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1981年掀起批白樺的惡浪時，我們77級正在作畢業論文。周圍的同道同學和好友，幾乎無一不對這種文革紅極左回潮強烈反感。那場荒唐鬧劇，造成了改開後第一次較大的代際分裂，也是我們頭一回與父母輩產生了思想上極大的裂痕。

當年我們家有過熱爭，兄姐和我都對這種文革式斷章取義、無理指責、強行扣帽批判表示憤慨，且對父母認同批白樺很不滿。記得當時父親在聽了我們的意見後，還是能理解我們的看法，並對母親說，看來我們應當多聽聽年輕人的反應，我們的想法可能有些保守老化了。

讀了下面這篇轉文，回想起那場論爭，不能不感受到它和2020年大選中不少美華在反川/粉川上的代際分裂非常相似。很高興自己和同道好友們與絕大多數華二代年輕人站在了同一邊。:)))

送別白樺：今天那麼多人讚美他 挨批時 熟悉他的同道竟不如一幫陌生人仗義執言

Original 范建 健譚論 2019-01-21

白樺：突破人性禁忌的勇士

文/范建

《嘆息也有回聲》 

白樺

我從來都不想做一個勝利者，

只願做一個愛和被愛的人；

我不是，也從不想成為誰的勁敵，

因為我不攫取什麼而只想給予。

我竟然成為別人眼中的強者，

一個誤會！有海峽那麼深！

我只不過總是和眾多的沉默者站在一起，

身不由己地哼幾句歌。

有時，還會吐出一聲長嘆，

沒想到，嘆息也有風暴般的回聲！

可我按捺不住因痛苦而流瀉的呻吟，

因愛和被愛而如同山雀一般地歡唱；

痛苦莫過如此了…… 

1月20日是送別偉大的詩人和小說家白樺的日子。我們讀着他的這首詩向他作最後的告別。

白樺的名字在中國文壇要說家喻戶曉，是在1980年全國批判他的電影《苦戀》（搬上銀幕為《太陽和人》）而名聲大振的。1月15日白樺去世後，歌頌他的聲浪掀起一個高潮，這也帶給我們思考，為什麼白樺走後，就有那麼多人為他唱讚歌？可在他生前，在他最需要幫助和支持的1980年，卻有那麼多的人給他戴帽子打棍子，甚至一些和他要好的朋友戰友都躲得遠遠的呢？可能會有人說，當時或迫於環境；或近於壓力；或挺身而出不合時宜。那麼，相比於雪中送炭的吳祖光、巴金、周揚、楊振寧，那些錦上添花的事後諸葛亮們應該感到汗顏。這使我想到當上全國政協副主席的王選院士生前對我說過的一句話：當年我在最需要支持的時候卻沒有人支持。現在，在我不需要的時候卻有那麼多說好聽話的。真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

如今，白樺不在了，逝者為大，再也沒有人批判他了。那些溢美之詞對他來說已經毫無意義。我們不禁要問，他在最需要支持和聲援的時候，那些唱讚歌的人又上哪裡去了？造神和毀神或許是中國的一個文化現象，對於白樺來說，當年他人在時可以“毀神”，現在，他人不在時又可以“造神”。

白樺的出名是因為《苦戀》的禁演而慘遭批判。在中國有一種現象，有時，一個作家的出名，是因為一部作品的挨批，批的越狠就越出名。

批了白樺以及《苦戀》距今已有近四十年，電影卻一直沒有公映。而七零後出生的人幾乎沒有聽講過。當時，很多人看不到大陸的《苦戀》而去找台灣1982年拍的《苦戀》。由於台灣人沒有那樣的經歷，所演的遠不是那麼回事。在過來人的有限記憶中，也只能從報刊的批判文章中知道當時“毒草”的主要內容。如今，編劇白樺、導演彭寧、攝影師張松平都已作古。很多人也把白樺和苦戀遺忘，想來也真是寒心。

這裡先講兩個的故事。

第一個故事，上世紀八十年代，一次白樺和作家彭荊風等人來北京，下了火車，正趕上飯點，就找到沿街邊的一家飯館，人滿無坐，就找到服務員。開始服務員愛搭不理，當說到我們來吃飯的人有個白樺，服務員就來了精神，問是不是《苦戀》的作者。正是！服務員一聽，馬上跑去喊經理，邊跑邊嚷：“經理，寫《苦戀》的白樺來啦！”這一喊不要緊，所有吃飯的人都站起來看白樺。經理來後，馬上安排一個單間，上了好些個菜，還沒多要錢。

另一個故事發生在八十年代末那場風波後，我供職的一家報社剛換完班子，我的同事因為堅持回國而和不肯回國的妻子分了手。在一次一把手召集工作匯報時，他訴苦道：“我愛祖國，可是祖國卻不愛我。”誰都知道，他的這句話是引述《苦戀》中的一句台詞。在公開的場合，一把手卻不動聲色地聽着，似乎還在默默地點首，場下的同事也沒有人去向更高一層告密。

從這兩個故事可以看出，當時《苦戀》在老百姓心中的影響和地位。它整整影響了一代人。

《苦戀》主角凌晨光（劉文治飾）

1981 年 4月20日，《解放軍報》以近整版篇幅發表的批判《苦戀》的三封“來信”，接着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了長篇評論《四項基本原則不容違反——評電影文學劇本〈苦戀〉》，進行嚴厲批判。其中有這樣一段文字：“部隊作家白樺同志創作的電影文學劇本《苦戀》，則不僅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甚至到了實際上否定愛國主義的程度。”它“反映了存在於極少數人中的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資產階級自由化，以及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思潮”。隨後，《北京日報》等一些媒體也相繼發表批判文章。全國掀起新一輪批判白樺和《苦戀》的高潮。

1980年11期《大眾電影》《苦戀》劇照

儘管人們沒看到電影，喜歡文學的讀者仍然在已經發表的《十月》雜誌上和1980年的11期《大眾電影》的《苦戀》封面劇照上了解了這部電影。人們仍急於想看到曾經飾演孫中山的劉文治飾演的男主角凌晨光和黃梅瑩飾演的女主角綠娘、以及經常飾演女地下工作者的冷眉和電影明星許還山表演。

劉文治 飾 凌晨光  黃梅瑩 飾 綠娘

《苦戀》是以畫家黃永玉為原形，描寫了一代知識分子對祖國苦苦愛戀卻得不到承認的曲折經歷。其中，也表達了文革後藝術界反思社會的共同心聲。然而，中國的黑色幽默卻叫你哭笑不得，本來是要把這個人批深批透，把作品批得體無完膚，沒有想到卻引起許多人的共鳴和叫好。

黃梅瑩 飾 綠娘

影片在內部放映時曾出現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其一說是藝術上有追求和突破，但提法把握不准。其二說是政治上有問題。直到送審北京，引起軒然大波，被禁止發行放映。

冷眉 飾 娟娟

當年針對批判《苦戀》的是那些傳誦一時的著名台詞，正是這些被稱作“時代傷痕拷問”的台詞，使白樺捲入批判與爭議的漩渦。爭論批判的焦點主要來自五個方面。

一是“文革”期間，主人公凌晨光一家被趕到沒有窗戶的小黑屋，凌晨光生日竟被打得遍體鱗傷。其女星星無法忍受屈辱決定和男友出國。苦戀祖國的凌晨光堅執不肯，女兒反問父親：“您愛這個國家，苦苦地戀着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凌晨光無言以對。此後，他被迫逃亡，藏身蘆葦盪。劇終，雪過天晴，凌晨光用最後的力氣，在雪地里爬出了“一個巨大無比的問號”。其罪狀是誣衊祖國。

二是，童年的凌晨光在寺廟裡看見黑黑的佛像問：“為什麼這個佛爺這麼黑呀？”回答說：“善男信女的香火把他熏黑了……”其罪狀是影射毛主席，認為“這種隱喻和暗示，所能產生的社會效果，只能是把人們對‘四人幫’的仇恨引向黨和黨的領導人，引向人民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

三是影片中的天空有人字排開的大雁，而地上有主人公爬在雪地里留下的大寫的“？”號，寓意人性得不到起碼的尊重。

四是影片出現的“文革”結束，主人公死去的情節。批判者認為，凌晨光就不應該死去。應該有一個大團圓的結局。

五是影片結尾,一個太陽,數枝風中的蘆葦在陽光中飄蕩,畫外配以每一聲定音鼓強擊,銀幕上就出現一個點。連續六聲強擊,六個點出現在銀幕上，演變成荒誕的結論：“非常惡毒地對着紅太陽開了六炮”。

而震憾力的場景卻讓看過此片的人們津津樂道——

配角許還山飾演的秋山被下放農村。當他請假回來，畫家凌晨光到車站接他，當他看到在一輛汽車的夾縫中竄出一個穿着破棉襖，腰上綑紮一根草繩的人，正是同船歸國的秋山時，高興地上去緊緊擁抱說：“你可回家了！“秋山顫抖着說：”家？家在哪兒？哪裡是我的家？有過家嗎？……”一代知識分子委屈的述說，但凡看過的無不動容落淚。當凌晨光帶秋山回到了家，碰落門上的鎖掉下一封信，當秋山看到妻子的《死亡通知書》，一下子癱坐在地上。

許還山 飾 秋山

簡短的對話，蘊含着知識分子的坎坷命運。這是中國億萬知識份子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所遭遇的共同命運。正是他們害怕這一真實的藝術感染力，才視《苦戀》為洪水猛獸；正是《苦戀》藝術的升華和思想的深邃，他們才害怕群眾的共鳴心和向心力。這一鏡頭，作家白樺看了7遍，場場淚濕衣襟。

1981年的批《苦戀》事件，軍隊左的影響更為突出，有的人甚至用“惡毒極了“形容《苦戀》。扣帽子打棍子使用的都是文革的一套手法。從公開的資料上看，在《苦戀》被批、白樺遭難時，只有四個人在公開場合上對他表示了同情和支持。一個是吳祖光，一個是巴金，一個是周揚，一個是楊振寧，另外就是一撥素不相識的群眾給他的支持和聲援。

1981年8月3日，胡耀邦主持召開思想戰線座談會，軍隊作家白樺因為《苦戀》風波在武漢軍區正接受批判。當時，發言者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個個義憤填膺，極盡牆倒眾人推之能事。唯有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吳祖光挺身而出。他不僅不批，相反卻稱讚說：“這部作品溫柔敦厚！”

剛從文革苦海中被解放出來的周揚不贊成對《苦戀》的粗暴批判，他幫腔道：白樺是一個有才華的作家，作品《苦戀》有錯誤可以批評；應該幫助作家把電影改好而不是“槍斃”；批評應該實事求是。

難能可貴的是圈外人，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楊振寧在經過特許看了《太陽和人》後所流下的激動眼淚。他為影片”很好、很美、很動人“而深受感動。他鼓勵白樺”按自己的想法改下去“。他認為，“在大的事件後，可能出現藝術精品。影片是不是上演和影片本身的價值如何是兩件事情。可以放到100年以後再看。”

儘管白樺身陷逆境，但他最大的安慰來自於全國各地雪片似的讀者來信，這個他所不認識的龐大群體，既質問報刊，又給他溫暖的慰籍，使他動情地失聲痛哭。

一位蒙古族小姑娘給他來信說：“我知道您是一個歷經坎坷的作家，如果您無處投奔，熱誠地歡迎您到我們草原上來。我們的氈房裡有屬於你的一張毯子，我們的氈房裡有屬於你的一雙筷子。”

很多不認識他的人跑到武漢軍區大院，叫他別檢討，要挺住。北大出現的大字報寫道：白樺，你要跳筒子河（北京皇城邊的護城河），我給你投粽子！

一位工學院的學生給他打電話，一定要見他，他怕連累學生而婉言謝絕。學生說，我只看您一下就走，學生步行了十公里，找到他，把懷裡抱着的一塊岩石放在他桌上，淚汪汪地看着轉身而去。岩石下壓着一張紙條：“願您像岩石一樣堅強。”

在白樺孤立無援的境地下，這種可貴的支持和心甘情願的保護，使他流下了激動的淚水。而那麼多的人支持他，所以他寫出了《春天對我如此厚愛》。他結交了許多的底層的朋友，最支持他的就是這些普通人。於是，他可以不顧一切地不遠萬里到雲南的雪山里尋找他30年沒見的藏族朋友。

可是白樺萬萬沒有想到，那位舉國聞名的大詩人聽完這個真實的故事竟熱淚盈眶。但過不了幾天，他的淚眼還沒有消失，就在表態會上發表了窮凶極惡的批判講話，而主管思想戰線的胡喬木堅持對《苦戀》的政治錯誤進行了嚴厲批評。並要求《人民日報》轉載《解放軍報》的批判文章，而遭《人民日報》的抵制。

這也使白樺看到了另一種人性。

白樺在牆倒眾人推的逆境下，在一片批判的呵斥聲中，我們也看到了人性的醜惡和人性的無奈。文人相輕帶來的作家之間存在的代際之間的影響焦慮，既有後輩對前輩的否定，也有同輩之間的否定。而文人相輕又引來了黨同伐異，他們結幫拉派，偏向同夥，打擊異己。這也是中國文人失去了自我人格的劣根性。他們迷失了獨立思想、自由精神。他們被權利所誘惑，被利益集團所收買。

建國七十年來，中國文壇始終跟風不斷，以文藝為政治服務為宗旨。在一邊倒的歌功頌德面前，尤其在歌舞昇平之時，文藝界相互間好話說盡。待到另類倒台，便又同仇敵愾。文藝界歷來以人畫線，講圈子、結幫派。圈子裡的人利益共享，作品有人捧，個人有人吹。一遇到政治氣候變化，同道危難之時，圈子就起不了多少作用。原先你的朋友，知己，一個個也也會消失得乾乾淨淨。白樺的例子很能說明問題，當他因《苦戀》陷於四面楚歌，在分開場合，除吳祖光、巴金、周揚、楊振寧外，那些了解白樺的更多的文藝界圈內人，幾乎沒有人站出來幫他講話或保護他，甚至連說句講公道話的人也沒有。充其量也就是私底下勸勸而已。

分析一下出現這樣的結果和產生的環境和原因大概有這樣五個方面：

一是中國的文化傳統造就。從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就實現了分化文人群體的目氛圍，直到“石渠閣”之爭，又進一步形成黨同伐異之勢。以至於上行下效。文人的媚上，自我和軟弱，註定了自甘套上人為的枷鎖，成了“聖意”的暗合者和“忠君”的合謀者，正是這樣的文化傳統糟粕，使中國文人為至尊服務的大腦被禁錮了兩千年，而且不斷陷入“黨同伐異”的怪圈之中而無法自拔。他們以整人為樂事，以批人為能事，一旦介入，便喜不自勝。

二是中國文人軟弱的隨風搖擺牆頭草性格。風往哪邊吹就往哪邊跑。他們毫無骨氣可言，更無志氣可鼓。哪裡勢力強就往哪裡倒。他們看中的不是人格而是利益。一是靠此升遷，二是尋求自保。即使運動過後，宣布搞錯，也落得個不得已而為之的自圓其說。

 三是在揭批同仁的大勢面前擔心引火燒身，自找苦吃，明哲保身。有的甚至以一馬當先的無畏精神，參與揭發批判，以顯覺悟和立場。要表示自己的立場，就要表演自己的“堅定”。然而，面對強權的壓制，即使我們無能為力，至少可以保持沉默。可是，更多的文藝界名人卻在強權面前卻被嚇破了膽而失去人格。

四是存有社會土壤的滋生的培育。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只有有上面發話，一定就有下面群起應和之聲，且形成燎原之勢。在底層，經過洗腦後的忠君思想很能喚起一個敏銳的情感鏈條。據中國民間民情調查對三座中等城市的六千名25歲的居民對18個問題的《問卷調查》顯示，“長期洗腦導致B如雲”。例如：你對建國初鎮壓反革命搞土改有何看法？82%的人認為，在當時情況下很有必要。你對魯迅先生如何看法，是否懷有崇敬之情？你心中的英雄是誰？78%的人對魯迅知之不多，崇拜的人物是漢武帝、諸葛亮、岳飛、毛澤東、金庸、姚明……，你是否知道顧准、張志新、林昭、遇羅克？90%的人不清楚也不感興趣。這些思想，正是產生於此類土壤的培育澆灌。恰如莎士比亞說：“成功的騙子，不必再以說謊為生，因為被騙的人已經成為他的擁護者，我再說什麼也是枉然。”

五是在政治氣候下的主流思想觀念所形成的潮流和暗流涌動。比如，電影藝委會的一位領導竟偷偷複印了白樺的劇本，送到高層栽贓告密；有把持文藝宣傳口的極左份子理直氣壯地認為，批判、韃伐修正主義的解凍文學是捍衛無產階級的革命行動；對白樺這樣的右派，劉白羽就堅信當年並沒有劃錯；而兩位軍區司令更有過之而無不極：“如果黨下命令，我來槍斃白樺！”

顯然，由於這樣幾種原因，才產生出歷次政治運動數以海量的應和者。儘管面對當時不得已而為之的環境多數人無力抗拒，但每一個過來人捫心自問靈魂深處，我們在白樺的批判聲浪中都做了些什麼？

作家白樺做人的品格是高尚的。而難能可貴的是，他具有超前的意識和覺醒，他在苦戀中宏揚出一個發人深省的主題大寫的人性。天空中飛飛翔的人字排開的大雁，是他彰顯人性的尊嚴這個劃時代的主題，有什麼能比得上人性第一和人的自由和民主的可貴？與此相呼應的便是雪地上這樣的惡劣條件下襯托出的熱愛祖國的畫家，他在艱難的雪地中爬行出的一個巨幅大寫的問號。這既是當時陰鬱的現實，又是艱難中無聲反抗的吶喊。

如今回過頭來再看批判《苦戀》，是一次思想觀念的較量，也是文革死灰復燃的反撲。可以說，長此以往，使得知識界很多人噤若寒蟬。誰能不擔心新的文革再次捲土重來？正是人們身臨其境這樣的批判運動。才檢驗着更多人的觀念和勇氣。正如白樺所說，對《苦戀》的爭論，你不應該問我有什麼問題，而應該讓那些人來回答！毒草從何而來？為什麼上綱上線？正常的創作活動為什麼一定要貼上標籤？作家的生命體驗和真誠作品為什麼要進行強姦和撕扯？

白樺從1957年被打成右派到1976年的整整20個年頭，被剝奪了寫作的權利，“無聲無息地埋沒在沒有陽光的地層下”。他晚年受着腰椎勞損和前列腺癌的困撓而不能站立，他的身心受到極大的摧殘，他的大好創作年華被斷送。可他面對強權，儘管挺直腰杆，但有時也不得不“屈從於大地的地質活動，被迫陷入溶洞，因局限而成為潛流”。這既是白樺的悲哀也是國家的恥辱。

白樺經歷了悲慘的磨難，但他並沒有改變自己，他說，“改變就不是作家。作家的使命，就是向死而生。這樣活是盡責。”但他為了“盡責”，他付出巨大的代價。可他並不後悔。由於他給家庭帶來了不幸，他的兒子心有餘悸，甚至勸他放棄文學，可他堅守，“文學就是我的生命。”

他堅守的不僅是文學的理想，而是生命的底線。這就是讓民眾不再蒙冤，不再蒙羞，不再矇騙。

白樺說，他到了晚年時作品才成熟起來。何謂“成熟”？白樺的標準是：可以給後人留下20年的作品。寫悲劇，是為了警戒後人，可惜在他的生命創作的實踐中，改來改去改成了如溫吞水一般。白樺的寫作負有責任感。所以，他的晚年的作品成熟說的不單純是自己，而是對現代作家的詰問：你們的作品有多少是真實的？可信的？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從另一個角度引申來看，我們的許多作品，忽多忽少地存在着製造冤屈、替罪惡遮羞、欺騙人民，為虎作倀，甚至起到了文藝打手的作用。我們的許多作品都經不起歷史和時間的檢驗，當我們用現在的眼光看待過去的作品，就是對它的否定，而未來的眼前看現在的作品，或許又是對對現在作品的否定。顯然，我們逃不出歷史循環演進的怪圈。

《苦戀》中間很多段，穿插着大雁在天上排成“人”字，實際上就是強調人應該恢復人性和人的尊嚴，“人”字應該寫在天上，而不是寫在地上讓人踐踏的！白樺的禁忌就犯在了談人性上，然而，文學就是是人學。談人性就是接近真實，在這裡就很危險。而不談人性就意味着虛偽。不能。白樺無論如何都不能再虛偽下去，文學就是要講真話，這是最起碼的要求。

除了《苦戀》倍受爭議外，他的許多作品都引起過爭議。他的話劇《吳王金戈越王劍》也被被禁演。他卻發出這樣的呼喚：“請透過我的創口看看我的年輪吧！每一個冬天的後面都有一個春天……”他的電影《李白與杜甫》雖然沒有拍攝也在承擔“罪責”。他花了十年的長詩《從秋瑾到林昭》鋒芒直指民族的劣根性和時代的黑暗。用生命捍衛民族尊嚴、用文字詮釋風骨良知。他的《曙光》被改得支離破碎，可我們卻聽到他的吶喊：“寧肯歌頌民主牆上一塊磚，千萬不要歌頌救世主。”他創作《今夜星光燦爛》曾幾次因故停演。就是因為如實寫了死去的戰士而被無端定為“宣揚戰爭恐怖”。

事實上，從白樺的創作脈絡的走向看，他沿着中國的歷次政治運動艱難地跋涉着，並無一倖免地成為每一次運動的批判靶標。當那一發發擊中他內心的真實聲音，也是最珍貴、最高尚的文學的天籟。

從虛偽走向真實，也是他走向災難，但災難也使他獲得真實的新生。

他是中國作家“苦難一代”的突出代表；他是社會的良知，他的存在的價值就是他的社會批判精神。

白樺如樺樹一樣。他不畏艱險前行在中國作家的前列，他提出了作家尚未提出的人性的疑問。有人說，白樺是當代文壇最後尊嚴的象徵。不！他在世時，勇敢地突破人性尊嚴的禁忌卻得不到自己在《苦戀》中追求的做人的尊嚴。要說象徵，他稱得上是中國知識分子良知、良心和骨氣的象徵。

白樺一生寫下了電影，戲劇，小說，散文，但他最突出的才華還是詩歌。在詩歌沒落的今天，正好襯托他詩情的萬丈光芒。大家聽，這是他的聲音——

除非是讓我死

不

即使是死

我也不會忘記你

我的靈魂會把記憶交給懸崖峭壁

以化石的方式留傳後世

如今，白樺走了。盼望着他的那部未能公開的傑出影片《苦戀》能重見天日，也希望那樣的悲劇不再重演。讓全國人民看着這部受冤屈的影片來紀念這位偉大的詩人和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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