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农民起义是一个不断出现的现象，“农民起义推动了历史发展”是我们脑海里的一条经典历史规律。所以，很多人觉得，农民起义是一个世界史普遍现象。

但实际上，中国的农民起义，在世界史是独一无二的特殊现象。

独特的农民起义

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其次数之频繁、程度之剧烈，全球无二。

几乎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伴随着大规模的全国性农民起义，而且这些起义都以推翻政权为目标。秦朝的陈胜吴广起义、西汉的绿林军、东汉的黄巾起义、隋朝的瓦岗寨、唐朝的黄巢起义、宋朝的梁山泊和方腊、元朝的红巾起义，然后就是明朝的李自成和清朝的太平天国。

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农民起义，动辄百万之众，他们基本上把原来的社会结构破坏得很彻底，所到之处，如同大帝出征寸草不生。

除了这些王朝衰败期的大型起义外，王朝统治稳定时期的中小型起义更是不断，遍布中国历史的每一页。

古代中国的经济文化最高峰为宋朝，从宋太祖乾德三年（963年）的第一次农民起义，到宋朝末年（1275年）最后一次农民起义，宋朝前后300余年中经历了433次农民起义，其中230次发生在北宋，203次发生在南宋，平均一年就有1.4次。

古代中国的专制最高峰为清朝，《清实录》记载的农民起义超过300次，平均每年一次多。

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明朝，从明初开始就起义不断，总共爆发100多次，其中王朝中期1510年的刘六刘七起义，持续3年，席卷好几个省份。

可以说，农民起义陪伴着王朝一生。

但是，世界其他地区不是这样的。

西欧直到公元8世纪才有农民起义的记载，从8世纪到16世纪的800年间，西欧数得上的农民起义不超过8次，而且这些农民起义没有一个以推翻政权为目的，西欧没有一个王朝是民众起义推翻的，这些起义更像是社会抗议，而不是造反。

中东和印度，极少看到农民起义的记载，日本也是。

俄国发生过较多次数的农民起义，并且有些以推翻政权为目标，但一方面这些农民起义集中在彼得大帝改革后的18世纪和19世纪，总体次数远不及中国，另一方面从来没有发生农民起义的改朝换代。

所以，动不动就要来一场起义，还总想着“杀到东京夺了鸟位”，这种频繁而剧烈的农民造反，全球只有中国存在。

地主不背锅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频繁剧烈的农民起义，历来有诸多解释。但最常见的理由，是土地兼并。

王朝建立之初，推倒重来，重新分配土地，有了土地的农民就会过好点；到了王朝中后期，地主侵占农民土地，导致“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王朝末期，这些地主拼命压榨农民，农民走投无路，只好揭竿而起。

这就很多人根深蒂固的看法。就连教科书也一再强调“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促使部分地调整生产关系”。

总之，都是地主的错。

但是，近年来的历史研究，已经比较好地推翻了这个观点。

秦晖一直进行农民学研究，他对关中地区仔细分析后，发现自隋唐以后，“关中无地主”，也就是说，关中的大部分土地都掌握在自耕农手里。而且，秦晖在《关于传统租佃若干问题的商榷》中总结道，古代中国的自耕农一直占有较大比重，相比世界上其他国家，中国的土地分配比较公平，好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传统与现代国家。

因此，秦晖认为，无论是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中国古代并不存在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

中国社科院《中国近代通史》在分析清朝时，也是这种看法，在整个清朝时期，土地集中的程度是差不多的，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并不存在。

张宏杰在《简明中国史》直截了当地指出，“古代中国的土地分配一直较为公平”在近年来基本成为学术界共识。

从逻辑上讲，如果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就意味着剩余土地越来越少，土地价格在王朝后期应该是越来越贵。但事实上，王朝后期的土地价格往往越来越便宜。因为很多农民已经把土地当成一个负担，想白送人都没人要。

“村野愚懦之民以有田为祸”, "欲以地白付人而莫可推", "地之价贱者亩不过一两钱，其无价送人而不受者大半。”

所以，大规模流寇主要爆发在自耕农为主、租佃率较低的地区。比如明朝，北方以自耕农为主，南方耕种地主土地的佃户较多，但明朝的农民起义集中在北方，南方极少。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王朝后期，田园荒芜十分普遍。如果农民的土地是被迫夺走的，那么他们完全可以来种植这些荒田，但现实是，他们宁愿逃亡饿肚子也不愿意留下来种地。

1627年，明朝官员吴应箕路过河南真阳，所到之处，都是荒芜之田，长满了茅草，他问当地人为什么不耕种，几个人回答道：税费太重，承受不了，只好逃亡。

李俊丽就在论文《明代前期北方地区流民成因研究》指出：并不是土地兼并造成了逃民，而是民先逃跑，而后土地被侵占。

这些历史研究已经清楚地表明，并不是土地兼并造成农民被迫失去土地而选择逃亡，而是沉重的税负导致农民无法耕种，导致农民弃地而逃。

中国社科院《中国近代通史》也认为，导致清朝衰亡的，不是所谓的土地兼并，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员”。

因此，农民起义，并不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而是农民与政府的矛盾。所谓官逼民反，而不是主逼佃反。

我在读书群里做了如下总结：

描写农民起义的《水浒传》，没有任何反映地主与佃户的矛盾，用秦晖的话来说，书里讲的是一群地主带着一帮农民、佃户来造官府的反。智取生辰纲，生辰纲是政府的东西，而不是地主的。

历代农民起义反抗政府，从他们大肆屠杀官员就能看出来。

陈胜吴广“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隋末农民起义“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黄巢起义“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张献忠“荡平中土，剪除贪官污吏”；

而且杀官的手法极其残忍。东晋孙恩起义，“所至醢诸县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辄肢解之”，所到之处，将官员剁成肉泥，分给他们的妻子孩子吃，不肯吃就肢解；宋朝方腊起义，“凡得官吏，必断脔支体，探其肺肠，或煎以膏油，丛镝乱射，备尽楚毒”，肢解并掏空身体，或熬成膏油，或是乱箭穿心。

最有代表性的是李自成，口号是“迎闯王，不纳粮”，这个纳粮，指的是交给政府的皇粮，而不是给地主的租子。1641年，李自成抓获河南福王朱常洵。这个300斤的大胖子，被李自成斩首，身体和鹿肉一起放在锅里煮熟，炖了一大锅，摆酒开宴，称为“福禄酒会”。

从这些历史材料都能明显感受到，农民起义对政府的强烈仇恨。

越来越重的税负

看到这里，很多人会有疑问，古代中国的大一统，使得纷争减少，带来了和平。而且，古代中国的文明高度，在全球十分出色。中世纪的欧洲老百姓多么穷啊，那些启蒙思想家直到18世纪还在羡慕中国的富庶。

按道理讲，这是一个“制度优势”，农民应该拥护这个制度啊，怎么反而比分裂的欧洲带来了更多的农民起义？他们怎么会如此痛恨当朝政府呢？

在很多人的脑海里，封建割据下，国家四分五裂，战争连绵不断，诸侯都是世袭，老百姓没有上升空间， 还要忍受诸侯领主的残酷剥削。中国却是统一的大帝国，国家直接为民做主，打掉了中间的诸侯领主的剥削，老百姓应该活得更好啊。

然而事实是，封建割据的西欧农奴，其生活水平并不见得比中国的农民低。

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西欧农奴的税负远比中国农民稳定。

诸侯的领地是世袭的，他们对待领地农奴不会像官僚那样残暴，他们必须考虑长远利益，庄园农奴的过劳死或逃亡对他们很不划算。而且，西欧领主与农奴是有白纸黑字的契约的，契约规定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和税赋。

契约的主要内容，一般沿袭不变，几百年下来就会形成一种惯例。因此，农奴的税负水平，可以长时间保持稳定。

南京大学的雍正江在论文《15-17世纪英国农民福利保障模式转型研究》中得出结论，“一个佃户的地租往往长达200年或250年保持不变”。

农奴只对领主负责，而中国古代的农民通常会受到各级官吏的压榨。朝廷规定的名义税率通常很低，比如西汉和明朝只有1/30，但是通过层层加码和各级克扣，农民的实际税负往往增加数十倍。

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官僚系统必然扩张，腐败程度必然加剧，“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些官僚只对上面负责，他们的利益在于升迁，反正干个几年就要走人了，因此很容易出现暴虐百姓的事情。最终的结果就是：

老百姓的实际税负与名义税负出现较大的偏差，而且这个偏差往往越来越大。

比如，秦朝时期的官方税率是1/12，但社会崩溃了；西汉的税率长期都是1/30，但汉武帝时期，“关东流民二百万”“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在绝对税率的比较上，西欧农奴的税率普遍在1/4-1/2之间，这个税率介于中国王朝的前期与后期之间。

我们可以打个简单的比方，100年内，中国农民与西欧农奴的平均税率都是1/3，不同的是，西欧农奴一直是1/3，中国农民前期是1/6，中期是1/3，后期是1/2。

当上级单位试图增加税负时，西欧农奴有契约和庄园法庭进行申诉和妥协，但中国古代是权力压倒一切、权力支配一切，没有了诸侯、贵族等中间层，农民直接面对权力的鞭笞，根本无力抗衡，对于官府的增税行为，中国农民没有申诉渠道和博弈空间，从而导致税负单调上升，直到突破临界点。

有人肯定会问，如果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不见得比欧洲农奴好，但古代中国比欧洲富庶是没有疑问的，这怎么解释呢？其实，这种矛盾很好解释：古代中国的统治阶级生活状况远好于欧洲领主，因为好处都被既得利益者攫取了。

没有低保

高税负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动荡，因为一方面一部分税赋会用到社会保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另一方面如果有低保，农民但凡能活下去，也不会铤而走险走上起义的不归路。

一般来讲，国家权力与责任是匹配的，高税负就是高福利，低税收就低福利。但古代中国的权责是失衡的，权力大于责任，因此政府权力很大，对民间控制能力很强，税收很严厉，但不承担社会福利。

古代中国信奉法家的治国理念：“国富而贫治”、“民弱，国强；民强，国弱”。（见《秦制的“理想国”与“巨婴国”：民弱则国强，民愚则易治》）先天反对回馈于民的福利模式，而是强调尽最大可能地汲取民力，将利益留在上层，任何多余的好处都不会留给百姓。

有人会说，古代中国有义仓，非常时刻可以开仓济民。但是，这些义仓基本上是摆设，要么没有存粮或者粮食发霉，能吃的粮食早就卖掉了，““比年赈贷，多为奸吏所欺，徒有虚名，惠不及下”；要么烂在义仓也不愿意救助灾民。

典型证据就是，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会上演粮仓失火，隋朝灭亡时洛阳粮仓堆满了粮食。

即便朝廷想赈灾，经过各级官僚的层层盘剥，到灾民手里也所剩无几，历朝历代都有处决赈灾贪污的官员。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里和珅与纪晓岚在监狱的那段经典对话流传甚广，朝廷下拨了粮食，但灾民吃的是喂猪的糠麸，和珅还认为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官字两个口，先喂饱上面的官，才能喂下面的民。

所以一到灾荒，中国农民的境遇非常悲惨，饿殍遍野和人吃人几乎是每个朝代都会上演的戏码，甚至还有易子而食。

比如1616年，山东诸城县举人陈其猷进京会试，途径在灾荒地区，就看到有人若无其事地割人肉剥人皮。过了半日，见到一位老妇看着锅里煮的一个孩子伤心哭泣，陈其猷就问：既然要吃他，为什么还哭呢？老妇说：这是我的孩子啊，我要是不吃，别人就会抢着吃了。陈其猷感觉毛骨悚然，几天吃不下饭。

正是这种过渡汲取和缺乏低保，形成了王朝的周期性崩溃和农民不断起义。对于农民而言，饿死也是死，起义也是死，还不如起义争取一线生机。

只能有人大声一呼，这些饥民纷纷响应。不管朝廷怎么镇压，只要兵马散去，流民起义就会卷土重来。电影《大明劫》里明军将领孙传庭的一句话就非常经典：他李自成可以失败十次一百次，我孙传统一次都输不起。

但西欧农奴不是这样的，他们有基本的保障。天灾降临时，领主负责救济农奴，它们会给农奴发放粮食，确保他们能活下去，这样做符合领主的直接利益，因为他需要这些劳动力，而且救济一个农奴的成本低于购买农奴的成本。

在领地里，如果一个农奴死去，领主要负责养活他的家人，如果孩子的父母双亡，领主自动成为监护人。这就保证了农奴不会因为死亡或破产而全家流离失所。

但古代中国，农民死了，他的家人只能投靠亲友，政府是不会管的。如果无人接济，他们就成为了流民。

因此，欧洲中世纪也会发生大面积的灾荒，但很少有大面积的流民，因为领主会尽量让农奴活下去并把他们固定在领地内。

正是因为这些体制原因，导致看起来远比欧洲富庶的古代中国，其人均寿命并没有明显比欧洲高。根据民国时期许仕廉《人口论纲要》以及1936年实业部公布的的统计数据，古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30岁左右。根据敦煌出土的敦煌户籍记载，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古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在27~35岁之间。

中世纪欧洲人的平均寿命也差不多这个水平，蒂尔尼和佩因特合著的《西欧中世纪史》写道，13世纪英格兰的平均寿命是35岁。13世纪是西欧相对发展比较好的时期，但相比西欧大陆的法德意，英格兰比较穷。

总体来讲，古代中国农民的人均寿命，与西欧是一个水平。这与两个地区的农业文明发展水平是不相符的。

小结

农民起义是专制制度的专属品。

中国在上千年的先秦社会，几乎没有农民起义的记载，即便是列国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没有农民起义。但秦朝刚刚建立不久，就爆发了史无前例的陈胜吴广起义，以此为开端，农民起义成为常规操作。

俄国在基辅罗斯的四五百年间，没有农民起义，莫斯科公国统一俄罗斯确立专制制度后，囊括了俄罗斯有历史记载的农民起义。

法国在千年中世纪，只有零星的农民起义，从波旁王朝16世纪逐步确立专制制度到1793年法国大革命，农民起义普遍发生，17世纪被称为法国农民战争的世纪。

在专制统治者的眼里，百姓不是天下，而是代价。枢密使文彦博就对宋神宗说过，“皇上与士大夫治天下，而不是与百姓治天下。”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和珅还说过，灾民还算人吗？

张宏杰在《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中说过一句狠话，专制制度是一种十分低级的社会组织，连动物都会使用。农民就是这种专制制度的牺牲品，农民起义就是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

上一篇《中国独有的历史现象：农民起义，但地主不背这个锅》讲了农民起义这个中国历史的独特现象。一般来讲，民众起义导致的政治动荡，如果只是局限于政治家之间的斗争，倒也没什么大不了，不会导致人口灾难。但古代中国就与众不同，那就是人口数量如过山车般的大起大落。

人口剧烈波动

关于古代中国人口的数据，我们以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主编的《中国人口史》为最重要依据。《中国人口史》是一个集体项目，该书综合了各种历史文献和前人研究成果，有六大卷，各卷作者都是各断代人口史的顶级专家，比较有权威性。

秦始皇灭六国时，全国人口接近4000万，秦汉之际，只有1500-1800万，损失过半；

西汉末年，人口突破6000万，成为中国人口的第一个高峰，公元17年人口5600万，公元23年王莽之乱结束，人口只有2800万，损失过半；

东汉后期人口再次突破6000万，三国时期降至2300万，损失60%人口；

隋朝将人口恢复至6000万，但隋末天下大乱，人口骤降至2500万，损失60%人口；

唐朝在安史之乱前人口增长到8000万，这是中国人口的第二个高峰，安史之乱使得人口降到不足5000万，损失1/3人口；晚唐的人口峰值为6000万，五代十国时期人口只有3000万，损失一半人口；

13世纪初，宋、金、西夏合计接近1.4亿，这是中国人口的第三个高峰，宋元易代，北方（金朝）人口损失87%，1290年，全国人口7500万，相比高峰期损失将近一半；

元朝后期，人口9000万，元末明初只有6000万，损失1/3人口；

明朝人口在17世纪初突破2亿，这是中国人口的第四个高峰，明清易代损失40%人口，只剩下1.2亿；

道光年间清朝人口达到4.3亿，这是中国人口的第五个高峰，经历太平天国后损失7000万人口。

太平时期，中国人口可以快速增长，轻松翻倍；但战乱时期，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减半。这就是古代中国人口的基本特征。

看到这些数字触目惊心的变化，不知道你是作何感想？至少你就不难明白“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无奈了。

而且，历史大咖秦晖认为，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可以说是对历史人口的灾难程度估计最为缓和的了。

如果只看中国历代王朝的人口高峰数字，从6000万到1亿再到2亿、3亿、4亿，你必然充满了自豪。但如果你仔细看看紧随人口高峰的人口陡降，不知道会不会吓得睡不着觉？

光鲜的背后，是令人不敢直视的血淋淋事实。

动辄人口减半，减少几千万啊！而且就是那么十几年的功夫。

王莽和隋炀帝都只执政14年，人口就减少了超过3000万；安史之乱持续8年，唐朝人口就减少了3000万；元明易代，减少3000万；明清易代，减少8000万；太平天国13年，人口减少7000万……

如果大家不能直观感受到这些数据的惨烈，我举现代战争的例子。一战共死亡1500万，8年抗战中国死亡2050万，这是百度百科的数据。

然而，在冷兵器的中国古代，在千年前的中国古代，其人口死亡人数就已经超过这个程度！

十室九空、“千里无鸡鸣”、“百里绝而无民者”，这些描述并非文学夸张，而是史实，用世界末日来形容，并不为过。

这种人口的周期性浩劫，无论是次数还是程度，全球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与我们相提并论。

人口小幅波动

中国的周朝，立国800年，没有这样的人口剧烈波动现象。即便是列国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增长，在商鞅变法的战国中期，七国人口总数已经达到4500万的高峰。

秦灭六国，总人口为4000万，也就是说150年的时间，灭国战争不断，但总人口只减少了500万。这种减少的速度和幅度，与秦朝建立后的历史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再来看看欧洲中世纪，封建制下诸侯林立，小国纷争，相互之间大大小小的战争也打了1000多年，但人家的人口有没有这种剧烈波动呢？

还真没有。

英国经济学家麦迪森的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记载了欧洲2000年间的人口统计数据。

公元元年，2470万；200-600年，人口降至1860万；600-1000年，人口恢复至2541万，相当于第一个千年，人口没有什么变化；

第二个千年，1200年增至4088万，1300年5838万，1400年因为黑死病降至4150万，之后一直增长，1820年达到1.3亿。

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欧洲人口数量总体上是持续缓慢地增长，唯二的两次下降：一次是200-600年，因为罗马帝国的衰败引起的，400年减少了600万人口，损失率25%；二次是1300-1400年，因为黑死病肆虐，100年减少了1700万人口，损失率不到30%。

与古代中国人口的剧烈变化相比，欧洲人口的变化比较平滑，减少得慢，增长得也慢，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增长的。

根据1941年苏联人口学家鲍里斯·乌拉尼斯的著作《战争与人口》，其数据的变化趋势上基本上与麦迪森吻合。

蓝色线条代表欧洲总人口，红色为欧洲西部，绿色为欧洲南部，橘色为欧洲东部

秦晖就对此总结道：中国人口繁荣时期增长比欧洲快，而崩溃起来更是骇人听闻……西方人口下降主要表现为瘟疫，次数比中国少，幅度也没有中国大。

我们再来看印度，数据同样来自于麦迪森的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

公元元年，3400万；200年，3900万；400年，4500万；600年，5100万；800年，6200万；1000年，7700万；进入第二个千年，人口继续持续增长，1500年，突破1亿；1800年达到1.85亿。

不断被外族入侵、很少统一的印度，其人口表现在2000年的历史中，一直是持续缓慢地增长。

我们就可以看到，封建割据的欧洲和印度，这两大古文明区，人口表现是差不多的，都是持续缓慢地增长，没有大起大落。

那么， 我们不禁要思考，欧洲和印度的历史，充满了纷争与动荡，统一从来不是它们的历史主流。按照我们的历史观，封建割据下，战争和领主剥削造成的负担，应该很沉重很痛苦，统治阶级的政治斗争频繁、血腥和野蛮，不断波及下层民众。

本应困苦不堪的他们，怎么就没有出现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剧烈损失呢？反而维持了一种缓慢增长的态势。

理论与现实的这种冲突，似乎有点刷三观啊。

战争不背锅

在我们固有的史观里，古代中国人口的周期性浩劫，是由于官僚腐败、地方势力膨胀导致中央皇权式微，国家陷入动乱，战争不断。

这是典型的皇权史观，站在皇权角度分析人口问题。通俗讲，就是皇权出问题了，战争出现，导致人口减少，所以要维护皇权稳定。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战争是不是人口剧烈下滑的主要原因。

秦汉之际，5年时间人口减少1800万，相当于每天近1万人；

两汉之际，王莽新朝后期，6年时间人口减少2800万，相当于每天1.3万人；

从隋炀帝继位到621年唐朝基本统一中原，17年时间人口减少3500万，相当于每天6千人；

安史之乱，8年就人口减少3000万人，相当于每天1万人；

元末明初，从1351年红巾军起义到1368年朱元璋攻陷北京，17年减少3000万人，相当于每天5千人；

明朝末年，在清军入关之前，16年时间减少5000万，相当于每天8.5千人；

天平天国13年，人口减少7000万，相当于每天1.5万人。

这些死亡案例都是没有外族入侵的情况下发生的。南北朝、宋末元初、清军入关，我都没有算进来。

平均每天减少人数少则5千人，多则1.5万人，这是什么概念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4年，死亡人数1500万人，平均每天1万人；抗战8年，中国死亡2000万人，平均每天7千人。

古代战争，其激烈程度和密集程度，是绝对不可能与一战和二战相提并论的；其人口基数，也与20世纪相差甚远。但古代中国（秦至清）创造的人口浩劫，在绝对数量上，已经不输于最剧烈的现代战争，在人口损失率上，已经大大超过了现代战争。

很显然，如果把古代中国的人口大幅减少，主要归因于战争，肯定不合理。

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从秦朝建立到清朝灭亡，一头一尾。从春秋时期到战国中期的商鞅变法，人口是增长的，达到了4500万，从商鞅变法到战国结束，是战争最频繁激烈的时期，人口150年仅减少500万；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人口却从1912年的4亿增加到1928年的4.7亿。

战争固然会使人口减少，但绝对不会出现古代中国（秦至清）那样的人口浩劫。

秦晖在分析了中国历史的人口浩劫后，得出结论：有充分的证据认为，那时的制度确实有某种问题。

秦晖在那篇文章里没有去展开论述是何种问题，而是戛然而止，留给了读者去思考。

脆弱的皇权体制

最大的人口灾难，不是战争，而是社会崩溃。

如果说战争是间歇性的挨个斩杀，那么社会崩溃就是持续性的批量屠杀。

古代中国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大一统专制制度，整个国家处于严密的控制之下。看起来很稳定，其实很脆弱。

在和平时代，其社会秩序要稳定得多，这是一大优势，因此能带来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古代中国的人口密度通常大于世界上其他地区；但一旦社会秩序崩溃，带来的破坏是全面而剧烈的。

宋代学者罗泌有过一段经典分析，“建封之时，一人纵失德于上，而万国之中各有政化，闻者德以兴起。郡县之世，一人失德，则波颓瓦解，而海内共惧其祸”。

封建割据，各自为政，一人失德，影响波及面较小；专制制度，一人失德，全天下都是承担者。

典型就是汉武帝，人口不过百万、军队不过30万的匈奴，怎么可能把颠峰大汉折腾到崩溃的边缘呢？战争都是在境外发生的，西汉尚处颠峰，但人口减少四五百万，仅仅关东就出现了200万流民，可谓“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很多人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的是，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奢极欲，不仅发动了26次大规模战争，很多战争是没有必要的，盲目出征，其中与匈奴的最后三次大战全输了，而且开凿大量河渠道路，大兴土木，营造宫殿，喜好巡游。他潇洒了，全国成为代价，“使百姓疲敝，起为盗”。

匈奴，与其说是汉武帝的功绩，不如说是他的遮羞布。

反倒是西汉后期，统治者学老实了，虽然与匈奴、西域和闽越的战争没有间断，比如与匈奴就进行了至少6次大战，但统治者比较控制节奏，不胡来，不乱花钱，西汉的人口噌噌上涨，50年时间就人口翻倍，达到6000万的历史高峰。

小炒在《官不聊生，在古代早就实现了，却是无敌寂寞的皇权惹的祸》论述了一个核心观点：在古代中国，皇权独享政权，不承担责任；官僚是皇权代理人，承担行政责任，但不能分享政权。这也是费孝通、吴晗在《皇权与绅权》一书表达的观点。

皇权与官僚都是权责严重失衡的，一个有权无责，一个有责无权。皇权的核心目的是控制社会从而永享政权，官僚必须讨好皇权才能分得利益降低风险。这就导致，双方在控制和汲取百姓方面是一致的。

这与封建制就很不一样，各级领主自治，享有各自领地的政权，领主不仅会应付上级的税赋摊派，还会关注领地百姓的生活状况，不会一味割韭菜，要对自己的臣民负责。

因此，在大一统专制制度，没有统治阶级为百姓说话，为百姓谋利益意味着损害皇家利益。一旦皇权开始折腾，官僚必然卖力表演，层层加码，负担全由百姓承担；一旦皇权有所收敛，官僚也会跟着收敛，宁愿懒政不作为，也不会施惠于民。

所以，百姓承受的税赋、徭役等社会负担，只增不减，区别仅仅在于增加的快或慢。

前文《中国独有的历史现象：农民起义，但地主不背这个锅》讲到农民负担总是越来越重、没有低保，也能从中找到原因。

看到这里，大家就会明白，为什么统治阶级宁愿看着国家盛极而衰、农民不断起义，也不愿意减轻农民负担。

1、皇权的统治基础是官僚而不是百姓，民生是工具而不是目的，改善民生只是为了稳固统治，因此改善到一定程度就会停止，继续改善就会威胁到用永世一系的皇权统治；

2、农民爆发起义，皇权首先想到的是镇压，而不是安抚。因为天下都是皇帝老儿的，皇权对调用全国资源镇压起义十分有信心，崇祯至死都没有怀疑过这点，只是认为“诸臣误我”，衰败的西汉也没有阻止汉武帝残酷镇压流民起义；而且安抚就会开一个坏头，引起其他地方效仿，对皇权统治不利，所以必须以儆效尤。

大一统专制制度还有一个非常大的bug，由于皇权独享政权，利出一孔，所有利益都出自于权力，因此官僚系统必然不断膨胀。而且，经济下行时，会有更多的人想当官，因为经济不景气，赚钱的风险增加，还不如躲进官僚系统拿铁饭碗靠谱。官僚越多，意味着百姓负担越重，经济就会越加不景气，就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官僚，形成恶性循环。

一旦爆发起义，皇权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调集资源镇压，维护自身“私天下”统治，社会就会走向崩溃。我们必须明白，不是农民起义决定王朝崩溃，而是政府镇压决定了王朝崩溃。

也就是说，只要皇权体制不改，皇权与官僚的权责失衡不纠正，这个崩溃的局面就不可能避免。

如果我们把社会比喻成蛋糕，社会生活是做蛋糕与分蛋糕，那么，一般发生战争，就是把蛋糕直接切走一部分，切走的这一部分可能会大于蛋糕做大的部分，但由于做蛋糕的过程还在继续或者蛋糕没有剧烈缩小，人们分得的蛋糕没有明显减少，一般不会导致人口剧烈下滑。

比如二战期间，日本举国之力参战，但1945年人口只比1940年减少100万，而且比1939年增加150万。

但如果是社会崩溃，就是蛋糕不断自动缩小，做蛋糕的过程也被中断，大家一哄而上抢蛋糕，分不到蛋糕的饿死、抢蛋糕时自相残杀致死，人口由此剧烈下滑。

比如欧洲黑死病，8年就夺走2500万人的生命，占欧洲总人口1/3。

所以，古代中国的人口浩劫，真正死于战争的只是少部分，大部分是饿死、自相残杀，还有人吃人。就如同《红楼梦》里说，大家都像乌眼鸡一样，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那种惨烈画面，简直不敢想象。

小结

秦晖说，中国的历史有辉煌的篇章，但也的确有许多血腥的页码。把中国的历史涂抹得一片漆黑，对此予以纠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倒到另一极端：因为日子稍微好过了些，就小富即狂，把历史说得花团锦簇。

在看待历史时，很多人的史观是有问题的，那就是皇权史观。明明是一介草民，非要站在皇帝视角看待历史。人口增长是皇恩浩荡，人口浩劫是皇权受阻，从而看不到历史的真相。

在看待历史时，很多人的逻辑是有问题的，那就是双标法。在评论西方体制时，总喜欢拿“制度不是万能的”来说事，但对于本国历史，却受不了别人的批评，动辄就送一顶“别有用心”的帽子。

我常说，要想看到更真实的历史，不仅需要头脑，更需要勇气。因为，那些真相，对于“我祖上阔过”这种心理脆弱的人是难以接受的。

无论怎样，中国要在现代文明中崛起，甚至希望为解决人类生存困境贡献自己的一些文明资源，就不能不辩证地看待历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