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回： 何益民擢升南港市 董適世下海董玩店

有讀者問了：為什麼中平大型贔屓出土，文保所人員一致要求董適世去現場做文物鑑定？這位被冠以“中平籍文物愛好者”的董適世又是何方人物？為何他這麼快就對那個龐大的石雕分析得頭頭是道？

原來這董適世出生於中平城裡常勝街，解放前讀過私塾，雖然解放後沒有任何文憑，但一直攻讀不綴，廣泛涉獵，曾精讀歷代中平縣誌，熟悉中平古郡的歷代文化和典籍，對中平現存的古建築及文物情況知之甚多。何益民擔任中平縣委書記之時，曾破格委任他為縣文化局局長，人稱“中平通”。後來何益民離開中平以後，董適世也辭職下海經商。與愛人金原安在中平城內新建的寧榮仿古一條街上盤下一個臨街門面，掛牌辦起“紅樓董玩店”，專意經營一些遊客喜愛的珍玩物飾。董適世一直對各種古文物頗有研究，現在屬於沒有任何官職的民間高人。董適世在贔屓出土的當天就建議，應該將那大石龜和殘碑碎塊移往附近的開元寺中空曠地帶，妥善地加以保管。這個建議很快就得到中平市政府的批准。

原來八十年代初期，何益民擔任中平縣委書記之時，他看到中平城交通發達，古建集中，地理位置優越，因此提出了打造全國歷史文化名城、旅遊興縣、帶動“三產”的發展策略。他多次找中原省委，詳細匯報中平的歷史文化和發展思路，得到了理解與支持，省直有關部門隨後向中平撥出古建築修繕專用款一百多萬元。一百多萬元在八十年初可是一個大數目。何益民慧眼識人，任命中平城裡稟性剛直、一身正氣、會武能文的“中平通”董適世管理這筆巨款，對中平城內開元寺里搖搖欲墜的古建築進行了落架大修，包括翻新、粉刷、和彩繪，還建了停車場，將一座原本破爛將頹的千年古剎修葺一新，成了中原省一個有名的旅遊景區。那開元寺中軸線上原有一個巨大主建築大悲閣。閣高33米，面闊七間，進深五間，為五重檐三層樓閣。閣內有樓梯直達頂層，既可憑欄縱觀中平古城的迤邐風光，又可遠眺城外無羈河的浩蕩水流。歷代文人墨客登臨此閣，吟詩做賦，留下了許多美好詩文。閣裡面供奉一尊高大的銅鑄大菩薩，正式名稱“大悲菩薩”，高近二十米，立於兩米多高的須彌台上，是中國保存最好、最高的銅鑄菩薩像。那大悲菩薩因其周身有42手臂，各臂分持日月、淨瓶、寶塔、金剛、寶劍等，所以在中平民間俗稱之謂“千手千眼觀音”。菩薩像比例均勻，神態自若，衣紋流暢，線條細膩。因其多臂，中平人便和“多子”聯繫起來，經董適世翻新彩繪之後，煥然一新，逐漸被中平民間當作送子觀音供奉。

當時文革結束不久，修繕佛家寺院搞旅遊，在中原各省區還是一個新鮮事物，於是各地遊客都紛紛慕名前來遊覽，中平的旅遊業逐漸發展起來。嘗到甜頭之後，何益民又聽說中央電視台要籌拍大型電視連續劇《紅樓夢》，正在尋找地方政府共建“榮國府”臨時外景基地。何益民想到，如果能將“榮國府”建成永久性仿古建築，隨着《紅樓夢》的播出，中平的旅遊業必將如虎添翼。於是他利用自己在北京的人脈關係，派人與中央電視台取得聯繫，最終和電視台達成協意，由中平政府無償提供場地，中央電視台和多方籌措資金，在中平城裡建設仿古建築群“榮國府”。結果“榮國府”景區尚未竣工，中央一紙調令，將在中平紮實能幹、政績突出、口碑甚好的中平縣委書記何益民，擢升到南方沿海一個經濟特區南港市去當副市長了。

何益民走後，中平城裡歷時一年多，耗資三百多萬元、總建築面積近四萬平方米的“榮國府”景區終於順利竣工。榮國府剛剛落成之時，隨着電視劇《紅樓夢》的全國熱播，中平旅遊業的確紅火過好幾年。一時，那不足200米長的寧榮仿古街上摩肩擦踵，中平市在全國的知名度也大大提高。當年有上百萬人次前來參觀遊覽那被曹雪芹用春秋筆法形容為“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的“榮國府”。開業一年，“榮國府”單門票收入就收回過半投資，全市旅遊收入過千萬元。此時董適世乘機下海，利用自己擔任文化局長以來，對各種文化藝術的獨特理解，在寧榮一條街上開辦紅樓董玩店。雇了一個精明能幹的夥計張璽才，專賣和《紅樓夢》相關的金鎖玉石麒麟瓔珞之類的飾品給遊客。一些普通的金屬玉石，經過董老闆親自精雕細鏤，鏨刻琢磨，個個都成了寶物，一時利潤十分豐厚。別的不說，當時烏佑村的小伙子姜春生和未婚妻夏永麗遊覽“榮國府”後逛寧榮一條街，便在“紅樓董玩店”的夥計張璽才的忽悠之下，用九十九元買了一副“長命金鎖”和“通靈寶玉”。雖然春生明知這些所謂“紅樓文物”都是假貨，但看到未婚妻喜歡，便覺得這些冤枉錢花得值，權當西方人花巨款買一套訂婚戒指罷了。當然，比起後來全國各地流行的五花八門的手段高超但毫無廉恥的哄騙欺詐，八十年代的那些明買明賣，伸着脖子明挨一下宰，圖個吉利，也算是小巫見大巫了。

但是，當何益民的繼任、中平市委書記馬福田再沿着這條思路，在鬧市區建仿古建築興旅遊這一招就漸漸不靈了。一是從旅遊項目成本上說，中平城內閒置土地越來越少，建仿古莊園的拆遷費用每年成倍增加；二是從客源收入上說，隨着改革開放的繼續深入，全國各地各種仿古旅遊項目越來越多，而遊客們卻漸漸膩煩了這種對虛假的人文景觀進行商業再包裝的旅遊方式，開始崇尚那些真實自然的文化名勝旅遊，哪怕路再遠，花錢更多。在電視劇《紅樓夢》全國熱播的那幾年，外地人來中平，大都是衝着游“榮國府”來的。被人介紹才聽說中平城裡還有個開元寺也值得一游。等到游了千年古剎之開元寺，再比那去歲仿造的“榮國府”，便覺得還是那唐代開元寺更有歷朝歷代遺留下來的文化底蘊，更兼那全國之最菩薩的高大雄偉氣勢。所以“榮國府”雖然一時繁盛，很快收回了投資，一時還被吹人捧為全國旅遊業發展的“中平模式”；但時間久了，那“金門玉戶神仙府，桂殿蘭宮妃子家”的“榮國府”便像那《紅樓夢》中真正賈府一樣，未免由盛轉衰，逐漸地門前冷落起來。更不要說中平市後來上的各項仿古建築，有的甚至還沒有建成，便沒了後續資金，只能停工爛尾，改弦更張。那後繼的馬福田書記一開始也很有氣魄，以市政府的名義借了許多錢，繼續“中平模式”，趁電視劇《西遊記》的播放，修建西遊記一宮二宮。但這時候，全國竟有十多個西遊記宮同時在建，誰也形不成全國性的轟動效應了。遊客少，投資就很難收回，貸款還不了，沒了法。更兼此時又發生了那次著名的學生民主運動和北京戒嚴鎮壓事件。一時全國各單位大會小會不斷，“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全盤西化”的中央文件像雪片一樣散發。在這種政治氣候風向不定的情況下，馬福田只得又重提中平市以農業為本的口號，漸漸畏手畏腳，思想又傳統保守起來。以至於何益民後來以中央領導的身份到中平考察，不無痛心地說：“中平還是老樣子!”當然此是後話。

但是，何益民升官到南港以後，才發現做為經濟特區的南港市，與中原省的中平是如此不同。原來南港市這裡天高皇帝遠，人們的思想自來就很少受中央政策的干擾，民風更加開明務實。南港市背山面海，和北京的交通通訊不便，但漂洋出海地謀生卻很方便，海外消息頗為靈通。這裡很早就是有名的僑鄉，自清代起，就有青壯年下南洋謀生的傳統，南港哪村哪鎮哪家哪戶沒有幾個海外謀生的親戚朋友？文革時期的中平，如果哪家有海外親戚，沒有裡通外國的罪名和各種資本主義內應的大帽子等着，也至少在“革命群眾”中間抬不起頭。而在南港，各級共產黨幹部在海外擁有親屬的比比皆是。有外面的資本主義花花世界比着，各級政府官員的思想在任何時候也不大可能極左。因此，南港雖然也和中平一樣的地狹人稠，人均耕地甚至更加嚴重不足，但是這裡即使在六零年那樣的大饑荒年代，也很少有人餓死。除了僑匯一向是本市重要的收入來源，向外逃離和偷渡多餘的人口和向內私運稀缺的水貨兩件事，這裡的人們向來當作正經營生來做，即使文革時期也沒有完全停止。

八十年代初期，一向閉關鎖國的中國，被鄧小平突然宣布向外敞開國門，聰明的南港人便抓住了這種在他們看來是千載難逢的機遇。那時候，遠從北京，近至江南，來自全國各地四面八方的人都奔涌南港市，托關係找門路買進口日曆、手錶、收錄機等水貨。一時間走私活動越來越猖獗。南港經濟特區興辦之初，中央號召一些人和地區先富起來，但卻沒有任何資金可以提供，只有進出口退稅的優惠政策。於是南港人不失時機地興起一種叫做兩頭在外“來料加工”的新型貿易。那時的中國，拜十年文革斗資批修所賜，各種物資普遍缺乏。人們尤其對文革時期那種單調、缺乏色彩和款式的服裝早已膩味，對新潮服裝的追求出奇強烈。而南港市當時已成為領導大陸服裝新潮流的首選地，號稱“小香港”。全國各地做服裝生意的，沒有不到南港批貨的。彈丸之地的南港市與附近的各沿海市縣，雨後春筍般叢生出成千上萬家的家族作坊和鄉鎮企業，商品經濟的大潮奔騰而來。不少企業以服裝加工業為幌子，干一些倒賣進口布料來料加工的勾當，這種被海關行話稱之為“飛料”的走私現象一時在南港頗為盛行。不少詭計多端的私企老闆在布料進口時以多報少，服裝成品出口時則以少報多，兩頭賺，少報的布料或製成服裝，或直接成匹的拿到市場高價賣掉。至於對付海關的核銷，則是以劣報優，虛虛實實，有時乾脆以整箱的稻草夾雜碎石甚至垃圾，以此矇混過關，代替出口的返銷成品。有時自己在《來料加工手冊》上加蓋偽造的“海關驗訖章”，然後易地過關核銷。混淆黑白，坑蒙拐騙，大撈特撈，財源滾滾。

當何益民到達南港市時，特區市面上已經出現許多這樣因為“天上掉下大餡餅”而形成的金元暴發戶們，這些人成天價吃香喝辣，說話山吹，腋下夾着鼓鼓的錢包，蓋別墅，攬小姐，包二奶，勾結官員，投機倒把，無所不為。每當何益民看到這些人物，便感慨中平人忠厚樸實的一面。想起自己剛在中平縣推行包產到戶之時，上級撥發的農業專項款，不要一分錢的利息，用來號召一些個體戶貸款買聯合收割機“康拜因”發家致富，但經歷過各種各樣割資本主義尾巴運動的公社社員，害怕文革重來，竟然沒有人敢去貸那無息的款。以致於何益民在中平縣的生產號召大會上，曾不得不一次次地強調，“如今形勢變了，黨的政策也變了，鄉親們請放心，文革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通過正當手段發家致富光榮!”當時頗有一些中平老幹部牴觸包產到戶，其中一個他印象最深的是石墟公社的幹事金懷堂，他當時陰陽怪氣地諷刺說道：“好嗎！先分地、後散隊，一步一步往後退，最後退到舊社會。”何益民怕中平改革開放的局面打不開，就領着這些思想極“左”的幹部到深圳東莞等地考察，意思是你們還在那裡公有制私有制、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地爭論不休，也不看看人家香港附近的深圳特區一日千里地發展情況。誰知考察一番以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雖然大部分領導幹部開始明白過來，暗暗起了自己也必須抓緊時機悶聲發大財的念頭；但另外幾個頑固不化的中平老黨員老幹部，看到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深圳東莞，回來不無激動地說，“真是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怪不得毛主席生前說鄧小平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派！”當時何益民還覺得這話可笑可嘆，真是越窮越“左”！但現在，反觀南港市經濟特區的發展形勢，這裡還真是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只要有錢來，笑貧不笑娼，可不是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批判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並沒有任何區別！而且，何益民很快又發現，南港市的一二把手，都對此種官商勾結的腐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將一些明顯的封建糟粕，也當作新興的改開事物來宣傳，誰也不肯破壞南港市難得的一日千里的經濟發展形勢。尤其是那個市長，大會上冠冕堂皇，一臉正氣，但經常在私底下和大大小小的官官腦腦說一些什麼“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友”，“現在主要是發展經濟，等經濟發展了，南港成了香港，貪污腐敗問題自然解決”之類。甚至還說，“請客吃飯和適當的腐敗是改革開放的潤滑劑嗎！”

在這種情況下，何益民當然明白，自己在南港市，充其量只能是一個打雜的下屬而已。因為大夥都知道，中國的官場，自古以來官大一級壓死人。所以有些見解和思路既然不能明說，有些疑惑和問題還不能明問。而且，財大氣粗的南港人官本位並不重，縣官不如現管，沒有現成的發財路，即使你有北京的大背景也不瞧你。這種情況下，何益民乾脆把自己的心態，掩飾得像那劉備進許都，在“眾曹操們”的手底下，韜光養晦，八面玲瓏，得過且過。不論什麼人說了什麼話惹惱他，何益民總是臉上帶著微笑，喜怒不形於色。因此何益民當南港副市長兩年，任內沒有什麼“政績”，名聲不佳，潔身自好又顯得頗不合群，兩年以後市人大等額選舉，竟沒通過續任所需要的50%選票。何益民年紀輕輕，一看如果再這樣韜光養晦下去，自己的仕途就要就此就地玩完，心裡才暗暗地着急起來。於是看準一個機會，向省長主動請纓，提出把自己調去本省里最窮最落後的南山市當一把手。在何益民心中，由於自身在文革中的挨斗和被迫下鄉的經歷，自然討厭文革極左；但來南港兩年，對特區裡的那些先富們的嘴臉也十分不感冒了，感覺他們這樣搞灰色經濟悶聲發大財遲早要出事。

果然，在何益民從南港市主動撤離後，不過幾年，便有一個原籍南港、名叫鄺范思的香港商人，在南港市製造了一個轟動全國的走私大案。那案件涉案金額之大，時間之長，官員之多，案情之複雜，觸目驚心。案件造成官場大地震，大地震引發海嘯，幾乎將南港市所有的官員都清洗了一遍。各級官員光被判刑的就多達百人以上，涉案被免而仕途中斷者更是數以千計。那鄺范思原本南港郊縣農民，連小學都沒有畢業，但他很注意揣摩某些領導幹部的愛好。只要領導有“愛好”，他就千方百計投其所好。愛財，他可以一次將數十萬、上百萬元的鈔票奉上；愛色，他可以親點處女、美女送至身邊；愛權，他則為之四處活動、政治造勢。因為走私的便利與暴利，鄺范思在南港工業區建起了一個專門用金錢和紅粉腐蝕官員的招待所，用來招待和走私利益相關的官方、軍方、武警、海關、甚至中央的一些高官。那座七層樓的招待所外表一般，外面塗成紅色，號稱“紅樓”；裡面卻極其豪華，功能齊全，有舞廳、卡拉OK廳、美食院、桑拿浴和足浴廳，還有五套超級豪華的鴛鴦房，和一大群從各地高校招聘來的大學生美女。當受賄官員和這些雇來的大學生美女鴛鴦浴或在床上幹事時，鄺范思的手下便用針孔錄像機秘密地錄下一幕幕的淫穢鏡頭，留下日後要挾走私的證據，同時也想為自己留些後路。這是鄺范思為了牢牢地把這些官員控制在自己手中的“交友術”。當時南港海關關長好色，鄺范思就在“紅樓”里專門為他留了房間，又從外面高薪請來絕色美女，和那個風流的關長陪吃陪喝陪唱陪睡。當時南港市有民謠曰：關長來了怎麼辦？烏龜王八鍋里涮；涮完之後怎麼辦？卡拉OK唱一唱；唱完之後怎麼辦？桑拿房裡按一按；按出情緒怎麼辦？拉個美女干一干；幹完之後怎麼辦？老鄺說咋辦咱咋辦。

不管某些共黨官員如何腐化墮落，而何益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在南港市經過兩年的反思，他還是像以前一樣，寧願到一個別人都不願意去的地方去當一把手，好展開手腳去幫扶那些更貧窮落後地區的人民。這行動和他主動要求從北京下放到中平縣時差不多。為了這點理想，當時他不惜和年輕漂亮的新婚妻子離了婚，因為新婚妻子要求何益民同她一起移民去西方的發達國家去生活。當然，我們也可以犬儒地說，何益民有寧為雞頭不為牛後的官癮。這當然也並不為錯。