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卡車司機以死抗爭的事件，胡主編在左右為難中寫了一篇前後矛盾的文章，不知道怎麼回事還自己把文章刪得乾乾淨淨，最終的結果只能是欲蓋彌彰。

（胡錫進文章部分截圖，全文在最後）

河北大車司機金師傅因為北斗行車記錄儀掉線被扣車罰款，進而喝農藥自殺一事已引起全網關注。金師傅的遺書指出不是為了兩千元的罰款而死，而是要以死抗爭，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為3000萬卡友說句話。這更加令人憤慨。

毫不意外，《環球時報》主編、知名網絡大V胡錫進也就此事開始了他的“胡說八道”。

不知由於心虛還是什麼原因，胡主編的雄文《胡錫進評卡車司機被罰款後自殺事件》在其微博和公眾號上被刪除，整個網絡關於這篇文章的信息也幾乎被刪得一乾二淨。

然而在信息時代，說過的話就如同潑出去的水，想抵賴可不是那麼容易。筆者頗費了一番周折，找到了老胡這篇雄文，讓我們看看胡總編發表了什麼高見，又為什麼匆匆刪除了文章。

老胡是個聰明人，也是打太極的高手，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色，更可以用他的生花妙筆和三寸不爛之舌來“四兩撥千斤”，什麼樣的問題在他這裡都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面對洶湧的民意，老胡無論如何都得說幾句，這是其作為大主編的原則和操守:民意泛濫，後果難測，他“胡大禹”怎麼能不來疏導一下呢？然而老胡這次面對的是一個燙手的山藥，不那麼好下口，這讓他有些為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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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面對血的事實和洶洶民意，不能視而不見，更不能敷衍塞責或者逆流而上和群眾對着幹。該怎麼辦呢？

不愧是老胡，他很快就找到了對策，首先是打感情牌。

老胡首先表達了對“這一悲劇”的“極為痛心”，希望交警同志對弱勢群體——大車司機能多一分人道關懷，他認為我們的社會不缺乏人道關懷，只是希望基層部門的每一個人都能去實踐這一偉大的人道主義精神。

真是憂國憂民的老胡啊，我都被感動到了，胡編希望能給冷冰冰的秩序套上一件溫暖的外套。然而秩序仍然是秩序，不罰款，基層交警的業績怎麼辦呢？胡編的“殷切希望”又值幾個錢呢？

胡編認為金師傅自殺是“多個疊加因素促成的”，“有一定偶然性”。那麼是什麼因素呢，胡編這裡沒有明說，這似乎有些不符合主編的素養。面對這一悲劇，表達悲痛的心情是必須的，但是，怎麼能忽視問題原因的分析呢？不搞清楚原因，怎麼能避免悲劇再次發生呢，胡編寫此文只是要表達一下對死者的慰問和善良的期望嗎？

面對讀者的疑惑，胡編有些左右為難，因為此事還真有些棘手。北斗系統掉線（偶然的），但這一令全民自豪的“中國製造”是不容質疑的，只好不講了；金師傅心理素質不夠強，但看了金師傅的遺書，這個理由也似乎說不過去；執法人員可能以權謀私，這也不好說……

畢竟，中國很複雜嘛，三言兩語怎麼說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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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用三個字——“偶然性”暫時予以化解，但也在不經意間埋下了伏筆。胡編不止會“胡說八道”（胡侃），也懂哲學。他知道，任何事件都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結合，偶然性的背後是必然性。人都是會死的，這是必然的；但某時某地，哪個人死了，因為什麼原因死了，卻是偶然的。

“偶然性”這三個字讓讀者大大鬆了一口氣，“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嘛，偶然事件而已”，怒氣頓時消了大半。

緊接着，胡編略顯尷尬地談起了罰款問題，他說有親戚是大車司機，經常向他抱怨罰款多。但胡編認為這是他們的一面之詞（言外之意，我們聽到的大車司機的抱怨也是一面之詞，殺人誅心啊！），不予評論。

胡編又指出，發達國家的罰款也很嚴，被罰之後也很難申訴。然而魯迅先生問得好，“向來如此，便對麼？”我們要問:“美國如此，便對嗎？”胡編怎麼這麼喜歡向美國看齊呢？

胡編向來是“述而不做”的，給你擺事實講道理，結論讀者自己去下。發表了一通高論之後，他又狡猾地說，“我不知道規矩是該嚴格還是靈活”。

而且，胡編在這裡又一次玩起了偷換概念的遊戲，他說在美國因為不系安全帶被處罰的很慘，但是系不系安全帶是顯而易見的，責任也是明確的。但三千萬卡友因為北斗行車記錄儀掉線被罰，卻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為自身的原因。

胡編漂亮地把執法濫權和法律嚴苛的問題掉了包。

法律的主要問題不在嚴厲或者寬鬆，而在於是否合理，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為少數人的人民幣服務。

然而胡編還是無法睜眼說瞎話，不得不承認“罰款太多“和”認為這種罰款不合理的比例蠻大的”是事實。剛剛還說不敢相信自己親戚的一面之詞呢，就急着打起了自己的臉。難道胡編認為文章發了之後可以刪，就可以隨意胡說八道嗎？

胡編小心翼翼地透出了一點事實，又匆匆忙忙地加以掩蓋。他指出問題，但只是說有這種可能，問題不大，只要及時調整便是可以解決的。搞罰款是“為了創收”和“有指標”，這僅僅是人們的“質疑”，罰款究竟是為了什麼，每天接觸海量信息的胡編還不清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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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編的文章就這樣在反反覆覆和前後矛盾中不斷打臉，說出一部分事實卻只是為了塗脂抹粉。

當然，老胡作為一名媒體人，我們也不應對其期待太高，這麼多問題，總不能讓他一個人解決。他自己也清楚這點，於是再一次發出了“衷心希望”，希望執法者能多一些“人道關懷”。

然而，赤裸裸的利益面前，哪裡有什麼人道關懷的空間呢？司機因為罰款太多自殺的新聞並不少見，2013年和2014年就有司機因為交警濫權罰款自殺的新聞，這麼多年有多少改變呢？

胡編在這裡掉幾滴悲傷的眼淚，發幾聲可有可無的“希望”，究竟有什麼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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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意外的是，胡編沒有糾結筆者所糾纏的那些細節，卻直戳問題的本質，他高屋建瓴地指出：

“不要因為我們有14億人，就認為出一個金德強事件‘是難免的’。體系性地避免這種悲劇發生，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值得為這樣的目標而竭盡全力。”

好一個先抑後揚，令人拍案叫絕。

胡編說，不要因為我們人多就認為出一個金德強事件“是難免的”。胡編這句話應該不是胡說八道，究竟是什麼人這樣認為呢？

三千萬卡友和廣大的勞動者肯定不會有此想法，他們失去了一個用生命為他們說話的階級兄弟，他們感同身受，他們要討要一個說法。這恐怕是那些罰款創收人的藉口吧。

清朝的戴震批判理學時說道，“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沒想到的是，到了二十一世紀，成了“人多難免要死”。可金師傅是被逼死的呀！

這哪裡有什麼人道主義呢，這是赤裸裸的對立呀。

更難能可貴的是，胡編看出了司機自殺背後的必然性，指出要“體系性地避免這種悲劇發生”。既然如此，這樣的悲劇當然不是個案，而是“體系性的”了。究竟是什麼體系性的問題呢，胡編沒說，又一次給大家留下了思考的空間。

鑑於胡錫進先生的一貫的風格，他難能可貴地寫下了這篇文章，本以為能夠贏得滿堂彩，結果卻是欲蓋彌彰，草草地以刪文收場。

大宣傳家胡錫進翻車的時候不多，再複雜的社會事件到了他這裡都能巧妙化解。但我擔心，他的胡說八道可能會越來越難以自圓其說，這樣在左右為難中自己打臉怕是今後的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