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讲家庭和生长环境。一个人的性格、品德、处事方式往往跟家庭有密切联系，在心理学上很多人强调“原生环境”对人一生潜移默化作用，自然有它的一定道理。比较政治领导人的性格，在他们家庭中都能找到影子。比如说，蒋介石的狡黠跟他宁波盐商家庭不无关系；张国焘作为县太爷的儿子，自然是有一股能伸不能屈的公子气，他后来愤然出走延安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胡耀邦出身于什么家庭呢？他的父亲胡祖伦和母亲刘明伦都是忠厚善良的农民，从他们仅有的照片也可以看出来，充满淳朴仁爱。浏阳苍坊胡氏更是重视诗书修身，胡耀邦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乡绅，曾经兴办私塾，推广教化。同时浏阳还是谭嗣同的故乡，胡家与谭家有些来往，胡耀邦自幼又受维新和救国思想的熏陶。胡耀邦的善良、尊重人性、忧国忧民不能不说跟他的家庭和生长环境没有关系。
这里还要说说胡耀邦的夫人。很多政治家的悲剧往往跟娶了一个坏妻子有关，虽然红颜祸水或旺夫的说法都是迷信，又含有对妇女的歧视，但是配偶的品德、能力、爱好都会无处不在时时刻刻对政治家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她的美德几乎也可以说是“成全”了胡耀邦。她孝敬老人，视胡耀邦父母如自己父母；她心地善良，不畏权势，“文革”收养众多父母被投入监狱的无家可归的“黑帮子弟”；她不爱财不爱权，胡耀邦当了总书记后，就主动退休，虽然按照她的资历和级别，当一个副部级领导也没有问题，她作为总书记夫人也从来不抛头露面，即使是“抛头露面”也都是接受上访信、主持公道这种事情。试想如果李昭是一个尖酸刻薄、利欲熏心的人（这种人在高干夫人当中也不是个例），恐怕胡耀邦的人生路径将是另一种情况。
再讲他的思想、智力层面的因素。任何成为国家领导者的人，肯定都有极其不平凡的智力，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等莫不是，胡耀邦也不例外。胡耀邦虽然高小毕业后就参加革命，但是他的智力绝对是出类拔萃的，是那种一学就懂，很快能捕捉到事情精髓的人。我想这是他后来进入毛泽东视野，并且留心培养的原因。毛泽东是何等的雄才大略，但凡被他器重，肯定也有异于常人的能力。何况胡耀邦当时仅仅是个二十出头的中层干部，能被最高领导毛泽东赏识，更说明他自然有特别的地方。毛泽东一生不断栽培的人不多，胡耀邦算是其中一位。
不过人的聪明往往各有专长，有的人是善于体察人性，驾驭众人；有的人是善于思辨创新，做时代先知，胡耀邦的长处在于后者。我感觉到他最闪耀的聪明和智慧，就在于他有理论的敏锐性，又有独立思考能力，使得他善于发现理论学说的不足、漏洞和欺骗性，去探索更接近事物本质的真理。
比如，胡耀邦早在50年代末就看出来苏式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合理之处，那个时候就打破了对“一大二公”的迷信，“文革”中他更是大彻大悟，1969年他无所畏惧地毛泽东写信指出：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全民所有”其实是“全民所无”。当大家都还在迷信或困惑的时候，胡耀邦就像顾准那样，早已是先知先觉者。所以，粉碎“四人帮”，掀开历史新的一页之后，他和一些老一辈革命家，能够立即勇闯禁区，开启改革。胡耀邦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后的那些观点，其实在1976年以前就有大致雏形了——某种意义上讲，不是时代催生了胡耀邦的改革思想，而是胡耀邦这些先知先觉的人推动了新的时代的产生。
胡耀邦是1915年出生的，他到延安后开始冒尖的时候，很多的清华、北大毕业的社会顶尖级青年精英也都在奔赴延安和解放区。那个时代上清华北大两校每年招生人数合计也不过四五百人，能够进入这些大学，简直是天之骄子。这些人到“文革’后与胡耀邦一起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但是事实证明，这些人虽然很聪明，但是往往缺乏格局和历史感，甚至走到反改革的一面，而耀邦同志无论是治国理政的能力，还是洞察历史发展潮流的眼光都胜他们一筹。
曾经与胡耀邦共事的大理论家、共产党内最优秀的“秀才”们，比如于光远、吴江、冯兰瑞、马洪、江流（年轻一点的还有龚育之、郑必坚等），对他都赞不绝口。有兴趣者可以看看他们的文集或回忆录，文人向来清高，不怎么喜欢夸人，但是他们对耀邦是由衷赞叹，觉得耀邦是能“懂”他们的人。冰心、巴金、周谷城、费孝通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也很尊崇他，把他当做知心朋友。他们产生这种感觉并不是趋炎附势，而是觉得他们之间思想是相通的。从这些可以看出，胡耀邦思维的高度和认知能力，所以交大老牌毕业生、长期担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称耀邦是“大知识分子”。
陆定一
一个领导人的认知水平，往往也就决定了他领导的国家、政党的理论高度。所以，80年代又可以说是党内意识形态开放与包容的时期，这时候各种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各派社会主义理论被引进过来，极大丰富了中国社会主义理论。
胡耀邦丰富的政治资历对他个人的成长和地位造就，同样也不可忽视。胡耀邦不仅革命资历深，还有一个优势是年纪轻轻就获得很高的位置，独当一面。
上面说了，胡耀邦成长的关键始于抗大学习期间得到毛泽东的赏识，随之他被安排到抗大高级研究班，这个班上有贺子珍、王首道、王树声、洪学智等人，这些人绝大多数当时就是高级领导，以后又都成为国家领导人。到了1939年，胡耀邦经过毛泽东的提名，被任命为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而后担任部长，这个时候胡耀邦已经成为党内的高层干部了，并且是同级别干部中最年轻的。
1949年四川解放后，西南局把四川划分为四个省级单位，分别是川东（谢富治担任书记）、川西（李井泉担任书记）、川南（李大章担任书记）和川北（胡耀邦担任书记）。所以，胡耀邦到了建国后就成为全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那时候他才仅仅34岁，而当时担任省委书记的一般都是1900年—1910年出生的，革命资历非常老的老干部。胡耀邦在川北两年干的非常好，妥善处理了新政权建立、土改、镇反等问题，这时候，他就更加脱颖而出了。
到了1952年他又调往北京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当时的团组织在政治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 共青团的重要性和荣誉，自然是现在没法比的。胡耀邦若非能力得到任何，也不会被安排担当这个职务。1956年八大上，他又被安排当了中央委员，是第二年轻的中央委员。八届中央委员仅97人，“中央委员”这个头衔含金量非常高，这个时候他隐然是第二梯队重要接班人了。
“八大”之后，胡耀邦又有两次去基层工作的经历，第一次是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华国锋当时担任地委书记，与他共事，日后奠定了他们之间的良好关系）；第二次是1964年担任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这两次任命都显示他和毛泽东不一般的关系。这两次到地方任职，虽然时间都不长，对他的思想触动很大，认识到阶级斗争、人民公社和禁止商品经济这些东西都是违反人性的。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那么积极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支持私营个体经济，那么讨厌再提阶级斗争。
他在当总书记前，还又做过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校务）、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中纪委第三书记。总体来看，胡耀邦在1910年代出生的同辈中工作履历是最综合完善的之一，党政军、地方工作经历都很丰富，积累了方方面面的经验。说这些履历的意义何在呢？当然不是罗列他的职位，而是从这可以看出：
第一，胡耀邦很年轻就跻身权力高层，他洞悉了解这个体制，知道应该如何改变这个体制的不合理的部分。比如，他在中央工作几十年，清晰感受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和意识形态僵化的过程，以及如何危害到党和国家的发展，这是他80年代政改思想的重要源泉。
第二，他跟党政军界的元老几乎都共事过，能够获得他们的信任和能力认可，这也是1980年他被一致推选为总书记，并且能够在一线主持工作、与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带领全党进行改革的原因。换成其他从地方上来的那些“改革派”领导人自然没有胡耀邦这种影响力，以及与元老们建立的良好信任基础。
八十年代改革的复杂性就在于充满了利益和新旧理念的冲突，不是说有意愿改革就能改下去的。在改革那关键的几步上，之所以能迈开局面，跟胡耀邦资历深，能够调动起改革力量，并且取得老同志的理解很有关系。
最后不得不说的是他的胸怀和格局。一个政治人物，即便是很聪明、有能力，但是要想做出对社会有意义的巨大贡献，成为一个人民景仰的人物，还得必须有格局来加持。
关于胡耀邦的胸怀、格局，笔者以前曾经写文章介绍过。比如说他多么不讲究生活，不喜欢排场，当了总书记出差，有时候就在县委办公室搭地铺住，也从来不喜欢警车开道，都是轻车简行。比如说，他如何作风民主，何迪的父亲何康跟他争得面红耳赤，也不会影响以后被提拔成农业部长。
政治家最了不起的格局应该体现在如何对待权力上。胡耀邦可以说是非常看淡权力和职位这些东西，他只关心怎么才能把事情做好，对得住良心，对得住人民。1980年在讨论华国锋去职的问题上， 大家一致认为由他接替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好，但是他是从内心上不想接受，原因就是他压根对当主席不感兴趣。他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当选总书记后，考虑最多的就是怎么在任期内做好工作，然后退休，为破除干部终身制树立一个榜样。1986年，他一次跟邓小平等人谈话后，高兴地告诉秘书：我终于要退休了。胡耀邦之所以想退休并不是出于权术的自保或捞个好名声，而是想通过自己的示范，为国家树立良制这种淳朴的出发点。
胡耀邦的格局亦体现在，他做事的出发点，不仅不会考虑一己之私，也从来不以一个团体之私、一党之私去做事，他的唯一的标准就是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做一个权力领袖可以没有这些情怀，但是做一个改革家必须得有这些格局。因为改革的着眼点必须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如果是一个自私自利、缺少格局的人，是不可能做出为大家所普遍拥护，为历史所铭记的决策的。
胡耀邦这种思想纯粹、心中无我的政治家，同样也是几十年、上百年不遇。他的善良品性、独立人格、敏锐思维、历史眼光、宽广胸怀、执行力、组织力中的任何一样都是政治家所稀缺的品质，而这些稀缺品质集一身的组合又造就了他这种罕见的政治家。他虽然只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十来年的要角，但是造成的回响却可以影响几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