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借苏俄喻赵姓大国，总是相当贴切。

苏俄那些诺贝尔奖作家的结局，你细品，再细品……

Original 孤灯书生 暗访记者李先生 7/14/2021

无论如何，诺贝尔奖是全球公认的最高奖项。

在美国人看来，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和奥运会冠军并列。

美国的移民政策中，有一项是“杰出人才移民”。

杰出人才移民中有这样一条：获得诺贝尔奖者，和奥运会冠军，直接移民。

也就是说，这两种人才不受任何限制，没有任何条件，只要愿意来了，美国就伸出双手接纳。

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那都是绝世之才。

当然包括文学奖。

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都是当世超一流的作家。

尽管，当时超一流作家，不一定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那都是国宝级的作家。

印度人很骄傲地说，我们有泰戈尔；英国人很骄傲地说，我们有萧伯纳；法国人很骄傲地说，我们有萨特；德国人很骄傲地说，我们有托马斯曼；日本人很骄傲地说，我们有川端康成；澳大利亚人很骄傲地说，我们有怀特；哥伦比亚人很骄傲地说，我们有马尔克斯；秘鲁人很骄傲地说，我们有略萨；瑞士人很骄傲地说，我们有黑塞；美国人很骄傲地说，我们有海明威和福克纳……

中国人也可以很骄傲地说，我们有莫言。

无论那些蠢货们如何污蔑攻击莫言，莫言毫无疑问都是世界超一流的大作家。

乌鸦的翅膀，是遮不住太阳的光辉。

蛆虫的肆虐，是挡不住雄鹰的飞翔。

有人问，苏联时代有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们的遭遇如何？

有，不但有，而且还有好几位。

苏联时代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叫蒲宁，1933年获得。

当年，和他一起竞争奖项的，是红色作家高尔基。

在中国，高尔基的名气比蒲宁不知道大了多少倍。

但是，这一届诺贝尔文学奖，却授予了蒲宁。

如果阅读蒲宁的作品，会感觉到他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优良传统。

事实上，他是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写作的最后一位大师。

诺贝尔文学奖没有授予托尔斯泰，没有授予契诃夫，一直引以为憾。

而现在把奖项颁发给蒲宁，也算是一种补偿。

诺贝尔文学奖没有颁发给高尔基，却颁发给蒲宁。

在苏联引起轩然大波。

苏联上层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说诺贝尔文学奖是一种政治偏见奖。

事实上，蒲宁绝对是个语言大师，他的获奖，当之无愧。

仅仅阅读他翻译成汉语的作品，我都会为他的描述而深深着迷。

这一年，他获奖的时候，已经流亡到了法国。

现在的俄罗斯人称蒲宁是“白银时代最后一位大师”。

蒲宁诞生在俄罗斯贵族家庭，和那个时代一大批俄罗斯著名作家的身世一样。

比如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贵族家庭出身的蒲宁，挤上了开往法国的最后一艘轮船，从此开始了流亡生活。

此后，他只能在作品中描写记忆中的俄罗斯大地，他对俄罗斯一往情深，对俄罗斯的土地，对俄罗斯的人民，对俄罗斯的一草一木……然而，却再也不能回来。

1941年，纳粹进攻苏联，大批苏联军人被俘虏，带到法国关押。

白发苍苍的大作家蒲宁，带人展开对苏联战俘的营救。竭尽全力，阻止法西斯的暴行。

1953年，蒲宁在法国病逝，终没有实现叶落归根的梦想。

1958年，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然而，获奖小说却不是在苏联出版的。

1949年，帕斯捷尔纳克已经写好了《日瓦戈医生》，然而却不能出版，只能在朋友间地下传阅。

斯大林去世后，帕斯捷尔纳克预感到出版形势有变，就把手稿投给出版社，然而却迟迟没有回音。这是1953年的事情。

1956年，对在国内出版绝望的帕斯捷尔纳克，把《日瓦戈医生》的手稿，托朋友辗转带到意大利，终于出版。

此书一出版，就在西欧国家引起强烈反响，一年内再版7次。法国、英国等国家也竞相出版。

此书仅仅出版两年，就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然而，《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却在苏联国内遭受到一连串的惩罚。

这些惩罚来自当时位置最高的赫鲁晓夫。

后来，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没有读过《日瓦戈医生》，但这本书在西方社会获奖，所以他要对作者进行惩罚。

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插画家，曾经给托尔斯泰的作品画过插图；他的母亲是一位著名钢琴家。

苏联诞生后，他们全家本来都逃到了德国。可是，帕斯捷尔纳克因为对红色苏维埃抱有幻想，又在两年后回到苏联。

此后，他再也没有机会去德国，也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家人。

回到苏联，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受到苏联文坛的批判，他的作品难以发表，因为未能反映红色主旋律。

无奈之下，他只能做翻译。

他翻译的莎士比亚作品，和歌德的《浮士德》，现在堪称俄语翻译的典范之作。

但在当时，他的这些翻译作品，都不让出版。

而帕斯捷尔纳克又性格刚硬，绝不低头。

1932年，他选择自杀，但被救活。此后出现了严重的抑郁症。

他只能依靠偷偷写作《日瓦格医生》，来进行精神寄托。

苏联文坛认为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对苏联文学界的挑衅。

苏联媒体对帕斯捷尔纳克展开人身攻击，对这部小说进行批判。

苏联大学生走上街头，高呼口号，“把叛徒作家赶出苏联”，甚至将他住处的房间玻璃砸碎。

苏联作家协会负责人找到帕斯捷尔纳克，要求他拒绝诺贝尔文学奖。

而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不！”

此后，帕斯捷尔纳克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

而苏联作家协会还写信给赫鲁晓夫，要求开除帕斯捷尔纳克的苏联国籍。

迫于种种压力，尤其是担心家人受到伤害，帕斯捷尔纳克不得不发表声明，宣布自己放弃诺贝尔文学奖，并违心地否认苏联对自己的迫害。

然而，这份声明仅仅换来几个月的平静。

1960年，帕斯捷尔纳克悲伤离世，他的情人（没有领结婚证的妻子）被以走私罪而逮捕，他们的女儿也遭关押。

直到赫鲁晓夫去世后，她们才被放出来。

苏联第三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肖洛霍夫。

他的获奖作品是《静静的顿河》。

《静静的顿河》曾经获得斯大林的赞誉。

而且，1958年，苏联驻瑞典大使，曾经郑重其事地给诺贝尔奖评委会推荐这部小说，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原话是“如果此书能够获奖，苏联将无尽感激。”

然而，直到1965年，肖洛霍夫才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出版于1928年、

肖洛霍夫出生于1905年。

也就是说，他23岁就出版了这部世界一流的长篇小说。

而且，这部小说气势恢宏、场面广阔、人物众多、情节复杂，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绝对是写不出来的。

有一种说法是，肖洛霍夫在一名死去的白俄军官的背包中，发现了这部小说，然后自己冒名出版。

证据是，他其余的小说质量，都远不如《静静的顿河》。

肖洛霍夫是一名苏联党员，也是一名红色作家。

他1930年受到斯大林的召见，然后写作农业集体化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

即使这样，他曾经受到苏联克格勃的怀疑，他们派人在他家卧底，准备逮捕他。

肖洛霍夫得知消息后，赶紧向斯大林求助，才幸免遇难。

第四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作家是索尔仁尼琴。

他是第一个把古拉格集中营写进小说中的苏联作家。

古拉格，是苏联政府关押持有不同政见者的集中营，也就是劳改场。

《中国青年报》报道，因为饥饿、寒冷、折磨、高强度劳动等原因，死亡在这里的人，有150万以上。

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被关押了八年。

关押的原因是，他给家人写了一封信，信件被检查的时候，发现他称斯大林是“留着小胡子的人”。

当时，他是一名上尉连长，已经随部队打到了德国境内。

斯大林死后的1956年，他才被从古拉格放出来。

此后，他成为一名中学数学老师，白天教数学，夜晚写小说。

1968年，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癌病船》在西欧出版。

苏联作家协会恼羞成怒，将他开除出这个组织。

尽管他在国外名声大震，但苏联却不承认他是作家。

1970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苏联当局非常恼怒，通过官方渠道向瑞典政府施压，要求取消这一决定。

但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排除干扰，依然授予索尔仁尼琴这一奖项。

苏联又禁止索尔仁尼琴前去领奖。

1973年，索尔仁尼琴更伟大的作品《古拉格群岛》在巴黎出版，苏联当局怒不可遏，以叛国贼将他逮捕，剥夺了他的国籍，将他押上飞机驱逐出境。

索尔仁尼琴是条硬汉，他说：“我终将活着回来。”

后来，他先后流亡西德、瑞士等西欧多个国家，最后定居美国。

1994年，此时苏联已经解体，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回到俄罗斯的土地。

2008年，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逝世。

苏联终究没有熬过他。

第五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作家是位诗人，他叫布罗茨基。

布罗茨基出生在著名的犹太家族，但在苏联，因为他的犹太身份，总是遭受歧视。

犹太人，在德国不受待见，在苏联和也不受欢迎。甚至在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也将犹太商人刻画成一个流传后世的反面形象。

布罗茨基从小就“鄙视列宁”，他在回忆文章中说：“因为他无处不在的画像”。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少年。

18岁时，他的诗歌开始在苏联报刊上发表，声名大振。

诗人和小说家不一样。

诗人都成名很早，因为少年富有激情。小说家都成名较晚，因为小说需要丰富的生活阅历。

23岁时，他的诗歌突然遭到苏联文坛批判，罪名是“色情和反苏”。他的工作证都被收走了。

24岁时，他以“寄生虫”的罪名而被逮捕，被判处5年苦役。

因为他没有工作证，只能打零工，甚至在医院背过死尸。苏联当局认为他没有正式工作，就是国家的寄生虫。

32岁那一年，苏联当局认为他有精神病，强行将他塞入一架飞机，送出了苏联。

此后，他开始了流亡生活，后来定居美国。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知道我要永远离开我的国家，但去哪里，我一无所知。我从来不敢相信他们会把我送上飞机，当他们这样做时，我不知道飞机是飞向东还是飞向西。”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邀请布罗茨基回来，布罗茨基坚决拒绝了。

他的双脚始终没有踏上俄罗斯的土地。

伟大的作家，都是硬汉！

1987年，布罗茨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当有人问他：“你是苏联作家，还是美国作家？”

他说：“我是犹太人，俄语诗人，英语散文家，美国公民。”

艺术家是没有国籍的。

艺术作品是属于全人类的，艺术家也是属于全人类的。

请我们珍爱艺术家，因为他给全人类创作，他是全人类的瑰宝。

请善待艺术家。

我的祖国是一所精神病院：那些逃离苏联的异见分子

法博天地 7/15/2021

    文章来源：《世界博览》 

    苏联上世纪60年代中期形成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虽由不同派别和思潮构成，但其要求“在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建立法制秩序方面”是一致的。　　

    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瓦吉姆·弗拉基米罗维奇·别洛策尔科夫斯基在《自由、权力和所有权》一书中，形象地描述了其父辈那一代人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向往。“在我父亲保存的材料中我常常看到一张小传单，是当时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交给所有回俄国的人的传单。上面写道：‘如果你们回俄国是为了在那里促进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那么我们祝愿你们的船只在海洋里沉没！’”

   而1972年瓦吉姆本人不得不离开祖国时，心里想着如果朋友要写什么嘱托的话，那一定是：如果你们到国外是为了在那里促进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民主，那么我们祝愿你们的飞机掉到海洋里去！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一贯宣称政治生活高度民主，言论自由，充分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积极性是苏维埃新社会的基本特征。然而，正是在追求这种目标的苏联出现了经久不息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尤其是在政治敏感度相对弱一些的自然科学界涌现出了大量持不同政见者。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俄罗斯知识分子固有的历史传统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激励其不断地去探索真理、公正、民主和自由，直面权势，批评和质疑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和现存的社会政治制度。

  “持不同政见者”是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和“解冻”背景下出现的，不过，一开始“持不同政见者”只是一股社会思潮，并没有成为一场运动。到60年代中期，也就是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持不同政见者”逐渐成形为运动，它几经起伏，成为勃列日涅夫任期内苏联政治和文化精神生活领域引人注目的重要现象。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主要由麦德维杰夫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派、萨哈罗夫为首的西方派、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以及其他一些思潮构成。各派主张既有区别，又有相似之处，但在反对复活“个人崇拜”，要求民主、自由和法制方面，要求“在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法律秩序是一致的”。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苏联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着大量的问题甚至是危机，然而，苏联党和政府却把这些来自社会的不同声音当作是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是帝国主义思想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先声，因此，采取各种措施压制和打击持不同政见者。

强化意识形态　　

    1966年11月，勃列日涅夫主持召开了专门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勃列日涅夫强调指出：“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克服的危害，应该加强意识形态的工作。”

    为了强化思想工作，苏共中央和政府的宣传部、科学和学校部、文化部等职能机构拟定了新时期强化宣传鼓动工作的具体措施，除了要求全社会不断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之外，在每次党的代表大会后都要展开强大的宣传活动。一向受到特别重视的青年政治思想工作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一时期，宣传部门和一切有关研究机构出版了大量的书籍，从各个角度不厌其烦地讨论如何在学生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甚至有人提议在大学生宿舍中开展政治教育。五年大学生活每一周开展什么活动，由谁组织，由谁监督，活动的具体内容都有详细明确的规定。

    此外，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了向世人宣传和证明马列主义和苏联共产党方针的正确性，力图在全国营造一种欣欣向荣的社会气氛，政府不断新建各种纪念馆和纪念碑，勋章和奖状漫天飞，庆祝会和纪念会一个接着一个地召开。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更把这种粉饰太平的举动推向高潮。

   但是到了1968年，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在呈报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通过监控发现青年政治思想工作状况不容乐观。许多学生学习马列主义和党史课程纯粹是为了应付考试，在他们眼中高校党的工作者就是一些不学无术，只会对学生进行监督的人。

    1976年安德罗波夫在给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进一步谈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三年来监控高校学生的情况。“在青年学生中三年之内发生了324次不良表现，参加的人有4406人……发表诽谤性的、蛊惑性的、修正主义和其他政治上有害的意见，作为不良表现的一种形式，在数量上和参与的人数方面都是最普遍的。”

   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团体行政化倾向非常严重，社团逐渐演化为党和政府控制知识分子的工具。由于社会团体和各种协会与党的机构一起控制着大多数出版、评奖、出国以及晋升的途径，它的权力很大。如果一个作家不能发表自己的作品，那他就无以为生。

   尽管政治局年年研究意识形态问题，次次都强调它的重要性，但对社会形势和人们价值观念趋向的变化，却一直拿不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政策和举措，即使是通过的决议和措施大多也没有得到执行。

监控与施压　　

    尽管勃列日涅夫明确宣布，苏联不禁止与众不同的观点，也不禁止对公共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批评。然而。从60年代中期，苏联政府和安全部门迫切需要利用法律措施来打击日益高涨的要求民主、言论自由与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俄联邦增补了刑法关于反社会秩序罪的第190条。

    新增加的俄罗斯联邦刑法第190条内容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和模糊性，而且，判罪的依据更侧重于行动可能带来的后果方面，这样一来为执法机构随意解释法律条文，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留下很大的空间。

    1967年安德罗波夫出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后，为了加强同所谓的思想颠覆活动进行斗争，经过苏共中央批准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其任务是组织反间谍工作和与境内的思想颠覆活动作斗争。”第五局主要由负责文艺界知识分子问题、大学生和无组织青年、侦查匿名作者和恐怖行动策划者、以及专门负责同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等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打交道的处室构成。

    克格勃第五局初期大约有200多人，1967年克格勃强化了自己侦察机构的工作，在一年当中招募了24952个新的情报员，占全部情报员的15％，并超过当年揭露出的持不同政见者人数的二倍还多。为了监督人们的思想和情绪，苏联的领导愈来愈经常求助于用特殊手段进行这种调查工作的专门机关，这一方面造成了国家安全机构不正常的膨胀，另一方面又使缺乏民主的现象持续存在下去。

    政治上施加压力，分化瓦解是苏联政府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经常使用的办法。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利季娅公开表示反对政府审判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并在要求为两位作家减刑的公开信上签名，从此，她的作品出版遭到限制，甚至她的名字都很难在刊物上出现，最后被作协开除。尤为严重的是一些因为持不同政见而被开除公职的人，很难再找到工作，他们只能靠家庭和朋友资助，以及干私活为生。

    除了开除党籍、公职，收回住房，取消在莫斯科居住的权利之外，甚至还可以用“寄生虫”(不劳而获)的名义把持不同政见者遣送到边远地区管制劳动二到五年。

     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布罗茨基就曾以“寄生虫生活方式”的罪名，被列宁格勒法庭判处到边远地区强制改造劳动五年。

萨哈罗夫

    对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的迫害就是政治上施加压力的最具代表的案例。1968年，当萨哈罗夫《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一文开始在私下出版物上刊发，并且在西方广为传播后，尤其是萨哈罗夫明确反对政府镇压支持“布拉格之春”的知识分子的游行后，他就被禁止参与原子能实验计划了。1970年萨哈罗夫等人创建苏联人权委员会后，政府加大了对萨哈罗夫的政治压力。

    1973年9月6日，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关于萨哈罗夫反社会的活动”的长篇通报，并很快传达到全国各地和各个行业，从此，苏联掀起大规模批判萨哈罗夫的高潮。

    在政府压力下，40位苏联科学院院士发表公开信批判萨哈罗夫，“萨哈罗夫近年来不再积极参与科学工作，并发表一系列关于苏联政府及内外政策的声明……萨哈罗夫的言论已经沦为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具。”

    1975年10月初，当萨哈罗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后，苏联政府再一次掀起批判萨哈罗夫的浪潮。安德罗波夫亲自批准一份有关“揭露授予萨哈罗夫诺贝尔和平奖政治背景的联合行动措施”的文件，要求克格勃在国外加紧散布西方授予萨哈罗夫和平奖是干涉苏联内政的言论。

    1980年初，由于萨哈罗夫公开反对苏联出兵阿富汗，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讨论了萨哈罗夫的问题，决定将其流放到不向外国记者开放的高尔基市。直到1986年底，戈尔巴乔夫才允许他重回莫斯科。

    由于持不同政见者的许多活动从法理上讲并不违背苏联宪法的要求，这给执法机构处理持不同政见者增加了难度。

   1965年9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逮捕了在国外发表文章的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12月5日莫斯科普希金广场发生了苏联有史以来第一次“要求公开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请尊重苏联宪法”的示威游行。

   1966年2月苏联政府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进行审判，分别判处两人7年和5年徒刑。1967年A.金兹伯格、加兰斯科夫、薇拉拉什科娃和多勃罗沃里斯基等人，因为编辑并在西方出版有关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案件诉讼材料《白皮书》，遭到逮捕，而后又逮捕并审判了发起声援支持A.金兹伯格等人的L.鲍戈拉兹和P.李维诺夫，这样每一次逮捕审判持不同政见者总会激起新的一轮抗议，引发更大的，更广泛的社会反响。

    一批哲学家在给苏共中央的信中写道：“苏维埃国家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作家因撰写和出版(在国内外)反苏维埃、反国家的文艺作品，被控从事反苏维埃、反国家的活动而遭到逮捕和公开审判的情况……此外，就我们所知，在沙皇俄国的历史上和欧、美、亚、非各洲的近现代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因在本国或国外撰写和出版反国家的文艺作品，被控从事反国家活动，而遭到逮捕和公开审讯的情况。”

    即使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最成功的一次审判，效果其实也并不像它所想象的那么好。1972年国家安全委员会逮捕了雅基尔和克拉辛，雅基尔的父亲是著名的基辅军区司令，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当时持不同政见者对雅基尔的期望很大。然而，二人在克格勃种种压力下屈服了，他们不仅承认自己有罪，而且供出了近60名持不同政见者。

    1973年夏天，国家安全委员会终于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有西方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在这次招待会上，被告像斯大林时代那样承认自己有罪，并呼吁其他持不同政见者放弃行动。

   为了这场表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亲自出马，威胁利诱雅基尔和克拉辛，让他们在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配合克格勃工作。据后来移居西方的克拉辛在其自白书《法庭》中透露：安德罗波夫要求他们“是否考虑一下在记者招待会上在外国记者面前讲讲话？他们写了多少关于你们案件的谎言。应该洗一洗他们的脑子。要让西方知道，你们在法庭上讲的话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只是不要以为，我是在收买你们。”

    尽管这场戏进展很顺利，克格勃的目的达到了，苏联的报刊杂志也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报道，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很少有人相信雅基尔和克拉辛的悔过是真诚的，大家都看到了他们两人和政府在道德与政治上的肮脏性，甚至有人怀疑他们二人本来就是克格勃的间谍。

送进精神病院与驱逐出境　　

    利用精神病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历史上最为丑恶的一幕，通常的做法是把一些对政府不满或者对社会没有危害但是想法不切合实际的人，直接宣布为精神病患者，不顾本人和家属的反对强行关入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从而迫使受害者放弃自己的想法，保持沉默，不去进行所谓的反社会活动。

   或者是先把某些要迫害的人逮捕，宣布他们违反了《俄罗斯联邦刑法》第70条(反苏鼓动和宣传)或第190条的规定(诋毁苏维埃国家和制度，扰乱社会秩序，不服从国家管理人员)，而后由法院起诉并立即进行精神病学鉴定。通过鉴定宣布该人为无责任能力的人，这样法庭就可以在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不公开审理，判决将其送人精神病医院强行治疗，从而，避免以前多次在政治案件审判中所面临的被动局面。

    苏军退役少将格里戈连科案件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格里戈连科曾在第18集团军服役，1964年因为组织“为恢复列宁主义而斗争联盟”被关入精神病医院。1965年出院后，格里戈连科以搬运工为生，拒绝领取战士养老金，并成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主要人物。他不仅积极支持克里米亚鞑靼人返回家园的斗争，而且，还筹划成立人权组织。正是为此，1969年5月7日格里戈连科在塔什干被捕，谢尔比茨基法医研究所对他进行了检查，并宣布其为精神错乱症，送往专门的神经病医院接受“治疗”。后经劝说到美国治病。

   若列士麦德维杰夫因为在国外出版了几本有关批判李森科的书，并对苏联生物学发展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1970年5月29日就被从家里强行抓到精神病院，准备对其进行强制治疗。主治医师利甫希茨认为若列斯·麦德维杰夫有二重人格，

   “他是个生物学家，可同时他又总是做许多和他的直接责任完全无关的事情。再说，他总是对某些事情感到不满，总想对某些事情进行斗争。”但由于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和文化界人士的强烈抗议，20天后若列士一麦德维杰夫被释放。

    驱逐出境乃是政府制裁持不同政见者的另一措施。70年代中期，尤其是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谈判期间，苏联开始迫使大量持不同政见者伴随着犹太人移民潮流亡西方。马克西莫夫、戈尔巴涅夫斯卡娅、阿马利里克、金兹伯格、西尼亚夫斯基、图尔钦、布科夫斯基、格里戈连科、若列士·麦德维杰夫等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都移居西方，以至于在西方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远远多于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对于一些不愿离开祖国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苏联政府甚至不惜采取驱逐出境的办法，强行将其递解出国，索尔仁尼琴就是这样被赶出苏联的。

    1970年10月初，当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公布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积极介入对索尔仁尼琴问题的处理，并准备在他出国领奖时将其驱逐出境。然而，索尔仁尼琴却决定不出国领奖，打乱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计划。　　

索尔仁尼琴

   1974年12月14日《真理报》和《消息报》同时刊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剥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国籍和驱逐出境的命令”，随后，索尔仁尼琴被押解登上前往法兰克福的航班，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

   1956～1960年因政治原因被判罪的苏联公民共有4676人。1961～1965年被判罪的为1072人。1966年为48人，1967年为103人，1968年为129人，1969年为195人，1970年为204人。1976～1980年总共为347人。

    当然，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材料所公布的数字可能与实际的持不同政见者人数有很大的出入，因为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是按刑法一般条款审判的，而且，被判处送精神病院或驱逐出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远不都是经过法律手续的。此外，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是通过行政、党或别的渠道施加压制的形式处理的。但是，通过这一材料最起码能够说明70年代以后，政府尽量减少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公开审判，而采取其他各种方式了。

   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压力，几经沉浮，但一直没有中断，这说明它有深刻的社会基础，是苏联社会病态的自然产物，并不像苏联当局所说的那样是西方颠覆苏联社会主义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