鳳凰山，以及各機關學校自設的、像我在西北黨校住過的那種禁閉室里。投奔革命的人群被當作“特務”，正像人們突然在自己的家中被當作賊。

從1937年起，全國立志救國的知識青年如潮水般奔向延安。到四十年代初，由於蔣介石的三次反共高潮，國民黨統治區的我地下黨向自己的老家——延安送去了一批骨幹和領導幹部。但是，當延安的黑色逆流到來時，竟有四川、甘肅、河南、湖北、雲南、貴州、浙江、陝西、山西、以及早已淪於敵人鐵蹄下的東三省的地下黨被打成“紅旗黨”，它們的許多領導人和骨幹以及一般黨員、非黨朋友被打成“特務”。在陝甘寧邊區工作、學習的幹部和學生中戴“特務”帽子的人比例之高，非常驚人，光延安專區各縣所抓的“特務”就有2463人之多，綏德師範全校師生73%是“特務”，隴東地區各種崗位上的知識分子，除兩人外，都被“搶救”。甚至在只有六十餘人的黨中央秘書處，也搞出了十多個“特務”。楊家嶺（中共中央駐地）據說有三個理髮員“坦白”了，康生藉此大作文章，說“我們的頭在特務刀子下滾來滾去。” 四月一日，由康生圈定名單，抓捕所謂“特務”、“叛徒”、“反革命”，光是邊區保安處，一夜之間在延安就抓了二百多人。延安城被日寇炸毀後，延安市民在南郊一個山溝里建立了“新市場”，對保證幾萬軍民的部分物資供應起了很好作用。“搶救運動”也燒到了這些市民，要這裡的“引車賣漿者流”坦白交代自己是“特務”。康生宣布：“延安新市場成了特務市場。”

“運動”搞得黑白不分，人人自危。頭一天你還“搶救”別人，第二天你就成了“搶救”對象。“搶救”方法，最普遍的是大聲恐嚇（喊口號、舉拳頭）和“疲勞刑訊”。像我那樣幾天幾夜不許睡覺，後來不算稀罕了。更甚的是幾天幾夜不許坐，不許喝水。有的地方肉刑逼供，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一些辦法：壓槓子，用撥火棍抽打，舉空甩地，剝光衣服站冰水地，朝身上潑冷水，以致餵大糞，等。像對陳雪瑩那樣的假槍斃，也不是個別的了。被“搶”的同志不僅肉體受苦，更難堪是心靈上、人格上的污辱和折磨。在國民黨監獄受刑，被害，是革命者的家常便飯，心中坦然，以保衛黨的組織和機密為最大的安慰和光榮。而在自己黨的監獄中，被迫以“反革命”的身份受苦，心情上卻是無比冤屈和恥辱。在身心痛苦的雙重摧殘下，許多同志撲河、跳崖、投井、上吊、抹喉自殺，光延安一地自殺身亡的就有五、六十人。（以上“搶救”中一些事實和數字引自1989年甘肅〈社會科學〉雜誌第二期〈延安“搶救運動”始末〉一文。）

更危險的是，瘋狂專橫的高崗在一次“搶救大會”上宣布，關在保安處的“特務”楊思恭，長期拒不坦白，決定處以死刑，定於某日幾時幾分在新市場公開槍斃。看守所在押人中當天參加大會的人回來告知了楊思恭，同時看守所把他轉入隔離室，上了腳鐐。楊思恭嚇得全身癱軟，卻也沒有要求“坦白”。全體在押人都非常驚惶，心情沉重，認為一經開刀，流血的就不會止於楊思恭一人，延安，邊區的千百人性命不保，抗戰事業有毀於一旦的危險。三十年代初的蘇區，不是就這樣自己殺得幾乎完全毀滅了嗎？在這個千鈞一髮之際，據說是毛澤東下達了“一個不殺”的命令，才做到了“刀下留人”。當然，“留人”也是不容易的，後來王實味就被人以“戰時情況”作為藉口殺掉了。……但是，基本上就是不殺人，或者少殺些人了。

當時局勢是危急萬分。延安若是開刀殺人，那影響就會象原子分裂一樣，引起百倍的爆炸效應。1950年我回四川。在重慶見到西南局一些同志，其中就有一位曾在棗園工作，後來被派到太行山八路軍總部搞“肅反”的人說，1943年他們在總部所在地已經拘捕了二百多人。前線情況特殊，日寇常來“掃蕩”，在軍情變化時這些“嫌疑犯”如何處置，他們是密切注視着延安動向的。一旦延安槍斃人，那二百多同志就難保性命了。八路軍總部如此，各抗日根據地也必然起連鎖反應，中國人民多年積聚起來的民族優秀子孫，千百萬進步知識分子的大軍，就要慘遭血洗了。在那種局面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還能存在嗎？抗日戰爭還能堅持嗎？那真是給日本帝國主義送了一帖起死回生的神藥，也向蔣介石立了個頭功，他的反共降日政策就要勝利了。而中國真正堅持革命的軍民，在擦乾被“自己人”斬殺的血跡，埋葬被“審幹”、“搶救”咬死的同伴的屍體以後，就只能重新走上長征路去挽救革命了。這對於四、五億苦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對於進行了百年犧牲奮鬥的中華民族，乃至對於付出了幾千萬人死亡代價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是多麼可怕的後果啊！毛澤東終於從康生之流的誘惑中清醒了（雖然還遠不夠），他決定了“內部肅反中不殺人”的方針，加上隨後的“甄別”工作，挽救了大量的幹部和群眾，挽救了黨的團結，革命的命運。從此直到1976年他逝世，這一規定基本上維持了下來，如果不然，全國解放以來，規模比延安“搶救”大千百倍的歷次政治運動，就一定要造成多少次的全國大流血。這一點，不能不算成毛澤東的一樁大善事。

1943年秋天，一個新近被押到保安處的同志傳來一件秘密的，振奮人心的消息，周恩來同志不久前回到延安，看到“搶救”怪劇很有意見，在一個內部場合發表了在延安無人講過、也無人敢講的話。他說，“我住在國民黨中央所在地的陪都重慶，天天同國民黨特務進行鬥爭，據我所知，重慶的國民黨職業特務不過幾千人。我們黨中央所在的民主聖地延安，怎麼會有成千累萬的特務呢？這是不能令人相信的。”這種真知灼見，對延安和邊區的廣大革命者真是有如天降甘露，使我們這些任由別人侮辱折磨的共產黨員無限激動，熱淚橫流。黨啊！你還在思考真理！我們看見漫長的黑隧道露出了一星亮光，這是它快到盡頭了嗎？

同年冬，邊區政府林伯渠主席發表講話，說要在清查出來的“特務”中實行“甄別”，“分清是非輕重”。從此追逼“坦白”的任務取消了。（注）在押人的緊張心理鬆了下來。但他們又承受了新的精神負擔：真要“甄別”，要承認有抓錯的嗎？……生的希望、自由的希望，從事正常工作，以及同親人（那些在延安有親人的）團聚的希望，熱烘烘地烘烤着不幸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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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但是，實際上只有一部分單位取消了追逼“坦白”的任務，另有一些單位，如中央黨校卻不取消，詳情見後。

這時，保安處宣布組織我們進行生產和學習。隨着任務更新，在押人所享受的自由也逐漸有所擴大。

學習方面，首先是學習林主席的講話。但沒有提倡聯繫實際。在押人們小心地、羞怯地談論自己的心情，歌頌黨的政策英明。保安處派人了解討論情況，收集發言記錄。有時，處里的幹部陰陰地遞出兩句話：“不要高興過早了，有‘非'還有‘是'哩。自己是啥自己知道，不要故作聰明了。”不過這點敲打，對於我們這些曾經千錘百鍊的人，是沒有什麼分量的。日常的學習是讀報。一個院子五、六個到七、八個窯洞，原先訂一份〈解放日報〉，一窯一窯傳着看，常常到手就爛了。現在，每天晚上集中在一個大窯洞裡，由一個人讀給大家聽。這是當時我們這些“大牆後面的人”和廣闊天地唯一的聯繫渠道，久矣如聾似瞽的人聽到當天邊區、全國乃至世界的大事，興趣是很高的。我作為曾經教過讀報課的教員，被長官指定為本號的讀報員。

生產方面，依照體力強弱、有無經驗，幾百人被分別組織到不同行業。身體最棒的，平時是擔水、掏廁所，如楊靜仁就肩挑兩桶開水，從山下送到山上各個院子，不喘粗氣，不改笑容；李實是大塊頭，大力士，跳進一人半深的大旱廁，把陳年積攢的干糞一掏見底，送到山下菜地施肥。還有就是開荒、燒木炭、趕牲口，等等重活。大多數人身體較差，缺乏勞動鍛煉和生產技能，就參加紡毛線。一人一架紡車，幾天就可學會，但要紡好可不容易。有專人搓毛卷，修紡車、收線、記工。 還組織過紡毛線競賽。我只是中等靠下的角色。但我也爭取幹些重活。1945年延安夏旱，保安處組織在押人去金盆灣開荒、挑苦菜，一同去的有一個班的警衛戰士，我也參加了。爬到又高又陡的山坡上，用钁頭挖開纏滿草根的生土，是相當費力的。那種多年盤踞黃土深層的某些野草和灌木根系，有時連下幾十钁都挖不出來，挖得手心起好多血泡。這就引起我們更大的勇氣和決心。在激烈的比賽中，挖掘效率大大提高了。我回想起1940年冬天，在宜賓為軍閥隊伍擔柴的苦日子，覺得現在為邊區人民勞動，自由和豪邁多了。同伴們互相幫助，互相鼓勵。戰士小伙子們非常樸實、天真，現在對我們也禮貌相待了。這些都往往使人忘了身為“在押人”的處境。在勞動間歇。大家有說有笑，還高聲唱歌。我亮出了我的大嗓子，站在山頭上向深溝大聲吼叫，震得山鳴谷應，烏雀驚飛，引起大家鼓掌笑樂。開荒完了，就挑苦菜。苦菜又名田苣，農民荒年賴以度日，菜葉折斷處滲出白色乳汁，據說富於營養。這種野菜有苦味，但若用開水燙一下，可以減輕苦味，蘸醬吃，還是可口的。我們的任務，是摘回苦菜曬乾，以備荒年。我們邊挑邊曬，也收得上百斤乾菜，帶回延安。不過延安隨即下了透雨，旱象解除，這些苦菜終於沒有吃過。最苦的活，莫過於冬天從山裡運回木炭。保安處派在押人中三、四十個最強壯、能吃苦耐勞的人去一百多里外背木炭回來，作冬季取曖之用。我也申請參加，但未被批准。我們只是在這些難友於風雪嚴寒中背炭回來時，做了接待服務工作。難友們經受了嚴酷的耐寒考驗。他們每人背了七、八十斤，有的上百斤，棉衣里的汗變成貼身的冰霜。而最難堪的，是寒風惡毒地刮向褲子開口處，往紐扣間的空隙鑽進去，使生殖器凍得生疼。這是男子漢全身最沒有設防的處所，人們只好把口罩、手套塞到裡面去。……與這些大路活同時，保安處還在看守所旁邊蓋了幾間平房，辦起毛毯廠和肥皂廠，勞力、技術、管理都是從在押人中解決的。

看守所兩年的勞動成果，得到邊區政府的肯定。1945年在大砭溝舉辦的機關生產成果展覽會，還有我們的陳列專櫃。次年離開保安處時，我帶了一塊原色的粗毛毯，那是作為個人紅利分得的，就是三年“審查”期間自己的勞動所得。 這床單人毛毯從此與我寸步不離，已經將近60年了。

從1944年開始，保安處為配合邊區的“文化運動"，也為讓我們在押人中某些人才為活躍機關文娛生活效力，在看守所成立了秧歌隊，又叫文工隊，宣傳隊。看守所內這方面人才是不少的，先後有四十多人參加。看守所任命了一個隊長。隊員中有作家王宗元、柳風、袁靜（女），詩人袁血卒，作曲家梁寒光，舞蹈家胡沙，導演晏甬，還有一些話劇、歌劇演員。有時演出，把我這樣的外行也叫去充數。有時編劇，我和孫作賓等被邀參加。延安當時盛行秧歌劇，它是一種道白、歌唱、舞蹈相結合的廣場劇，短小精悍，通俗生動，時效性強，適合農民士兵的欣賞趣味，是一種政治宣傳的好形式。我們集體創作了一個多場次的秧歌劇，叫〈陳家福回家〉，寫延安新市場一個開刻字鋪的手工工人回河南老家探親，受到蔣軍的騷擾和搶劫，空手逃回延安的故事。這是一件真人真事。這個劇在當時流行的秧歌劇中，算是比較複雜、故事性強、聲情並茂的戲了。這個劇反映國民黨軍隊生活的部分，就得力於老兵運工作者孫作賓。梁寒光為這個劇作的曲，借鑑和移植了許多陝、晉民歌調，也是很有功力的。王宗元、胡沙、晏甬等又編了一個秧歌舞和歌曲聯唱的節目，叫〈大生產〉，表現邊區男女農民在春夏秋冬四季的生產和生活。這個節目動作健美、音樂悠揚、節奏鮮明，演出後很受各機關歡迎。延安民間的秧歌隊中有一個打花傘跳舞的，那是全隊的指揮。我們的指揮改成隊伍最前面一男一女中那個男隊員。兩人中，男執錘子，女舉鐮刀，合成黨徽圖案。後面跟着二、三十人，有男有女，扮成工、農、兵、學、商，隨着隊前指揮的拍節和步伐，邊舞邊唱，腳下走出秧歌的各種步子和隊形。

我們這隊前二位，男的叫袁烙，女的叫權赫。袁烙同志解放後長期任西安日報總編，八十年代中逝世。他的歌聲雄渾圓熟，舞步穩健夭矯，都有相當造詣。權赫，有人說是朝鮮人，有人說是日本人，面貌端莊，臉色紅潤，身體健壯豐腴，開口笑時露出不大好看的兩顆金牙，是一個二十來歲大方喜辣的姑娘，後來聽說回國了。秧歌隊中引人注目的，還有黃先河的妻子陳雪瑩。其餘男女隊員，大多數也是原來各單位業餘文藝活動的積極分子，其中有擅長打鼓、敲鑼、吹笛子、拉二胡、拉提琴和唱歌、演戲的，還有化妝、舞美、效果方面的人才。真是“人上一百出全才”。這個秧歌隊還有一個比別人優越的地方，就是它雖名為業餘，但成員都可以經常以大部分時間學習和演練，所以它能隨時保持一定水平，而且一聲令下立即出動。

秧歌隊常有的任務之一，是逢年過節向領導機關拜賀。也到街頭為群眾演出。延安歡迎“大後方各界代表參觀團”，也要這個秧歌隊演出助興。至於保安處、邊區政府、西北局周末的跳舞（交際舞）晚會，抽我們的女隊員去伴舞，樂隊去伴奏，那更是常事了。這些活動，有時我也濫竽其間。

1945年8月日寇投降，朱德總司令下令八路軍、新四軍反攻、受降，保安處組織晚會慶祝，時而跳交際舞，時而扭“大秧歌”，我也手提大鑼通宵伴奏，此時雖知身份屈辱，且以無緣為抗戰最後勝利略盡棉薄為最大憾事，但想到民族和人民的苦難暫得消除，國家光明前途在望，還是衷心鼓舞的。天明回到窯洞，一時還興奮得睡不着，“默綴”的毛病又犯了，成七律一首：

鑼鼓喧闐凱奏歌，翩翩舞影送銀河。八年熱血澆疆土，百萬雄兵下嶺阿。苦慮南箕猶狗竊，應須北極奮天戈。人民團聚真遒勁，豈有太行拒遷挪？

一年多來，一面甄別，一面還要鞏固“搶救”中的“戰果”，保安處這種無法自圓其說的矛盾心情，是十分可笑的。我們的作曲家梁寒光，奉命要創作一首非常政治性、鬥爭性的進行曲式的歌子，歌詞是授命由王宗元、袁血卒領銜，在押人集體寫作，經過審查批准，定名為〈在押人之歌〉。有的人建議改為〈鳳凰山之歌〉，意思是一樣的。我憑記憶（這個記憶完全準確），抄出這首歌的詞、曲如下：

我們勝利，我們歌唱，在黑夜裡逢着太陽。跳出法西斯陷阱，踏上新的方向。看，毛澤東的旗幟（啊）輝煌輝煌。響應他的號召，切實改造思想。積極生產，認真學習，            充實新生的力量。我們前進前進前進，我們前進前進前進，堅決跟着共產黨，堅決跟着共產黨。我們前進前進前進，我們前進前進前進，永遠跟着共產黨，永遠跟着共產黨。

集體創作時我也在座，有的字眼經過反覆推敲，以求切合“特務”、“在押人”身份。例如初稿里的“黑夜裡迎着太陽”，這個“迎”字就不妥，因為它含着主動向前去的意思。改成“逢”就好了，說明是不期而遇，也就是被動地受到了“搶救”。應該說，這首歌的詞曲，在為現實政治服務上是很“不錯”、很“巧妙”的。它把一大群蒙冤負屈、飲恨度日的人，刻畫得像是真正在那裡棄舊圖新，而且悔罪心切。歌子經上級批准，由梁寒光給大家教唱。但在押人並不喜歡這個歌，學唱的人越來越少，以致終於沒有如原先計劃的，由這些人“向領導獻歌”。人們說什麼：我們是被“太陽”趕進黑夜的；我們沒有勝利，沒有歡歌，我們從未跳進法西斯陷阱，怎麼能從裡面“跳出”來？我們多少年走的就是抗日救國的共產主義方向，誰能叫我們改踏什麼“新的方向”，追求什麼“新生”？至於“跟着共產黨”，更是說不通。我們就是共產黨，還能跟着誰？……總之，歌詞被群眾否定了，沒有人唱了。像我這樣欣賞並牢記這首歌至今五十多年不忘的人，大概是絕無僅有的吧。我純粹從音樂技巧上欣賞它，曾幾次想改換歌詞，使它不太歪曲現實，轉作別用，但沒有成功，我很惋惜梁寒光同志高水平的心血白費了。（只有在1950年我離開西北人民革命大學去蘭州工作之後，民大“文工室” 的同志利用這個曲子填寫了一首民大的“學習歌”，算是補償了我的這一夙願。）

真要從完全錯誤的路線、政策上轉變過來，對於那些以“搶救”、侮辱別人為“功勞”、為“貢獻”的人，是非常不容易的。看守所內著名的“大特務”、始終堅貞不屈的趙一峰老人，原來是這裡挨打最多、而且被強迫灌過大糞的，導致精神失常了，還硬朗地絮絮叨叨：“不是特務，不是特務，不是特務……”。這種“消極影響”，是應該消除的，所以這位老人，原邊區工業局長，就仍然經常被關回窯洞裡去。（趙老直到八十年代逝世，他的精神創傷也沒有好。）保安處1945年對我的又一次“懲罰”也同樣無理。

1945年開始，有一批批經過“甄別”、作了平反（或基本平反）結論的同志陸續放出保安處，獲得自由，恢復工作。大多數還在押的人十分羨慕，都在琢磨：為什麼我的“問題”就難於“甄別”？出去的人中也有我的四川同鄉、地下黨的戰友，這使我產生希望：“如果他們不是‘紅旗黨特務’，那麼我的平反應該也快了。”國內外形勢急劇開展，但我的事卻無消息，使我日夜翹盼工作。我有些急了，就一再向保安處寫報告，要求早日解決我的“問題”。秋季的一天，偵察科長權魏才派人叫我去。權魏才是西北黨校十一班畢業的，我是他的班主任。見了面，他青着臉問我，近來有什麼活動。我說，就是寫報告給保安處，要求早日甄別我的問題，讓我早日為黨工作。他聽了我的回答，黑瘦的臉登時扭歪了，厲聲說：“你沒有這個權利”！我說：“我有這個權利！從西北黨校到現在已經三個年頭了，你們證明不了我是特務。現在黨的政策端正了，要分清是非輕重，我當然應該關心你們是怎麼執行政策的。”權魏才暴跳如雷，大喊：“來人！把這個老特務綁起來！”於是來了兩個壯漢，背剪了我的雙手，用一根麻繩從我頷下，經兩肩勒到背後，繞兩臂緊緊纏了幾道，然後提高繩子，使我兩手直被拉到後腦。我感到半身麻木，呼吸困難。兩人牽着繩子，把我拉到高高的“嚴”字號一間窯里關起來，上了鎖。我真是氣壞了，心裡罵權魏才是條惡狗！朱助周是你的同學，他多么正直，多麼實事求是，而你卻墮落成為蔑視黨的政策，背叛和殘害老師的壞蛋！你哪裡是共產黨員？你才是個活生生的蔣介石特務！

空窯兩邊都沒有人住，窯里也沒有燈，整天沒有水喝，沒有飯吃，夜裡沒有被蓋。第二天，早飯時間，突然有人揭開小窗上的木蓋，叫我。我一看，是我原來同組的陳新同志，他遞給我一杯開水、一個烤熱的饅頭，其中還夾着很香的豬油。他說：“吃吧、吃吧”，便靜靜地走了。我流着淚吃下了這個饅頭，喝了他送來的開水。我為這種同志愛的溫暖深深打動了。我想，世間好人總是占多數，少數像權魏才、高崗這樣的惡人也毀滅不了善良的人類天性。（陳新同志原是延安大學行政處長，被捕到保安處後曾受重刑。平反後在河北邯鄲市負責工業工作，解放後在國家建築部任副局長。以後被劃“右派”。“文革”中被毒打至死。1979年陳新同志獲得平反和同志悼念，我曾自撰自書一聯，和馬彬、高梅夫婦聯名送去深切悼念這位可親可敬的好同志。）

儘管有小小逆流，時勢還是催逼着保安處，陽光還是照上了鳳凰山。我們這些在押人的自由又放大了一度：允許外面的同志來探親，我們也可以請假外出半天。這時聽到傳說，中央黨校已經平反了許多人，即將分赴華北、東北各抗日根據地。我的妹妹本鴻獲准來保安處探視我，那時她已調到邊區政府工作。她來了兩次後，我也去她那裡一次。不久，她也被調，隨隊去華北。在她臨走之前，我同她到新市場外、延安唯一的照相館照了一張相。本鴻1938年初到陝北（先到安吳堡青訓班學習，次調到旬邑陝北公學工作，後調延安陝北公學總校）。去延安時，她只有17歲，高中才上一學期，實際上只是初中畢業生。到了陝北，她在工作中被吸收入黨。依據這些條件，她既不是地下黨員，也不算知識分子，還不了解邊區以外的社會，所以在“審幹”、“搶救”中她是沒有嫌疑的，而且成了依靠力量，擔任了一個支部書記。當然，在實踐中她也覺察到一些難以理解的現象，對她這個據說是“老特務”的哥哥，難免有她的看法，所以無法“劃清”嫡親同胞、革命手足的感情關係。不過，類似的問題，今後幾十年間都要不斷影響她，苦惱她……這是後話了。

我萌發了去看望分手近三年的宋迪夏的念頭。鑑於我兩人在1942年十二月劇變以前熱烈、纏綿的愛情，鑑於她對我多次信誓旦旦的忠實表白，我自己“雖九死其猶未悔”，我相信她也一定和我靈犀相通。我在看守所曾聽到在我之後被從西北黨校抓來的曾孟同志說過，與我一起分配到西北黨校的蘇克非、江濤、郭介文等，在“搶救”中都被認為是我的“特務關係”，宋迪夏當然更是了，她也挨了斗。我想，現在（1945年冬），他們都應該已經平反了。我渴望去到迪夏跟前，表明我政治上的清白和愛情上的忠貞，從而恢復我和她的戀愛和訂婚關係。保安處批准我為此出去尋訪。

我首先走到杜甫川里一座小屋，那是陳波兒的休養地，迪夏曾引我去見波兒，因她不在而未見着。這次，陳波兒又不在，但波兒的好友姚仲明在那裡。我見過姚仲明，他和陳波兒合寫過一個配合整風運動的話劇〈同志你走錯了路〉，反映路線鬥爭的文藝教材，在延安演出，並出版過。（以後，在六十年代，姚仲明曾任駐印度尼西亞大使。）當時我問姚，迪夏現在在那裡？我說：我要去看她，恢復我們的關係。姚說：“那你就不要去了。宋迪夏已經和張同舟結婚了。彭真同志親自主婚，並發表講話說：迪夏不能和張宣結婚，張宣政治品質不好（那麼，我也不是特務了？怎麼又算是什麼品質問題了？我想）。應該和張同舟結婚，因為同舟是好同志”。我聽後大吃一驚，說：“張同舟不是1942年冬天結過婚嗎？他的妻子藍朴是中央醫院的模範女護士。李景膺是他們的證婚人。我也參加了那次婚禮，這麼好的妻子，張同舟怎麼會和她離婚？”

姚仲明冷冷地說：“那就不用你管了”。

我對這些話很懷疑，越想去看迪夏，當面澄清這件事。第二天，我直接去西北黨校（這時已改名中央黨校第五部），先見到負責人楊文海，他也告訴我，迪夏與張同舟結婚了。接着我徑直去叩迪夏的門，門開了，是她。她睜着驚愕的兩眼問我：“你來幹什麼？”我說：“現在黨的政策好了，我的冤案很快就會平反了。我這幾年多麼想念你，現在有了可能，為什麼不來看你呢？”迪夏眼睛不看我，順手拉過一件舊衣服和針線，縫補起來。她說：“我不願意看見你，你把我害苦了！”我說：“怎麼是我害你呢？我自己受了多大的害，你是看見的。”“反正我不願見你，不願和你說話。你出去。”我坐着不動。迪夏站起來，走出門，過一會，叫來了張同舟。同舟以他慣有的奸滑笑臉向我點了點頭，挨着我坐下來說：“迪夏身體不好，不願見你。”一切都證實了。我木然地出來，給楊文海打了個招呼，永遠別離了這一排三年來曾魂牽夢繞的窯洞。

過了不多天，我因事一早出延安城南門，在大路上遇着一群灰衣人向北走來。走近一看。是西北黨校的人，並且看見戴着口罩走在一條牲口後面的宋迪夏。我明白，他們也離開西北了。

曾經那麼依戀過我的迪夏的印象卻不容易從我的心中消逝。特別是，對於她在“審幹”這幾年中發生的絕大變化，我完全弄不明白。我總想弄明白，卻也終於還是不明白。

難耐的三年即將過去。人口日益減少的看守所內，我和王家廣、楊公驥住得較近，交談較深。家廣比我大兩歲，公驥比我小兩歲。當我在1946年1月5日滿30歲時，我們三人合夥做了一次“九十大壽”。我們買了一隻野雞，自己拾柴草在戶外燉好，歡宴了一回。我們祝願一同平反，出去一塊工作。不料，“大壽”不久，公驥自由了，調去東北。又過了幾天，家廣平反了，分配去了綏德。我多呆了幾天，到二月中旬，春節之後，才被保安處叫去，看了結論草稿。

結論很長。先羅列了五個大問題，說是“逮捕根據”。這也就是西北黨校時所抓的“重點”問題。這些無中生有的“罪名”，竟成了逮捕一個同志，一個幹部的所謂“根據”，真是何等荒唐！就這還賣了幾年的“關子”，現在才不得不說出來了，原來不值一文毛錢！結論接着一個一個“問題”談了“審查經過”。最後說，經過專案審查，有關問題的實際情況，與本人以前向組織的報告相符，因此，認為我的歷史清楚，“特務嫌疑”應予以否定。這是大意。有趣的是，還找出了一個小“問題”給我掛了個“保留”。什麼問題呢？就是我1935年在四川省暑期學生軍訓結束後，軍訓教官曾哄騙我們幾個大學生參加一個名為“中國文化協會”的組織，後來我知道它是“CC”的外圍，就退出了。結論卻說，此組織懷疑為“復興”的外圍，故此點應予保留。這算什麼保留呢？分明是“為保留而保留”罷了。當時我們知道，許多得到平反的同志，在結論上都被扣上了某些“保留”。同志們心在天下，巴不得早一天出去為人民出力，往往不計較這類細節，就簽了字。我心情也是同樣。我知道，這不過是保安處一點忸忸怩怩的姿態，說明“逮捕根據”雖無法成立，但也還是多多少少“事出有因”而已。我簽字接受了這個結論。

這時，和我談話的幹部向我說，結論既經成立，以前涉及我的“特務問題”的一切材料，組織上負責徹底清出銷毀，不存檔案。於是我渾身輕鬆，精神解放，恢復黨的生活，恢復工作。

自由後第二天，我去照相館照了一張半身像。在像片背後，我題了下面四句：                   

清風徐來，舉我襟袖；時然後笑，其笑最後。

但是，原來想象的“忍待明朝啟笑顏”那一股痛快勁兒卻沒有出現。照像時我原想笑一下，但沒有笑出來。別人看見了說，還是像個囚徒。

    這張像片現在還在。

〔注〕-------------

①當時得到平反的同志，都得到了“不存檔案”的許諾。這是真實可靠的嗎？到了二十幾年後的“文革”中就知道了，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我在“文革”中接待過幾十個單位派來的“外調”人員，其中大多數是調查到過延安的我的老戰友的。對方組織都是憑着發黃了的舊檔案材料，要我“證明”有關同志“何時何地參加特務組織？在邊區幹了些什麼破壞活動？當時還有哪些人屬於你們的特務系統？”對於此類混賬問題，我都嚴肅地予以駁斥和澄清。

②寫完以上這段文字半年之後，一位很熟的同志告訴我：當我和錢維人先後到延安高中部工作之後，邊區保安處叫了這一班四個學生談話說，張宣和錢維人雖然甄別平反了，但仍然是需要“內控”的對象，要求這四個學生隨時注意監視和匯報（不經過延安大學和高中部的組織，直接向保安處匯報）我們兩人的言行。高中部教員中“內控”的還有理科班主任蘆白（岳邦旬）。我一直不知道蘆白也有什麼“問題”，不知道為什麼在保安處看來，他和我們一樣可疑。後來，蘆白同志於1959年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在“文革”中又被訂為“叛徒”，為此憂憤致病而死。這件事是珍聞，若非彼此親密相處四十五年之久，這個同志大概不會向我透露的。這個珍聞說明我那時真是不該自以為“其笑最後”，真是應該“笑不出來” 。它說明，我以後數十年中三番五次受折磨，是早有伏筆的。而自己太單純了。

這條珍聞，幫助我了解了邊區保安處（不僅邊區保安處）在黨內幹些什麼勾當。他們對於廣大共產黨員，尤其是知識分子黨員，抱有多麼根深蒂固的、牢不可破的敵意。這件像芝麻綠豆般的小事，舊聞，我認為對於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是很重要的。中國共產黨員和中國廣大人民群眾有權知道這種被嚴密掩蓋了幾十年的歷史真象。

（五）我們省工委的好書記鄒風平被迫害致死 

離開保安處，我很快就跑出去打聽中央黨校戰友們的消息，那時中央黨校大隊人馬早已奔赴東北和華北，只有少數人還在招待所等待啟程。我找到了四川黨的同志。戰友相見，恍如隔世。他們也平反了不久，我們互相祝賀自由，展望日寇投降後我國民主改造的前景，憧憬奔向廣闊國土推進解放的光輝事業。談話中同志們忽然收斂笑容，神情改變，說出了一個巨大的噩耗：我們敬愛的鄒風平同志，先後擔任四川省工委和川康特委主要領導人的堅貞共產黨員，在中央黨校——黨的最高學府的“搶救運動”中，被迫害致死了！時間是在1943年底……

“年底”？我問，“黨中央不是在1943年8月就決定停止‘搶救’了嗎？況且中央黨校與中央辦公廳雞犬相聞，辦公廳一個電話也可以打過來，為什麼到年底還在逼死人呢？”

大家心情沉重，無人能回答這個問題。

他們還告訴我，在鬥爭風平同志時，那裡的組織多次追逼他“和張宣的特務關係”，並且說：“你不要再頑固了，你的特務下級張宣都已經交代揭發你了。”這和張平化、孫志遠們在西北黨校“突擊”我時所說的話完全一個調子。這些人想幹什麼？用這樣卑鄙的造謠、挑撥來對付自己的“同志”，怎麼還能欺世盜名，自稱有什麼“共產主義道德”，自詡什麼“忠誠老實的共產黨員”呢？正如我所相信的一樣，我們的風平同志錚錚鐵骨，巍巍人格，他至死不背叛真理，不污辱黨和同志。

戰友們告訴我，在最後時刻極大地傷害風平同志的，是他的妻子甘棠的背叛，甘棠是一位老共產黨員，曾經歷地下黨艱苦工作的鍛煉，但當黨內邪惡的風暴襲來時，她竟然向謬誤投降，在鬥爭會上出賣自己的同志、“戰友”、丈夫和自己的良心，提供假證，誣衊風平是“特務”。在風平的最後時刻，她勾搭上一個男人，風平一死，兩個人就混在一起了。（我不知道這倆男女是不是也由中央黨校副校長彭真親臨證婚。）不過離開延安之後，那個男人就把這個無價值的女人拋棄了。甘棠以害風平始，以害自己終。而風平的英名將流傳千古。

戰友們說，風平臨死前，寫下一首絕命詩，他們只記得“冤死慈親手”一句，四十年後，風平的戰友們通過查閱風平的檔案，抄出這首詩的全文：

          冤死慈親手，淚眼望飛雪，委屈並無怨，忍痛護高節。

望飛雪，正是嚴冬，與 12月氣候相符。冤死慈親手，呼天不應的至痛心情。委屈無怨，是對慈親、對革命理想說的。風平為黨、為革命獻身之志早決，對任何委屈、艱險、犧牲是無怨無悔的。但對着冤死，豈能無痛？為維護革命真理而死，又何痛不可以忍？但是，慈親豈能使愛子冤死？這就有個現象和本質的差別甚至背反的問題。表面現象是慈親要殺愛子，但這是個假相：是狼外婆披着媽媽的外衣吃掉他；是假“慈親”之名，行反黨虐民之實的康生、高崗及其同謀者在謀殺黨之愛子。風平（以及任何一個尚有人心的人）哪能不怨憤？風平之死是對康生及其同謀者充滿義憤的抗爭！凡知道風平為人的同志無不為他的冤死無限悲憤。

內戰時期，風平在和叛徒鬥爭時跳下四川瀘州城牆，摔斷過脊骨，從此多年身體病弱，哪堪突然施加的惡毒誣衊和殘酷折磨！甘棠又當胸戳他一刀。在他面前，維護真理和維繫生命已經成了兩難的選擇。風平選擇了“忍痛護高節。”這是多麼悲壯的選擇啊！

風平絕命詩後面所記的時間是：1943年12月11日。這個日子證明，中央黨校領導人直接反對的不僅是鄒風平，而且是黨中央！

1981年，我和胡景祥、張文澄同志聯名上書黨的十一屆中央的組織部請求為鄒風平同志平反昭雪。不久我們收到了回信，說是早在1945年8月，中央黨校已經為風平作了歷史結論，也就平反過了。結論全文14個字：

          鄒風平的問題，不是特務內奸問題。

風平這位優秀的、出色的共產黨高級幹部，被機會主義分子害死之後，冤案的責任人——中央黨校為他作的結論僅僅是這樣。這太不令人滿意了。風平“不是特務內奸問題”，那麼，他還是有“問題”的。是什麼問題呢？一概不說。仿佛風平那莫名其妙的問題是天上掉下來的，他的冤死也是值不得提的。這一切都與康生、彭真無關，與張三、李四都無關。

風平怎麼會跑到延安去的呢？1940年，國民黨反動派在成都製造“搶米事件”，嫁禍我黨，藉故捕了羅世文、車耀先等同志，有的被關押，有的被立即殺害。是南方局、周恩來同志決定把風平和其他一些同志送回延安，保存下來。而且風平還是四川黨選的“七大”代表。誰能料到風平1943年犧牲於延安，倒比羅世文、車耀先同志1946年犧牲於重慶中美合作所還早了三年！而風平是至死都把自己的黨看作“慈親”的啊！

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鄒風平以死維護自己共產黨員的高節，並且向永生的黨控訴了康生、彭真這類肆虐黨內的殺手。

儘管如此，由於看到許多被冤枉的同志得到平反，我對我們黨中央領導的信心又從低谷上漲起來。離開保安處以後聽到關於“七大”精神的傳達，也覺得是符合當時形勢要求的。我仔細注意“七大”怎樣總結從1942年以來“審幹”、“搶救”的經驗教訓，怎樣清算這一場敵我顛倒大動亂的嚴重錯誤，怎樣處置那些以“排內”邀功、以“極左”取寵、唯恐黨不亂、唯恐抗日根據地不亂的（至少是）機會主義頭目們。但是，這方面的材料卻沒有看見。

我後來想：抗日戰爭結束、國內風雲迅速變幻之際，中央領導人十分繁忙，來不及清算這段剛結束（其實還未完全結束）的歷史，也許是情有可原。

但是，經過三年解放戰爭，經過全國解放後幾次重要的中央全會，甚至和平建設時期的“八大”都召開了，仍然聽不見黨代表大會或中央委員會總結“審幹”“搶救”大錯誤——它是對全黨同志、全國人民一筆難以抹去的欠賬——的聲音。相反，許多人對這場盲目亂打、人妖顛倒、傷害同志、破壞團結的大動亂，不是在宣傳整風運動成績中掩蓋過去，就是還歪曲論證，加以吹噓，說是“反特成績不能看百分比”。殊不知這種說法類似於蔣介石的“寧肯錯殺一千，不許走漏一個”。何況至今也還無法證明，“審幹”、“搶救”是否有萬分之一的“反特”成績，來辯護那種不負責任的自我吹噓。那些對錯誤曲為辯護的人甚至說，“審幹搶救”“創造了開展反奸群眾運動的寶貴經驗”。實際上，恰恰相反，這是“運動”群眾，欺騙利用群眾，分裂和背叛群眾！

這種歪曲宣傳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利用這種康生式的“群眾運動”，全國解放以來反覆進行“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機會主義”、“四清”等等以知識分子和黨內功臣為主要對象的殘酷鬥爭，平均三、四年一次踐踏黨章國法，破壞團結穩定，損害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基礎。而怙惡不悛的康生，不是被撤職查辦，開除黨籍，對他陷害廣大幹部群眾的罪行判處應得的“反坐”刑罰，而是完全相反，對這個十惡不赦的內奸，卻是精心保護，不斷提升，使這條惡狗不但放膽咬人，而且引出一般狐群狗黨，騰起一片黑霧漫天，直到弄出個“史無前例”的“文革”特大動亂，把延安時期的“審幹”、“搶救”的瘋狂和殘酷百倍地擴大了。      

統治過蘇聯的斯大林專橫症，通過康生這一投機掮客的販運，來到延安，與中國土生土長的封建遺毒和中國特色的極左頑症相結合，產生了“審幹”和“搶救”。誠然，在遵義會議後，中國黨的內亂中一般沒有大量殺人（因種種“運動”造成的大量死人事件除外），這一方面比斯大林的血腥屠殺稍有進步，但中國黨內綿延幾十年的內亂，其危害面之廣，後遺症之重，卻是創巨痛深的。這種遺毒，這個頑症，在中國悠久的封建主義土壤里根基太深了，一次沒有痛下決心加以連根剷除，就後患無窮。從三座大山下面解放出來的中國人民，在二十多年中仍然步履艱難，傷亡慘重，經濟大起大落，社會停滯不前，“官風”爛，民心散，使中國革命的偉大成果瀕於崩潰的邊沿，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以鄧小平、胡耀邦為代表的黨英明地、勇敢地宣布對從1942年以來的冤假錯案（包括王實味案）予以平反昭雪，這是建黨以後黨和人民大卸包袱，月白天清，大快人心的事，也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除了彭德懷無帥指揮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偉大戰爭以外）最得民心的大事，是挽救中華民族、奠定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深厚基礎的大事。我們仍然覺得可惜的，是黨的歷次代表大會都沒有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去嚴肅、正面、徹底地解決這一極其重大的歷史問題。一方面，幹部中無緣無故的“特嫌”、“內控”不能不照老譜存在下去，而背在鄒風平、潘漢年等同志身上的黑鍋難免壓得他們的遺屬和一代又一代的幹部直不起腰來。另一方面，在幾十年中升起了一批從整幹部、整群眾中立了功、受了提撥、成了某些領導人得心應手的“公侯干城”的投機分子，出賣同志者，失去良知的人。奇怪的是，這些人在說謊、栽贓、大抓“特務”“右派”時立了“功”；在黨中央端正了政策，對冤假錯案實行甄別平反時，他們用盡了心機拖延時間，設置障礙；到了幾十萬冤假錯案終於得到平反，黨和國家面臨千百萬倖存者的工作安排、大量冤死者遺屬的救濟安撫時，那一幫人當年立的“功”還是繼續有效，高官照舊當，威福照舊作，“黨犯了錯誤，我們當時執行是正確的”。他們在政治上比黨正確，地位上更比受害同志高得遠。這是一些至今保留黨籍和官位的康生。這些人還會傳種接代，他們總會按照自己的醜惡靈魂繁殖出後繼者。這一代一代以整人為樂的政治鬼蜮不根除，幹部無寧日，群眾無寧日，黨無寧日，國無寧日。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時期，這些政治鬼蜮又正在變為從經濟上、政治上挖掘社會主義牆腳的各式貪污腐化、違法亂紀分子。這是一大批安放在黨和社會主義內部的定時炸彈！

為了我們黨和它所領導的跨世紀的振興中華偉大工程，我希望把這一巨大的“白蟻窠”剷除了。為此，我們黨總得認認真真把自己幾十年來尚未認識明確的慘痛教訓總結起來。我希望這一過份延遲的總結終會做出來。這才是加強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的良藥，這才是使中國長治久安、穩定團結、民富國強，使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照徹世界，使我國人民與全世界各國人民共享永恆和平的根本保證！

這個寶貴的總結哪一天作出來了，黨員和人民就都不嫌它遲了。

（原載《紅岩春秋》2000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