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的文化抗日

日本抢夺台湾，激起台湾人的剧烈反抗，一边是日本人步步紧逼，一边是台湾人步步反抗。

首先进行的武装反抗，同时又进行文化反抗。

台湾人知道，台湾的去向不由日本与台湾人的意愿，而是由战争的胜负决定，如果由台湾人的意愿决定，清朝割让台湾时，没有人愿意被日本人统治。他们也知道，祖国的强大，必然收回台湾。所以，台湾人走上一条保存民族命脉的文化抗日道路。

议会抗日和文化抗日是当时台湾人所能采取的最低代价的、最有效的、最能持久的抗日道路。日本人有武器，日本文化充满暴力，武装抗日会损失巨大，在没有外援时会失败。议会是世界通例，台湾本应设置；日本文化低于中华文化，如果没有武力的参与，在文化上日本人必然战败。

文化抗日是继武装抗日之后又一条坚定的抗日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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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庆祝抗战胜利）

梁启超的启发

这个小标题也许不十分准确，台湾人的文化抗日是必然道路，只是梁启超说出了早在台湾人心中存在的想法，造成共鸣而已。

台湾人的抗日，从武装抗日到文化抗日，从被殖民的那天就开始了。有的媚日者否定台湾人的抗日，睁大眼睛看看吧。

对于日本人一步步的紧逼，台湾的有识之士感到灭族的危险，他们心急如焚，一边武装抗日，一边艰难地探索其他自救的道路。

1907年春，林献堂等人找到因“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的梁启超，语言不通，只能用中文交流，刚一坐下，梁就写下：“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今夜之遇，诚非偶然……”，令人感动。

林献堂痛苦地说：我们处异族统治下，政治受差别，经济被榨取，法律又不平等，最可悲痛者，尤无过于愚民教育，处境如斯，不知如何而可？

梁启超说，三十年内，中国绝无能力可以救援你们，最好效爱尔兰人之抗英，在初期爱人如暴动，小则以警察，大则以军火，终被压杀无一幸存，后乃变计，勾结英朝野，渐得放松压力，继而获得参政权，也就得与英人分庭抗礼了。乃举例说，英国漫画家绘两位爱尔兰人，以一条绳索各执一端，将英首相绞杀，这意味着爱人议员在英国会议席虽不多，但处在两大党之间，举足轻重，势固得以左右英内阁之运命，你们何不效之？

林献堂等人闻之，真是妙不可言，自是铭心印。

梁启超要求台湾同胞，暂时不要轻举妄动，不要作无谓的牺牲，最好仿效爱尔兰人对付英国的手段，多多结识日本的政界要人，以此牵制日本殖民当局，使其不至于过分压迫台湾人民。梁启超所谈非暴力温和的民族运动路线，给台湾同胞指出了一个抗争的新方向。

初次见面，梁启超对台湾同胞诚挚的关怀、深切的同情，使林献堂极为感动而更加钦佩。梁启超的宏观大略，又使林献堂大受启发，他因台湾总督府压迫虐待台湾同胞而深感悲愤但又不知如何解脱的抑郁心境，豁然开朗。这次会见，更加坚定了林献堂斗争的信心，成为其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林献堂立即邀请梁启超侍机前往台湾，向台湾人民宣传进步思想；同时希望梁启超为他引见日本政要，为日后台湾民族运动的开展打下基础。

1911年，梁启超出访台湾一个多月，亲眼目睹了日本统治台湾的真相，加深了对日本殖民统治本质的认识，日本殖民者17年来的残酷统治，使台湾同胞受尽了欺凌和压迫，台湾同胞集结在胸中的一股悲愤之气也因梁启超的温存与慰抚，暂时得到了宣泄。同时，台湾同胞眷怀祖国、热爱民族的丹心，也总算找到了倾诉的对象。梁启超不但被视为祖国的象征、中国文化的代表者，更是有如可以一诉衷曲的亲人。所以，梁启超出访台湾，极大地增强了台湾同胞对祖国的思慕和热爱！台湾知识界与梁诗词唱和，把幽怨之情付与其中。

梁启超游台期间，受到了各地诗社成员的热烈欢迎，大家纷纷聚会、咏诗。梁启超更是百感交集，以诗寄情、以诗言志，留下了诗89首，词12首。由于日本特务的暗中监视，大家不能直抒胸臆，只有在诗词中隐晦地表示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极度不满，体现台湾同胞的哀怨之情，也表达了台湾同胞思念祖国的心情。

梁启超游台一月，耳闻目见，莫不失望，以致“无限懊恼，无限愤抑”、“归舟所满载者哀愤也”。梁启超就考察所得，整理出了50万字的《台湾游记》，与商务印书馆商议出版。因游记记叙了台湾的真实状况和梁启超的真情实感，对日本统治者的愚民政策不利，被日本政府扣押了，原稿不知去向。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如果出版该游记，将是对日本与台独的巨大打击，让人看清楚日本人是如何阴险，媚日恨中台独是如何斯德哥尔摩。

“六三法”撤废抗日活动

在梁启超的影响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运动兴起的新形势下，林献堂、蔡惠如、蔡培火、林呈禄等人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发起了“六三法”撤废运动，以削弱台湾总督的权力，提高台湾人民的政治地位，赢得一些自由和民主。“六三法”是包括《匪徒刑罚令》、《法院条例改正令》等残酷地镇压台湾人民的法令。

1918年8月，林献堂到日本，与在东京的台籍留学生频繁接触，并且在东京神保町中华第一楼宴请20多名台湾留学生，讨论“对台湾当如何努力”的问题。在此期间，大家通过了施家本提出的“撤废六三法”议案，成立了“启发会”，并在“启发会”中设立“‘六三法’撤废期成同盟会”，由林献堂出任会长。

为了推动运动的深入，唤起民意，1920年1月11日，蔡惠如在东京以启发会为基础，组织台湾留学生，又发起成立了“新民会”。新民会成立的目的就是要领导台湾的民族运动。7月16日“新民会”出版了台湾近代民族运动的启蒙刊物《台湾青年》。据《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记载：“向来，这些旅居日京的台湾留学生对社会问题、政治运动等事没有什么深刻的关心。因此，时常被中国留学生，以及朝鲜留学生等嘲笑，说他们都是‘唯唯是诺，屈从于日本统治之下愚’，也不敢起而抗辩，可是智能的开发，必然要引起对事物的批判，恰好民族自决主义的浪潮影响到他们来，或是受了中国革命新展开的刺激，学生的思想倾向竟然一变，主张：‘台湾非属于台湾人的台湾不可’，唤醒了民族意识，时常聚集，酿成了朝向图谋提高台湾人的地位，企图自由解放的运动的空气。”“新民会”的成立和《台湾青年》的出版，推动了台湾民族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1920年秋，林献堂又赴日本，向日本政界要人呼吁撤废“六三法案”。由于得不到支持，11月28日，新民会与台湾青年会共两百多人，在东京集会，讨论“六三法案”撤废问题，大家展开了激烈辩论。反对撤废“六三法案”的人认为，即使废除了“六三法案”，台湾人民依然跳不出日本国法律的限制；保留“六三法案”，可以表示台湾为日本殖民地的特性，正好抵制日本对台湾的同化，保持台湾的民族性。这种观点获得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最后，由林献堂裁决，决定不再进行“六三法”撤废运动，为了不刺激日本统治者，也不公开宣布台湾“自治”，而采取请愿的方式要求设置台湾议会，实现台湾人民自己当家作主。

议会抗日活动

随后，林献堂出任新民会会长。新民会借助林献堂的声望不断壮大。在林献堂的领导下，“新民会”确定了三个行动目标：一、为增进台湾同胞之幸福，开始政治改革运动；二、扩大宣传主张，联络台湾同胞之声气，发行机关杂志；三、图谋与中国同志多多接触之途径。其中，第一个目标即为台湾议会设置运动，第二个目标则表现为《台湾青年》的创刊。自此，台湾的民族运动由“六三法”撤废发展为台湾议会设置运动。

台湾议会设置运动的出现，标志着台湾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步入了一个新阶段。

1921年1月30日，由林献堂领衔，178人共同签名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书”正式提交给日本帝国议会。请愿书称：“帝国议会于1896年以法律第六十三号付与台湾总督以发布命令代替法律之特权，使行政立法二权握于同一之统治机关，……民众所受之痛苦，实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救亡之道，惟有就台湾住民公选议员，组织台湾议会以行之。”他们要求日本人给台湾人参政权，由台湾人自己组成的台湾议会，决定台湾的地方事务，对台湾的法规及预算具有决定权；运动的目的是使台湾人民获得一定限度的内政自治权，争取以合法斗争方式获取政治权利。

但是，日本议会根据台湾总督府提出的意见，“断不允许设立类似帝国议会之台湾议会”，决定“不采择”该请愿书。随后，日本政府又以敕令第241号公布了所谓“台湾总督府评议会官制”，由总督自任会长，总务长官任副会长，另由总督任命在台官吏7人、日本人9人、台湾人9人为评议员，在总督监督下，就总督的咨询，提出施政意见。日本殖民者想用“台湾总督府评议会”之类有名无实的机构搪塞了事。

1922年2月，林献堂、蔡惠如等512人再次联名上书，又遭到了日本众议院和贵族院的否决。同年5月，林献堂回到台湾，当众披露了第二次请愿的结果。日本人对此十分恼火，台湾总督府机关报《台湾日日新报》发表社论和文章，指责台湾议会设置运动的最终目的是“要求独立”，是一种“叛逆”行为。日本人还在政治上、经济上对林献堂施加压力，企图使林献堂屈服，放弃台湾议会设置运动。

1923年1月，运动的另外一些积极分子蒋渭水、石焕长等发起组织了“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准备开展第三次请愿运动，被台湾总督府根据“治安警察法”第一条勒令禁止。蒋渭水亲往东京，会合蔡惠如、林呈禄等人，重新建立了“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并向日本帝国议会提出设置台湾议会的请愿书。同年12月，蒋渭水等回到台湾，继续开展活动。然而，日本殖民当局为阻止运动，阴谋制造了所谓“治安警察法违反事件”，在全岛进行大搜捕，将蒋渭水、蔡惠如、陈逢源、赖和等29人逮捕入狱。另外，殖民统治当局对其他参加请愿的人员进行打击，“服务官方机构者，立即被解职，服务于银行公司者，透过该银行公司，各予以免职，有关公卖事业者则剥夺其特权，与银行有借贷关系者，拒绝其资金之融通，且严禁有关政治之演讲。”这表明，想走台湾议会的路子也是完全行不通的。

1934年，林献堂等再次上书请愿，要求设置台湾议会，但遭到日本众议院和贵族院的再次拒绝。

如果台湾议会设置成功，也会像英国漫画家绘爱尔兰人那样：两个台湾人以一条绳索各执一端，将日本殖民总督绞杀，将殖民总督的许多恶政绞杀：官卖鸦片被绞杀，寺庙整理被绞杀，工业日本农业台湾被绞杀，文化歧视被绞杀，30棵神木不得砍伐，警察不用再叫大人，甚至连皇民化运动也被绞杀。

议会设置其实是一种抗日活动，日本殖民者早就看穿了这一点，极端阻挠。

从1921年1月30日第一次到1934年9月2日決議停止為止，14年15次议会设置申请活动，在日本殖民者的阻挠下最终未能如愿，却严重打击了殖民总督的嚣张气焰，大大地教育并团结了台湾人民，使台湾人在无望中看到了希望。

“六三法”撤废运动和台湾议会设置运动，就运动的性质而言，是台湾的知识分子领导的改良主义运动；就运动的方式而言，是一种请愿的和平方式；就运动的渊源而论，则是梁启超所倡导的温和主义斗争路线在台湾的实践。虽然，由于主客观原因，这场运动的直接目的不可能达到，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台湾同胞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向往民族解放的愿望和要求，促进了台湾民族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增强了台湾人民的民族觉悟和斗争意识，具有进步意义。正如台湾学者王晓波先生所说：“在殖民地体制下，台湾议会的不能成功，只能‘缺憾还诸天地’，但从民族运动的观点视之，却是一项成功的策略。”

它是大规模武装起义被镇压之后所采取的和平抗争方式。这一斗争阶段和这一斗争方式，是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上不可缺或的一页（注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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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民欢迎议会申请失败归来的成员）

文化抗日的短兵相接——台灣文化協會

當代台灣各項社會邉拥哪柑迨翘ㄍ逦幕�协会，也是最直接的抗日团体。

日本文化同化，引起台湾人文化反抗，在全岛掀起“汉学运动”，以读汉书、写汉字、作汉诗来对抗殖民者的文化同化。为了抵制殖民者扼杀汉语教育，许多知识分子办起书房（私塾），甚至还办了不收学费的义塾。书房、义塾办起来很简便，有一两间民房或祠堂就可以上课，无需正规的校舍和设备。许多家长 都愿意把孩子送到这里学习，因此书房、义塾发展很快。

台湾人掀起学习中文的热潮，各种各样的诗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各种刊物、各种会党、各种团体纷纷成立。这是台湾汉文化复兴运动，教育了台湾人民，扩大了反抗力量。

林獻堂、蔣渭水、楊吉臣等为首的1000多名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于1927年发起创立了“台湾文化协会”，其目的在于“唤起汉民族的自觉，反对日本的民族压迫”，还提出了“反对奴化教育”、“获得参政权”等口号。文化協會不断发展壮大，遍及整个台湾岛。

文化协会兴办各种文化讲习会，宣扬中华新文化。如“台湾文化协会”台北支部就在每星期六晚上举行讲演会，演讲者有的抛弃和服，穿着上海服装，以至上海服装一时成为台湾的流行服装。文化协会举办的讲演会很多，仅1925年一年，就有315次，演讲人有1165人，听众高达117880人。加上学校在夏季举办的文化讲习会、文明剧演出、电影放映等活动、中华新文化的宣传深入到台湾各地。1926年11月，新竹街的文化協會支部也成立了新光劇團。這些演劇的腳本多半以諷刺性的方式譴責社會制度、鼓吹民族意識，這種宣傳方式也得到不錯的效果。文化协会的成立也推动了议会申请活动。

台湾总督府为此忧心忡忡，他们不得不承认“今日台湾人，除特权阶级外，大部分醉心于中国，乃是不争的事实”。

在文人们的启发和推动下爆发了农民运动，各种農民組合相继成立，台灣的農民邉右婚_始是帶著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反抗日本殖民及日本资本的残酷剥削、争取社会公平，并取得了一定成绩，更重要的是唤醒了被最残酷剥削、生活最苦、社会最低层的广大农民。

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以來，雖然標榜從事的是文化啟蒙，但是，台灣總督府深知，文化協會乃當代台灣各項政治、社會邉拥哪阁w。日本殖民政府批判文化协會是「追慕中國之念甚高，與中國人日益親和，期待國權回復。」

矢內原忠雄在其名著《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對「台灣文化協會」如此評價：「是自助的啟蒙的文化邉樱�目的在痔�灣人的社會解放與文化提高，平時的工作，則在各地召開講演會。文化協會很久成為唯一而且全部台灣人民族邉拥膱F體。」

文化协会成立以來，是以民族主義為號召的統一戰線，可惜受到在世界当时流行的共产主义思潮浸蚀，部分会员被阶级斗争学说所迷惑成为左派，左派中中共的力量最大，左派夺了文化协会的权成为新文协，新文協受斯大林的操控，后来成了台灣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族主义者的右派人馬一起退出文協，另組臺灣民眾黨。

文化協會成立之始，殖民政府就采用武力威脅的手段对付，原本被台灣總督府認知為「怕死」的台灣人，卻在殖民者的打压後產生了政治自覺而更加凝聚。此後，台灣總督府改採软硬兩手策略，對於反抗邉又械臏睾团捎枰园矒幔瑢�於激進派則極力打壓，如此的策略使反抗邉映蓡T彼此猜忌，終至彻底分裂。左派分裂文协正应其时。在反抗邉臃至厌幔�殖民者更集中力量打擊激進派，使其走向極端，而後將其一網打盡。殆激進派被瓦解後，再禁止溫和派的活動，如此即可完全瓦解反抗勢力。

1929/2/12，殖民者对台灣農民組合大檢舉，逮捕59人（8人被釋放），農民組合成了非法組織，激進成員只能潛行於地下進行活動，有效瓦解了台灣農民組合。

1931/2/18，殖民者禁止臺灣民眾黨，同年對台共展開大搜捕，該年9月於羅東逮捕台共最後一位領導者蘇新後，台灣共產黨瓦解;文化協會重要幹部此時也多被逮捕，組織瓦解。

当时，在日寇的残酷剥削下，台湾的无产阶级连饭都吃不饱，又没有社会地位和号召力，还没有文化，哪有能力对日寇进行文化反抗？无论是“六三法”撤废、议会设置申请、文化协会的运作，都是所谓的地主资产阶级在冲锋陷阵，是这些人在救台湾，而左派阶级斗争的刀必然砍向这些人，这是做到了日本人想做都做不到的事情，左派马列主义者是日寇的帮凶！

左派的马列主义者真无脑，台湾问题是外来民族残酷压迫本民族的民族问题，左派硬要调转斗争对象，搞成民族窝里斗的阶级斗争，分裂了救护台湾的力量，客观上无疑是帮助了日本殖民者，最终导致台湾人的民族自救惨遭巨大挫折。近代的中国，也是外来民族残酷压迫本民族的民族问题，中共硬要调转斗争对象，搞成民族窝里斗的阶级斗争，分裂了救护民族的力量，客观上无疑是帮助了外来侵略者。可见，马列主义荒谬至极，害人至极。

虽遇挫折，台湾人并未停止民族自救，并未停止文化抗日。

进入40年代，日本已经统治台湾45年，从1919年颁布《台湾教育令》实行同化教育算起，也已经20余年。那么，同化教育的效果如何呢？日本官方统计表明，到1938年，全台湾享受日本优待的所谓“日语家庭”，仅有171户。1940年初，殖民当局要求台湾人改用日本姓氏，半年之内，改姓者仅168人，不及当时台湾人口的3万之1，估计连政府部门工作的人都未能全部改姓；而这一政策实施于朝鲜，同一时段内，改姓者达80%。可见，日本此前对台湾的同化政策相当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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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万人夹道欢迎国军高举托庇神威重归祖国）

之后，日本人改用“伪善”的面孔，于1941年成立了“徨民奉公会”，才使得日本的同化政策得以顺利推行，并在台湾制造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媚日群体。可见，日本政府是一个与绑匪无异的组织，日本文化是绑匪文化。

葉榮鐘在其〈台灣民族邉邮贰狄晃模瑢�於「台灣文化協會」、「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邉�」、「《台灣青年》」的角色與作用，他說：「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邉樱�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青年》雜誌是台灣非武力抗日民族邉拥娜�大主力。若用戰爭的形式來譬喻，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邉邮峭饨还�勢，《台灣青年》雜誌(包含以後的《台灣》雜誌，《台灣民報》以至於月刊《台灣新民報》是宣傳戰，而文化協會則是短兵相接的陣地戰。」

让我们记住历史，也记住那些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在台湾文化战线上与日寇鏖战的勇士。

50年的日本殖民台湾的历史，就是一部台湾人的血流成河的抗战史，竟有65万人倒在日本人的屠刀下，每8人中有1人被杀。

一个民族如果遗忘历史，遗忘真实，这个民族不会伟大，甚至这个民族没有办法生存，没有资格生存。台湾为什么地震那么频繁？日本为什么地震那么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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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庆祝抗战胜利）

注39：安德鲁·罗伯茨：《毫无悔意的日本极端民族主义》

https://cul.qq.com/a/20161116/030330.htm

http://dajia.qq.com/original/category/roberts20161116.html

日媒歪曲二战历史 俄外交部：日本有些人仍活在假想中

https://mil.ifeng.com/c/7yvWGXDKDWu

注51：日据时期台湾“皇民化”佛教的思想特质

https://weibo.com/p/2304181596a37890102xf62

注65：日本据台半世纪，比武力镇压更可怕的是奴化教育

https://read01.com/Q3N6P8E.html

注77：《张春英：梁启超与台湾》

金剑　2021年5月4日星期二

节选自《日治台七大罪之六、彻彻底的文化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