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與1925年中國反奉戰爭（上）


1925年10月13日，伏龍芝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交《關於中國軍事政治形勢的報告（絕密）》，內容摘錄如下。

中國軍事政治集團的現狀、國民革命軍和馮玉祥軍隊的逐步加強、張作霖勢力在日本人幫助下的不斷鞏固和吳佩孚政治積極性的高漲，必然導致武裝衝突。

我們估計，發生衝突的時間大約在1926年春，也可能由於出乎意料的內部麻煩或帝國主義的影響，這個時間會更臨近。。。上個月，國民二軍（部分將領）打算占領山西省，差一點導致總衝突。。。

馮玉祥軍隊的目前狀況不能保證他同張作霖發生衝突時能夠取勝。我們在國民二軍、三軍中影響的擴大和他們同馮玉祥的聯合行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向他們提供的援助。。。廣州力量的進一步加強，也有助於鞏固廣州政府對南方（其它）一些省份的影響，（進而）保證一旦發生（反奉）衝突時南方各省（至少）保持中立。

中國委員會1925年9月30日向政治局提出的對國民軍的第131334/C號物質支援計劃，我來後已看過，這個計劃正是根據對形勢的這種估計和實際需要提出的，滿足這些實際需要將加大國民軍在行將到來的衝突中取勝的可能性。

我同意中國委員會的這些建議，完全支持這些建議，請政治局儘快對這個問題作出決定。

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伏龍芝
（摘錄結束）

10月14日，馮玉祥的訪蘇代表團團長熊斌（1933年《塘沽協定》的簽訂者，時任西北邊防督署參謀長兼國民一軍參謀長）與加拉罕在莫斯科會面，加拉罕表示，蘇聯不會捲入（對張作霖的）戰爭，以免日、英等國也加入戰爭，但蘇聯將在戰爭期間，‘盡一切手段予張作霖困難’。加拉罕還承諾再向馮提供200萬大洋的借款。

註：列夫·米哈伊洛維奇·加拉罕，1917年十月革命時任革命委員會委員，1918年至1920年，及1927年至1930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員，1919年3月協助列寧成立共產國際（第三國際），1919年7月、1920年9月、1923年12月三次發表對華《加拉罕宣言》，1923年-1926年任蘇聯駐華全權代表，1926年9月被張作霖驅逐，返回蘇聯，1937年在肅反大清洗中被處決。

10月15日，孫傳芳在杭州以“浙閩蘇贛皖聯軍總司令”名義，起兵討奉： 以浙江第一師師長陳儀為第一軍司令，第四師師長謝鴻勛為第二軍司令，自兼第三軍司令，第二師師長盧香亭為第四軍司令，第三師師長周鳳岐為第五軍司令，第一、二兩軍自湖州取上海，第三、四軍出長興攻宜興。另以第十二師（師長周蔭人）、第三十混成旅（旅長蘇埏）、第四旅（旅長張慶昶）為後備隊。浙奉戰爭爆發，拉開了1925年秋冬中國反奉戰爭（運動）的序幕。

10月16日，孫傳芳與浙江省長夏超、福建軍務督辦周蔭人聯名發出討伐張作霖的通電，稱：“。。。數月以來，喋血販煙，騰笑中外，殺人越貨，苦我人民，穢德彰聞，眾目共見。。。乃人民日增飲泣之聲，彼凶益肆猖狂之技，視江南為私有，竊政柄以自恣。。。時至今日，傳芳縱可忍，而士兵不能忍，士兵可忍，而人民不能忍。用敢宣言，告我同志，（上海）永不駐兵之議，自我言之，當自我行之，所以順民意者在此，所以服從中央者亦在此。是用率我六師，繳其槍械，放歸田裡。。。今與同志連師，當世賢豪，戮力同心，唯彼禍首張作霖一人之是討，此外皆所不問。。。”

同一天（一說為17日），江蘇八位本省將領也聯名通電討伐張作霖和奉系，電文中稱：“。。。張作霖乘變興戎，圖擾大局。馮煥帥（註：馮玉祥，字煥章）憫民塗炭，中止戰爭。。。奉方。。。背義滅信，誤國殃民。。。如此悖謬，豈獨禍蘇（江蘇），直欲亡國。。。已電懇吳玉帥（吳佩孚，字子玉）、孫馨帥（孫傳芳，字馨遠）主持大計。全蘇將士願聽指揮，並請同志諸帥分途進剿，直搗胡巢，大寇不除，國難未已，全國志士，盍共圖之。。。”

注，江蘇通電八將領是：江蘇第一師師長白寶山、第三師師長馬玉仁、第四師師長陳調元、第十師師長鄭俊彥、江寧鎮守使朱熙、通海鎮守使七十六旅旅長張仁奎、第一旅旅長楊賡和、第二旅旅長李啟佑。

孫傳芳10日以秋操名義開始軍隊調動後，奉系皖督姜登選致電孫傳芳，希望不動干戈，消解兵爭（孫傳芳、姜登選、楊宇霆三人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同學）；孫傳芳發出討張通電後，奉系蘇督楊宇霆致電民國執政段祺瑞及各省各界各方，對孫氏通電中抨擊的“奉系違約在上海駐軍”一事予以解釋，並表示，自己將“含容隱忍，無論如何逼迫，惟有退讓，恤此群黎。。。惟嚴飭所部，不准輕開戰禍，重擾閭閻，毋我負人，寧人負我，是非所在，聽之公評。賞罰大公，憑諸政府。”

註：1925年1月，爭奪蘇南、上海控制權的奉系張宗昌與直系孫傳芳、齊燮元經段祺瑞調停，達成和解協議。1月中旬，孫傳芳、齊燮元宣布撤退上海駐軍，遷徙兵工廠，同時，由中華民國執政段祺瑞頒布命令：裁撤淞滬護軍使；將上海兵工廠改為商業工廠，由上海商會接收；嗣後上海永不駐軍及設置軍事機關。是以有“上海永不駐兵”之約。邢士廉第二十師戒嚴部隊是“五卅慘案”發生後開入上海的；
另一種相近說法是：在段祺瑞斡旋下，1925年2月3日，孫傳芳與張宗昌在上海簽訂“江浙（二次）和約”，約定：浙軍撤到松江，奉軍撤到崑山，孫傳芳交出上海兵工廠，上海永不駐軍。

在孫傳芳起兵和通電前的10月14日，楊宇霆和江蘇省長鄭謙已會銜電令奉軍二十師師長兼上海戒嚴司令邢士廉，限其一天一夜內將二十師全部由上海撤出，退守蘇州和常熟，並取消戒嚴司令部。邢士廉15日遵令撤退後，孫軍當晚進占龍華。

10月15日，楊宇霆、姜登選在南京召開軍事會議，決定不在蘇省作戰，奉軍力求全師而退。作出這一決定的原因，一是奉系在國內樹敵已多，不欲再與孫傳芳為敵，二是奉系在南方的部隊兵力極為單薄。奉系時在江蘇的部隊除了邢士廉第二十師外，還有駐南京的丁春喜第八師、駐鎮江的朱棟臣第三十一混成旅，僅二師一混成旅；姜登選南下就任皖督時所帶的奉軍兵力不詳，估計不多於一個師，甚至可能不足一混成旅。相比之下，不計贛皖兩省的南方軍，僅16日已通電反奉的江、浙、閩三省軍隊，就已不少於八師9旅。

16日孫傳芳通電當天，孫軍第一路陳儀、第二路謝鴻勛主力循滬杭路抵滬，而後沿滬寧路西進蘇州、無錫，邢士廉又退往常州；同一天，盧香亭的第四路軍由長興進占宜興。

（約在）18日，孫軍第一路、第二路、第四路軍會師常州，邢士廉退到丹陽、鎮江之間。18日晚，盧香亭部占領丹陽，邢士廉與朱棟臣率部自鎮江北渡，撤至江北，部分部隊撤離不及被繳械；亦在當晚，在寧江蘇第四師（師長陳調元）、第十師（師長鄭俊彥）將丁春喜第八師包圍繳械，丁喜春與江蘇督辦公署參謀長臧式毅等被俘，楊宇霆、鄭謙及少數奉軍渡江撤至浦口。

19日晨，孫軍（浙軍）進據鎮江；20日，盧香亭、謝鴻勛部抵南京下關，孫軍一部入南京，一部渡江往浦口。21日（一說20日），起兵反奉僅一周，孫傳芳便以勝利者的姿態踏進了南京城。

最先通電反奉的孫傳芳等浙江、江蘇將領都屬直系，希望借討“奉張”聯合起來的各地直系將領們，想起了此前為他們所冷落的，第二次直奉戰爭敗北後避居岳陽的直系“精神領袖”，大帥吳佩孚。

16日，靳雲鶚（前14師師長）電復孫傳芳，響應反奉，並告之“今日赴漢口會商，一面請吳玉帥出山，一面約同各將領按以前計劃積極進行。。。”；16日（或17日），江蘇八將領在反奉通電中稱：“已電懇吳玉帥、孫馨帥主持大計”；一年前視吳為累贅，避之唯恐不及的湖北軍務督辦蕭耀南，18日與鄂軍將領聯名通電響應孫傳芳時，也開始呼籲吳佩孚“出山共定國難”；20日，孫傳芳、蕭耀南、岳維峻、孫岳（有說岳、孫二人並未同意具名）、靳雲鶚、周蔭人、方本仁、楊森、鄧錫侯、劉存厚、袁祖銘、王天培等二十餘人通電，推舉吳佩孚為討賊聯軍總司令，請吳出山，組織聯軍，共討“奉張”。長江流域諸省掀起了反奉擁吳的聲浪，歷經十個月的蜇伏後，吳佩孚的復出已不可阻擋。

10月20日，吳佩孚由岳州赴武漢，21日，吳佩孚抵武昌。當天，吳佩孚渡江到至漢口查家墩，通電就任川、黔、桂、湘、浙、閩、蘇、皖、贛、鄂、豫、晉、陝、甘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

1925年10月1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會議決定：
減少1925年9月23日會議上擬定的給馮玉祥的武器彈藥數量。步槍減至2.5萬支，機槍減至140挺，火炮減至42門，子彈和炮彈數量與步槍、機槍和火炮數量相適應。軍刀5000把、飛機6架。其餘器材數量不變；原定給廣州的由6架飛機組成的第一中隊，改派給馮玉祥，責成空軍總司令加緊發送；撥給馮玉祥一定金額的防毒面具等器材；
給岳維峻的武器彈藥，將步槍數量減至3500支，子彈數量也相應減少，機槍數量仍為10挺；
為張之江的訂貨撥款70萬盧布；
給廣州的飛機數量減至12架，拒絕要求提供坦克和裝甲車的請求；
保留價值為200萬盧布的武器彈藥作為儲備；
鑑於中國事態發展，應立即起運擬定提供的武器；
責成梅利尼科夫、隆格瓦和別爾津組成的委員會研究關於擴大駐華領事團和加強情報工作的問題。

該次會議還對中國當前政治軍事形勢作出了如下分析：
1。孫傳芳起兵攻擊占據滬寧地區的張作霖軍隊，大大加劇了緊張局勢，最近幾周很可能引發直系軍隊、國民軍同奉系的總衝突。
2。孫傳芳的出動前是否同國民軍達成協議和制定共同計劃，我們不（十分）清楚，（但我們知道，孫起兵前）與國民一軍（馮玉祥）和國民二軍進行了談判。。。馮玉祥不止一次地表示：一旦（與奉系）發生衝突，孫傳芳將站在他這一邊。。。
3。如果國民軍和直系一起出動，力量對比會發生有利於反奉集團的急劇變化。雖然張作霖在武器和技術裝備方面保持着一定的優勢，但軍隊數量將基本相同，而在政治上，所有優勢都在張的敵人方面。張的戰略地位也大大惡化了。。。張陷入南方戰役後，如果再遭到馮的打擊，其關內部隊與滿州的交通線將可能被切斷。
4。關於反奉運動的消極方面。。。例如，不排除孫傳芳在一定條件下滿足於占據江蘇。。。在國民二軍中正在進行一場爭權的鬥爭，雖然是悄悄進行的，但一直持續不斷。。。張作霖即使失去不可靠的部隊和省份，他仍是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對手。
5。滬寧地區的衝突對張作霖是不利的。可以把奉系放棄上海看作是戰略手腕，南京附近的戰鬥、江蘇幾個師投向孫傳芳不是軍事上的嚴重失敗，而是政治上的嚴重失敗。

會議就中國的政治軍事問題做出以下決策（內容次序有所調整，此節編號為本人所加）：
一、國民軍的任務應當是：不急於參與衝突，但要加緊做好準備；
二、敦促直系（進一步）採取行動，以迫使張作霖將大量兵力投入到南方；
三、通過派遣代表同直系司令部建立聯繫，派自己的人到直系軍隊中做政治工作；
四、加強對張作霖軍隊的瓦解工作，想辦法同張宗昌、李景林和其它將領（張學良？郭松齡？）建立聯繫，使他們離開張作霖；加強在張作霖後方及其交通線上的活動；
五、要加強和加快（對反奉軍）提供援助，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提供機槍、火炮和空中支援上；
六、我們的教官的工作應當是更強有力的，不過要漸漸轉到建立黃埔類型的學校和部隊上；
七、必須加強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軍事政治工作。

關於廣州（國民黨方面）。廣州（廣東）的局勢可以認為是穩定的。陳炯明對汕頭的占領、熊克武的進犯和鄧本殷在南方的行動，雖然構成了威脅，但廣州政府在力量對比上占優。

廣州（國民政府）不可能參與總的衝突（反奉戰爭）。對於廣州來說，更大的威脅可能是政治上的孤立。。。就是在（北方的）國民軍中，也在談論“紅色布爾什維克的威脅”。廣州的近期任務是：做內部鞏固工作，擊潰陳炯明，改組軍隊。必須利用國民軍與直系之間建立的聯繫，對福建省施加影響，爭取使福建放棄對陳炯明的支持。
（10月19日中國委員會會議相關內容完）

10月20日，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發表反奉宣言，勸愛國民眾站在反奉運動的主體地位，要求釋放政治犯，解除奉系、安福系武裝，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自由。

10月2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
採納中國委員會關於為中國撥款15441584盧布58戈比的建議；根據技術能力，按照中國委員會預先的考慮，在最短期限內向中國提供武器；批准撥款5.2萬盧布用於增派工作人員；

撥給孫傳芳德國型號子彈100萬發，條件是在他管轄的地區工人運動合法化。運送子彈嚴格保守秘密，排除發生任何非難蘇聯政府事件的可能性。

1925年10月26日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會議聽取、研究了“關於撥給孫傳芳200萬發步槍子彈的問題”，決定：“緊急向海參崴倉庫調撥200萬發德國子彈，轉交時要執行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的要求。”

註：10月底11月初間，蘇聯最終向孫傳芳實際提供的德國造子彈數量，到底是200萬發，還是300萬發（100萬+200萬）？

在1925年10月29日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斯大林作出如下指示：
建議加拉罕同志儘快去（返回）北京；
基本上採納伏龍芝同志（在信中所提）的建議，作為政治指示下達給加拉罕同志；
鑑於需要加強中國的總的政治工作，責成組織局提出向中國派遣政工人員的候選人。

伏龍芝建議信摘錄如下。
。。。中國的事態發展進程，越來越把吳佩孚和他所領導的直系集團推到首要地位。吳佩孚正在成為核心政治領導人物。。。國民軍以及馮玉祥的作用和意義在漸漸消失。國民軍、國民黨、中國共產黨等有必要同吳佩孚建立固定的關係，這是整個形勢決定的。。。

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主要敵人依然是張作霖。現階段國內戰爭的任務，應該是從軍事上和政治上徹底打垮張作霖。吳佩孚的行動能造成有利的局面，必須加以利用。。。國民軍的軍事行動要安排在能夠保證給予張作霖以決定性打擊的時候，和能夠保證馮玉祥及其它國民黨軍閥控制最重要地理位置的時候。這種地理位置，我認為首先是包括天津在內的直隸全省，然後是熱河和北滿（黑龍江省）。此外，將來取得成功的時候，要採取果斷措施，讓國民黨追隨者占領可以保證北方同廣州（以及四川、貴州、廣西等省）的聯繫的交通線。。。至少熱河和黑龍江，為了鞏固我們在中東鐵路上的地位和加強同中國的經濟政治聯繫，需要國民黨追隨者固守在這裡。。。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結論：有必要同吳佩孚聯合。聯合的結果應當是成立新的中國政府。在新政府的人員構成上，要有直系代表、北方國民軍代表和華南（國民黨廣東政府）的代表。這種聯合不可能有什麼牢固性可言，在進行現階段戰爭的時候，必須認識到，要建立真正統一的中國，未來需要繼續進行戰爭，不過，那將是同吳佩孚及其追隨者的戰爭。在這方面要特別注意上海，必須堅決把那裡的工人武裝起來，作為確保在上海建立革命人民政權的一種手段。。。這樣才會有很大把握使上海變成中國真正的革命運動中心。

關於深入開展廣州的工作，擴大國民黨對整個中國的影響範圍，擴大和深入開展在國民黨軍隊中的政治工作等等的原有指示依然有效，我就不一一列舉了。
（摘錄結束）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