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信仰是實用主義

為什麼中國造不出高端芯片？原因很複雜，內外皆有。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認為中國文化的正統是儒教，中國宗教屬於入世神秘主義類型；西方文化以基督新教為體現，屬於入世禁欲主義類型。

中國宗教由於缺乏一種倫理性、超越性、人格性的神袛，故在中國社會的制度層面，現世與彼世（超越界）之間的必要張力迄今尚付闕如。

儒教的理性主義意指理性地適應世界，清教的理性主義意指理性地支配世界。在韋伯看來，適應世界可能導致一種官僚式的道德形式，將道德行為限定在完全實用的訓示和規則上，一切超越性和終極性的思考不再掛懷，關於世界的終極意義就成為次要的事了，這就使得傳統主義和從純粹功利角度看待一切問題的實用主義大行其道，目的是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以致造成社會生活中充斥着因循守舊的積習。

韋伯說:“儒教與其他所有西方的實際理性主義之間實仍有極大距離”。儒教講事功，新教重倫理，只有倫理的理性主義行為才具有宗教價值。新教徒出於對神的敬畏，造成在神的旨意與俗世之間保有一種內心的緊張性，使人生出一種立志成為神的工具而成就某種功業的積極性，這是一種發自內在精神達致外在行為的超越性，成為新教徒基於宗教理由而形成的“職業（人）倫理”的行為動機。

儒學“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語·衛靈公》）的教誨，從目的—手段（亦即工具）合理性上說它有非常理性的一面，但從其完全排斥超越性思考來說，它又有非常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一面，這是一種成功取向的倫理（success-oriented ethics）即完全從成功的效（後）果評價動機和手段，用實用—功利充當倫理義務的根據，以致為了成功可以不計手段的善惡，致使一種崇拜成功和權力（power）的社會心理風行。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說:工匠想要使他的工作做好，一定要先讓工具鋒利。比喻要做好一件事，準備工作非常重要。語出《論語·衛靈公》：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孔子告訴子貢，一個做手工或工藝的人，要想把工作完成，做得完善，應該先把工具準備好。那麼為仁是用什麼工具呢？住在這個國家，想對這個國家有所貢獻，必須結交上流社會，乃至政壇上的大員，政府的中堅；和這個國家社會上各種賢達的人，都要交成朋友。換句話說，就是要先了解這個國家的內情，有了良好的關係，然後才能得到有所貢獻的機會，完成仁的目的。

在今天的中國，每個人都在說中國人聰明，勇敢，但是中國人變得急功近利。某些官員的官僚主義思想和行為已經嚴重的影響了發展的中國。

易中天則指出，漢文明是沒有信仰的文明。他認為現代西方文明在當前占據優勢的主要原因是具有普世的宗教信仰，而信仰的作用在於確定並延續一個民族的核心價值體系。

與之相比，中華文明缺乏信仰，中國人的信仰普遍是實用主義的。在進入市場經濟之後，中國的經濟基礎發生了變化而價值體系仍是陳舊的，因此，才出現了一系列道德敗壞和價值虛無的問題。

易中天指出，中華文明或者準確地說漢文明是沒有信仰、沒有宗教的文明。什麼叫宗教？宗教是以信仰為中心的一整套價值體系、行為準則和禮儀規範。什麼是信仰？信仰是對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的堅定不移的相信。比如相信某個科學真理，它是自然規律不能叫信仰；或者相信某一個道德信條，這是社會行為規範，也不能叫信仰。

按照這個標準核定，漢民族有信仰嗎？沒有。第一，中國人不存在超自然、超世俗的存在，中國人沒有創世神話。或許中國人的民族曾經有過，但後來沒了。例如，盤古是開天地的，不是創造天地的，因此他不能算作創世的神；而女媧是造人的，在她造人之前，黃土已然就有了，因此她也不是創造世界的神。中國人沒有一個神說，“要有光，於是就有了光”。中國人沒有創世神，就沒有終極創造者，沒有終極關懷，就沒有彼岸概念，因此中國人無信仰。中國人有沒有信的東西？有，中國人信神、信佛等等。

但中國人對這些東西的相信是實用主義的，觀音菩薩、太上老君、如來佛祖、土地公公、媽祖、自己的祖宗。多種信仰即無信仰，什麼都信等於什麼都不信。我們有一句話叫“信則靈”，翻譯過來是靈就信，不靈就不信。有人說，某某廟你要拜一下，很靈的，諸如此類。中國人的崇拜是實用主義的，有那麼多崇拜的對象，而且這些神靈各有各的分工。基本上各種班子都齊了，這是實用主義的崇拜。這樣的一種行為好意思叫信仰嗎？

所以漢民族的文明特點是有鬼神無宗教，有崇拜無信仰。這樣一種特點從西周就開始產生了，因為西周為我們的文明奠定了一個基礎：以人為本、以德治國、以禮立序，以樂致和。

中國人的文明是這樣的文化系統。這樣的文化系統雖然經歷了從春秋到戰國、秦漢的國家制度的變化，但有些東西沒有變，例如家國一體沒有變，祖宗崇拜不變。既然是這樣的系統，那麼中國人不可能產生對超自然、超世俗存在的堅定不移的信仰。

中國人缺的是理性的堅強和勇敢果斷的性格。儒家思想讓中國人變得有些保守，保守得懦弱,以至與抹殺了人的性格。過度的謙虛已經成為人與人之間善意交往的利器。到底是中國人思想變的自私了，還是社會的認同感在走入誤區。人的思想也越來越畸形，社會的安全秩序受到了破壞。這是因為中國人突然失去了正義勇敢的性格。改革開放後中國人變了，社會沒有了科學沒有了正義，只剩下那可憐的自私和懦弱。

在今天只有金錢權利，個人利益可以帶給中國人一支強烈的興奮劑。社會需要正確的發展，中國人不能永遠都想着做一位收穫者，如果這個社會沒有拓荒者，就不會有收穫這個概念。錢，讓很多人變的“理智”了，看重眼前利益而放棄長遠利益，讓人變得功利了。

由於中國人都屬於無神論。所以中國人沒有了約束。沒有了管理人內心的一把有力武器。社會的秩序和基本的道德一次次的被破壞。中國人需要喚起自己的良知和內心深處，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感和自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