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不存在所謂“農民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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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特別策劃2013-12-20 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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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起義”是我們從小就耳熟能詳的一個詞，但在嚴格意義上，所謂“農民起義”並不存在。

一、史學界對“農民起義”的定性和評價一直存在分歧

絕大多數人對“農民起義”這個詞都不會陌生，對陳勝、劉邦、朱元璋、李自成的故事也耳熟能詳。1949年後的中國通史中有關“農民起義”“農民革命”的內容，曾長期占據很大篇幅，且一致持高度評價。

如范文瀾之《中國通史》認為：“地主成為農民面前唯一的大敵對階級，從陳勝吳廣開始，歷史上不斷地發生農民反抗地主壓迫的大小起義。”翦伯贊之《中國史綱要》則說：“黃巢領導的農民起義軍轉戰南北，推動了各地農民的鬥爭，沉重地打擊了地主階級。”《中國史綱要》至今還是很多高校歷史專業的必用教材。

但在民國時期，通史中卻很少有關於所謂“農民起義”的內容，在提及時多有貶義。如錢穆之《國史大綱》稱王仙芝、黃巢為“流寇”，稱白蓮教、拜上帝教為“邪教”；呂思勉之《白話本國史》說陳勝、吳廣“造起反了”“濮州人王仙芝起兵作亂”。台灣當代學者傅樂成則使用較為中性的“民變”來稱呼“農民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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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先生及其名作《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二、從領導層來看，“農民起義領袖”絕大多數都不是農民

考察究竟是否存在“農民起義”，首要之務，是考察其領導層的基本構成。事實上，所謂“農民起義領袖”，幾乎沒有種地的農民，他們或是小吏，或是商人，甚至是貴族後裔。這些人起事之初，亦無人懷抱“反抗地主階級”之目的。

1、“農民起義領袖”中沒有農民，多是地方小吏和商人

毫無疑問，“農民起義”要由農民來領導才名正言順，但事實上，歷史上幾乎沒有一次大的民變是真正的農民做主帥的。

文史學者唐元鵬以秦末農民起義、綠林赤眉起義、黃巾起義、隋末農民起義、唐末農民起義、王小波李順起義、方臘起義、鐘相楊麼起義、元末農民起義、明末農民起義、白蓮教起義、太平天國起義十二次“起義”為樣本，統計其主要領袖“職業”後發現，小吏出身的有9人（如劉邦、竇建德）；商人出身的有8人（如黃巢、方臘）；軍人有4人（如陳勝、吳廣）；貴族子弟有3人（如項羽、李密），另外還有幾個小地主和宗教相關人士。在唐元鵬看來，只有楊幺是漁民、楊秀清和蕭朝貴是燒炭的，勉強能算在農民行列中。

農民無法成為民變領袖，是有其必然性的。古時農民長年在田間耕作，沒有文化，既無法意識到造成自身厄運的原因，也沒有能力提出恰當的政治綱領。生活經歷單一的農民，最缺乏廣泛的社會關係網絡，沒有相應的組織能力，來領導一支“起義軍”。

相比之下，小吏、商人等不僅有一定文化，還見多識廣，知道如何仿效朝廷體制，建立起一套自己的規則。再加上知識分子的參與，常常能使“起義軍”迅速壯大。劉邦、朱元璋有了張良、李善長等人的協助，才最終取得了天下。

2、民變領袖起來“造反”，從來都不是為農民謀利益

印象中，“農民起義”之目的，肯定是要為農民謀利益，要“均田免糧”的。但事實上，大多數人起事之初，所要謀求的都是個人富貴。

陳勝、吳廣在大澤鄉動員戍卒造反時，說道：“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說明他們鼓動驛卒造反的承諾並非分田地，而是功名富貴。戍卒們非但沒有反抗地主階級的意思，反而願意追隨陳勝、吳廣打出的“公子扶蘇、項燕”的旗號。

唐朝晚期的黃巢、王仙芝都是大鹽商，因走私販鹽而暴富。他們造反顯然不是為生活所迫，也沒有幫農民反抗地主的意思。王仙芝、黃巢在造反途中曾多次向唐朝政府請降，如879年，黃巢上書，請求封他為廣州節度使，但唐廷只同意給他一個四品小官，結果當然是沒能談妥。

朱元璋出身赤貧，自己沒有土地耕種，連農民都不如。但是他投身“革命”的心思一點都不堅決。當同鄉湯和來信要他一同投奔濠州郭子興時，朱元璋去找朋友周德興商量，周鼓勵朱元璋參加。朱元璋依舊猶豫不決，直到皇覺寺被燒，他無處可去時，還是先去算了一卦後，才決定投奔郭子興。

濠州當時五帥並立，按照吳晗《朱元璋傳》的說法，“軍糧攤派，孫德涯一夥主張當然該多派地主，貧苦農民連飯都吃不飽，再派糧不是要他們的命。郭子興卻有另一種主張，地主要少派些，橫豎地面上只有數得出的幾十家地主，派多了，地主吃不消，會逃跑。貧農小戶，雖然油水少，但是人數多，一家派一點，匯總起來就是一個大數目。”後來朱元璋站到郭子興一邊，顯然沒有為農民反對地主的想法。

民變領袖在成聲勢後，雖然往往打出“均貧富”之類的旗號來招攬人心，但在他們自己來說，目的再單純不過，那就是推翻舊王朝，建立以自己集團為核心的新政權。群雄逐鹿為的是問鼎中原，而不是什麼“農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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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勝、吳廣在大澤鄉鼓動戍卒造反

三、從參與者來看，農民非為反抗地主，甚至是被裹脅“起義”

帝制時代之中國，乃農業社會。故而農民必然在歷次民變中是主要參與者。但中國歷史上，地主與農民的界限並不分明，二者間的矛盾，也未如想象中那般尖銳。許多民變中，農民之所以加入，原因很複雜，甚至有被裹挾者，大多非為“反抗地主壓迫”。

1、中國古代，真正尖銳的矛盾不在地主和農民，而在於民間和朝廷

在“農民起義”的歷史敘述語境中，“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極為尖銳，時時處在對立之中。但揆諸史實，在中國歷史上，地主與農民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正如學者孟祥才所分析的那樣：

“中國歷代皇朝都實行土地買賣和諸子析產的制度, 再加上皇朝更替和戰爭造成周期性的社會動亂, 致使地主和農民都處在經常不斷的變化中。地主因犯罪丟官、經營不善、戰爭破壞、多子析產而下降為農民, 農民因科舉得官、精於經營或經商致富而躍升為地主, 這兩種情況經常發生, 使兩個階級不斷出現人員的交流, 由此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雙向滲透。”

全國半數以上的土地在自耕農、半自耕農手中，那種認為地主掌握大部分土地的看法是沒有依據的。所謂“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之類的話，或者是誇張，或者是特殊情況。佃農、僱農沒有自己的土地，他們為地主耕種，但因農村中存在着錯綜複雜的宗族關係, 地主與佃農、僱農往往身處宗族網絡中，讓所謂的“階級矛盾”難以顯露出來。

在古代中國，真正尖銳的矛盾不在於地主與農民，而存在於民間與朝廷。一個王朝在中後期常常給老百姓以沉重賦役，此時地主、農民事實上處在同一地位。秦朝徵發戍卒，為保證農業生產，都是先征住在閭右的豪強，等到豪強不足時，才征閭左的農民，所謂“秦戍役多, 富者役盡”。在苛政之下，地主、農民都會對國家政策產生不滿，懷有反抗情緒。

故而，所謂的“農民起義”是不準確的。參與這種“起義”的人來自社會各個階層。秦末的大動亂，先是由一群戍卒“打響第一槍”。隨後農民、知識分子、官吏、地主都起來響應，出現了《史記》中所載的此種情況：“陳勝“ 將數百之眾, 轉而攻秦。斬木為兵, 揭竿為旗, 天下雲會響應……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

2、老百姓參加“起義軍”不是因為土地，很多出於畏罪或迷信

即使黃巢、朱元璋這樣的豪傑不是為農民造反，農民也該是為爭取土地參與其事吧？事實上也不都是。陳勝身為屯長，負責管理戍卒，帶他們到駐地去。路上趕上大雨，無法在最後期限前抵達目的地。延誤了期限，所有人都要處斬。戍卒在“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的情況下，才選擇了追隨陳勝、吳廣造反。

劉邦做亭長時曾奉命押送犯人去驪山，結果走到半路時，犯人就逃跑了一多半。劉邦知道，等到了驪山，這些犯人肯定就跑光了，索性就在一天夜裡把所有犯人都放了。結果有十餘名犯人願意追隨劉邦。

劉邦在逃亡過程中發生了“斬白帝子”和頭上“常有雲氣”兩個傳奇事件，沛縣的人聽說後都覺得劉邦將來能成大事，紛紛前來投奔。由此可知，投奔劉邦的這些人並不是因沒有土地耕種而生活不下去的農民，沒有懷有反對地主階級的目的。

3、很多農民參加“起義”，非是出於自願，而是被亂局所裹脅

歷代“起義”中，不乏因天災人禍，導致饑民走投無路而冒險起事者，如王匡、王鳳的綠林軍。洪秀全起事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是廣西大旱。但是隨着“義軍”規模的擴大，很多參與者就非主動，而是被裹脅了。李秀成供狀中說：“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燒了。寒家無食，故而從他。鄉下之人，不知遠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頭，後又有追兵。”這就是最先被裹脅“起義”的一部分人。

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後，曾出兵北伐。有史料說北伐軍“沿路裹脅”、“到處裹脅, 愈聚愈多”。有“跟隨官兵挑負行李, 到獨流”後被北伐軍裹脅去的；有在趕集時被裹脅去的；還有的在“城內看戲, 不料長發賊進城” 而被裹脅去。北伐軍統帥李開芳在被俘後供稱，“所到各處, 裹脅的鄉民, 也有用銀錢邀買跟隨的, 亦有怕殺跟隨的。”因為害怕被裹脅，以至於有些地方在北伐軍到來之前竟“人民逃亡, 十室九空”。

有的人被太平軍裹脅後，又想着如何去裹脅別人。以下這則史料如今看來，讓人不寒而慄，“保安周生曾問數賊曰：‘爾在彼中擄來乎？投來乎？’曰‘擄來, 且焚搶殆盡’。復間曰：‘爾恨擄爾之人及害爾之人乎？’曰：‘恨’。‘然則何以今日亦行擄人害人之事。’數賊眾一詞曰：‘因自家焚擄一家, 己身復被擄, 每見完善之地人民, 以為我如是, 伊輩何獨安處。憤慈不平, 必將其人擄來, 同我一樣, 我心始快。’”

被裹脅去的人只好跟隨太平軍造反，“裹脅之人, 能寫字者派司筆墨,呼以先生,不令出仗。老弱膽小者, 令扛抬物件, 燒火炊飯。”剩下的青壯年則發給長矛、刀劍，有太平軍士兵在後面監督着上戰場，誰要是退卻，就會被當場斬殺。

對於太平天國裹脅百姓的事情，錢穆的論說非常精闢，“饑荒可以促動農民，卻不能把農民組織起來，要臨時組織農民，便常賴於宗教。為要在短期唱亂而臨時興起的宗教，決無好內容。這是農民革命自身一個致命傷。”“因中國疆域之廣，饑荒災歉，只能占大地之一角。而且饑荒有其自然限制，一兩年後，情形即變。因一時一地的變亂而激動變亂，要想乘機擴大延長，勢必採用一種流動的恐怖政策，裹脅良民，使他們無家可安，無產可依，只有追隨着變亂的勢力，這便是所謂‘流寇’。這一種變亂，騷擾區域愈大，虐殺愈烈，則裹脅愈多。這一種變亂，騷擾區域愈大，虐殺愈烈，則裹脅愈多。”

不難想象，在歷代“起義”中都存在類似北伐軍的這種做法。“起義軍”到一個地方要補充兵員，自然會想辦法讓當地人從軍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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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太平軍北伐的連環畫

四、從結果看，“起義軍”所過之處，農民並未獲得什麼好處

所謂“起義”，即仗義起兵，如果所行不義，那還是“起義”嗎？在想象中，“起義軍”所過之處一定是秋毫無犯，打破州城府縣就要開倉放糧。事實與此截然相反，“起義軍”到的地方少不了燒殺擄掠，以致生靈塗炭。20世紀上半葉，共產黨領導人之一的李達即說，農民戰爭對生產力的破壞是嚴重的，“黃巢殺人八百萬，張獻忠屠盡四川人。”1949年後的史書對此很少提及，理由是“這些內容都是封建文人出於階級立場對農民起義的誣衊誹謗；重述這些內容可能損害農民起義的形象。”

以唐末黃巢為例，他的隊伍中病死、餓死、戰死的總數在一百萬以上。中原本來人口稠密，但到了黃巢敗亡之時，已經縱橫千里，渺無人煙了。在廣州，僅僅是回教徒、基督徒被黃巢所殺的就有12萬以上。長安是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曾被黃巢作為首都。當唐軍反攻，黃巢狼狽撤離前，他下令放火，將長安燒成一片平地。從此長安再沒有機會成為國都。

李自成大軍以紀律嚴明著稱，但其所過之處，“凡有身家, 莫不破碎；衣冠之族, 騷然不得安生, 甚則具五刑而死者比比皆是”。如果說這還算是對所謂地主階級的打擊的話，那他在攻破偃師後的屠城，受害者就大都是普通老百姓了。張獻忠在四川的屠殺更為知名，如溫江縣“人類幾滅”。

因為在古代史書中，各種民間起事都被記作“盜賊”。當1949年後樹立“農民起義”至高無上的地位後，就將所有的“盜賊”一概理解為“起義”。其實這些盜賊中很多是在太平歲月聚眾劫掠的大盜，破壞性極強，沒有任何“起義”的綱領。

即使是真的“農民起義”，很多時候作用也是消極的。正如學者戎笙指出的那樣，很多次大規模的農民戰爭之後，社會生產力長期處於停滯衰落的狀態。有的農民戰爭之後，還出現了分裂割據，社會生產力遭到長期的破壞。至於中等規模的農民戰爭沒有推動生產力的例子就更多了。所以農民起義是推動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這種觀點，不攻自破。

在“農民起義”是歷史發展“動力”的說法過時後，“農民起義”的作用通常被解釋為：迫使新統治者承認農民在動亂中獲得的土地，並頒行輕徭薄賦的舉措。事實上，在經過“起義”帶來的大動亂後，國家要休養生息、恢復生產，只能採取上述政策。這與其說是對農民讓步，不如說是新王朝建立者要鞏固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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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巢大軍攻入長安

參考資料：《史記》、《漢書》、《新唐書》、《資治通鑑》、錢穆《國史大綱》、唐元鵬《古代農民起義領袖職業調查》、孟祥才《重新審視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民、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黃敏蘭《究竟是誰否定了農民起義》、池子華等《北伐太平軍“ 裹脅” 問題述論》、畢英春等《朱元璋不是農民起義的領袖》、史式《對“黃巢起義”的再思考》等。

結語：

雖然不排除歷史上某些小的民變事件，系農民自發起來反抗暴政，可算作“農民起義”；但今人所熟知之歷史上的大規模“農民戰爭”，確無一例，可算名副其實之“農民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