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講家庭和生長環境。一個人的性格、品德、處事方式往往跟家庭有密切聯繫，在心理學上很多人強調“原生環境”對人一生潛移默化作用，自然有它的一定道理。比較政治領導人的性格，在他們家庭中都能找到影子。比如說，蔣介石的狡黠跟他寧波鹽商家庭不無關係；張國燾作為縣太爺的兒子，自然是有一股能伸不能屈的公子氣，他後來憤然出走延安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胡耀邦出身於什麼家庭呢？他的父親胡祖倫和母親劉明倫都是忠厚善良的農民，從他們僅有的照片也可以看出來，充滿淳樸仁愛。瀏陽蒼坊胡氏更是重視詩書修身，胡耀邦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鄉紳，曾經興辦私塾，推廣教化。同時瀏陽還是譚嗣同的故鄉，胡家與譚家有些來往，胡耀邦自幼又受維新和救國思想的薰陶。胡耀邦的善良、尊重人性、憂國憂民不能不說跟他的家庭和生長環境沒有關係。
這裡還要說說胡耀邦的夫人。很多政治家的悲劇往往跟娶了一個壞妻子有關，雖然紅顏禍水或旺夫的說法都是迷信，又含有對婦女的歧視，但是配偶的品德、能力、愛好都會無處不在時時刻刻對政治家有潛移默化的影響。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她的美德幾乎也可以說是“成全”了胡耀邦。她孝敬老人，視胡耀邦父母如自己父母；她心地善良，不畏權勢，“文革”收養眾多父母被投入監獄的無家可歸的“黑幫子弟”；她不愛財不愛權，胡耀邦當了總書記後，就主動退休，雖然按照她的資歷和級別，當一個副部級領導也沒有問題，她作為總書記夫人也從來不拋頭露面，即使是“拋頭露面”也都是接受上訪信、主持公道這種事情。試想如果李昭是一個尖酸刻薄、利慾薰心的人（這種人在高幹夫人當中也不是個例），恐怕胡耀邦的人生路徑將是另一種情況。
再講他的思想、智力層面的因素。任何成為國家領導者的人，肯定都有極其不平凡的智力，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周恩來等莫不是，胡耀邦也不例外。胡耀邦雖然高小畢業後就參加革命，但是他的智力絕對是出類拔萃的，是那種一學就懂，很快能捕捉到事情精髓的人。我想這是他後來進入毛澤東視野，並且留心培養的原因。毛澤東是何等的雄才大略，但凡被他器重，肯定也有異於常人的能力。何況胡耀邦當時僅僅是個二十出頭的中層幹部，能被最高領導毛澤東賞識，更說明他自然有特別的地方。毛澤東一生不斷栽培的人不多，胡耀邦算是其中一位。
不過人的聰明往往各有專長，有的人是善於體察人性，駕馭眾人；有的人是善於思辨創新，做時代先知，胡耀邦的長處在於後者。我感覺到他最閃耀的聰明和智慧，就在於他有理論的敏銳性，又有獨立思考能力，使得他善於發現理論學說的不足、漏洞和欺騙性，去探索更接近事物本質的真理。
比如，胡耀邦早在50年代末就看出來蘇式社會主義理論的不合理之處，那個時候就打破了對“一大二公”的迷信，“文革”中他更是大徹大悟，1969年他無所畏懼地毛澤東寫信指出：社會主義公有制下的“全民所有”其實是“全民所無”。當大家都還在迷信或困惑的時候，胡耀邦就像顧准那樣，早已是先知先覺者。所以，粉碎“四人幫”，掀開歷史新的一頁之後，他和一些老一輩革命家，能夠立即勇闖禁區，開啟改革。胡耀邦在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後的那些觀點，其實在1976年以前就有大致雛形了——某種意義上講，不是時代催生了胡耀邦的改革思想，而是胡耀邦這些先知先覺的人推動了新的時代的產生。
胡耀邦是1915年出生的，他到延安後開始冒尖的時候，很多的清華、北大畢業的社會頂尖級青年精英也都在奔赴延安和解放區。那個時代上清華北大兩校每年招生人數合計也不過四五百人，能夠進入這些大學，簡直是天之驕子。這些人到“文革’後與胡耀邦一起成為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成員，但是事實證明，這些人雖然很聰明，但是往往缺乏格局和歷史感，甚至走到反改革的一面，而耀邦同志無論是治國理政的能力，還是洞察歷史發展潮流的眼光都勝他們一籌。
曾經與胡耀邦共事的大理論家、共產黨內最優秀的“秀才”們，比如于光遠、吳江、馮蘭瑞、馬洪、江流（年輕一點的還有龔育之、鄭必堅等），對他都讚不絕口。有興趣者可以看看他們的文集或回憶錄，文人向來清高，不怎麼喜歡誇人，但是他們對耀邦是由衷讚嘆，覺得耀邦是能“懂”他們的人。冰心、巴金、周谷城、費孝通這樣的大知識分子也很尊崇他，把他當做知心朋友。他們產生這種感覺並不是趨炎附勢，而是覺得他們之間思想是相通的。從這些可以看出，胡耀邦思維的高度和認知能力，所以交大老牌畢業生、長期擔任中宣部部長的陸定一稱耀邦是“大知識分子”。
陸定一
一個領導人的認知水平，往往也就決定了他領導的國家、政黨的理論高度。所以，80年代又可以說是黨內意識形態開放與包容的時期，這時候各種西方政治經濟學說、各派社會主義理論被引進過來，極大豐富了中國社會主義理論。
胡耀邦豐富的政治資歷對他個人的成長和地位造就，同樣也不可忽視。胡耀邦不僅革命資歷深，還有一個優勢是年紀輕輕就獲得很高的位置，獨當一面。
上面說了，胡耀邦成長的關鍵始於抗大學習期間得到毛澤東的賞識，隨之他被安排到抗大高級研究班，這個班上有賀子珍、王首道、王樹聲、洪學智等人，這些人絕大多數當時就是高級領導，以後又都成為國家領導人。到了1939年，胡耀邦經過毛澤東的提名，被任命為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而後擔任部長，這個時候胡耀邦已經成為黨內的高層幹部了，並且是同級別幹部中最年輕的。
1949年四川解放後，西南局把四川劃分為四個省級單位，分別是川東（謝富治擔任書記）、川西（李井泉擔任書記）、川南（李大章擔任書記）和川北（胡耀邦擔任書記）。所以，胡耀邦到了建國後就成為全國最年輕的省委書記，那時候他才僅僅34歲，而當時擔任省委書記的一般都是1900年—1910年出生的，革命資歷非常老的老幹部。胡耀邦在川北兩年干的非常好，妥善處理了新政權建立、土改、鎮反等問題，這時候，他就更加脫穎而出了。
到了1952年他又調往北京擔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當時的團組織在政治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 共青團的重要性和榮譽，自然是現在沒法比的。胡耀邦若非能力得到任何，也不會被安排擔當這個職務。1956年八大上，他又被安排當了中央委員，是第二年輕的中央委員。八屆中央委員僅97人，“中央委員”這個頭銜含金量非常高，這個時候他隱然是第二梯隊重要接班人了。
“八大”之後，胡耀邦又有兩次去基層工作的經歷，第一次是擔任湖南省委書記兼湘潭地委第一書記（華國鋒當時擔任地委書記，與他共事，日後奠定了他們之間的良好關係）；第二次是1964年擔任西北局第二書記兼陝西省委第一書記。這兩次任命都顯示他和毛澤東不一般的關係。這兩次到地方任職，雖然時間都不長，對他的思想觸動很大，認識到階級鬥爭、人民公社和禁止商品經濟這些東西都是違反人性的。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那麼積極支持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支持私營個體經濟，那麼討厭再提階級鬥爭。
他在當總書記前，還又做過中央黨校副校長（主持校務）、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宣傳部部長和中紀委第三書記。總體來看，胡耀邦在1910年代出生的同輩中工作履歷是最綜合完善的之一，黨政軍、地方工作經歷都很豐富，積累了方方面面的經驗。說這些履歷的意義何在呢？當然不是羅列他的職位，而是從這可以看出：
第一，胡耀邦很年輕就躋身權力高層，他洞悉了解這個體制，知道應該如何改變這個體制的不合理的部分。比如，他在中央工作幾十年，清晰感受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壞和意識形態僵化的過程，以及如何危害到黨和國家的發展，這是他80年代政改思想的重要源泉。
第二，他跟黨政軍界的元老幾乎都共事過，能夠獲得他們的信任和能力認可，這也是1980年他被一致推選為總書記，並且能夠在一線主持工作、與其他老一輩革命家帶領全党進行改革的原因。換成其他從地方上來的那些“改革派”領導人自然沒有胡耀邦這種影響力，以及與元老們建立的良好信任基礎。
八十年代改革的複雜性就在於充滿了利益和新舊理念的衝突，不是說有意願改革就能改下去的。在改革那關鍵的幾步上，之所以能邁開局面，跟胡耀邦資歷深，能夠調動起改革力量，並且取得老同志的理解很有關係。
最後不得不說的是他的胸懷和格局。一個政治人物，即便是很聰明、有能力，但是要想做出對社會有意義的巨大貢獻，成為一個人民景仰的人物，還得必須有格局來加持。
關於胡耀邦的胸懷、格局，筆者以前曾經寫文章介紹過。比如說他多麼不講究生活，不喜歡排場，當了總書記出差，有時候就在縣委辦公室搭地鋪住，也從來不喜歡警車開道，都是輕車簡行。比如說，他如何作風民主，何迪的父親何康跟他爭得面紅耳赤，也不會影響以後被提拔成農業部長。
政治家最了不起的格局應該體現在如何對待權力上。胡耀邦可以說是非常看淡權力和職位這些東西，他只關心怎麼才能把事情做好，對得住良心，對得住人民。1980年在討論華國鋒去職的問題上， 大家一致認為由他接替華國鋒擔任黨中央主席好，但是他是從內心上不想接受，原因就是他壓根對當主席不感興趣。他在十二屆一中全會當選總書記後，考慮最多的就是怎麼在任期內做好工作，然後退休，為破除幹部終身制樹立一個榜樣。1986年，他一次跟鄧小平等人談話後，高興地告訴秘書：我終於要退休了。胡耀邦之所以想退休並不是出於權術的自保或撈個好名聲，而是想通過自己的示範，為國家樹立良制這種淳樸的出發點。
胡耀邦的格局亦體現在，他做事的出發點，不僅不會考慮一己之私，也從來不以一個團體之私、一黨之私去做事，他的唯一的標準就是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做一個權力領袖可以沒有這些情懷，但是做一個改革家必須得有這些格局。因為改革的着眼點必須是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如果是一個自私自利、缺少格局的人，是不可能做出為大家所普遍擁護，為歷史所銘記的決策的。
胡耀邦這種思想純粹、心中無我的政治家，同樣也是幾十年、上百年不遇。他的善良品性、獨立人格、敏銳思維、歷史眼光、寬廣胸懷、執行力、組織力中的任何一樣都是政治家所稀缺的品質，而這些稀缺品質集一身的組合又造就了他這種罕見的政治家。他雖然只在歷史舞台上扮演了十來年的要角，但是造成的迴響卻可以影響幾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